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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5-15 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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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晴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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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史记.2

小人物史记.2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小人物史记.2作者:赵晴排版:上官雅弘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03-01ISBN:9787308074209本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序 言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变化赵 晴

这是一群小人物的口述历史。现在,他们就坐在你的面前,对你讲述各自不同的命运和故事。在一行行看似沉默的文字背后,你其实可以听见他们的话语和呼吸,看见他们的衣着和面容,感觉到他们的泪水与欢笑,触摸到他们的情感和体温。

本书的出版源自一项起始于十年前的工作。2000年,《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创办“倾听・人生”版,它的宗旨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变化”,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经历。十年时间,每周一期,每期六七千字,500多个小人物敞开了心扉,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更多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大时代的一滴水,每一颗水滴都有自己的精彩,颗颗水滴聚成淙淙细流,最后汇成波浪翻滚的大海。

大历史中或许不会记载小人物,但小人物是构成大历史的小细节。他们中有下岗女工当钟点工式的小人物,也有汶川大地震后打开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许勇的亲身经历。小人物有时候甚至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获得第19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一九八零,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漫记》,讲述的更是大时代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30年前,四位新华社中青年记者受命调查西北农村现状,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为此他们跨越4省(自治区)39县,走村串户,历时半年,行程万里,对党中央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倾听・人生”是《杭州日报》打造的重要品牌,十年时间,“倾听・人生”在一个喜新厌旧的快餐阅读时代,奇迹般地办成了长盛不衰的耐读版面,不仅成为首届浙江新闻名专栏,其作品更多次问鼎中国新闻奖。“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化”,不仅是《杭州日报》“权威亲民新型城市党报”办报理念的一种探索,更是《杭州日报》践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的具体体现。因为唯有贴近实际,才能倾听到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唯有贴近生活,才能触碰到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唯有贴近群众,才能感受并传递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深刻表现普通人的光辉心灵和坚韧力量。

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可以触摸大时代的脉搏跳动;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可以感受大时代的跌宕起伏。《杭州日报》将继续打造“倾听・人生”品牌,为小人物记史,为小人物立传,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大时代的变化。因为“倾听・人生”记录的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其实就是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我们所有人的故事。2010年1月5日钟点工口述 蔡红梅 整理 任为新 徐致景

我是一个钟点工,做了四年多了。这四年多里,我用破了六个塑料桶,二十多把刷子,换了三辆自行车、两家公司和一个老公。

怎么离的婚?男人家自己没本事,养不活老婆,还瞧不起钟点工,说宁可饿死也不去给人刷马桶。什么年代了,真是脑子进水,所以我毫不犹豫,换抹布一样把他换了。

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脚踏进了家政公司——搞别人家的厕所,就是觉得腻心——女主人手里捏个闹钟,跟来跟去地跟牢我

四年前,我从仪表厂下岗,我老公的企业效益也不好,三天两头休息。家里有个儿子要读书,经济一下子就困难了。困难归困难,找工作还死要面子,高不配低不就,碰一回鼻头生一回闷气。后来想,生气,不如争气,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一脚踏进了家政公司的大门。

开始的时候,我谁也没告诉。对老公,我也是说,我找到了一个帮人卖水果的工作。

做家政,第一天的经历当然不会忘记:我所在的这个家政公司是很正规的,外出时要统一着装,手里拎着桶呀、拖把呀、刷子呀,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早上的客户是在南星桥,我骑车去,生怕撞见熟人呀,走在中山中路上,真当是贼头贼脑的:拉低帽子,戴上口罩,缩着头赶路,谁也不敢看。

到了客户家里,开始搞卫生了,起先是在客厅、厨房,擦擦抹抹没什么,后来听客户说厕所也要搞,我就心抽紧了。本来,在自己家里,什么地方的卫生不搞?但人就是有这样的心理,要搞别人家的厕所,就是觉得腻心。

呵,那一次的感觉,我现在都不愿去想它——当时我隔夜饭都差一点吐出来!

下午的客户是在半道红,中午我在路边啃了点面包,从城南赶到城北。但到了那里,人家请客人,中饭还没吃完,就让我在外面等。没地方去呀,我就在楼下的自行车棚里候着。取自行车的人进进出出,他们都要看看我、看看我身边的拖把和塑料桶,看怪物一样,让我浑身不自在。

宴请完了,客人走了,我就上去搞卫生,先把一桌子的“狼藉”都清理了,再洗锅碗瓢盆,厨房弄干净了,再到客厅和卧室里拖地板、打蜡。那个女主人很有意思的,她知道我按钟点收费,就手里捏一个闹钟,跟来跟去地跟牢我,不停地指这指那,一刻也不让我闲着。我打蜡的时候,她还一边比划着指导我,说蜡要如何打,打完了还要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这样才能看出蜡打得匀不匀。做的时候,我心里在偷偷地笑:你也够费心费力的——有这样的精力,这点家务活你自己也能做了。

话说回来,对头一回碰到的女主人,我还是心生感激的:首先,她让我知道了,做我们这种工作的,手脚一定要麻利,我花的时间,就是客户花的钱。这以后我再也没碰到这种手里捏一个闹钟,跟来跟去盯牢的主人,但有形的闹钟没了,无形的闹钟时时在。另外,打蜡的技巧,我还真是从她这里学来的。后来总有客户夸我打蜡打得好,有同事向我讨教打蜡的技巧,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她来。

这一天,我早上赚了15块,下午是20块,这35块钱啊,揣在怀里都是沉甸甸的。后来我把它们全花了——买了水果、糕点,还有我老公喜欢的“四特酒”,兴冲冲地回家去。

回到家里,我老公说,怎么,你们水果铺搞福利了?我说是的,我们水果铺搞福利了。

3000块一只,哪里有这么贵的烟灰缸?你说这是不是存心欺负人——女主人说,阿姨穿塑料鞋冷啊,就去拿了双新的棉拖鞋出来

说老实话,在我开始做家政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心情都不是很好。早先家政工作还很稀罕,大家也不太了解,很少有人能用平常心来看待我们——有的以为他出钱了,就可以把我们当佣人看,脸色啦、说话的腔调啦,都没有尊重的意思。有个老倌,我在他家里做的时候,不小心碰落了一只烟灰缸,掉了一只角,他就要我赔。我说赔就赔,他说你知道这只烟灰缸什么价钱?3000块一只——哪里有这么贵的烟灰缸?你说这是不是成心欺负人?

做了家政,我总算知道了,有个别杭州人素质很差的:请客人了,把我们叫了去,也没有多少事情,就是使唤使唤我们,意思是他家里条件好,请得起佣人。还有的就是在价钱上斤斤计较,两三角钱都要和你算——想不通,这样滴露刮浆,你又请什么家政?

让我对家政工作有信心的是个古荡的客户,这个客户真好——是一对新婚夫妻。我去的那天,落雪的,天很冷。我们的规矩,进别人家里,都是自己带拖鞋去的,但图方便,带的都是塑料鞋。女主人看我穿这个鞋,就说阿姨穿塑料鞋冷啊,我给你换双鞋吧。说完就去拿了双新的棉拖鞋出来。我说会把鞋弄脏的,不肯穿,她一定要我穿。拗不过,穿上了,她又给我泡菊花茶,说干活不急,下雪天赶来,先喝杯茶暖暖身。我干了一半活,男主人把工钱搁桌上,说他们要出去一下。我说你把音响关了吧,他说不用关,一个人干活蛮冷清的,听听音乐会好点——干完了把门给他们带上就行……

这对小夫妻,我真是感激他们,他们对我好,还那么信任我。说实在的,将心比心,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家里修个煤气、换根水管的什么的,有陌生人在,自己要离开,哪里会放心?

打开门一看,叫我做工的是我延安中学的同学——撞见了老公的同事,老公觉得面子上落不来,黑着脸说:我们离婚吧

碰到的好人多了,对自己的这份工作有信心了,心态自然会好起来。三四个月之后,我就完全放松了,上工的路上,很坦然地穿着工装、提着水桶骑车赶路,见到熟人,也敢打招呼了。有一次,我跑到一个客户家里,打开门一看,相互愣了愣,认出来了:原来叫我做工的是我延安中学的同学。我很坦然啊,一边和她叙旧,一边手里也不闲着,帮她抹桌子擦地。她本来是抱了只小狗的,见我趴在地板上干活,就不好意思了,放了狗,要一起和我来干。我挡住她,说千万别,你这样的话,我们工钱怎么算啊?干完了,我看她手袋摸进摸出,一脸的犹豫,大概不好意思付我二三十块的工钱。我就笑着说:不要怜悯我,多给了不要,少给也不肯——二十五块!

出门来,我先是叹气,秤钩是铁,秤跎也是铁,我不比她难看,当初读书的时候,考试成绩还比她好,可现在,她家里的家具都是包金边的,自己不用上班,整天瓜子儿嗑嗑、小狗儿抱抱,我倒刮风下雨四处奔波,帮她这样的人抹地板、擦厕所,命运怎么介不公道!但走出一个站头,我又想,老公常年在厦门做生意,她365天守活寡一样,要我都闲得发慌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好羡慕?我早晚奔波好比看风景,帮人做家务就是活动筋骨,钞票自赚自用,做人四六不靠,有什么气好叹?

这么一想,我背也挺了,头也昂了,走路的脚步也轻快了。

可惜的是,我老公心态没有我好。杭州地方小,纸里包不住火,我做了一年多的家政,终于瞒不过他。我老公知道了之后,骂我说你不怕难听我还怕难听呢!我说怕南(难)听你就朝北听,你守着那半死不活的工作,就赚那么点钱,怎么养活我和儿子?

后来有一天,经常叫我去做的一个老年客户,他儿子和我老公是同一个车间的,在他家遇到我了,他大概回车间里去说了,我老公就觉得面子上落不来,回家之后黑着脸说:我们离婚吧。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大家的观念还不开化的,如果是现在,事情可能不会这样——后来我碰到过他,他们厂也倒闭了,他也到了一个社区服务公司,帮人上门修电器。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在给人刷马子啊。他嘿嘿一笑,有点难为情地说,其实做家政也没什么。

我想他说的是真心话。

我告诉他我是搞家政的,我说,你现在还请我喝茶吗——左手一只桶,右手一把刷,夫妻双双把钱赚

后来找的这个老公,是在杭州工作的外地人,别人介绍的。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说请我喝茶,到了青藤茶室门口,我告诉他我是搞家政的,他有点听不明白,我就具体讲解,最后他听明白了。我说,你现在还请我喝茶吗?他有点似笑非笑,道是请了再说。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和我联系,我的心也就冷了,想没有男人也好,更清静。不料有一天,我们主管替我分派工作的时候说,有个客户指名道姓要我。到地点了,打开门来才知道就是他——他倚在门框上,一个劲地冲我坏笑。

家里的卫生都搞过了,水果呀鱼肉呀买了许多,还插了盆鲜花,说我今天的工作就是帮他烧饭菜,然后陪了他吃。我说不行的,我们公司有纪律的。他说这次破例,如果公司罚我了,他就先工资罚款一起垫了。

不好意思,就这样,我心一软,我们就好上了,后来就结了婚。

我现在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很满意——面子上现在更没什么了,国家都在号召发展第三产业,和我们差不多的一个家政公司,“三替家政”,里面有个叫夏美琴的,因为工作出色,去年还被评为“全国商业服务明星”,上报纸、上电视呢。自己家里,我老公在一个外地公司的驻杭办事处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但很稳定。他也支持我的工作,单位要搞卫生、同事要做家务,他都帮我兜了来。他这个人蛮会说笑的,说他本来就有两把刷子(他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有点本事),现在加上我的刷子,我们一家有四五把刷子了,啥事情难得倒我们?有时候他休息,碰上我揽了公家的活,他还真背着工具,和我一起出门,一路走还一路唱歌。原来有首老歌的,叫《夫妻双双把家还》,他改词,扭着身段唱:“左手一只桶,右手一把刷,夫妻双双把钱赚哪……”

这个活宝,笑得我下巴差点脱臼!

我就拎了拖鞋,没头没脑地打儿子,一边打一边稀里哗啦地哭——我躲开他说,我是做家政的,别的事情不做

现在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也都很尊重、很客气的。今天早上,就在你采访我前,我做的一家人家,是一对老夫妻,我搞卫生的时候,他们一个劲地说:不用那么仔细,搞卫生没有底的,看得到的地方弄弄,看不到的就算了。我嘴上应着,手里可不闲着,照样把沙发、茶几都移开来,角角落落,又剐又铲又抹,把多年积着的污迹都搞干净。杭州的老人都有个老观念的,叫人帮忙一定要准备茶水请吃饭的,结果他们又要请我吃饭,我是活逃死逃才逃出来的。

不满意的事情当然也有,第一就是我儿子。人家说,穷人的儿子早当家,娘的苦处儿子最体谅。但我这个儿子不行,十六七岁的人了,不要读书,瞎七搭八的事情,他是叫花子赶庙会,场场不落空。去年10月份,有一天,我回到家,他们老师来告状,说我儿子旷课,几个人躲在厕所里抽烟。老师一走,我就拎了拖鞋,没头没脑地打他,一边打,我自己一边稀里哗啦地哭,我儿子抱着头,吃惊地从手指缝里看我——骂是常骂的,但我很少打他,那天这种样子从来没有过,所以我儿子很吃惊。

那天我打儿子是事出有因——这事情,我和我老公、我儿子都没有说。那天我去做的客户,好像是个光棍,我一进他家,他就贼眉贼眼地看我。后来我爬在上面擦窗户,他借口帮我递东西,老是往我衣服里面看,弄得我顾得了这边,顾不了那边。我下来了,他又到我身边挤挤挨挨的,我躲开他说,我是做家政的,别的事情不做。他说反正就两个人,没人晓得的,钱另外算,一边就扑上来了。我又气又急,奋力推开他,跌跌撞撞地夺门逃出来。逃到小区外面了,我坐在花坛上抹眼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做工的所有家当都还在他家里呢!

这样受气的事情不多的,但一年到头多少都能碰到一些——你说做妈妈的,都这把年纪了,在外面这样受气挣钱,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这个儿子?但他就是这样不体谅,你说我是不是要发狠地打人了?

老公这里不说,我也是有道理的,我怕说了他不放心,以后就不让我出门——反正我也没给人捡了便宜去。反倒是在同伴那里,我倒是说了,说得大家嘻嘻哈哈地笑,她们也说了一些,耍流氓、老花痴、露阴癖,应有尽有。笑完了,大家一起想对策,有的说,自己裤带系牢最重要。有个小姐妹,还劝大家以后都随身带剪刀,说再有从后边乱顶的,转身就把他剪了!

她辞了我们这里的工作,回老家开起家政公司来了——那些地方老师多,她一边做家政,一边请教问题——回到家,我一点都不想做家务了,最好也请个钟点工

以后有什么打算?没有什么打算。我这年纪的女人,没什么文化,还能怎么样?做好这份工作,多赚点钱留给儿子——我儿子没出息,我不留点钱给他,他将来老婆也讨不起。做人有没有文化、自己要不要真是很有关系的,在这一点上,我倒很佩服一些外地人。

本来我有个同伴,年纪比我小点,四川来的,胸脯扁塌塌,相貌一般般,干起活来,手脚也不如我。但她高中毕业,脑子比我活。她做家政,也不像我们,一门心思只钻在这堆里,她还想别的。有空的时候,也不扎堆儿谈闲天,而是到我们的一些管理人员那儿去问三问四。那个时候,我们还私下说她,做家政的,自己的三分三管牢就好,心思活唠唠想做啥?后来你知道怎么着?一年之后,她辞了我们这里的工作,自己回宜宾老家,开起家政公司来了,操作的一整套方式,都是从我们这里搬了去的。

啥叫人的素质?这就叫人的素质!

后来她到杭州来看过我们,搽口红、画眉毛,衣服光鲜,挎着鳄鱼皮包,很像经理的样子。说她开的公司,也有近百号人——可我们这些老姐妹呢?还是一身蓝布褂子,两只袖套儿,桶儿拎进拎出,一副老样子。

还有一个叫娜娜的,是个小姑娘,福建人,据说考上大学了,但家里没钱供她,她就出来打工。她一来,就让我觉出她不一样:每次出工,身边总带本书,有空了就翻翻——我经常拿她做例子教训我儿子,说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学习的!我们接活儿吧,只要给钱的地方都去,但娜娜就不一样,特别是后来熟了,她和管理人员说,文一路、文二路、浙大教工宿舍这样的地方希望能够多派给她,路远一点也没有关系。原来那些地方老师多,她去了,就可以一边做家政,一边请教一些问题。后来听她说,那些老师虽然不像有的富人家能给小费,但人都很客气,见她这样做家政的还爱看书、爱请教问题,都很愿意解答,有的还送书送资料给她,弄得她直叫杭州人真是有文化、心地真是好!

我和娜娜关系蛮好的,我还请她到我家里去玩——想她如果和我儿子说得来,就让她影响影响我儿子,可我儿子一看到她,就嫌她土不啦叽的,逃都来不及。娜娜土是土了点,但人家爱学习,有文化——她的作文写得很好,每天都写。我看过她的作文本,字密密麻麻,文章长长短短的都有。里面记的两件事情,活灵活现的,我也顺便说给你听听:

一件是写她到了一个客户家里,发现房子是很大的一套,但床只有一张。人呢,一个是老头,还有一个是二十岁出头的女伢儿,两个人亲热起来还黏糊糊的。娜娜在作文里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杭州的女孩子,那么大了还撒娇,还和爷爷睡一张床?她回公司来和大家说了,大家“哄”地笑开了,说她笨——说这哪里是爷孙俩,这肯定是“包二奶”的呀。这一说可把她吓着了:原来,她还要到他们家里去做家政,她本来是打算要凑机会劝劝女伢儿自己另外搭张铺呢!

还有一篇作文也蛮有意思,说她到了一户人家,因为主人上下班有汽车接送,打电话手都叉腰的,所以她猜是个大干部。主人叫她去,除了搞卫生,还要让整理储藏室。那储藏室像是长久不用了,她打开来一看,吓了一跳:里面从高档烟酒到人参白木耳火腿,堆了满满的一间!要命的是,里面不少东西天长日久,都已经出乌花霉变了!

小姑娘一边往垃圾袋里扔东西,一边心里感叹——这些东西,随便挑一件,都值她做一个月的家政,如果都换成钱,不知道可以供多少个人读书啊。

看了她的作文,我还和她谈过几句天,我说这是个别现象,我们杭州的干部大多数是清廉的,你不要在外面乱说。再说,我们是做家政的,本分第一,保护客户的隐私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小姑娘听我话的。

这个福建姑娘真是不错,我当时就看出来,她有文化,素质也比我们这样的人要好。她来做家政,好比一个天鹅蛋,暂时落到了鸡窝里,时间一到,孵出来的照样是一只天鹅。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年之后她就回福建去了。后来她来过一封信,给我们大家的,还附了一张照片,里面的穿着也很洋气。信里说,她不做家政了,她现在是福建一个新闻单位里的记者,但是她很想念我们,想念她在杭州做家政的那些日子……

真的,做家政和单位里上班没区别——一定要说有,那就是手脚勤快了,脸皮变厚了,花花世界、人情世故看得更透了。还有,自从干了这一行,回到家,一点都不想做家务了——最好也请个钟点工,自己脚搁搁、瓜子嗑嗑,看着人家给我擦窗拖地板,然后爽快地付工钱……保 镖口述 冯耀阳(Rocky) 整理 金一铮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你并不是第一个想来挖掘故事的人。我并不想接受采访,我的职业注定我永远只能低调。保镖是一种缺乏法律规范的地下行业,大多数人把我们看成“打手”,这种印象大多来源于影视作品。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但我无法靠一己之力去改变人们的这种印象。

哎,你一个小姑娘,深更半夜来探听一个“打手”的故事,你不怕吗?

呵呵,不过你出现得很是时候,二十多年的故事,该有个人来听听了。

九岁——

我被越卷越远,甚至连“救命”都喊不出来

我不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真要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就从小时候开始说吧。

我家在江苏,父母都是生意人,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和一个妹妹。听说妹妹是抱养来的,可我并没有去求证过。虽然我从小被送去北京读书,但和妹妹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在我七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了北京的姑姑那里,他们希望我受更好的教育。姑姑虽然不是我的亲姑姑,但非常疼我,因为她没有孩子。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我变得寡言少语,不太愿意和姑姑、姑父他们交流,才七岁就整天心事重重的样子。只有在每年假期回老家的时候,我才会恢复一点孩子的淘气和天真。

不过这点天真也在我九岁那年被扼杀了。那年暑假,我如期回到了乡下爷爷家,正赶上雷电把家门口的老树劈断了。我已记不清那是棵什么树了,只记得它张牙舞爪地横在门口的小河上,枝间的鸟窝还颤巍巍地抖动着,几个鸟蛋整齐地躺在里面。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猜到我要干什么了吧?是的,我沿着已经烧黑的树干爬了过去,想掏那几个鸟蛋。结果,树干突然断了,我掉进了河里,那条平时看起来安静的小河,这时候竟是如此湍急,我被越卷越远,甚至连“救命”都喊不出来。那个时候,我甚至还来不及想到死亡,只是感觉无助和绝望。当然,我并没有死,不然你也没有机会听这个故事。我爷爷正好出来找我,一看我在水里挣扎着,就叫来邻居把我给捞了上来。

上岸以后,我才突然感觉到死亡的可怕,它曾离我那么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生死。从那以后,我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呵呵,一个九岁的孩子说成熟或许很可笑,但我的确是那么认为的。

十岁——

喜欢上张扬跋扈的生活,感觉很威风,跟电影里一样

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就并不光彩了。我想跳过不谈,更想索性把它抹去,但事实上并不可能。

大概10岁以后,我开始发胖,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加上我不是北京人,父母也不在身边,胡同里的同龄人开始经常欺负我。这一度让我更加沉默,但很快我就发现了可以不再受欺负的方法。

那时候,因为父母的生意做得很火,我每月有很多的零用钱。我就用这些钱去请我们家这一带的小混混吃喝玩乐。他们和我称兄道弟,自然也帮我出头。渐渐地,没有人再敢欺负我,而我却开始喜欢这种张扬跋扈的生活,感觉很威风,跟电影里一样。

大概12岁的时候,我正式入了“黑道”,跟着一帮大我许多的小混混到处打架滋事。

虽然我只是个小跟班,别人也从不要求我能打,但我自己却渐渐不满足于每次只是个看客,而且我也开始越发不能忍受我的肥胖,我决定减肥。内向的人往往都有一股倔劲,一旦决定了就要做到底。于是姑父给我介绍了个武术老师,14岁的时候,我开始习武。

两年以后,我凭借着一点武术底子,开始学习散打,教练说我进步神速,便推荐我去参加比赛,没想到还得了奖,有点意外。但就是因为这个奖,我后来考进了北京体育学院散打专业,那是1998年。期间,我接受了专业的保镖训练。

大一——

给夜总会老板做保镖,感觉很兴奋,很激动,还有点刺激

大一下学期,我在师兄的介绍下,给一个夜总会的老板做保镖。和那些看场子的不同,我只跟在老板身边,保护他不被一些来闹事的人伤到。这个工作让我赚得做保镖的第一笔收入,8000元。我记得当时的感觉是很兴奋,还有点刺激。于是,任务一完成我就疯狂购物,尽情享乐,还很义气地借钱给有困难的朋友。虽然我平时花钱也很厉害,但这和拿家里的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是我辛苦工作的回报。

做保镖是非常辛苦的,基本上24小时与雇主形影不离,神经绷得紧紧的,几乎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一般受雇于某个老板的时候都会有一份协议,比如老板出事,保镖该负何种责任;保镖任务完成,雇主给多少佣金;等等。按保镖的资历和业内口碑,佣金各有不同。

有些商界富翁招募保镖还要经过苛刻的考试,除了考验保镖的身手外,还要考验保镖的应变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灵活性。因而,一个合格的保镖不仅要具备防暴、反恐、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还要掌握电脑、英语、社交礼仪等,做到全面发展,而不是只会几下拳脚功夫。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并不完全掌握那些技能,当然钱拿得也是最少的,但对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一个月一万元左右的收入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辍学——

刑警生涯还给我留下了另外一样东西:防弹衣

或许是看多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我再也无心学业,2001年底,我等不及半年以后的毕业,就和一个朋友南下闯荡了。可保镖这个圈子不是谁都可以找到入口的,由于没有关系,任凭我们身手再好,也没有人请我们。可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去,于是我做起了散打教练和健美教练、保安教官,并且还考到了专业执照。可是,那时候我一心想做一名出色的保镖,我并不想就此“安逸”下去。

正当我内心极度动荡的时候,家里突然给我来了电话,说给我在老家谋了份刑警的工作。我当时心想,保镖只是保护个人,刑警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侦破刑事案件,是为人民、国家、政府服务的,于是我选择了回江苏从警。

做刑警的那一年里,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这对我以后重返保镖行业非常有好处。在这个法制社会里,光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保镖更要掌握法律知识,在学会用特殊技能保护自己的同时,学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与雇主的合法权益。除此以外,刑警生涯还给我留下了另外一样东西,可能比法律更实惠,那就是防弹衣,辞职的时候,我偷偷将它留了下来,它就这样跟了我两年,除了大热天,我几乎每次执行任务都穿着它。

2003年——

加入国际保镖组织,成为中国行动组指挥官

我一直是个极有野心的人,我不想将事业仅仅局限于国内,我一直在努力向国际保镖行业迈进。2003年,我加入了英国、美国、南非的几家国际保镖公司。哦,应该说属于中国行动组指挥官,就是如果这些公司有在华行动需要配合就会找我为它们工作。但在成为正式会员之前,这些公司对我进行了严格的国际保镖资格心理考核和测试。等考核通过以后,我接受了非常严酷的反恐、防暴训练。

逐渐进入这个国际保镖圈子以后,我便开始从事保安教官、保镖教官等工作,暂时告别了危险。

我常常跟学生说,保镖是用生命去博钱,你们要随时做好与恐怖分子对抗的准备,这是一份在刀口讨生活的工作。但是,酬劳也是可观的,这往往与危险程度成正比。

2003年10月,我们接到艺人梁某某、张某某、王某某经纪人的委托,这是美国国际保镖公司委派下来的中国特别行动组任务。在内地因场合、环境任务难度的需要,我们组建了临时作战队,共六人,其中一名是退役女军医。

我们在执行重要任务时,一般以作战队方式执行,主要分A、C、D、E四种队形。一般作战队执行任务是非常艰难的,不仅在配合上要达到默契,还要对客人即将出现的场所提前做勘察,制定护卫计划,一个作战组有不同的分工,开路、断后、左右侧警戒、场地外围警戒等,一般分为三级。那次任务,我非常“不幸”,被影迷、歌迷在屁股上踢了五脚呢。哈哈哈!

有的歌迷不理解,觉得我们耍酷,其实我们是防备有恐怖分子混杂在人群中,或在所送礼品中藏有危险物品。因此,在现场我们不只与歌迷有摩擦,还与记者发生冲突,但事后一般都能妥善解决。

在保护明星时,被“狗仔队”与歌迷跟踪是较为正常的事。针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掌握反跟踪、反侦察监控技能。因此,像这类保镖任务,最需谨慎的便是行车。我们一般分三辆车,保镖专用车、工作人员专用车、客人专用车。从战术上讲,在客人车上必须有两名保镖随同,其他人员随专车,工作人员车在前,客人车在中间,保镖专用车行驶在后。

另外,我们还必须对客人的住所进行检查,要勘察每一个细节,进行地毯式搜查。对客人每次的进餐物品进行例行检查,对每一位接触客人的人员要提高警惕,如有潜在危险,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每次执行任务前,我们都会设计预案,必须严格按计划执行,一旦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

遇险一——

被匕首狠狠地划了一道长口子,同事脸上留下了狰狞的伤疤

有一年冬天的时候,有人高价聘请我出任一项比较危险的任务,我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因为在那个时候,酬金的多少便是我人生价值的唯一体现。

可尽管我们小心加小心,状况还是出现了。记得那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客人比较高兴,请了很多朋友出去吃饭,完了还去泡酒吧,他那天特别亢奋,有点喝高了,这在平时是很少有的,因为他总是和我们一样警惕,可偏偏就是在那天,出事了!

就在我们走出酒吧后我去开车的时候,一群小混混嬉闹着冲了过来,他们看似无意地撞了我的客人一下,我的客人自然就狠狠地瞪了他们。他们马上就停了下来,一副要闹事的架势,我同事一看不妙就上去劝阻,想息事宁人,可那帮人是存心来找麻烦的,一眨眼刀都抽了出来。这时候,我把车开了过来,一看形势不对就赶紧冲了过去,他们一见我过去就以为是帮手来了,二话没说就动起手来,而且招招都很要命。如果在平时,我和同事应付这几个人是没问题的,可这时候我的客人喝得烂醉,无法自己退出战圈,同事为了护住客人,从左眼角到右嘴唇被对方的匕首狠狠地划了一道长口子,血一下子喷到了对方脸上。他们吓坏了,以为闹出了人命,立刻就跑了。顾不得去追他们,我将客人转移到安全地段后,马上把同事送去了医院,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一个月以后,同事康复了,只是脸上留下了狰狞的伤疤,客人为感激他的忠心护卫,把他留在了身边,做长期的贴身保镖,这样他以后很多时候都可以不用动手,光靠那张脸都可以吓退很多人,只是找女朋友就麻烦了。

遇险二——

对方四人把我的手紧按在了桌上,二话没说就一板斧剁了下来

大概是不愿意每天看到同事那张已变得扭曲的脸,我接受了一位广州客人的聘请。在接受聘请之前,我靠外围情报搜集对客人的基本情况做了一番了解,发现客人可能会有商业对手对他进行报复。

这次是我独立执行任务,没有搭档配合。意外发生在一天晚上,我随客人到广州某夜总会应酬,突然有两个人闯进了我们的包厢,张口就点了我客人的名字,我当时坐在房间左侧,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马上迎上去应付,可没想到紧接着冲进来十个人,将我们团团围住,其中有一人手持板斧,我立即疏散了其他聚会成员,但对方将我与客人留下来进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冲突,对方扬言要剁去我客人一只胳膊,我当然必须上前阻止,可对方四人把我的手紧按在了桌上,二话没说就一板斧剁了下来。我咬牙挺住,并没有反抗。当时我唯一的念头是保证我客人的安全。只要今天他们可以罢休,我完全可以承受这一斧,好汉不吃眼前亏。后由于某种在法律上的缺陷,我们没有报警。最后因我负伤而结束合同,但我手上留下了一道伤疤,至今手中仍然有两个螺丝钉、一根钢筋。

在中国,所谓危险的情况基本上是与刀对抗,如涉及高危险任务,那就是殊死搏斗,对方很可能持枪,或周边隐藏着狙击手、爆炸物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镖更需要冷静的头脑去应付。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千分之一,但如果遇到就绝不是武功可以解决得了的,唯有提前侦察出潜在的危险,寻求警方协助,因为按目前的国情,保镖没有任何权利佩带武器,在这个时候只有依靠警察。

你知道在我们国家,私人持有枪支是非法的,遇到危险,如你开枪了,把对方打伤或打死,虽然你保护了自己与你的客人,但是你违法了。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责任。话说回来,以上这两种情况,你带枪有什么用?拿出来威慑对方?枪会走火的,而且法律不允许。要捍卫自己,保护客人?可你一旦向敌人开枪,后果就……

爱情——

每次我都是背着她到高高的看台上,看星星,看月亮

刚才不是说到我的手被人砍了一斧头吗?因此父亲要求我到上海养伤,那时候他在上海经营餐饮店,全家人都一起搬到了上海。在养伤的那些日子里,我无所事事,便开始上网,很快,我就在网上遇到了她,聊了没几分钟,我们就见面了。她的漂亮一下子把我征服了,从不相信的一见钟情竟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们能走到一起是个奇迹。

她是上海人,是大学生,漂亮、矜持、成绩优秀。而她却偏偏喜欢我的叛逆,还有我的身材,哈哈,有些自恋了。这是我生来第一次恋爱,一直到现在,依然是我唯一的一次爱情。是她,给了我爱,也教会了我爱。

后来,我们在她学校附近租了套房子,开始一起生活。有时候,她上大课,我会偷偷地随她溜进教室,反正那么多人,老师也记不清谁是谁,而我那时候也长得比较嫩相,换上件运动衫,和普通学生没啥两样。

我们这样密切交往很快被她父母知道了,但并没有遭到她父母的反对,甚至他们似有把女儿托付给我的意思,因为她身体不好,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希望她身边能有个人关心她,照顾她。

那些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我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上海市宝山区体育场,她身体不好,却偏偏喜欢登高,每次我都是背着她到高高的看台上,看星星,看月亮,我们偎依着,相守着。每次,我们都谈到家庭,谈到孩子,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也许是我最平静、最有安全感的时候了。

与她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一直没有做长期合同,我把工作的时间全部给了她。为了照顾她,我养成了每晚穿着衣服睡觉的习惯,因为我每晚都要醒来好几次,看她是否安好。因为她的病,床头永远放着所有的应急药物。但是,幸福实在短暂,终于有一天,一直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在某一天的深夜醒来却感觉不到她的呼吸。我一边给她做抢救,一边等救护车,但还是晚了……

……嗨,对不起。你想不到吧,我也会这个样子……

她的父母没有怪我,只是默默拿走了她留在我那儿的东西,而我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们一次,我希望他们可以把我当作他们的儿子。她走后我一直是单身,没有接触过其他女孩,只是养了一条狗陪我解闷。我的生活变得没有规律,日夜颠倒,24小时只吃一顿饭,但似乎已习惯了。健身、上网、听音乐、看书、看报、去公园,这些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呵呵,有些老龄化。

尽管现在我和父母生活在一个城市了,但我很少与他们沟通,也许是我刻意疏远了我与家庭的感情,是工作需要吗?是的。我不想有太多人牵挂我,更不想去牵挂任何人。

平时与搭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研究战术、工作,从不过问各自的情感。因为我们都不能有太多的感情羁绊。今年,我的一个搭档在纳米比亚执行任务时身亡。我很痛心,但我唯一能做的只是祭一杯酒、点一支烟,因为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我是谁——

走在人群里,保镖也是个普通人,不招摇,不惹事,智商重于功夫

自从女友走了以后,我一直在考虑将来的路要怎么走,身上近百处伤疤提醒我该退居幕后了。

在这个法制社会,不是光靠武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以智取胜非常重要。由于保镖一直不为大众所接受,工作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就是保镖的最大阻力。但我相信,只要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保镖行业,保镖的各种权益得到保障,保镖行业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而我,就打算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我认为,走在人群里,保镖也是个普通人,影视作品上保镖的形象只是个别的,现在的保镖很多都是不显眼的,善于隐藏,有的甚至还有别的身份。我不工作的时候除了比较严肃以外,和普通人是没两样的,不招摇,不惹事。保镖要拥有灵活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智商重于功夫,所以我现在空闲的时候多是在思考和学习。我发现我有很多东西要学,包括经济、政治、国际形势,等等。

现在,我在全国有很多保镖朋友,他们都很相信我,管我叫冯哥,不知不觉中,我扮演起了经纪人的角色。猎 头口述 洪文祥 整理 真 柏

猎豹闻到了血腥味,它会不会随便放弃呢?正面进攻行不通,我就赶紧换个话题

不知道猎头在你的心目中是个怎么样的形象?反正我听到过的评价各色各样的都有。有的说我们是伯乐,专为人才发挥更大的潜力提供舞台;也有的说我们是挖墙脚的,专门鼓励人才这山望着那山高。仔细想想都有道理的,无非是站的角度不同而已。

作为一个猎头,我不想去争这些是非曲直,我只知道,为客户物色人才,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所以,人才有跳槽的愿望,我求之不得;即使没有跳槽的愿望,如果有更好的企业想用他,我也会千方百计地动员他、说服他,用杭州话讲就是噱他,让他产生跳槽的愿望。如果大家都是安安耽耽地孵在原单位,一点想法也没有的,那我也就没饭吃了。

所以嘛,说白了,现在的我,就像是一只准备着伺机出击的猎豹,你要是认为自己也算个人才的话,那可要小心了,随时都有可能被我盯上的哦,哈哈。

做猎头,的确是跟打猎一样的。但凡人才,都是有点个性、不肯轻易就范的。所以啊,每做一单业务,都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呢。

年前,浙江一家著名的医疗用品企业需要开发真空采血管方面的技术人才,我翻遍了人才库中的所有资料,也没找到对路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找来一本全国电话号码簿。真是无巧不成书,这电话簿上刚巧有一家军转民医疗设备企业的广告,是在北方的,联系人就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姓张。

我赶紧打电话过去,找到张先生。初步了解后,我欣喜地发现,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我的委托方所需的十分接近。我就试探性地问他:“张工,请问这项技术的开发是由您亲自负责的吗?”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我向他亮出了身份。我说:“我是浙江一家猎头公司的。”他说:“什么是猎头公司?我没听说过。”我跟他解释一番后问他:“您有没有想过到杭州来发展?”他很干脆地说:“我在这里做得很好,不想跳槽。”

你看看,才几句话谈下来,就把我给回死了,一点余地没留。但是你想,猎豹闻到了血腥味,它会不会随便放弃呢?正面进攻行不通,我就赶紧换个话题。我说:“还有件事,张工,我们这里有一家企业很需要你们生产的那种产品,要不我给你们牵牵线?”听说有业务可做,他的口气才又缓和了下来。看看机会又来了,我决定攻他个不备,当然,攻蛇要攻在七寸上,我用闲聊的口气问他:“张工,听说你们那边的工资水平很低的是吗?”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会儿,说:“还不错的啦,每个月都有千儿八百。”那口气似乎十分轻松,但我却听出了其中的勉强。我心里马上有底了。我很有把握地说:“如果有一份月薪就能抵得上你现在的年薪水平的工作,您会不会考虑?”这一下,他的心理防线被我攻破了,虽然他嘴上还在说:“不可能的吧,哪会有那么高的工资?”

结果,当然是成了。这边的企业给张工开了12万元的年薪,还给了他一套房子。如今,他把老婆和孩子都接到浙江来了。《专利公报》有发明人的电话、地址等联系方式,这对我来讲,远比武侠小说更有吸引力

我们做猎头的,信息必须非常灵通。你可能想不到吧,像我这样一个要靠信息吃饭的人,却是从信息十分闭塞的淳安山区里走出来的。不过我这个人从小就对信息敏感。

读中学时,因为我成绩好,老师让我课余时间管图书馆。那时候很流行看武侠小说,管图书馆就意味着可以尽情看武侠书了,同学们都羡慕得要命。有一次,一位同学来借书,看我津津有味地捧着本书边看边抄,赶紧凑过来,什么好书啊?

一看是本《专利公报》,他还有点不相信呢,反反复复地问我:洪文祥啊,你抄这种东西干嘛?他不知道,我从小喜欢物理,对搞发明很感兴趣。而这本《专利公报》不仅介绍了我国专利法颁布后的第一批发明项目,上面还有发明人的电话、地址。这对我来讲,远比武侠小说更有吸引力。我把那些发明人的联系方式抄下来,给他们写信。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目的,就是想跟他们交流交流,请教一些问题。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这些发明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那些信发出去之后,有几位发明家果真给我回了信,通过交往我发现,搞发明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于是也动手钻研起来。高中的时候,还真被我研究成了一种防盗密码锁。后来,我又获得了环保生态厕所、椅梯、U形防盗锁等三项发明专利,其中环保生态厕所还得了个奖,拿了两百元奖金呢,这在当时可算是笔不小的钱了。正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了信息的重要性。

1988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新安江开发总公司下属的网箱养渔场。在这里一干就是七年。当时我们渔场的机制是很死的,大家没什么积极性。于是,我向领导提交了停薪留职报告,可是公司领导不同意,而且在此后不久提拔我为副场长,希望能稳定我的心思。后来我又打了两次辞职报告,结果还是没被批准。

我在一家职介所认识了一个女孩,她见我想法蛮多的,就说,你索性来承包我们这家职介所得了

1992年,我偶然在报上看到一篇小文章,题目是《沈阳出现了国内首家猎头公司》,我一看就有兴趣。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注意“猎头”这一名词了,觉得这一行业潜力无限。

1995年5月31日,我怀里揣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2600元钱,正式辞了职。

做事业,总要先积累点资金吧。我跑到诸暨,用2000元钱批来了一大袋珍珠项链,拿到淳安的威坪镇去卖。在威坪丝织厂的门口,铺了一块红布,整整摆了一个下午,结果只卖掉了5元钱的东西。想想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就厚起脸皮一家一家地去敲门推销,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好歹卖掉了100多元。然后转到了安徽的歙县。

在歙县跑了三天,结果也只卖掉了100元。为了省钱,我每天只吃面条,不敢点菜。有一天实在馋得不行了,就点了一元钱的炒螺蛳。看来在歙县也混不下去了,我这才决定到杭州来。这之前也不是没想过来杭州,但我实在是没勇气来啊。我有不少大学同学在杭州,我怕让他们看到我这副落魄相,其实我这个人是很要面子的。

当时武林广场有个自由市场,我背着一袋珍珠项链向那些摊主推销。没想到这次更惨,推销了四天还没卖足100元。

一天,我在汽车东站的一家职介所认识了一个女孩,她见我想法蛮多的,就说,你索性来承包我们这家职介所得了。当时艮山门一带有不少职介所,生意都是蛮好的。所以那女孩这么一说,我就真的动了心。

女孩带我见了老板,那位沈老板一副精明的样子,他提出每月的承包费要1500元,要我先付半年。可我哪来那么多钱啊,只好跟他商量,能不能先交500,让我试做一两个星期。结果做了一个星期,果然就赚到了一千元。于是我退掉了在石桥租的住处,在职介所里摆了张钢丝床,打算好好地做这一行了。

这一段,大概就是后来当“猎头”的最初的试水吧。

身上有了点钱,我的心思又活络起来了,感觉做职介接触的人层次太低,虽然能赚点钱,但没什么前途。后来几年我又尝试做过别的,平心而论我很努力,但也许是运气不好吧,始终没干出什么名堂来。

我急中生智,在和人才中心领导商量后,大笔一挥,把年薪8万的改成了20万,把1.2万的改成了3万

1997年7月,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乡镇企业报》的副主编,他说,我们广告部现在正需要人,不过没有底薪的,你要是愿意,就过来试试吧。

那个时候我很落魄,穿了件白衬衫,领口都是发黄的。刚到报社,连张办公桌都没有。为了联系广告,只好整天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掏的都是自己的钱。打了几天电话,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又没了。就在我快绝望时,终于接到一笔2400元的广告,虽然是个小单子,但我已经很兴奋了。

局面慢慢地打开了,报社领导见我很勤奋,人也灵光,就给我找了个可以坐坐的地方。

前面说过,我这个人,对社会上的各种信息一直都是比较敏感的。当时乡镇企业发展快,“星期天工程师”应运而生。针对这个现象,我建议报社搞一个乡镇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协作网络。总编听了很感兴趣,当即表态让我搞这个项目。结果运作得还算成功,企业和高校反响都不错,活动结束后报社还盈余了2000多元。报社领导很满意,后来成立科教部,领导就点名让我负责。这一安排,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我都从心底里感谢。

有一天,义乌一位号称“打火机大王”的黄老板打电话到我们科教部,想请我们帮助找一位精通胺纶包覆丝技术的工程师,我马上想到了上次活动中结识的某高校一位姓周的教授。一联系,还真巧,他们在上虞就有这个项目的试点,而且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黄老板和周教授的合作很成功。作为酬劳,黄老板给了我2万元。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经营人才的甜头。

1998年上半年,报社成立浙江省乡镇企业服务中心,主要搞人才信息服务,还是由我负责。我找到了省人才中心,希望能和他们联合举办乡镇企业人才交流会。为什么不自己单独搞?老实说,一来是想借他们的名气,二来是想利用他们的人才资源。

为了使这次人才交流会更有实效,我在会议期间策划了一个“高级人才交流会”。省人才中心很支持,专门从他们的人才库中精选了25名“高级人才”。我一看名单,差点泄了气:这些所谓的高级人才,年薪最高的开价才8万元,最低的只有1.2万元,这算什么“高级人才”嘛!我急中生智,在和人才中心领导商量后,大笔一挥,把年薪8万的改成了20万,把1.2万的改成了3万。

这次交流会很成功,有6名高级人才被企业正式聘用,最高年薪超过了20万。整个活动不仅没有亏本,还盈余了近2万元。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靠这些原始的办法,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建起了一个拥有2万多名人才的人才库

1999年6月,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并入省经委,我们《乡镇企业报》也面临着调整。于是,我借机注册了“浙江千里马人才服务中心”,成立了真正的民营猎头公司。在本省,算是比较早的。

有意思的是,我还没有去“猎”别人呢,自己就差点被别人“猎”了去。

那次人才交流会成功举办后,人才中心就开始注意我了,他们多次跟我联系,希望我过去工作。可是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因为我想干点自己的事。

为了收集人才资料,建立自己的人才库,不瞒你说,我真是什么招数都想过。平时,经常到人才市场门口去溜达,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和那些“人才”搭讪。如果得知哪里在举办大型会议,就要想方设法混进去——会议材料中一般都有名单嘛。如果真的混不进去,就找到宾馆的商务中心,或者会场附近的打字店,把他们废纸篓里的废纸全部买回来翻找,因为会务人员很有可能临时到这些地方复印材料。还有一个很绝的办法,你们肯定是想不到的,就是花钱向名片店购买制作名片用的铝板,把名片翻印出来,再把有用的一张张地挑选出来登记造册。

就是靠这些原始的办法,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建起了一个拥有2万多名人才的人才库。在有的人眼里,我们这些手段似乎是不上台面的,老实说,谁会心甘情愿厚着脸皮去干那些事啊,可是创业阶段嘛,要生存就要有手段,没办法啊。

2000年夏天,我在省展览馆办了场夏季人才交流会。随后,又针对高级人才应聘的时候都希望隐蔽一些的特点,在中北大酒店搞了一次浙江省中高级人才封闭式交流会。在筹备这两次交流会的过程中,我又遇到了一些麻烦。就说一件事吧。本来我已经跟一家报社谈好了这两次人才交流会的广告,协议也签了,广告款也付了,可是第一期广告见报后,第二期却迟迟没有按时登出来。原来是有人说,这个千里马人才服务中心是家民营企业,没有资格举办人才交流会的。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是好意,还是想让我去他们那边工作。

可我辛辛苦苦准备了那么久,把全部的资金都投了进去,豆沙都已经吃到嘴边了,怎么可能不办呢?民营企业没有资格举办人才交流会,谁规定的呀?

两次人才交流会最后还是如期举办了。有关领导知道我的不易,最后还是放了一马。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打心眼里感激人才中心的几位领导,更不敢忘记省人才协会徐天祺老师及众多前辈和朋友的扶持。

那个高级人才封闭式交流会办得特别成功,不少媒体还热热闹闹地炒了一把。但是随后,省里有关部门就出台了一个政策,民营人才中介再办人才交流会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做猎头最怕的就是客户不能及时按合同约定付款,有人曾建议我打官司,我考虑来考虑去,最终还是放弃了

不能办人才交流会了,我赶紧转变工作重心,腾出更多的精力中介高级人才,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猎头。

刚开始,人们对猎头公司还不了解。我去印名片,打字店里的小姐笑开了,说,猪头公司?你们怎么取这种名字?是专门做猪头生意的?我们跑到乡镇企业去,问他们需不需要找人才,他们说当然需要了。可一听说我们的服务是要收费的,就都摇头了。有的说,我们是在为社会解决就业啊,怎么还要向我们收费?有的说,给你们点劳务费也是可以的,但是哪有收这么高的费用的?

我们一般是按照该人才年薪的20%~30%收取费用的。这是行规,不是我自己随便定出来的。做猎头这行,你们想想可能花不了什么成本,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先不说做成一笔业务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单从看得见的成本上说吧,公司运作要成本、收集人才库要花钱、把人才约到酒吧或茶馆接触得买单……推荐人才后,还要定期回访沟通,帮助人才尽快适应新的工作。这些都是要花费的。

所以做猎头最怕的就是客户不能及时按合同约定付款。大前年,有家企业委托我们物色班子。总经理的人选费了不少周折,最后相中了杭州一家专业市场的老总。接到我的电话后,这位老总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是谁向你介绍的?那口气是很不高兴的。我用非常礼貌的口气,说了大致情况后,他才说,现在不方便,你回头再跟我联系吧。经过反复几个月的工作,最后总算成功了。这单业务,按照协议我可以拿到16万中介服务费,可是那家企业却只肯支付5万元,跟他们谈判了一个多月,最后才拿到了7万元。

还有一家企业,想从台商的企业里挖高级营销人才。他们找了一年一无所获,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上海一家台企找到了一位姓李的营销总监。可经过两个多月的接触,小李还是没有动心。后来,小李遇到了车祸,我得知情况后,赶紧把信息发给宁波那家企业的老总,让他赶去医院。这一招果然奏效,感动之余,小李接受了对方36万元税后年薪的邀聘。按协议,企业要支付我9万元的费用,这时他来跟我还价了,说给你5万吧,已经不少了。我当然不同意,就一直拖着。半年后,因为小李的管理方式伤到了一些老员工的利益,结果小李回到了原公司,我们6个月的辛苦也打了水漂。

当然气啰,很多人曾建议我打官司,可是我考虑来考虑去,最终还是放弃了。原因嘛,一方面是猎头公司刚刚起步,打官司无论对我们公司的形象,还是对猎头这一行业的声誉都会有影响。另一方面嘛,刚刚起步的时候不够规范,很多业务都是口头协议的,就是打了官司也不一定会赢。况且我们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打官司啊。

现在有很多企业老板,经常会在半夜里打电话过来,约我去喝茶喝咖啡,跟我聊他们遇到的问题,常常一聊就是一个通宵。这些服务都是不收费的,却特别费神。可他们是信任我才找我的啊,还不好拒绝的。而且,这也是潜在的客户吧。

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在做单一的人才中介,而是在做与人才相关的沟通、协调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早已超过了简单的中介含义。但是现在行业的收费还不太规范,这样一来,公司的口碑虽然不错,效益却不太明显。所以今年我打算做一些调整,推出一些新的服务产品,一些企业咨询方面的业务也要考虑收费了。毕竟,我是在做一个企业,口碑和效益还是并重的。私家侦探口述 王 诚 整理 曹晓波

车子上高架,出绕城,又上快速,我们不近不远跟牢。这女人肝火蛮旺,咚咚咚就上了楼

我这个杭州人,以前捧的是公务员的金边碗,浑身上下,却没有一点杭州人的安耽相道。2003年春天,几个吃刑侦饭的朋友一起喝茶,有人说,我们出来搞私家侦探好不好?我一听正对胃口。也有人反对,说这行当还没有开放,不来事的。我说啥叫改革?明文允许干了,还轮不到你了。要吃就吃头口水,吃好了,就是楷模,一放开,这个行业的标准就是我们。

说干就干,我就辞职了。

我学的是法律,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我晓得也应该悠着一点。所以,工商登记的名称是浙江猎鹰商务咨询公司,咨询什么?企业商业调查、个人资信调查,还有私人侦探、私人保镖、私人行踪定位。当然,前面两项是写在业务范围的;后面嘛,就是擦边球了。“个人资信调查”是啥?现在买车买房,最方便的,信用贷款。信用怎么衡量?空白,没有具体条文,没有归口部门。我们利用掌握的资源,就钻这个空白。要调查,就要跑出咨询范围了,这也是在法律的边缘上行走。

公司一成立,第一笔业务记得蛮清楚。一个女的,四十岁出头,戴阔边眼镜,一说话眼睛好往镜边上打量人。她说怀疑老公有外遇,又没有具体证据,只有老公手机上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电话号码。我一看号码,建德新安江的。我问她要我们做什么?她说查实号码的地址,查实持有人与她男人的确切关系。我说你还想不想夫妻和好?她说那肯定想的啰。想的,当然要“想”办法了。要不然,以后的日子两个人心里都搁牢的。我说,床上的证据是不收集的。这是“裙边”,滑出去就违法了。

我们拿了她老公的照片,星期五临下班,“泊”在她老公的单位门口。按这个女人的说法,每一个周末,她老公都有“活动”。那座大楼里的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她男人出来了,上了一辆桑塔纳,一个人,也没有向家里的方向开。我说有戏了。赶紧掉转车头,跟在屁股后头。

车子上高架,出绕城,又上快速,我们不近不远跟牢。毛两个钟头,车子到了白沙镇。我们不敢跟得很近,不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吃”了一只红灯。等到红灯过去,前面是一个转弯。再怎么看,没有一辆车子像的。

我说不急的。我们在镇上找了一家花店,我问,能不能代送鲜花?店里说可以的。我说地址不知道,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请你先联系一下,主人在不在家。花店马上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她说鲜花是哪位送的呀?花工说送的人不肯说,想给你一个惊喜。那个女人蛮高兴,笑得电话外都能听见,痛痛快快报了某某花园某幢某单元四楼。

我和送花的说,麻烦你看清楚房间里有几个人,再请女的签一个名。送花的去了,我们跟在后面。送花的出来说,房间里还有一个男的,四十多岁。长相打扮一说,我们说就是他了。送花的将签了名的回单给我们,这一来,地址、姓名都有了,缺少的就是证据。

私闯民宅是不可能的,只有守在楼下等机会了。这是2003年的夏天,守到八点多,男的和女的出来了。女的二十岁出头,条杆儿好,漂亮,小鸟依人,难怪男人要入“魔窟”了。他俩逛到新安江边,江岸上人来人往像个闹市,但江雾弥漫,凉风习习,绝对是纳凉的好地方。两个人挨了一起坐在江堤上,我赶紧用夜视镜相机拍了几张。

不过,这也说不上是男女苟且的证据。我说我们还得守,守到两人回了女孩子的家里,守到我眼皮都快张不开了,电灯才关掉。我赶紧给委托人打电话,我说你的要求我们都办到了,下一步,你自己看着办。这女的算厉害的,放下电话,深更半夜从杭州打的赶到了白沙镇。

她下了车子蛮激动,说话都在打颤。我说大姐,我们到此为止,不能再参与了。在这以前,道理在你一边;这以后,你要是处理不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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