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视野中的国际关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雪波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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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视野中的国际关系试读：

序言

大众传播是指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化的传播媒体为代表的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传播事业等。在这几种媒体之中，报纸出现的时间最早，近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在17世纪初出现的。报纸媒体的近现代意义的最主要特征是它的定期出版以及稍晚一些出现的廉价报纸而导致的大众化传播时代的开启。因此，大众传播是相对于近现代的媒体而言的。它的出现是近现代的一个事件。

国际关系是指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力量之间共处、冲突、协调、此消彼长等各种关系的状态。国家是这些力量之中最主要的因素。在很长时间内，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国家间的关系。“国际”的英文单词“International”就直观地表现了这种关系的国家性质。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出现于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和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此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国际关系实际上也是近现代的现象。

很明显，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样两种人类社会的现象或状态的出现在时间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不过，只要我们继续顺着历史的脉络探寻它们各自的发展轨迹，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时间上的吻合”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当垄断资本家和寡头政治阴谋家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时，大众传播在世界各地正经历着它的垄断时期；当以广播电视为先导的信息时代来临时，国际关系的“冷战”时期也在悄然降临。当互联网使得大众传播媒介真正地被个人所拥有和掌握时，国际关系正经历着一个深刻变化的时期——国际关系的参与者更加分散、外交决策必须接受民意的检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网络的）大行其道。

实际上，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时空上的一致和吻合，更重要的是二者在功能、影响、作用、因果等各个方面的实质性结合。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通俗的模式来概括二者的关系：或者是大众传播的发展促动了国际关系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变化；或者是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求和带动了大众传播事业的进步，正所谓应运而生。很多时候，我们既可以在大众传播的领域里找到国际关系的因果，也可以在国际关系的领域里发现大众传播的踪影。如果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二者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如上所讲的各种关系，它们还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加复杂的关系。从更大的范围看，大众传播的国际性质和意义不言而喻，而国际关系中则包括了大众传播的构成。“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解而开始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北京广播学院开设有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点，出于本专业和本学校的特点的考虑，学校在开始设立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点时就注意到了传媒与国际关系两个领域的结合问题，因此而设立了“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方向。从1995年起，经过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教材。如刘继南教授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和《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等，杨伟芬教授的《渗透与互动》，陈卫星教授的《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张桂珍教授的《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等等。除此之外，本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们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他们的硕士生毕业论文，既是他们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习的总结和检验，也是本研究方向和本专业研究成果的积累。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立意新颖，视野开阔，研究深入，论证严密，涉及了本研究方向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鉴于此，我们把这个研究方向的硕士生毕业论文中的优秀论文选取出来编辑、整理成册出版，这既可以对本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做一个回顾，也可以为后来的学生们提供一个参考——学习好的范文，同时又不走弯路和重复研究的老路。

本书共选取了12位硕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题材涉及了如何认识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外交和外交政策、战争、国际传播秩序、国家形象、传播力作为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美国公共外交、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传媒角色，等等。选题和立论方面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相信不仅对本研究方向的研究有所启发，对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会有所帮助，因为有许多议题实际上既可以看作是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围内，也可以看作是国际关系学固有研究领域内的内容。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论证的深度看，还是从论证的周延和方法看，或者是从文字工夫上看，这些论文还很稚嫩，观点也未必成熟或完全正确。有一些论文因为成文时间较早，一些观点和数据甚至稍显过时。本书之所以选择了这些论文，完全是因为它们选题的独特。通过本书，我们要向关注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和同学们发出这样的信息：我们曾对这个议题进行过如此程度的研究。对于此，相信专家和读者们是会给予理解的。

本书在收集、整理、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他们的导师，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也看不到本书中所收论文。还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老师和责编们，他们的支持与辛勤劳动，使得本书以令人满意的样式与出版质量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指正和赐教。编者2006年8月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关系

与前人相比，我们比他们更加幸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更为快捷方便的时代；与前人相比，我们也比他们更加劳心费神，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小，我们不得不经常面对许许多多既是别国的又同时与我们自己有关的纷繁复杂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小以至“缩小”为一个“村落”（地球村或世界村），正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工具日新月异发展的直接结果。20世纪的初期和中期相继诞生的新型大众传播媒介广播与电视使得传统的千山万水的时空距离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我们只需轻轻按动一下按钮，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信息便会马上声像一体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足不出户便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掌握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享受参与其中的无穷乐趣。

当大众传播还只是由报纸一种形式独家垄断的时候，人们尚未能清醒地意识到大众传播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实际上，“大众传播”一词远较报纸这种传播媒介出现得晚，而且它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出现以后的伴随物。但是，随着电视的出现和人类对这两种电子媒介的娴熟运用以及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大众传播这种20世纪的新事物已经完全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了。从路上匆匆行走的行人腋下夹着的报纸，到公园中悠闲自得的老人手中的半导体；从无所事事的人们的餐桌上刊载小道消息的三流杂志，到各种建筑物上密密匝匝的电视天线，我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大众传播以及它所赖以发挥作用的媒介物质的存在。我们也发现大众传播无时无刻不在与我们的环境和生活发生着最直接的联系，小到个人隐私，大到国际政治，都成为它所关注的焦点。大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人类也从此不能远离大众传播一步。

在另一方面，当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行为领域的国际关系也在急剧地发生着从内容到结构的“核裂变”。可以说，自从有了国家，就有了以国家为轴心的国际关系，这个历史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即使是把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作为传统意义的国际关系的开端，国际关系的历史也已经跨越了三个多世纪了。然而，在这300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里，尽管国际关系瞬息万变，波谲云诡，国际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从内容上讲，它一直以攻城略地、掳人抢物为目标，并以此展开军事力量的一轮又一轮竞争与较量，其性质是军事政治的国际关系；从结构上讲，它一直完全是以国家为主体而展开的关系；从形式上讲，它一直表现为几大国之间利用传统的国家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实现力量重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开始发生动荡与变化，与整个国际关系的历史相比，尽管这种变化姗姗来迟而且过程进行得如此短促，但变化是脱胎换骨的。从里到外，从内容到结构，今天的国际关系同20世纪初期以前的国际关系已是两种模样、两重天地。首先，国际关系的性质不再表现为军事政治的性质，除了军事和政治的因素之外，经济和文化价值因素也成为国际关系中决定国际关系性质和走向的因素。其次，国家垄断国际关系的情况变化了，一些新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这其中包括国际组织、文化区域，甚至包括一些特殊的个人。最后，在诸如外交、军事的实践活动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们不再采用传统的非友即敌的思维模式，不再采用传统的秘密外交与非和即战的交往方式，等等。

国际关系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是深刻而巨大的，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单纯是国际关系本身经过几百年发展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与人类社会在其他领域的变化、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的推动与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不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也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快速和剧烈。回顾历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过程除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步之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过程也是同步的。

报纸时代的大众传播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在对国际关系的整体运作方面的直接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见诸于史料的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但它还是全面地介入了一些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甚至在有的时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在整个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分割完毕的情况下，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只能从抢夺既得利益者手中的权益中得到贯彻。但是战争需要最直接的理由和根据。1898年2月9日《纽约日报》有意公布了西班牙公使德洛梅发往国内的信件，信中称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美国举国震惊。2月15日，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神秘地爆炸沉没，《纽约日报》及其他一些美国国内传媒对此事大肆渲染，再次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在这些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对西班牙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两个月后，美西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毫无疑问，《纽约日报》等美国国内传媒在挑起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扮演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一部分美国国内传媒在战争之前的态度比他们摇旗呐喊的行为更为重要。战前，《纽约日报》的老板赫斯特曾派一名画家到哈瓦那作战争速写，当这名画家打电话说“这里不会爆发战争”时，赫斯特当即复电：“请留下，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赫斯特们的行为与战争的爆发之间在时间上的联系绝不是偶然的。

当广播发明之后，大众传播由印刷时代迈入了电子时代，由于电子信号无法被限制越过边界进入另一国度，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史上的“国界”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此外，广播在随后的战争中还被直接地作为战争的工具，配合军事手段，开辟了不同于军事战场的所谓“第四战场”，即心理战场和宣传战场。20世纪中期，一种新型的电子传播媒介——电视诞生了。随着它被广泛深入地使用于战争、外交以及和平时期的竞争，整个大众传播在全球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愈加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国际关系进入两大阵营的冷战阶段，国际关系进入一种非同寻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大众传播直接成为双方竞争较量的武器，甚至于冷战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表现为以大众传播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舆论大战。正如历史上任何一种国际政治格局和特定历史时期有始有终一样，冷战以及同时期的雅尔塔格局最终也走到了尽头，而促使这一结果加快出现的催化剂或者助推器正是大众传播；国际关系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变化，而大众传播在其中再次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显而易见，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密切和根深蒂固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年代的报刊时期。例如英国1621年的一期《每周新闻》的内容标题就是“NEWS FROM FRANCE”。实际上，《每周新闻》的全称就是国际性的：《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河西岸地区、法兰西与荷兰的每周新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员，报刊的视觉从一开始就越出了国家的边界。今天，我们更加无法否认大众传播联结全球的这种精神与力量，无法否认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把观察和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尽管传播学还是一门新学科，国际关系学也只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关于这两门学科自身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弄清，但在它们交汇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边缘领域，这个边缘领域更急待我们去认识和开发。

目前，国外已经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1965年伯纳德·科恩出版了《新闻和对外政策》一书，1992年帕特里克·奥赫芬南出版了《大众媒介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等等。不过，这些研究虽然已经叩响了“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一边缘领域的大门，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其中。因此，我们今天继续这一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了。

一、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因素”就是要揭示大众传播的内容、过程以及大众传播媒介中属于国际关系的那一部分因素或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那一部分内容。（一）大众传播关注国际关系的内容、传播国际关系的信息

大众传播关注和传播国际关系的内容和信息是一以贯之的精神。即使在报纸尚未过渡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的阶段，它就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地球上每一个它所能到达的地方，这一点在本文序言中所提到的1621年的英国《每周新闻》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当报纸过渡为一种大众传播的工具，以及在后来出现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之后，大众传播就能够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内容了，诸如战争、外交、国际组织、国际贸易、人权等等，而由这些问题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也就逐渐地、完全地成为大众传播所关注和传播的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这一点很显然不需要我们引经据典地加以论证了，只要我们打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有关世界各地的以及各种国际问题的报道与消息马上就会充斥我们的视听。

各种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的发明利用使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彼此之间联系日益密切，使得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群人的事务时刻会影响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地方、另一群人的利益，这种现象最终促使大众传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关注超出国界、超出传统影响范围以至整个世界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大众传播会一天比一天更连篇累牍地去报道有关国际关系内容的消息的缘故。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内容的日益加深的关注使得二者在以大众传播的表现形式出现时更加难辨你我。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有关内容在有的时候已完全成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了。这种情况在特殊情况和特殊环境中表现得尤为透彻。

1.特殊环境中的大众传播

在普通环境中，大众传播只是把有关国际关系的新闻事件和消息报道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还有很大的篇幅要用于国内消息报道。而在特殊环境中，大众传播中的这种比例关系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或者在某一时期，有关国际关系的内容还会完全占领大众传播的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等国的杂志内容基本上是有关抨击贪污腐败的内容，但战争爆发后，所有的杂志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战争和敌对双方国家的报道、分析、评论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可以说，战争形成了一种最特殊的环境，处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大众传播所关注的唯一目标就只能是这种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事物——战争。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重演了这一幕。所不同的是随着电子媒介的产生和人们对大众传播的掌握技术的不断提高，大众传播对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内容之一——战争的关注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了。当战争双方把诞生不久的广播有组织、有章程地用于战争宣传后，大众传播不仅全方位地关注战争，而且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

和平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也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东西方两大阵营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进行最后较量的时候，大众传播对相关事务的报道、鼓吹、煽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今天当我们再度提起那种环境中的大众传播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大众传播自身，而是那种特殊环境中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

2.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

由于国际关系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领域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大众传播加强了对国际关系的关注。随着这种关注程度的提高，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就出现了专门报道、传递国际关系信息的栏目和版块，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完全以报道国际关系信息为己任的大众传播媒体，如《外交》季刊、《参考消息》、路透社、CNN电视网等。事实证明由这些媒体组成的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不仅在报道国际关系信息方面恪尽职守，而且在为本国政府制订对外政策时出谋划策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国家和国家集团发现向对方传播某种观念和思想具有物质武器所不能代替的摧毁一切的能量，于是对外宣传出现了。同时，宣传赖以发挥作用的传播媒介出现了。最后诞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体系，这就是包括国际通讯社、国际广播等传播体系在内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向国外受众传播有关国际社会各种信息的传播形式、传播过程、传播结构等内容的总和。最早的国际传播应该是那些向世界各国提供消息的国际通讯社，但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后来出现的国际广播。1927年荷兰为维护其海外殖民地统治，开始向这些地方广播，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办对外广播的国家。不久，德国、法国、英国等国也相继开通对外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和同盟国纷纷利用广播电台向敌对国家展开宣传攻势，促使国际广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39年战争爆发前，共有27个国家办有对外广播，而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开展对外广播的国家增加到55个。战争使国际广播这种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获得了真正的认可。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际广播已经发展到了历史上最为兴旺的时期。由于在推倒柏林墙的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际广播在全球国际关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青睐，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非常有效的工具。到80年代末时，全球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105个，国际广播电台已达160多座，每天所播用的各国不同语言近150种，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总时数共有2.5万多小时。在国际广播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广播的一系列象征物相继诞生，影响较大的有VOA（美国之音）、BBC国际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CRI（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由此开展的大众传播过程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了，它们不停地向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对象灌输着传播一方关于世界发展、人类社会的某种观念和思想，以期去影响它们的传播对象，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总之，去关注国际关系，去走近国际关系，如果可能，则永远地左右和影响国际关系，这就是这些特殊形式的大众传播存在的真正理由。（二）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领域的内容成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当大众传播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关系，并且在国际关系中能够感受到大众传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时候，国际关系在具备许多性质的同时又被赋予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国际关系的内容不是单一的，它包括政治领域的国际关系、经济领域的国际关系、文化领域的国际关系，等等。自然，当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因素日益增多之后，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也就产生了。实际上当大众传播能够出谋划策，推动国家行为，影响国际社会，并形成一股较为独立的力量后，大众传播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1.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影响下，国际关系打上了大众传播的深深烙印，很多的时候，你不得不认为国际关系简直就是大众传播的国际关系。

大众传播的力量在美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我们翻开美国的新闻史而不是翻开美国的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对此有一种真切的感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迟迟不介入战争，除了因为决策者受孤立主义传统束缚之外，美国许多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新闻媒介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也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战争结束后，在对待签署和约以及美国是否加入国联的问题上，美国传媒再度发难，原因是一些有影响的媒介认为和约背叛了威尔逊“十四点计划”所规定的理想主义精神。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等人以及他们所把持的媒介所提供的文字成为反对派责问威尔逊总统的根据，甚至成为参院辩论时被引用的观点。按照罗纳德·斯蒂尔的说法，李普曼站在反对威尔逊的最前列，领导了这场攻势。结果，参议院两次表决，都未能批准和约，也未能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寻求一次新的会议来规定自己在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怪物——“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大众传播不仅从外围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的时候，它还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进入决策程序，以至影响整个外交、战争等活动的进展。比如它的影响足够大以后，政府会主动地向它提出咨询，甚至把它的代理人拉进决策圈子。沃尔特·李普曼在这方面是值得美国大众传播界自豪和骄傲的典范。从20多岁进入新闻界一直到去世，李普曼用他那永不停歇的笔杆子写作了大量的社论与专著，这些文章为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现状与前途作出判断。由于美国传媒的权威，也由于他本人的权威，他经常成为白宫对外政策决策会议的座上客，他甚至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毫无疑问，作为大众传播的代表，当李普曼走进白宫，坐在总统的旁边时，他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他在报纸上旁敲侧击所起的作用。然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原因是他是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

2.大众传播自身构成一种国际关系（1）当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的作用与能力日渐加强，并形成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后，大众传播自身实际上已经构成一种国际关系。也许（很多时候）大众传播的背后隐藏着国家实体，也许大众传播的言论纯粹出于自行其是，但是无论属于何种情形，大众传播的一举一动，都会触动国际关系的神经。那么，大众传播的这一举一动就成为一种国际关系性质的或者说是国际关系化的举动。（2）国际关系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当大众传播涉及国际关系的内容时，这意味着大众传播也走入了国际关系的领域，成为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既然大众传播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那么在某个时候、某种环境中，大众传播就能够代表国际关系。正如我们可以把国际政治直接称作是一种国际关系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国际范围内的大众传播称作是另一种国际关系。（3）国际关系模式已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还经常表现为一些国际组织之间或者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众传播领域出现的若干代表大众传播某一方面的国际组织使得大众传播领域里的这种国际关系成为可能和现实。比如，当发展中国家的新闻组织与发达国家的新闻组织展开交流、合作、竞争和斗争时，这种关系无论从内容上讲，还是从形式上讲，既是国际关系的，又是大众传播的。

二、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成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特点，仅仅开始于本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史。在这之前，尽管大众传播的一些形式已经存在，例如报纸，它出现的时期可以上溯到传统意义上的近代国际关系史之前，但是，这个时期的报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另外，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的特点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才能充分和彻底地得到反映，也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领域中谈论这一问题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当大众传播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时，大众传播实际上就进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样就构成了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另外一种结构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除了有“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一种结构之外，还有“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的结构。当然本章并不是前一章的简单延续，也不是那种简单的正反论证方法的结果。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能够找到一些在前面根本触及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是什么。（一）渠道和桥梁

不管是运用于国内社会，还是运用于国际社会，大众传播始终是把信息、观念、理想等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其他地方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渠道。同时它也是沟通传播者与受众的一座桥梁，甚至是沟通国家、民族、文化群体等集合体之间的一座桥梁。这一点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媒介”一词本身即可理解。

1.向受众传播信息

大众传播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传播信息，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自然也具备这样的功能，那就是向国际范围内的受众（包括国内的受众和国外的受众）传播有关国际关系的信息，更准确地说是传播国际社会中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此外还传播有关国际组织和具有国际影响的个人的信息。

2.沟通国际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

大众传播除了向内或向外传递有关国际关系的信息之外，还肩负着一项使命，就是把一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这个国家在有关国际关系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转达给有关的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或者是把某一人群的立场、观点转达给其他人群，使这些国际关系的主体能够互相了解、互相认知，从而达到沟通与信任。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际关系主体之间面对面地交流思想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而在国际关系愈来愈复杂多变的今天，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又是十分必要的，这样，能够牵线搭桥的大众传播正好承担起这种功能。

当两个国家处于非正常的“断交”状态时，大众传播的这种沟通功能和桥梁角色就显得更加必要。1997年温和的哈塔米上台后，伊朗通过传媒向美国传递出缓和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前后，美国政府也通过传媒向伊朗表示了温情。这之后，双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继续眉来眼去，尽管后来美伊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当时两国关系肯定是升温了。由于两国之间断交多年，两国政府及其首脑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互致问候，但大众传播帮了他们这个忙。大众传播的这种沟通功能在这里表现得确实很恰当，也很出色。（二）战场和武器

随着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国际关系舞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常规战争的范围，各国除了在以上领域内展开竞争、冲突之外，还在日益显得重要的大众传播领域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较量与斗争。大众传播为国际政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和战场。

事实上，大众传播领域作为一种战场，一开始就是与真正的战场相联系并被用来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攻势的。在广播发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广播随即被运用于战争中的宣传鼓动和造谣行骗，从而开辟了一个称作“第四条战线”的战场。以后，许多国家之间还爆发了真正的“传播战”。1922年，德法两国为了争夺鲁尔区，分别通过广播向对方发动攻击性的言论，爆发了一场“广播战”。最有趣的是，就在这之后不久，德国和波兰为争夺西里西亚地区，也利用广播互相攻击，事端平息之后，两国还签署了一个不使用广播攻击对方的“互不侵犯条约”。大众传播之所以能够开辟一种全新的战场，就在于大众传播本身是一种威力无比和十分有效的武器。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用武力手段去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冲突越来越不可能的情况下，以大众传播为手段、为武器，用“心理战”和“宣传战”去打击、摧毁敌对国家或非友好国家，不仅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是最好的选择。1990年3月27日，美国针对古巴的马蒂电视台开始试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对此评论道：“美国现在对古巴发动了一场入侵，不过不是使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广播。”赵英：《新的国家安全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近年来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武器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三）催化剂和助推器

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活动中不只是充当一般的中介角色或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工具，在很多时候，它也是一种触媒，它可以加快整个活动的节奏，影响整个活动的进程。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纽约日报》对美西两国挑拨离间，引发了一场战争，这当然不是说发动战争的决策权在《纽约日报》的老板赫斯特手中，但美国总统麦金莱发布战争令时，显然是受了《纽约日报》等大众传媒的鼓动和影响。正是因为其时大众传播媒介火上浇油式的报道，进一步恶化了美西关系，使美国统治阶层下定了与西班牙一战的决心。

大众传播的催化功能和助推功能主要地表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深化国家关系、促动国际关系公开化和民主化运动中。由于这些内容涉及到了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深层次影响等诸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四）国际关系的焦点

越往深处探究，我们越会发现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当大众传播以更大的热情来关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事件与问题时，它自己也在国际关系的大舞台上成为聚焦的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议题之一。

1.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受到关注

无论从广义的角度上讲，还是从狭义的角度上讲，大众传播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里获得证实。作为一种学科，它得到了全社会广泛的认可，而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它得到每一个联合国成员的高度重视。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点被大众传播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所占据，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于1977年11月成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关于大众传播的一系列活动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如此的重视，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活动出现在这样一个日益受到重视的世界性组织内，更因为文化作为国际关系乃至整个世界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受到了广泛的重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直到90年代初塞缪尔·亨廷顿写出《文明的冲突？》一文后，人们好像才意识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法国人路易·多洛在60年代已经把文化的因素引入了国际关系之中，他甚至把自己的著作直接定名为《国际文化关系》。

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就在于“文化是体现国家信誉和威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和平时期，文化在国家关系中的这种职能尤其显得突出和重要。不言而喻，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的大众传播也就具备了这种职能，充当了这样一种角色。以美国为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除了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惯性力量之外，还仰赖于美联社、CNN、美国之音等构成的世界一流的大众传播网络以及由此传播出去的美国思想与美国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美联社、CNN和美国之音等大众传播媒介就是美国的象征。从这里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国际地位相对应的，没有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有着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这皆因大众传播是体现国家信誉和威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作为文化的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文化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作为文化的大众传播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论，更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规律。

2.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受到关注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大众传播本身在某一发展阶段上会构成一种国际关系。从字面上理解，这比较晦涩，但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关系史，或者是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众传播史中，我们便会清楚地理解，大众传播是如何构成一种国际关系的，或者说大众传播是如何成为国际关系最为直接的一部分并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焦点的。

20世纪60年代末，当第三世界各国纷纷挣脱殖民主义的政治枷锁之后，它们发觉还有一根缰绳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时刻威胁着自己的独立与安全，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不均衡和不平等的大众传播水平。在这种不平等面前，第三世界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它们深切地感受到不改变大众传播领域的这种局面就无法保证政治上的绝对独立和经济上的完全富强。196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了解”讨论会上，这一问题首次被提出。在后来，这一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和讨论。随着“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口号的提出，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这一思想已完全演变成了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场重大革命运动。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目的，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要求。它们指出，如果允许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和控制新闻从而达到改变现行新闻秩序的目的，则会动摇新闻自由的原则。矛盾是不可调和的，1985年，双方的斗争导致美、英两国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很明显，无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场斗争中谁是谁非，双方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事件，并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我们把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口号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感觉它们真正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国际新秩序”。当然，“国际新闻新秩序”是否应改为“国际文化新秩序”，以使其更具广泛性和概括性，这一点尚待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另外这种新秩序是否仅仅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就能实现，也值得怀疑。但是，不管怎么样，大众传播已经在国际关系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淋漓尽致的戏剧，在这场戏剧中它扮演了一个主角，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从此以后，当我们谈论起国际关系时，我们再也不会忽略大众传播在其中的位置。（五）国际关系行为体

说到国际关系，首先会想到“国际关系行为体”一词。顾名思义，国际关系行为体最直接的含义是指在国际关系中有目的、有能力、独立地参与国际间活动与事务的行为实体。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是指国家，此外还包括国际组织。这样大众传播领域一些跨国家、跨地区、跨世界的组织与联盟就进入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列。

第一个世界性的大众传播组织诞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跨地区、跨世界的大众传播国际组织。诸如国际传播学会、国际新闻学会、亚广联（亚州太平洋广播联盟）、加勒比通讯社、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阿拉伯广播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是有关国家在国际范围的大众传播活动中寻求共同利益的产物，或者是为了在国际事务中共同加强大众传播或新闻工作，或者是为了加强相关国家自身在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地位和分量。但是无论属于何种情形，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性组织在根本上就是国际间交往的产物，是国际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它们参加到国际关系的活动中来，那么它们必然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大众传播领域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国际组织，例如加勒比通讯社、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阿拉伯广播组织、泛非通讯社、亚洲太平洋新闻交换网，等等。这些组织一诞生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传播媒介或组织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原来在这一领域展开的斗争不再是政府间零敲碎打的争执，而是代之以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组织或联盟之间的有章程、有计划的持续战争。当然，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等组织的斗争对象可能是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相对应的组织，也可能是美联社、路透社等单个新闻机构，还可能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但无论是何种情形，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等组织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而且，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它们成为了关系的一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关系行为体。

对于那些成员更广泛的大众传播组织来说，它们在整个国际关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反而被轻视和冷落了。例如国际传播学会、国际新闻学会等。由于不能明确地找到与国际关系相对应的另一方，以突显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它们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就似乎变得有点儿不确定了。但是，人们有理由承认那些在国际关系中频频抛头露面的角色，同时也没有理由否定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暂时保持沉默的主体。国际传播学会和国际新闻学会等组织还不能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活跃于国际社会，是因为大众传播作为一种较为独立的力量尚没有得到彻底的确认，另外也因为人们尚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些国际组织独立活动所能带来的好处。这种局面最终将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加强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化而得到彻底的改变。

除了那些国际性组织之外，一些大众传播实体也可以被看作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许多传媒实体被国家严格地控制着，不能单独进入国际关系的活动中去，也不能随意地发表言论，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些传媒实体无法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但是一些规模较大的、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主地展开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的大众传播实体如CNN、VOA（美国之音）、BBC等，因其深深地卷入了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具备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身份。尤其是当它们的声音触犯了某些国家之后，这些被触犯的国家不可能去指责这些传媒实体背后的国家，而只能与这些传媒实体对簿公堂。这个时候，这些传媒实体就真正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了。

三、大众传播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

在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关系之中，有一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大众传播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作用，以及产生何种作用。这个问题虽然在前面一些章节中已经有所触及，但显然很不够。作为二者的关系结构中的一个方面，必须对此进行单独的阐述。（一）大众传播影响甚至决定国际事件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曾经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角色的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大权旁落。与以往的力量较量不同之处在于这次较量不是发生在血肉横飞的军事战场上，而是发生在没有硝烟的和平环境里。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不是别的，正是大众传播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在1989年11月6日到1990年1月1日间，美国《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分别用90页和98页的篇幅报道东欧局势，面对位于美国后院的智利、巴西（这两个国家分别举行了16年和25年来的第一次总统自由选举）的报道，《新闻周刊》的报道总共不足一页，《时代》周刊也只有6.65页。1989年12月7日到21日两星期内，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东欧的报道分别为173篇和104篇，而对智利、巴西的报道则分别为15篇和8篇。”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负责对东欧地区宣传的广播电台大大地增加了广播时间和覆盖面，国内电视新闻节目中关于东欧局势的报道明显增多，大批的西方新闻记者涌入东欧。

最终，在西方大众传播的急风骤雨之中，东欧、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厦坍塌了。这座大厦的坍塌直接导致了40多年以来的“雅尔塔格局”的彻底消亡。国际关系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理查德·尼克松曾经指出：“归根到底，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决定历史。”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大众传播，这种代替武器的思想如何能够传递出去，并发挥作用。

大众传播引导国际关系的作用还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即通过长时间的报道和宣传，促进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因此拓展国际关系的领域。近年来，随着大众媒介对地球环境问题的深度报道和广度报道，人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反映在科学家、学者们和普通民众中间，而且贯彻到了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和整个国际事务中。继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之后，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再次将这一问题提到了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战略高度，同时它意味着各国外交活动和整个国际关系领域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或者说国际关系的触须又伸展到了一个新的方面。没有人怀疑，国际关系领域的这种新动向源于大众媒介对地球上空臭氧层减少、全球温度升高等问题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二）大众传播提高国际关系的透明度

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秘密外交逐渐演变为大国交往以及少数几个国家任意摆布别国的主要手段。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文即将提到的秘密外交与外交活动中的秘密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外交活动中的秘密行动是指在外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暂时不宜让外界获悉的策略性行为，它是外交原则所允许的。秘密外交则是一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从而达到己国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外交方式，是一种极不道德的外交方式。

1915年到1917年的两年中，秘密外交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这两年的时间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分别签订了《伦敦秘密条约》、《日俄秘密条约》、《法俄密约》、《英日密约》、《日法密约》。外交成了阴谋的代名词，而条约则产生出窃贼式的攻守同盟。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反对秘密外交，但结果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好。历史走到今天，情况终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秘密外交已基本成为历史的回忆。促成这种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之一就是大众传播。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政府和国家如何避开大众媒介的触角再去达成“雅尔塔协定”之类的交易。随着大众传播这种较独立和自主的角色的力量加强，公众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包括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对外活动和对外政策的内容——这种现象在西方更显突出。除了大众传播自身的主动精神之外，政府和国家也越来越借重大众传播来展现自己的外交活动，似乎这已经成为一种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因为尽量让更多的人更多地了解政府和国家的外事活动，能够表明这个政府和国家的开放及文明水准。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现在公众对自己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空间的关心程度已越来越高，这促使大众媒介把自己的触须伸展到国际关系的整个领域中去。每天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收音机，或者展开报纸、杂志，我们会接触到大量全球范围的、属于国际关系范畴的内容和消息，这些消息不仅仅只是些涉及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内容，还有大量的国际间的经济、文化、军事活动的报道，大众媒介对这些活动的报道的直接结果是这些活动几乎不加掩饰地呈现在公众和世人的面前，也就是说使得这些活动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

在大众传播的监督之下，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可能会增加一些复杂性和难度，比如说少数大国再也难以通过隐蔽的手段来私自决定国际事务，它们不得不把一部分决定权交给国际社会——这显然在操作上不如几个大国说了算的运作程序简单——但是，虽然国际事务决策者数目的增加有可能使决策过程变得复杂多变和捉摸不定，但这毕竟要比以往的决策过程安全得多和开明得多。因此国际关系透明度的提高无疑会为我们所追求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提供有力的保障。（三）大众传播加快国际关系活动的节奏

大众传播的产生以及它随后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运用，使得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诸如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知对方和其他各方的消息和外交信号，从而很快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或作出反应。这比起古老的通过信使或口口相传等传递有关信息的方式无疑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今天，大众媒介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多媒体电脑获得一系列的图像、声音、文字组成的新闻报道，而政府和国家以及其他国际关系活动的参与者则通过这些信息手段几乎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获得事实的真相，这为他们迅速作出反应和采取相应对策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了使这种信息交流的速度不被放慢并且不间断地延续下来，政府之间和国家之间还专门确立了有关迅速交换信息的制度。比如说通过签订协议，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CNN提供的新闻信息，巴西的阿布利尔新闻频道（CNA）则可以据此从亚广联和欧广联获得他们提供的24小时新闻节目。有了这些快捷、真实、可靠的消息，政府和国家便可以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事实上，“信息来得如此快和如此充分，以致使传统外交的事先筹划的时间减少到几乎没有了。”这样政府和国家实际上不得不立即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当墨西哥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宣布后，世界各地迅速给予救援以减轻这场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当卢旺达传来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后，国际社会马上通过传媒公开对此进行谴责和干预。大众传媒的这些实践活动证明它不仅可以发挥传递信息的职能，而且由于它非同一般的道德力量，在解决某些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时，它也能够起到超乎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作用。

随着大众传播影响力和作用力的增强，人们逐渐树立起这样的信念：一国政府应通过大众媒介立即表明它对某一事件的态度，以反映它对这一事件的当事者的某种态度——或者支持，或者反对，再或者漠视等等。但实际上当人们对大众媒介的快速传递信息的能力有所了解之后，人们也会清楚某国政府的新闻传播媒介不对世界上的某一事件立即表明态度同样传达了它对这一事件当事者的态度。例如当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夺取大部分国土并建立新政权之后，几乎没有国家立即通过新闻媒介对此表明态度，所有的新闻报道只涉及事件本身。这种现象并不说明国际社会对此没有看法或不愿介入，恰恰相反，它清楚地表明了各方拒绝承认这个伊斯兰极端政权的合法性的态度。实践证明不管大众媒介“说话”还是“不说话”，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表态。通过这种方式，国际关系的行为者或参与者之间交往的节奏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了。（四）大众传播制约国际关系的重心

按照惯常的思维，大众传播一般关注国际关系领域的焦点问题和重要事件，也就是说国际关系领域中某些问题和事件的重要性取决于其自身，大众传播仅仅是通过大容量、长时间的传播突出了某些问题和事件的重要性。但事实证明，在很多的时候，国际关系领域中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究竟何者更为重要，人们往往无法有章可循地给予确定。公众只是在不断听到和看到的对有限数量的事件的重复报道中感觉到何种事件和何种问题更为重要。1991年上半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把目光集中在海湾战争问题上，与此同时，在非洲有成千上万饥饿的难民正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无人问津。我们不能肯定前者的重要性一定大于后者，但由于大众媒介的影响，前者受到重视，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焦点，而后者完全被大众媒介所忽视，以至于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我们这个世界抛弃了。这个事例说明国际关系的重心既取决于国际事务自身的性质，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大众媒介对其报道的篇幅、报道时间的多少。大众媒介也许是受本国新闻监督机构之命，也许是出于自我估计，它最终制约了国际关系的重心，即它规定了哪些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焦点问题，哪些是次焦点或非焦点问题。

每年年终各大新闻机构都要评选出本年度的十大国际新闻，这已成为一种惯例。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人民日报》评选出的十大国际新闻的许多内容在美国新闻工作者看来无足挂齿，而《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十大国际新闻的许多内容，中国新闻受众又觉得莫名其妙。这固然是因为双方的大众媒介对国际事务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的另一面：究竟何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这要看大众媒介的态度。（五）大众传播增加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大众传播介入报道国际事务的程度愈深，范围愈广，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从大众传播获得更多的有关国际关系领域的各种信息，而这种不断积累的信息将促使大众传播的这一部分受众更多地去关心每天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件以及相关的各种国际关系的知识。受众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专门报道国际时事的《参考消息》成为读者最喜爱的报纸，而每天黄金时间播出的“新闻联播”中的国际部分亦成为观众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在整个80年代的美国，由彼得·詹宁斯主持的侧重于国际政治的《今晚世界新闻》一直位居新闻节目收视排行榜的第一。今天，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这一传统节目仍然是美国新闻受众喜爱的节目之一。当然，关心国际事务并不等于参与国际事务，但它可能是一个起点。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公诸于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各种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的民意调查和新闻采访等活动最终把关心国际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尽管美国政府在诸如向波黑派驻军队的问题上享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它同时又不得不征求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群情激昂的美国公众的意见和态度。政府不必直接面对公众，公众也不能进入政府决策机构，但大众传播沟通了二者的关系，它把政府的决策告诉公众，同时又把公众的意见反馈给政府。这样公众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国际关系的领域，成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一部分，也成为国际事务参与者的一部分。

另外，在西方社会，大众媒介作为一种较独立的力量也成为国际关系参与者之一。一方面，它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意见，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有的时候既不代表政府，又不代表公众，而是代表新闻媒体自身发表言论和看法。由于它具有舆论导向的职能，因此它极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决策，甚至直接成为国际关系活动当中的一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所论述。（六）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的传统运作程序

我们知道，国际关系过去一直延续一种传统的、具有其自身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比如说它一贯遵守一种生物界所遵守的自然状态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国家与国家以此为行动的准则展开一轮又一轮残酷的厮杀，而不受任何道德力量和其他超国家精神力量的约束和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关系自身的内在规律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它仍然以力量对比和力量较量的法则维系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力量对比和力量较量不再单纯地表现为赤裸裸的、以少数统治者的意志为国家意志的、以战争为唯一手段的国际关系模式，在许多的时候它表现为和平的和其他非战争的形式。国际关系这种运作程序的转变显然是整个人类历史进步对其发生促进作用的结果，而在这之中，大众传播的作用不可否认。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样，大众传播提高了国际关系的透明度，它使得国际关系这个领域更加开放、更加清晰。它使更多的人们来关注这个领域并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这些步骤必然一改过去传统的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最终改变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完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有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在美国，大众媒介经常不加节制地介入政府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和国际事务。由于它具有所谓的独立性，它可以随意地发表言论，这些言论可能是政府想说而不能说的，也可能是政府根本无意要说的，但总之这些言论可能会激起别的国家的强烈反应，以至于影响美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美国国内大众媒介针对中国的偏激宣传言论可以说是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构成，还由政府与大众传播或者由大众传播与大众传播构成。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再一次被改变了，这可以看作是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运作程序的又一种形式。这种影响和转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作进一步的分析。（七）大众传播冲击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传统观念

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大众传播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内部结构，而且也冲击了人们对国际关系原有的观念和认识。

1.大众传播连篇累牍地报道与己无关的国际事务以及努力向外报道自己国内事务的举动，使得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国的国内事务有时会成为整个国际事务的一部分，而国际事务则可能成为某国义不容辞的国内事务。

2.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广播冲破了国家边界的樊篱，使得我们观念中传统意义上任何外来力量都不能随意越过的国界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大众传播亳无阻拦地进入其他国家时，或者是不受欢迎地强行进入其他国家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它们的国家主权很明显受到了侵犯。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现象能够长时间地被默认——这可能是因为新闻自由流通的原则起了作用，则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主权绝对不可侵犯的原则与现存事实之间是有差距和抵触的，因而，国家主权的至上性也就受到了削弱。

3.当大众传播越过边界进入另一国家之后，从某种角度讲就构成了入侵。因为它对别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如果它能被界定为入侵的话，则入侵或侵略就有了新的形式，而如果国家之间不得不普遍对此表示默认的话，则这种入侵就不能被称作入侵。总而言之，人们对入侵或侵略的定义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此外，人们关于传统国际关系学其他的许多观念也都发生了变化，而在这许多变化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找到大众传播的因素。

大众传播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绝不止这些，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触及这个问题并试图揭示它们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时，我们仍不得不产生和西方学者们一样的疑惑：大众传播究竟是在报道历史，还是在塑造历史？这有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国际关系对大众传播的要求

也许我们可能把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夸大了，尤其是有时当大众传播不加限制，不加引导地任其随意发展的话，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发掘出大众传播的能量，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国际关系。总之，为了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为了大众传播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大众传播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个要求并不是我们主观地想出来的，而是国际关系自身发展的需要。（一）大众传播的国际化、独立化、专业化

国际关系的全球化、一体化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化发展首先要求大众传播实现国际化，这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含义：

1.大众传播要密切关注国际关系领域以及国际范围内的任何事务，关注世界上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出现的任何事态。

2.大众传播应在整体上考虑发展成为遍及世界五大洲的全球性庞大事业，而不应局限在种类、地区的规模上。一些全球性组织如世界传播学会等理应承担起这一责任。

3.大众传播技术和工具不应长期地垄断在极少数国家手中。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努力在经济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觉地去享有一定程度的大众传播技术和工具。

随着大众传播国际化的加强和深入，大众传播的力量将不断壮大。这为大众传播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大众传播的独立化，不仅是大众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正如国家事务需要某种监督力量一样，国际关系及国际事务也需要外来力量对它进行监督和制约。尽管我们有了联合国等国际性协调组织来完成这种职能，但这些组织只是成员国的代理人，独立和自主能力很差。为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力量。很显然，无论是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或是作为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工具，再或者是作为一种超脱的力量，独立程度日益加强的大众传播必将成为最佳的选择对象。

大众传播若想最终实现国际化、独立化，还有待于它的专业化的提高。大众传播的专业化主要是指：

1.大众传播内容的专业化

大众传播要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取得占主导的地位，前提之一是必须全身心地关注国际关系及国际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辟介绍了解国际事务的专门栏目和节目，建立专门的国际事务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机构。

2.大众传播工作者的专业化

除了有专门的机构、栏目之外，还必须建立起一支具备国际事务知识和素养的专业人员队伍。没有专业化的人员便不能保证整个结构和系统的专业化。专业化的要求，不仅是从大众传播如何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地位的角度考虑的结果，同时也是从那些积极准备为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的角度考虑的结果。每一个准备在未来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国家都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决断。（二）大众传播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大众化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一直是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曾经遭受压迫、控制、没有发言权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两极格局解体之后，国际社会重新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证明，大众传播过去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做出了贡献，今后更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有所作为。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新的历史阶段拥有了新的内容，这个新内容可以概括为民主化和大众化两部分，具体说来有如下内容。

1.国际事务不能被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

国际事务长期以来被极个别的国家所垄断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关系结构对那些弱小贫穷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它们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它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因此这仍将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特别应加以关注的问题。由于这是个老问题，且有许多文章论及，在此不赘。

2.国家外交决策应使更多的人享有发言权

国家外交决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国国内的事务，但在更大的范围讲，它又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依然要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即国际关系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的对象是那些国际性的事务，当某项决策作出之后，这些决策必然会对相关的国际事务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一项决策是正确的、适合时宜的，那么，决策将对所要关注的国际问题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反之，结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决策者就自然成为决定事物的最关键因素。高明的决策者作出高明的决策，平庸的决策者作出平庸的决策。那么，什么样的决策者才算是高明的决策者呢？是那些高高在上、料事如神的君主和领袖人物吗？答案是：可能。你可以举出许多关于君主和领袖们以个人的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事例。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没有了君主，我们也不再盲目崇拜领袖，而现代“君主”们也不再具备那种号令天下的权威。那么关系一国生死的外交决策权力还敢交给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吗？1990年伊拉克领导人的主观臆断和刚愎自用使得整个伊拉克生灵涂炭，这是外交决策权力在现代社会由极少数人垄断的沉痛教训。

外交决策的决断权最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种程序结构即使在将来也不会彻底改变。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想办法使在这种结构下产生的外交决策获得安全保障，或者说要使外交决策更加有效和可靠，能够给作出决策的国家带来最大的收益，而不是最大的损失，这一点在那些能力低下的弱小国家的政府中尤其显得重要。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安全保障体系，这个安全保障体系只能是：让更多的人享有发言权。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神化了的诸葛亮从来就不存在，但臭皮匠的集体智慧却是可信的。外交决策的决策权交给集体要比交给个人可靠，交给多数人要比交给少数人安全，这就是外交决策应该让更多的人享有发言权的原则和理由。

无论是国际事务的民主化与大众化，还是外交决策的民主化与大众化，都是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进程中，大众传播应该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它能够对国际事务的民主化尽到监督职能，作为一种沟通意见的渠道和工具，它能够把民众的思想和态度及时地反映给政府决策机构，从而使更多的有能力、有责任感的人加入到决策的过程中来。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传播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宣传这一问题，取决于它对这一问题的关切程度。当然，人们有理由对它寄与厚望。（三）大众传播要沟通国家及民族之间的理解

世界和平的维护有赖于各民族和国家之间观念的互相沟通与交流，历史上有许多的国家间战争和冲突是由某些势力一意孤行地挑起和煽动的，但是也有许多的国家间战争和冲突是由于双方认识上的差距和分歧而导致的。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国在国际纠纷与冲突中应尽量避免采取战争的手段，战争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特殊手段越来越不合时宜，也越来越不可行。但是国际关系表现为非战争状态和形式并不表明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得到了一劳永逸的保障。非战争形式的冲突与纠纷同样能造成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诸多领域的动荡。然而造成纠纷与冲突的原因却往往只是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距离。以中美两国关系为例，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对抗与冲突，直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依然心存芥蒂，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双方在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对远东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不可否认，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仍有可能引发新的矛盾斗争和冲突。

那么，如何来应对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分歧，以防其再度转变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对抗呢？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双方能够本着信任与友善的态度，采取对话、讨论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人们常说，思想越辩越明，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问题只能通过讨论、阐述才能获得澄清，任何强力的手段都只会适得其反。

类似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表现形式还很多，所有这些分歧与冲突可以说都源于彼此之间的不沟通和不理解。因此，如何能使它们彼此之间更进一步地互相沟通与理解，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又一重大任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众传播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大众传播的职能之一就是传递信息，通过传递正确的信息，国家之间能更进一步地彼此了解；通过健康的宣传，国家之间能更进一步地彼此信任。如果国家之间能够经常保持一条传递可靠可信的信息通道，经常保持一个自由、轻松地畅所欲言的论坛，一改过去那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的交流方式，国际社会的安全状况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也就有了保障。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民族沟通》的书，其中指出：“战争之根源系由于政府控制新闻媒介，制造误解，而世界和平之维护，则有赖于民族间之自由沟通”。这说明新闻界或大众传播界很早就认识到了大众传播在沟通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冲突和战争发生这方面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大众传播的这种作用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发挥，因此，国际关系的实践活动对大众传播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仍然是必要的。（四）大众传播要公正、平衡地报道国际事务

国际关系在要求大众传播给予其密切关注的同时，亦要求这种关注是公正的、平衡的。长期以来大众传播几乎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因此大众传播尤其是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事务或国际事务时，总是难免要戴上工业化国家自己准备好的变色眼镜来辨别是非。大多数情况下，报道或是不全面的，或是侧重消极面的，或是不真实的。这种现象最终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运动。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斗争离我们已经渐渐远去，因而可以对其反映的历史背景提出疑问的话，那么最近一两年的事件却证明大众传播领域里的这种要求并不是无中生有。1996年9月，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第五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会议发表的《最后宣言》号召不结盟国家向西方传播媒介对不结盟国家进行的“充满偏见和歪曲的报道”作坚决的斗争。这说明大众传播领域中那种不公正、不平衡的报道方式确实仍然存在。在改变一切旧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大众传播必须为此作出努力。

所谓大众传播公正、平衡地报道国际事务，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大众传播要全面地报道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务，既要报道负面的消息，也要报道正面的消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且它也不会对西方所实行的传播体制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最多不过是“新闻自由理论”与“新闻社会责任理论”再次互相作出妥协而已。事实上，完全的新闻自由并不存在，而承认“社会责任理论”也并不意味彻底地放弃新闻自由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传播媒介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的传播媒介不应只为西方说话。

其次，大众传播对国家间关系的报道要适中。国际关系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国家之间关系的友好与敌对，反映在国家利益的追求过程中，而不取决于盲目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热情的高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催化剂和助推器，如果努力地报道对象国的正面内容，那么相关国家的关系肯定会在政府的行动之外得到异乎寻常的加强；反之，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则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由于大众传播所传播的思想具有一种惯性的力量，因此过分的反面报道会对相关国家关系产生一种无法弥补的影响。政府行为造成的结果可能倾刻间改变，而传播媒介所造成的结果要想改变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要求大众传播在报道国际关系方面的事务时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最后，大众传播不能完全地超越国家主权之上。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国家主权的概念已发生了变化。但是现在应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尽管国家主权在事实上来讲已不像从前那样铁桶一般地严密，在某些时候国家甚至不得不主动出让一部分主权，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主权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此大众传播在报道别国事务尤其是在报道发展中国家的事务时应特别的谨慎、小心，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影响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1996年9月阿布贾第五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上签署的《最后宣言》在反对“充满偏见和歪曲的报道”的同时，也提出“任何国家在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都必须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自主”。这证明主权问题依然值得大众传播的重视。

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如此重视主权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有过主权被一次次侵犯的惨痛记忆，直到现在许多国家的主权依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另外，在大众传播远未能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从而能够公正、平衡地为所有国家说话之前，强国的大众传播凌驾于弱国的国家主权之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只能是损害那些本来就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甚至那样一来，可能为某些势力利用它来控制弱小国家并剥夺他们的主权提供了机会。

今天的国际关系已经很难把握了，大众传播的介入无疑会给今后的国际关系增添更多的变数。当NBC主持人科斯塔斯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节目中对其他国家以及它们的运动员信口开河、说三道四时，难保这些国家的民众不对全体美国人产生反感；当中美两国政府间的争论偃旗息鼓，而一些美国传媒仍大放厥词时，你不敢保证中美关系一夜之间会发生何种变化。大众传播这种超越本国主权和别国主权的行为确实为国际关系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这对于国际关系来说恐怕不是一个福音。

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一种框架性分析

早在100多年前，一代枭雄拿破仑就说过：“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到了20世纪，我们在生与死角逐的战场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有一种日新月异的武器不断地发挥着它的威力，这就是大众传媒。从报纸、广播、电视到卫星、网络，大众传媒的技术不断地发展。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从1898年的美西战争到一战、二战、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危机，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到底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发生的，具体情形又是如何的，本文旨在从框架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揭开传媒与战争之间的神秘面纱，以使大众传媒能更好地为世界和平服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报纸的大众化，人类开始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而与此同时，战争也演变成以总体战为特征的现代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报纸和传单等印刷传媒在战争中得以广泛使用，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开始逐步结合。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是印刷媒介介入战争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是广播时代了。战争初期，德国法西斯对广播进行了成功利用，这使得全世界都对广播宣传的功能刮目相看，之后便形成二战中独树一帜、斗争激烈的广播战线。武力的较量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宣传上的斗争却依然可以继续。“没有广播就没有冷战。”这是冷战的挑起者丘吉尔的一句名言。他的这句话是否意味着电子传媒的出现使战争划分为“冷战”与“热战”两大类别？或许是战争的特性由此发生了改变：即强制性手段不再是战争的必要条件，战争可以以非强制性手段进行，而在激烈程度上则一点不亚于真刀真枪的实战？随着60年代电视在西方的普及，战争开始步入电视时代。越南战争可以说是这一时代到来的标志。由于美国政府对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未有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从宣传战的角度来说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专家普遍认为各媒体对越战真相的揭露是与美国战败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给世人提出一个新问题：大众传媒仅仅是当权者手中的工具吗？90年代的海湾战争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而全世界之所以能瞩目这场战争完全靠的是大众传媒的报道。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电脑网络等全方位地提供着各种信息，把关心和不关心战争的人全都拖了进来，战争已不仅发生在前线，而是牵动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战争进入了以电视为主的多媒体时代。同时人们也发现，海湾战争期间似乎只能听见一种声音，人类社会的这种“空前一致”正常吗？

我们看到，战争每进入一个新媒体时代都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人们对大众传媒这个潘多拉盒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它对战争到底有什么影响？对人类是祸还是福？

一、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关系之概述

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的关系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其中的直接联系比较明了：从相融的方面来说，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强调戏剧性与动态性，而战争是有高度政治与社会变动性的行为，因此战争从来就是新闻报道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大众传媒与战争具有天生的不解之缘，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国际报道部分从来都以政治、战争内容为主就是明证。从相悖的方面来说，大众传媒要求公开透明，而战争则要求保守机密，大众传媒要求监督制衡政府权力，而战争却要求政府集中行使权力。因此，在现代历史上就大众传媒的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所引起的争论也是层出不穷，而且一直未有定论。

从对现代战争的回顾可以看出，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更主要的联系是通过宣传这一中介发生的：大众传媒是宣传的主要工具，而宣传则是现代战争（尤其是较大规模的战争）的必要条件，因此大众传媒是现代战争的必备工具。下面我们就从现代战争与大众传媒二者的特性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一）宣传是总体战得以发动的必要条件

首先，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对宣传机器的依赖性巨大。战争的诀窍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在前大众传媒时代，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用武力直接打击敌人，而在进入20世纪后，战争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也就是进入了“总体战”时代。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对“总体战”与“有限战争”（指从近代史开端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除宗教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之外）做过比较，他认为现代战争已在四个方面成为总体战：一是在情绪和信念上完全把自己认同于本国的战争的人口比例；二是参战的人口比例；三是受战争影响的人口比例；四是战争所追求的目标[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总体战要求“把一个国家所有的资源完全投掷在战斗之中”[法]福煦：《战争原则》，转引自《战争指导》，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在这种情况下，武力已成为完成战争目标诸种手段中的一种，其他方面的力量（经济的、外交的、意识形态的等等）都被统统调动了起来。

平实而论，总体战的特性决定了宣传全方位的介入。

首先，由于正义战争理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谈到罪责在一方，正义在另一方的战争）在20世纪的复活，政府必须说明战争在本国一方是正义的，而在敌人一方则是非正义的，否则将无法指望全体公民会为战争而牺牲生命。列宁的看法是：“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兄弟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为了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仇敌情绪，宣传是最佳的方法，因为宣传能唤醒潜伏在人类心灵中的“部落性本能”，能把敌人变成魔鬼。

二战中纳粹德国控制下的传媒就是这种宣传的典范。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主持下，德国新闻协会和德国广播协会把新闻媒介控制得严严实实，臭名昭著的《人民观察家报》、《冲锋队员》等纳粹喉舌不断美化希特勒发动的罪恶战争，而德国人在其宣传机器的鼓噪之下也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战斗热情，直到战争结束。

其次，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的规模无论从绝对数字和相对于人口总数来讲，都有巨大的增长。16～18世纪，欧洲军队的规模只以万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第一次超过百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事组织中的人员超过了千万。在近代史上不同历史时期中服兵役的人员比例大致与这些绝对数字相符。在17～18世纪，动员百分之一的人口服役是很少能实现的大事了，而在二战中，苏、美、德等国都动员了超过了百分之十的人参战。可想而知，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动员如此众多的人员投入战争其实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如果在招募士兵的过程中没有宣传机器的有效运作，组织这种规模庞大的军队是根本不可能的。

例如1940年法国在希特勒的闪电战下一败涂地时，败退到英国的临时准将戴高乐在征得丘吉尔的同意下，于6月18日在BBC发表广播演说：“我，戴高乐，现在在伦敦，号召所有在英国领土上的法国军官和士兵同我进行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正是这番激动人心的演讲，导致了后来“自由法军”的迅速组建成军。戴高乐自此也就被称为“麦克风将军”。

又次，战争之所以变为总体战，其意义不仅在于每个人都是可能的参战者，而且在于每个人也是战争可能的受害者。现代战争是对全民的作战，也是全民的抗战。全民介入战争的意义不仅在于直接参加作战，还在于为战争提供各种后勤支援。若要使军事组织保持适于现代战争，实际上是需要整个劳动人口的生产力量的。据估计，为维持战线上一个人至少需要12人的生产力量，而要保持这种生产力量的高效，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必不可少。因此在现代战争中通过宣传机器发动群众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认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30页。二战中前苏联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源源不断地生产武器，这与政府宣传部门的高效运作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如果能通过宣传对敌人军工企业的工人施加影响，则可以使他们降低劳动生产率、生产次品或停止工作。

最后，现代战争的目标已经改变。法国元帅福煦1917年在法国军事学院的演讲中对新旧两种战争形势作了总结：一个新时代真正开始了，这个时代就是吸收全国所有资源投入斗争的民族战争的时代。民族战争目的不在于王朝的利益，不在于征服和占有一个省，而首先在于捍卫和传播哲学思想，然后在于捍卫和传播有关独立、统一，以及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原则《国际纵横策论》，第466页。。虽然20世纪的战争并非都如福煦所言，但这一趋势是不错的，而且越到现在越明显。由于战争目标的这一变化，也使得现代战争在内容上并不一定要使用实际的武力，尤其是在核时代，核大战毁灭人类的结果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那么通过宣传机器这种“冷武器”延续政治上的较量就是最为可行的了。美苏冷战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例子，而且就西方国家来说，最终也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标——苏东国家的全面转型。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现代战争已经变为总体战，它在解释战争的正义性、组织军队、组织全民及完成战争目标等各方面都需要宣传机器全方位的介入，良好的宣传工作已成为保证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没有宣传则没有战争。

(二)大众传媒是宣传战的主打武器

大众传媒作为宣传机器有许多符合现代战争需要的特点，这也是它们能结合在一起的关键所在。

第一，大众传媒弗远弗届，具有强大的渗入性。在传媒的印刷时代，传单和报纸就已是战争中的主要宣传武器。但是传单要受到投放手段的限制，一般只能传送到对方前线士兵那里；而报纸由于交战国邮路的切断，只能起鼓舞国内士气和争取中立国支持的作用，宣传作用有限；广播电视诞生之后，由于它们综合和扩大了传单与报纸的影响，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任何信息有效地传递到各方的政要、士兵及普通群众那里，因而为各国所重视。1929年前苏联开办了世界最早从事对外宣传的国际广播——莫斯科电台，然后英国于1932年，德国于1933年先后开办了国际广播电台。近年来随着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媒介入战争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第二，大众传媒的强渗透力、强负载力及高度的可信性赋予其卓越的攻击性。美国无线电学者罗乐曾说过：“在我们这一代，观念能够役使人民推翻政府和麻痹踞守在钢筋水泥工事背后的军队，广播已成为征服的绝顶重要的工具了。”从英民主编：《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美国总统里根也曾认为大众传媒具有古代兵器“破城槌”的作用，并以此要求美国之音加强广播。大众传媒既可以以真实可信的报道来揭露敌国进行或准备进行战争的非正义性，又可以以亲切感人的言辞来煽起敌军思乡念家的厌战和避战情绪，还可以以瞒天过海的虚假消息来迷惑敌军高层的军事判断。它的攻击性是一种心理层次上的攻击，但足以瓦解敌人的斗志，而一支没有斗志的军队要想赢得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总之，大众传媒向敌人投掷的心理炸弹，其攻击能力是不可小觑的。

1940年德国在侵占丹麦的过程中，甚至只是利用广播和一支小部队就迫使丹麦投了降。德国人先是向哥本哈根偷偷运进了一套广播设备，然后一支着便衣的小分队潜入了丹麦境内。一天午夜，这支小分队占领了丹麦王宫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早上6点，德国人用偷运进丹麦的广播器材以和哥本哈根广播电台相同的频率提早进行了广播，他们伪称国王已经命令投降，并一遍又一遍地播出，结果整个丹麦只发生了少数几起反抗事件就被德军占领。

第三，大众传媒传播迅速高效，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在战争时期，人们对信息传播速度的要求是最高的，因而大众传媒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大众传媒的这一特点使其成为迅速组织军事行动的必备工具，这尤其体现在战争初期的军事组织工作上。如太平洋战争开战时，通过传媒，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全美上下，罗斯福更是义愤填膺，他大声口述了第一则新闻简报，“昨天逗号1941年12月7日破折号这是一个永远不忘的奇耻大辱的日子破折号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的有预谋的袭击句号……”展江、杨鲁江：《新闻与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自此，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立刻烟消云散。美国的工业生产、政府运作、技术研究等随即步入了战时状态。再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一下子就获得了世界舆论的普遍支持并迅速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这除了伊拉克本身行为的侵略性外，与美国在国际上的传媒霸主地位使其声音（立场、态度、应对政策、目标等）能迅即传至世界各地也是密不可分的。

二、大众传媒推动战争的功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众传媒一般是作为宣传机器与现代战争发生联系的，因此在战争中大众传媒的工具性是最明显也是最主要的。所谓工具性，就是指大众传媒受到了一国政府或军方的控制或操纵，成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武器。它服务于战争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其实是跟随着政府的意愿而行事的，对于一国进行战争起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这种正面作用包括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战略上的，一是具体战争中的。（一）大众传媒是完成一国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用性武器

所谓战略，著名现代军事学家、《战略绪论》一书的作者法国将军薄富尔认为“（战略是）一种运用力量的艺术，以使力量对于政策目标的达到可以作最有效的贡献”。他并进一步补充道：“照我看来，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性的相互作用（Abstract interplay），若是引用福煦所说的话，那又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也就是一种力量辩证法的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也就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法]薄富尔：《战略绪论》，钮先钟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14页。薄富尔的思想是核时代的产品，所以对今天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至于战略的分类，薄富尔则作了更为详尽的归纳，他把战略看做一个金字塔，在它的顶点上是总体战略，“那是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其任务即决定对于总体战争应如何加以指导。此外又应替每一种特殊分类战略指定目标，并决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应如何地配合协调。”同上，第21－22页。在总体战略之下，每一个领域中（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则有一个分类战略，在分类战略之下又有分支战略（作战战略、后勤战略等）。

如果按照薄富尔的战略定义及分类方法，大众传媒在战略中的地位是非常清楚的，即在总体战略之下有政治分类战略，在政治分类战略之下有宣传分支战略，而大众传媒正是执行该战略的主要工具。大众传媒获得此一地位有其外在条件和自身发展上的必然性。

从外在条件而言，由于二战后核武器的出现，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前苏联核力量开始与美国平分秋色，核战争的毁灭性结果使双方都认识到任何一方不可能成为战争赢家，因而谁也不敢打第一枪。但是，战后的现实情况又是，美苏两大集团长期尖锐对峙，双方的总体战略，一言以蔽之，就是搞垮对方。从历史上看，达到这一目的最迅速、最直观的手段当然是诉诸暴力即进行战争。但是在核时代，“由于直接战略所带来的任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似乎都足以造成不堪忍受的互相毁灭，所以在今天，间接战略也就更是逐渐地变成一时风尚了。”薄富尔：《战略绪论》，第33页。直接军事手段在使用上的瘫痪，使其更多地成为处在后方的威慑力量，这使前沿用以交战的武器出现了空缺，但这种空缺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因为大众传媒卓越的攻击功能和渗入功能以及广播在二战中大出风头的实际表现使双方领导阶层立刻认识到这是填补空缺的最佳工具。战后冷战的历史业已证明，两大集团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候也就是广播战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就世界大战而言，核武器的出现使真正的武器走下了战场，而把大众传媒推上了战场。

战后的美苏对峙最明显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有学者在分析冷战的原因时指出，“这两个主要的战胜国各自下决心追求与其价值观念一致，但不符合对方利益的目标。在打败了战争中的共同敌人之后，这种价值体系的不一致性必然变得更加突出，结果导致了两个互相争夺的社会制度的领导人在欧洲的权力真空中直接对峙。”[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在这种对立的价值观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双方各执的理念，也成为斗争的根源。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并不要求直接占领对方国领土和统治对方国人民，而只是要求对方能采用与自己相同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大众传媒这种意识形态传播工具显然要比战争这种征服工具更加经济和有效。

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战后美苏双方之所以没有开战，并不是矛盾尚未激化到足以开战的地步（如古巴导弹危机时双方矛盾已相当尖锐），而是他们已经在以大众传媒为武器的意识形态战场上大打起来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

大众传媒成为战略工具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诸如发放传单之类的宣传手法尚为各国所鄙视，认为这是一种与战争格格不入的下流手段。1915年初，协约国总司令部正式作出一项规定，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准再向敌方散发传单。但是，在旷日持久的搏杀中，暴力日渐显示出其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军事统帅部再次意识到了宣传的重要性。1918年2月，英国正式成立了对敌宣传本部——“克尔之家”，这个部门先后制作了《告向西线进军的德军将士》、《让威廉提前24小时到战场》等一系列宣传佳作，这些宣传把德国普通将士同德国皇帝及主要战争责任者区别开来，指出他们在前线流血牺牲只不过是为当权者的利益卖命，因而很容易为德军下层士兵所接受，以至于在战争后期，德军不得不向自己的士兵收购英国和法国的传单，这无疑大大加速了同盟国的崩溃。

广播出现后，其穿越国境的能力立刻为各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所注意。二战的爆发就是法西斯德国假扮波兰军队占领自己的电台并发表大量“反德”言论，而以此为借口出兵波兰的，这就是著名的“格莱维茨事件”。二战初期德国对广播的成功利用和其战果的辉煌，使盟国意识到开辟广播战线的重要性，于是大规模的广播战自此产生。但这一时期的广播战还只是暴力战争的一种辅助形式。尽管如此，广播在战争中的巨大功能已经为各国所认识。20世纪50年代美苏核均势的出现以及人造卫星的发射，使广播战线获得了独立性，东西方冲突的意识形态性又凸显了这种独立性，这使得广播一跃而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各国在看到了广播的战略性之后，纷纷投入巨资壮大各自的广播力量。如果说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武器领域进行了一场军备竞赛的话，在传媒领域同样有一场军备竞赛，只不过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是边打边装备，一装备就投入火线。按照装备——广播战升级——再装备——再升级的模式，广播战越打越大，其战略性也就越来越明显。80年代美国政府投资13亿美元大搞“广播星球大战”，这个计划是美国之音根据里根总统关于加强美国国际广播的主张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之音应增强其对世界各地广播的发射功率的建议，于1983年制定的，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增设大批500千瓦短波发射机，采用现代化新型天线，在尽量靠近广播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转播台，保证对象地区能够接收到强有力的广播信号。新建转播台的地点分布在世界各大洲，主要有：丹吉尔（摩洛哥，500千瓦短波发射机10部）、乌隆（泰国，500千瓦短波发射机6部）、威尔塔赫谷（德国，500千瓦短波发射机4部）、以色列（500千瓦短波发射机6部）、博茨瓦纳（500千瓦短波发射机6部、500千瓦中波发射机2部）。另外，还有斯里兰卡、格林纳达、伯利兹、安提瓜、波多黎各、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等地展江、杨鲁江：《新闻与战争》，第33页。。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头等战略工具了。（二）大众传媒在具体战争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宣传工具在具体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从对敌、对己和对中立国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即“（一）在己方国内战线上激励群众的心灵；（二）在中立国家中争取其群众心灵的拥护；（三）在敌方国内战线上破坏其群众心灵”福熙：《战争原则》，第200页。。

第一，面对敌国敌方，大众传媒宣传主要是进行心理上的打击，从而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为达战争目标，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恐怖活动以及宣传心理战等等能够用得上的方法是不会被任何国家忘记的，但各种手段的效用并不相同。比较而言，军事打击见效快但代价高，危险性也高；经济手段要视敌国经济实力而言，不可乱用；恐怖活动则只有短期效应，而且成功率低；宣传心理战见效所需时间长，但却是最安全和较经济的。曾任英国政治战执行部主任的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曾说，维持BBC海外服务部的经费不超过一艘小型巡洋舰，但其功效却可以与一个舰队相比Gary D.Rawnsley，Radio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9.。因此不同的战争所用的手段或手段组合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如果是短期战争，军事打击可以迅速见效，则大众传媒宣传往往只是在军事行动前进行欺骗、强化紧张空气和炫耀武力以及在军事行动后进行安抚、解释和稳定人心的工作，而在战争进行中则作用较小。但如果是长期战争，军事行动无法迅速见效，则大众传媒就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因为在战争进行之中它有了发挥攻击能力的时间，并且，战争持续时间越长，战局越是僵持不下，大众传媒就越发受到重视。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的前期，日本对广播宣传毫不重视，但随着日军胜利越来越难，广播作为一种可以瓦解敌军士气的武器被日本方面大大重视了。到1944年，日本广播协会的节目获得了“相当良好的声誉”，对美军士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美国军方在战后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广播的确抓住了众多美军士兵的心。

具体说来，大众传媒在战术上的对敌功能有如下几种。

制造假象 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欺骗有极大的可信性，因此战争中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战术欺骗的情况非常常见。如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开始地面进攻之前，西方媒体便是制作了一个“声东击西”的现代传媒版：美方通过散布大批美军正在科威特东部海上集结的消息成功地蒙蔽了CNN的热心观众萨达姆，结果美军却从科威特西部由陆路进入了伊拉克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327页。。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也曾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多次播发关于东北野战军还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的消息，造成东北我军正在休整的假象，致使傅作义判断失误，最后不得不在早已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起义投诚。

揭露真相 众所周知，战时一国政府为了稳定军心，总会或多或少地隐瞒真相，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时候，把失败说成胜利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利用大众传媒以确定的事实或伪造的事实说明“真实”情况，则会给敌方军民造成信心危机，也破坏了敌国宣传媒介的可信度。1941年德国为了破坏英国宣传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信誉，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当时，英国空军曾多次轰炸柏林地区的主要铁路和车站，结果都没有成功。但是德国却暗中放出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谎称这些目标已被炸毁。当这些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人信以为真，便将它作为“胜利的捷报”大张旗鼓地向国内外广播。于是，德国宣传部立即邀请美国新闻记者到现场参观，以事实证明英国的宣传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英国新闻媒体在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便大大地打了折扣。

恐吓胁迫 广播电视具有强烈的渲染性，因而在制造恐怖气氛时尤其有用武之地。在美军对北越军队的无线电广播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恐吓方法，如令人恐惧的嚎叫、妇女和儿童绝望的哭啼、佛教的哀乐、用胶片录制装作林中恶魔和野兽的吼声等等。而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在对埃及的空战中居然组织了一个电台集群，使用埃及飞机上的通讯频率对飞行员进行专题广播。当空战正在激烈进行时，以色列电台开始向空中的埃及飞行员播送恫吓信。这些信貌似亲切，富有人情味，实则软硬兼施，具有很大的心理影响力。例如，在给一位名叫阿默尔的上尉的信中说：“您的妻子艾路易丝和孩子穆罕默德及阿卜杜勒请求您把炸弹扔到大海里去，否则，以色列人会以50倍的代价来轰炸你的家乡开罗，请为您的妻子儿女想想吧！”吴杰明编著：《心理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正在空中作战的埃及飞行员突然从话机里听到这类恫吓信，不免为妻子儿女担心，顿时失去作战的情绪，于是很容易成为以色列空军攻击的活靶子。

规劝投诚 令敌军官兵起义、投诚是战争中常用的方法，现代战争中一般是利用大众传媒实现这一目标。比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有一个《对蒋军广播》节目，该节目通过报道起义、投诚人员的情况，并由他们自己现身说法，使大批国民党官兵心甘情愿，口服心服地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它在劝服敌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瓦解斗志 战争一旦旷日持久，前线士兵必然会产生思念故土亲人的情绪，利用大众传媒以巧妙手法加以煽动，这种情绪就极易扩散，进而影响部队的作战能力。如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电台有个女播音员名为“东京玫瑰”，她以其柔美的嗓音妖言惑众，使许多美军士兵甚至“爱”上了她，对美军造成了消极影响。而美军则如法炮制，请了一个名叫玛琳·黛曲琦（Marlene Dietrich）的女明星通过广播用德语向德军士兵进行演唱，该女明星的歌声能将她的听众从快乐幸福带入忧郁绝望之中，她成了美军在1944年末对付德国的秘密武器。

制造混乱 危机加谣言就可以产生混乱。在战争中常常通过奇袭来制造危机，通过大众传媒来制造谣言，在这种刻意渲染下混乱必出。如1940年5月德国侵入法国，德军曾在利用其坦克部队迅速突破的同时又用法语向法国人作不断的广播。这种广播在法国平民百姓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怖与混乱，道路上挤满了逃亡的难民，致使英法盟军的调动无法进行，延缓了撤退速度，最后被围困于敦刻尔克。

第二，面对本国自身，大众传媒宣传主要是激励斗志、统一意见，从而促进内部的稳定性。战争的失败从来都是由外部军事打击与内部崩溃共同造成的。因此，任何国家在进行战争时对内部前后方以及军民保持高度的一致也都极为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是现代战争条件下政府达到这一目的首选方法。历史已经证明，谁忽视了大众传媒的对内宣传功能，谁就无法赢得战争。英国在这一方面是认识得较充分的国家，马岛战争期间，英国充分汲取了美国越战失败中巨大反战力量影响的教训，对新闻报道严加控制：当时被允许随同英军的记者全是经严格挑选的英国人，他们都接受了英国官方的检查制度，并人手一本《帮助在国家紧张和危急时期引导和稳定公众舆论》的小册子，关于战争的不利新闻不是不准报道就是被延误。通过种种方法，英国政府封杀了各种不同政见，确保了国内的“意见一致”，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第三，面对中立国，大众传媒宣传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战争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往往是由外在客观条件决定的，“人和”则可以争取得来。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人和”的消长，则意味着它潜在敌国和盟国的得失。而盟国，尤其是有实力的盟国的支持则往往左右了战争的结局。这一点可以从两次大战中美国的参战与否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看出。一般说来，大众传媒在争取中立国过程中的宣传对象是该国的普通人民（中立国的上层则通过外交途径去争取），宣传的内容是揭露敌国进行战争的非正义性及对世界的危害，同时证明自己进行战争的正义性，宣传的目标是使中立国相信这些宣传全都是事实。

例如一战期间的英国宣传部门“克尔之家”就曾大力开展对中立国的宣传活动。他们为了渲染德军的残忍，激起中立国人民对德国的仇恨，在传单中详细描写了德军士兵砍断儿童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的惨景。最骇人听闻的是，1918年春，“克尔之家”在一份传单和向海外进行的广播中说：在德国有一个尸体榨油工厂，贫困到极点的德国现在正把人的尸体作为原料榨油，然后用人油来制造肥皂和其他产品。尽管后来证实这个恐怖故事只不过是英国人精心编造的一个弥天大谎，但它却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和愤怒，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德国的憎恨心理。据报道，1918年夏季，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当有人提出在抓到德国皇帝之后，要让他下油锅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表示赞同”。在美国，不少组织和个人接受了英国的宣传之后，纷纷表示要帮助英国人同德奥联军战斗。正是这些带倾向性的舆论鼓动，最终推动许多国家抛弃中立立场，站到了协约国一边。大战后期，英国的这种对中立国的宣传达到了满负荷运转状态。路透社每天向国外播送100万字的符合英国利益的宣传材料，“克尔之家”则每周把400篇左右的文章提供给外国报界，强大的宣传攻势如同一股“精神旋风”，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吴杰明编著：《心理战》，第11页。。

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传媒争取中立国运动恐怕要数1991年的海湾战争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一场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使伊拉克几乎在与整个世界作战。可见，利用大众传媒争取中立国的支持或至少持不敌对立场对保证战争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三、大众传媒反战争的功能

对于政府和军方来说，大众传媒并非总是那么驯服，有时候他们面对大众传媒咄咄逼人的反战攻势，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越南战争中的境遇便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大众传媒反战争的功能构成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层面。（一）大众传媒反战作用的三种表现形式

1.阻遏战争爆发

随着人类社会战乱的不断加剧，武器破坏杀戮能力的日臻提高，战争给人们造成的灾难越来越深重。近代以来，和平逐渐成为人类的普遍价值取向，因而发动战争（不管以什么理由）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到要求和平的阻力。在大众传媒时代，和平这种取向更是得以广泛传播，已被深深根植入现代世界价值体系的核心中。因此，在现代传媒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将会面对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师出有名”对一国用兵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稍有一点儿不能自圆其说就会导致极大的被动。美军以“捉拿大毒枭诺列加”的名义入侵巴拿马，前苏联以“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说辞出兵阿富汗，以及北约以“反对塞族的种族清洗”为由轰炸南斯拉夫，这些都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而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是如此在乎联合国的授权使用武力，则更说明了战争寻求“正义”的重要。所以，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所形成的“和平”、“反战”的世界舆论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承担挑起战争的罪名，大众传媒对战争起了一定的阻遏作用。

2.避免战争激化

大众传媒不仅会在战前呼吁和平，在开战之后也仍会大声叫停，而且其声音之大更是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战争的激烈性、即时性及其后续连锁效应，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这些都对记者有天然的吸引力。尽管战场上的枪子儿常常会要了他们的命，但一旦有战事，最先入场的常常仍是那些无所畏惧的记者们。大众传媒阻止战争激化的功能也就有赖于这些蜂拥而至的记者们无所不至、无时不至的报道，因为他们的打字机、照相机、摄影机往往能把战争现场最真实地记录下来，又最快速地传播出去，让人们在卧室中就能看到十万八千里以外的战争轰轰烈烈的进程，同时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战争血肉横飞的残酷，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政府不希望让人们看到的，电视对战争的这种现场直播也使政府因为新闻检查几乎不再存在而有所顾及，军队也会因为每放一枪都会被看到而不敢恣意妄为，这也就是军方与传媒总是“仇深似海”的缘由。但是客观地说，正是因为这一点，大众传媒常常阻止了因军方“放开手脚”而带来的战争升级。

3.促使战争结束

一般说来，战争结束有两种形式：一为一方完全获胜，另一方被完全消灭；二为双方签定和平条约。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大众传媒的作用比较简单和明显，即在一方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大众传媒可使他们陷入更为四面楚歌的境地，从而加速战争的结束，二战末德日面临的状况大致就是如此。大众传媒促使战争结束更主要是就第二种情形而言。因为大众传媒强大的和平攻势自始至终都会给战争双方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当战争旷日持久，谁也无法轻易赢得胜利的时候，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并使交战国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不得已顺应外界舆论的要求，暂时放弃使用武力，而采用和平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争端。在谈判破裂，双方重燃战火之后，大众传媒也会重新大加谴责。如果战局仍旧僵持不下，双方又会谈判。按照这一模式，反反复复、打打谈谈，最终直到问题解决。北爱尔兰问题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在英爱双方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中，我们不应当忘记大众传媒多年来不断施加的和平压力。阿以冲突也正处在这一模式的运行当中，相信随着和平的压力的逐渐加大，双方达成共识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交战双方在有和谈意愿而苦于无外交通道的时候，大众传媒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联通作用。美伊之间的所谓“电视外交”便是此种作用的一个好例子。（二）大众传媒反战作用探析

大众传媒为什么对战争有上述作用？深入探析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之间的关系。

1.大众传媒扩大了“和平”这种价值取向，促使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过去，和平在更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用来收买人心的空洞口号，人们对和平的理解也大多仅在抽象概念的层次上——通常只有经过战争洗礼的人才会对和平有较强烈的认同感，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则对战争常常有一种幻想，有时甚至是渴望（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刘易斯·理查森认为战争的周期是新一代人忘记前一次战争的苦难与代价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在大众传媒诞生以后，当被遗忘了的战争的残酷可以被生动复制，尤其是电视把战争的杀戮即时而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的良知极大地被这些震憾人心的画面所激起，“和平”也不再只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被赋予了人道主义的实质性内涵，即一谈到和平，人们便能在头脑中意识到这将不再有遍地的尸体、焚烧的村庄等令人心碎的景象发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战后的许多战例中找到旁证。如美国越南战争时期有一个著名节目叫“五点的时事讽刺剧”（The Five O’Clock Follies），该节目大量揭露了美军在越南的暴行及其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这曾给美国人民以极大震撼，大大加强了当时反战运动的呼声。相反，海湾战争时美军汲取了教训，严格控制了电视有关战场杀戮的报道，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军的导弹如何精确地命中敌方目标，却鲜有敌人伤残的画面，这也是美国政府遭受较少反战压力的原因之一。

2.利用大众传媒遮掩非正义战争很难长久，随着战争性质的显露，大众传媒最终会走上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道路。战争的正义性似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代战争中从没有哪一国认为自己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相反，各国在进行战争中总是有自己的正义理由。因此从一国政府为参战而阐述的振振有词的理由中我们一时很难判断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但战争的正义其实是有其客观性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因此，“正义”应是以世界人民的普遍良知为基础，以是否促进社会历史发展为衡量标准，并体现在国际公法之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种族灭绝，以及任何形式的核战争等都是绝对非正义的。

大众传媒反对非正义战争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交战一方控制下的大众传媒。其反对另一国所进行的战争是必然的，这种反对其实并不管真正的战争性质，只是也包括反对绝对意义上的非正义战争而已；其二是中立国的大众传媒。一般说来，由于中立国的地位，他们的立场也较为客观，如果战争有明显的非正义性，则他们的大众传媒会立即加以反对，如果战争的非正义性一时没有暴露出来，则随着战争性质的显现，他们一定会走上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道路。其三是交战国国内非政府系统的大众传媒。虽然其反对自己政府的非正义战争不具必然性，也有相当难度，但是，在政府对国内大众传媒控制放松的情况下（加迪·沃斯夫德认为对战争的失控就会导致对战争报道的失控Gadi Wolfsfeld，Media and political confli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6.），这种反对也会出现。如美国在越战期间，英法在1956年入侵埃及期间，他们国内的大众传媒都曾反对过政府的不义之战。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政策之后，前苏联人也对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进行了反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入侵阿富汗是在国内碌碌无为、在国外追求霸权的勃列日涅夫晚年的重大过失之一。

3.大众传媒增加透明度的功能使各国更能彼此了解对方的意图，从而大大减少了国与国之间因相互误解与怀疑而引起的磨擦，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认识上的偏差与战争爆发的关系。戴维·辛格曾制定过这样一个公式：威胁认识=估计中的能力×估计中的意图。不可否认，有些时候，认识中的威胁的确是真实而迫在眉睫的，但同样有些时候，威胁的存在其实非常遥远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只能算是臆测。如果一国的行为看上去具有“好战性”或“侵犯性”，则其他国家就会感到担忧，并力图通过某种形式的力量均衡来改善它们的安全地位，要么是先发制人地开战，要么就是搞军备竞赛。如果能够经由大众传媒对一国的某些危险性行动（如扩充军备或军事演习）进行解说，使这种行动的目的公开化和明确化，则他国的怀疑和戒备就会减轻，如果其本意确不在威胁他国，则这种紧张感就会降低或消除；相反，他国对此一危险性行动的反应经由大众传媒反馈回该国后，该国也会对由此引起的紧张气氛有所了解，如再着手降低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则这种由估计错误所引起的矛盾就能因此化解。例如“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之时，中国政府屡次通过新闻界对外进行解释，声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公布中国的军费开支等等，用事实粉碎了那些炮制“中国威胁论”的人的阴谋，也解除了一些国家的惧怕心理。鉴于对大众传媒这方面的功能的认识，大众传播学者和国际政治学者作出了许多共同努力（下节将有详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国际上对大众传媒化解国际矛盾的功能是有共识的。

4.大众传媒强化了威慑的力量，是战后世界大战未能爆发的重要原因。“威慑”一词被赋予实际意义和得到特殊强调是在核武器产生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威慑既是一个军事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政治概念。它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军事——技术形势，而且取决于潜在侵犯者内心的主观认识与评价。威慑的威力全在于认真思考最后的可能之中。亨利·基辛格认为：“从威慑的观点来看，一个外表的弱点将引起的后果与一个实际的弱点相同。作为一种威慑，一个意在虚张声势但被（对方）认真看待的姿态比实为威胁但被解释为虚张声势更有用。”展江、杨鲁江：《新闻与战争》，第403页。因此，成功的威慑应当是一个大肆渲染为并未发生但即将来临的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无疑可以起巨大作用。它相当于一个放大器，能够把真正的威慑提高几个档次，从而也给敌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打消这样的念头：即通过蓄意诉诸核战争所取得的利益，最终将超过采取这种行动所付的代价。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种作用的一个例子。当时的肯尼迪政府为迫使前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通过大众媒介放出了大量将采取“压倒优势的报复行动”的威胁言论，从而造成了整个国际空气的极度紧张，美苏大战似乎一触即发，迫使前苏联只好勉为其难地作出了让步。事实证明，核威慑在整个冷战期间是成功的，维系了战后的和平，这固然是基于核大国领导阶层的高度理性，但与大众传媒对核武器恐怖程度的宣扬也密切相关。

四、大众传媒与世界和平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本身是一种工具，不同的人或集团对它的使用赋予了它不同的倾向性，大众传媒既可以被人操纵用以发动战争，又可以激发起人民的反侵略斗志，还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和激化，推动和平进程，关键在于大众传媒由谁掌握。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为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是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在。（一）未来战争及大众传媒的作用

要想更好地解决未来的和平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未来战争的发展变化有所了解。在这一方面，许多专家和机构都曾做过十分有见地的估测。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较为重要的。

1.大战难起、小战难断

前苏联解体之后，两个敌对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消除。而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对抗不如对话。由于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空前紧密，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程度大大增加，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多样化。理性昭示，在有矛盾的时候，通过彼此协商谈判往往可以使利益均沾，获得双赢的结果，而对抗却使大家都受损失，只不过是问题大小而已。另外，核武器的毁灭性作用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世界各国的上空，向执政者们敲响了警钟，也使大战难以发动，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某国一定不会使用核武器，而核大战是没有胜利者可言的。

虽然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仍不能排除在某些非理性的情况下爆发的危险。现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存在，如伊朗核问题就有愈演愈烈之势。只要有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状况存在，世界就没有安宁的一天，霸权主义国家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挑起事端，以推行他们的价值观，达到其统治世界的目的。另外，由于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而形成的矛盾在世界上还普遍存在，因此，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小规模冲突从来就没有断过，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种冲突仍会接二连三地出现，战争类型大多也仍将是小型战争、常规战争和地区战争。

2.战争的信息化和武器的高科技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们都把目光投入到信息战的诸种理论上，从而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的狂飙。数字化部队、数字化战场，非线式作战，全维作战……其实质就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以“第三次浪潮”战争取代“第二次浪潮”战争。战争的信息化包括指挥控制系统、武器装备系统、后勤供应系统等各方面，从今天各先进国家的军事发展来看，这种趋势必将使信息战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流。

海湾战争可以说是高科技信息战争的雏形，但未来战争并不是海湾战争的翻版。“未来战争是现代化武器与智能技术的结合，统帅谋略与智能科学的结合，决策思维与智能手段的结合。”沈伟光：《新战争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在高技术武器以前，交战的双方均把武器在战场上释放的能量置于首位。核武器出现后，人们被迫改变了这一想法，现在世界各国都把武器的智能化、机动化和强防御力作为研究重点。因此在以高技术武器为主的明天，交战国可以精确地控制能量，打击目标的同时又不伤及周围，也比较容易控制战争规模和参战人数。

3.战争与外交同时并用

战争与外交说到底都是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只不过是一文一武两种手段而已。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外交手段将越来越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但战争手段仍然是外交手段无能为力时的唯一法宝。所不同的是，由于外交渠道的多样化（国际组织、第三国、个人、大众传媒、电脑网络、热线电话等等），使原先那种战端一起、外交通道便被割断的状况不复存在，战争与外交在更大程度上是同时并用，打打谈谈将更为司空见惯，交战双方都要力图避免因战争带来的损失，在得失比上精打细算（先进的统计理论和计算工具使其成为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高的收益。

以上是从三个不同方面介绍了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那么大众传媒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又将发生何种变化呢？首先，由于大众传媒的公开性使世界各国彼此更为了解，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必定会因此进一步降低。但对于小战速战而言，大众传媒却更容易为发动战争的一方所用。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迅速煽起对敌仇恨和爱国热情，而大众传媒反战作用的发挥则往往需要某种特定的条件和一定的时间，但此时战争却可能已结束多时了。其次，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信息战的一部分，日本的一项研究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动摇军队的心理战方面（包括煽动敌军对死亡的恐惧；助长敌军对被迫离开温暖的家庭而待在战壕内的处境产生潜在的怨恨；让指挥官知道其面临的失败），虽然可通过多种电子情报实施，但通过广播卫星播发电视图像和声音的效果更大。一些发达国家已研制或已对军队装备新的大众传媒武器，如利用空军突击队的心理战飞机对敌国官方电视台的广播实施干扰，并播放它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编造的离间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节目，如编造该国国家领导人发表不得人心的声明等等。在战争中大众传媒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通道。大众传媒本身的不断壮大，其参与国际国内事务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可以预测，在未来战争中正式外交渠道瘫痪的情况下，媒体外交必将大有用武之地。（二）如何利用大众传媒维护世界和平

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热爱，世界各国的人们已经在利用大众传媒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早在1936年，就有在日内瓦通过的《借广播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协定》。1947年又通过了联合国第110号决议，即有关对抗战争宣传的方法，这项决议要求各会员国在它们的宪法范围内采取一些适当的步骤：一是利用一切出版和宣传品，提倡国际友好；二是鼓励促进世界和平的报道。另外在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两项决议，认为有必要禁止破坏国际关系的歪曲报道和战争宣传。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次常委会议决议指出，在促进世界和平、人类福祉、增进国际了解合作的工作上，大众媒介应扮演积极的角色，不应宣传种族歧视。

面对未来战争的如上特点，如何利用大众传媒阻止战争，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也是大众传播学者和国际政治学者长久以来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大众传播和冲突解决”（Mass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他们共同努力的新方向。他们为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以下几项建议：其一，增加国际传播数量与质量。其二，提供可能导致冲突情况的早期报告，以及对执政阶层和大众提供增加国际了解的机会。其三，刺激使用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例如会谈、斡旋、仲裁等，以及提供进行这些步骤的信息。其四，帮助建立更能追求和接受和平的行为。其五，促进或帮助建立彼此间接触以及建立有利和平解决的国际舆论李明水：《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台湾大华晚报社1985年版，第254页。。

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也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使大众传媒得以更加均匀地分布，是维护和平的关键之所在。很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天的国际传播领域内是具有巨大优势的，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传媒业的大规模兼并更是风起云涌。美国特纳广播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已合并为“巨无霸”型传播娱乐公司，默多克新闻集团组成了遍布全球的所谓“传播帝国”，如此大的兼并过程必然使其传播范围和规模更为广泛而深入，结果就是使居住在世界各国的亿万受众的文化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跨国大传播公司的控制。这也就是西方国家可以恣意推行其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如果他们凭借这种力量伪饰其战争动机的话，其后果将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将非正义战争描绘成正义战争，而人们在受到如此巨大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对战争性质进行独立判断并形成统一意见的。例如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打击，西方媒体就是依靠这种优势，对战争一味地片面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在新闻节目中甚至把对科索沃的轰炸称作“天使之音”。英国《新政治家》1999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写道：“正是由于隐瞒真相和类似的宣传造成关于科索沃数十万人为何惊恐地逃离家园这一真相变得模糊起来。无人怀疑米洛舍维奇的惨无人道；然而，联合国在3月25日以前认为，塞尔维亚族人和科索沃的军队所犯罪行不相上下。”西方媒体之所以能这样公然编造谎言，就是因为“它们背后的财政支持者包括那些‘防务工业合同商’。通用电器公司是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支持者，西屋公司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支持者。战争越多，美国国防部与这些公司的订单就越多，这些公司当然支持轰炸南联盟。这些大的财团还极力支持北约东扩，北约首脑会议主要是靠这些公司集团出钱，它们完全控制了媒体。”《美袭击中国使馆是个大阴谋》，《参考消息》1999年5月17日。而当南斯拉夫的传媒机构号召国人对北约的侵略进行坚决抵抗的时候，北约却以南广播电视台“煽动对北约的仇恨”为由，悍然轰炸了南联盟广播电视台，妄图封杀南联盟人民的声音，其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昭然若揭，也开了一个战争史上非常恶劣的先例。由此，我们应当看到大众传媒的均匀分布是多么的重要。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任何一方的声音不足以排斥和封杀其他人的声音，人们也可以不被侵略一方的“正义”说辞所迷惑，和平也才能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今天看来，要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有着巨大障碍，但这并非说我们就无计可施。一方面要加大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声，反对大国媒体的无限制扩张。在美国有一项反托拉斯法，即禁止私人财团的垄断，在国际传播领域内完全可以订立类似法案，对国际媒体的无限制扩张进行制约，禁止任何媒体的“托拉斯”化，当然这还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联合一致进行斗争。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也要重视大众传媒在介入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力建设自己的大众传媒事业，这不仅要求有先进设备的支持，也要求节目质量的提高，最重要的是还得讲究媒体的信誉，因为没有信誉就没有受众，没有受众则一切都是空的，这一点常常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忽视。

第二，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反战争的功能，尤其要重视其抑制战争爆发的能力，争取在矛盾激化之前化解矛盾。我们在论述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宣传是大规模现代战争得以发动的必要条件，如果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充分抑制住各种敌对宣传，则完全可以制止战争。如波黑战争，这被认为是一场由电视挑起的战争。《时代》杂志的主编米洛斯·瓦西克认为：这场暴力的发生完全是“电视台，真的是电视台，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场人造战争。电视台花了几年的时间进行了各种凶恶、鲁莽、大国沙文主义、傲慢、扩张主义、战争贩子似的宣传，这就制造了足以挑起战火的仇恨。”[美]托夫勒：《未来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如果当初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和平宣传或者更加积极地支持当地的和平主义者的宣传，则战争也许根本就无法爆发。关于这一点，托夫勒在其《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曾大为抱怨。托夫勒的责难是不错的，如果人们真的不再希望看见战争的话，通过大众传媒完全有可能阻止战争爆发。即使在某种冲突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也仍旧可以通过遏制敌意的扩大来阻止事态的恶化。因此，在应付未来各种可能的冲突中，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这一功能不失为维护和平的一种方便而有效的手段。

第三，强化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和平意识，是使大众传媒更多地趋向和平而非趋向战争的关键。冷战时期，各国的大众传媒工作者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制作节目时总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敌国或不友好国家不能做客观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故意歪曲。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本来问题不大的冲突常常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如西方媒体在每次东西方危机期间几乎都会报道大量耸人听闻的虚假事实，造成国际局势的极度紧张。这其中固然有大众传媒商业化注重刺激性内容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记者本身的价值观在起作用。冷战结束后，深藏在某些记者头脑里的冷战思维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如1998年克林顿访华所遇到的国内阻力以及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所遇到的不良政治气氛，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西方新闻媒介的不实报道（如有关“政治捐款案”、对华“卫星技术出口”和“中国盗窃美国核技术”等等）所制造的有害舆论环境。

可见，要维持国际和平，首先要有和平意识，全世界的大众传媒从业人员应当抛弃冷战思维、文化偏见，摆脱商业意识的束缚，冷静观察变动中的世界，将视角集中于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方向，以客观而又负责任的态度报道周围的事件，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事业。

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

一、国际传播概念的导入和解释“国际传播”这一概念的意义是什么？能否通过“国际传播”概念的导入和界定来确立某种有关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呢？笔者认为以“国际传播”为基本概念可以建立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我们可以将有关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定义为国际传播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交叉学科。

首先让我们认识和界定“国际传播”概念和国际传播研究。（一）“国际传播”概念和国际传播研究

一般认为，传播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普遍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的定义：国际传播就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它可以包括一切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的信息交流。

有学者将这种广义的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分为八种形式（或渠道）：

1.报刊、杂志等印刷媒介；

2.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

3.电影、录像带等影像媒介；

4.卫星电视及电脑等新科技媒介；

5.邮件、电报、电话等电信媒介；

6.跨国旅游和移民；

7.国际会议和体育赛事；

8.外交及国际政治交流李少南：《国际传播》，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2页。。

也有学者将上述渠道分为国际间的大众传播（如上述1-5）、国际间的人际传播（如上述6、7）以及国际间的组织传播（如上述8）三种形式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页。。

然而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究都应该有它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集中关注的问题。国际传播这一现象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在于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给当代国家间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现实中外交、旅游等其他国际传播渠道应该是外交学、旅游学或其他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我们对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定位于探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揭示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国家间的关系乃至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分析各国内部在国际事务方面政府与传媒之间的关系。国际传播应该是大众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的重点在于大众传播所带来的国际间信息流动的政治社会因素及其结果。在研究中我们应该运用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大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另外，目前在我国的传播学术界还可以发现一些与“国际传播”相关的或相近的概念，如：跨文化交流（传播）学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外传播学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98年版。、对外宣传学黄泽存主编：《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等等。这些概念和“国际传播”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跨文化交流（传播）学（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现象”。它注重研究“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之间阻碍彼此交流的文化因素”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而国际传播则注重研究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信息流动的政治因素。跨文化交流学更侧重于心理学、人类文化学、语言学的研究，而国际传播则是国际关系学、传播学以及决策学的交叉研究。跨文化交流（传播）学并不能完全涵盖国际传播所研究的内容，将国际传播界定为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层次也是不合适的。

对外传播学或对外宣传学是整个国际传播中的一部分，是指某一国家使用大众传播手段针对别国进行的目的性极强的信息扩散，通常是为了维护或获取本国的利益。

接下来笔者将在导入“国际传播”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研究，即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及其基本模式，以及分析参与国际传播的三个主要因素：国际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因素、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因素和国际传播中的民众因素。（二）国际传播模式

我们试用图1所显示的模式来分析国际间通过大众传媒发生的信息流动（→代表信息流动的方向）。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主要有三类参与因素：大众传播媒介、政府以及民众。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一国而言可能是本国的，也可能是外国的或者是国际的。它作为一个纽带将A国家的政府与民众同B国家（或者非A国家）的政府与民众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国际间的信息交流。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结成了一张大网，每个参与因素都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国际传播模式图

在国际事务中一国的政府和民众一般是以不同的、相对独立的角色参与进来的。它们各自都既可能是信息的发送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接受者。在此模式中所指的政府是指广义的国家权力机构，既包括行政机构也包括议会机构及军事机构。另外，这里的民众也是相对于决策者而言的，它包括一般民众、社会精英以及利益集团等。

我们试以美国和伊拉克这曾经的一对宿敌为例来说明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各个参与因素及其在不同信息流动过程中的不同角色。要说明的一点是，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在国家间关系发生严重危机以至其他外交渠道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大众传媒的作用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美伊两个国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国际传播模式的典型。A国家代表美国；B国家代表伊拉克。

1)政府A传媒政府B

在数次美伊危机中美国政府经常通过传媒向伊拉克政府发送信息，或者以言辞相威胁，或者以集结兵力的电视画面相恐吓，或者发出最后的通牒，或者宣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军方还利用传媒发布假军事情报来误导伊拉克的军事战略。

2)政府B传媒政府A

同样，萨达姆政权也会利用传媒向美政府显示自己无所畏惧的坚定立场和稳定、统一的国内局势。在被制裁的漫长八年中，伊拉克主要还是通过传媒来宣扬人道主义的立场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3)政府A传媒民众B

美国政府在传媒中从来都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的制裁与军事打击只是针对萨达姆政权，无意与伊拉克人民作对，并号召他们起来推翻萨达姆政权。

4)民众B传媒政府A

在危机中民众在新闻记者面前尤其在电视摄像机前经常表现得十分狂热。参加游行示威的伊拉克民众会通过电视画面直接向美国政府抗议或者在摄像机前焚烧美国国旗来表现反美情绪。

5)政府B传媒民众A

伊拉克政府利用一些国际传播媒介，如CNN来向美国民众寻求人道主义的同情。在海湾战争中CNN就报道了美军轰炸了一家婴儿食品厂的消息，不过由此引发的舆论哗然不是针对美军而是指责CNN的报道是“叛国行为”。

6）民众A传媒政府B

在数次海湾危机中美国民众都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的，这一点同越战时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信息对于萨达姆政权来说不是好兆头。

7）民众A传媒民众A

在国际事务中政府一般掌握舆论的主动权。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来控制媒介，以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秩序为由确保形成有利于自己对外政策实施的舆论环境。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期间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目标。

8）政府B传媒民众B

尽管萨达姆政权不是靠尊重民意来维持稳定的，但它也一定要把本国的媒介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对于这种专制政权来说，民众听到不同的声音越少越好。

9）民众A传媒民众B

在国际危机中两国的民众不能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如移民或旅游等，但通过传媒仍能保持信息的灵通。美国民众可以通过电视看到巴格达市民在大兵压境时仍能轻松地在街头喝着奶茶的情景；伊拉克人民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阅读到斯塔尔的报告。随着传媒科技的不断发展，绝对掐断国际间的信息流动已经成为不可能。

10）政府A或政府B传媒第三国政府或民众

美伊两国发生危机的时候，一方面由于传媒的大量报道世界各国都会对事态的发展予以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美伊两国政府也会主动利用传媒争取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

11）

在前面表述的10个国际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都只是起到一个渠道和媒介的作用，为各个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所用。事实上，传媒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在有些国家的传播制度中还将会相对独立地对政府和民众产生影响，发挥作用。这一点本文将在下一节中作详细的分析。

以上11个流程图是对图1所示的国际传播模式的分解，包括了国际传播过程中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我们对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也不可能超越这些具体的传播过程以及其中的参与因素。下面是对国际传播中大众传媒、国家以及民众三个主要参与因素的详细分析。（三）国际传播中的大众传媒因素

1.国际传播媒介的类型

在本文中，参与国际事务报道和国际信息交流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概括为国际传播媒介。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国际传播媒介可以被区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不同的传播技术，我们可以将它划分成五类：国际新闻通讯社、国际性的印刷传媒、国际广播、国际电视、国际互联网。

根据参与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国际传播媒介划分为三类：对内报道国际事务的传媒，如中央电视台的《世界报道》等栏目；对外报道国内事务的传媒，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套节目（CCTV-4）等；以及面向全球报道全球事务的传媒，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

根据国际传播媒介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它划分为两类：国有传媒和私有传媒。这是对传播媒介根本属性的区分，它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的传播制度。对传播媒介的根本属性进行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媒对国际事务的不同的报道方式、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以及不同的传播效果。参与国际事务的国有传媒是国家权力机构绝对控制下的舆论宣传工具，无条件地为国家的或执政党的利益服务。我国所有的大众传媒、美国的美国之音（VOA）都是国有传媒。参与国际事务的私有传媒是以商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它们的观点和立场直接来源于市场的、社会的、政治的背景和环境，而不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构，尽管双方的观点和立场常常是相同或相近的。美国的主流传媒是比较典型的私有化的商业传媒。

2.国际传播媒介的职能

国际传播媒介一般具有以下四种职能：（1）信息源

信息源职能是国际传播媒介的最基本职能。

在当代世界，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信息通道。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不断加强，民众对国际信息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异军突起，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CNN满足了人们对国际信息的需求。在信息社会，获取信息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状态。CNN做到了24小时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及时而全面的国际信息，所以它成功了。

另外，大众传播也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外决策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各国政府中的对外事务官员往往都是先通过阅读、观看、收听传播媒介来获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才收到驻外使馆的电传报告，接下来才是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在事情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当然，随着事件的发展变化，决策者们对传媒的依赖会逐渐减少。（2）观察者

国际传媒的观察者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正在发生的国际事务焦点，追踪事件的最新进展；二是通过传媒的独特视角来发现一些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但的确是重要的国际问题，进而引起国际事务决策者或国际社会的关注。后一个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的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传媒独具慧眼的观察和思考往往可以超越政治局限而发现一些潜在的国际危机，对国际社会及时地进行预警，如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对非洲饥荒等国际问题连续而大量的报道就有这种预警作用。（3）分析者

传播媒介在一些深度报道的栏目或节目里会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进行深层次、多侧面的分析，提出传媒本身独特的立场和态度。这些分析对决策者和民众的立场和态度的形成时常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在诸多社会领域中，国际问题专家则是最经常被传播媒介采访的对象。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一问一答巧妙地分析了阅听者所关心的国际话题，深化了阅听者的国际意识。（4）外交渠道

传统的国家外交一般是通过派驻各国的使领馆、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国际会议等形式来实现的。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后，传媒则经常被各国或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用作外交手段来传递外交信息。有关各方在事情发生后，外交事务决策者们都要面对传媒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各方的立场和态度便在传媒中汇合，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决策者面对面的交流。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为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各国决策者之间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是十分必要的，而国际传媒则为决策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方便、快捷的通道。

尤其在某些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或敌对的国家之间，传媒的这一职能表现得更为突出。1998年11月初发生的又一轮美伊之间的冲突最后实际上是以传媒为外交渠道来化解的。伊拉克在最后的关头同意无条件同联合国核查人员合作，将冲突的皮球踢到了美国一方，于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到了白宫，当然也包括伊拉克的外交决策者们，他们无须亲身前往白宫只要在电视机旁就可以了。经过一夜的磋商，美国向已经等候了几个小时的记者们发布了美国的态度：“伊拉克退却了，美国决定……”

3.国际传播媒介的局限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但这些作用和影响是有条件和受限制的，因为国际传播媒介自身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1）传媒在国际事务中无法摆脱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依赖

随着国际关系的迅速发展，国际行为体的增加，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受到那些超越国家边界的新生力量的挑战，我们也应该用新的眼光以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新的问题，但不能否认在目前的这个阶段以及将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权力机构是国际事务信息的最主要的生产者和发布者，在国际事务上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和发言权。我们在前面提到国际传媒是国家权力机构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源，这只是更多地从技术的层面而不是从决策的层面来分析传媒的职能，从根本上说传媒还是无法摆脱对国际事务的决策行为者即国家的依赖。传媒对国家行为的报道主要来源于官方的消息，或者来自于政府定期、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或者来自于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中富于表演的言论。舍弃对这些国际关系基本行为的报道，国际传媒的作用和影响将无从谈起。（2）国际传媒难以跨越文化差别的障碍

在前面我们提到，之所以把有些传媒称作国际传媒，是因为这些传媒参与了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了跨国界的传播，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而并不是说他们本身是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文化的。即使是一向标榜自己是全球的、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CNN国际频道，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它仍然是美国的媒体，相对于东方国家来说它仍然是西方的媒体，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媒体。各个媒体总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的属性，而不可能是“无国籍”的“世界公民”。

事实上这些专门从事国际事务报道的各国传媒及其记者由于受到本国政治的、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很难对别国事务和国际事务做出非常客观公正的报道，况且在国际间由于不同国家的传播者和受众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因此统一的客观公正的标准也是不存在的。国际传媒的所有作用与功能只能局限于这一既定的、客观存在的框架之中。

另外，由于同样的原因，各国际传媒的新闻记者们对所驻在国家一般很难进行深度的报道，而且往往局限于容易获得或戏剧化的事件，如冲突性事件。这些表面化的报道有时非但没有增进国家间的交流，反而强化了彼此间的障碍。（四）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因素

1.传播制度

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不同国家的传播媒介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方式与参与方式是不同的，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国家间的摩擦与矛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不同的参与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矛盾，我们不得不对不同国家的传播制度进行认真的了解和分析。

传播制度实际上是指国家权力机构同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不同的传播制度，即国家与传媒的不同关系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不同的国情和政治制度。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传播制度相比较而言认定为发展中的国有化传播制度，而将美国的主流媒体传播认定为发达的私有化传播制度。中美之间不同的传播制度决定了两国媒体对国际事务不同的参与方式，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用不同的坐标来衡量和认识两国的传媒在两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所以，用美国的传播制度来判断中国媒体的是与非，或者用中国的传播制度来评点美国媒体的功与过，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

2.国家安全

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问题总是和主权国家的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国家安全则被视为主权国家的第一利益所在。因此传媒在对国际事务或国家对外事务进行报道和评论时经常会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甚至被指控涉嫌危及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也总是被国家外事机构用作尚方宝剑和杀手锏来抵挡传媒的刨根问底。在危机和战争状态时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方面大大限制了传媒对国际事务和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传媒与国家机构及其外事机构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传媒的知情权、发布权和传播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

越战期间，由于媒介的介入，或者说由于美国政府对新闻管制的失控，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最终迫使美国撤出。吸取了越战失败的教训，在后来的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以及再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传媒都受到了及其严格的管制，官方和军方的战况报告几乎成为媒介的唯一信息来源。实际上，不仅在战争中如此，在平时的国际交往中各国权力机构也会对传媒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限制。

这里所指的传媒自然不包括绝对为本国家权力机构利益服务的国有传媒，但并不排除这些国有传媒对别国事务以及不直接涉及本国的国家事务予以关注，因此传媒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对知情权的要求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矛盾也是经常发生的。

对这一现实的承认也造成了我们价值判断上的尴尬。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国际传播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舆论监督系统和预警系统，有助于增强国际政治的透明度和促进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实，主权国家的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

3.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并当作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原则。一般认为，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界之内最高的、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来自国界之外的力量干涉的权力。然而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这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却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挑战和制约，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新的思考和再认识。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任期间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行用几个世纪的绝对的和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我们时代的重大而明智的要求是重新思索主权问题——并非要削弱它的本质，它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仍至关重要，而是承认它或许可以采取不只一种形态和发挥不止一种功能。”布特罗斯·加利：《加强联合国》，美国《外交》季刊1992年第1期，第98－99页。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国际政治学者王逸舟也提出了制约国家主权的十个因素：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政府能力和责任感的强弱资源多寡和外交质量、文化认同与民众心理、国际干预的加强和国际法的“硬化”、国际组织的多种作用、非政府力量的壮大、经济的“无国界行为”和各国的相互依赖、全球危机的加深、人类空间探索的增加和各国海洋国土意识的增强给国际法造成的难题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思考和态度促进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

国际传播也是一个一再对国家主权观念提出挑战的重要因素，从最初的广播的“溢波”，到卫星电视的全球覆盖，再到信息高速公路的主干线——互联网的网络世界，无一不超越国家的边界，并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了原来的价值判断，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绝对的国家主权自然包括国家对外来信息的控制权和选择权，然而在信息传播时代，国家对外来信息进行控制的绝对权威受到了威胁。现在，数以万计的世界各国的普通民众可以自由地通过互联网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国内、国外信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是几乎不存在国界的障碍的。国家对进出国境的有形物资或人员可以通过边防、海关来进行控制，而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对跨越国境的信息流入却面临着失控的危机，最终可能导致对境外信息在国内产生的负面影响束手无策。例如色情信息以及黑客行为在网络上泛滥已经引起全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像国家主权观念的其他制约因素一样，国际传播也令许多国家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不能逆世界的潮流而动，因噎废食，切断一切同外部进行信息交流的网络和渠道，而要努力推动国际间的信息流动；另一方面又在担心国家主权受到国际传播的侵犯，信息的监控权遭到丧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信息时代和国际传播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存在着国际信息流动的不平衡问题，或者称为传播秩序问题。

4.国家实力

国际间信息流动的不平衡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实力的不平衡问题。由于历史的、政治的以及自然条件的各方面原因造成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越来越严重，富国越来越富，穷国则越来越穷。

国家的传播能力，尤其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国家对信息的生产、信息的传播以及信息的接收等各方面的驾驭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尤其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信息产品（或称知识产品）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然而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目前拥有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信息产品，从好莱坞的电影到微软的windows，再到英语为通用语言的互联网世界。

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在信息时代，谁拥有信息谁将拥有权力和财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实际上不仅仅拥有和运用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它也同样拥有和运用着信息霸权。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为首的北约一边用导弹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一边又在利用自己的传媒优势大肆传播“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实力上处于弱势，在信息传播处于被动地位的国家只能加快自己发展的步伐，目前却无力还击。（五）国际传播中的民众因素

1.民众与政府

这里所说的民众是相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者而言的，在国际事务中，无论是国际法的层面还是在外交实践的层面，国家权力机构和民众总是分列的，不可以混为一谈。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更是如此。

在国际事务和对外事务方面，政府和民众之间必须依赖于传媒的沟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国际事务问题上，政府和民众之间存在着明显信息不对称。民众一般不能直接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而政府通过驻外机构一般可以建立完善的国际信息收集系统，可以直接获取有关信息，所作的信息反馈也通常会对事态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的信息优势意味着它有责任对民众进行传播，有责任维护和支持民众对国际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诸如国家领导人就国际问题的电视讲话，以及外事部门的新闻发布制度，都是政府通过传媒和民众在国际问题上的沟通，以便在重大问题决策中取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第二，在国际事务问题上，政府和民众的意志并不总是一致的。

由于民众在国际问题上处于信息弱势，所以他们一般主动将国际事务的决定权让渡给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永远放弃了这一权力，也不意味着政府或国家权力机构总能代表民众的意志。当民众或民众的一部分对某一国际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时，他们一般通过传媒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传媒一般会把政府和民众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意志同时表现出来，但有时传媒本身也可能成为民众的一部分。

2.民众的构成和作用

在国际传播中，依据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不同，一般可以将民众分成两个部分：参与到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普通人民群众；充当舆论领袖的社会精英们，如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等。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式和发挥作用都有所不同。

一般说来，在危机或冲突事件中民众总是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与参与热情，外界通过国际传媒也总能接触到普通民众极度情绪化的言行。实际上在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前举止激动是普通民众参与国际事务和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个主要手段。甚至可以认定民众是通过情绪化言行来弥补自己相对于国家权力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

而民众中的社会精英阶层则是比较理性化地通过分析、评论的方式以大众传媒为渠道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问题专家以及前政府官员，由于他们掌握更全面的国际信息，又具备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所以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发言机会，往往成为国际问题观点的制造者和舆论的发起者。

普通民众情绪化的言行和社会精英冷静的观点在传媒中汇聚成有影响力的舆论，同时又经过传媒的放大和扩散，从而对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以及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

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各国对外政策实际上构成了整个国际关系中最具体，也最重要的部分。各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宏观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或者说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是通过各国的对外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表现出来的。所以对宏观的国际关系进行观察一般可以从了解各国的对外政策开始。

因此，我们在观察和讨论国际传播给现代国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时，也可以从考虑国际传播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入手。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传播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与不同国家各自的政治制度和传播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越国家差别的统一的模式。在此，让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来认识一下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基本参与因素。（一）对外政策

习惯上，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也被称为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一国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方针”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考察对外政策主要涉及到三个要素：决策者、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

1.决策者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国家政策一般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决定的，而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各职能部门在内的集体行为。对外政策的制定亦是如此。从决策过程来看，可以将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分成对外政策最高决策者，一般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对外事务的核心内阁；对外政策的基本决策者，是指外交、国防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另外现在国家权力机构不单指行政部门，还包括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以及主要政党等。在一些国家，执政党或者立法机构对外交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决策过程

目前，一般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决策大体可以分为信息情报的收集、情报的分析和综合、政策的决定三个基本程序。

首先，情报的收集。信息情报是决策的依据和前提，没有必要的、充足的信息情报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和明智的政策。在外交决策中各国都非常重视有关信息情报的收集工作。一般信息收集途径有两种：官方途径和非官方途径。官方途径是指国家的情报、信息和外交部门的专业人员分区域、分问题地通过调研、交流等方式为外交决策收集、整理和提供相关信息。非官方途径主要是指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有关国际事务的信息和新闻报道。

其次，情报的分析和综合。情报的收集只是决策过程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对信息情报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综合，对相关问题提出初步的见解与主张。这一工作一般情况下也是由两部分力量来完成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官方的外事机构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情报和所在领域的实践经验对国际事务进行分析，为最高决策者的最后决策做出初步的判断和建议。而非官方的力量通常是指国际事务的研究机构和民间顾问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专家充当政府的智囊和顾问，为政府就有关国际问题提供决策建议。在美国这样的民间机构就非常发达，被称为“思想库”，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

最后，政策的决定。一般情况下，在情报的分析和综合阶段，有关的政府机构或民间研究机构就已经提出了多个政策主张，决策者的决定过程实际上就是选择过程。决策者在信息情报的基础上对这些方案进行审查和比较，并在最终根据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认知和理解来做出最后的取舍。

3.执行过程

制定对外政策是为了指导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活动，实现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际战略目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国家外交活动的实践和国家战略目标的追求的过程就是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执行过程，在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中，各国一般采取以下一些手段或方式来执行和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

外交手段——也称政治手段，是国际活动中最基本的方式，是指国家间或国际组织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边或多边问题采取的和平手段，一般包括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照会、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

军事手段——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的传统手段，它包括使用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同有关国家签订军事协定、建立军事集团、在国外设立军事实施、向有关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等。

经济手段——经济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当中的作用不断提高，经济手段也成为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主要有：经济技术援助、经济合作、经济封锁、贸易战等等。

宣传手段——在信息传播时代，为了执行对外政策，各国政府还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并且越来越受到各国权力机构的重视。有时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真正的战争，因此称为“宣传战”。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分析的重点问题。

文化手段——是指国家利用艺术、体育等国际交流活动来实现其对外政策。这些交流活动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同时，也经常被各国政府赋予某种国际政治的含义，是国家推行某种对外政策的非官方手段。

我们在考察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二者是双向的、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国际传播对对外政策的决策者施加着影响，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在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是在利用和控制着国际传播。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国际传播与对外政策之间最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由于不同的国情和政治制度，我们不能就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得出普遍结论，必须分别加以分析。我们采用两个典型的国家分别进行个案分析，在分析传媒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时，我们把美国作为典型的国家；在分析国家对传媒的利用和控制时，我们以中国为典型国家。以中国和美国作为典型国家进行两个方面的个案分析并不是对两个国家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各有所重，通过客观分析来说明问题。（二）传媒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美国个案分析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是由首脑以及一些主管对外或国际事务的政权机构提出、制定并实施的。在美国政府中，这些人和机构包括：总统、国会、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部等。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开放的政治结构中，参与到对外决策过程中的还有一些非国家政权机构。这些非政权机构也在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和影响，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参与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特定利益集团，如种族利益集团、院外活动集团等；思想库，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对外决策的非政权机构便是大众传播媒介。由于大众传媒主要指新闻媒介对美国政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所以有人称之为美国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权利”。另外由于战后生育高峰出生一代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坛的中坚力量，而这一代恰恰是“在电视辐射中成长起来的，对媒介和舆论特别敏感”金灿荣：《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背景》，载《世界知识》1997年第18期第27页。。这一代人的当政意味着美国内政外交中大众传媒因素的加强，因此在研究美国对外政策时也要求我们对传媒在其间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深入细致的探究。

1.世界上最发达的大众传媒产业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今天美国的大众传媒产品就像它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一样充斥着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休斯顿通信公司、通用电器公司以及西联公司发射的数十颗通讯卫星提供几百个电视信号转发器，使得美国的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无处不在。创办于1980年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从不间断地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着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新闻。其他各大电视广播公司近几年纷纷效仿，开办全球性电视广播，使得美国的广播电视信号无处不在。另外，以纽约为中心生产的电视节目和以洛杉矶（好莱坞）为生产中心的电影同样占据着世界的影视节目的绝对份额。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更是全球舆论的先导，读者遍及世界各地。在传播科技领域，美国也一直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全球传媒的发展方向。美国传媒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商业化。美国绝大多数传媒产业都是私人拥有的商业实体，所以追求商业利润是这些媒体的第一目标。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各媒体在市场竞争当中各显其能，追求高发行量、高收听率和高收视率。因此在节目的制作上也一味地迎合受众的口味。尤其是电视新闻更是投观众之所好，极尽搜罗刺激性、怪诞性新闻之能事。另外，每个成功的媒体都有一套十分商业化和高效率的运作体制，以确保整个传媒机器的高速运作。

第二，集团化。近年来，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1996年通讯法的出台，美国媒介连接出现兼并热潮，超级媒介集团不断地组成。1996年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和CNN的母公司特纳广播公司以67亿美元总资产实现合并，从而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公司也于同年以30亿美元购买了新世界通信集团公司的全部股权，从而成为全美国拥有22个连锁电视台的业主《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7年第11期第8页。。新一轮的兼并与重组已经改变了美国传媒界的面貌，其后续影响也日益突现。

第三，开放性。美国大众传媒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同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1791年制定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提供了基本保障。在传媒本来就很少受到监督的情况下，近年来美国为了鼓励竞争，进一步为通讯传媒产业解除法规限制（Deregulation）。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加强了大众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保证了所谓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舆论的泛滥。新闻媒介大量不负责任的报道使得美国传媒在公众心中可信度下降。另外，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与舆论环境下也造就了一批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传媒从业人员。这些自由派记者以“攻击式新闻”（Attack Journalism）见长，并以此为己任来获取民心与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

2.大众传媒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美国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通道，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决策机构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现在通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全球卫星传播系统的建立，已经使全球信息及时传送成为可能。发达的传媒企业将文字记者或影像记者派往全球各地，迅速捕捉和跟踪正在发生、发展的新闻线索，这一点正符合美国政府的全球外交战略的需要。从日常工作的基础来讲，美国政府中各级外交事务官员往往先通过阅读、观看、收听传播媒介来获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然后才收到驻外使馆的电传报告，接下来才是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时，在事情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决策者们对传媒的依赖会逐渐减少。

然而，大众传播的职能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事件的反应。早在越战时期约翰逊总统便在其办公室内装设多台电视机，随时轮流收看三大电视网对战况和民众舆论的报道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76页。。1990年9月黎巴嫩人质危机发生时，布什总统几乎每天在办公室收看CNN的电视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们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

在危机事件中，传媒甚至可能成为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唯一信息源。例如在多次中东危机中，阿拉伯国家召开会议后，美国使馆往往会派人同与会国接触，但往往收效甚微。美国前国务院中东事务官员丹尼尔·克哲尔表示：“媒介比我们更容易接触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在看媒介报道时比看我们使馆的报道还要仔细。”

当有关方面通过大众传媒向外界或对方发出某种外交信息时，传媒便因此起到了外交信号系统的作用。这一点在某些没有外交关系或敌对关系的国家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伊朗领导人哈塔米上台不久曾经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愿意同美国展开积极对话，随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通过媒介对哈的讲话表示欢迎。尽管双方在幕后已经进行了外交接触和沟通，但仍然利用媒介这一外交信号系统进行公众性传播，以促进对方迅速作出反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正在日益介入外交运作之中，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3．大众传媒设定美国对外政策的议事日程

大众媒介一般通过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地区进行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或直接表明其独立的立场和观点，使这一事件或地区的显著性（Salience）和公众性(Publicity)日益突出，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从而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Agenda Setting)。在美国对外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的议程设定功能大致有三种情况：

首先，大众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美国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之中。例如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不断空袭和炮击巴解武装力量的聚集地造成许多无辜百姓的伤亡。当血腥的镜头在美国电视上连续不断地播出时，里根总统直接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要求停止这种不人道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当局随后接受了这一要求。

其次，大众媒介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或者使某一地区性事件上升为世界性事件。例如由于媒介不断报道索马里战乱饥荒，黎民百姓横尸遍野的悲惨情景，从而促使非洲事务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各国的议程中迅速升级以致最终采取军事救援行动。

最后，大众媒介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这一点在美国的越战政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本来美国的传媒是支持政府在越战中的基本政策的，直到1968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权威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访越归来，在2月27日的新闻节目中尖锐指出，越战已经陷入僵局，美国不可能取得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停战谈判。此后整个传媒舆论转向反战，每天将战场上传来的死亡惨状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抗议示威反战情绪传播到每个家庭，从而使美国政府在内外交困情势下改变了长期作战的政策。约翰逊总统也不得不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美国军方汲取了越战受到传媒困扰的教训，在以后的历次战事中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由此我们也看出大众传媒的直接介入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之大。

4.大众传媒是外部力量对美国外交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

现代大众传媒的通讯网络可以在美国政府和外部力量之间建立起一座“空中桥梁”(Space Bridge)，以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影响。有两种主要的力量最善于利用这种空中桥梁来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

第一，别国政府和别国领导人。许多国家的驻美使馆都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有影响的媒体发布本国的信息和政策，从而一方面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和重视，另一方面可以赢得舆论的支持，以便在美国政府那里争取有利于本国的双边和多边政策。一些国家的驻美使馆在举行宴会和庆祝活动时，美国各大传媒的记者总会成为座上宾。美国记者认为德国、埃及、日本、印度等国应该是最善于同美国记者搞好关系的国家。

另外，许多别国的领导人也会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通过媒体大展个人风采。由于美国是一个非常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家，所以别国领导人在媒体上的个人魅力更容易赢得舆论的支持或友善的倾向，同样也会影响到决策者们对待该国的态度。英国首相丘吉尔、埃及总统萨达特都曾经在美国媒体上享有极高的声誉。1999年4月间中国总理朱镕基的访美之行同样赢得了美国媒体众口一词的赞扬，遏制了反华的潮流，为中美双方的实质性谈判创造了积极的舆论环境。

第二，非政府组织（NGO）或利益集团。这里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别国政治、经济背景的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一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不代表主流政治，因此也就更善于利用传媒来加强自己的显著性，扩大政治影响。

5.美国政府对传媒的利用与控制

美国政府并不是任由外部力量对它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影响和控制着国际传播媒介，以达到它的国际战略目的。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其他所有美国政府中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部门都在利用传媒来确保美国的和美国以外的读者、观众、听众看到或听到那些美国政府愿意让他们知道的官方消息。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时带了大量的电视转播设备和一支庞大的记者队伍，并且故意将抵达的时间安排在美国三大新闻网的黄金时间，将这历史性的一刻通过传媒向全世界广播。由此产生的全世界的轰动效应和美国国内的“中国热”则正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所需要的。

自电视宠儿肯尼迪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会利用大众传媒来宣传自己的重大对外政策以赢得舆论的支持。比如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出兵巴拿马后立即通过电视向世界和美国解释他动武的原因；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他更是马上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所谓的维护世界秩序的外交政策。更有甚者，美国军方甚至将大众传媒当作散布虚假信息的工具运用于作战策略之中。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开始陆战之前一直散布大批美军正在科威特东部海上集结的消息。其实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现代传媒版，结果美军是从科威特西部由陆路进入伊拉克的，成功地蒙蔽了CNN的热心观众萨达姆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37页。。

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开办的自由之声、自由欧洲之声电台以及目前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则是直接为其对外政策服务的。传媒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工具，“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有力武器。这一点我国听众对美国之音在1989年六四风波中的宣传攻势也颇有领教。

美国政府除了利用传媒为它的对外政策目标服务之外，还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控制和限制国际传媒，防止它们做出不利于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对南联盟的空袭中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袭击了南斯拉夫电视台，造成了南斯拉夫新闻记者的重大伤亡。如果说美国政府对它本国的传媒进行利用和控制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隐蔽的、巧妙的手段的话，那么它在控制外国传媒的时候，如果必要，则直接杀人灭口。（三）对传媒的利用和控制：中国个案分析

1.中国的对外政策（1）中国的内政及其外部环境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总的对外政策目标或者称国际战略是由它的国内政治及其外部环境两个因素决定的。那么决定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内政和外部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说内政。1978年，中国结束了长达20年的混乱的政治和文化“革命”，重新回到了以发展经济建设，提高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的道路上来。从1978年至今经过20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发展模式，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目标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努力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改革，建立起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

其次说外部环境。对当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特征主要是以下两点：其一，“两极”格局解体。“两极”格局的解体给整个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前苏联一极的坍塌造就了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尽管当今的世界格局还不能确定就是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美关系是中国现阶段外交中最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前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变色，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遭受了重大挫折。这一严峻的现实把中国推到了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尽管目前中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合作还是主流，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矛盾却依然存在。其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日益严重，南北贫富差距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努力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上述国情和外部环境做出一些基本的概括：

一是，中国要全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

二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三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这三方面的要素便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同时也规定了中国传媒参与对外政策的根本任务在于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舞台上传达社会主义中国的声音。然而由于受到中国发展状况的影响，传媒在参与国际传播过程中受到了限制，在很多方面还要加强，否则这一状况和中国日益加强的大国地位不相协调。（2）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

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一般被表述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外交部网站:www.fmprc.gov.cn。这是中国现阶段对外政策目标总体的、概括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包括领土之内的一切内政，是绝对不受侵犯的和不受干涉的。主权原则是国家交往的最基本原则。中国不愿意接受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对中国国家主权之内的事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于任何在历史上受到严重侵犯的国家来说，没有比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更为重要的了。

第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任务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家环境。经济发展是中国内政最重要的内容，对外开放则是中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第三，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稳定。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世界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方面，中国更是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在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决定因素作了整体性的考察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国家权力机构同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国家对传媒进行利用和控制的重要意义。中国所遵循的传播制度一方面是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需要。

2.中国的传播制度

中国的传播制度是由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1）党的喉舌

中国的传播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的传播媒介是党的喉舌，党性原则是中国传播制度的根本原则。江泽民曾于1989年11月28日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一贯地认为我们国家的新闻、广播、电视等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要坚持党的新闻原则”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载《论党的新闻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所以中国的新闻报道，无论是对内新闻报道还是对外新闻报道，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在报道口径上必须和党中央的精神保持高度一致。（2）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

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所遵循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念和传播理论，必须区别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理论。这一点不是由别的什么决定的，而是由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与发达国家传媒首要的“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这一功能相比，中国传媒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要强于它的舆论监督功能。传媒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来为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服务，为大局和全局服务的。过分地强调或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理论都是不适宜中国的基本国情的。

3.中国的对外宣传

由于中国传媒是党的喉舌，由于中国传媒不可能超越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所以决定了中国传媒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中国的对外传媒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顺利实施服务的，这一点是中国传媒始终和必须要坚持的。因此中国对外传播参与对外政策最基本的方式是对外宣传。（1）对外宣传的定义

中国传媒对外宣传的一个基本定义是：“借助现代化传播媒介或其他宣传手段，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客观、真实地向远离的或来华的外国人和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介绍旨在反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争取世界人民的了解、信任和支持，改变他们对我国的思维定势，在海外树立起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间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双向的交流和合作牵线搭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黄泽存主编：《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第3页。（2）对外宣传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对外宣传机构抑或外宣工作者是我们党扩大在海外正面声音的喉舌和主体，在海外宣传什么、报道什么的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个人的因素，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提下，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观点，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稳定的政治局面，宣传我国经济、文化优势和发展前景等，绝对不允许在对外宣传或工作中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稿件和言论，这是党对外宣工作者的基本要求。”黄泽存主编：《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第7页。

4.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对外宣传的三点建议（1）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地提高，因此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重要而且有分量。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在任何国际事务上都清楚地表明我们自己的态度，但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中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国际事务上，中国对外决策机构应该更加主动地利用中国的以及国际的传媒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让世界在事态发展的第一时间听到中国的声音。

1998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接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时特别用英语讲到：“Voice is power（声音就是力量）”。的确如此，充分地利用国际传播，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中国的态度和主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中国以一种更加明朗、更加开放的政治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改变中国的神秘政治形象。（2）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

不仅仅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还要让世界听得懂中国的声音。造成外国观众听不懂中国的声音的障碍主要在于我们的节目内容和制作手段不够国际化。国际频道的节目是传播给中国以外的、在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上都与国内的观众有很大不同的海外受众，所以要让海外受众看懂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就要适应他们认识问题的习惯，抛弃一些我们一直在对内宣传中沿用但不适合海外受众的思维逻辑方式，与国际接轨。对外宣传尤其要讲技巧，要让受众亲近、认同我们的频道和节目。宣传色彩过于明显会让海外的受众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也就不能达到什么效果。（3）让世界听到想要听到的声音

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应该注意针对海外受众的兴趣点，有重点地进行传播。对外宣传媒体的栏目和节目应该根据海外受众的需求来定位，而不能凭我们的主观臆断来定。一般来说，海外受众对中国传媒的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尽快而且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中国；二是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投资环境和合作基础；三是了解丰富的中国文化，包括历史、艺术、风光、人物、语言和风俗等。这三个方面既是海外受众最大的需求，也是目前中国对外宣传的优势所在，因此要充分利用好，发挥好。

5.传媒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源作用

目前对中国国家机构的决策行为所作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加上因为中国传播制度的特点，使得我们还不能清楚地描述传媒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产生的具体影响，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认识到，那就是传媒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源作用。

中国目前已经向世界各地派出了大量的新闻记者，各主要媒体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记者站，形成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信息网络。由于电视台在海外开设记者站的费用相对比较大，而且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所以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海外的记者站数量还不是很多。但现在发生重大和突发事件以后，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CCTV记者的身影了。

中国的国际传媒一方面向中国受众传播世界各地的重大国际新闻，另一方面也担负着为国家对外决策机构搜集和传递信息的任务，在对外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源作用。以往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只能通过别国的媒介来了解外面的世界，而现在则可以借助中国媒介的视角来做出决策判断。1998年底的海湾危机中，我们看到了头戴防弹帽的水均益在隆隆炮火中发回报道。目前仍在进行中北约对南联盟空袭时，中国记者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不仅是中国对外决策者的重要信息源，甚至有时在西方记者的采访受到南联盟政府限制的时候中国记者成了整个世界唯一的信息源。北约对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进行野蛮轰炸以后，向国内发回这一重大信息的第一人就是《环球时报》的记者吕岩松，为国内的外交机构做出迅速反应提供了最快捷的第一手信息。

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记者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各国的民众和国家领导人进行采访，向他们提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采访都为中国民众和对外政策的决策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重要的和必要的国际信息。

另外，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的许多国际问题论坛也向中国对外决策者们提供了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民间舆论动向。这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民意也会为中国的对外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国际关系中的新领域——国际传播的发展与新挑战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传播这种超越国家边界、跨越国家传播体制、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信息交流的传播方式越来越显示了它的重要性。首先，国际传播能够及时提供一条不同民族、国家、文明之间互相沟通，实施自由交流的途径。与过去“三月后闻米国之事”不同，人们通过短波广播、卫星电视转播、计算机互联网络等传播手段能以最方便的形式、在最短时间内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事实上，国际传播起到了为异文化之间即时的相互理解和了解搭建桥梁的作用。其次，国际传播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渴望，丰富了日常生活的内容。由于借助了便利、迅捷、廉价的国际传播，人们可以任意伸展、放置自己的视线，五大洲四大洋皆可成为人们的关注点、生存的心理空间。此外，通过国际传播，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看到丰富的文娱和体育节目。从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奥斯卡的颁奖晚会到奥运会的盛况、世界杯足球赛……真是一切精彩尽收眼底。国际传播已经成为了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后，在一个“传播即力量”、“消息就是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播，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卡尔·多伊奇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模糊地知道科学技术和医学是不分国界的，即是国际的，但很少有人会静下来思考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意味着，要是没有外国发明的贡献的巨大帮助，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够在技术、繁荣和健康方面达到今天的水平，保持今天的进步速度。”而在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这个所谓信息爆炸的年代，各民族智慧的流通对于文明进程推动的作用要远比卡氏说这段话的时代显得更重要，各国对外来信息的依赖也更深。依靠着现代传播科技的国际传播承载着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

国际传播发展到今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而国际传播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并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主要缘于以下两大因素的推动。

其一是时代的需要。19世纪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活是如此，精神的生活也是如此。”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始现端倪。此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不光是经济信息，政治、文化方面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也成为了一种必要。这种源于深层利益驱动的时代需求，成为了推动国际传播发展的巨大助推力。很快在这种巨大的助推力的作用力下，能够跨越地理障碍、国境，具有强渗透性、传播信息弗远弗届的国际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络等不同的国际传播方式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其二是新科技的武装。从人类早期的结绳记事、口口相传、有限的文字传播到发明印刷术以后的纸质大众传播，科技的发展始终在推动人类传播水平的发展。而近现代国际传播的兴起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装。20世纪初国际广播的产生得益于二极管、三极管、真空管、晶体管、电波调制技术等无线电技术，跨国的卫星电视则依赖于光电转换、电子扫描技术和电视卫星直播技术的发明。而大规模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CPU、多媒体、光缆传输等技术使国际网络传播得以在80年代后兴起。应该说，从早期的印刷媒介到国际广播、跨国电视再到互联网络，国际传播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一）国际广播的产生与发展

广播是最早出现的电子大众媒体。20世纪初期，在无线电技术有了长足发展的条件下，1904年英国人弗来明发明了二极管、1906年美国人德·弗雷斯特发明了三极管。随后，电波调制技术也开始被发明并得到应用。这些发明为广播的问世奠定了技术基础。1920年10月，由于广播技术的成熟，世界第一家广播电台KDKA在美国匹兹堡市开播。1925年左右，世界上大概已有20多个国家开办了各种广播电台。在此同时，由于广播在传播信息中具有的弗远弗届、强渗透力、不太受地理位置影响等显而易见的优点，各国都下大力气将其作为国际传播的优势工具来发展。1927年，荷兰开办了第一家国际广播，向它的海外殖民地广播。随后，前苏联、德国在1929年、英国在1932年、日本在1935年相继以多种语言开办了国际广播电台。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全球已大约有27个国家建立了国际广播电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国际广播的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战争中，国际广播成为重要的心理战武器，并开辟了同盟国与法西斯国家之间战争的“第四战场”。在这个战场中，各国的国际广播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战时初期冷静旁观的美国，随着对国际广播重要性的逐步认识和一步步地被卷入战争，也在1942年12月破天荒地成立了第一家由官方举办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电台。

二战后，出于对国际广播威力的重视，各国努力加强对国际广播的建设，增加了广播使用的语种、播音时间、对象地区和广播的发射功率。同时，又有一批国家开办了国际广播。到90年代，全世界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国际广播，从事国际广播的电台达160多座。这些电台共采用140多种语言针对全球或全球大多数地区、若干洲或洲的若干地区、邻近国家进行广播。这些年来，国际广播除了依赖短波进行节目传送以外，一些大的国际广播电台还借助新科技采用数字音频广播技术（DAB）、卫星广播、在网广播等形式努力为国际广播的发展开辟新天地。（二）世界卫星电视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末，人类就开始研究图像传送技术。1927年美国的全电子式电视通过有线网络把图像和声音从华盛顿传到纽约。1930年，实现了声像同步播出。1933年，具备光电转换和电子扫描双重功能的摄像管的发明，把电视传播向实际运用又推进了一步。1936年11月，英国正式开办了电视广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发达国家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此后，亚非一些国家也相继在五六十年代建立了各自的电视台。

与广播不同，电视传播的覆盖范围有限，因此电视的国际传播要求有国际通讯卫星技术的支持。在前苏联1965年首次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卫星后，经过各国技术人员的努力，80年代初人们终于可以通过国际卫星提供成熟的卫星电视直播技术。也正是从80年代初开始，国际传播领域出现了新的景象——国际电视卫星传播逐步成为取代国际广播的一种新的国际传播形式。

继1983年美国开办世界电视网，1985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美国商业电视网在欧洲开办新闻、娱乐、体育频道后，到了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各国的世界卫星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如1991年英国广播公司开办了BBC世界电视台、1992年德国之声电视台创办了国际电视台DW-TV、法国创办了国际电视台CFI、1993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开办了国际电视台ATVI、欧洲广播联盟开办了欧洲广播新闻电视台EURONEWS、1995年日本广播协会NHK开办了国际电视广播等等。如今国际卫星电视覆盖的地区已遍布全世界。这些国际卫星电视台仅就其覆盖的亚洲地区就有39个国家，两亿多观众。

目前，各国开办的国际卫星电视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是由政府经营的电视台，比如美国的世界电视网、英国的BBC世界电视台、德国的德国之声电视台、法国的法兰西国际电视台等。再一类则是商业性国际电视台，有特德·特纳创办的国际电视网CNN，默多克拥有的国际卫星电视网新闻集团系统等。（三）互联网络的产生和发展

互联网络的产生、发展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四步，即分别以电子管、晶体管、规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元件的四个阶段。1947年第一台计算机由美国IBM公司研究成功，其元件由电子管构成，体积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到了80年代，计算机实现了家庭化，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迅速异常，CPU（微处理器）由286、386、486，一直发展到今天的PENTIUM（奔腾）系列。同时软件系统也得到了长足进步，90年代推出的九五视窗（WINDOW95）、九八视窗（WINDOW98）、LINIX、UNIXE等操作系统极大地便利了个人对电脑的使用，对计算机使用的大众普及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了计算机技术作保证外，对于借助互联网络形式的国际传播来说，网络技术也十分关键。网络技术的研究产生于美国国防部在1969年创办的ARPANET项目（ARPA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简称）。其研究的目的原是为了应付战争时可能出现的通讯安全问题，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ARPANET起初用4台计算机互联实验，目的是通过“包切换”技术使计算机能够通过任何一条可用的线路，而不是只通过其中固定的一条线路传递信息。很快ARPANET迅速扩大到几十所大学和公司。在ARPANET发展的同时，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技术相继产生，而允许任何数量的计算机网络连接并进行统一运行的互联网络协议、保证数据信息的分化、传输和再组合的TCP通讯协议也逐步达成。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络的发展。到1989年，个人计算机的设计已被允许进入先前仅局限于部分计算机的网络。进入90年代，互联网络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扩张，中国也在1994年通过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接口进入国际互联网络。2005中国的互联网络用户已有1.2亿人。而在世界范围内，截止到2005年底，其网络用户已达到10.8亿户。

互联网络将国际传播带入了一个新时期。通过网络浏览、电子邮件（e-mail）、电子论坛（bbs）等形式，它使以前单向的信息传播变成了双向的信息交流，跨国界的信息传播显得更方便、快捷，目的性更强，内容更丰富。另一方面，互联网络也能够提供越来越多样化的信息来源。目前，互联网不仅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全球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http://www.times.com、《芝加哥论坛报》http://www.chicago.tribune.com、《人民日报》http://www.peopledaily.com、《南华早报》http://www.southchina.com、VOA http://www.voa.com、BBC http://www.bbc.com等的信息，而且还能通过“网上信息服务公司”（ICP）如美国在线（aol）、雅虎（yahoo）、lycos、搜狐（sohu）、新浪（sina）搜索到全球无数的个人或组织的站点，了解各种你想了解的信息。

一、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一）国际传播拓宽国际关系新领域

国际传播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持续有效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并拓宽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内容。可以说国际传播产生后即自动成为国际关系的新领域。

从概念上来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主权国家传统国界的、通过大众传播工具进行的信息交流。这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显然是发生在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构成了“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国际传播应该可称为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信息传播、交流关系。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规范国际传播行为的法规都是纳入国际领域制定的法律体系，这也能够清楚地看出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界定。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和平利用无线电广播公约》是针对当时国际广播宣传大战可能引起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不安定而制定的；1982年、1986年联合国大会相继通过的《各国利用人造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关于从外层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也是为了应付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带来的安全上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某些国际传播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它们的行为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层面的国际关系发生互联互动的关连。一般认为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四个必要条件是（1）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能够参与国际间的相互交往，并对国际社会中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2）具有自己的、与其他行为体相区别的特殊的利益；（3）拥有一定的政治或经济实力，以及相对稳定或固定的组织形式；（4）拥有独立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即能够独立地运用其行为能力，发挥其职能作用，独立地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进行独立的对外交往。从这四个条件来看，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CNN）、默多克新闻集团等大型私营跨国媒介组织以及其他大报刊、大电视台、大通讯社等传媒显然都符合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要求。这些媒介组织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稳定或固定的公司组织和自己的特殊利益即最大可能地获取经济利润，它们也同样可以进行公司的独立决策，对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施加影响。比如，它们可以通过实力来影响别国的传播政策；通过信息传播影响一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或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以CNN为例。在1998年10月，CNN在全世界的直接观众大概有8亿。重要的是其观众包括了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军事等要害部门的上层人物，这就意味着它的影响不仅普及一般观众，更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影响有关国家的决策。在科索沃问题上，阿尔巴尼亚驻联合国大使在接受新闻界采访时将CNN的报道作为支持其观点的例证；而在美国国会不久后举行的关于科索沃危机问题的听政会上，一些人竟然也将CNN的报道作为讨论问题的例证和出发点。这些都体现了CNN作为私营媒介公司的国际关系行为能力。也正是出于对这种能力的自信，CNN国际总裁才狂妄地声言：“现在安理会的议程要由我们CNN制定，我们的镜头到哪里，安理会就要讨论哪里”。而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则称CNN为联合国安理会的第16位会员国。毋庸置疑，类似CNN这样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活动拓展了传统的国际关系领域，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出现了新的推力。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信息传播与交流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传播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当前，国际传播行为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已经无法让人无动于衷（这将在下文中专门提及），有人甚至将国际传播列为国际关系的四大基本方面之一，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关系鼎足而立了。国际传播对国际关系全面深刻的影响确立了其在国际关系总体结构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国际传播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1）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程。如果说世界市场的开拓、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是形成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国际传播自它诞生以来便通过跨国界的信息传递方式牢牢维系并丰富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化的成果，并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一方面，国际传播通过信息的跨国界传播，加强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流，促进了各民族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特别是在传播科技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无线电波、卫星信号、电缆传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空间不再成为阻挡人类交流、沟通的障碍，促使地球开始出现了“村落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在观念上加强了人们的全球化意识。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德克霍夫认为：“全球化的主要问题是心理问题”，“迈向全球化的趋势……需要在心理学上加以考虑”。这肯定了在形成某种趋势和现实之前培养某种意识的重要性。不能否认的是，现实中国际传播对在观念上加强人们的全球化意识功不可没。国际传播通过大量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递，将日常生活的关系从地域情境移入全球情境中，使人们很容易就形成了“天涯若比邻”及“四海一家”的观念，人们开始不再局限于本土本乡的视野中思考问题。在日常的阅读中，我们会经常有趣地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都毫不吝啬地大幅度增加了国际问题的报道量，其中甚至包括拎不上台面的街头小报和乡村有线广播，而将国际问题专栏定名为“村落新闻”、“公社部落”等的更是大有人在。这些事实说明媒体报道国际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时髦背后凸显的就是人们越来越提高的全球化意识。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麦克卢汉曾不无感慨地认为：“我们重新获得了我们的整体，我们不是在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层面上而是在宇宙的层面上获得了这一整体性”。这种宇宙层面的整体性事实上说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意识。

对于国际传播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美国现任世界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席蒙革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论述：“今后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被称为全球化的综合力量。文化的、经济的、环境的、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因素的相互作用将对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有好的也有坏的。传播是这一过程的中心，因而是全球化的关键部分。”Peter R.Monge，"Communication Theory for a Globalizing World"，in Judith S..Trent edt.Communication Views from the helm for the 21st Century，Allyn And Bacon，1998，pp3-7.（2）跨国文化交流的强者“文化的本质即传播”这句话中的“传播”拿到今天来理解肯定要包括国际传播在内。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际传播已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它促进了人类文化在新时期的吐故纳新，不断进步。全球化需要大量的政治经济信息，同样全球化也呼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建立新的人类的通向和平、繁荣、和谐、相互尊重的巴比塔廖诗忠、张芝梅编写：《圣经故事》，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这就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国家乃至宗教之间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开诚布公的交流。所幸当代的国际传播能通过大量的专题栏目、文化娱乐节目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大量介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提供给他们互相了解的机会。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络这种新兴的国际传播形式在其中所起的特别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互联网络可以通过电子论坛的形式供各方进行真诚、友好的互动讨论；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人们进行广泛、及时的交流。（3）促进国际社会准则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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