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袁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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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红小姐试读：
苏黎红小姐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巴黎一栋公寓的走廊里。走廊里弥漫着某种气味，什么气味呢？阳台上的花香？阳台的黑木箱里有一种我不认识的花，粉紫色，看上去有点儿像我们中国的绣球花，也有点儿像锦葵。但那种气味却不像花朵的。或许是刚刚从我身边经过的男人身上的香水味？巴黎男人是搽香水的，和女人一样，所以整个城市都香喷喷的，像闺阁。但那种气味要说也不像香水味——结合了男人体味的香水味，是一种生命的味道，虽然有一种可疑的不洁，但蓬勃茂盛。可弥漫在走廊里的气味，却是腐朽和衰败的，像大夏天厨房里放了几天的不新鲜的瓜果蔬菜。
到底是什么呢？有警察急急忙忙地往公寓某间房间走。原来是一个老妇人死在公寓里了。说是被谋杀的。
我惊恐不安地想上前看看，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公寓消失了，奇怪的气味也消失了，眼前黑漆漆一片，什么也没有。我恍惚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刚才的事情，不过是电影里的场景。
睡前我和孟周看了迈克尔·哈内克的《爱》。
床头的夜光闹钟，指向早晨四点半。
电话是苏黎红打来的，这个时候，除了苏黎红，没有人会打我家的电话。
我心口痛，燕子。
嗯。
你知道米宝那个狐狸精对我们做什么了吗？
米宝那个狐狸精是朱鸿鹄的老婆，我的弟媳。而“我们”，是苏黎红和老朱，苏黎红是我的妈，老朱是我的爸。
她做什么了？
她给你爸打电话，说小鲤想吃爷爷的南瓜粥了。你也知道你爸这个人，贱得很，一听孙子要吃他的南瓜粥，高兴得手舞足蹈，哼着黄梅调就去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他就会这两句，连后面的“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都哼不出来，还好意思总哼。一路上，他就哼哼那么两句，你说烦不烦？
就因为这个，你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岂止。米宝竟然还对你爸说，他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做点儿南瓜粥，不用兴师动众的。她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让我去他们家？
不让你去他们家？怎么会？
怎么不会？她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上次小鲤生病，她也这么说了——说希望爸爸过去帮忙照顾小鲤，不用辛苦妈妈了。还说，他们家房子小，妈妈过去也不好住。燕子，你听听，你听听，这女人歹毒不歹毒？我和你爸，形影不离大半辈子，老了老了，难道还要分居吗？
我忍不住想笑。米宝这个女人，也太会算计了。竟然想“买珠还椟”。她不知道，在我们家，这珠椟是不能分的。
朱鸿鹄呢？朱鸿鹄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他现在是米宝养的鹦鹉了。米宝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也不知道这女人给他下了什么蛊，把他变得言听计从的。
米宝还会蛊术呀？我讽刺苏黎红。
苏黎红不理我，自己说自己的。这也是苏黎红的风格。
还有更气人的呢！我们去了才发现，原来不是小鲤想吃南瓜粥，而是老狐狸想吃呢。老狐狸染风寒了。你说米宝过分不过分？过分不过分？她妈想吃南瓜粥，她竟然打电话让你爸过去给她煮，这事她也做得出来？我一气之下，要拂袖而去，可老朱还不肯走呢，说既来之，则安之。亲家母想吃南瓜粥，那就煮呗，也挺好。他这个人，燕子你是知道的，就是没有自尊心，没有原则性。我坚持让朱鸿鹄送我们回来了。我要让米宝拎拎清楚，那只老狐狸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老朱要为她煮南瓜粥？可回来后老朱还在那儿叽叽歪歪的，他什么意思？难不成他想自个儿留那儿煮粥给老狐狸精吃，然后让我在家和小区里的樟树一样喝西北风？燕子你说说，你说说，老朱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
苏黎红挂电话的时候，已经早晨六点了。早晨六点是苏黎红开始做瑜伽的时间，苏黎红是很注意保持身材的，她六十多了，身材从后面看，还和少妇一样，是十分窈窕的。当然，从前面看也很窈窕，只不过不是少妇的窈窕，而是老妇的窈窕了。但苏黎红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老妇，为了和小区的那些老妇划清界限，她基本不参加小区老妇们的活动。小区里的老妇们喜欢打门球，苏黎红鄙夷地说，有什么意思呢？一群老人，围着一个破球，你拨拉过来我拨拉过去，慢腾腾的，老牛拉破车一样。小区里的老妇们在有太阳的日子里喜欢坐在树荫下支张桌子打麻将，苏黎红鄙夷地说，有什么意思呢？几个老人，团团坐了，摸几十张小塑料块儿，眼神还不好，一个个的，都戴了老花镜，盲人摸象一样。小区里的老妇们在春夏晚饭后，会在小区花坛那儿跳扇子舞，老朱让苏黎红也去，这运动多好，既可以活络筋骨，又可以消食，还可以听音乐。苏黎红嗤之以鼻。那也叫音乐？老妇们跳扇子舞的音乐反反复复就那几首，一首《还珠格格》里的主题曲《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还有一首《小苹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种东西也叫音乐吗？小区里的老妇们经济条件好，跳扇子舞也置了行头的，白色的雪纺衫，白色的雪纺灯笼裤，加上一把木骨大红丝绸扇子，那景致，美得很，尤其在有风的时候，老妇们宽大的灯笼裤，被风吹得飘飘欲举，老朱看了，这时候就会吟哦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老朱傍晚时分也在花坛那儿的，他和隔壁的郝伯伯坐着小马扎在那儿下棋。事实上，小区里的老头儿都在那儿活动，有的下棋，有的练气功，还有的，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老妇们跳舞。他们正襟危坐的样子，有点儿像在国家大剧院看《天鹅湖》或《睡美人》。老妇们因为有了这些观众，也跳得更加陶醉。她们活泼得很，调皮得很，一把红扇子，在她们手上，被舞得风生水起，时而放到脑后，做反弹琵琶的动作，时而又半遮了脸，做出风情万种的样子。老朱这时候又说了，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老朱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喜欢用诗词表达美好的印象或情感。苏黎红听了冷笑——老朱说这句话苏黎红其实听不见的，因为她傍晚时从来不去花坛那儿，那是老人扎堆的地方，她不喜欢和老人扎堆，她自个儿绕着湖散步。小区外有一个湖——美其名曰是湖，事实上是一个池塘，不过是个大一点儿的池塘，美一点儿的池塘。池塘周边种了垂柳，还有桃花，是红碧桃，重瓣。春天的时候，花红柳绿，水波荡漾，很诗意的。谈恋爱的年轻人，喜欢坐在这样诗意的环境里，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老朱不去那儿，他看不惯这些行为的，他做了十几年中学的教导主任，对有伤风化的事情，总习惯性地要上前教育教育呢。可人家也不是他们学校的中学生，谁要他这个糟老头儿教育呢？不要的。所以他干脆不去那儿，眼不见，心不烦。他情愿和其他老夫们坐在小区看老妇们跳扇子舞。这个好，他们一个爱看，一个爱被看，两情相悦，有利于养生。但苏黎红觉得他有毛病，不爱看花开，却爱看花败——那些皱巴巴的老妇们，不就是残花败柳吗？不爱看“小桥流水人家”，却爱看“枯藤老树昏鸦”——那些皱巴巴的老妇们，不就是“枯藤老树昏鸦”吗？还“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呢！也是，那些皱巴巴的脸，不遮了怎么能看呢？苏黎红对郝伯伯说。这话有些刻薄了，因为“那些皱巴巴的脸”里有郝伯伯的老婆陈阿姨的脸，但郝伯伯不以为忤，不仅不忤，还高兴得很——他打小报告的目的，不就是要苏黎红恼羞成怒吗。
郝伯伯最喜欢在苏黎红面前挑拨离间，他和老朱整天厮混在一起，一起钓鱼，一起到老年办看报纸，一起下棋或谈论国家时事国际时事，然后再把老朱的言行举止选择性地报告给苏黎红。郝伯伯家和我家住门对门，报告起来很方便。当然，郝伯伯是文化人，退休前和老朱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呢，所以报告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他从不直截了当地对苏黎红说老朱的坏话，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由此及彼的，仿佛无意间，把老朱的一些话，或一些行为，断章取义地说了出来。而且郝伯伯也自认为是很有道德的报告者，从不造谣，对老朱的言行基本是如实转述，所以老朱事后从来没有办法加以否认，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苏黎红的惩罚。苏黎红的惩罚，年轻时对老朱，那是要命的，她会很长时间不搭理老朱，不和老朱过爱情生活——所谓爱情生活，是含蓄的表达，其实就是夫妻生活。老朱是个热情的人，年轻时是很贪恋和苏黎红过爱情生活的，一周不过的话，就受不了，所以他最怕苏黎红用这种手段惩罚他。但年纪大了之后，他就不怕这种惩罚了。苏黎红不理他，无所谓，他自己出去找乐子，反正他爱好多得很，做什么都能做得兴致盎然；朋友也多得很，老朱人缘儿好，和谁都能处得其乐融融。这让苏黎红更恼火，可恼火也拿老朱没辙了，除了冷嘲热讽几句。而老朱对苏黎红的冷嘲热讽早习惯了，讽了等于没讽一样。
好在还有郝伯伯。郝伯伯喜欢苏黎红，喜欢了半辈子。苏黎红不喜欢郝伯伯，不喜欢了半辈子。苏黎红虽然不喜欢郝伯伯，但她喜欢他喜欢自己。所以苏黎红对郝伯伯的态度，一直就有些矛盾，有点儿像对小狗——老在身边蹭，苏黎红就表情厌烦，但走远了，苏黎红又不乐意了，因为那是她的小狗，她喜欢它待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对她摇头摆尾。这个老朱是清楚的——正因为清楚，所以就不在乎郝伯伯这个情敌，依然和郝伯伯做着高山流水的朋友。而郝伯伯的老婆陈阿姨也清楚的，这一对男女，就算眉来眼去一辈子，也不可能有什么事的。可就算没什么事，陈阿姨也不高兴，陈阿姨没有老朱境界高，她没法和苏黎红做朋友的，只能做死对头。
所以，既然陈阿姨在花坛那儿跳扇子舞，苏黎红就不可能跳。她们两个人，就像两只脾气不好的母鸡，放一个笼子里，会互啄的。当然，就算没有陈阿姨，苏黎红也不会去跳这种舞的。这是老年舞，还是庸俗的老年舞，她看不上。她打年轻起，就反感一切庸俗的东西。门球也罢，麻将也罢，扇子舞也罢，这些庸俗的活动，苏黎红统统不参与。她一个人做瑜伽，在我家阳台上。我家南面有一个大阳台，阳台上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植物，有芙蓉、芍药、海棠、天竺葵，还有喇叭花——原来有，老朱种的，后来被苏黎红拔了，嫌喇叭花样子粗俗，苏黎红认为，花草也是有雅俗之分的，和女人一样。苏黎红喜欢雅的植物，像桃花，《红楼梦》里林黛玉用锦囊收了并荷锄而葬的就是桃花，那画面，特别美，特别有诗意，如果换成晚饭花——晚饭花的样子和空心菜差不多，那还有什么美感？有什么诗意？像芍药，也雅，史湘云喝醉了，就是眠在一片粉红细白的芍药花瓣里——如果曹雪芹让湘云眠在喇叭花里，那成什么样子呢？那除非醉的不是史湘云，而是傻大姐，整个大观园，也只有傻大姐和喇叭花相匹配呢。
苏黎红在我家阳台上做瑜伽的时候，郝伯伯也在他家阳台上伸胳膊踢腿的，两家阳台并排，郝伯伯能看见苏黎红，苏黎红也能看见郝伯伯。当然苏黎红从来不看郝伯伯那边的，半眼也不看，她专心致志地练她的瑜伽。苏黎红练的是改良版的印度艾扬格瑜伽，这是一种养生和修行瑜伽，没有高难度的动作，一半时间都在有宗教意味的印度音乐中，闭了眼，以一种坐莲的姿势冥想。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恒河里绽放的白莲，除了水，除了风，什么也没有，苏黎红这么对老朱说。
苏黎红说谎了，老朱知道的，因为苏黎红做瑜伽的时候，除了水，除了风，至少还有郝伯伯，她之所以能这么一丝不苟、这么旁若无人地坚持做瑜伽，不就是因为隔壁的阳台上还有郝伯伯在看吗？这个老朱知道，但知道老朱也不说，怕说了苏黎红恼羞成怒，一怒不做瑜伽了，那就不好，不是对老朱不好，而是对苏黎红的身体不好。老朱现在虽然不太关心苏黎红的情绪了，但对苏黎红的身体，还是很关心的。所以，为了让苏黎红能不受干扰地在阳台做瑜伽，每天早上六点钟，他就约了陈阿姨去买菜。小区门口有点儿远，慢慢走，要一刻钟，他们两个人走过去，挑挑拣拣买几样菜，再走回来，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时在路上还会遇上其他老朋友，聊几句，那就要一个半小时了。等他们回到家，苏黎红的瑜伽早做完了，只有郝伯伯一个人，还在他家阳台上伸伸胳膊踢踢腿的。
苏黎红早晨的电话，让我第二天上课时精神萎靡。我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依赖睡眠的，一旦没睡好，精神就会萎靡的。学生倒也不以为怪，因为隔上一段日子我就会萎靡一回的。学生其实更喜欢我萎靡的状态，因为我一萎靡，上课的声音明显就低了许多，接近莺声燕语了，是“间关莺语花底滑”的效果，他们在这样的声音中，可以不受影响地做其他事情，比如睡觉，有些学生头天晚上熬了夜，第二天上午到课堂上来补觉。要是平时，在我的课上就有点儿困难，因为我声音一向洪亮，有时激动起来，那就高亢了，“完全是河东狮吼”，学生在背地里这么损我。相比河东狮吼，他们自然更喜欢莺声燕语。不过，这只是他们喜欢我萎靡的理由之一，还有理由之二，那个更重要，就是我萎靡时上课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比如把李白的诗说成是杜甫的，或者想不起来某个字是怎么写的。我在黑板上已经写下了“温庭”两个字，我要写“温庭筠”呢，但我突然忘记“筠”怎么写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学生看着我，带着揶揄和开心的神情，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只能搁下粉笔，不写了。
下课后我十分恼火，这个低级错误是因为苏黎红造成的。要不是苏黎红大清早打电话说什么老狐狸小狐狸的事情，我就睡好了，睡好了的我怎么可能写不出“筠”字呢？也不是生僻字，比如“饕餮”，比如“葳蕤”，写不出来或写错了那还情有可原，但“温庭筠”的“筠”字，对一个大学老师而言，应该简单得和小学生习字帖上的“大小多少”差不多，竟然写不出来，那就是笑话了。
因为苏黎红，我不止一次成为学生的笑话了。
我其实告诉过苏黎红我周一周三有课的，但苏黎红从来记不住，也可能苏黎红不认为我的睡眠有什么重要，反正只要她有事——也不论那事多么鸡毛蒜皮，就会给我打电话，说，燕子，我心口痛。
你心口痛找医生啊，找我有什么用？我呛她。
孟周批评我，你怎么能这么对苏黎红说话呢？
孟周现在能很自然地叫苏黎红了，以前他是觉得很别扭的。刚到我家时，他叫苏阿姨，苏黎红还勉强答应他。结婚后他改叫妈了，苏黎红就假装听不见。他那个样子，多老相啊！好意思叫我妈？别人听了，还以为我七老八十呢！苏黎红蹙了眉在我面前抱怨——苏黎红最喜欢蹙眉，她的眉毛长得密实好看，一蹙，就如“两只优美的黑蛾”——“两只优美的黑蛾”是老朱的形容，老朱当年追求苏黎红时，写过一首叫《蛾眉》的诗。这首诗我和朱鸿鹄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苏黎红总拿这首诗来取笑老朱。
我不高兴。孟周哪里老相了？粉腮鸦鬓，玉树临风，也就是头发略微有点儿稀疏而已。可大学里的男人，有几个头发不稀疏的？
苏黎红倒不是在嫌弃孟周。男人的长相有什么重要呢？她不是那么肤浅的女人，如果是，她当初就不会嫁老朱了。再说，苏黎红认为，以孟周的长相，即便谈不上英俊，但配我还是绰绰有余的——估计在苏黎红那儿，只要是个男人，都能配得上我吧？
我没有遗传苏黎红的花容月貌，我长得像老朱，个矮，肤黑，取名“朱小燕”，那是名副其实。南方的燕子，听起来还不错，其实不好看，又小又黑，远不如画眉、黄鹂、金丝雀那些颜色鲜艳的鸟漂亮。
在我很长的成长岁月里，我一直为自己的形象自卑。当然，在人之初的时候，我其实是“丑而不知己丑”的，就像朱鸿鹄“美而不知己美”，但苏黎红用她的表情，分别告诉了我们，她看朱鸿鹄，就如看花一样，而看我，永远是那种失败的懊恼，仿佛我是一盅她蒸坏了的鸡蛋羹——苏黎红平时不怎么做家务的，但偶尔兴致来了，或老朱出差了，她也会进厨房的，蒸个鸡蛋羹，凉拌个蒜醋黄瓜，再加上一盘切得薄如蝉翼的糖腌西红柿，就算菜了，“美得像画一样”，老朱惊叹。老朱动不动就这样惊叹的，只要是苏黎红做的家务，统统“美得像画一样”。但鸡蛋羹有时也会蒸失败，水多了一匙或少了一匙，出不来那种鹅黄色的凝脂感觉，或者火候和时间没掌握好，上面起了一层皱褶，这就不是豆蔻年华的鸡蛋羹了，而是人老珠黄的鸡蛋羹，老了的东西都不好看，不能“美得像画一样”，苏黎红懊恼万分地看着，那表情，和看我时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苏黎红的这种表情，我打小就对自己的丑有了自知之明。
老朱倒是经常说我长得好看的，但老朱的话我信不过——我长得像他，他说我好看，等于徇私舞弊呢，而且，老朱也没什么原则，只要是苏黎红的作品，他都觉得“美得像画一样”。
所以我不喜欢出门，尤其不喜欢和苏黎红一起出门。苏黎红呢，也不喜欢带我出门。这是你女儿？别人问，有点儿不相信似的。苏黎红用鼻子“哼”一声，算回答了。可“哼”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别人不识趣，又很狐疑地追问一句，这是你女儿？长得——可真不像你。这后面半句话，终于让苏黎红的脸色好了起来，苏黎红的脸色一好，就更漂亮了，我们俩也就更不像母女了。
苏黎红上上下下都喜欢带着朱鸿鹄。朱鸿鹄长得像她，唇红齿白，贾宝玉一样。苏黎红牵了朱鸿鹄的手，去老朱的办公室。老朱办公室的男老师，特别是郝伯伯，比老朱还激动，“蓬荜生辉，蓬荜生辉”，这些中学语文老师，文绉绉地说。苏黎红不推辞，笑纳了。反正这也不算什么恭维话，因为老朱的办公室，确实是“蓬荜”——几张斑驳的木桌木椅，四面斑驳的石灰墙。而穿着花连衣裙的苏黎红，和穿着雪白衬衣的朱鸿鹄，看着华丽极了，两个人就像两盏明艳的灯笼，一下子把老朱简陋的办公室照得熠熠生辉。郝伯伯赶紧到抽屉里找糖果，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总会有几颗紫色玻璃纸包装的太妃软糖，是专门预备给朱鸿鹄的。郝伯伯喜欢朱鸿鹄，有点儿过分地喜欢。因为这个，陈阿姨和他吵过架的。陈阿姨觉得他对朱鸿鹄的喜欢里有不健康的东西，甚至有不道德的东西。怎么不健康？怎么不道德？郝伯伯梗着脖子问。你自己心里清楚，陈阿姨说。也就说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再往下，就伤自尊了。陈阿姨也是个骄傲的女人。
但老朱不怎么在意郝伯伯对朱鸿鹄的喜欢。就算郝伯伯的喜欢里掺杂了点儿不健康不道德的感情，这也很正常。老朱是个体恤他人的人，也是个大方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愿意和别人分享的。老家送了一篓刚下树的秋白梨来，他给郝伯伯家送去半篓；大夏天，他顶着毒辣的太阳去郊外钓鱼，钓回两条野生鳜鱼，一大一小，他把大的给了郝伯伯。郝伯伯和老朱一起去的呢，也很可怜地晒了半天毒辣的太阳呢，但他一条鱼也没钓着，别说鳜鱼，就是鲫鱼和翘嘴白也没钓着一条。当然，苏黎红不是秋白梨，也不是鳜鱼，他没法给郝伯伯送去一半。但苏黎红可以是一篇锦绣文章，“奇文共赏之”，只要这种赏，在一定分寸内，他是能理解和接受的。而分寸的把握，老朱是能充分相信郝伯伯的，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的老知识分子，读过《诗经》的，知道什么是“发乎情，止乎礼”。而只要能“止乎礼”，就用不着太小气。至于陈阿姨所谓的“不道德”，老朱认为她还是有点儿言重了，最多也就是精神上的浪漫主义，和李白的“举头望明月”属于同一个性质，搞文学的男人嘛，偶尔“举头望明月”一下，也无可厚非的。不过，老朱也理解陈阿姨的愠怒，女人嘛，在这方面心眼儿都是绣花针尖一样小的，哪怕是长得人高马大的陈阿姨，也一样会拈酸吃醋的。这个他理解的。老朱这个人，就这样，既理解郝伯伯，也理解陈阿姨。因为这个，苏黎红也瞧不上老朱，认为他没有立场，没有黑白是非，这也是白的，那也是白的，“江山一笼统”怎么行呢？
孟周说我对苏黎红的态度有点儿恶劣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苏黎红说话呢？他是喜欢苏黎红的，很喜欢。家里有一个这样的老太太多好，又漂亮，又优雅！六十多了，还一年两季穿裙子；还听音乐——不是像一般的老头儿老太太那样拿个小收音机听京剧或黄梅戏，而是戴着耳机用iPod听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听周杰伦的《七里香》和《菊花台》；还读《红楼梦》。孟周说，他第一次到我家见到苏黎红时，苏黎红就是坐在阳台藤椅上读《红楼梦》，面前有一盆开了粉紫色花的植物。什么花，他不认得，后来苏黎红告诉他那是瓜叶菊。他当时着实被惊艳到了。他无论如何没想到，朱小燕的妈妈会是这个样子。什么意思？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一点儿也不记得和我的第一次见面，却清楚地记得和苏黎红的第一次见面，每回说起来，简直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喟叹，我恼得不行，但苏黎红喜欢，每每听得眉开眼笑。
苏黎红也喜欢孟周。孟周是南京人，和曹雪芹是老乡，也和曹雪芹一样尊重女性。但曹雪芹的尊重，还有点儿势利，他尊重珍珠一样的女孩儿，而对那些死鱼眼睛，就没那么尊重了，可以说极尽刻薄之能事。“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这哪是写女人？分明是写《水浒传》里的草莽男子。而孟周对女性，一视同仁。或者说，他对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态度愈加温柔。所以，苏黎红很喜欢和孟周待在一起。她去菜市场买菜——平时都是老朱买菜的，但我们一回家，她就愿意亲自去买菜了，带着孟周。老朱也想去，他习惯了早上去菜市场转一圈的，他的那些老伙伴们早上都在菜市场呢，他们把菜市场当社交场合的，大家喜欢早上去那儿过社会生活。但苏黎红不让老朱去，她吩咐他在家拖地。老朱三下两下拖完了地，苏黎红还不让他去，又吩咐他浇花。关于阳台上的花，他们俩是有严格分工的，老朱负责养护，苏黎红负责审美。老朱倒也没觉得不公平，本来花嘛，也是需要人审美的，而他在家坐不住，总要往外跑。如果没有苏黎红，家里的花就白开了。“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花都这么自开自落，没人看见，太可惜了！也太残忍了！对花而言，几乎是没有花道主义。所以，就算只为了花道，老朱觉得苏黎红的意义并不比他小。他们一个种，一个赏，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几十年都这样。但老朱早上不浇花的，他习惯午后浇，睡了午觉起来，再莳弄莳弄花草，然后下楼到小区花坛那儿去下棋和看老妇们跳舞，这是他多年的作息。可孟周一来，他的作息就乱了。他的作息乱了不要紧，但花的作息不能乱，乱了的话，花会生病，还会死。所以，苏黎红虽然要他留在家里浇花，但他这时候也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可不浇花干什么呢？他有事可做，老朱永远不会闲着，他坐到我面前来，要和我探讨文学。老朱最喜欢和我探讨文学问题的，自从我考上北大中文系之后，尤其在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他就认为我已经青出于蓝了。所以他和我探讨文学的态度，总是十分谦虚，甚至像学生那样称呼我，“朱教授——他平时叫我燕子，但讨论文学的时候，他就叫我朱教授了，打我还是讲师起，他就未雨绸缪地叫教授了——你认为在当下，文学对青年理想主义的建设如何起一种积极的作用？”或者，“朱教授，你认为文学在现在的商业生态下，将如何洁身自爱？”老朱这么问，我真是受不了，憋不住想笑，好像文学是个黄花大闺女，不能被商业坏了贞节。我不愿意坐在家里和老朱讨论这种问题，我情愿和孟周一起去菜市场，看看莴苣或南瓜，权当“采菊东篱”了，但苏黎红也不乐意我去，她说，就买个菜，也不是上山打老虎，要那么多人干吗？
不单买菜，苏黎红做其他事，也都喜欢和孟周一起。去湖边散步，去超市买日用品——尤其去超市买日用品。苏黎红喜欢逛沃尔玛，那儿的荟食牛奶好，那儿的鳕鱼和蓝鳍金枪鱼好，而且，那儿的购物推车大，大到什么都能装。沙宣洗发露和润发乳苏黎红挑400ml瓶装的，西班牙原产的橄榄油苏黎红挑初榨的，购物推车装满了，去收银台。苏黎红坚持要自己付款，可女婿孟周在呢，怎么能让苏黎红付呢，两人推来搡去，最后当然是孟周赢了。
如果我在，他们推搡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别这样好不好，太难看了！我在孟周的身后嘀咕。孟周听见了，看一眼周围，然后面红耳赤地把钱包收了起来。苏黎红于是自己付了。
后来苏黎红就再也不让我跟着他们了。她对郝伯伯说，朱小燕这个小蹄子，坏着呢。
苏黎红总说我坏，这坏，主要是和郝伯伯的女儿郝敏比较而言的。郝敏和我是中学同学，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就去一家酒店上班了。苏黎红一度总拿这个讥讽陈阿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女儿会打洞。因为我，苏黎红成凤了，而陈阿姨，成老鼠了。陈阿姨无话可说，灰头土脸，在酒店当服务员的郝敏，自然不能和考上北大的朱小燕比，两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苏黎红和陈阿姨呢，也因此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以至郝伯伯，对陈阿姨的表情，也有恨其不争之意了。仿佛郝敏做服务员，是陈阿姨的错。如果他当年娶的是苏黎红，那么，他也能生一个考北大的女儿了。可不是吗？一个读《红楼梦》的妈，才能生一个考北大的女儿。而整天在厨房包馄饨的陈阿姨，哪怕把馄饨包得像一朵朵栀子花（这是老朱的比喻，老朱说陈阿姨的馄饨包得像栀子花），也只能生出做服务员的女儿来。
那几年，我着实让老朱和苏黎红很风光的。老朱因此更爱往外跑了，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而苏黎红，那段时间也开始降贵纡尊地去小区花坛那儿，当然不是为了跳扇子舞，而是为了和那群跳扇子舞的老妇们谈论北大和朱小燕，“北大的食堂也不怎么样呢，我家燕子都吃瘦了。”“北大离圆明园可近了，就隔着一条路，抬脚就过去了，跟后花园一样。”“北大的未名湖真是大，烟波浩渺的，站在北边，不眯了眼，都看不到南边。”老妇们听不得苏黎红这么说，就一个学校里的湖，能大到哪儿去？还浩渺？但小区里的老妇们，没一个去过北大的，老妇们的儿女，也没一个考上过北大的，所以只能由了苏黎红在那儿胡嘚瑟。但陈阿姨有时还是忍不住冷嘲热讽几句，“你家燕子本来就瘦得麻秆儿一样，再瘦，不是没影儿了？”“圆明园有啥好看的？被火烧得就只剩下几个石头墩子，还后花园呢，压根儿没有像样的花，只有草。”陈阿姨其实没去过圆明园的，但看过圆明园的电影呢。苏黎红懒得搭理陈阿姨，没有共同语言。“就她那种粗壮身材，怎么能懂弱不禁风之美？我家燕子，怎么是麻秆儿？明明是林黛玉的体格，‘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就她那个素质，也就能看个金碧辉煌，怎么能懂残垣颓壁之美？”回到家她蹙了眉对老朱抱怨。老朱和陈阿姨的关系很好，本来不想在背后说陈阿姨的坏话的，但在朱小燕和圆明园的问题上，他也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苏黎红这一边的。“就是，我家燕子，怎么是麻秆儿？”“就是，陈慧芬那个女人，怎么能懂残垣颓壁之美？”老朱慷慨激昂地附和着苏黎红。
苏黎红呢，在那段日子里也真心实意地维护着我。
但我的好以及“弱不禁风”之美，很快就被郝敏十分结实的好取代了。郝敏在酒店一直进步，升组长了，升领班了，升大堂经理了，她简直像一株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她每往上蹿一节，陈阿姨就要春风满面地到小区花坛那儿去高调发布一回，小区的老妇们也很配合地祝贺一回。苏黎红从不参与这种祝贺，有什么好祝贺的呢？不就是组长吗？不就是领班吗？不就是大堂经理吗？再怎么升，格局也不高，最多也就是鸡犬升天的性质。酒店福利好，经常发东西，金华火腿，南京板鸭，东北榛蘑，郝敏拿回一样，陈阿姨就到小区花坛那儿十分细致地描述一样。板鸭蒸豆腐如何如何，榛蘑炖鲫鱼又如何如何，陈阿姨描述的时候，如果苏黎红也在，苏黎红就不说话，只酸酸地笑，是那种带有揶揄意味的酸笑。
榛蘑炖鲫鱼而已，被陈慧芬描述得像《红楼梦》里的茄鲞一样繁复高级。
苏黎红看不上，这个女人，真是没见过世面。
虽然看不上，但苏黎红还是心情不好了。
苏黎红的心情不好，自然是我的过错，我后来一直乏善可陈。苏黎红也不能总说北大的未名湖，也不能总说圆明园，说多了，不但小区的老妇们厌，即使苏黎红自己，也厌。北大毕业且在大学任教的朱小燕，都以为要前程似锦的，没想到，大学竟然“锦”不过酒店，郝敏的月薪一直比我高，而且还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我的月薪，犹如苏黎红下颌部的龋齿，苏黎红只能含而不露。老妇们试探苏黎红，你家燕子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月拿不少吧？苏黎红假装没听见，很清高地缄默着。有的老妇点到为止，不问了；而有的老妇会“宜将剩勇追穷寇”，又十分执着地提高了声音问，你家燕子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月拿不少吧？
她们大概也知道我工资低的，看我回家时的寒碜行头就知道了，她们都不用认真看，只觑一眼，就八九不离十了，这方面她们很有人生经验的，可以说洞若观火，但她们还是想听苏黎红自己亲口说，这样才过瘾！谁叫苏黎红当初那么爱说北大的未名湖呢。
燕子一个月拿多少，我哪知道？我们从来不谈这个的。苏黎红嗤之以鼻。
庸俗！回到家，苏黎红气急败坏地对老朱说。
老朱也觉得她们庸俗。
女人庸俗点，老朱本来觉得没什么不好，老朱年轻时很向往风花雪月的女人，女人只要拿本书，在校园某个角落一坐，或微雨时袅袅娜娜地绕湖走一圈，老朱立刻就觉得她“美得像画一样”，当年他就是这样爱上孤芳自赏的苏黎红的，但和苏黎红过了多年婚姻生活之后，老朱对女人的看法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喜欢庸俗的女人了，认为一群女人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讨论庖厨之事，叽叽喳喳地东家长西家短几句，很美好，很有生活气息。
但她们不能庸俗地谈论朱小燕，一庸俗地谈论朱小燕，老朱就不觉得庸俗好了。
有些东西可以用价钱来比较高低的，比如上海青和黄芽白，比如鲫鱼和鳜鱼，但有些东西不能用钱来比较，比如朱小燕和郝敏。在老朱那儿，朱小燕在大学就是白干，一个子儿也不拿，也不是在酒店当领班的郝敏之流能比的。
这观点，苏黎红理论上也是同意的，虽然同意，但还是艳羡陈阿姨家的榛蘑及其他，还是嫌弃我的穷酸。
苏黎红第一次和老朱来师范大学看我时被我宿舍的破败吓了一跳——我那时刚分到学校，住单身教工宿舍，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和一个哲学系的女老师合住。房间的斜对面是老鼠出没的水房和臭气熏天的厕所。“在这种地方，你怎么还能读书？”苏黎红觉得不可思议。读书是要讲究意境的，要情景交融，所以林黛玉读《西厢记》是在沁芳闸。“你能想象林黛玉坐在厕所对面读西厢？”苏黎红问我。
我不能。住在潇湘馆的林黛玉，确实不能坐在厕所对面读西厢，那不像话。我甚至不能想象林黛玉这种人会如厕。但我不是林黛玉，我是朱小燕，朱小燕是可以坐在臭气熏天的厕所对面若无其事地读书的。
苏黎红后来再也没来过我宿舍，她甚至也不怎么愿意我回家。每到节假日，老朱会在电话线那端下饵，他是钓鱼的老手——燕子，回来呀，我给你包荠菜虾仁饺子；或者，燕子，回来呀，我给你做米粉蒸猪肠。我爱吃荠菜虾仁饺，我也爱吃米粉蒸猪肠——特别是米粉蒸猪肠，我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它差不多隔段日子就让我生出类似于某种乡愁般的情感。所以老朱一说这个，我就像他垂钓的池塘里的鱼一样，蠢蠢欲动了。而且，我也知道，老朱想我了。我这个人，平时感情上是颇冷淡的，按后来孟周的批评，有些薄情寡义。但其实也有心软的时候，虽然不习惯主动表达情感，但别人一旦“投我以木桃”了，我一定会“报之以琼瑶”的，我总是受不了别人的好。但苏黎红说，燕子，你还是省省吧。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为了猪肠？——苏黎红不吃猪肠的，平时不让老朱做，嫌有味儿。这也是老朱希望我回去的理由之一，只有我回去了，老朱才能师出有名地做这道菜。
我同宿舍的哲学系女老师每个周末都回去的，不回去不行，她妈妈生气。翅膀就硬了？她妈妈总这么说，又柔弱又专横。哲学系女老师烦死了。你妈多好，体恤你，她说。
我无语。苏黎红的所谓“体恤”，也只有我懂。
有一回表哥结婚，我特意请假去吃喜宴，我本来很讨厌喜宴这种活动的，我不善于觥筹交错的应酬，一到那场合，我就显得特不自在。但这个表哥和我关系很好，差不多是青梅竹马，所以不能不去的。苏黎红一直脸色不好，我不明所以。临出门去酒店了，苏黎红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之后问，你就这样去酒店？
这样怎么了？
苏黎红努努嘴，说，你自己照照镜子。
玄关那儿就有镜子。我抬头。牛仔裤，灰黑色套头毛衣，毛衣还有些旧，松松垮垮的——镜子里一看，是有点儿寒酸呢！
后来我就不怎么回去了。
没意思。
我其实一年也见不着郝敏一两回。但郝敏的事，我总会知道的。苏黎红会以她的方式告诉我。郝敏越来越窈窕和华丽了——也奇怪，陈慧芬那样粗壮的女人，怎么能生出郝敏这样窈窕的女儿？郝俊买房子了，也在“春江花月”呢，和鸿鹄一个小区，首付就三十万，郝俊一个小邮差，怎么拿得出三十万？都是向郝敏借的——说是借，其实哪会还？这是陈慧芬在帮儿子算计郝敏呢。你郝伯伯和你陈阿姨四月份去日本京都了，是郝敏出钱请他们去看樱花喝清酒吃寿司呢。陈慧芬那样的女人，还看樱花，看油菜花还差不多！附庸风雅呢！暴殄天物呢！
我好笑。陈阿姨为什么不能看樱花？难道看花还分人？什么女人能看樱花，什么女人不能看樱花，只能看油菜花？
你不认为陈慧芬那个女人和樱花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吗？
什么意思？难道陈阿姨和樱花风马牛不相及，她苏黎红就和樱花风马牛相及了？
可惜，我不能像郝敏那样请她去京都看樱花。
苏黎红的重点，其实也在这里。她批评陈阿姨不过是顺便，批评我才是她说这些的真正用意。
我不爱听这些。
我没有郝敏那么阔绰——就算有，我也不会请苏黎红去京都看樱花，看家门口的桃花不好吗？喝家乡的米酒不好吗？为什么一群老人要戴了小红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跟着导游叽叽喳喳坐飞机去日本？
老朱也这么说。那个清酒，有什么好喝的？酸溜溜，又甜兮兮的，像兑了糖水的米醋。如果要喝醋，为什么去日本呢？去山西不好吗？——郝伯伯回来时，给老朱带了一瓶清酒的。
附中食堂前面不是有两株樱花吗？皱巴巴的，哪里有桃花好看？有的话，《诗经》里就没有《桃夭》了，而是《樱夭》；陶渊明呢，也不会写《桃花源记》了，而是写《樱花源记》。
那个什么寿司，不就是饭团吗？我钓鱼就用它呢，把饭捏巴捏巴，就成寿司了？搞半天，我们池塘里的翘嘴白，原来吃的是寿司呀。
我知道老朱是为了帮我。他也听懂了苏黎红对我的批评和暗示呢，所以就用插科打诨的方式，替我解围。这简直是犯上了。苏黎红是不习惯老朱犯上的，老朱在她面前，妇唱夫随了大半辈子，现在为了朱小燕，竟然不随了，不仅不随，还唱起了反调。这怎么可以？苏黎红不禁凤颜大怒，指着老朱的鼻子对老朱说，朱仲春，你别和我过了，你去朱小燕家，和朱小燕过得了。
苏黎红经常这么威胁老朱的，在我和孟周结婚之前，还住在师大乌漆墨黑的青年教工楼时，苏黎红动不动就对老朱说，朱仲春，你别和我过了，你去朱小燕家，和朱小燕过得了。
老朱不当真。他怎么能去和朱小燕过呢，他要和苏黎红白头偕老的，这是誓言，当初他向苏黎红求爱时，很郑重地保证过的，要一辈子对苏黎红不离不弃。虽然苏黎红不稀罕，“谁要你不离不弃？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老朱哪儿也不去，他去了，苏黎红怎么办？家里的卫生怎么办？阳台上的那些植物怎么办？
有一年，他去省教育局参加一个培训，也就一个月，回家一看，阳台上的植物枯死了一半，苏黎红呢，因为整天就着腌萝卜皮吃水泡饭和西红柿面条，也已经“人比黄花瘦”了。
他心疼得不行。花了足足一个月才把苏黎红调养过来。老朱自己清瘦得很，但他习惯看苏黎红珠圆玉润。
人和植物是一样的，各有各的体态。有些植物，比如兰草，只能瘦，瘦了才好看；而有些植物，比如牡丹，只能腴，腴则好看则健康荣华。兰草腴了，或牡丹瘦了，都不行，有违自然界的规律。
这是老朱多年养人养花的理论。我们家，苏黎红和朱鸿鹄，属牡丹类；而我和老朱，属兰草类。牡丹瘦了，不好看还在其次，关键是不健康了。苏黎红如果不健康了，那就要了老朱的命。
所以，老朱是不怎么出远门的。
但有段时间他跑省城比较频繁——他在省城有不少大学同学，某个同学因为某事，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张罗同学聚聚。老朱就兴高采烈地来了。来看老同学，也顺便来看看你，老朱说。来之前，他会去小区外的池塘垂钓上半天。那个池塘里有一种叫翘嘴白的野生小鱼，身体滚圆，刺少肉多，用菜籽油煎了，加姜蒜，加豆豉和小米椒，我特别爱吃。老朱装上两饭盒，再炖上一钵山药红枣汤——鱼带给我，而汤是留给家里的苏黎红的，万一那天老朱没能赶回去，要在省城住一晚，他怕苏黎红又只是就萝卜皮吃水泡饭瞎对付几餐呢。
我后来才知道，老朱那段时间来省城其实还有别的目的。那就是受苏黎红之命，来给我找对象，苏黎红怕我嫁不出去。老朱于是来省城拜托同学给他“才貌双全”的女儿找一个“才貌双全”的结婚对象——这两个“才貌双全”，是老朱自作主张加上去的，苏黎红压根儿没这么说。苏黎红可不认为我“才貌双全”。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当然增加了难度，“才貌双全”的男人那是凤毛麟角，而我已经二十八了，基本算剩女了，剩女按说是不应该再挑三拣四的。但伯伯阿姨们看在老朱的面子上，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煞费苦心地给我安排了很多次“自然而然”的相亲（这也是老朱的要求）。老朱怕我反感相亲呢。我于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相了许多次，且一次也没有被相中。那些“凤毛麟角”见了我之后，都纷纷找借口婉辞。这事让老朱颇受打击，也迷惑。他的燕子明明就是“才貌双全”嘛。后来孟周老拿这事取笑我。喂，“才貌双全”，我袜子在哪儿？喂，“才貌双全”，把桌上那本书递给我。我气得要命，因为老朱，我无辜地有了历史污点。
其实那时我已经有了恋爱对象，就是孟周。他也住在青年教工楼，我的隔壁。我住厕所斜对面，他住厕所正对面。我们两个都是在臭气熏天的环境里还能安之若素读书的人。他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注意上我的。我呢，也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注意上了他。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心意，但我们谁也不想先开口。“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鹬说。“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蚌说。你们就像那鹬蚌相争里的鹬蚌，都等着对方开口。我房间里的哲学系女老师说。要不是她某天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指头把我们的窗户纸戳破，天知道我们还要僵持多久。
对于孟周的出场，苏黎红和老朱的反应大为不同，苏黎红认为是峰回路转是柳暗花明，而老朱觉得不过尔尔——“尔尔”后来成了孟周的绰号，每当孟周嘲笑地叫我“才貌双全”时，我就叫孟周“尔尔”。“才貌双全”，给我倒杯水。
你自己没长手吗？“尔尔”。
苏黎红一直和朱鸿鹄更合得来。朱鸿鹄性情温柔，说话像女孩子一样轻声细气，从小到大，几乎没有顶撞过苏黎红。他书读得不好，高考只考了个专科学校，那是一所当地陶瓷学校。我们这个小镇的孩子，成绩不好的大都上这类职业学校，学门手艺谋生的意思。有的学陶瓷机械，毕业后进陶瓷厂当个车工或铣工；有的学陶瓷拉坯，毕业后进陶瓷厂当个拉坯工人；有的学陶瓷美术，画花鸟虫鱼，或萝卜白菜，毕业后进陶瓷厂或私人作坊当画工，画一只碗碟两块钱，画一只花瓶四块钱，然后拿着这微薄的工钱结婚生子开始过艰难辛苦的人生。老朱以为朱鸿鹄会是这样的，他没指望朱鸿鹄能有什么出息。要出息也是北大的朱小燕出息，轮不上专科生朱鸿鹄的。老朱按他中学老师的逻辑这么想。但世上的事，最不好说的，尤其是生物，它总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中。你以为会繁花满枝，结果却光秃秃的；你以为光秃秃的，结果却繁花满枝——这也是世人能兴头十足地活下去的原因。说不定呢，说不定在某个时辰，自己光秃秃的人生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呢。朱鸿鹄就这样。他毕业后先在老师的作坊里做事，做了两年，一个师兄就偷偷邀他出来自己干。师兄说，一个茶壶，我拉的坯，老师付我五块钱；你画的画，老师付你五块钱，你知道他卖了多少钱？五百！朱鸿鹄不知道，他只知道茶壶底下有两个朱红色的字，清风。那是老师的艺名。但茶壶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老师没沾一个指头的，最后却是老师的作品，这让朱鸿鹄感觉有点儿不舒服。他们于是出来自己开了个小作坊，专做茶具，茶壶茶碗茶碟茶托。师兄拉的坯简单得很，有一种古代的朴拙；朱鸿鹄画的画，也朴拙。总是一个童子，或几个童子，在烹茶，或嬉戏，边上是一棵树，或几棵树，树下是几片风吹落的花瓣或树叶。他总画这个，几乎不变，最多在童子的头上扎个鬏儿，或衣衫弄出些花样，或者把边上的那棵树由芍药变成海棠或石榴。就这么一成不变的图，后来竟然卖到日本了。有个名古屋的日本商人，来小镇旅游，看上朱鸿鹄他们的茶壶茶碗了，喜欢得不得了。朱鸿鹄的事业就这样做起来了。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业，但至少丰衣足食了。他结婚后买了房，在外面过自己的小日子。苏黎红偶尔过去看看。所谓“偶尔”，是大概一周一两次的频率。这让马丽有点儿不高兴——那时我的弟媳还不是米宝，而是马丽。马丽是朱鸿鹄低两届的师妹，也是学陶瓷美术的。她的画风和朱鸿鹄的不同，朱鸿鹄画风朴拙，她的画风妩媚，就是一只猫一只狗，她也能画出万种风情来；几枝蒹葭几片花瓣，她也能画出无边风月来。她画的茶具，在市场上卖得很好，特别迎合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审美趣味——就是那些喜欢读《情人》和《失乐园》的都市妇女，她们到我们小镇旅游时，一看见马丽的茶具就爱不释手了。苏黎红也喜欢马丽的茶具的，但她不喜欢马丽，“画如其人”，苏黎红这么对老朱说。苏黎红觉得马丽太轻浮了，动不动就在男人面前笑得花枝乱颤，还抽烟——这一点，老朱也不喜欢，虽然不喜欢，老朱还是尽量去理解马丽，马丽是搞美术的，是艺术家呢，所以在生活方式方面，出格些，也无可厚非的。但苏黎红不想这么理解马丽，不就是画些花呀草呀阿猫阿狗吗，幼儿园小朋友都能画呢，怎么就成艺术家了呢？怎么就可以抽烟呢？但苏黎红不当面批评马丽的，这不是苏黎红的方式，苏黎红是有教养的人，不当面批评外人的——虽然马丽已经和朱鸿鹄结婚了，但苏黎红一直把马丽当外人的，她客客气气地对马丽，什么也不说。但她在朱鸿鹄面前却什么都说，她和朱鸿鹄本来就是那种什么都说的母子关系。有时含蓄地说，有时也不那么含蓄地说。但她尽量做到有教养。她不是一般的小市民婆婆。朱鸿鹄总是不置可否，十分温柔地听着。她每回去朱鸿鹄那儿，母子俩都要坐在阳台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几个小时，他们都是轻声细气说话的人，这在马丽看来，几乎就是窃窃私语了。有时苏黎红还会让朱鸿鹄陪她去散步，苏黎红是喜欢散步的，朱鸿鹄家边上，有一条特别适合散步的迤逦小路，两边都种了凤尾兰，那种开绿白色铃铛般花朵的植物。马丽不高兴。她是艺术家，艺术家都是喜欢表达感情的，一开始她还只是用脸色表达，苏黎红一来，她就拉脸。马丽脸长，一拉脸，就成“马脸”了，苏黎红回来这么对老朱说。老朱让她少过去，“你何必呢？要坐了公交车去她家看脸色？”“怎么是她家呢？明明是我儿子家。”苏黎红依然我行我素地一周去他们那儿一两次。马丽于是用更直接更激烈的方式表达感情了，苏黎红和朱鸿鹄一坐到阳台上轻声细语，马丽就在她的画室里折腾出各种哐里哐当的声音。有一次，她还摔了一个青花茶托，那个茶托是某个私家会所订的作品，她画了近一个月呢。真是舍得，真是败家。苏黎红说。朱鸿鹄没说什么，进去很仔细地把碎片收拾了。
应该说，朱鸿鹄那次离婚和苏黎红有很大关系的，虽然苏黎红自己不承认。她做了什么吗？就算偶尔会和朱鸿鹄谈论谈论马丽，那也是用谈论《红楼梦》里的人物方式，是品评，不是挑拨。她没有破坏他们夫妻关系的意思。她是说过马丽在男人面前——尤其在朱鸿鹄的师兄面前，笑得太灿烂，灿烂到了不体面的程度，但她也没有影射的意思，也就是批评她行为举止不端庄而已。她从来没有说过要朱鸿鹄离婚的话。就是到最后，苏黎红还想和马丽郑重其事地谈一谈，试图挽回他们的婚姻。但马丽根本不想和她说话，马丽连看也不看苏黎红一眼。马丽只是咬着她的瓠犀之齿对朱鸿鹄说，你为什么娶我呢？你应该娶你妈！娶你妈！
这种乱伦之言也可以说得出口的女人，离了有什么好惋惜的？苏黎红说。
朱鸿鹄那时还年少，结了又离了之后，也不过二十五岁。
老朱倒是唉声叹气了一些日子，但朱家没有谁会在意他的唉声叹气——他那个人，家里死盆植物，也心疼得要唉声叹气好几天的。
这事我从头到尾也没插一句嘴，轮不上。我那时还没结婚呢，还没过过婚姻生活呢，有什么资格对朱鸿鹄的婚姻发表意见？
就是结婚了，我也不会对朱鸿鹄的婚姻发表意见，那是他和苏黎红的事情，和我不相干的。
马丽的好，是后来对比出来的。朱鸿鹄在离婚一年后，又结婚了，和顾菡萏。
苏黎红一开始对顾菡萏真是很满意的，因为顾菡萏的家世。顾菡萏是名门闺秀，她在楼下小区花坛那儿这么对那些老妇们说。菡萏是什么名字呢？老妇们搞不懂。我们小区的女孩子，从没有这么生僻的名字。苏黎红耐心地和她们解释，“菡萏，就是荷花的意思，《诗经》里来的，‘彼泽之陂，有蒲菡萏’。”——苏黎红特意查过出处的，所以能引经据典。老妇们恍然大悟，菡萏就是荷花呀！荷花就荷花呗，叫什么菡萏？装神弄鬼的。她们后来说到朱鸿鹄的老婆顾菡萏时，总是叫“顾荷花”的。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见你家顾荷花？莫非你家顾荷花怀孕了？在家里保胎？她们这么问苏黎红，带着有意无意的嘲弄。苏黎红真是无语。和这一群庸俗的老妇，真是没有半句共同语言的。
顾菡萏的父母，都在出版社工作，父亲是出版社的副社长，母亲是出版社的主任编辑，都是文化人。苏黎红虽然平时也以文化人自居的，但和顾菡萏的父母坐在一起喝了一次茶吃了一顿饭之后，她不得不承认，文化人和文化人也是不一样的，方方面面不一样，包括对人的称呼——苏老师，第一次他们两家在“江南”正式见面，顾菡萏的妈妈这么称呼苏黎红，她不叫亲家母，而叫苏老师，之后一直都这么叫的，即使在朱鸿鹄和顾菡萏结婚后，她和他们见面也还是“苏老师”“朱老师”地叫，很客气的。从头到尾——苏黎红后来细想起来，他们之间从没有用过“亲家”这个称呼的。
这是不是一种征兆？
但苏黎红当时觉得很好的。“苏老师”，叫起来多有文化！多有腔调！而“亲家母”“亲家公”，算什么呢？小区的那些老妇们，每回聚在一起议论儿媳妇家的事情时，总是“我那个亲家母”“我那个亲家公”。人又不是螃蟹，称谓里还要带出公母？真是俗，俗不可耐。
称谓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文化背景的。
顾菡萏之所以叫顾菡萏，不叫顾荷花，就因为她是名门闺秀。就如《红楼梦》里林黛玉会叫林黛玉，不会叫林黑玉。虽然“黛”就是“黑”的意思，但曹雪芹绝不会让林黛玉叫林黑玉。
老朱是颇不以为然的。不就是出版社吗？不就是出版社的副社长吗？不至于就“名门”了。但林黛玉和林黑玉之间名字好像是不好互换的，一换，就成了另一个人了。
当然，除了家世，苏黎红对顾菡萏的其他方面，也满意得很，比如顾菡萏的长相。不是说顾菡萏长得好看，顾菡萏其实没有马丽好看，眼睛没有马丽的大，眉毛也没有马丽的长，腰身也没有马丽的细。但马丽眼睛太大了，眉毛太长了，腰身太细了，过犹不及。而顾菡萏没有“过”，也没有“不及”，什么都长得正好，端庄得体，落落大方，一看，就是有出处有来历的长相。
还有顾菡萏的知书达理。苏黎红和朱鸿鹄坐在阳台轻声细语的时候——苏黎红还是“偶尔”会去朱鸿鹄那儿的，因为喜欢顾菡萏，所以“偶尔”得更频繁些，从一周一两次，到一周两三次，老朱钓到了野生鳜鱼，或做了朱鸿鹄爱吃的南瓜饼，或腌了顾菡萏爱吃的橘子皮——自从顾菡萏夸过老朱腌的橘子皮好吃，苏黎红隔些日子就会让老朱腌上一回的。这种时候，顾菡萏的表现就很“名门闺秀”了，和马丽完全不同，她会先陪苏黎红和朱鸿鹄在阳台上坐一会儿，也就一小会儿，问问苏黎红的身体，问问老朱的身体，有时还会再问几句在省城的姑子——也就是我的情况，之后就会起身去书房了，“不好意思，妈妈，我还有点儿事情，你和鸿鹄聊。”这是体恤了，为了让苏黎红和朱鸿鹄聊些私房话，母子之间，总有些私房话的吧。
真是有教养！苏黎红这么夸顾菡萏。
但顾菡萏的“有教养”也就持续了一年，一年之后，顾菡萏的“有教养”就变成了阴险，苏黎红在电话里义愤填膺地对我说，“燕子，没想到，我真是没想到，顾菡萏是这么阴险的女人。”
顾菡萏怎么阴险呢？
她唆使朱鸿鹄一起住到了她父母家！
由头是她妈妈的一场大病——后来苏黎红知道，这完全是阴谋，一个他们顾家人处心积虑策划的阴谋。因为顾菡萏妈妈的所谓大病，不过是急性阑尾炎，一个小手术而已，顾菡萏和朱鸿鹄过去照顾了他们几天——这个当时苏黎红也是赞成的，顾菡萏是独生女，这种时候责无旁贷，没想到，之后他们就住下了，不回来了。这事顾菡萏是先斩后奏，他们都已经搬家了好几天，才打电话对苏黎红说，妈妈，鸿鹄和我决定住到苏圃路来，苏圃路生活更方便些。
顾菡萏不说住到了她父母家，而说住到了苏圃路。而且，还是“鸿鹄和我决定”。
苏黎红这下子真是领教了“名门闺秀”的厉害！
苏黎红不信朱鸿鹄会做这个决定，偷偷打电话问朱鸿鹄，朱鸿鹄细声细气地说，住她父母家，是方便些。
这个苏黎红也承认。顾菡萏父母家房子更大，一百八十平方米呢，还是复式的，楼上楼下都有洗手间，家里还有个大院子，他们家的保姆，在院子里种了好些有机蔬菜，蕹菜、丝瓜、芋头，什么都有。顾菡萏的妈妈说，现在外面的菜都有农药呢，还是吃自家种的有机蔬菜好些。
苏黎红再也不能“偶尔”去朱鸿鹄家了。
那也不是朱鸿鹄的家了。之前苏黎红不看马丽的脸色，说，“那怎么是她家呢？明明是我儿子家”，现在苏黎红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了，说不出口。
你儿子这是入赘了吗？小区的老妇们讨厌得很，故意这么问苏黎红。
苏黎红的心口痛又犯了，躺在藤椅上不吃不喝，老朱熬了糯米芝麻南瓜粥——这是治苏黎红的偏方，每回苏黎红犯病，不论什么病，心口痛、感冒，甚至眼睛酸痛，只要一喝老朱熬的南瓜粥，就不治而愈了。老朱因此很得意，在郝伯伯面前吹嘘，我的南瓜粥，是不是比荣国府里的人参还厉害？郝伯伯说“是是是”，但陈阿姨在一边听了直冷笑，你家老苏——郝伯伯叫苏黎红，从来都是“小苏”“小苏”的，陈阿姨最不爱听。每回郝伯伯“小苏这”“小苏那”时，陈阿姨都要纠正他，什么小苏，肉麻不肉麻？都六十多的人了，早就是老苏了，老苏。陈阿姨从不叫小苏，陈阿姨逮着机会就会“老苏”“老苏”地叫——你家老苏，本来生的也就是南瓜粥相思病，你这是对症下药，能不好？老朱打着哈哈，他知道陈阿姨在说苏黎红没病装病呢。
但这一回比荣国府的人参还厉害的糯米芝麻南瓜粥也不管用了。苏黎红压根儿不张嘴，只是蹙了眉，用两手摁住胸口，一副“西施捧心”的样子。
老朱这下慌了，苏黎红连南瓜粥也不吃的话，那就是真病了。老朱吓得赶紧给朱鸿鹄打电话。
朱鸿鹄马上就来了。对朱鸿鹄来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苏黎红重要的。
朱鸿鹄在苏黎红的藤椅前坐了几小时，这才把苏黎红的心口痛略略坐好些。
之后苏黎红心口痛的毛病隔三岔五就要犯上一回了，朱鸿鹄呢，隔三岔五也就要过来一回。
他后来买了车，一辆大众途观，原野红的SUV，从苏圃路开到我们家，也就二十多分钟。
老朱对我说，你妈这一招，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
我听了好笑，也就一年半工夫，“名门”就成“夷”了。
对朱鸿鹄既成事实的入赘，老朱想必也是有些耿耿于怀的。
所以他对苏黎红的心口痛就配合得很，两人演双簧一样默契，每次苏黎红一做出“西施捧心”的动作，老朱就赶紧用忧心忡忡的声调给朱鸿鹄打电话。
苏黎红这么频繁地“生病”，顾菡萏自然不高兴，不高兴她也不表现出来，或者说她不会以马丽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拉下“马脸”，或者哐里哐当地摔碎自己辛辛苦苦画了一个月的茶托。她不会做这一类的无聊事情，她是“名门闺秀”，就是不高兴了，也还会礼数周全地买了同仁堂的燕窝和柏子养心丸让朱鸿鹄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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