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承灏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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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的大朝代：13681398的政治困局与人性解读试读：
自序：走出历史的迷局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如此开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段看上去隐约有智者的思辨在其中闪烁的话，其实细究起来，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句话作为一顶帽子扣在任何一个过往时代的头上，都不会觉得言过其实。因为是过往，所以我们做任何推断性的报告都是可以达成谅解的。夏日的暑气在渐凉的秋风中还未消失散尽，立于淮水岸畔翘首东望，凤阳近在咫尺。安徽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幼年、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我的故乡直线距离不足二十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深入凤阳腹地，漫步于村落、田野，驻足于明中都皇故城、皇陵、鼓楼、龙兴寺（皇觉寺）等遗址，那些被时光摩挲的雕梁画栋早已不复昔年神韵。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故纸堆里翻翻拣拣，让不惑之年的我越发困惑。很多时候，对于历史表象背后的行为逻辑总是感到无从把握。难以计数的历史记载，使得那些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命运如同一个个孤立的点，难以将它们捏合成型。就拿朱元璋来说，在封建王朝的绵延长河中，没有一个帝王能够像他和他所建立的王朝那样，展示出与这个民族如此契合的历史况味和人性的复杂与诡异。每一种解读，都像是在解读我们自己。一列车飞驰，城市从我们眼前像水一样向后洇去。很多时候，消失的又何止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抬眼看时，我们眼睛所见的只是这一瞬，与下一秒钟无关。火车的位移让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不堪一击。眼见不为实，耳听也不为虚。眼睛看见的，耳朵听来的，不过是时间大厦的碎片。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记忆模块占有了其中的零光片羽，就说这座大厦原来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每天都在打量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怕一眨眼错过了什么。我们会惊叹于某条路上开满了花朵，惊叹那么多的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可直觉告诉我们，那是时间一寸一寸筑垒起来的，而恰好这一刻你路过。就像人的心病，是靠情绪的尘埃一粒一粒积攒起来的，与星座和家族病史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在时间里消失了，如同水融入了水。你不能说，你写的是历史。你只能说，你写的是当下，是这一刻。风吹过的大地，卷走了在时间里凋零的花朵，也卷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常命运。我曾经尝试着走进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想要更多层面地展示一个王朝的前行历程，一个民族的精神困惑。可最后发现所有的近距离，都无法抵近历史那秘而不宣的核心地带，这不免让人好生泄气。除了那些早已消失无影的当事者，其他任何人的视角都带有限制性。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时间，以及在时间里消失的人和事。望着暮色苍茫里的古战场，看着貌似庄严的旧宫殿，仿佛能听见久远的喧嚣在时间的深处魂不守舍。这是历史吸引我们的神秘力量，让人穷追不舍，又让人徒劳无功。这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感觉，俯瞰苍茫大地，突然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布满了各种交集后又散开的曲线，像一盘无法掌控的棋局，所有人的命运都可能会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来一场多米诺骨牌似的改变。我不是一个爱拿历史随便开玩笑的人，一个连本民族历史都谈不上尊重的人，还能指望他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所馈赠吗？泡在泛黄的古籍堆里已经有些年月，很多时候还是会被一些看上去简单得接近于弱智的问题深深困扰。比如说，自己会在文思泉涌的某个时刻突然停下来，向精神层面的另一个自己发问：什么是历史？你写的这些东西是真相吗？另一个自己就会反诘，你生活于当下，连当下的万象百态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凭什么去向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一群容易遗忘的人索取过往的真相？博尔赫斯说：“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往事并不如烟，真相绝对不是书写的真正目的，人性才是。时间是拨弄人性的那只手，人性是吐纳时间碎片的机器。与古人对话何其荣幸，我多么希望在自己的文字里，不只有袖手观棋的理性，更有扬眉阅世的感动，毕竟历史并非单纯的始于事，止于事。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将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做标本研究，倒也未必真能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不如将那些人和事置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围绕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盲点也许就容易被衬托出来了。于是我便将自己探究的目光做了一些适当的放大，我深信，阳光之下确实并无新事。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往事，是一群人又一群人的集体往事，而在这往事的经纬度上曾经寄生过数以亿计的血肉灵魂。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往事与当下的自己无关联，反而会在我们沉浸往事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参与过的那些时间，在穿越大脑皮层的时候依然是鲜活的。一个人无论离开自己记忆的那段历史有多么久远，对于个体而言，自己的往事永远是经过冷冻保鲜处理的，而模糊和消失的过往只是相对于时间而言。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已经消失的时间能够重现于眼前，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复活”。过去了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昔日重来，更不可能搬进实验室进行解剖后，再去做防腐处理。所谓的历史“复活”，不过是历史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度，而这种相似又不是完全的契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是可以复活的。历史就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又一个点，是一段又一段的往事，它是有生命力的。所谓的消失，只是时间层面上的消失。作为一个历史文本的写作者而言，他的使命就是带领自己的读者去实现那段历史的复活。记得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心理学老师曾经说过一个神秘的词语——“神入”。而这个“神入”就成了我试图复活历史的路径。何为“神入”？神入者，它的简单化的同义词是“换位思考”。其实它不仅限于思考，更是我们感受他人内心体验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你置身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观察历史，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情感、理想、信仰和意图等，并理解历史事件的演绎变化，即“主体进入客体之中去想象客体”的研究活动，从而感悟历史，让“历史”得以“死去活来”。二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元朝末年，有那么多豪门贵族、英雄豪杰蜂拥而起，谁也没有想到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会是要饭出身的朱元璋。有人说，中国历史是个两段论，“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得天下者得民心”。前者告诉当事人如何去实现得天下的理想，后者是说得了天下其他都不是问题，包括民心。有人会问，皇帝，到底干什么？或许朱元璋会告诉你，前半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后半程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更何况没有人比朱元璋更懂“民心”究竟为何物？很多时候，他就是“民心”的代言人。而我在这里告诉你的是，如果朱元璋没有最底层社会的生活经验，没有突破人生底线的黑心与辣手，他朱元璋就不是朱元璋。天下攘攘，求生无门的百姓是最为可怜的一群，土地贫瘠，灾异频仍，沉重的税赋不减反增。总而言之，他们要承担天灾人祸带来的各种压榨。也正因为如此，只要那些投机的造反者开出不纳粮税这一项条件，便可挑动四方纷乱。可造反者终究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当年开出的“均田免粮”也不过是一句蛊惑人心的口号，是获取利益的手段，收敛人心的策略，而不是信仰。求生与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活自己，后者是为他人。新的王朝需要旧王朝的血来祭奠，王朝鼎革之际，不同人的命运便会纠结其中。而在这大开大合的时代背景下，最能窥见人性。一座金銮殿，成了无数造反者的终点，他们打倒皇帝，目的是把自己变成新的皇帝。每一次天崩地裂过后，世界变了，又像从未变过，因为它很快就与前朝完成了一次无缝对接。坐龙椅的坐龙椅，上断头台的上断头台，折腾完自己，又来折腾一个时代。明朝之所以会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标志性时代有它的道理，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存在。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至十七岁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的风云突变，赤贫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将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素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朱元璋统治期间，严厉地打压了整个官僚阶级、地主阶级，恶整了文人、士大夫等，几乎清洗掉整个功臣集团。弄得朝堂内外一派血雨腥风，动辄获罪，社会的中上层每每生活于紧张与恐怖之中。如此剧烈、反复的社会及政治震荡，这是在朱元璋之前的任何时代从未有过的。像刘邦，不过是杀掉了几个异姓王而已；武则天虽然将李唐宗室及其同情者几乎一网打尽，但她也同时提拔了相当一部分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子——在这里，历史就让人困惑了：朱元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呢？不是说他已经完成由农民起义领袖到地主阶级利益代表者的蜕变了吗？但朱元璋时代地主大量获罪破产，且其治国刚猛，反贪的手段和决心又可谓旷古未有；如果说他代表农民，那为什么洪武年间还会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呢？朱元璋对农民、农村的管制又为什么会那么严苛……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与非、好与坏、正与反的问题，单纯的歌颂与批判也是不适宜的，因此对于一个帝王的评价也就不能是千人一面。近年来，朱元璋被人反复拿出来评说，各种声音汇流成河。就好像面对一面白墙，我们的想象力仅限于这是一面白墙。如果有一天，突然闯进一群抽象派涂鸦者，他们将那面白墙涂抹得天马行空。那么同样是这面墙，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我们的推断，我们的想象，也随之活跃起来。这也是为什么，面对那些面目全非的文本记录，我们反而会更容易看清楚所谓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推断更多元，我们的猜测更繁杂，我们的想象也更开阔。中国历史永远绕不开帝王话题，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帝王史。有人说，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可是，皇权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绝对的、没有限制底线的权力，会毁掉一个专制帝王的人生，朱元璋就是典型案例。如果在中国历朝皇帝中间评选劳动标兵，朱元璋应该名列榜首。可是又有几个皇帝能有他那样的精力与毅力，他用一个中国式农民的狠劲儿来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悲惨的童年经历像是一道符咒压在他的人生命数里，让他丝毫不敢懈怠。他怕一懈怠就大权旁落，就豪杰不服，就地方不稳，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对地主富豪的厌恶、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对底层流动性的恐惧，这造成了他的猜忌多疑、残暴嗜血和追求不切实际的“稳定”。他甚至规定，后代子孙必须在皇宫门口和京城各处城门，时刻准备快马刀剑，以便遇险逃脱的急用。朱元璋是创业之君，意味着他要经历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王朝更替和暴力夺权的血腥游戏。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投身其中的人，都要经受炼狱般的心理磨难，每个细节的背后都曾经摩擦产生出人性的火花。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和看待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朱元璋费尽心机所建立的那种血腥的极权统治？也许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元璋拥有那般为所欲为的权威与能量？他的存在究竟给他的王朝，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他执政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目的是为天下苍生缔造一个朗朗乾坤般的理想国。在艰难的前行过程中，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或许还可以这么说，没有这股暗流涌动的力量，朱元璋就成不了朱元璋，那么这股暗流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朱元璋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在结束本书之前，我又一次从凤阳到南京，沿着朱元璋昔日的足迹重新走了一遍帝王成长路。亲手触摸那些在时光里陈旧了的遗迹，让我确信生活曾经在六百多年前来过这里，也让我情不自禁地坠入欲知往事的诱惑之中。在最好的时代行走，在最坏的时代思想。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这块曾经风云际会、战火弥漫的大地上，我就像是一个痴迷的寻宝人在历史的瓦砾中寻寻觅觅，翻翻拣拣。在往事的蛛丝马迹中让久远的回响在心灵中震荡，在天地间复苏。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从中读出人性的幽暗与光辉，读出现实问题之所在，引领我们走出一个时代的迷宫。宗承灏2016年6月14日于北京东直门外一、一个血色王朝的起点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整个应天府（南京）陷入欢乐的海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派张灯结彩的盛世景象。庶民百姓的狂欢毕竟不同于宫廷礼仪的排场，它是整个城市的盛会。在所有的华彩喧闹背后，不光有这座城市的蠢蠢欲动，更有一种继往开来的意味。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皇位近在咫尺，登基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新的“皇历”《戊申（1368年）岁大统历》、新的法律《律令》及《律令直解》业已颁行，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官员朝贺的礼服都已准备齐当。皇帝即位册立皇后和皇太子等的各种仪礼早就起草完毕，包括皇帝登基大典仪仗的各种演习也相当精熟。1.南征：你的信任，我的背叛
皇位是如此近，又是那么远。近，是因为它不再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远，是因为这触手可及的梦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些日子里，朱元璋想得最多的还是即将开门营业的朱姓王朝应该如何开局，如何破题。即将成为新朝开国之君的他，又该为他的朱氏天下定下怎样一种基调，体现出怎样一种继往开来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宁愿我负天下人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岁在戊辰，属龙，真龙天子的龙。中国人历来相信属相与命运有一种内在的牵连与呼应，就连平民社会里的男女姻缘，也要看属相是不是相克，龙虎配是断然不可的，虎羊配也是不行的，鸡狗配往往预示着将来的生活鸡飞狗跳。凡事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里就变得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一个属猪的帝王曾下令全国禁止吃猪肉，一个属狗的帝王也将狗视为自己的同类，屠狗也是要砍头的。朱元璋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当上皇帝，但是他的属相却是龙，于是各种附会也在悄然酝酿之中。等到朕即国家，再小的事也要变成天大的事。进入正月，南京城的大街小巷挂满了各种以龙为造型的灯彩，预示着真龙即将再现，人间从此安泰。就在几天前，朱元璋继吴王位，也就此完成了一个农民向王侯的身份转变（之前他一直没有封王）。为了将自己与张士诚的吴区分开来，朱元璋特地将自己的政权称之为西吴，而张士诚则为东吴。一路走来，朱元璋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一个人要想在权力之路上得到更大的回报，那么就要敢于让自己登上更大的舞台。当此社稷摇晃、山河破碎的年月，想要成为真龙的又岂止他朱元璋一个人。早在他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陈友谅也已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大有因时成事的意思。在拓展领土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面对元军，更要直面这两支军队的前后包夹。当时的陈友谅，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战略地位都处于绝对优势。朱元璋的绝大多数将领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他们都希望朱元璋能够先拿下张士诚，然后再动陈友谅。这种拣好日子先过的心理，也是人性弱点的常态。可是朱元璋在权衡之下，还是采纳了谋臣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击败陈友谅，对张士诚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东面威胁自然而解。朱元璋的这一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就连李善长在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十分不解地问：对方实力如此强大，我们唯恐躲之不及，为什么还要将其引上门来？朱元璋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到刘基那里去问个究竟，我已决定先伐陈友谅。而刘基给出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为了统一战线，刘基甚至向朱元璋谏言“主降及奔者，可斩也”。这种生死存亡间的选择，既考验一个领导者在复杂形势下驾驭全局的能力，同时又能让部下领会他的识人用人之术，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将领敢于亮剑的大无畏精神也会在这时候得到全方位的展现，以此达到激励将士的目的。无论怎样，朱元璋在关键之处选择了最为恰当的战略决策。陈友谅就这样不出意外地走进了朱元璋为他布下的战局，准确地说，这场局更像是朱元璋专门为他挖好的一个大坑，只等其跳进来。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此人渔家出身。他少时读书，略通文义。有一卜者在察看过其祖先的墓地之后说：“日后定会富贵。”或许是这句话冥冥之中给了陈友谅某种暗示，又或许是“富贵”二字的诱惑力太大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搏上一搏。陈友谅曾任县里的小吏，但这并非他的人生终极目标。种种情形表明，陈友谅算得上是一个有胆色出手也足够狠辣的角色，但可惜的是胸襟不够，好搬弄权术。《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簿书掾，也就是文书一类的小官。后来的历史证明，陈友谅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不择手段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狠辣，都超过了他的诸多对手。明代史学家高岱评价此人：“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在一个天崩地裂的纷乱世道，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无非是“胆色”二字，陈友谅所表现出的人性特质让丞相倪文俊像动物般嗅到了同类的凶悍气息。有人赏识，又加上自己的勇猛作风，陈友谅很快就升任为元帅。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联手将太师邹普胜排挤出决策层。等到倪文俊大权独揽后，根本没将天完国皇帝徐寿辉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徐寿辉又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倪文俊只好逃奔黄州，投奔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陈友谅。他希望能够说服陈友谅和自己合作，联手除掉徐寿辉，由自己取而代之。权衡之下，陈友谅临阵倒戈杀了倪文俊，吞并了他的军队，自称宣慰使，随即又称平章政事，就此成为天完国第一重臣。陈友谅先是追随倪文俊，现在又将其杀害，这是集团内部分裂的一个强烈信号。倪文俊在集团中频频制造矛盾，陈友谅将其除掉，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使得军队在抗元理念上能够暂时保持一致。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陈友谅算是为徐寿辉集团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杀了倪文俊后，军队能够迅速恢复元气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陈友谅身上所具有的枭雄本色和特质。无限江山，见时容易别时难。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的一个傍晚，陈友谅再次置集团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以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徐寿辉的脑袋，随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尽管徐寿辉早就将大完国的权力交到陈友谅的手上，自己徒留一个虚名。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寿辉仍然是天完国君权的象征，对红巾军起着号召和团结的作用。陈友谅不停地干着坏事，却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就在所有人还没做出任何反应时，他又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整合到自己麾下。天完国，一个近乎荒唐的“天赐的完美之国”就这样在内部的血腥纷争中消失了。这时候的陈友谅已经膨胀得找不到方向，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纵然黄袍加身，也挡不住手下将士离心离德。五月的江南，正值令人缠绵销魂的梅雨季节。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物候的变化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地里的各色杂草欢快地疯长，这是它们最好的季节，无论温度还是湿度都恰到好处。踌躇满志的朱元璋根本无暇顾及眼前的景象，虽然农家的收获和播种都集中在这个雨季里，但他的心思却放在了陈友谅身上。在经过湖南永州地界时，有些日子没有作诗的他突然诗兴大发，提笔写下“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这时候的朱元璋将陈友谅作为第一攻击目标，借以打破吴、汉建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从而也使自己摆脱了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战略危机。谋略者，往往谋的是人，而不是事。人不同，则事有变。在对付陈友谅的战事中，朱元璋首先遇到的是陈友谅的部将赵普胜。此人本是巢湖水军主帅，后来又投降了徐寿辉。骁勇异常，善施双刀，江湖人称“双刀赵”。为陈友谅攻城略地，立下无数战功。对朱元璋来说，赵普胜的存在已经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既然是绊脚石，那就要想办法剔除。本着对陈友谅的了解，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他量身定制了离间之计。朱元璋放出口风，谎称赵普胜意欲投靠他。陈友谅不出意料地中了对方的圈套，在没做任何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将赵普胜草率地处死。赵普胜的军队在反元战场上是一支劲旅，也是陈友谅的左膀右臂。赵普胜的死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锋的胜负手，一边元气大损，一边实力大增。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自己的头号劲敌，将四分之三的兵力用于西线战事，连克衢州、处州等地。迫使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陈友谅不得不全力与之应战。陈友谅昔日恶行所结出来的恶果，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显现出来。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先后杀死。一支队伍最怕的是人心散了，人心散了，队伍也就离散不远了。还没等陈友谅进一步整合人心，徐寿辉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朗、傅友德等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历史是一个势利鬼，辜负它的人，也终将被它所辜负。不去尽人事，何来天命听？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的将军。丁普朗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极为重义的兄弟。尤其是丁普朗，他对陈友谅背信弃义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让对方血债血偿。后来他在面对陈友谅的军队时，所采用的都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明史》记载：“普郎身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也就是说，在鄱阳湖大战中，此人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他血战到最后一刻，就算是脑袋已经与身体分离，仍保持着手持兵刃，一副要冲上去与人搏命的姿态。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用如此搏命的战法，极大地影响了交战双方的士气。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重回人间。朱元璋刚攻下集庆（南京）时，因为考虑到江左、浙右各郡有可能会被张士诚、徐寿辉的军队占领，所以急令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下镇江。随后，他又派常遇春、廖永安等人自铜陵进取池州。由于各方军事力量之间的博弈呈现一种交织状态，而朱元璋又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军事集团日渐式微。他们不仅没有实力与朱元璋一较高下，也无法做到抱团作战。这几支力量呈品字形将朱元璋包围，方国珍、陈友定占有浙闽交界地区，陈友谅占据与浙东接壤的江西州郡，而张士诚则占据浙西一带。拿下太平后，陈友谅完全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眼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看低了对手的竞争力，以至于军事部署频频失误。一方的失误往往是另一方的机会，作为他的对手，这时候的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清醒。朱元璋又一次听从了谋士刘基所言：“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白日煌煌，人心茫茫。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坚持选择了刘基给出的建议。也正因为自己的这份坚持，才让不可能实现的命运转机成为一种可能。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各种假设和推演，这时候的朱元璋正满心希望地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而此时的陈友谅也同样沉浸于巨大的喜悦中，现在的他已经是大汉的皇帝，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他面前执君臣之礼。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这片苍茫大地以及这里的子民都将是他的附属之物。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陈友谅量身定制了一款游戏，名叫“双面间谍”，主人公是一个叫康茂才的人。此人原是陈友谅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但他仍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康茂才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建议陈友谅采取水路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拆除，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大喜过望，表示一定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与此同时，朱元璋命人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当陈友谅依计行事，发现木桥变成石桥，本就不够坚固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很快就放弃了从江东桥登陆的计划。而他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朱元璋军队。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就在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伏击圈后，朱元璋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当隐藏于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突然出现在眼前，尽管没有摇旗呐喊，但那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还是让人为之胆寒。陈友谅这才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中，敌人就在面前，用一种诡异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像是拎着刀的屠户看着自家圈里的猪羊，令人毛骨悚然。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陈友谅的军队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兵败如山倒，陈友谅狼狈地挤上一条能够开动的小船逃命，一路逃到九江。陈友谅由此失去太平、安庆，手下不少将领将所占地盘也拱手献给了朱元璋。陈友谅虽然收复了一些城池，但是这种复得复失的恶性循环，让他的实力大打折扣。陈友谅是一个特别有韧性的人，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轻易放弃对胜利的渴望。当朱元璋赶往安丰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乘机向南昌城发起了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与刘基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张士诚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两面夹击朱元璋，这不光是朱元璋最为担心的事，也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办到的事。可是真有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又表现得视而不见。他的这种心理放在今天的商场或者官场也是司空见惯的，当自己的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某一件事，这件事对人对己都有好处，那他宁愿不要这个好处，也不愿意联合起来，让另一方得到好处。陈友谅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可他都没有抓住，准确地说，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机会。远的不说，这一年（1363年）的二月初二，安丰被围。三月初一，朱元璋出兵救出小明王韩林儿。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祖孙三代。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陈友谅坐等机会接二连三地丧失。从安丰撤军途中，朱元璋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突然下达命令，让麾下两大主将徐达、常遇春围攻庐州（安徽合肥）的张士诚部。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陈友谅对此毫无反应。如此挥霍良机，上天又岂能眷顾于他。一直等到四月，陈友谅好像才从一场无边的大梦里翻个身醒过来。他率领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这期间，朱元璋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生怕陈友谅的主力部队从背后杀将出来，令他腹背受敌。陈友谅像是生怕给对方添麻烦似的，居然这时做出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他要将八十万大军带往另一个方向，北纬三十度的洪都（江西南昌）。他就这样主动放弃了置敌于死地的机会，在洪都与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陈友谅显然低估了洪都守军的战斗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朱文正会像一头恶狼将他死死地咬住不放。陈友谅将整个洪都铁桶似的围困了八十五天，漫长的胶着状态足以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消耗得士气全无，也足以将上天有可能赋予的无数机会付之东流。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朱元璋从从容容地纠正了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将自己的主力部队从庐州城下撤回南京；然后又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出征的誓师大会后，才扬帆直入鄱阳湖。等到朱元璋率援兵赶到，陈友谅才东出鄱阳湖与其交战。其实陈友谅早就做好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六十万的庞大兵力，制造了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两个赌徒，一个带了六十万，一个带了二十万，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及所有的一切。而胜利者得到的将是这苍茫大地的主宰权，失败者或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成王败寇的游戏千古亦然。奔腾不休的鄱阳湖水见证了无数英雄的生灭无常，一个是只为不再受人冷眼的渔民，一个是只为能够填饱肚子的和尚。而今对他们来说，一边是天下，一边是死神，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特别是退路。不知道他们在决战前夜是否回望过他们走过的路，回顾他们所经历的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和痛苦，回想那些曾经平凡的生活……能够在阴谋和背叛中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为胜利而死，在他们心里一样的高贵。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一步险棋，那么陈友谅走的就是一步臭棋。如果陈友谅这时候能够乘着南京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现实，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南京城下。那么朱元璋的军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将直接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严峻现实。陈友谅没有选择那么做，朱元璋也就不用再做最坏的打算。作为反元势力中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和陈友谅虽然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但并没有联手对抗蒙元。你死我活的局面，虽然让人扼腕叹息，但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早已注定一切。在南方的几支武装力量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正统的红巾军陈友谅和打着红巾军旗号实行兼并扩张的朱元璋，当然朱元璋也是正统的。张士诚和方国珍先后反复投降蒙元朝廷，并且接受蒙元朝廷授予的官职。从这一点上说，已不能单纯地将他们称之为反元武装。朱元璋虽然没有公开降元，但为形势所迫，在元军占据上风之际，也曾经试图与其通好。与元“通好”对朱元璋来说，既不是攻势，也不能算是一种守势。只能说是作为领军者，朱元璋在这里根据己方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权宜之计，一种称之为“缓势”的选择。为了能够纠集重兵向陈友谅发起致命的攻击，他需要缓和与元王朝的对立之势。他的联元反陈策略也确实收到了奇效，陈友谅的战略重镇安庆就这样成了朱元璋手中的一件战利品。安庆是扼守长江天险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几个武装集团中，唯独陈友谅和元政府没有任何瓜葛，他在反元斗争中的立场是最为坚定的。在和朱元璋正面交锋之前，他的军队一直冲锋于反元第一线，称雄江南。直到1360年遇上了朱元璋，才被牵扯进兼并战争的旋涡之中。陈友谅本来想要联合张士诚共同对付朱元璋，可张士诚心不在此，他压根儿就没有吞并别人的野心，只想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有办法，陈友谅只好孤军深入，结果招致大败。陈友谅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可以算是打不败的“小强”。无论是与朱元璋斗争，还是与蒙元朝廷周旋，虽一败再败，但依然能够做到愈挫愈勇。可是打仗有时候不能光靠一个“勇”字，更多时候靠的是使诈耍阴谋。直到败亡前夕，他还能做到“至倾国六十万尝试江流，牧野、昆阳、赤壁、淝水，古帝王豪杰能用其众者，未之有闻”。不得不让人佩服，与其他对手相比，陈友谅不愧是一世枭雄。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火星撞地球似的鄱阳湖大战在这片浩大的国土上全面爆发。陈友谅手中最可依仗的便是水师势力，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黑压压的六十万大军从天边压将下来，文武百官的家属也全部出动，倾国而出，可见陈友谅从一开始就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与朱元璋做一锤定音的较量。这场战事持续了三十六天，打得昏天黑地，场面极为酷烈。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天地为之色变。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这本应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事，可结局却有了另外一种走向。幸运女神在历史的转角处会将手中的绣球抛向谁？她并非是不长眼睛的。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无法断定，他就一定比陈友谅强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时势可以造人，人也同样可以造时势。比如这时候的朱元璋，比如这时候的陈友谅。也就在鄱阳湖大战爆发的前几个月，徐寿辉帐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与陈友谅成为利益竞争对手。陈友谅也由此失去天完红巾军的绝对控制权，走上众叛亲离的败亡之路。陈友谅虽然兵多将广，号称六十万。其实值得一提，忠诚捍卫于他的将领只有两三员大将。那些被他强力整合进来的将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的军队与其人数相差悬殊，这本应是一场压倒性的歼灭战，结果却弄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胶着战。如果有人拿陈友谅对待自己上司的手段，与朱元璋对待小明王所采取的手法相比较，他就会很容易发现，胜王败寇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对待小明王的态度随着个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发生着变化。势力越强，他给予小明王的尊重也就越强，尽管这种尊重来自表面。朱元璋之所以会冒险亲征，是因为这时候的他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患得患失的少年经历对他的性格养成尤为深刻，就算是握在手中的利益，也时刻担心被别人抢夺。这时候的朱元璋所担心的是，其他军事集团将小明王这块金字招牌从他手里抢走。朱元璋将小明王软禁于滁州，有些挟小明王以令天下红巾军的自私想法在里面。尽管小明王早已形同虚设，可他的存在却能够证明朱元璋的清白和他所领导的这支军队的合法性。在小明王沉水溺亡之后，朱元璋还会在一些公开场合抬出这位早已不复存在的偶像来说服人心。与朱元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友谅过早地杀了自己的主子徐寿辉，从而将自己置于天下仁义的对立面，这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己方的正能量。他的节节败退，也遮掩不了内心的迷茫与空虚。失去道义，失去方向。就算是六十万大军也无法带给他想要的力量感，此时的他已经不奢望吃下整个天下，只想保住自己的小朝廷。人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那些身陷生死关头的所谓英雄人物，对此感受应该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为深刻。而历史就像是一次次的潮涨潮落，带来带走一些泥沙和鱼虾。而这一次带走的是陈友谅，还是朱元璋？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被活活困死于湖中，粮食殆尽，伤亡惨重。他决定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很不幸的是，他在激战中被飞箭“贯睛及颅而死”。主帅阵亡，军队顷刻间分崩离析，残部五万余人全部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虽然战败身亡，但是朱元璋并没有看轻这个对手，他的败亡是抗元大业的巨大损失。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由衷地发出感叹：“友谅亡，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之所以会如此肯定陈友谅的存在价值，是因为“自元人失驭，群雄蜂起，逐鹿之夫，所在都有”。也就是说，陈友谅一直是活跃于抗元第一线的生力军。而张士诚、明玉珍和方国珍等其他几支红巾军队伍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谋取一己私利，将自己的势力做大、做强。陈友谅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是朱元璋前进道路上必须要翻越的一座大山。如果不在他发展之初就将其消灭，那么自己将来肯定会败于此人之手。陈友谅的败亡除了忤逆弑主导致人心涣散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这个人过于迷信武力，认为只要有了枪杆子，老子就可以所向披靡，征服天下。乱世求生存，没有人会怀疑枪杆子的重要性。殊不知征服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所在，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显然要比他看得更加高远通透。陈友谅纵然拥有让任何对手都为之胆寒的武力，人心不齐也枉然。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不爱惜兵将，四处用兵，又不能做到战之能胜，时长日久只会让人心像流沙一样散失。他生性多疑，善于用权术控制下属。就是这样一个善于玩弄权术之人，却败给了朱元璋这样一个更加善于掌控权力的人。陈友谅在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败给朱元璋，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将朱元璋视为最强劲的对手。尤其是在鄱阳湖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他的自信心一度膨胀得如同一只随时要爆裂的氢气球。或许正是源于心态上的变化，让他变得更加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手下将官往往会因为一个反对意见，而惹来杀身之祸。时间久了，谁也不敢进谏。军队的凝聚力也由此降至最低点，很多将领阵前倒戈，带着军队直接归降了朱元璋。与陈友谅相比，朱元璋胜在三个字“不折腾”。他明白人心向背的重要性，懂得积蓄力量，待时而战，战则必胜，永葆士气旺盛的战法诀窍。朱元璋身上所具备的性格特质，恰恰是陈友谅的软肋所在。陈友谅虽然有着打不垮的精神，关键是他总是打不赢，这种久拖未决的疲劳战术，严重影响了士气。虽然他拥兵数十万，但关键时刻攻不破，冲不上。故谓，善用兵者以一当十，不善用兵者以十当一。打仗是这样，人生中的好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鄱阳湖大战历时四十天，朱元璋面对兵力三倍于自己的陈友谅却能够做到从容解套，以漂亮的弯道超车将陈友谅甩在身后，并能够将其逼至死路，让元政府和天下群雄为之震惊。透过战争的全过程，朱元璋让自己的对手和手下将领看到了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所展现出来的凛凛局气。让他们打心里服他，也只有服他，才能为他所用。让朱元璋感到可笑的是，张士诚坐拥几十万大军竟然坐山观虎斗。倘若张士诚或他手下有一批人多谋善断，避开南昌攻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南京，最后鹿死谁手还真是难以预测。由此可见，朱元璋和刘基当时对时局进程的判断是何等准确，对陈、张二人个性的把握又是何等到位。陈友谅是个尚武之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善于用兵之人。他与朱元璋的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陷入错误的泥沼，难以自拔。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妄自托大，不能因势而进，等待他的也只有败亡一条路。背叛者的第一滴血早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秋天，江阴农民军首领为仇敌所逼投靠张士诚，请他发兵南下，攻占富庶的江苏南部地区。这一事件使井底之蛙的张士诚有了拓疆扩土的愿望，于是派他的二弟张士德带兵渡过长江，试探性地向江南地区拓展。张士德是个能力超强的将领，只领了三四千人就实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攻城略地对于一个猛将来说，如同农民下地捡白菜一样容易，东南富庶之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了张士诚的囊中之物，这真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对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也就是朱元璋称王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挥师东征，扫平称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对手——张士诚。朱元璋是在八月份出的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势如破竹攻取了徐州、盐城、泰州等大片地区，其中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眼看着朱元璋就要踢开奔向皇权之路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走到与蒙元朝廷生死对决的最后关头。谁也不会料到，这时候在朱元璋的身边会发生一场突然事故。就在朱元璋征战江苏的关键时刻，有密探来报，他的亲侄子朱文正暗地里勾结张士诚，准备倒戈讨伐他。消息传来，震动朝野。没有人想到会是朱文正站出来背叛了他，连朱元璋自己也始料未及。难道在皇权的巨大诱惑面前，连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也要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不成？中国人向来喜欢看热闹，所谓看热闹，也就是看别人的好看。这时候的朱元璋根本不允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热闹给别人看，就是看，也要看他位尊威重成就霸业。他不能因为朱文正一人，毁了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官天下，家天下，万物皆备于我。如果换作他人，朱元璋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找个机会手起刀落，整个世界也就随之清静了。可朱文正毕竟不同于旁人，他是大哥朱重四的第二个孩子。朱元璋在攻占滁州后，因为思念失散的亲人，便派人四处寻访。这个小名叫作驴儿的少年在得知叔父的消息后，便带着他的母亲、妹妹一道投奔而来。朱元璋共有三位兄长，也就只留下驴儿这么一条朱家的“根”。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心里将驴儿看得极为重要，长年将其带在身边，视同己出，并取名朱文正。试想，如果这条“根”今天被他亲手斩断，那么百年之后他有何颜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父兄？在一个宗法社会里，辈分是最让人马虎不得的事。二人虽有叔侄关系，但朱元璋仅仅比侄儿大五六岁，叔侄二人甚至是少年时的玩伴。谁都知道少年时的朱元璋喜欢玩当皇帝的游戏，当年在他面前纳头便拜的孩子们中间应该有他的侄子朱文正。至正四年（1344年）对于漂泊无根的朱家来说，是大难之年，同时也是一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瘟疫、蝗灾，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在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朱元璋的父母、大哥朱重四、大侄儿圣保（朱文正的哥哥）相继离世。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也不愿意再与已经“出幼”（元朝规定十五岁出幼）的小叔子朱元璋一起生活，便带着一子一女返回娘家度日。朱元璋成了一个无人疼爱、无人过问的孤儿。那一年，朱元璋十七岁，朱文正也只有十一二岁。叔侄二人在苦难岁月中共同生活了十多个春秋。那段难忘的记忆，让他们成为最熟悉的人，对方的性格、脾性和气度都相互烙印在对方的心中。也正是源于这份亲情和了解，让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但同时也埋下了恩怨难了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那种子便会破土而出。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早就亡于纷乱的世道，而亲生子们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对于朱元璋来说，既无兄弟可依，也无亲子上阵。为了组建“朱家军”，他开始大肆收养义子。先是将二姐夫李贞带来的外甥取名朱文忠，又将在濠州城收养的沐英取名为朱文英，另外还有朱文逊、朱文辉等人。这些养子均以“文”字辈作为他们的官名，从而形成以“文”字辈作为养子们共同的朱氏“辈分字”。朱文正是朱元璋诸多养子中的带头大哥，也是“朱家军”的一员猛将。朱元璋夫妇抚育文正、文忠及沐英等数人，“爱如己出，太子诸王生，恩无替焉”。话虽说得漂亮，但亲生子与义子怎么可能做到一视同仁呢？至正十五年六月渡江时，朱文正也正是二十出头的大好年华。人们都说，他的性格和长相与其叔父非常相近。或许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这个侄儿总是另眼相看。其实在朱元璋的建军体系里，他是一直想将自己最亲近之人安排在最为关键的位置。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就是想要利用这种直系亲属关系，在自己的权力版图扎起一道朱姓藩篱，使其成为“朱家军”的核心人物。此时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男性亲属，除了还没有成年的儿子们，还有养子、自己的侄子和外甥。而在这其中，作为亲侄儿的朱文正是年龄最长，血缘最近，职务也是最高的将领。如果朱元璋要从中选择一个朱家军的领军人物，朱文正无疑是最佳人选。朱元璋实在无法理解，自己将来当了皇帝，他朱文正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室宗亲，一荣俱荣也在情理之中，为何偏偏选择在这时候横生枝节。在以“家天下”为背景的王朝时代，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所谓天潢贵胄，凭借着皇帝的亲侄儿兼养子的身份，朱文正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锦绣前程。当初为了能够稳固朱文正在大都督府中的地位，朱元璋也是煞费苦心。他将原任于枢密院，职务高于朱文正的邵荣、徐达以及平级的常遇春等武将先后调到中书省任职，使这几位军中主帅直接受朱元璋的节制。如此一来，新改设的大都督府成了一个独立的衙门，朱元璋授予自己侄儿大都督一职，品级定为从一品。这样一来，军权等于全部都被划拉到叔侄二人的口袋中。朱文正是朱元璋军事集团中获利最大的暴发户，他凭借着自己身体里流淌着朱家的血液，又加上自己的勇猛善战，职务升迁之快，级别之高，都是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当初朱元璋让他与年龄比他长、资历比他深、经验也比他丰富的徐达共统一军，也是为了能够提升他的军事实力和在军中的话语权。由于徐达所参加的战役几乎都以全胜告终，如此一来，胜利的果实也就顺其自然地落到了朱文正的身上。朱元璋为其搭建的平台，以及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成就了朱文正。从一个乡野村夫到军事衙门的一把手，朱文正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便步入自己人生岁月最辉煌的阶段。血统固然重要，但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太多的天才将领，而在这些精英人物中，朱文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客观地说，朱文正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不逊色于大明开国的任何一员名将。他最为光彩的时刻，都集中展现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洪都保卫战。至正二十三年春天，张士诚派兵围攻小明王的最后据点安丰。安丰是应天的一道屏障，若安丰失守，应天（南京）将会门户大开，朱明政权的根据地将会陷入险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有率兵渡江救援安丰。如此一来，也无形之中给了长江中游地区的陈友谅一个偷袭的机会。陈友谅对朱元璋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找个机会将其一口吞并，但几度东征都铩羽而归。朱元璋的主力部队救援安丰，江南由此陷入空虚之境，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陈友谅决定夺取洪都，然后兵锋直指应天，趁机将朱元璋的势力从帝国版图上抹去。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陈友谅上路了。当他率领着号称六十万人的军队抵达洪都城下时，等待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朱文正。洪都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它地处赣北平原，又位于赣江的下游，由赣江向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谁也没有料到，朱元璋会将镇守洪都的重任交到朱文正的手上，在此之前，大家对朱文正的评价并不高。朱元璋之所以会置流言汹汹于不顾，除了看中朱文正的能力，更多是源于“信任”二字。有人说，朱文正压根儿就没把镇守洪都当成一件大事，接手洪都之后，不思固城练兵，却整日流连于烟花之所，沉湎于酒色之中。甚至学人家附庸风雅，在自己的官邸排练起歌舞。此等做派根本不像是来打硬仗之人，倒像是上面派下来调研文化娱乐事业的。就连最基本的军事布防，朱文正也要把它交给下属去操办。洪都城内的官兵心中虽有怨言，但却无人敢吭声。当他们听说陈友谅领着六十万大军即将杀奔而来，也只能听天由命，随他去了。当陈友谅的数十万水军，数百艘巨舰，遮天蔽日杀将而来。朱文正也在这时候接到了朱元璋下达的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誓死保卫洪都，等待援军到来！在临战前的动员会上，平时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朱文正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慷慨陈词地说出了一番血性之语。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怎么喜欢我朱文正，甚至有人在背后还骂我。这都没有关系，当然我也不喜欢你们这帮毫无生活情趣之人。如今，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已兵临城下。想要投降保命者现在就可以出城，我并不阻拦。愿意留下来的，我朱文正陪你们战至城破人亡，一死方休。诸位珍重，望来日以富贵相见！”陈友谅在南中国的崛起，靠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不过此人有着典型的偏执狂倾向，发挥长项固然没有错，但是过分依赖就没必要了。如果真能在江河湖海上做到无敌，也能说得过去，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最后还是败在鄱阳湖。朱文正能打仗，这是不用说的，但是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洪都是一个坚固的城池，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城门太多。前后左右共有抚州、宫步、土步、桥步、章江、新城、琉璃、澹台八个门，此外还有水道门。城门多是一个城市繁华的象征，但当这座城市面对六十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这样的繁华也就变成了一场醒不了的噩梦。由于人多，攻城的军队可以同时攻打各门，防守一方往往会顾此失彼。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越是困难和险境，就越能考验一个领军者的能力。朱文正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城里可用的兵力用来防守本来就捉襟见肘，但他却能将其调配得井井有条。到底是朱文正守住了洪都，还是洪都这座城池成就了朱文正。总之，依凭着朱文正的军事天才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明军以有限的兵力和破败不堪的防御工事将陈友谅的几十万军队死死咬住不放。最后以战死十四名将领的代价挡住了陈友谅数十万人马长达八十五天的围攻，也由此造就了朱文正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此将他推上了元末明初传奇将领的神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连陈友谅也不得不发出感慨：“朱元璋座下猛将如云，竟还有朱文正此等军事奇才，若能效力于我，势必如虎添翼！”朱文正守南昌城时，只有两万人，陈友谅六十万。朱文正之所以能守住洪都，一是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调度能力；二是陈友谅的地面攻击能力的确一般。在接下来的鄱阳湖大战中，朱文正再立新功，派人烧毁陈友谅的粮船，致使陈友谅的汉军军心大乱。因屡立战功，朱文正被擢升为枢密院同敛，朱元璋事前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当什么级别的官。他的回答是：“叔父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再强悍的人也有自己的梦，如果说国是他的大梦，那么家是他的小梦。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家国一体，可家毕竟连着血脉。朱文正的这句话让朱元璋很是满意，深为侄子高人一筹的见解感到欣慰。要知道，雄心与野心有时候只有一纸之隔，一捅即破。也许今天你怀揣着雄心，明天成了一番气候就变成了野心；也可能原本揣着的是一颗野心，只不过用端正朴素的外衣遮掩着罢了。朱文正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不需要封赏，而是他想要得到更大的封赏。洪都之战，也确定了朱元璋的王霸之业，天下格局就此成型。就算他不是朱元璋的侄子，凭借如此军功也足以在大明开国功臣中排名前列，何况他手里还握着亲情这张王牌。在人性的复杂层面上，朱元璋最为讨厌的是什么？那就是贪婪与背叛。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大将绍荣和赵继祖密谋杀害朱元璋，结果被人告发，他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死。至正二十三年，在与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将谢再兴又起叛乱，同样被他以强力手段剿杀。谢再兴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朱文正的岳父。朱文正与张士诚勾结一处，很有可能受其岳父的影响。谢再兴是濠州旧将，因他与朱文正是翁婿关系，所以朱元璋也称他为“亲家”。攀上皇亲，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待遇，这让谢再兴很是郁闷。他觉得自己不但没有受到重用，甚至有些时候他觉得朱元璋是在故意排挤他。谢再兴负责守卫的诸暨，是朱元璋与张士诚接壤的前沿阵地，军事守卫的压力很大。至正二十二年，张士诚乘金华、处州苗军反叛朱元璋的机会，派弟弟张士信率大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身先士卒苦战二十多天，大败张士信。战事结束后，谢再兴派其心腹潜入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被朱元璋查获。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朱元璋却将这两个人都杀了，并将他们的头颅悬于谢再兴的官邸之外，以示警告。后来，朱元璋又做主将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徐达，事前并未与谢再兴商量。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谢再兴在听说这件事后，很是生气，他抱怨道：“嫁女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像是犯官亲属配给将领一样，还让我听从别人节制。”于是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朱文正所辖地区远离张士诚，也与后者没有任何交情，如果李饮冰的揭发属实，那么只能是谢再兴对他施加了影响。外人有异心，尚可理解。如今连自己的亲侄子也要加入叛将之列，这使朱元璋陷入巨大的愤怒与痛苦之中。一个宗室，本就处于权力要害，如果再与手握兵权的将领抱成一团，将来对皇权的威胁将是灾难性的。要处置本是亲侄、如今又是养子的朱文正，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朱文正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轰动朝野上下的大事，谁不知他是自己的亲侄子，又成了他膝下养子？如在他身上枉法，那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将此事告知夫人马秀英。马秀英也是忧心忡忡，别人她都不挂念，文正、文忠，还有沐英，虽不是自己亲生的，因为从小在她跟前长大，她总是担心几个孩子会出事。朱元璋在给外甥李文忠的亲笔信中提到了意图谋反的朱文正给自己带来的内心伤害，他说，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叫尔知道驴马（驴儿朱文正）做的人。当自从（朱文正）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士诚家盐场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士诚家买盐，江上把截不得，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得许多。皇帝本来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者，等到江山稳固、皇权在手，和维护自己家天下的利益相比，所谓“亲情”“仁孝”都要绝对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皇权。皇氏宗亲既是一块躺在上面吃几辈子吃不完的福利，又是一把悬在脖颈子上的双刃剑。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