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读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蒙,王绍光主编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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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读本试读：

序言

历史从不是史实和考据的简单堆砌，历史时刻塑造着民族的集体记忆。这集体记忆来自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和珍惜，并在精神层面成为共同前行的动力。而新的历史也在我们前行的过程中不断被创造。

如同记忆，历史也容易被忘却和扭曲。当人们生活在富足的暖风里,对很多人来说，先辈们的苦难、牺牲和热血就像多年前看过的老电影，至多只留下一些依稀的印象。有些人尚心存感恩，另一些却冷嘲热讽。

但历史终究是不能忘却的，那里有我们共和国的初心。从民族到个体，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又怎么能回答“我是谁”和“我要到哪里去”？

历史上的哪些片段，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时刻，汇成了我们的精神血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濒死重生。我们从亡国的边缘，历经难以想象的苦难和牺牲，重新踏上了民族复兴的大道。

这一百四十年的历程，目睹了五千年古老文明的觉醒，和一个年轻现代国家的诞生。这一百四十年的历程，诉说了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的道路，和我们奋斗的目的。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用生命和热血铺就了我们的救亡之路、革命之路、建设之路和复兴之路。铁与血的磨砺不仅铸炼了筋骨，也奠定了国人奋进不屈的精神底色。

本书收录了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一百多名政治家、文学家、革命家的代表作。我们用第一手的文字，显现人物的思想，还原历史的真实。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些作品都曾经影响时代，照耀过历史的天空。很多篇目至今仍是我们前行的指路明灯。

从他们的文字中，我们直观地看到一个苦难、无望的中国，一个挣扎、战斗的中国，一个拼搏、奋进的中国！这些文字优美、有力量、感染人心，铺陈出中国一百四十年的心路历程和波澜篇章。贯穿这所有文字的，是这些先辈对祖国深沉而无怨无悔的爱。

本书编写过程历时一年有余，选篇由编委会集体商定。王绍光为每篇撰写了导读。绍光的文字精炼，读后令人常感太史公之妙。感谢王蒙对本书编写工作的指导，也感谢企业家共同发起人的鼎力支持。

面对历史的浩瀚星空，选篇不可能完美，每一个选择也必定是挂一漏万。但我们必须往前走，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也为了灿烂和光明的未来！总策划 沙烨2019年7月高阳台·和嶰筠前辈韵

林则徐

玉粟收余，金丝种后，蕃航别有蛮烟。

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

不知呼吸成滋味，爱挑灯，夜永如年。

最堪怜，是一丸泥，捐万缗钱。

春雷欻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然。

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

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

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导读】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出生于1785年，自幼随担任塾师的父亲读书，“以童年擅文名”，倾倒于经世之学；13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踏入仕途。从微不足道的小京官一路升至一品大员。1838年中，道光帝让各地将军、督抚讨论如何处理鸦片大量流入给中国带来严重经济、社会问题，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明确表态支持严禁，受到道光帝的嘉许与八次召见。年底，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在前往广东的途中，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号嶰筠，1776—1846）便派差弁远迎林则徐，向林表示了“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的决心，发出了“所不同心者有如海”的誓言。次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与邓廷桢乘船至虎门，亲自监督销毁鸦片。邓廷桢于此扬眉吐气之时，挥笔填《高阳台》（词牌名）词一阕：鸦度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轻烟？膏腻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微夜爇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更那堪，一道银潢，长贷天钱。星槎恰到牵牛渚，叹十三楼上，暝色凄然。望断红墙，青鸾消息谁边？珊瑚网结千丝密，乍收来，万斛珠圆。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空舷。

林则徐这首词便是为与邓廷桢相和而作，词中慷慨激昂之气则更胜一筹。己亥杂诗三首

龚自珍

五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一

二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

古愁莽莽不可说，化作飞仙忽奇阔。

江天如墨我飞还，折梅不畏蛟龙夺。【导读】

龚自珍，号定盦，1792年出生于浙江仁和（今属杭州市）一个世代官宦学者家庭，外祖父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5岁随父母居北京，自幼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3岁考究古今官制；15岁开始通读《

四

林则徐

再，臣渥受厚恩，天良难昧，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不敢不以见闻所及，敬为圣主陈之。

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虽变动若出于意外，其穷蹙正在于意中。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何必远赴浙洋。现闻其于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元；是即在该国孟阿拉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亏折急于觅销者，或云以给雇资，或云以充食用。并闻其在夷洋各埠，赁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又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不着皮衣，盖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必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戒严，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而各国夷商之在粤者，自六月以来，贸易为英夷所阻，亦各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怯于心？惟其虚憍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俯伏。臣前次屡经体验，颇悉其情。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夫自古顽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存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心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诸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而逆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惟脓溃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脓尽之时，自然结痂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痈矣。

溯自查办鸦片以来，幸赖乾断严明，天威震叠。趸船二万余箱之缴，系英夷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现有汉夷字原禀可查，并有夷纸印封可验。继而在虎门毁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观看，维时来观之夷人，有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大意谓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书中具载其文，谅外域尽能传诵。迨后各国来船，遵具切结，写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亦以汉夷字合为一纸。自具结之后，查验他国夷船，皆已绝无鸦片，惟英逆不遵法度，且肆鸱张，是以特奉谕旨断其贸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恳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显著，中外咸闻，非惟难许通商，自当以威服叛。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朱批：汝云英夷试其恫吓，是汝亦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慑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朱批：一片胡言。］臣节次伏读谕旨，以税银何足计较，仰见圣主内本外末，不言有无，诚足昭垂奕祀。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

臣于夷务办理不善，正在奏请治罪，何敢更献刍荛。然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服。

至粤省各处口隘，防堵加严，察看现在情形，逆夷似无可乘之隙，借堪仰慰宸怀。

谨缮片密陈，伏祈圣鉴。谨奏。【导读】

1839年6月，经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在虎门等地公开销烟。1840年6月英国发动鸦片战争；7月5日，英军占领浙江定海；8月9日，英舰驶抵天津大沽口，直接威胁京城安全。面对强敌紧逼，道光皇帝惊慌失措、出尔反尔，派直隶总督琦善南下广州，接替林则徐与英军进行谈判。9月24日，林则徐发出四件奏折，包括《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面对道光帝的严词斥责，他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然而出于“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他坚持禁烟主张，力驳“禁烟招战”论，并大谈制船炮建海防的重要性。十天后，他遭革职查办；后被发配新疆伊犁。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其二

林则徐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导读】

1840年10月，林则徐被革去官职，次年6月28日，道光帝下旨将他流放伊犁，其间督办其他事务，“效力赎罪”。1842年2月下旬，事务办妥后仍遣戍伊犁；3月，途经洛阳小住，作有《同游龙门香山寺记》；4月到7月因患疟疾，暂留西安调治。8月11日，林则徐从西安再次出发，此后每日备纪行程，写成《荷戈纪程》（亦称《壬寅日记》），直到12月10日抵达流放地伊犁，行程约有8000里路，途经100余个驿站。赴戍途中，林则徐写作大量诗篇，抒发爱国忧时情怀。《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共二首，写作于在西安与家人分别之时。诗作淳厚雍容、平和大度，无半点为个人荣辱担忧的凄凄切切；其中的千古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本来就是林则徐的座右铭，常不去口。这一典故出自《左传·昭公四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也是林则徐一生的写照，时人称赞：“迹其生平，无愧此语。”养晦堂记

曾国藩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絜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末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扬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观省焉。【导读】

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户殷实人家，5岁启蒙，22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后接连两次会试落第，与同乡刘蓉（1816—1873）等居于长沙湘乡会馆；27岁再次入京赴考，殿试获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此后留京师14年，步步高升。《养晦堂记》是曾国藩1850年为挚友刘蓉的居所而写的堂记。此时，39岁的他官至二品，而刘蓉留在湖南，仍是一个童生。此前，曾国藩已在诗中以“卧龙”比拟处江湖之远的刘蓉；刘蓉则将曾国藩拟为麒麟。刘蓉悠游林下，以隐士自居，将居所名为“养晦堂”，取韬光养晦之意，曾国藩借这篇文章盛赞好友的君子之气与豁达胸襟。其实，刘蓉并不是不问世事的隐士，像卧龙岗上的诸葛亮一样，他时刻关注着天下大事。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刘蓉便去信曾国藩，劝其筹谋“内修外攘之计”。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当曾国藩对办团练之命坚辞不出时，刘蓉去信劝他，不能仅“托文采庇身”，而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湘军组建后，刘蓉出山相助，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幕僚，也是他的儿女亲家，后被破格提拔为陕西巡抚。《清史稿》对刘蓉的评语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筹议海防折（节选）

李鸿章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为钦奉谕旨，详细筹议海防紧要应办事宜，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亟宜切筹，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详议一折。沿江沿海防务，经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并各该省将军、督抚等随时筹画，而备御究未可恃。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着李鸿章等详细审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覆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不得以空言塞责’等因。钦此。”旋又准总理衙门钞奏知照，以丁日昌续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请饬汇入该衙门前奏，一并妥筹覆奏。奉朱批：“依议。钦此。”仰见朝廷思患预防力图自强之至意，钦服莫名。

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惟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至本年日本兴兵台湾一事，经总理衙门王大臣与该使多方开谕，几于管秃唇焦，犹赖圣明主持于上，屡饬各疆臣严密筹防，调兵集船，购利器，筑炮台，一时并举，虽未即有把握，而虚声究已稍壮。该酋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帖耳就款，于国体民情尚无窒碍，未必非在事诸臣挽救之力。臣于台事初起时，即缄商总理衙门，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乌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

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咸丰十年）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臣虽愚闷，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愿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谨就总理衙门原议，逐条详细筹拟切实办法，附以管见，略为引伸。丁日昌所陈间有可采，一并汇入核拟，以备刍荛之献。仍请敕下在廷王大臣详晰谋议，请旨定夺。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歆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请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所有遵旨详议缘由，谨缮折密陈，并将议覆各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导读】

李鸿章，182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他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受业曾国藩门下。1858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1860年，经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回安徽募勇；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自成一军，是为淮军；随后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开始掌握地方实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庞大的淮系政治集团。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后，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进入权力中枢，参与执掌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1874年春，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害，入侵台湾，勒索50万两白银才罢休。此次危机激发海防议兴，包括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内的地方大员纷纷上折，纵论国防要务，史称第一次海防大筹议。《筹议海防折》是李鸿章的奏折，主张重海防，与左宗棠塞防与海防并重的主张相左。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无疑大错特错，但文中的一些观点仍有可取之处，如应依据“力破成见，以求实际”的原则来选择国防重点。又如，李鸿章把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概括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在很多人还抱残守缺的年代，称得上振聋发聩、催人深思。上清帝第一书（节选）

康有为

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钳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

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臣独以为忧危，必以为非狂则愚也。夫人有大疠恶疾不足为患，惟视若无病，而百脉俱败，病中骨髓，此扁鹊、秦缓所望而大惧也。自古为国患者，内则权臣女谒，外则强藩大盗而已。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阉寺之弄柄，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承平时所无也。臣独汲汲私忧者何哉？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洪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仍作衅焉。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倮苗诸种，法人日煽之，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

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迩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万渡礼吴河而压法境矣。兵势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数百万，中国漏卮于洋货久矣，稍借此补其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我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召问诸臣，一无所措，乃旁皇募兵购炮，所费数千万计，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时犹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刘锦堂、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将，布列边外，其余偏裨亦多百战之余，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则二三宿将重臣渐皆凋谢，其余旧将皆已耄老，数年后率已尽，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为日夜忧惧也。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身手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痰，百窍迷塞，内溃外入，朝不保夕，此臣所谓百脉败溃，病中骨髓，却望而大忧者也。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痛恨焉，而未以为大忧者也。

……夫有土此有财，而以政事纬之。地利既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岂有以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患贫弱哉？故臣皆不以为大忧也。臣所大忧者，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

……

……如使皇太后、皇上忧危惕厉，震动人心，赫然愿治，但如同治、光绪初年之时，本已立则末自理，纲已举则目自张，风行草偃，臣下动色，治理之效，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旧，敢轻言变者，非愚则妄。然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琐，遍行数部者，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以为周公为今冢宰，孔子为今司寇，亦无能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签除；武举以为将帅也，乃试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肴决，难遍以疏举。是以皇太后、皇上虽有求治之心，而无致治之效也。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导读】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生于1858年。他自幼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但偏好经世致用，厌恶八股制艺。结果，这位神童从14岁起参加童子试，却每每名落孙山。他16岁“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20岁出头到访过香港、上海，所见所闻激发起他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也催生了他深究“西人治术”之本的强烈愿望，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30岁那年，他为参加顺天乡试赴京。当时，因中法战争失败，清政府刚刚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让康有为痛感再不发奋图强、鼎新革故，中国将离灭亡不远。为此，他秉笔直书，写下六千余字的《上清帝第一书》，历数处于“累卵之危”的种种险象，呼吁清政府改弦更张，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具体建议。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这是康有为“委身国事时代”的开端。出潼关渡河

谭嗣同

平原莽千里，到此忽嵯峨。

关险山争势，途危石坠窝。

崤函罗半壁，秦晋界长河。

为趁斜阳渡，高吟击楫歌。【导读】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出生于1865年，其父是清朝封疆大吏谭继洵。虽贵为大户公子，但他“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且科举屡次失意。少年时即常随父宦游，成人后更奔走于祖国大地，北至新疆，南至

台湾

郑观应《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诚中的之论也。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輏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不料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学校未兴，教育未备，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

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戆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罗浮山人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导读】

郑观应，1842年出生于广东香山，16岁科举落榜后，到上海外国洋行当买办；32岁时，当上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跻身上海名流，与洋务派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过从甚密；后脱离买办生涯，到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企业担任要职，如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等。1885年5月下旬，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回到澳门隐居。早在经商之时，郑观应就开始从技艺、政治两方面探索富强救国之道，1873年刊行《救世揭要》，1880年（一说1883年）出版《易言》36篇本，并开始酝酿《盛世危言》，1884年便有兵部尚书彭玉麟为其作序。隐居澳门后，郑观应对前两部书进行了精心修订与扩充，在1894年出版了具有巨大历史影响力的《盛世危言》。该书有20余种版本，经作者手订的有1894年五卷本、1895年十四卷本、1900年八卷本，所收篇目不尽相同。这篇《自序》写于1892年。《盛世危言》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连光绪皇帝也“不时披览”，并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不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也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变则通通则久论

康有为

天不能有阳而无阴，地不能有刚而无柔，人不能有常而无变。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若知守常而不知变，是天有阳而可无阴，地有刚而可无柔也。孔子改制，损益三代之法，立三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犹虑三不足以穷万变，恐后王之泥之也。乃作为《易》而专明变易之义，故参伍错综，进退消息，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圣人盖深观天道以著为人事，垂法后王，思患而豫防之，孔子之道至此而极矣。

夫天不变者也，然朝夕之晷，无刻不变矣，况昼夜之显有明晦，冬夏之显有寒暑乎？如使天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何从而生？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且如极星，所谓不动者也。然唐、虞时在二十四度，今则二十三度二十九分耳，日至所谓定时也，然高冲卑冲，终无实测焉。若夫风云虹蜺珥朓蚀流，日月星辰无刻不变，故至变者莫如天。

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地不变者也，然沧海可以成田，平陆可以为湖，火山忽流，川水忽涸，故至变者莫如地。夫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夫以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且人欲不变，安可得哉！自少至老，颜貌万变，自不学而学，心智万变，积微成智，闷若无端，而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也。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此道家养生之术，治身如此，治国何独不然。故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三代之文明不得不变太古，秦汉之郡县不得不变三代，此千年之大变者也。盖春秋之世，陆浑莱戎潞狄，尚杂沓中夏，不数百年而至汉武，则已开通西域矣。唐时羁縻州仅北漠，元世则西平印度、破波斯，直至钦察，俱兰马八之境，当今之意大利亚矣。其地变则其治亦变矣。魏文口分世业，府兵之制，至唐之中叶，不能不变为两税彍骑，两税之后不能不变为一条鞭，彍骑之后不能不变为禁军。汉试士诸生，家法文吏笺奏，隋、唐不能不变为诗赋，宋不能不变为经义。肉刑之制，汉文不能不变为杖笞，隋文不能不变为徒流，此百年之变也。若夫时有不宜，地有不合，则累朝律例典礼，未有数十年不修改者，此十年之变也。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董仲舒曰：为政不能善治更张，乃可为理，譬病症既变而仍用旧方，陆行既尽而不舍车徒，盛暑而仍用重裘，祁寒而仍用絺绤，非惟不适，必为大害。故能变则秦用商鞅而亦强，不能变则建文用方孝孺而亦败，当变不变，鲜不为害。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导读】

康有为于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时，还是一介布衣，他请国子监代奏，却被掌握国子监实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断然拒绝，不仅上书未达，而且为此落榜乡试。事后，好友刑部侍郎沈子培劝他“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1893年，康有为乡试中举；1895年，他再度进京参加会试，途中遭遇日本士兵搜船，令他“颇愤”，并感叹道：“早用吾言，必无此辱也。”得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他于5月初将《上清帝第二书》（即所谓“公车上书”文本）上呈都察院。当时，康有为参加了新贡士的复试、殿试与朝考，《变则通通则久论》是他的朝考卷。《上清帝第二书》洋洋洒洒近两万字，涉及迁都、练兵、变通新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内容十分庞杂；而这篇千余字的短文集中于一个论点，即变则通，通则久。两篇文章可谓一脉相承。论世变之亟

严复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浸多，镌镵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纮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

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耏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污，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导读】

严复，1854年出生于福建侯官，“早慧，嗜为文”，12岁时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放弃科举入仕之途，考入马尾船政学堂，接触近代科学；毕业后登舰实习。1877年至1879年，作为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严复赴英学习。除完成海军相关学业外，他还花大量时间涉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回国后，先后在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任教，长达20年；但这段经历在他看来“味同嚼蜡”，曾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即外文），举时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对自己热衷西学似有悔意，以至转向科举，从1885年至1893年，先后4次参加乡试，却均遭落第。好在准备考试的过程磨炼了他的文字技巧。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海军惨败，邓世昌、林永升等同窗及半数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殉国，这激发了他的危机感和爱国心，成为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分水岭。1895年2月至5月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4篇文章，大旨在尊民贬君，尊今叛古，被史华兹称作“原则纲领”。这几篇文章让维新派额手称颂，保守派则深恶痛绝。京师强学会序

康有为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儳儳，不可终日。

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国也，疆土跨亚、欧、非三洲，而守旧不变，为六国执其政，剖其地，废其君矣。其余若安南，若缅甸，若高丽，若琉球，若暹罗，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为[国]于太平洋群岛、非洲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

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

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宦，今作贸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绪十五年而始举一印人以充议员，自余土著，畜若牛马。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则桀黠之辈，王、谢沦为左衽；忠愤之徒，原、却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于万方；钟仪之冠，萧条于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戚。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岂可言哉！

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陵侮。昔曾文正与倭文端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江忠烈、罗忠节诸公，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图避谤乎？闭户之士哉！有能来言尊攘乎？岂惟圣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万万之人将有托耶！【导读】

本文首刊于1896年1月的《强学报》第1号。一般史书称的“公车上书”是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1895年组织18省1200名举人联名上书一事。实际上，这一年发生的公车们（即入京参与会试之举人）的上书达几十起，而康有为组织的只是其中一次，参与者只有广东的80位举人，且所谓“上书”根本没有发出。直到当年5月初康有为中进士、被授工部主事后，他于5月底呈递的《上清帝第三书》才首次到达御前，并受到光绪帝的重视，下发各省“将军督抚议”。《上清帝第三书》使康有为开始名噪政坛，但仅仅一个月后，《上清帝第四书》却又受到体制内重重阻碍，未达天听。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活动家，康有为转而致力于在体制外打造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8月，他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以期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后又筹设京师强学会，写作了本文，刊登在《强学报》第1号上。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成员多为京官，包括袁世凯，其主要活动是集会讲演、购置图书仪器、译书办报等。它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政治性社团，梁启超称其“实兼学校和政党而一之焉”。赠梁任父同年

黄遵宪

寸寸河山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导读】

黄遵宪，字公度，1848年出生于广东梅州一个富商与官僚家庭。目睹时事急剧变化，他少年时期就认识到“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读书注重经世致用。他在28岁中举后，恰值清廷任命何如璋为首任驻日钦差，何与黄的父亲为世交，并早就闻知黄通达时务，便邀他同行。他由此走上外交官的道路，先后担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达18年之久，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调回国。其间，他曾告假归乡两年，于1887年完成其名著《日本国志》。1895年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中崭露头角，并参与发起强学会，引起黄遵宪注意。1896年1月，强学会被查禁，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他“自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3月，他“以书招新会梁任公”担任《时务报》主笔。黄遵宪与梁启超一见如故，结为好友。4月中旬便有《赠梁任父同年》6首，这里选的是其中一首。这一年，梁启超23岁，黄遵宪48岁，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终生不渝。直到1905年去世前一周，黄遵宪还致信梁启超，讨论维新的前途和策略。天演论·察变

严复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记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此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古以还年代方之，犹瀼渴之水，比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几移几换而成此最后之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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