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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0 10: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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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鹏飞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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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

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试读:

总序

河南大学经济学科自1927年诞生以来,至今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一代一代的经济学人在此耕耘、收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章龙、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等都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留学日本的著名老一辈《资本论》研究专家周守正教授从香港辗转来到河南大学,成为新中国河南大学经济学科发展的奠基人。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周先生率先在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河南大学于1981年首批获得该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1979年,河南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门的《资本论》研究室。1985年以后,河南大学又组建了河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所,恢复和组建了财经系、经济系、贸易系和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学院。目前,该学院已发展成为拥有经济、贸易、财政、金融、保险、统计6个本科专业,理论、应用、统计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20多个二级学科硕士、博士点,3300余名本、硕、博等各类全日制在校生以及130余名教职员工的教学研究机构。30多年来,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出站人员,并且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培训了大批专门人才。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服务于大学、企业、政府等各种机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繁荣做出了或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也不乏造诣颇深的经济学家。

在培养和输出大量人才的同时,河南大学经济学科自身也造就了一支日益成熟的学术队伍。近年来,一批50岁左右的学者凭借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厚的知识积累已进入著述的高峰期;一批40岁左右的学者以其良好的现代经济学素养开始脱颖而出,显现领导学术潮流的志向和实力;更有一大批30岁左右受过系统经济学教育的年轻人正蓄势待发,不少已崭露头角,初步展现了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的巨大潜力和光辉未来。

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组织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始自世纪交替之际。2000年前后,时任经济学院院长的许兴亚教授曾主持编辑出版了数十本学术专著,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对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展示河南大学经济学科各层次、各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更为了使这些成果与更多的读者见面,以便有机会得到读者尤其是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促进河南大学经济学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决定出版“河南大学经济学学术文库”。根据初步拟订的计划,该丛书将分年度连续出版,每年选择若干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的精品著述资助出版。根据需要,也可在丛书中选入少量客座教授或短期研究人员的相关论著。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任领导及负责该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位编辑,是他们对经济学学术事业的满腔热情和高效率的工作,使本套丛书的出版计划得以尽快达成并付诸实施;感谢前后具体负责组织本丛书著作遴选和出版联络工作的刘东勋博士、高保中博士,他们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不辞劳苦的工作回报了大家对他们的信任。

分年度出版经济学学术文库系列丛书,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如何公平和科学地选择著述品种,从而保证著述的质量,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此外,由于选编机制的不完善和作者水平的限制,选入丛书的著述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恳请广大读者及同行专家批评指正。耿明斋2013年6月

摘要

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认为,在低收入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环境污染,而在高收入国家则会导致环境污染水平降低,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但是倒“U”形曲线的转折点并不会自动发生,而是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环境治理行为,因此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是推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快速转折的重要途径。基于经典的庇古税法则,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距,但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多方面的,如对居民健康的损害、对可持续增长的威胁、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等。已有研究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充分关注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正如Zivin等(2012)的观点,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供给的前提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书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建立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模型,从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发展现状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并讨论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区域经济赶超的效应。

首先,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活动副产品的观点,本书利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将环境污染内生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且通过环境污染影响厂商生产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害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等两个渠道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其次,从环境污染对厂商成本的影响来看,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直接的,包括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部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均表示环境污染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尽管替代效应依然为正,但是收入效应则表示环境污染将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环境污染损害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间接的,包括健康成本效应和健康配置效应,其中健康成本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明显为正,而健康配置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负,在经济发达地区则为正。最后,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会因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污染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书构建了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模型,并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事实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粗劳动生产率指标,其并不能区分资本、技术等其他投入对产出的贡献。所以本书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利用距离函数来建立生产分析框架,然后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求解劳动生产率,并将效率损失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计算过程中,从而能够得到净的劳动生产率的测度。最后,从实证结果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环境污染对当期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基于三种环境污染物的计量结果是稳健的。第二,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短期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长期影响则显著为负。第三,为了进一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区间效应,运用Hansen(1999)发展而来的门槛面板模型的结果发现: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随着环境污染规模的扩大而扩大;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影响较弱,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将会扩大;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增强呈现出典型的倒“U”形关系。

在获得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的基础上,本书考察了环境污染作为外部因素对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影响。结合Barro等(1992)和Capozza等(2002)的观点构建了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模型,利用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β绝对收敛,但是在2000年之前收敛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东部地区领先背景下的有限收敛,而在2000年之后收敛特征才得以稳定;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平均水平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是较低的;当地区放松环境管制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将会降低,并且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也将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即环境规制强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第一章绪论第一节 问题性质(一)环境污染情况备受关注

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来自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的《世界经济千[1]年史》中的数据表明世界经济总量从1820年的6944亿国际元增长[2]到1998年的337260亿国际元,并且人均GDP也增长了7.5倍。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同时,自然环境却逐渐陷入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Carson,1962):来自IPCC(2002)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从18世纪中叶的270ppm增长到现在的368ppm,甲烷浓度也从700ppm左右增长到1750ppm,这些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并引起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自然灾害频发等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因而,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学原理》中认为如果人口得不到有效的抑制,那么自然界提供的粮食产量将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到崩溃的境地;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等人提出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为人类社会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即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会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且会使人类社会遭受自然的强烈报复(Meadows et al.,1972);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在分析特定的制度变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中发现环境污染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并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在《斯特恩报告》中,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指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那么温室效应将会严重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面前,人类愈发认识到环境规制的重要性,然而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并未得到一致共识,环境规制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二)环境规制问题扑朔迷离

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污染物的排放会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是EKC的转折点并不会自动到来(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因此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路径。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环境污染引致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并且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应该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较大的冲击。

从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环境规制政策的引入会明显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Dension,1981;Gray,1987);另一方面,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对被规制企业产生有效的激励,促进其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技术水平来增强竞争力,因此能够减弱环境规制给被规制企业带来的“额外成本”,并进一步提高其生产率(Porter et al.,1991,1995)。从环境规制对收入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环境税的征收推升的生产成本会导致商品价格提高,降低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导致劳动供给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环境税的征收可以用来降低所得税水平,从而抵消商品价格上涨对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Tullock,1967;Bovenberg and Nooij,1994,1997)。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改善地区的环境质量,但是会迫使部分污染型产业转移,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尽管会使地区陷入“污染避难所”(Lenord,1984),但是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则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问题是扑朔迷离的:Pigou(1928)认为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的负外部性,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条件下,最优的环境税应该等于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即“庇古税”);基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假说,Tullock(1967)、Kneese和Bower(1968)等则认为由于环境税具备双重红利,因此环境税水平应该高于庇古税;而Bovenberg和Mooij(1994)则认为环境税会产生扭曲效应,因此最优的环境税应该低于庇古税;后续的研究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假说和“税收扭曲”效应出发进一步讨论了最优环境税的制定,但是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Greiner and Hanusch,1998;Fullerton and Kim,2006;司言武,2008)。

已有的研究通过对环境污染与企业创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居民收入,和环境污染与劳动供给等角度出发来探讨最优环境规制措施的制定,然而正如Graff Zivin和Neidell(2012)所说的,“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供给的条件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已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Graff Zivin and Neidell,2012;杨俊、盛鹏飞,2012)。因此,深入分析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将有助于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三)中国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其中国[3]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2881.6亿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8%。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来自技术提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ouis(2009)的估算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年到1994年间的46.9%降低到2005年到2009年间的31.8%,并且其预计2010~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将会进一步降低到28.0%,而资本劳动比的贡献在三个时期分别为45.3%、64.7%和65.9%。单纯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并不能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蔡昉,2013),健康、教育、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也逐年增[4]加: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能源自给率在1992年首次降低到100%以下,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并且其能源自给率从1992年到2010年逐年下降,到2010年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仅为91.4%,并且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在2010年已经超[5]过52.6%;来自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中心的《全球碳计划 2012》的成果显示中国2011年的碳排放量为99.68亿吨,占全球碳排放的28%,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来自《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的结果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空气质量标准,并[6]且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的日益严峻也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来自《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9》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成本合计为13916.2亿元,占当年GDP的3.8%;《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指出到2020年在中国城市地区约有60万人会因为环境污染而过早死亡,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和550万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环境污染对中国居民的健康造成的损失将会占其GDP的13%。

在资源压力、环境压力和增长压力等面前,中国必须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式发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蔡昉,2013)。最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正确处理好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关键环节。第二节 概念界定(一)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也即单位时间内劳动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商品)的数量。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产业的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并能够反映地区内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是指反映生产单元在单位时间内利用劳动所能获得的最大产出的能力的增长,或者在产出约束下最小化劳动投入的能力的提高,其能够进一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水平的变化。

劳动生产率按照其指标构造的不同可以分为实物型劳动生产率、价值型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其中实物型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价值型劳动生产率则是单位时间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与劳动投入成本的比值;比较劳动生产率则是指一个部门或者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与该部门或者产业内就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的比值。三种劳动生产率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衡量单位劳动的生产结果,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价格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劳动生产率的评价结果也是不同的。如在张金昌(2002)的研究中,采用实物型劳动生产率的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采用价值型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高于日本、美国等,当然这主要是受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而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反映了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起飞阶段时,其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会明显小于1,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而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会又趋近于1,从而存在较强的时间变化。

按照指标的经济属性,劳动生产率可以分为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其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指针对一个经营周期的经营成果,每一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之和,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则是指每增加或者减少一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总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的平均生产能力,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则从资源配置角度反映了劳动资源的配置是否合适,当一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时,说明该部门内存在劳动投入冗余,降低劳动投入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现有研究中的劳动生产率主要是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地区劳动[7]就业数进行比较来表示:其一种计算方法是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地区劳动就业数量的比值来表示劳动生产率;另一种则是利用距离函数法,用固定劳动投入条件下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值与潜在值的距离之比或者固定产出条件下实际劳动投入量与最低劳动投入量的距离之比来表示(涂正革、肖耿,2006;杨文举、张亚云,2010)。然而,正如Graff Zivin(2012)所说的,这种劳动生产率指标并不能将劳动要素与其他投入要素如资本和技术等区分开,并不能得到一个净的劳动生产率(Net Measures of Worker Productivity)。当然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涉及一个价值创造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认为价值只能由劳动来创造,而资本只是将其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产品或劳务中,并不能产生增值,从而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测度是合适的,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并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只有在和资本、土地等相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因此价值是“三位一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测算需要将资本、土地等其他投入要素的影响剥离之后才能获得净的劳动生产率,也才能更为准确地表述劳动的生产能力。

综上所述,结合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特点,本书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净的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来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即在劳动生产率指标测算过程中剔除掉资本、技术等因素对产出的贡献。(二)健康人力资本

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World Bank,1993),这说明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紧密相关的。美国经济学家Fisher在1909年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认为健康是一种财富,并且其估算美国的健康财富存量在1900年为25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资本;Schultz(1961)将健康视为和教育一样是人力资本的两大组成部分,是形成生产力的基础;Mushkin(1962)正式提出了健康人力资本的概念;Baumol(1967)认为尽管健康能够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并且也可增加个人的效用水平,但是通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的健康资本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Fogel(1994a,1994b)的研究表明1780~1979年的200年间,个人健康水平的提高能够解释英国人均收入增长率的50%左右,从而拒绝了Baumol(1967)的结论,也即健康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其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显著的影响。最后,已有研究发现健康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短期的影响,而且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健康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品,即健康人力资本。

对于健康人力资本。Fisher(1909)在美国《国家健康报告》中认为健康财富主要包括因为早亡而导致未来收益减少的净现值,因为疾病而导致的居民工作时间损失和为恢复健康而花费的医疗费用的总和。Schultz(1990)则将健康人力资本定义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其通过有效的健康服务如医疗保健等可以恢复和积累。Fogel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食品消耗和影响健康的角度来定义健康人力资本,其认为食品供给的保障可以有效缓解饥荒危机,从而降低居民死亡率,维持人口的持续增长(Richardson,1984;Fogel,1992);同时食品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提高可以避免个人遭受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产生的疾病,并能够增加个人参与劳动的时间(Fogel,1991;Fogel and Flout,1994);最后食品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人类的体魄和身体结构,从而增强人类的抗病能力,提高个人从事劳动的强度(Fogel,1994a,1994b)。最后,已有研究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定义有所差异,但是都认为健康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居民健康水平状况,并可以通过有效的健康服务来恢复和积累。

对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度量。Thomas 和 Strauss(1997)、Glick和Sahn(1998)等利用身高、体重指数、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量等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分别估算了其对巴西城市劳动者收入和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劳动力工资的影响;Schultz和Tansel(1997)则利用疾病和伤残天数作为健康人力资本分析了其对科特迪瓦和加纳两国居民收入的影响;Gannon和Nolan(2003)以身患慢性疾病、残疾和完全或部分生活不能自理为健康人力资本分析了爱尔兰国家的劳动参与情况;Chakraborty(2004)、Bunzel和Qiao(2005)用死亡率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弟海等(2008)以人均床位数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并分析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黄潇(2012)则利用生活质量指数(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并讨论了中国的健康不平等现状。最后,由于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包括居民先天的遗传因素、健康服务状况、收入水平、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已有研究并没有就健康人力资本的测算达成一致,而主要是通过疾病、健康服务等来侧面反映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状况。(三)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在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向自然环境中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其自净能力时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一方面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Chung et al.,1997),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投入品(D’ Arge,1972)。因此,已有研究将环境污染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之内,并认为环境污染具有以下属性:①环境污染是弱可处理的(Weak Disposable),也即环境污染的降低是需要一定成本的;②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零结合性(Null Jointness),即在没有环境污染产生的情况下,人类也得不到足够的经济产出,Fare等(2006)将其形象地描述为“没有不冒烟的火”;③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方向性(Directional),Chung等(1997)构建了联合生产函数将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与期望产出(Desirable Output)同时包括在内,并认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经济活动可以实现期望产出的增加和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8]的降低,从而促使经济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按环境要素来分,其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按环境污染物来源分,其包括物理污染、化学污染、生物污染、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等;按人类活动来分则包括工业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等。因此采用合理的指标来反映环境污染程度是关系研究结果准确性的关键,而在当前研究中主要采用两类污染指标来反映污染程度。其一是单一污染指标,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等。单一污染指标选取的合理性主要依赖于所选择指标与所做研究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性是否紧密,如Hanna和Oliva(2011)在分析环境污染对劳动供给的研究[9]中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Graffzivin和Neidell(2012)在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则采用臭氧浓度作为环境污染指标,而杨俊、盛鹏飞(2012)在分析环境污染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也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其二则是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由于不满意采用单一环境污染指标对研究结果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研究开始尝试构造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如William Rees等(1992)通过估算维持人类活动的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与净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空间面积,并与给定的人口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来构建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指标,然后以其来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破坏的程度。然而,由于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的构造方式并不能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因而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在已有研究中的应用并不多见,本书则采用多种单一性的环境污染指标来构建环境污染评价体系,以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四)收敛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偏好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是否会缩小,也即收敛的存在性吸引了较多的研究。已有的关于收敛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收敛是由Barro(1984,1991)、Delong(1988)、Barro和Slal-I-Martin(1992)等提出的β收敛,其认为如果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富国,那么穷国倾向于追上富国,也即存在收敛性(如式1-1)。当经济体的增长率与经济收入水平和其稳态之间的差距呈正相关时,称该收敛为条件收敛,而当穷国倾向于比富国经济增长率更高时,则称收敛为绝对收敛。βln(y/y)=a-(1-e)ln(y)+u      (1-1)iti,t-1iti,t-1it

其中y为人均产出水平,下表i为地区或者国家,t为时间。

第二类收敛则是由Easterlin(1960)、Barro(1984)和Baumol(1986)等提出的α收敛,其认为当期初不同国家之间的离差水平大于(小于)稳态时,离差水平将会下降(上升),也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收敛现象。然而在存在β收敛时,其并不意味着离差水平将会下降,也即β收敛是α收敛的充分非必要条件。2-222βσ=eσ+σ      (1-2)tt-1vt2

其中σ为t时期所有地区或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方差。t第三节 体系结构

本书从中国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现状出发,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构建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模型,然后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等计量分析模型来分析环境污染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书结构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从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身出发,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这一现实问题来阐述本书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对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简单介绍了本书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第二章为主要理论和文献综述。首先从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环境经济理论等三方面来阐述本书的理论基础,然后从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环境污染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和环境污染对劳动供给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等三个角度来梳理已有相关文献,为本书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文献支持。

第三章在内生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结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来构建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模型。首先从环境污染影响厂商成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然而由于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渠道是多方面的,而健康人力资本是连接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的又一重要桥梁,因此从环境污染损害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来进一步讨论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间接影响。

第四章有鉴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如劳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度量地区劳动生产率时存在偏颇,因此利用距离函数构建生产分析框架,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基础上从边际的角度建立劳动生产率指标,并利用中国1990~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第五章从二氧化硫污染、氮氧化物污染和二氧化碳污染等三个方面描述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现状。由于官方统计数据的缺失,本书分别按照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等采用的测度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的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并与已有文献进行比较以保证补充数据的有效性。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于2005年发布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本书对中国30个省际单元在1995~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度。

第六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来构建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模型,最后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等来实证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以及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区间效应。

第七章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省际差距出发,运用Barro等(1992)的收敛模型来探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省际收敛性及在不同时期收敛性的变化。然后,结合Capozza等(2002)的模型来构建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区域收敛性的实证模型,并利用Hansen(1999)发展而来的门槛面板模型来探讨在不同环境污染水平和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下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省际收敛性是否会发生变化。

第八章对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针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环境规制的省际公平问题和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等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然后对本书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的逻辑结构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逻辑结构第四节 主要观点

已有研究关注了环境污染对劳动供给的影响(Greestone,2002;Morgenstern等,2002;陈媛媛,2010;Hanna and Oliva,2015;Yang等,2013),然而关于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多见。然而,正如Zivin和Neidell(2012)所说,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供给的前提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要的影响。本书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局部均衡模型来讨论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事实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经济转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本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1)不同于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发展副产品的传统观点,本书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和人力资本理论来构建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模型,并从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等两个方面来考察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影响。首先,从环境污染影响厂商成本信息的角度出发,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直接的,并且可以分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均表示环境污染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尽管替代效应依然为正,但是收入效应则表示环境污染将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从环境污染损害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间接的,并且可以分为健康成本效应和健康配置效应,其中健康成本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明显为正,而健康配置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负,在经济发达地区则为正。最后,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10](2)有鉴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如劳均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粗生产率指标,不能区分其他要素投入对产出的贡献,本书利用距离函数建立生产分析框架,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构建边际角度上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来进行实证研究。基于边际角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对当期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运用三种环境污染物的计量结果是稳健的;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计量结果进一步显示环境污染的短期波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影响显著为负;利用门槛面板模型,本书讨论了在不同环境污染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下,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区间效应,研究发现,随着环境污染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逐渐加强;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影响将会增强;在环境规制较为宽松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随着环境规制愈加严厉,环境污染的负效应也将增强。(3)已有关于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研究较多,但是对影响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外部因素考虑得较少,本书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Barro等(1992)和Capozza等(2002)的观点构建了环境污染影响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模型,从而能够对地区制定兼顾环境治理和经济赶超等双重目标的政策措施提供有力的实证依据。研究发现:中国省际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β绝对收敛,但是在2000年之前收敛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东部地区领先背景下的有限收敛,而在2000年之后收敛特征才得以稳定;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省际差距对劳动生产率收敛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平均水平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较低,而只有在环境污染水平与平均水平的差距较小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才是最佳的。当地区放松环境管制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将会降低,并且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也将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即环境规制强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1] 国际元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对不同国家的货币进行转换。[2] 世界经济总量用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s,GDP)衡量,参考价格为1990年价格。[3]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内生产总值以当年价格计算,后文中若无特殊说明,则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4] 能源自给率=能源生产总量/能源消费总量。[5] 《全球碳计划2012》是由世界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发布,并在《自然》杂志的《自然·气候变化》专刊上发表的研究报告。[6] 报告中显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分别是太原、米兰(意大利)、北京、乌鲁木齐、墨西哥城(墨西哥)、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德黑兰(伊朗)。[7] 同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用企业的销售额、利润等与企业内职工人数之比来表示。[8] 基于此,Chung等(1997)提出了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9]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2006),二氧化硫、臭氧、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氮是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污染物。[10] 劳均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与总就业人员数的比值,在已有研究中普遍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指标。第二章研究基础第一节 基础理论(一)内生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经济增长理论也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不同阶段。在古典经济学中,Smith(1776)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Malthus(1978)则认为由于居民收入水平超过均衡水平时会出现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上升的状况,从而长期来看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将处于一个静态的均衡水平,并不会出现长期的经济增长;Richardo(1817)认为由于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因此长期的经济增长将是不存在的。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Schumpter(1934)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外生因素[1]决定的,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摒弃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应用,主要包括引进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和企业的新组织等;Harrod(1939)和Domar(1946)则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不同于Harrod-Domar模型,Swan(1956)和Solow(1956)认为生产要素是可以充分替代的,并基于此来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在缺乏技术进步时,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将是不存在的,也即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将Ramesy(1928)提出的代际交叠思路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内生了[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率,但是在满足稻田条件(Inada,1964)的前提下,Ramesy-Cass-Koopmans模型依然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长期的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Arrow(1962)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系统内部的内生变量,提出了“干中学”模型,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也即当不存在人口增长时,技术进步也将停止不前,从而也得不到长期经济增长的证据。至此,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源头,并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种种弊端已经愈发凸显,因此Romer(1986)、Lucas(1988)和Rebelo(1991)通过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化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来寻找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Arrow(1962)提出的“干中学”模型的基础上,Romer(1986)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来克服“干中学”模型的不足,并提出了Arrow-Romer模型。Arrow-Romer模型认为技术或知识是厂商进行物质资本投资的副产品,并且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因此一个厂商积累的技术或知识并不仅仅服务于自身的生产活动,而且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技术或知识的生产是非帕累托最优的,因此Romer(1986)进一步指出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必须有相应的补贴、管制等措施来解决外部性问题。

不同于Romer(1986)的观点,Lucas(1988)则从Uzawa(1965)的思路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ucas(1988)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也是技术进步的来源,但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效果会受到劳动者个人选择的影响,而制度安排会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并影响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因此不同制度安排下的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Romer(1986)和Lucas(1988)都强调外部性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认为技术进步是物质资本投资或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副产品,然而它们仅仅是避免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从而并不能对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有效的依据。Romer(1990)、Aghion和Howitt(1992)以及Grossman和Helpman(1991)则将研发(R&D)和不完全竞争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之内,认为技术是厂商有目的的研发活动的产物,其生产过程常常以某种事后的垄断为奖励,从而经济增长和研发活动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创新会带来经济扭曲。因此,在这种框架之下,经济的长期增长往往取决于税收、法律、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行为。(二)人力资本理论

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亚当·斯密最早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人通过接受教育和当学徒等过程中获得的有用的能力应该被纳入固定资本;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也提出了具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对生产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认为人类智力成果的积累可以形成精神资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主要从教育方面来讨论人力资本:Strumilin(1924)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中提出了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概念,并且通过测度发现受过一年初等教育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直接在工厂工作的工人的1.6倍;Walsh(1935)在《人力资本观》中从教育支出和教育收益的对比来定义教育的经济效益,并讨论了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在经济上是否是合理的;Galbraith(1958)认为熟练劳动力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对人的投资和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是同样重要的。最后,Schultz发展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来源渠道是多方面的,包括营养和医疗保健、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发生的一切活动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显著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并且其可以在各个要素之间发挥替代和补充效用,因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并改善个人的收入结构,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化。此后,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也将知识作为人力资本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框架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三)环境经济理论

自从马尔萨斯在其197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提出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著名命题之后,环境资源作为重要的因素开始进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且20世纪50年代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社会争议也促进了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在Harrod-Domar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D’Arge(1971)讨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oster(1972)将环境污染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并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影响;Martinez-Alier(1995)则将环境划分为两类商品,需求收入弹性低的环境奢侈品和需求收入弹性高的环境必需品,并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Magnani(2000)认为环境是一种需求富有弹性的产品,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商品结构将会向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环境质量也将会得到改善;Jones和Manuelli(2001)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在经济水平较低时,由于居民消费水平也较低,因此环境保护治理投资的效益也较低,但是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对环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环保治理投资的效益也将提高。在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4)的研究结果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其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将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增加,而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则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降低,并且其结论被Panyotou(1993)发展成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

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到底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亦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已有研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4)认为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经济活动所排放的环境污染物也得到增加,但是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经济技术的提高会导致单位经济产出所排放的环境污染物下降,所以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Thampapillai等(2003)则从环境资源的外部性出发,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资源也逐渐变得稀缺,环境资源的外部化行为逐渐内部化,环境资源的成本也逐渐提高,这会增加环境破坏型经济活动的成本,从而迫使经济结构向环境优化型方向发展;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Gawande等(2001)则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家庭的选择行为和流动行为的结果;也有研究从国际贸易(Copeland and Taylor,2004)、科技进步(Markus,2002)和政策导向(Deacon,1994)等角度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第二节 文献基础(一)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

环境污染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其一是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具体影响,主要是环境污染对特定疾病类型如冠心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发病率的影响;其二则是从经济福利的角度出发,探讨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水平的损害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1.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具体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具体影响的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病例交叉方法(Case-Crossover)和固定群组追踪方法(Panel Study):其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主要针对大型宏观数据集,利用回归分析、Meta分析等计量方法分析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具体影响;病例交叉方法是由Maclure(1991)提出的用于研究短期暴露于某种条件对急性病的瞬间发病率的影响的方法,它首先选择发生某种急性事件的病例,然后分别调查事件发生前的暴露情况和暴露程度,并据此来分析暴露危险因子与某种急性病之间的关联程度;固定群组追踪方法是指根据研究需要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然后在一定的观察期内(一般小于1年)观察大气污染暴露水平与某种疾病发生的频率,进而分析大气污染的短期暴露对特定疾病的急性健康效应。

环境污染对具体疾病的影响:Dockrey等(1994)追踪研究了美国六个城市的8111名成年人,14~16年之后发现可吸入颗粒物重污染区相对于轻污染区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相对风险度为1.26;Schwartz等(1996)分别研究了美国六个城市的PM2.5水平与缺血性心脏病每日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PM2.5浓度每增加10微克每立方米,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将会增加2.1%,并且其研究得到了Samet等(2000)对美国最大的20座城市的研究结果的印证;Pope等(1999)通过收集美国151个城市中552138名成年人在1982~1989年的数据,发现PM2.5浓度每增加10微克每立方米,人群总死亡率和心肺疾病死亡率将会分别增加4.0%和8.0%;Hartog等(2003)使用固定群组追踪分析方法来研究PM2.5和超细颗粒物对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心肺系统,结果发现当PM2.5浓度增加10微克每立方米时,患[3]者出现气急气短和活动受限的OR值分别是1.12和1.09,并且PM2.5浓度与心血管疾病的某些症状紧密相关;Metzger等(2004)通过收集美国亚特兰大城市31家医院在1993~2000年的4407533份心血管疾病的急诊资料,然后利用病理交叉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心血管疾病急诊病例数与可吸入颗粒物(PM2.5)、氮氧化物(NOX)和一氧化碳(CO)等大气污染物的浓度有显著的相关性;Kristin等(2004)基于暴露-反应函数(Exposure-Response Function)考察了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等环境污染物对中国综合死亡率、住院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率等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污染对各类疾病状况均有明显的影响,但是中国的暴露-反应系数相对于美国和欧洲较低;Ibald-Mulli等(2004)对131例患冠心病的成年人进行研究,发现可吸入颗粒物并未引起血压或心率的改变;Katja等(2011)利用德国数据分析了室外污染和父母抽烟对三岁以下幼儿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室外污染对幼儿身体健康有显著的负效应;Teresa(2013)利用空气质量健康指数(AQHI)来度量健康风险,并采用加拿大安大略省14个区域监测站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同一天及随后两天的AQHI值与哮喘健康服务利用的增加显著相关;Wu等(2013)通过对中国北京39名大学生的460次调查,发现PM2.5与血压之间有显著的关联;利用沈阳市1996~2000年的大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数据,王慧文等(2003)分析了悬浮颗粒物对心血管系统疾病死亡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每增加50微克每立方米,总人群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将会增加4.27%;使用病例交叉分析方法,阚海东等(2003)分析了上海市居民每日死亡率与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浓度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可吸入颗粒物在48小时内的平均浓度每增加10微克每立方米,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将增加0.4%,并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对居民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任艳军、李秀央等(2007)利用时间分层的病例交叉研究方法,采用杭州市2002~2004年的大气可吸入颗粒物日均浓度和人群中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日均死亡率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可吸入颗粒物的日均浓度每增加10微克每立方米会导致人群脑卒中死亡风险增加0.56%,而其他污染物的影响则并不显著;杨敏娟、潘小川(2008)利用北京市城区2003年全年的居民死亡数据和同期大气污染物浓度进行研究,发现北京市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有短期的直接影响,并且会导致人群中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增加;基于Grossman模型(Grossman,1972),苗艳青、陈文晶(2010)利用2008年山西省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两种大气污染物对居民健康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种污染物对居民健康需求都有显著的不利影响,并且可吸入颗粒物的影响更大,同时空气污染对健康需求的不利影响仅发生在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上;金银龙、李永红等(2010)采用南京、武汉、深圳、哈尔滨和太原等五个城市的大气中的多环芳烃(PAHs)水平,并利用苯并芘致癌、致突变等效浓度、终身致癌超额危险度和预期寿命损失等四个指标来评价大气中的PAHs水平导致的人群健康风险,研究发现五个城市的平均浓度分别是50.04、34.54、1.18、2.54和23.88纳克每立方米,五个城市的PAHs污染所致成人和儿童的终身致癌超额危险度分别为1.09E(-4)和6.98E(-5)、5.37E(-5)和3.40E(-6)、0.80E(-6)和0.50E(-6)、1.75E(-6)和1.11E(-6)、1.67E(-5)和1.06E(-6),成人预期寿命损失分别为677.19、333.54、4.84、108.54和103.68分钟;运用空气质量指数法,于云江、王琼(2012)评价了兰州市的环境质量和健康风险,研究发现兰州市的可吸入颗粒物均在可接受风险范围之内;利用流行病现状调查法,王金玉、李盛等(2013)选择沙尘天气多发的甘肃省民勤县的两个乡镇和沙尘天气罕见的平凉市崆峒区两个乡镇为调查点进行研究,发现在沙尘天气多发区,居民罹患鼻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较高,并且主要集中于40~50岁群体;利用病例交叉研究分析方法,董凤鸣、莫运政等(2013)分析了北京市大气颗粒物对居民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影响,研究发现北京市海淀区循环系统疾病死亡人数的增加与大气颗粒物浓度升高显著相关,并且大气可吸入颗粒物中PM2.5比PM10的影响更大。2.环境污染损害居民健康的社会福利损失

在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基础上,大量研究也从经济福利角度分析了环境污染损害居民健康而带来的社会经济福利损失,主要的计算方法包括以下四种。第一,支付意愿法(Willing to Pay)。在具体环境偏好下,居民愿意支付用以降低或者避免环境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价值之和。第二,疾病成本法。在环境污染已经对居民健康造成伤害的前提下,通过接受医疗服务使居民健康水平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的医疗费用的总和,包括就诊费用、住院费用和未就诊费用。第三,人力资本法。由于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不利影响会显著降低居民的人力资本,因而可以从人力资本角度来衡量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确定所研究的目标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程度,然后基于暴露-反应函数(Exposure-Response Function)来定量分析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最后确定健康损害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基于此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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