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九十年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新周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和我的九十年代试读：

一切都变了，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是从那里来的。——张颐武1992年8月22日，万宝路戴拿斯杯足球锦标赛，中国队与朝鲜队交锋中，9号高洪波踢进关键的第二个球后，主教练施拉普纳向他表示祝贺。（图/兰红光/新华社）1990年，北京，地坛公园。（图/王文波/CFP）1997年7月1日零时，深圳罗湖口岸，粤港两地警方和官兵共聚罗湖桥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图/安哥/FOTOE)1991年，广州，第四届全国书市里读书的人群。（图/刘志纯/FOTOE1）1993年，北京，罗丹的《思想者》雕塑运抵中国美术馆。（图/ 王文澜/FOTOE）1992年，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正在创作的画家杨少斌。（图/李江树/FOTOE）1991年，天津商家运用古老的吆喝手段促销，音响震耳欲聋，受不了的路人纷纷用手捂住耳朵。（图/ 安哥/ FOTOE）1995年，广州海珠中路枣子巷，在这个连厨房在内只有8平方米的简陋房间里，住着8位外省来粤打工的环卫工人。（图/安哥/FOTOE）1993年12月，香港“美容教母”郑明明在上海华联商厦推介化妆品，围观群众看得瞠目结舌。（图/于文国/CFP）序一一个被低估的年代张颐武

这些年来，怀念八十年代（编者注：本书中出现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均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似乎是一个流行的风潮，一直有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人们往往觉得今天是一个并不浪漫和富于诗意的时代，但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力量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状况，其实是八十年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近四十年的光阴仿佛一晃而过，我们还没有抓住八十年代，现在已经是“90后”和“00后”的天下。

而在今天的“新世纪”和我们所缅怀的八十年代之间，有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关键的转折年代，也是我们回顾这四十年历史时需要时时关切的重要时期——九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期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被我们所感受到了。但人们似乎很不情愿提到这个时期，它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不少人觉得那个时期不太合乎他们的理想，仿佛这是八十年代向下坠落的时期，是激情和热情消退、平庸到来的时期。其实，这个时代的意义被低估了。这种低估，其实来自我们对于今天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这渴望导致了我们不愿意提及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其实是一个转变期，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九十年代在文化上的转变，我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才会有今天的成果。今天看来，九十年代正是四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过渡期，有了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九十年代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新周刊》就出现在那个时代，现在，这家杂志愿意出一本书，从当下对那个时代提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见证，这无疑具有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遥想当年，八十年代末的巨变刚刚过去，“南巡”所激荡的风潮和新的期望刚刚被诱发，下海经商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刚刚开始创业。今天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如马云、马化腾，都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未来；而王健林等人也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还珠格格》，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的记忆所在。当年《渴望》主题曲在大江南北流传，今天我们从其歌词中仍能感受到那种社会的集体意识：“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这是一个真正开启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的新时代。那些宏大的叙事远了，新的生活的欲望和情绪开始出现。这是新的以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它显然提供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景观，也超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它的形态是我们必须认知的关键。无论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电视剧，还是王朔的作品以及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小说，都提供了变化的轨迹。

那是知识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呼叫的时刻；那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那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更多信心、更明智的分析的时刻。知识分子的大论战，正凸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思考和观察。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所谓“后新时期”，消费社会刚刚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关于中国发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所谓“后现代”“全球化”或“中产群体”早就是老生常谈，当年却受到了众多置疑和追问。这些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变化完全超越了“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竟然是“逆全球化”浪潮在发挥作用。

要认识九十年代，我们首先需要从八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件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需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召唤，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

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页）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是新的“现代性”展开的前提。八十年代具体地展现了这一“主体性”话语。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成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梦想。

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

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九十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避免急剧变化过程的社会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的雪崩式瓦解，以及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

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所谓“公共空间”也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下，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国际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全球化之中无疑不再是一个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国家的象征，以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

九十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物质性”的出现。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八十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八十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的诱惑，但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撑了我们的想象和追问。所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虽然有极大的物质性吸引的背景，却在精神层面上展开，它依然是不及物的。这里的追求几乎忽略了“物质”的诱惑和吸引。但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却将八十年代的抽象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导演张暖忻点出了最初的消费诱惑的力量，也点出了当年抽象的“主体性”在现实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困局。这是将康德的玄虚的用头脑站立的状态，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

其实，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断裂中自有其连续性。九十年代将八十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八十年代的“主体”是以抽象的精神进入世界的，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真诚而单纯的愿望，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展开。其没有物质支撑的空洞性，正需要九十年代的填充。而九十年代的这些中国的“个人”，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加入世界，用自己的劳动和低廉的收入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世界。所以，正是九十年代给了抽象的八十年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八十年代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九十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具体化。八十年代康德的自由的“主体”，变成了九十年代黑格尔式“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这些个人的成长和变化，其实是今天社会凝聚和发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开启了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全球的变化。全球化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必然带来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中国内部和外部所展开的“物质性”力量本身，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是中国最坚实的基础。九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终结了八十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并找到“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其实是历史的新一页。它一方面告别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它也超越了“五四”以来反抗西方的宏大叙事，而是在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中探寻新方向。今日中国丰富而复杂的形态，正是那个时代的结果。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或者所感叹的一切，其实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影子。今天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和力量，正是九十年代的开放所奠定的。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成了今天的主人翁。一切都变了，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是从那里来的。我想，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仍然活着，它仍然在我们之中发挥影响。

让我们从这部书回到九十年代，在回忆中领略那过去。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可以从这部书回到那个时代，那依然活在我们之中的时代。

是为序。序二我的九十年代，我们的九十年代蒋方舟

联结一个世代的人的暗号，永远是他们共享的记忆。

对于美国婴儿潮一代来说，主导他们青年时期的社会想象，围绕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展开：从二战后的丰裕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越战到反文化与民权运动。不管政治和文化立场如何，同一代人总是在同一个记忆场域中成长并活动，这种共同记忆，展现出每个时代独特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的社会想象起源于九十年代。这并不是说中国庞大而沉重的过去没有发挥其无微不至的影响力，只不过，看惯进步、富裕和繁荣的国人所感知到的那个中国，只有相当年轻、浅近的历史。从打击“投机倒把”的中国到全民炒股的中国，从凭票供应的中国到电商疯狂打折的中国，并没有相隔一个世纪。对于已经是社会主心骨的60、70后来说，前一个中国是渐行渐远的遗迹；对我这样的85年后生人，后一个中国是我们出生、成长的理所当然。

在我们还蹲守电视机旁的年纪，《太空堡垒》和《新世纪福音战士》是所有孩子的共同话题。没有人质疑国家在一天天好起来。生活的改善不只在《新闻联播》里，也在每一年的生活里。这片土地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来就和动荡与不安无缘。我们懵懂地听到“亚洲金融危机”或者1998大洪水之类的名词，但举国一致的努力总是可以渡过难关。1997年香港回归是许多人爱国自豪的最初记忆，我们的九十年代结束于中华世纪坛迎接新千年的焰火，以及2001年申奥成功。

九十年代对于我们更多的是模糊和混沌，一如所有人回望童年仿佛都隔着层磨砂玻璃。但对我们来说，更加光明、清晰的二十一世纪和之前模糊的十年并没有明显的断裂：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只是从不够好变得更加好。

在当时的我们无法感知到的幕后，九十年代是个更加粗犷、却从来不缺生气的时代。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它真正的开端。一切似乎都不允许了，但一切似乎都被允许了。冯仑和潘石屹开始炒房，瀛海威时空开通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王国，大学开始扩招，而毕业生开始自谋生路。世纪末的“野蛮生长”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被规范和整顿，为了满足“入世”标准并且为经济全面转轨做好准备，整个国家开始了一场痛苦的转型。许多家庭的生活从此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而后半部分并不都是美好。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努力拥抱市场经济和“国际化”，仿佛急切地要从上个十年突然结束的混乱与彷徨中找出道路和意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对八十年代的回答，也是对八十年代的判词。经世致用的最高律令下，法律、经管成了最新的时髦专业，生物学则是二十一世纪的学科。曾经统一在人文和启蒙大旗下的文化队伍愈发分化，一并坍塌的还有曾经坚不可摧的文化战线中的等级制，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不再是文化人单一的价值与认同的来源。

市场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但也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是文化和产业第一次并列的时代，也是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入“文坛”的特殊节点——到了文化产业真正繁荣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坛”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当年。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九十年代的主题无疑是“变化”。但变化——有时是激烈的变化——从来没有离开当代中国历史的字典。九十年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当代中国最为强大和持久的主题——“稳定、改革、开放、发展”——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九十年代的“变”，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如今“不变”的基础，为变革应该有的方向和模式设定了标准。也正是因为如今的繁荣无非建立在九十年代所开创的基础上，这段记忆才能够作为社会各个世代的社会想象，服务于当今中国的话语系统。

我们今天回忆九十年代，不是把它当作连接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插头，而是在怀念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某个黄金时代的起源。1992年，深圳，深南大道上的邓小平巨幅画像。（图/ Ian Berry/Magnum)“八十年代有很多人认领，九十年代好像变成了无人认领的年代。无人认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九十年代远未终结。”——李敬泽“我非常怀念九十年代，那个年代大家也都忙着赚钱，但毕竟没后来那么疯狂。九十年代对于情景喜剧和我个人而言，都是最好的年代。”——英达“九十年代是我们这一代电视人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纪录片、新闻、专题节目，非常繁荣。那个时候的电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介入，非常深厚。”——刘春“在九十年代，随便去请教一个企业家，他都会告诉你，如果企业要做大，必须要诚信。那个时代，诚信是排第一的。”——胡润“九十年代初的海南就是个大课堂，告诉你什么是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在九十年代找到源头文｜肖锋

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的遗书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尽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今天被传诵至泛滥，他的死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假如说火红的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娱乐的新世纪是消费主义的，那么中间的九十年代应该填个什么词呢？“讲求实际”的九十年代，它是这个小时代的预演，从关注世界与国运到关注个人境遇，与宏大叙事渐行渐远。

今天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在八十年代都被展现过了，无论多么短暂。九十年代全面转向功利化、世俗化，用1997年因心脏病突发在45岁辞世的作家王小波的话讲，就是“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2016年7月，南海、东亚局势紧张，在河北，某些人围堵肯德基店。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学生高喊：“中国人不吃美国饭，出来！出来！”但他们第二天就到美国领事馆门口去排队办签证了。这次的标语是“你吃的是美国肯德基，丢的是老祖宗的脸”。何其相似。这一次，我们的大学生还会到美国领事馆去排队吗？

1996年8月18日，《新周刊》第零期创刊号出街，封面人物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封面专题是“中国可以说不”，矛头直指美国。

中国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改革”，九十年代的关键词是“国际化”，新世纪的关键词是“互联网”。

1990年第一家麦当劳开进深圳，1999年第一家星巴克开进北京。1999年年底，中国与美国等国达成“入世协议”。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口号已被“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取代。九十年代，与国际接轨、国际惯例成为官员口头禅。竞争成为当今社会最漂亮的词，机场书店都在讲成功学。

然后，像世界各地后发展国家一样，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倾向，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只是中国人比其他后发展国家的人民更讲求实际，对全球化欲拒还迎，短短十年间就完成了心理调适期。

画家王广义的政治波普系列《大批判》最有象征意味，那些以“文革”形式批判跨国品牌的宣传画，最终被那些跨国公司高价收买，其中批判名表斯沃琪的作品还被做成表蒙子，斯沃琪和王广义都赚个盆满钵满。

九十年代最后几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跨国公司的全面进入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此，中国才正式进入“环球同此冷暖”的境地。《新周刊》是传媒中的冲突论者，从第零期“中国可以说不”，到“阻击霸权”“红客游戏”，再到“你怎么看美国”，无不挥洒着民族主义的荷尔蒙。而杂志后期转入理性探讨，如“中国缺什么”“规则的快乐”“还有多少中国味儿”“软中国”和“让全球化抱抱”。《新周刊》全球观的嬗变，反映了这个国家主动开放后，对全球化的欲拒还迎、理智与情感交错的矛盾心态。欲拒还迎、欲迎还拒，理智终究战胜情感。

就现实层面而言，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初期提倡的现代化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朝向就是西方标准。西方是标准和技术的源发国和输出国，它们手中握有制定全球化规则的权力。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迎接的过程。

跨国公司是新时期的“船坚炮利”，凭国际资本和品牌效应攻城略地，将一众民族品牌，如“美加净”“乐百氏”“活力28”等，或排挤出局，或收入囊中。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只是个短暂的摩擦，其重要性抵不上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民族情绪虽被炸馆事件引发而短期高涨，但随即被波音大订单、互访与握手冲淡。中国改革开放一直以美为师，到“中美国”相爱相杀，美国成为中国全球化绕不开的“冤家”。

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相传在革命者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之间有一段对话：有段时间，切·格瓦拉每天都要向卡斯特罗递上一杯冒着泡沫的、咖啡色的饮料。最后，卡斯特罗终于摇着他的头。“切，这不好，”他说，“如果哪一天我们被可口可乐的配方打倒了，那么革命就失败了。”

整个九十年代都在完成这类心理调适，为中国拥抱世界、最终站在世界中央作准备。之后的加入WTO让中国成为全球化近十几年来最大的受益者。

对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种脚踏实地；对于新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飞跃前的助跑。“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但上海不是深圳，提不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类口号。上海人精于服务，敏于勾兑，将外来土豪和跨国公司等伺候得熨熨帖帖、妥妥当当。上海才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首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宣告中国改革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切又是与南方相关，确切地说不是上海而是深圳，那个被划圈的小渔村。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一锤定音，终止了改革是进还是退的争论。

每次大的改革，落到实处，都会关乎某个特殊群体的利益，先是农民，然后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这次是体制内下海者，即“92派”——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谈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陈峰、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92派”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

1992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原常务副区长武克刚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

1984年年初，邓小平第一次南下特区视察，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创业者应运而生，如今仍活跃在商界的代表人物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他们被称为“84派”。1984年因此被称为“企业家元年”。本次“92派”更懂得利用体制与市场之关系，利用政策之便为自己闯出一番天地。相对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而催生的“15派”，“92派”作为父辈一代则更显沉重、更具使命感。换句话说，“15派”只想改变自己，80后、90后自由追逐梦想，而“84派”“92派”则更多家国情怀，改变社会，改变国家，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以为的。而“15派”顶多认为改变自己顺便改变国家。

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国有企业尾大不掉，改变极其艰难。不少试水者甚至身陷牢狱。1998年，中国企业界最大的争议是一个叫褚时健的企业家该不该被判处死刑。

褚时健将西南边陲一间默默无闻的小烟厂，做到业界老大，到九十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造利税达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褚时健任职的17年间，红塔集团总计纳税800亿元。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该企业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1996年年底，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匿名举报，对褚时健展开调查。一手缔造了“红塔现象”的褚时健锒铛入狱。褚时健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他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见国企改革的一系列困境，这一困境仍困扰至今。

2000年后，褚时健因身体有病被保外就医，与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两千亩山地种植甜橙。之后，褚橙的故事令中国企业家以与老人合影为荣。

国运关乎企业命运、个体沉浮。九十年代，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完成入世谈判，北京办成了亚运会，神舟飞船飞天，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民生——房改、医改、下岗和下海将人们一把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民间编排国企下岗潮：“七十年代下放，八十年代下海，九十年代下岗。”由于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劲上升期，那轮下岗潮对社会整体冲击不大，很快就被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机会消化掉了。而2016年则遭遇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困难要远大于九十年代。

房改开启了中国房价二十年上涨之路，并且没有终止的意思。被房价击破了一代人梦想的80后抱怨说，至少60后、70后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商品房房价也还不算高，so，请别跟我谈什么伟大理想。

医改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以药养医的方针将医护人员与患者推到矛盾的焦点上，医患关系紧张至今。难道九十年代医改市场化的路子走错了吗？

九十年代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年代，伴随打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浦东）”，这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黄金时代。

1991年一部电视剧《外来妹》热播荧屏，一代打工妹支撑起“中国制造”的半壁江山。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带走一丝城市福利。他们的子女农二代、三代就没有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品性了，于是，人工成本上升，工厂招工难，九十年代的“中国制造”模式难以为继。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

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刷新了年轻一代的娱乐方式。年轻人避重就轻，远离政治话语、宏大叙事。

对，经济第一，政治第二，尤其是个人经济上的成功。

我是1992年到的广州。彼时满大街放着《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等伪伤感的流行歌曲。没有了摇滚的激烈，也没那么惆怅，大家都忙着挣钱呢。

我初步落脚在海印桥下的一间广告公司，那里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猛吸一口，喔，一个时代开始了。

普通百姓只想着怎么发财。至于怎么迎接新时代，让文人骚客自行去伤感吧。

九十年代，新的阶层分化正在演进，有人不适。中国是个“忽然”阶层化的社会，30年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或阶层标签可能几经变换，要形成西方成熟阶层社会的所谓“阶层共识”和“利益代言人”是困难的。这便是中国的“阶层之谜”。

中国阶层的演进仿佛一幅快进的清明上河图，西方三百年历程，中国短短几十年就完成，许多人肯定有不适感甚至幻灭感。肇始于八十年代的社会结构剧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分化运动。这场分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一个家庭在分化，一个班级在裂变，社会各群体间拉开了距离。人们终于明白“只有身份不同，没有财富积累”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人们还明白了，曾经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运动，对于不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路程，这个过程是压缩的、仓促的、冲突的，也是迷人的。

九十年代，以《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时尚》等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传媒开始引领和培养“新中产”的生活品位。“新中产”，与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老中产区别开来，他们在住宅、衣着、谈吐等方面也与新兴工商阶层的“暴发户”不可同日而语。大家纷纷愿意“跟土豪交朋友”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虽然文化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向上奔”和“穷忙族”才是新中产的两个基本特征。

美国专栏作家保罗·穆尼（Paul Mooney）赞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职员、CEO（首席执行官）、学者、科学家，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

这种全民进取心使整个国家步入一个上行社会。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即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中高层职业人员30年来呈持续增长趋势，形成“向上流动的潮流”。

从1999年开始，英国年轻会计师胡润开始编制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中国正颠覆西方“三代造就贵族”的阶层更替节奏，像潘石屹这样的新富阶层一代之中就换了三次身份——从农民到知识分子、经理人、富豪。

新世纪初，社会学家邓伟志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61%的上海人“愿意和比自己阶层高的人打交道”。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上行的”社会结构中，势利是其必然的产物。所以，你只能铆足了劲儿向上奔，如果你还想出人头地、占个好位置的话。当前“与土豪交朋友”、喊王思聪为“老公”，源头都在九十年代，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延续至今。人们选择默然接受这个现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是成功主义导向的，意识形态被放在了一边。

九十年代，新世代还未上位，90后刚刚出生，80后还在成长，而他们的父母正在阶层之路上打拼。

1996年春，北京一个名叫“瀛海威”的公司在中关村竖起了一个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句广告语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到来了：点击、娱乐、漂移、全球一体。而你的位置在哪里？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上演大型团体操《相聚在北京》。(图/何惠飞/新华社）九十年代断代史九十年代是城市化的十年，也是全球化的开端。九十年代我们结束了配给制，尝到了经济转型的苦与乐。九十年代我们告别理想主义，走进了现实主义的新世界。九十年代我们接入了互联网，对世界说Hello world。九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终章，也是另一个时代的伏笔。1990 开启炒股狂潮，洋货狂袭中国文｜朱人奉

1990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一。

秒针跨过1989年的最后一秒，民众点燃了新年的烟花，跳上柏林墙尽情欢呼，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

这时的北京已是早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今年是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

过去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八位。未来十年，中国要进一步开放经济。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李鹏总理说，改革开放要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沿着这条“健康的轨道”，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风水轮流转，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心从珠三角转到了长三角。

7月，《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总结了1990年上半年中国的施政方针，认为“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它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

10月8日，麦当劳在深圳开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分店。肯德基早在三年前就在北京开了三家分店，从来没有吃过洋快餐的中国人挤爆了这家连锁店。

当时最时尚的事，还是穿皮尔·卡丹的时装。自1979年第一次来华举办时装秀，皮尔·卡丹成了奢侈的象征。北京专卖店里，一件衣服卖到1500元，几乎是当时城镇居民家庭两年的收入。1990年9月，皮尔·卡丹经过特许，把时装秀开进了紫禁城。香港《文汇报》连续两日以《洋货狂袭中国》为题撰写评论。

这一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风靡全国，雀巢咖啡的广告语诱惑了全国人民。从前清一色“蓝黑白”的国人，开始穿上牛仔裤、西装套裙、羊绒衫、T恤，洋字号的领带和皮鞋闪耀各大百货商店。

洋轿车遍地跑，五十铃横冲直撞，永久牌自行车眼看销量就不行了。从白色家电到打火机，都是舶来品独领风骚。中国孩子的玩具迅速跟上国际潮流，“任天堂”和“小霸王”的游戏机成了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1990年，深圳证交所和上海证交所陆续开始营业，显示了中国向资本开放的决心。一开市就出现炒股狂潮，深圳一度出现“万人空巷”、连机关干部都翘班跑去炒股的境况。1990年中国十大事件● 1月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2月5日，国务院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 4月4日，人大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4月7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商用人造卫星。● 4月23—2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苏联。● 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10月2日，广州白云机场发生空难。● 10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间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幕。● 11月10日，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征购。●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 人口降下来，经济搞上去文｜朱人奉“二十世纪的最后10年，有些教训显然已经被汲取。”这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为二十世纪写的总结陈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最大的特点便是“计划”，九十年代却是一个去“计划”的现代化过程。

1991年，中国告别计划经济，只有一项国策仍以“计划”为名——计划生育。民间有人质疑：现在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生育是否也应该由市场来调节呢？这个建议很快被否定了，中央政府取得的共识是：人口降不下来，现代化也难以实现。从1991年到1998年，国家主席每年都会在两会期间亲自主持计划生育座谈会。

地方上更没有松懈，现在农村残存的计划生育标语，大部分是1991年之后刷上去的。然而，再猛烈的计生标语，也拦不住“超生游击队”。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何伟）1996年到涪陵支教，发现农村超生以及重男轻女的情况非常普遍：前面一连串女孩，直到生了男孩才踩住刹车；不少人为了要个男孩，还得顶着巨额罚款的压力。

弃婴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大部分是女婴和残疾婴儿。199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于1993年出台细则，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2014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从九十年代开始，超过12万名中国孩子被西方家庭收养。

人口政策越抓越严，私有经济却狂飙突进。1991年，广东实现了21%的经济增长率。乡镇企业成了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中国也变成民营企业家的天堂。据学者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记载，乘坐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奥迪汽车的当地党委书记，对自己新角色的认识变成：“这儿的人都说，经济上去了，你就是好领导，要不然就不是。”

人人想赚钱，人人有钱赚。个体户经过八十年代的发展，完成了资本积累，开始创办企业，投身股市。温州90%的经济实现了私有化，并在1993年被《纽约时报》称为“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城市。

1991年，国内有一场大讨论：私有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中国到底姓“资”还是姓“社”？次年，邓小平不得不用一场南方谈话来回答这个问题。1991年中国十大事件● 1—2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指示要大力开发浦东。● 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 4月15日，“希望工程”开始实施。● 5月16日，江泽民访苏，中苏双方就中苏边界东段划界问题签署了协定。● 5—6月，华东水灾。● 7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 10月12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通航。● 11月，首届女足世界杯在广东举行，美国队夺冠。● 11月27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工程国家竣工验收会议在宜昌召开。● 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1992 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文｜罗四鸰

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起便争论不休。1992年，邓小平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清晰的答案：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原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

从1月18日起，88岁的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广州、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视察，并发表一系列讲话，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确立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即以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10月，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路线”被写进党章。自此，邓小平理论成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

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三天，中国发行了第一只人民币特种股票（B种股票），于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相比，这个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脚步、专门为国外投资者建立的B股市场，已不再有姓“资”姓“社”的政治风险。股票，这个姓“资”的东西已经让全民为之疯狂。这一年，潘虹主演的电影《股疯》反映的正是中国人最初接触股票时的疯狂。

热播电视剧《外来妹》则首次将打工者的生活带入中国人的视野。在解决好姓“资”姓“社”问题之后，中国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开始兴起，涌进城市的农民工以每年约2000万人的速度增加。这一从未有过的人口流动潮流大大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1%提升至2000年的36.22%。

然而，户籍制度的存在让这个数据含有大量水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为经济创造巨大“人口红利”的同时，却因户籍制度被排斥在城市之外。他们无法在城市买房，他们的孩子无法在城市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甚至无法在城市长期居留。农民工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之后的中国越来越明显。1992年中国十大事件●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 3月8日，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 4月3日，人大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4月5日，实行了6年的夏时制暂停。● 5月22日，上交所股价全面公开。● 6月1日，一元、五角、一角金属人民币发行。● 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6月28日，深圳悬挂邓小平画像，以宣传改革开放。● 8月10日，深圳发生股灾，史称“8·10”事件。● 12月21日，我国发射第二颗澳星，卫星升空后爆炸，原因不明。1993 “马家军”震惊世界文｜萧轶

1993年的春晚，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与中央电视台首次实现节目对传，打破了以往晚会现场的封闭格局。5月1日，央视开启杂志型新闻节目《东方时空》，改变了大陆观众早间不看电视节目的习惯。国家电视台开始松动正襟危坐的话语修辞，通过通俗的话语表达，改变了电视的新闻语态，被誉为中国电视改革的先河。

当年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讲述着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梦。多年后，那一代人回忆起那部电视剧时，这么写道：有一种情怀，叫美国梦；有一种生活，叫在别处；有一种灵魂，叫在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回不去的故乡。

由于前一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再掀热潮。下海经商的那部分人就像《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个冒险家的时代呼之欲出，有时谚嘲讽那个年代的巨富是“喝着蓝带，开着现代，搂着下一代”。

那一年，中国第一次表明自己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官方对市场经济不再羞答答，全民经商的潮流开始席卷大江南北，量入为出的观念开始松动，借贷生活成为潮流：“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由于投资热的兴起，物价不断上涨，部分市县呼吁重返粮票时代。

最令国人兴奋的是贯彻全年的体育盛事。“马家军”横空出世，连破女子中长跑世界纪录，成就了一代神话。马家军发言人将这一奇迹归结为“喝龟血”，“世界纪录想怎么破，就怎么破”。直到2015年，赵瑜在长达3万字的《药魔重创马家军》章节中，把1998年发表时被删掉的内容补充进去，才揭露了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便给队员服用或注射兴奋剂的事实。

也是在1993年，Beyond乐队的黄家驹从舞台上摔下来，成为后人年年悼念的对象。1993年中国十大事件● 1月8日，广州赛马场开幕。● 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公布，提出要在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3月27日，江泽民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5月9日，上海举行第一届东亚运动会。● 6月26日，中国首次在国内发行外币债券。● 8月21日，王军霞夺得世界田径锦标赛一万米金牌。● 9月4日，北京举行第七届全运会。● 9月24日，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失败。● 10月28日，“马家军”所破世界纪录全部被国际田联批准。● 12月20日，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4 看美国大片，听流行音乐文｜冯柒

1994年7月14日，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在香港上映，所有年轻人说话都学着片中阿武的文艺腔调。同一个夏天，与王家卫合办泽东公司的刘镇伟，到达宁夏外景拍摄基地开拍《大话西游》。

1994年是神奇的一年。外国大片开始正式引进中国院线，这一年产出的电影经典之多，即使是奥斯卡金像奖遗珠也倍有荣光：《阿甘正传》《低俗小说》《肖申克的救赎》《燃情岁月》《狮子王》……那一年，买不起电影票，还能去录像厅窝着，津津有味地把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看。

八十年代中国摇滚热到达巅峰，随即陷入沉寂。直到1994年崔健推出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摇滚新人指南针乐队、王磊、郑钧、唐朝乐队等陆续登场。12月17日，窦唯、张楚、何勇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参加“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把中国摇滚推向不可思议的高潮。盛势的顶点却是颓态的端倪，酒吧业的繁荣让摇滚从边缘走向主流，从此之后，中国摇滚只剩虚火。

商业大潮汹涌澎湃，熄灭了摇滚的理想和乌托邦，却带来中国本土流行音乐的时代狂欢。1994年，港台歌手退烧，中国“流行音乐圈”正式诞生，造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广州率先成为流行音乐重镇，八家音像制作公司先后打造了杨钰莹、毛宁、林依轮、李春波、陈明、甘萍、高林生、李进等名震一时的歌手。北京、上海不甘寂寞，那英、刘欢、王菲等巨星都在此时崛起，年底，孙悦为全国老百姓祭出了朴素的年度金曲《祝你平安》。

民谣的日子过得更滋润。这年6月，央视组织了一场大学生毕业晚会，老狼怀抱一把木吉他，坐在高台上安静地唱着《同桌的你》。此前三个月，大地音乐推出了《校园民谣1》，专辑青春的爱与愁唱得满校园的男男女女泪眼婆娑，霸占草坪撩妹金曲排行榜长达数年之久。1994年中国十大事件● 1月1日，中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 2月8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3月31日，千岛湖事件引起轰动。● 4月，《校园民谣1》专辑发行。● 4月20日，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 5月15日，中国科学院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 5月，“魔岩文化”正式推出张楚、窦唯和何勇三位歌手的专辑。● 8月19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 9月3日，俄国与中国同意不再以核武器互相瞄准对方。● 12月14日，三峡工程开工。1995 手持大哥大去逛街文｜冯柒“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全市有十几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今天我休息’，一大早照常赶到单位。”《青岛日报》1995年5月7日的“双休日”报道中写道。

突如其来的假期，初始的不适应实属正常，兴奋的还是大多数。青岛一位公务员回忆当时的情景：“1995年5月，当传言中的双休日成为现实时，我身边的人都处在一种亢奋的情绪中。男职工开始相约一起喝酒、打牌，女同事则约着一起逛街购物。”

中国的现代都市生活风貌初现，“你买领带，我购首饰”成为商业时代的城市符码。移动通信缩短人际距离，BP机是当时最流行的灵巧装备；而“高富帅”的时尚标配，则是入网费6000元、预存话费1000元、电话本身2万元的“大哥大”。

1995年，大街上闲逛的女人们互相对视，谁先穿上踩脚裤或松糕鞋，谁就是fashion icon（时尚偶像）。她们的时髦主张，一般来自电视上的明星着装。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国已有彩电企业98家，国产品牌彩电年产量达到3000万台，普及率相当高。

茶余饭后，人人追看电视剧。《白发魔女传》《刑事侦缉档案》《刀马旦》等港剧陆续热播。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引进中国，每个女孩都争相模仿赤名莉香，“莉香style（风格）”的针织衫、围巾、oversize（超大廓形）外套是当年最热时尚单品。

对美的索求，单有电视还不够。如果说《ELLE世界时装之苑》和《时尚》的先后创立还是中国时尚杂志发展的萌芽和摸索，到1995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和日本主妇之友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瑞丽》杂志，则在实用、时尚、大众化上更符合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

在时尚杂志的推波助澜下，“小资”“白领”“生活方式”等词语成为时代显学，优雅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从此，中产阶级趣味涌现。1995年中国十大事件● 1月30日，江泽民提出对台八项主张。● 2月26日，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避免了贸易战。● 3月18日，人大通过《教育法》《中国人民银行法》。● 5月1日，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6月6日—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7月21日，台海导弹危机爆发。● 9月3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11月10日，国家反贪总局正式挂牌成立。● 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涉外税制的三项重要改革。1996 铁路大提速的前夜文｜朱人奉

1996年8月底，何伟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到涪陵支教。在重庆开往涪陵的慢船上，这个局外人对目的地一无所知。但他敏感地察觉“全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譬如涪陵城的一部分将会因为三峡工程而被淹没。

这列名为“中国”的列车越开越快。1997年和1998年完成两次大提速之前，多条线路在1996年进行了提速实验。低速、低效的中国铁路，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庞大的打工潮。

1996年1月，人事部向全国印发《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正式终结，大学生从此自谋出路，这对当年的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在梁晓声的小说《表弟》里，八十年代末期大学毕业生“表弟”找工作未果而上吊自杀——作家把人物的死看作“一种宿命性质的错误”。

分配制度结束了，“宿命”仍在继续。在铁路大提速的前夜，长途列车缓慢地行驶在剧烈变动的土地上，每一列都挤满了打工者。1994年第11期的《铁道运输与经济》杂志发表了调查报告《“兰新线怪病”现象的特点、原因及解决途径》，详尽记录了那几年在列车上频发的“旅行性精神病”。

该报告披露，当时在客流高峰期，定量118人的车厢挤下了410人，连一个小小的厕所都挤了11个人。叠罗汉一般的拥挤，造成车厢内严重缺氧，轻则体力不支，重则精神崩溃。1992年，兰新线全段共有77名旅客因“旅行性精神障碍”跳车，多数是在厕所或边门窗户纵身跳下。更有人情绪崩溃、发疯行凶，导致31名乘客和21名乘务人员被刺伤，1人致死。

外出打工之路是一条畏途，可中国人只能拼命挤上这辆严重超载的列车，未来的希望遮蔽了困难的现状：贫穷了几十年，这几天火车的辛劳算得了什么？

何伟发现，所有人都在谈钱。在乡民和学生之间，流传着很多打工致富的传说，吸引了上亿内地人离乡别井。人们相信，在南方的广州和深圳，他们不用靠关系，甚至不用读书，脑子灵活再加点运气，来年便可以开着奥迪回家。现实是一地心碎的声音：大多数人踏上打工之路，把青春都耗在了车间里。

他们成为人们口中的“农民工”，建成了规模庞大的“世界工厂”。1996年中国十大事件● 1月1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开播。● 2月4日，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开幕。● 3月8日，中国在台湾沿海进行导弹演习。● 4月8日—1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会议。● 4月24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俄联合声明》。● 7月13日—14日，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7月29日，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中国政府宣布从次日起暂停核试验。● 8月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组建工作拉开序幕。● 9月1日，京九铁路通车，它是当时仅次于三峡工程的第二大国家工程。● 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达到世界第一位。1997 小平逝世，香港回归文｜萧轶

这是有史以来出伏最早的一年，北京遭遇百年未遇的亢旱。尚处在春节的喜庆中，三年未曾公开亮相的邓小平，在301医院安静离世。“姓资姓社”争论随即卷土重来。三个月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些话语最终成为“十五大”的主旋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1997年最重要的事情当数香港回归。6月30日23时42分，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英国国旗和香港旗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0时整，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中国政府对香港开始行使主权。

在内地，整个社会陷入了欢天喜地的庆祝狂潮，连幼儿园和小学学生都在校园中接受香港回归的思政教育，纷纷别上了香港回归纪念徽章。金庸后来说：“7月1日起床，发现香港什么都没有变化，当时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回归后的第二天，亚洲金融风暴开始，香港社会情绪陷入不安，预告了香港回归后的情绪基调和影视文学的叙述情结。

1997年，长江三峡大江截流成功，成为当年的第三大事件。这项包含着百万移民、扶贫开发、社会重组、建设三峡新型经济带等系列世界性课题的社会工程，日后将对整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影响。

这一年的开头，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民营互联网服务和内容提供商——瀛海威全国大网开通了。这一年的结尾，《泰坦尼克号》横扫全球，风靡中国。

王小波，用诙谐的智性诠释自由精神的作家，在1997年走完了短暂的人生。1997年中国十大事件● 2月19日，邓小平病逝，享年93岁。● 3月14日，《国防法》审议通过。● 4月29日，京广铁路荣家湾站列车相撞，造成126人死亡，230人受伤。● 5月8日，南航3456号班机发生空难，导致33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死亡。● 6月18日，重庆划归直辖市。● 6月27日，北京东方化工厂爆炸，9人死亡，3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亿元，全部损失达10亿元。● 7月1日，香港回归。● 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正式施行。● 10月2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11月8日，三峡大坝截流成功。1998 长江抗洪，工人下岗文｜萧轶

这年夏天，长江及淮河遭遇了特大洪灾，截至8月22日，造成300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元。新官上任的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怒斥：“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然搞出这样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在朱镕基的铁腕下，1998年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始于九十年代的中国下岗潮，在1998年达到高峰，这一年被称为“大下岗时代”，国企工人阶层愁肠百结。

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各地政府开始疯狂卖地，国民借贷购房，并将购房作为投资项目。日后，“房奴”成为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身份，北京五道口因不可思议的房价被称为“宇宙中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