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他都无愧为一个天王巨星，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他的存世诗词3000多首，文章4800多篇，居北宋之冠，且多为精品，流传至今。
他又是个罕有的全才，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散文说理透彻，气势磅礴，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寓意深刻，脍炙人口，是“元佑”诗坛的代表；词一扫五代和宋初的萎靡之气，突破“艳科”的传统格局，开创一代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清瘦奇崛，同样自成一家，名列北宋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之首。
作为一介书生，他也并非百无一用，而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为官多年，他政绩突出，一心为民，备受百姓爱戴。他还善修水利，精于建筑，几乎无所不通，才学冠绝当世，优秀得让人嫉妒，让人疯狂。他的大名在民间流传极广，寻常巷陌间关于他的小故事日日更新，从未断绝。在后世人眼中，他是一个被当世人众星拱月般推崇的偶像级人物。
他，一生崎岖坎坷，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虽然每代皇帝都很赏识他的才学，但却没有一个皇帝真正了解他，重用他。他保守派的政治立场以及无法遮掩的超高社会名声使得他招来无尽怨恨和嫉妒，一生从未安宁。他仕途坎坷，尝尽人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人生境界也在各个阶段逐渐升华。也正是因为这些逆境，才得以塑造出一个完美饱满的让后人推崇的伟岸形象。
他是苏轼。
名动京师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公元1037年生于四川眉山。父苏洵，弟苏辙，同样博学多才，盛于一时，父子三人皆名列“唐宋八大家”，可谓超高级的书香门第。
苏轼年幼时，父亲苏洵进京赶考，考不中也不回家，而是四处游历，所以教育孩子读书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程氏的身上。程氏读书不多，但却深明大义，在教育孩子方面颇有远见卓识。一次，程氏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性格刚正，品行清廉，他主张抑制豪强，反对宦官专权，终遭党锢之祸，死于狱中。被捕前范滂与母亲诀别，声称自己不孝，其母深明大义，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年幼的苏轼读到这便问母亲：“孩儿若要做范滂一样的人物，母亲允许吗？”母亲说：“你若能为范滂，那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这句看似寻常的激励帮助苏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年从政后的苏轼，一直致力于革除时弊，且有一说一，从无畏惧。自然，在这方面也吃亏甚多。
18岁那年，苏轼娶妻王弗。嘉佑元年，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进京赶考，开始梦想征程。嘉佑二年，兄弟二人参加礼部考试，这年苏轼二十一岁，弟弟苏辙十八岁。当时北宋文风多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欧阳修有意改革文风。当身为主考官的欧阳修看见苏轼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时，不惊拍案叫绝，便想把此文定为第一，可是他转念一想，世上能写出如此好文章的恐怕只有他的门生曾巩了。为了避嫌，欧阳修居然把苏轼的这篇本该得第一的文章点做了第二。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第一。殿试中了乙科，年纪轻轻就被点为进士。古人云：“三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六十岁得中进士就算是年轻的了，更何况当时只有二十一岁苏轼呢！
苏轼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应试便一鸣惊人，跻身全国一流学者之列，可谓意气风发，前程一片光明。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苏轼的文章感慨的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隐隐有退隐之心，并放言，三十年后不再有人会记得他欧阳修，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
苏轼刚要为官，母亲程氏此时不幸去世，苏轼兄弟回家服母丧。
三年满，嘉佑五年，举家迁居京城。当时宋仁宗求贤若渴，在全国举办“制科”考试。这是一种特殊的考试，主要考察文人对朝政的观点见解，以鼓励公开批评的精神。苏轼苏辙兄弟在老师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了考试，苏轼的文章列入三等（一等二等是虚位，无人获得）。大宋朝开国百年来，除了苏轼只有吴育获得过次三等，如此苏轼可算是百年第一人了。这下苏轼名声更响了，苏轼自己也激动不已，踌躇满志。
初入官场
嘉佑六年，苏轼正式为官。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这是一个地方文官，位置不大不小，但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差事了。可是苏轼在凤翔任上并不自在，他的上司陈公弼是个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清瘦老头，平时对下属很是严厉。他很看不上苏轼的文章，经常在其起草的公文上大加修改，这让苏轼很不舒服。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跟这个死板的上司格格不入。他感到很不服气，便经常在文章中对陈公弼加以讽刺，其实陈公弼并不是一个狭隘阴险的小人，也不是故意刁难，只是觉得苏轼当时风头太盛，担心他会因过早得志而心高气傲，这对人生是无益的。苏轼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常常后悔不已。陈公弼去世后，苏轼为他作传，追怀往昔，感激涕零。
嘉佑八年，仁宗去世。新继位的英宗对苏轼大名仰慕已久，想破例升他为翰林。当时重臣韩琦竭力反对，他认为突然破格提拔苏轼会让天下人不服，主张慢慢培养重用。苏轼后来知道这件事后，对韩琦心服口服。虽然皇帝想用苏轼，但还得经过考试，苏轼也没让皇帝失望，又是名列榜首。
治平三年，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兄弟二人辞官回乡，为父亲守孝。守孝期满，苏轼于熙宁二年回朝，期间英宗病逝，新皇帝神宗继位。
神宗一继位便重用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立场上，苏轼倾向于保守派，但并非他因循守旧，不为民着想。苏轼也主张革新，但在革新的方法与王安石存在分歧。王安石为人雷厉风行，进行改革是又快又狠，所定政策极为严苛，这必然会暴露一系列问题。苏轼则主张是循序渐进的改革，以民为本，以仁治国，他十分反感王安石的独断专行，对他多加讽刺。当王安石主张兴办学校的时候，苏轼出来阐述前面留下的弊端和不可行性。苏轼主张让统治者爱才识才，兴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神宗虽然主张变法，但对苏轼的看法也点头称是，并且鼓励他多提意见。这让苏轼更加来了劲，不停地向神宗直言劝谏。当时王安石为了让新法得以顺利推行，对反对变化的官员大肆打压，可对苏轼却没有下手。苏轼却主动出击，呈上《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阐述新法弊端，主张“君权民授”，并建议神宗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王安石得知后大怒，派人调查苏轼行事过失，结果一无所得。他反对神宗重用苏轼，希望神宗把苏轼派到远地做官。
神宗很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变法，一方面又欣赏苏轼才华，便采取折中政策，派苏轼到风景优美的杭州做通判。
苏轼一心为民着想，而王安石也并非奸邪小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只是新法中的有些政策过于严厉苛刻，不符合实际。其出发点是想减轻国家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实际的进行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后世人客观地看，不管是改革派还是反对派，他们的主张都有其道理，王安石和苏轼只是政见上的不和罢了。
王安石一开始不喜欢苏轼，想找苏轼的茬，没有找到证据，他也没有无中生有，足见王安石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沧海桑田，历经“乌台诗案”的苏轼和政治失意的王安石在饱尝人间辛酸后却成为了好朋友，两人摈弃前嫌，私交甚笃，成为文坛佳话。
在政坛不得意的苏轼来到了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杭州，这里远离政坛的纵横捭阖和尔虞我诈，有的只是莺歌燕舞和文人墨客间的吟咏对唱。初来杭州苏轼便就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从此，杭州成了苏轼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欣赏他才学的人，有他欣赏的景，才子美景相得益彰。
杭州通判是个闲职，一个让人羡慕的闲职，是朝廷对他带有笼络性质的放逐。苏轼也很坦然，每日诗酒书画，也落得个逍遥自在。这个时候，他的灵感也喷薄而出，不仅写出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句，也在深入底层群众后更深刻的认识到新法的利与弊。新法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在有些地方也确实给百姓带了深重的负担。苏轼常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表诉自己心中的郁闷之情，表面豁达的他其实内心深深忧愁，他也常在诗文中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决定了他后来回朝后更加坚定的反新法立场，同时也为“乌台诗案”埋下了祸根。
苏轼在杭州并非一事无成，在政治上也有颇多建树。他以文人性情处理政务，甚至把办公地点搬到了西湖边。他治理蝗虫，迫使高丽使者使用宋朝熙宁年号，一系列民政措施都深得民心。十八年后苏轼再次来到杭州任太守，更是办了一系列利民的工程，百姓爱戴他是一个好父母官，也爱慕他的才华。等到苏轼罹难，杭州百姓纷纷在街上设龛拜祭，为他解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