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放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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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本传试读：
天使降临人间
11929年5月4日，布鲁塞尔风和日丽，此时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在一所豪华的房子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宣告一个新生命的降临，这个新生命就是奥黛丽·赫本。
奥黛丽出生时，运气还不错，那时她家非常富裕。她的父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她的母亲大有来头，是一位拥有荷兰王室直系血统的贵族，名叫艾拉·范·赫姆斯特拉。
艾拉的父亲名叫阿诺德·扬·阿道夫·范·希姆斯，是个伯爵，时任荷兰驻圭亚那总督；母亲是埃贝格·威廉明娜·韩丽塔·范·艾贝斯克，也是一位贵族。在当时，女儿继承父亲的贵族头衔是一个习俗，她遵从了这一习俗，因此艾拉的名字前面还应冠以“男爵”的称谓。
由于生在贵族家庭，艾拉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她家不仅在乡下有别墅，在城里也有房子，甚至还有夏天专用的小木屋。儿时的艾拉，从来不缺使唤的仆人。因此，艾拉有着地道的贵族气质。她五官端正，头发乌黑发亮，皮肤白皙，笑起来端庄典雅。
19岁的时候，她完成了上流社会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歌唱和戏剧表演。她在这些表演中表现出色，甚至一度想做歌剧演员。但因为父亲的反对，她只好放弃了这个梦想。但在当时，当地社交界许多权贵对她在宴会上的歌声、敏捷的反应以及展现出的风情印象深刻。
快满20岁的时候，艾拉迎来人生的第一段婚姻。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她和亨德里克·格斯塔夫·阿道夫·夸尔斯·伍弗德喜结连理。那时，她正在巴达维亚拜访亲戚。
伍弗德的母亲是荷兰和法国贵族后裔，按理说，这桩婚姻是值得艳羡的。但世事难料，1925年初，他们却在荷兰阿纳姆登记离了婚，谁也不知道离婚的原因。离婚之后，伍弗德去了旧金山，并在那里找到了新工作，然后又结了婚。艾拉和伍弗德有两个孩子，长子名叫阿诺德·罗伯·亚历山大·夸尔斯·范·伍弗德（即亚历克斯），次子名叫伊安·艾德加·布鲁斯·夸尔斯·范·伍弗德。
在同伍弗德的婚姻处于危机的时候，艾拉曾同一名英国男子交往。那名男子名叫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罗斯顿，他就是奥黛丽·赫本的父亲。不过在当时，罗斯顿也尚属有妇之夫。两人的恋情无疾而终。
1926年，艾拉当时24岁，带着两个孩子在巴达维亚生活。而罗斯顿正接受外交部的任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工作。两人再次相遇，此时的艾拉已是自由之身。于是，旧情复燃，两人再次交往起来。
罗斯顿比艾拉大11岁，在工作上没什么积极进取的精神。一些传记作家说他是一位银行家，其实是个很平庸的人。但他非常吸引人，因为他外表英俊，性格沉稳，有着一双艾拉认为的天鹅绒般的黑眼睛，蓄着短短的胡须。罗斯顿之所以愿意同艾拉结婚，有着自己的考虑：艾拉有贵族头衔，罗斯顿认为能够从她的头衔当中沾染一些贵族气息；另一方面，他很在乎她的教养，尤为重要的是，她的娘家有着供自己挥霍的家产。
于是，1926年9月7日，罗斯顿离了婚。然后，两人在巴达维亚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并不平静。一开始，艾拉认为自己找了个好男人，带他出去很有面子。但她最后发现，罗斯顿只是一个不思进取、性格乖戾的家伙。他无意工作，并且喜欢就政治发表长篇大论。他甚至反过来堵艾拉的嘴，说在如此不安定的环境当中是没办法从事工作的。
艾拉感到非常恼火，她写信向父母抱怨。父母给她的建议是，可以让罗斯顿去伦敦拜访他们的生意伙伴，在那里，或许有人可以给罗斯顿提供工作机会。罗斯顿对此表示赞同。于是，1927年年底，两人离开巴达维亚来到英国伦敦。
但他们并没有在伦敦停留多长时间。罗斯顿认为，年底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应该把找工作的时间推迟到次年2月。在他等待期间，她父亲的一位同事请罗斯顿到比利时的英国保险公司任职。为了让丈夫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1928年3月中旬，她和丈夫启程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2
布鲁塞尔环境美丽优雅，所有树木和草坪都修剪得非常整齐，到处都是餐馆、乳品店、面包房、茶室，甚至还有刚刚兴起的自助餐馆。除了环境优雅之外，布鲁塞尔还号称一座音乐城市。当时，布鲁塞尔有一座刚刚建成的艺术馆，里面的大厅可容纳2200人。许多音乐家都是布鲁塞尔的常客，如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荷兰指挥家门格尔伯格和奥地利指挥家克莱伯等。
布鲁塞尔人非常重视报纸，他们很在意报纸的品质和形式感，尽善尽美地安排报纸从文字到版面的每一个环节。在布鲁塞尔，人们很难接受报纸版面上出现印刷错误。
赫本就降生在了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氛围，又非常严谨的城市。她刚出生六周，就得了百日咳，并且差点因此夭折。能有后来魅力四射的她，完全归功于她的母亲。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母亲发现她得了这种病，并没有带她去看医生，而是在家里祈求上帝的帮助。到了后来，她终于发现这种做法不起作用：小奥黛丽的病情不断加重，剧烈咳嗽几次之后，连呼吸也停止了。多年后，奥黛丽问母亲自己是怎样活过来的，母亲给出的回答是：“你当时已经停止了呼吸，身体也慢慢变成紫色，情急之中，我不断地拍打你的屁股，奇迹出现了，你又活了过来。”奥黛丽对这段经历感到惊奇，她曾对儿子肖恩说：“将来我如果写自传，会这样开头：1929年5月4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来到世间……六周之后，我又离开。”
这一经历影响了奥黛丽终身。她的儿子肖恩在给母亲写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身上所有沉重的枷锁，有时会因为一次濒死的体验而瞬间解除。那时，我们突然明白怎样的付出才是值得的，怎样的付出不会起作用。母亲对幼年濒死的体验已经没有印象，但她牢记着外祖母的讲述。她性格天生内敛，这些经历让她变得更加谦逊。我想，母亲一生都保持温和、善良、恭敬和节俭，原因就在于此。”
7月18日，奥黛丽的父母在英国驻布鲁塞尔领事馆为她办了出生证明。按照法律的规定，她从属于父亲的英国国籍。她一生拿的都是英国护照。出生证明上登记的婴儿出生地是布鲁塞尔市东南伊克塞勒区基耶维街48号，登记的姓名是奥黛丽·凯瑟琳·罗斯顿。
可以看出，在一开始，奥黛丽的名字里并没有赫本，之所以叫奥黛丽·赫本，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罗斯顿的祖先有姓赫本的，根据他的说法，他曾有一个不一般的祖先，就是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第三任丈夫詹姆斯·赫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最后一个姓赫本的亲戚也去世了，为了赶时髦，他把“赫本”加入了自己的姓氏当中，这才有了奥黛丽·赫本的名字。“赫本”这个姓氏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
儿时的奥黛丽有些微胖，这是她爱吃的习惯造成的。她曾经开玩笑说，自己喝掉的牛奶超过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的总和。这种肥胖也给她带来严重的不便。她当时正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粗壮的胳臂和膝盖无疑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她在当时变得有些不愿意和人接近，甚至接近孤僻。
此外，奥黛丽生性腼腆，在大人眼里是典型的乖孩子。但她也非常活泼，经常和两个哥哥去爬树，把母亲的话当耳边风。她喜欢和小鸟、小猫、小狗等小动物待在一起，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她喜欢阅读，尤其喜欢阅读儿童文学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如《丛林故事》《吉姆》等。不过，当她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为奋斗目标时，她崇拜的对象开始变了，她开始崇拜著名的“芭蕾女皇”安娜·巴普洛娃，以及芭蕾舞演员瓦·强·尼任斯等人。
奥黛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仆人，将对方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到了五岁的时候，她和两个哥哥在一起的时间开始变得非常少，因为他们被送去住校了。她的相貌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头发和眼睛都是棕色的，这让她看上去有些像东方女孩。她具备父母的贵族气质，高雅而优美。
奥黛丽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极强的艺术天分。母亲艾拉经常用留声机播放当时著名管弦乐队演奏的经典名曲，每当这时候，小奥黛丽总会聚精会神地倾听，露出一副陶醉的表情。巴赫和贝多芬这些伟大的作曲家谱写的交响乐，都在奥黛丽喜欢的音乐之列。如果一定要探寻她喜欢音乐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布鲁塞尔具备一种艺术氛围。布鲁塞尔的人们总是带有一丝彬彬有礼而浪漫的气息。每年，布鲁塞尔都要举行国际音乐节、假面舞会以及音乐戏剧表演节。艾拉之所以从小就对奥黛丽管教严格，并且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或许正是因为奥黛丽对艺术表现出来的热爱。也有可能的是，从这种热爱当中，艾拉看到了自己艺术梦的延续。3
在以后的日子里，罗斯顿逐渐把自己懒散、乖戾的本性暴露出来，艾拉越来越无法忍受。罗斯顿原本就是一个冒险家，根本没打算工作。
结婚一年后，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严重。金钱、罗斯顿的懒散，以及他对两个孩子的冷漠态度，成为两人经常争吵的原因。
奥黛丽两个哥哥在的时候，父母吵架还不算多，但当他们住校之后，父母的争吵让奥黛丽有些不能忍受了。看到父母吃晚餐的时候谁也不搭理谁，奥黛丽感到非常困惑。家里紧张的气氛经常使她躲在暗处哭泣。她没有勇气当着父母的面哭，因为那样必定会被指责。而对于自身婚姻的问题，父母也自然不会告诉奥黛丽。
罗斯顿算不上疼爱女儿的人。他每次回家，崇拜他的奥黛丽总会欢喜地跑过去迎接，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浓烈的爱。
艾拉教奥黛丽读书写字、画画、音乐，奥黛丽很希望学会这些好在父亲面前表现，但罗斯顿对此不感兴趣。和其他女孩一样，奥黛丽加倍努力，希望改变父亲对自己的冷漠态度，得到父亲的疼爱和认可。但她并没有达到目的。多年以后奥黛丽才知道，她父亲其实是一个有着情感交流障碍的人。
罗斯顿倾向右派的政治观点，是贯穿两个人婚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起初，比利时是一个安宁的国度。但在1929年，这一状况结束了。那一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得全球经济都出现了衰退。其间，比利时政府担任公职的极端主义分子、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受德国影响的国家社会党人数量激增。到了1934年，情况呈现出新局面，比利时已经没有哪个政府单位没有法西斯党人。这些人固然还没有掌控政府，但是造成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罗斯顿也是法西斯主义者当中的一员。
当时，英国的法西斯联盟由奥斯瓦尔德·莫斯利领导。奥黛丽的父母帮这个联盟筹款、招揽人才。1935年春天，在莫斯利一干人等的陪同下，两人在慕尼黑和希特勒一起吃过午餐。需要指出的是，艾拉参与此事完全是因为丈夫。
自此之后，罗斯顿开始更加疏远妻女。他再也不操心产业，完全依赖妻子生活，变得沉默寡言、神情忧郁，并且歧视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有色”人种。罗斯顿对艾拉和奥黛丽的极端冷漠，严重影响了奥黛丽的性情。多年之后奥黛丽回忆，说：“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喜怒无常，喜欢一个人待着，渴望被了解的人。”
1935年5月底，罗斯顿做出了一项更疯狂的举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收拾好自己的衣物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奥黛丽后来说：“我对父亲抱有一种崇拜之情，他的离开让我非常伤心……也让我们觉得很不安。或许，我一生都会受这件事情的影响。”1989年，奥黛丽接受采访时又说：“在我的一生当中，父亲的不告而别是一件最悲伤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的反应，她泪流满面，我感到非常害怕，觉得世界已经崩塌。”父亲的不告而别对奥黛丽造成了永远的伤痕，根据肖恩的说法，奥黛丽最后摆脱被父亲抛弃和三次怀孕失败的阴影，已经是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身份访问非洲一些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之时。她曾经告诉肖恩，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当看到别人依偎在父亲怀里，心里总有一种悲痛的失落感。
肖恩认为，奥黛丽的父亲抛弃妻女离去，是奥黛丽心里永远的伤口。奥黛丽一生都不相信会有永恒的爱。他曾听奥黛丽说过，她对情感有着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对别人为自己付出的情感非常感恩。这也印证了奥黛丽后来自己说的话：“我和其他人的关系因为父亲的离去受到了影响，我在恋爱和结婚的时候，总担心对方会离我而去。”
从那以后，奥黛丽见到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直到奥黛丽成年后，父女俩的正式见面已经是1959年，地点是都柏林。这次会面完全是奥黛丽的丈夫梅尔·费勒的功劳。同奥黛丽结婚之后，梅尔经常听她谈起自己的父亲。于是，他就通过红十字会寻找罗斯顿。他认为，对于奥黛丽来说，父亲的不辞而别仍然是一块巨大的心病（事实证明他的感觉非常正确）。终于，红十字会传来消息，罗斯顿正在爱尔兰。接到消息后，梅尔立即给罗斯顿打电话，罗斯顿接到电话之后，一下明白了对方是谁。这并不奇怪，罗斯顿固然和赫本相距很远，但早已通过报纸对女儿的生活和职业有所了解。在电话里，梅尔向罗斯顿表示，他应该和女儿见上一面，或许可以消除父女因多年分开而产生的隔阂。罗斯顿答应了，并在电话里定下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大堂。
见面并不令人愉快。当奥黛丽偕同梅尔见到罗斯顿的时候，罗斯顿只是站在那里，他面容显得有些苍老，身上穿着一件看上去有些破旧的大衣，但仍然不失风度，脸上神情骄傲。奥黛丽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而他只是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既没有走过来也没有张开双臂。或许是因为分别的时间太长，亲情已经无法自然流露。最后还是奥黛丽主动走上前，拥抱了父亲。那一瞬间，她本能地原谅了他。接下来，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度过了一下午的时间。为了能让奥黛丽有机会和父亲单独聊天，梅尔找了个借口离开。梅尔回来的时候，大堂里只剩下奥黛丽。当她看到梅尔，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回家吧！”
此后，奥黛丽一直为父亲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身为女儿，她坚定地承担了赡养父亲的义务，即便父亲以往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她一生都坚守的原则是：一个人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论有着怎样的遭遇。
奥黛丽最后一次见罗斯顿是在罗斯顿病危的时候，陪她一起去的是她的心灵伴侣罗伯特。在那个时候，罗斯顿已经没有了清醒意识，只是不停地畅谈着自己的马。他曾经对罗伯特说，奥黛丽对他非常重要，他很后悔没能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但他一直都为奥黛丽感到骄傲。4
在奥黛丽的演艺生涯中，艾拉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
整体而言，艾拉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尽管接受的是贵族教育，她却能适应生活当中的困境，而她的女儿也继承了这一特质。艾拉非常清楚，不论走到哪里，自己都应该适应环境。当奥黛丽在伦敦读书时，她允许罗斯顿探望女儿，她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女儿是有好处的。她会为了女儿的一场芭蕾舞演出亲自请裁缝做服装。“为了能让我表现完美，母亲特意请裁缝为我做了一件绸布长洋装。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这件事。那件洋装裙裾可以触到地面，走起路来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还从来没有过长洋装。”
婚姻的失败似乎并没有影响艾拉。但奥黛丽不这样看，她后来认为，母亲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与第二任丈夫情感的破裂，对母亲的伤害极大。艾拉其实很难不受影响，因为同上文说过的那样，罗斯顿同艾拉结合原本就是因为她的背景和教养，以及她娘家丰厚的家业。
艾拉固然同罗斯顿一样，对奥黛丽展现不出太多的情感，但她却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对待女儿严肃，永远把女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可否认，艾拉和罗斯顿都有着严肃、孤僻、挑剔的个性，但同罗斯顿的漠不关心不同，艾拉为奥黛丽付出了很多。她努力工作，让奥黛丽读书，培养奥黛丽的兴趣。奥黛丽后来说：“母亲疼爱我，只是她不习惯表达……出于现实的逼迫，慈母不得不化身成为严父。”
伦纳德·盖许是奥黛丽后来拍摄的电影《甜姐儿》的编剧。艾拉在奥黛丽拍摄《甜姐儿》期间，曾去拍摄地巴黎探过班。在那里，她同盖许一起喝过酒，并成了好朋友。通过对艾拉的观察，盖许认为：“艾拉和女儿一样很幽默。遗憾的是，她们母女在一起的时候做不到这一点。我对艾拉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奥黛丽并没有那么喜欢她。艾拉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只要说起奥黛丽，她就会换成另外一副脸色。她喜欢批评奥黛丽的所作所为，同时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女爵的身份。她同奥黛丽其实都有点儿天真。但奥黛丽并不知道自己同母亲其实非常像。”
盖许还表示，艾拉也认为女儿是很出色的演员，但她没办法亲口告诉女儿这个看法。奥黛丽曾跟他说从来没有感受到母爱，但他认为艾拉其实是非常爱奥黛丽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有时候无法直接对所爱的对象表达爱意。
艾拉对奥黛丽的确很严格，奥黛丽后来回忆说：“在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告诉我，如果要让别人注意到你，一定要懂礼数，永远不要有失体面。我听到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要准时’，‘要为别人着想’，‘不要总是说自己，这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你没什么了不起’。”
由于父亲不辞而别，奥黛丽把少数母亲允许她交往的友谊也断绝了。这既是因为感到羞耻，也因为难过和迷惑，以及一种每个父母离异的孩子都会产生的罪恶感：这个结果是否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造成的；是否是因为自己根本不值得爱？不是这样，艾拉向奥黛丽保证，绝对不是这样。
为了造就女儿，艾拉后来做过公寓管理员工作。当时艾拉已经47岁，但是却整天做着整理垃圾、洗刷楼梯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她也做过旅馆花商、职员、装潢师、保姆。在女儿成名之后，她经常给女儿提供意见，当女儿的参谋。
1984年8月，在经过奥黛丽和看护人十年的悉心照料之后，艾拉去世了。奥黛丽后来说：“如果不是母亲，我一定会迷失。一直以来，她都和我彼此了解，可以说，她是我的良心。她的情感并不丰富，甚至有些时候让我觉得她非常冷漠，但我知道她心里很爱我。让人悲伤的是，我从父亲那里一直无法得到这样的感受。”5
1935年，艾拉决定送奥黛丽去英国住校。艾拉这样做，一方面是她认同当时人们的看法，让六岁的孩子去住校是有好处的，可以让孩子拥有一个成熟的性格；另一方面，她认为英国乡下的环境要好于混乱的荷兰环境，因为荷兰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些人必须去德国讨生活，如果不去，将会被削减失业救济福利，甚至从1934年开始，荷兰就出现过多次暴动，并且还采取了一些不利的措施。就这样，奥黛丽开始了在英国肯特郡一所贵族学校的住校生涯，从1935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
在这期间，罗斯顿希望能偶尔看看奥黛丽，艾拉答应了他。艾拉这样做有着自己的考虑，她认为如果罗斯顿能偶尔去学校看奥黛丽，对奥黛丽的身心是有帮助的。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奥黛丽四年的求学生涯中，罗斯顿来看她的时间只有四次。奥黛丽后来说：“那时我如果能够经常看到他，一定能够感受到他爱我，一定会认为自己也有父亲关心。”
罗斯顿的确经常到肯特郡，但他去那里不是为了看奥黛丽，而是为了和一名老朋友——阿瑟·泰斯特见面。这个人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的任务是把纳粹的宣传品从德国带到英国的莫斯利总部。莫斯利是一名英国的极右分子，也是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创立者。有历史学家考证，泰斯特的伙伴就是罗斯顿。
身处陌生的环境当中，面对陌生的人，奥黛丽只能努力去适应。刚进入学校的那段时间，奥黛丽的英语说得非常烂，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这让有着一头棕色头发的她在同学当中感到很不适应，感觉自己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怪物。她原本就内向，这一下让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每当感到委屈时，她不和任何人说，只是一个人暗自流泪。那时她长得有些胖，个子也非常矮，因而有些自卑。但她又喜欢吃巧克力，并且保持着这一爱好。在这四年时间里，奥黛丽过得很没安全感，正如她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时我非常害怕，但如果要培养独立性，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在学习方面，奥黛丽偏科很严重，她喜欢历史、神话和天文学，讨厌与算术有关的一切科目。她喜欢同学和老师，但不喜欢在教室里学习的过程。待在学校对她来说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只要上完课，她就会感到松了一口气。不过，她非常喜欢上芭蕾舞老师的课。她对芭蕾舞的热情远超其他学生。经过刻苦训练，她很快便掌握了芭蕾舞的全部基本步法、动作和姿势。1939年5月4日，奥黛丽迎来了她十岁的生日。这一天，艾拉去学校探望了奥黛丽，她发现女儿正在参加舞蹈彩排，老师和同学都热情地喝彩，奥黛丽则是一脸抑制不住的兴奋。
乱世中的濒死经历
11939年9月上旬，德国闪击波兰。很快，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向德国宣战，英国空军对希特勒的海军发起攻击，二战拉开序幕。这一年夏天，艾拉和奥黛丽还在英格兰海边的福克斯度假。她们流连在漂亮的花园，欣赏着乔治王时代石屋，在海滨餐厅里用餐，沿着沙滩漫步，在英吉利海峡的海水浴场里游泳。但战争一开始，艾拉不得不立即带着女儿回到父亲那里——荷兰阿纳姆。她认为，荷兰是一个中立国，德国一定不会攻打荷兰。
9月底，艾拉和奥黛丽抵达阿纳姆。此时的阿纳姆非常宁静，它有广阔的公园、美丽的喷泉和瀑布、蜿蜒曲折的林间小路以及表演舞蹈和戏剧的场地。除了这些，阿纳姆还有十二座敲钟的塔楼，这让阿纳姆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祥和安宁的钟声。每当星期日或节假期，人们更可以听到悠扬的乐曲从塔楼里飘出来。在有钱人和游客眼里，阿纳姆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1638年，第一批英国人来到阿纳姆，并在这里安家。因此，这些英国人的后代既能说英语，也能说荷兰语。
就在几个月前，艾拉的父亲刚刚失去妻子，尚处于悲伤的情绪当中。艾拉和奥黛丽的到来，让他感到非常高兴。奥黛丽尽管在父母身上没有得到太多的爱，但却从外祖父身上得到了无限的关爱。在罗斯顿离开、战争开始的时候，外祖父扮演了奥黛丽父亲的角色，这种影响贯穿了奥黛丽的整个青年时期。
这一年，奥黛丽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同她一起过圣诞节的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奥黛丽唯一的舅舅，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痛恨种族主义、热爱和平的法官。另外还有远道而来的奥黛丽的表哥。所以，在1939年的圣诞节，奥黛丽暂时忘记了父亲不告而别带来的伤痛。
1940年4月9日，纳粹入侵丹麦和挪威。此时，荷兰人仍然表现出一种麻木的镇定。到了1940年5月，阿纳姆的安静终于被打破。5月10日，德国发起了对荷、比、卢的进攻。5月13日，德国空军空袭鹿特丹，进而控制了鹿特丹。荷兰所有城市当中，鹿特丹受到的轰炸最为严重，有30000名平民在轰炸中丧生，11000栋建筑物被摧毁。在同一天，威廉明娜女王及王室和政府要员逃亡伦敦，在那里指挥荷兰海军和殖民地军队。没过多久，海牙受到攻击。
荷兰很快便投降了。这也在情理之中：荷兰在这一百多年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士兵的训练和装备更多的是用来防备而不是攻击；军备的数量极少，飞机在战争当中很快都被摧毁。终于，德国军队进入阿纳姆。为了给自己的军队提供资助，他们掠夺当地的设备，并且大肆破坏。奥黛丽后来回忆说：“我发现德国卡车进入市内，才五天时间，荷兰就被控制了。对于德国入侵我们国家之后的日子，用‘占领军’三个字来形容非常贴切。他们压迫我们，洗劫和奴役我们。”
没过多久，纳粹开始限制荷兰的犹太人。他们禁止当地的犹太学生上学，解聘犹太老师和教授，并且要求医院拒绝治疗犹太人。到了1942年，纳粹开始往集中营运送荷兰的犹太人。教会公开反对纳粹的这一做法，却受到德国人严厉的制裁。艾迪斯·施泰因是当时卓越的犹太哲学家，信奉天主教，她由于反对纳粹把荷兰的犹太人送到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枪决。
奥黛丽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包括孩子在内的一家人都被拖入灵车。那种车其实就是一种木制的货车，车上供人乘坐的只有一块木板。车里所有人脸都是朝向外面，看着你。当时我只有十多岁，但是已经明白人性的残酷。它永远会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看见了它，听到了它，也感受到了它。我当时在现场，亲眼看到它就发生在自己眼前，所以它并不是一场噩梦。”
在阿纳姆的那段时间，奥黛丽换了名字，把原来的奥黛丽·凯瑟琳·罗斯顿改成了艾达·范·赫姆斯特拉。名字是艾拉给她改的，她担心奥黛丽被逮捕，甚至被驱逐出境送往集中营，因为奥黛丽·罗斯顿是英国公民，不仅有英国姓名，而且英语讲得非常流利。不过，这个名字仅仅用了这一段时间，战争结束后，奥黛丽又改回了原来的名字。奥黛丽后来回忆说：“艾达·范·赫姆斯特拉并不是我真实的名字，而只是我在学校用的假名。我这样做，是因为在德国占领阿纳姆的那段时间里，我母亲认为我的本名太像英国人，用假名更安全。”
在这期间，奥黛丽也一直说荷兰语。“在成长阶段，我有八年都是讲荷兰语。我的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是英国人，但由于我出生在比利时，因此在家里讲英语和荷兰语，在外面则讲法语。”在英国肯特郡的时候，她只讲英语，在荷兰又只讲荷兰语。由于童年时期讲多种语言，使得奥黛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嗓音。她的音调清脆悦耳，像音乐一样起伏，元音拉得很长，不属于任何一种方言，但是别人绝对不会听错。“我不习惯听一种语调，因此在疲惫的时候没有一种能够让自己轻松运用的语言。正因为我没有母语，有些人就批评我语调怪异。”
在战争当中，范·赫姆斯特拉一家的银行账户、股票证券和首饰珠宝也被充公。一夜之间，他们几个世纪过安稳日子的财富化为乌有。2
德国人占领阿纳姆后，立即宣布阿纳姆是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并且严格控制阿纳姆所有的报纸、电台和其他通信手段，如果有市民表现得不顺从，就会受到惩罚。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人的惩处，艾拉没有公开表现出敌意。但是，艾拉的哥哥和一个堂弟被纳粹判处了死刑，因为他们公开反对德国人。
占领阿纳姆之后，纳粹并没有发起大规模的战斗，这同一般的报道不太一样。奥黛丽后来回忆：“我们都透过门往外看。我们觉得外面的一切都不可思议。一般来说，军队入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战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战斗。我们看到的，只有正在行走的穿着灰色制服，手里拿着枪的德国士兵。他们一路来到城里，看上去非常有纪律性，非常干脆利落，卡车的隆隆声从他们身后传来。很快，我们就知道整座城市是他们占领的。”
纳粹的入侵很快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荷兰开始严格分配生活物资。一般人们很少能够得到食用油、汽油、轮胎、咖啡、茶和纺织品，因为德国军队非常需要它们。船、脚踏车、鞋子，甚至教堂准备铸钟的铁也被他们强行征收。在此期间，荷兰的广播电台也一遍一遍要求人们要节约，比如可以把茶叶多泡几次；为了节省木炭等取暖燃料，全家人可以挤在一个房间里。就这样，贫穷和疾病很快便笼罩了原本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随着战事的延续，几乎没有人能够保留一件有价值的东西。在战争当中的冬天，为了获得取暖的燃料，有的居民甚至砍伐公园里的大树，要么就是掠夺没有人住的房子，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如果是在平时，他们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物价也开始飞涨。奥黛丽记得，那时候大家都把家里贵重的东西拿去换粮食。但这点被那些奸商利用了。他们投机倒把，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他们买来一件件价格很低的贵重物品，转手就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卖出。随着粮食不断地变少，物价一路飙升。最严重的时候，一条珍珠项链无法换取一个人一天的口粮。
在此期间，奥黛丽的两个哥哥也先后失去了联络。1941年，她的大哥亚历克斯失踪。在战争爆发之初，他加入了荷兰陆军。当荷兰投降的时候，他被俘虏了。最终，他经过千辛万苦逃脱了，并一直躲藏到战争结束。但在当时，艾拉和奥黛丽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认为他可能已经阵亡。1942年，她的二哥伊安已经是一名18岁的强壮青年。他在乌特勒支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活跃的反抗分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负责给自己国家的人们发抵抗德国的宣传手册，意欲使德国消磨人心的战略破产。后来，他秘密参加了会偶尔播放荷兰女王在伦敦的演说以及敦促荷兰人民支持盟军的橙色广播网。他在台夫特和莱登两个地方因为犹太教授被解职而组织过学生罢课，并且有很抢眼的表现。此外，他还协助犹太人获得假证件和粮票。但最终，他英勇的行为被德军发现。在阿纳姆的街头，他被突然逮捕，随即送往德国。战争结束之前，他一直在德国军用品工厂做奴工。直到1945年，他才平安归来。
奥黛丽曾经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和许多年轻女子一样，在某一天突然失踪，然后被送到‘德国军官俱乐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抓走一天或一个星期，被安排做奴工或到军方的厨房里打杂。我唯一知道的事情是，我才12岁，并且非常恐惧。”
1942年6月，由于荷兰地下军准备破坏运送军需品进入荷兰的德国火车，德国纳粹开始在阿纳姆展开报复行动。这一次，奥黛丽一家人开始真正体验到纳粹的残酷。奥黛丽非常崇敬的法官舅舅、担任法庭助理的表哥、另外一位表兄以及四个邻居全都被抓。奥黛丽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纳粹的所有暴行都是真的，甚至比你想象的更加残酷。我们看见亲人被抵在墙上，就在我们的面前被杀。”
因为纳粹的占领，阿纳姆开始出现一种阴谋的气氛，由于彼此不知道谁是纳粹的支持者，所有人都不得不防备自己的邻居。大家只能靠包含秘密的代码来进行交流。在交流的时候，交流双方必须要留意对方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奥黛丽后来回忆说：“那些话的意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如果有人说到印尼餐（一种荷兰菜），就说明周围有偷听的人。如果碰到那种情况，你就必须注意你说了些什么……在还没有把邻居的立场搞清楚之前，所有人都应该保护自己的秘密。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发现别的秘密抵抗者，会感到很惊奇，荷兰人天性就做事谨慎。”
但对于奥黛丽来说，战争中也有令人开心的事。她得知，英国最好的芭蕾舞团——威尔士芭蕾舞团，要来荷兰访问演出。1940年5月17日，这个芭蕾舞团在阿纳姆举行了演出。演出非常成功，每一个演员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演出，观众非常兴奋，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奥黛丽。当看到演员优美的动作，她感到心迷神醉，同时幻想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上翩翩起舞。演出结束后，以英荷协会主席的身份接待芭蕾舞团的艾拉还为演员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艾拉对舞团的人说她的女儿渴望成为一名舞蹈家，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许久。3“我一开始在荷兰上舞蹈课的时候，全心全意想当个芭蕾舞明星。”奥黛丽多年后回忆说。她所说的在荷兰上舞蹈课，指的是在阿纳姆艺校的学习生涯。1941年，奥黛丽的母亲在奥黛丽学习荷兰语之余，为她在阿纳姆艺校报了一个下午的音乐舞蹈班。
这时的学校已经不是以前的学校，因为学校里所有的犹太籍教师都被清除了出去，所有“不合作”的教师都被撤了职。此外，奥黛丽当时读的教科书也不是以前的教科书，而是充斥着宣传内容，并且经过严格审查的德国教科书。因此，学生们不得不学习德语和德国历史。
在艺校，奥黛丽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并且学习非常勤奋。她因此被选为薇嘉·马洛娃的学生，并且很快成为舞台上最耀眼的人物。薇嘉·马洛娃说自己是俄罗斯一名首席芭蕾舞演员，但实际上她是荷兰人。她后来说非常欣赏奥黛丽的学习精神，并且对她的舞蹈天赋和那种与生俱来的魅力感到惊奇。
但由于身处战争时期，在学习舞蹈的同时，奥黛丽也在其他时间利用舞蹈为反抗军筹款。因为演出的时候没有灯光，并且帘幕也是黑色的，这种表演被称为“黑色表演”。“舞蹈动作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让母亲制作跳舞的衣服，让朋友帮忙弹钢琴。诚然，这样的表演很不专业，但起到了让大家舒缓神经的作用，因为当时鲜有娱乐。表演场的门窗是关严的，里面的人做些什么，外面的人一点也不知道。”
为了鼓励奥黛丽，艾拉在奥黛丽能够用足尖站立、旋转和行走的时候，给奥黛丽买了一双优质的舞蹈鞋。这双鞋同一般的舞蹈鞋不一样，因为鞋子脚尖壳用的是价钱非常昂贵的蜡。此外，艾拉还给奥黛丽买了最好的高领长袖紧身服和短裙，以确保奥黛丽的舞姿和体态看起来更完美。不过，为了不让奥黛丽感到害羞、窘迫或者有压力，艾拉在奥黛丽上课或演出的时候从来不去看她。
在一次上舞蹈课时，由于食物不够，奥黛丽因为乏力而晕倒。等她醒来之后，门房责备了她，说她不应该挨饿。他将奥黛丽带到了一个大衣柜前，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球形储物盒，盒子里装的是门房积攒下来的乳酪。他存储那些乳酪，是想有一天能够用于正义事业，现在，门房认为自己找到了乳酪的用途。
在表演舞蹈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和奥黛丽及其他年轻表演者接触。他们会给奥黛丽等人很少的赏钱，同时往这些孩子的鞋子里塞一些小纸条，让他们第二天送给反抗分子。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因为纳粹和警察到处都是，如果逮捕到反抗占领军的孩子，一定会统统杀掉。但奥黛丽却非常有勇气，因为芭蕾课的训练，她具备了一种临危不乱的气质。
一个冬天，在阿纳姆的街道上，一小队德国士兵背着枪押送着一列女孩和妇女经过，奥黛丽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她们被装在军用卡车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奥黛丽说：“我唯一记得的事情是我不停地用荷兰语祈祷：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在运送的途中，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士兵们跳出车外，欺负过路的犹太人。在此期间，奥黛丽趁机逃脱了。“我听到一种沉闷的响声，那是步枪枪托敲在人脸上的声音。听到这声音后，我跳下车，先弯身滚到车底，然后再往外滚，只希望不引起司机的注意。结果，他果然没有注意到我。”
还有一次，一名反抗分子告诉奥黛丽，阿纳姆的山区藏有一个德军尚未发现的英国伞兵。但他们必须帮助他找到盟友和躲藏的地方，因为用不了多久，德军就会在森林里举行演习。奥黛丽既然通晓英语，他们就问她是否可以去告诉那名士兵，然后通知村子里的援助者，让援助者提供藏身之处。奥黛丽答应了。她从容地走进森林，装作是在采野花。她找到了那名伞兵，把有关的信息告诉了他，并且回答了他的问题。做完这一切，她开始返回。但在这个时候，两名德国士兵把她拦下了。他们用德语和她说话，指着她来的路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她装作听不懂，只是把手里的花给他们。这时，他们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接过花，让她离开。
多年后，奥黛丽说：“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拥有梦想的孩子更勇敢。我想要跳舞的热情，远在我对德军的恐惧之上。”而她对荷兰反抗军的热情，可以说和她对芭蕾的热情不相上下（尽管她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她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不顾生命危险拯救反抗分子的性命，对荷兰的儿童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4“我们经常每个人每天吃一片用草做成的面包，喝用一颗马铃薯烧出来的汤水。如果能够熬下去就可以存活，如果不能就会丧命。房子、财产、金钱，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乎。如果说我们的挣扎有意义的话，唯一的意义就是活下来。”这是奥黛丽回忆在阿纳姆最困难的日子时所说的话。这段日子是在1944年秋天拉开序幕的。
1944年9月17日，荷兰的乡下晴空万里。这一天，由英美联军组成的盟军士兵满怀兴奋，带着极其乐观的态度准备执行“市场花园行动”。这项行动的主要意图是，通过占领埃因霍温、奈梅根以及最重要的阿纳姆，打开通往德国的通路。行动开始后，1500架飞机和500架滑翔机飞向敌军阵地，空降了16500名伞兵和3500名滑翔兵，准确无误地落在了目的地。但是，英军在就要接近埃因霍温的时候，遭到了德军的猛烈袭击。美军空军师也抵达了目的地奈梅根。很快，盟军发现德军已经炸毁大多数桥梁，根本无法发起攻击。于是，盟军改变计划，向阿纳姆进发。进城后他们发现，德国坦克已经开进了城里，摧毁了大半个城市，并且要求当地居民撤退。
很快，德国控制了战场，盟军几千名士兵牺牲，7000人成为俘虏，许多人身受重伤。这次行动是二战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空降行动，但也是失败最惨重的一次行动。胜利已经不可能，但战争并没有停止，几千平民和士兵又紧随其后牺牲。初冬来临时，全城的物资几乎已经被德军掠夺得一干二净。这一年的冬天是欧洲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仅有的食物都被纳粹党人送给了德国的士兵，荷兰人民只能眼睁睁地饿死。
为了防止阿纳姆地下组织和英国军队联合起来，德国军队决定将阿纳姆的居民全部迁出，奥黛丽和母亲也在其中。德军像赶牛马一样把阿纳姆的居民赶出自己经营了多年的家园，在迁出的路上就有大约3000人死去。奥黛丽随母亲来到了她外祖父位于维普的乡下的房子。在那里，等待奥黛丽的并不是欢乐，而是无尽的痛苦。有时候，她和艾拉一连几天都吃不上一点东西。除了没有吃的，房间里也没有暖炉。“12月24日早晨，独居的阿姨告诉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食物了。我曾听别人说睡觉可以防止饥饿，因此我想圣诞节在睡眠中度过，怎么说也应该尝试一下。我要想走进房间，必须先爬上楼梯。我努力往上爬，但因为太虚弱根本无法做到。我的两条腿已经浮肿，极度营养不良，全身也因为黄疸呈现出一种可怕的颜色。母亲很担心我死于肝炎。紧接着有人敲门，来的是一名荷兰地下军，他带了一些罐头给我们。后来我们发现，只有某个家庭有人质被枪决，才会得到几箱食物。“由于没有吃的，我哥哥当时只能用狗草做的饼干充饥。也有人吃郁金香的茎来防止饥饿。由于没有小麦，只能用豌豆磨成粉制作面包，当时的面包都是绿色的。为了不让自己觉得饿，我甚至会一整天都看书。”
这种情景让她印象深刻。晚年的时候，她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去非洲各国访问，当接触到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人时，奥黛丽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她透过那些儿童的眼神看到了那次战争和此时的饥饿给自己造成的思想空虚。
战争给奥黛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在生活稳定之后，奥黛丽的两个哥哥很快便长得非常强壮，但奥黛丽始终瘦骨嶙峋。由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饥饿，她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贫血等症状，即便在生活非常好之后也无法恢复以前健康时的状态。5“二战期间，我一直在德国统治下的荷兰生活。那时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时刻是解放前的那个冬天，当时，城里的食物已经少得可怜，但是德国军队仍然有优先获得的权利。凡是没有饿死的人都患有营养不良的症状，我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几乎就要丢掉性命。幸运的是，战火在不久之后就平息了，我所在的城市很快迎来了红十字会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立即给老百姓发放了救济品，有食物、服装、药品等。当时，所有学校都被当作救援中心，和其他孩子一样，我无疑是获得好处最多的人。就因为这一点，我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终生都怀有感激之情。”这是奥黛丽多年后讲的她二战期间在阿纳姆的经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时叫联合国救济总署。
1944年6月间，由于联合国救济总署善后的物资援助，奥黛丽和许多阿纳姆及维普的居民的性命得以保全。多年以后，奥黛丽申请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尽心竭力，与这段时期的经历有莫大的联系。“我幼年时候的经验，可以为联合国基金会对儿童的深远意义提供证明。我一直感激他们，信任他们的力量。”这是奥黛丽担任澳门国际音乐节特别嘉宾时对听众说的一段话，当时她有一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演出。
这段经历也使她对《安妮日记》有共鸣。安妮·弗兰克是一名德国籍犹太女孩。二战期间，为了生存，安妮隐藏自己，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后来，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被纳粹分子发现，随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屠杀。由于有着相似的经历，奥黛丽对书中作者抒发的情绪以及情感感同身受。“我和她（安妮·弗兰克）所处的地方不同，经历却惊人的相似。书中不仅有对外界正在发生的世界的描述，也有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个女人身心变化的描述。”
也是在1944年，威廉明娜女王回到了荷兰。她号召民众担任义工，到疗养院去照顾受伤的士兵。夏末，奥黛丽和母亲住进了阿姆斯特丹的一间诊所。在这里，她碰到了她以后人生当中的一个忘年交——特伦斯·杨。当时，特伦斯·杨是一名30岁的英国伞兵，曾参加了阿纳姆之役。多年后，奥黛丽主演了电影《盲女惊魂记》，电影的导演就是特伦斯·杨。
通过交流，奥黛丽得知，在二战期间，特伦斯·杨曾担任英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负责炮轰德国工事。更凑巧的是，奥黛丽在阿纳姆住地周围的部队正是特伦斯·杨担任指挥的部队。当时，阿纳姆的很多村庄都被炮弹打成一片废墟，奥黛丽住地的附近也不例外。特伦斯·杨经常同奥黛丽开玩笑：“当时，我如果把瞄准的目标向左再偏一点，我现在的工作就碰到困难了。”但奥黛丽对那次炮击是肯定的，她认为是那次炮击让她不需要再为纳粹军队从身边走过而提心吊胆，不需要再听随之而来的纳粹军所唱的胜利的凯歌。
终于，1945年5月4日，奥黛丽听到屋外有人走路的声音。她走到窗户旁边，看到了第一批英国士兵。此后，英国石油和英国香烟的气味就成了她定义自由的一股特殊气味。她跑出去欢迎他们，像嗅无价香水一样嗅他们身上的汽油味，同时还向他们要了一根烟，抽的过程中呛了半天。她还向那些军人要了巧克力，一个士兵给了她五条巧克力。她把它们一口吞了下去，结果因此得了一场大病。从这以后，奥黛丽一直都保持着对香烟和巧克力的兴趣。
5月中旬，亚历克斯离开藏身之地回到家里，伊安也紧随其后从柏林一路步行回到家乡。此时，奥黛丽一家已经没有可用来庆祝的东西，有的只是感恩的沉默。
战争给奥黛丽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亲身经历战争，纳粹对全世界无辜民众施加的暴行影响了她的一生。“不要认为你听到或读到的任何纳粹暴行不真实，它的恐怖程度其实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我们曾看见亲人就在我们面前被抵在墙上射杀。”有时候，她会在半夜被噩梦惊醒，有时候，严刑拷打的画面会出现在她梦中。从二战的经历当中，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并且践行了这一哲学，这就是同情。“我见过死亡、亲人被硬生生地分离，也见过残暴和饥饿每天上演。于是我明白，对别人的苦难报以同情态度最为重要，职业、财富、才华、地位都不能代替。我们只有去同情别人，才能有尊严地活下来。”
在1946年夏天，奥黛丽首次体验到忧郁症之苦，并且此后一生都受到忧郁症的困扰。她的儿子肖恩也在文章中写道：“她很忧郁。这种忧郁是童年时世界留给她的印象，而不是因为多变的命运让她感到悲观丧气，因为生活虽然艰难，但仍然是美好的。我想，我和你们都会给她带去不同程度的伤感。我这样说，指的是我们对她的忧郁没有办法，而不是说我们要去伤害她。”
不过，从某种角度上说，忧郁症也帮助了她。忧郁症让她破茧重生，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曾经受到的创伤伴随她的一生，那么她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健全心智的冷酷女人。如果真是这样，将不会有以后那个有深度的出色女演员。
在战争结束后，奥黛丽开始暴饮暴食。“作为弥补，我开始大吃特吃，巧克力吃得尤为厉害，因为我经历了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金钱、书籍、音乐、衣服和食物都没有。最后，我胖得像个气球。”这当然有些夸张，奥黛丽在1946年秋天的体重尽管不算瘦，但也只有68千克。后来，她又很快把体重减到50千克，并且终生维持。6“战争让人成为囚徒，这种囚禁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体上的。在我身边，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有许多，志向相同的却一个也没有。尽管炮声和血腥近在眼前，但我依然执着地追求我童年时期的梦想——音乐和芭蕾。”战争尽管很残酷，但是奥黛丽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芭蕾梦。
1946年，奥黛丽和艾拉完成了照顾伤病员的任务。为了支付两人在阿姆斯特丹租赁的小公寓的租金以及奥黛丽回到芭蕾学校的学费，艾拉迅速找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奥黛丽则继续学习芭蕾，教她的是著名的芭蕾舞前辈桑妮雅·盖斯凯尔。
盖斯凯尔首次见到奥黛丽时，并不认为她能把芭蕾舞跳得很好，芭蕾舞非常消耗体力，而奥黛丽非常瘦弱。再者，奥黛丽过了最适合学习芭蕾舞的年龄，要想学好芭蕾，通常要在17岁之前就开始训练。奥黛丽当时的身高接近一米七，已经超出了芭蕾舞演员的标准身高。但奥黛丽的经历和勤奋征服了盖斯凯尔。她跳过很多舞，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巴赫的《意大利交响曲》，甚至还能跳斯特拉文斯基的重拍音乐。盖斯凯尔很惊叹她二战时期曾为募集军资而跳舞的经历。就这样，盖斯凯尔收下了奥黛丽这名学生。
在舞蹈班上，奥黛丽是最刻苦的一个，她会以近乎苛求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动作。
其间，艾拉从盖斯凯尔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奥黛丽或许有机会去伦敦，向知名的同行学习舞蹈。得知这一消息，艾拉建议奥黛丽减肥，如果她确实决定在芭蕾这条路上走下去，就必须把体重减到50千克，并且一直保持下去。
盖斯凯尔尽管收下了奥黛丽这名学生，但她并不认为奥黛丽能在芭蕾这条道路上大红大紫。她认为，奥黛丽虽然舞技娴熟，但身体资质不够。不过，她仍然全心全意培养这位十分勤奋好学的学生，并且还让她和自己的得意门生阿特丽克斯·莱奥尼同台表演。奥黛丽目标明确，训练非常用功，其他女同学跳舞只是为了玩乐，但她会为了当下的任务不懈努力。
在跟盖斯凯尔学舞期间，奥黛丽还收到了母亲带来的惊喜。1946年5月4日，奥黛丽17岁生日。这一天，她收到了母亲送的生日礼物——一张昂贵的音乐会季票。如果是在以前，这样珍贵的东西是奥黛丽想也不敢想的。圣诞节期间，奥黛丽又收到了母亲送的一张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系列票。从上课的地方去音乐厅，要走好几公里，但奥黛丽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折磨。在去的路上，她有的只是快乐，有的只是认为自己不断接近梦想的感觉。
奥黛丽跟盖斯凯尔学芭蕾舞的时间并不长。对于芭蕾舞，盖斯凯尔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她经常把古典芭蕾舞用现代音乐伴奏，还编排了一些以现代音乐为主的表演舞。对于她的这种做法，人们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荷兰政府有关部门并不支持她。而她的舞蹈房的经营又完全靠政府的资金支持。就这样，1947年，荷兰政府中断了对她舞蹈房的资金支持。
舞蹈房停办后，盖斯凯尔决定去巴黎继续发展事业，她认为在巴黎可以自由编舞，可以教自己想教的任何种类的舞蹈。奥黛丽则决定前往伦敦。艾拉对女儿的决定坚决支持。就这样，母女俩带着有限的积蓄离开阿姆斯特丹，来到了伦敦。
芭蕾舞之梦
1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盖斯凯尔给奥黛丽写了封推荐信，把她推荐给当时在英国古典芭蕾舞坛非常有影响力、声望极高的芭蕾舞舞蹈家玛丽·兰伯特。
1948年年初，奥黛丽抵达兰伯特在剑桥广场新租赁的排演室。
兰伯特是波兰人，曾和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迪亚吉列夫、伊莎多拉·邓肯等多位知名作曲家及舞蹈家合作过。1920年，她在伦敦设立舞蹈学校，著名编舞家菲德列克·阿胥敦、安东尼·都铎等人都出自于她的舞蹈学校。
兰伯特一直以严厉著称。她的文化素养很高，很有活力，而且还有很强的剧场感，但有时言辞激烈。因为这一点，她被冠以“黄蜂夫人”的称号。她的学生经常被她骂得掉眼泪，但她很善于启发学生，善于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力。
1948年的时候，兰伯特60岁，体重31千克（学生估计），身高152厘米。她喜欢身材娇小、体态轻盈的芭蕾舞者，而奥黛丽当时体重50千克，身高170厘米。
兰伯特看了奥黛丽的试跳，听她讲了学习的过程，然后收下了这名学生。她告诉奥黛丽，她可以为她提供奖学金，但必须要等到春天。这对奥黛丽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为她当时正好经济窘迫。
4月份，奥黛丽开始到兰伯特那里上课。
上芭蕾课对奥黛丽来说并不轻松。她回忆：“我上课要从早上10点一直上到下午6点，舞蹈几乎成了我每天生活的全部。舞蹈课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其间要注意很多让人紧张的小细节，因为如果老师发现我们出错，会用棍子敲我们的膝关节。”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了下来，为了她“穿着芭蕾舞裙在柯芬园里跳舞”的梦想。
但奥黛丽却没能在兰伯特身边待多久。1948年夏末，兰伯特准备外出巡演15个月，她并没有把奥黛丽纳入巡演的成员当中。奥黛丽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你太高了，开始练的时间也太晚。因此，你没有办法成为一名大红大紫的芭蕾舞明星，最多在剧院担任歌舞演员，或者做一名芭蕾舞教师。”
对于奥黛丽来说，二战已经使她错过了作为舞蹈演员最重要和最佳的时期，而这种错过是无法弥补的，无论她怎样努力也无济于事。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她肌肉的成长和发育已经被严重影响。当兰伯特告诉她无法成为一个一流的芭蕾舞演员时，她后来告诉肖恩说，她那天回到宿舍几乎想去死。
尽管如此，芭蕾舞的训练对奥黛丽帮助还是很大，并且赋予了奥黛丽独特的气质。塞西尔·比顿是《窈窕淑女》的人物总设计，他的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她拥有一张像孩子一样纯真的脸，以及一个优雅而颀长的脖子。她看上去要比实际身高更加高挑，因为她的颈背总是挺得非常直。这是她长期进行芭蕾舞训练的结果。多年刻苦不懈的练习，铸就了她身上独特的高雅气质，尽管因为战争，她错过了芭蕾舞演员的黄金时期。其实，她对学习芭蕾舞的那段经历非常感恩。可以说，是那段学习芭蕾舞的经历，才让奥黛丽拥有如此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诚然附属于一种职业，但同时也成就一个人。”
1948年10月，奥黛丽离开兰伯特家，搬回去和母亲住在了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之前，奥黛丽还回了荷兰一趟，目的是为了拍一部喜剧短片。这部短片的名字叫《荷兰七课》，是奥黛丽的银幕处女作。影片讲述的是一位电影摄影师被派到荷兰拍摄旅游见闻，但他却对追求当地的年轻美女更感兴趣。
负责接待奥黛丽的是范·德·林登和马丁两位导演。两位导演对奥黛丽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看到奥黛丽，林登被她的美丽震撼。他立即打电话叫助手过来：“快来！你看见过一个会行走的梦吗？它现在就在我的眼前！”马丁导演同样对奥黛丽赞叹不已：“她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她是学芭蕾的，想要找份工作。我告诉她我不拍音乐舞蹈片，但是愿意继续和她谈话。我被她那开朗、有神而不可思议的眼神所吸引，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镶嵌在她那小圆脸上的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让她整个人成为发光体。最后我认定，影片要找的人就是她。我告诉她我可以给她一个角色。她回答，这当然很好，不过你可能会失望，因为我并不是演员。最终，我和她签订了合同。”但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反响平平，英国影评家说它“沉闷老套”。在整部影片当中，奥黛丽出现的时间不足一分钟，片尾也没有她的名字。注意到这部影片的影评人非常少，并且他们也没有提到奥黛丽在里面的表现。
接拍这部影片，奥黛丽更多是因为要赚钱，她需要钱度过到兰伯特那里学习之前的几个月。事实上，在兰伯特那里学习的时候，奥黛丽也想方设法赚钱。她白天上课，晚上则担任秘书，为摄影师做模特，还在杂志上为肥皂和洗发水做广告。
奥黛丽的芭蕾梦虽然破灭了，但芭蕾舞的多年学习让她拥有了一种芭蕾女孩的高贵气质，这种气质在她以后的生涯一直保持着。芭蕾舞的学习也让她学会了怎样专注于一件事情和自我控制，而这些都是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素质。2“如果她是一名出色的舞蹈表演者，就不会那样招其他女演员反感。她们喜欢舞台下的她，但不喜欢舞台上的她。她们认为，只要她一上场，观众就会神魂颠倒，她的表演十分招人喜欢，任何一个动作都让人窒息。”这是知名谐星鲍勃·蒙克豪斯对奥黛丽在《鞑靼酱》及其续集当中的表现的评价，他当时也是《鞑靼酱》的演员。《鞑靼酱》的导演是塞西尔·蓝道，他是因为看了奥黛丽在《高跟纽扣鞋》当中的表现才选中奥黛丽的，他当时正担任《高跟纽扣鞋》的制作人。《高跟纽扣鞋》是奥黛丽离开兰伯特后演出的一部音乐剧，剧作的音乐和歌词分别由朱尔·史戴恩和萨米·卡恩制作，负责编舞的是杰洛米·罗宾。当时应征演出这部音乐剧的人数有3000名，但最后只能有40人获得名额，奥黛丽是40人当中的最后一位。1949年5月5日，《高跟纽扣鞋》正式在伦敦竞技场剧院上演，演出结束后，蓝道邀请奥黛丽参演自己的新音乐剧，这就是《鞑靼酱》。
在《鞑靼酱》中，奥黛丽依然以一位舞者的身份出现。不过，在这部音乐剧中，只有五位舞者，并且她已经有了几句台词。整部音乐剧，奥黛丽一共演出了三幕，一幕饰演一名瑜伽学生，一幕饰演女店员，一幕饰演古典芭蕾舞舞者。对于她的表现，观众的评价是：尽管聚光灯总是打在别人身上，但她依然表现亮眼，活泼奔放，舞蹈动作灵动敏捷。但是同台的演员则千差万别了，除了上文提到的鲍勃·蒙克豪斯的评价外，与此剧相关的许多人对她各有评价。著名音乐剧明星洁西·马休斯说，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可爱特质，他很乐意蓝道把她放在自己的舞曲中，并且认为她早晚会成为明星。北欧舞蹈演员奥德·约翰森则说得更为直接：“我在舞台上胸部最大，但大家注目的焦点却是一个平胸的女孩。”负责《鞑靼酱》制作过程的时尚摄影师安东尼·波尚说：“我曾经拍过费·雯丽和葛丽泰·嘉宝等明星，但真正发现明星的感觉是在奥黛丽身上，她有一股清新的感觉，并且有一种灵动之美。”
蓝道的这部音乐剧非常成功，有着不错的剧评。尽管剧评只提到了其中的一两名演员，但都认为这部剧充满趣味、新鲜而优雅，演员配合得非常好，背景和服装非常有创意。
在演出的过程中，奥黛丽还与同剧团的演员擦出了爱的火花，这个人名叫马塞尔·勒朋。勒朋是一名法国歌手和词作者，非常英俊，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他成了奥黛丽的第一个追求者。
但这段感情却是蓝道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对剧团演员三令五申，同事之间只能有工作关系，这个剧团是没有瑕疵的，而奥黛丽明显地和马塞尔·勒朋产生了感情。因此，出于对剧团名声的考虑，他希望这段感情在见诸报端之前赶紧结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