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T.E.劳伦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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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译丛：智慧七柱Ⅰ试读：
前言
本书初稿完成于巴黎和会期间，以每日行军时所做的笔记为蓝本，再以我寄交开罗的长官们的若干报告作补充。随后，在一九一九年秋季，这份初稿与若干笔记不慎遗失。我认为基于历史的必要性，应该使这个故事重现原貌，因为在费萨尔2阵营中，或许就只有我曾想到要将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所作的尝试等记录下来。所以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冬季，就这么再度百般无奈地凭着记忆与残存的笔记重写。那些事件的记录对我而言记忆犹新，或许很少有错误——除了在日期或数目上的细节——不过因为事过境迁，心随境转，事情的轮廓与意义已不似往日鲜明。
只要我的笔记本中有记录，日期与地点都是正确的，不过人名则未必。与我出生入死的战友中有若干已马革裹尸，葬身沙场，他们的名字都是随意取的。其他仍健在的，在此则姑隐其名。有时一个人会化成数个不同的名字，如此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使书中人成为一堆面目模糊的傀儡，而不是一群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然而一旦对人说长道短，总有些人不管我对他们是褒或贬，都不会感激我的。
将焦点独揽在我身上，对我的英国同胞而言很不公平。我尤其遗憾未能论及一些无名英雄的表现。这些小兵对自己的目标说不出所以然，但表现杰出，若考虑到他们既无军官所赖以支撑的参战动机，亦对整场战争的终极目标为何浑然不知时，他们的表现更是令人佩服。不幸我所关注的只局限于战争的终极目标，本书也只是再现阿拉伯人由麦加到大马士革循序渐进争取自由的过程。本书的用意是将这场奋战合理化，让世人能认定成功是水到渠成，沛然莫之能御的，而且根本不需借助高人指点，更无需少数几个英国人的外力支援。这是一场由阿拉伯人筹划和领导，为了在阿拉伯半岛达成一个阿拉伯民族的目标而奋斗的阿拉伯之战。
我置身其间，人微位卑，不过借着一管生花彩笔、无碍辩才，以及堪称机灵的头脑，所以便如前文所述，自认是当仁不让。事实上，我不曾担任阿拉伯军方的一官半职，也不曾主导过任何与阿拉伯人合作的英军任务。威尔森、乔伊斯、纽科姆、道内、达文波等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安慰自己，这是因为我年纪较轻，才在这部著作上付出较多心血。我已全力以赴。威尔森、纽科姆、乔伊斯、道内、达文波、巴克斯顿、马歇尔、斯特林、扬、梅纳德、罗斯、斯科特、温特顿、劳埃德、沃迪、西登斯、高斯列特、斯滕特、亨德森、斯彭斯、吉尔曼、加兰、布罗迪、梅金斯、努南、利森、霍恩比、皮克、斯科特—希金斯、拉姆齐、伍德、欣德、布赖特、麦金杜、格林希尔、葛里森斯威特、道塞特、本内特、韦德、格雷、帕斯科等，也都已尽力而为。
由我来颂扬他们，实属僭越。当我想数落局外人的缺失时，我毫不保留：虽然这很少在本书出现，大都只在日记中提及，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的污点似乎也得以漂白。当我想称赞局外人时，我也畅所欲言，不过我们的家务事是自己的事。我们对执行自己的计划也心满意足。其他人有朝一日也大可自己提笔上阵，写一则与我的故事相仿，但就如我很少提及他们一样，也在他们的书中如蜻蜓点水般将我带过，因为我们都是各尽本分，各自随心所欲，几乎没注意到周遭友人的存在。
本书所叙述的不是阿拉伯人建国运动的史实，而是置身其间的我。描述的是日常生活、悲惨的事件、卑微的小人物。本书既没有让世人警惕的教训，也没有让人震撼的内幕。书中全是些芝麻琐事，部分原因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有朝一日也会创造历史，另一个原因则是回忆战时与我同甘共苦的同胞，令我极感快慰。我们相处甚欢，因为置身于广袤的天地间，共享野风、阳光，以及我们戮力以赴的目标。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即将成形的新世界而同感振奋，为无法言喻但有待奋斗争取的理念而激动不已。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不曾贪生怕死。然而当我们达成目标、新世界已具雏形时，老一辈的人又站出来，夺走我们的胜利，将这新世界重塑成他们所熟知的旧模样。年轻人有能力打胜仗，但不知如何乘胜追击，面对老一辈时又束手无策。我们气喘如牛地说我们已经打造出一个新天地，老一辈则向我们亲切道谢，然后安然享用。
人皆有梦，但多寡不同。夜间做梦的人，日间醒来发现心灵尘灰深处所梦不过是虚华一场；但日间做梦的人则是危险人物，因为他们睁着眼行其所梦，甚至使之成为可能。而我就是如此。我打算建立一个新国家，重建一种已沦丧的影响力，为两千万闪族人3提供一块磐石，让他们得以创立维系民族精神的梦幻殿堂。如此崇高的理想需要他们心灵中固有的高贵情怀，并让他们积极参与；然而当我们获胜后，我却成为众矢之的，谓我使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4原本享有的采油特权陷于未定之天，而法国在黎凡特5的殖民政策也沦于幻灭。
这种发展对我而言恐怕是正中下怀。我们为了争取这些特权，不仅赔上了宝贵的信誉，还使无数无辜的生灵涂炭。我曾与一百位来自英国德文郡的国防义勇军一同溯底格里斯河而上，他们都是年轻、清秀纯洁、开朗讨喜的小伙子，能带给妇女和孩童幸福与欢乐。看着他们，不禁让人以身为他们的英国同胞为荣。然而我们却将成千上万的他们推入万劫不复的火坑，不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是为了争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五谷和油田。我们唯一要做的便是打败我们的敌人（包括土耳其），最后借着艾伦比将军6的睿智，策动受土耳其压迫的民众替我们效命，才得以在只牺牲四百条人命的情况之下完成任务。我对自己所参与的三十场战役深感自豪，因为我没有造成弟兄任何伤亡。对我而言，再肥沃的领土也不值得牺牲任何一个英国人的性命。
如今战争结束已逾三年，若干仍不能曝光的事我必须三缄其口。即使如此，本书有些章节对每位读者而言几乎都是前所未闻的，有些人想在书中找寻他们熟悉的情节，却往往遍寻不着。我曾经向长官作完整的报告，后来发现他们将这些事当作我的个人功劳。不该如此的。荣誉对一支职业军队而言或许是必要的，由各种嘉奖令的一再强调已可见一斑，而我们只要投身戎伍，无论是否心甘情愿，立场皆已与正规军无异。
我已决定不接受任何对自己在阿拉伯前线的表现的奖赏。内阁为了颂扬阿拉伯人为我们卖命征战，曾应允要让他们拥有主权。阿拉伯人相信的是人，不是组织。他们将我视为英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要求我为英国白纸黑字所作的承诺背书。我因而不得不介入了这场阴谋，并且向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会依约报答他们。在我们共同出生入死的这两年间，他们已经习惯相信我，也认为我的政府和我一样，是讲究诚信的。他们基于这份期望，表现得可圈可点，可是，当然，我不但不以我们的合作为荣，反倒不断觉得羞愧万分。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假如我们赢了战争，这些承诺不过废纸一张。如果我是阿拉伯人诚实的顾问，我应该奉劝他们收拾东西回家，别为这种空话出生入死。可是我自欺欺人地期盼，借着带领这些阿拉伯人奋不顾身地赢取最后的胜利，我可以让他们在手握军权的情况下，获得巩固（即使不是绝对优势）的地位，以迫使列强与他们协商出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我假设（放眼望去，也没有其他领袖有这种意愿与能耐）我在战后仍能幸存，而且不只能在战场上打败土耳其人，还能在会议室内打败我自己的祖国与盟邦。这是极度自负的假设。我是否已经成功了，至今仍混沌不明。不过，很显然我并不想让被蒙在鼓里的阿拉伯人卷入危难之中。我冒了食言背信之险，坚信阿拉伯人的协助对我们在中东地区获得廉价而快速的胜利是必需的，而且我们胜利后食言，总比战败来得好。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7被免职，使我更深信我们缺乏诚信，不过我在战争期间无法向温盖特将军8阐述我的看法，因为在名义上我终究还是他的下属，而且他似乎对自己的立场到底有多虚伪也浑然不觉。唯一能做的是，拒绝一切因我做一个成功的骗子所颁赠的荣誉，以免引起内心的不快，于是我在报告中开始隐瞒事实，并说服少数几个知道真相的阿拉伯人也保持缄默。在本书中，我也打算最后一次为该说些什么自作主张。
自序
杰弗里·道森先生说服万灵学院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让我有闲撰写一部关于阿拉伯起义事件的著作。赫伯特·贝克爵士则让我住在他位于伦敦西敏市的房子内工作。
于是本书就此完稿，并于一九二一年进行校对，幸而有诸多友人不吝提出针砭。本书尤其必须感谢萧伯纳伉俪，他们俩提供了无数珍贵的建议与不同的意见，目前版本所见到的所有分号也是他们俩的贡献。
本书并无意故作超然客观，我是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奋战。请将之视为借着回忆所撰写的“夫子自道”之作。我无法做精确的笔记；事实上，如果我在阿拉伯人正奋战不懈时，却自顾优哉地写笔记，将是怠忽职守，愧对阿拉伯弟兄们。我的长官，威尔森、乔伊斯、道内、纽科姆、达文波等，都可以叙述相同的故事。对斯特林、扬、劳埃德、梅纳德等人而言亦然；还有巴克斯顿、温特顿、罗斯、斯滕特、西登斯、皮克、霍恩比、斯科特—希金斯、加兰、沃迪、本内特、麦金杜、巴塞特、斯科特、高斯列特、伍德、格雷、欣德、斯彭斯、布赖特、布罗迪、帕斯科、吉尔曼、葛里森斯威特、格林希尔、道塞特、韦德、亨德森、利森、梅金斯、努南等人。
对其他诸多领袖或孤军奋战的斗士而言，这本夫子自道的书并不公平。当然，就像所有的战争故事一样，本书对那些与光彩无缘的无名小兵而言更不公平，不过，这也是必然的，除非他们能列名于有功人员名册上。
T. E.S.9
于克伦威尔，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简介起义的基础
第一章至第七章以基钦纳10为首的若干英国人相信，阿拉伯人挺身对抗土耳其，将可使正在与德国交战的英国一举击败德国及其盟邦土耳其。
基于对阿拉伯民族的天性、能力、环境等的认知，他们认为这种起义应是皆大欢喜之事，并开始定位起义的属性与方法。
所以他们在获得英国政府愿意襄助的正式承诺后，便听任起义发动。然而即使如此，麦加的谢里夫揭竿起义，仍令大多数人深感诧异，各盟邦都尚未准备就绪。此举引发了错综复杂的情绪，也使敌友立场泾渭分明，在敌视者强烈的挞伐下，此事终告流产。第一章濒临疯狂的两面人
我的故事中有许多邪恶或许是我们环境中与生俱来的。几年来，我们与其他人住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待在无情的苍穹下。白天，烈日蒸炙我们，强风把我们鞭笞得头晕目眩；夜晚，露珠沾渍我们，沉默的满天繁星让我们瑟缩得无比渺小。我们是一支自组的军队，没有阵式，没有仪礼，致力于求自由。这目的让人如此渴求，使我们必须殚精竭虑；这期望如此崇高，令我们昔日的野心都显得微不足道。
随着时光流逝，我们为理想挺身奋战的需求日渐强烈，成为不容置疑的当务之急，它驱策着我们，也驱除了我们的疑虑。不管我们乐不乐意，这都已成为一种信念。我们已自甘为其奴役，听其差遣，谦卑地为这神圣的目的竭尽绵薄之力。一般人类奴隶的心理状态很可怕——他们已没有自己的天地——我们已向贪得无厌的胜利俯首称臣，不止身体，还包括心灵。我们这么做，已掏空了自己的道德、意志、责任，有如风中的枯叶。
永无止境的战役使我们视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如草芥。我们的颈子都系着催命索，敌人对我们项上人头的悬赏，正显示我们一旦被逮到，将难逃大刑伺候。每天，我们队上都有人阵亡；苟活残存者知道，自己只是上帝舞台中的一具行尸走肉。的确，我们的主人冷酷无情，只要我们早已瘀肿的双脚能继续蹒跚上路，他们就不会改变。精疲力竭的人羡慕那些已经累死的，因为成功看来还遥不可及，失败则近在咫尺又似是理所当然，索性死得干脆，倒也是种解脱。我们的日子不是神经紧张就是精神萎靡，不是气血翻腾便是灰心丧气。这种无力感使我们痛苦万分，使我们只为眼前而活，不在乎是否会得罪别人或被人得罪，因为喜怒哀乐都是不会持久的。突如其来的粗暴、凶恶、狂野，对我们而言都只如来匆匆去匆匆的疾风，我们丝毫不以为意；因为防范这些傻事的道德规范似乎更遥不可及。我们已体验到，有太多难熬的痛苦、深沉的悲恸以及强烈的狂喜，皆令我们有限的身心无力负荷。当情感太强烈时，心灵会窒息，记忆也会成为一片空白，直到整个环境再度回归平寂为止。
此种矫揉造作的激情令精神无所适从，使其无法如昔日般不厌其烦地掌控躯体。躯体于是日渐迟钝，无法感受强烈的喜怒哀乐。因此，我们对身体弃如敝履，置之不顾，继续上路，一个个如行尸走肉，孤立无援，面临平常会本能畏缩的外力时也逆来顺受。弟兄们都年轻力壮，却随时可能必须捐出温热的血肉之躯，或饱受饥肠辘辘的折磨。物资缺乏与危机四伏为这种身心的煎熬火上浇油，令人心力交瘁。我们没有可供独处的遮阳避风之室，也没有厚实的衣服来掩饰本性。人与人坦诚相处。
阿拉伯人有禁欲的天性。他们实行世界通行的婚姻制度，几乎不可能出轨。我们在四处征战的几个月间于殖民地所遇到的风尘女子，队上的弟兄都视若无睹——尽管对健康的男人而言，她们红扑扑的细皮嫩肉相当秀色可餐。我们的年轻弟兄们对这种淫乱的交易裹足不前，也开始不当一回事地以自己洁净的身体互相满足对方的欲求——一种冷冰冰的权宜之计，相较之下，像是毫无性生活，近乎纯洁。后来，有人开始为这种乏味的过程辩解，信誓旦旦地说：朋友以火热的肢体交缠着在沙堆中翻滚，可发觉隐藏在黑暗中的一种让精神得到满足的情欲，以激情的烈火，使我们的心灵融而为一。有些人一心想惩罚自己无法遏止的欲念，以蹂躏躯体为豪，残暴地让自己接受各种必会招致身体疼痛或污秽的习惯。
我奉派到这些阿拉伯人阵营中，人生地疏，无法以他们的思维模式思考，或认同他们的理念，却奉命率领他们向前，尽全力鼓动他们从事任何可以使英国在战争中获利的行动。如果我无法揣摩他们的个性，至少可以掩藏自己的个性，置身于他们之间而不致引人侧目，既不会与他们格格不入，也不会批评他们，只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力。我既然是他们的一分子，便不会为他们的行为辩解或宣扬。如今我恢复原来的身份，可以当个客观的旁观者，站在我们的立场来感受……不过我应该坦白承认，这些理念与行为在当时都是顺其自然地发生的。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行为，在战场上似乎是顺理成章，或只是不足为奇的例行公事。
我们的手随时是血淋淋的：我们有权杀人。受伤与杀戮似乎是转瞬即逝的痛苦，我们的生命既短暂又痛苦。生活的悲苦既已如此强烈，惩罚就必须冷酷无情。我们过一天算一天，随时可能丧命。当惩罚人的理由和欲望产生时，我们立刻以枪或鞭子将我们的教训写在倒霉鬼的血肉之躯上，这种案子可没得上诉。置身荒漠间，无法采用法庭与监狱这种文绉绉、温吞吞的刑罚。
当然，我们的奖赏与喜悦也如苦恼般来如疾风。不过，尤其对我而言，喜事的数量总远少于伤心事。贝都因人11的生活方式是艰苦的，即使对土生土长的他们也是如此，对外来者简直是恐怖：一种活着的死亡。每当行军或勤务告一段落，我总疲惫得连记下当时的心情都提不起劲，即使偶尔有闲情逸致观察沿途遇见的赏心乐事，也无心着墨。在我的笔记中占一席之地的不是怡人的美景，而是无情的荒地。我们当然更想享受无忧无虑的珍贵时光；不过我对创痛、恐惧与错误记得格外深刻。我所撰述的并不是我们生活的总结（有些事由于耻于提起，不宜冷酷无情地重述），不过都是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祈求上帝，阅读本书的人不会为了喜爱异国情调的魅力，而糟蹋他们自己与他们的聪明才智，转为别的种族效命。
一个让自己沦为异邦人的财产的人，过的像是供人驱遣的次等人的生活，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一个暴虐的主人。他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可以反对他们，说服自己接受一场任务， ；将他们敲打扭曲成与他们原意大相径庭的模样，然后利用自己旧有的环境迫使他们离开他们的环境。或者，依照我的模式，他会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使得像是他们在模仿他。然后他放弃自己的环境：自以为已与他们融为一体；然而那只是自欺欺人、毫无价值的。到头来都不曾为自己做过一件事，也没有一件事是纯粹属于他自己的（从不想去改造），只期望他们能随喜好并依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来采取行动或反应。
以我而言，几年来费尽心机地穿着阿拉伯服装过活，并模仿他们的思维，使我放弃了英国的自我，以新的观点来看西方及其习俗：它们已替我将西方的习俗全盘推翻了。同时我又无法与阿拉伯人真正融为一体，只能与他们相亲相爱。一个人很容易会变成异教徒，却很难改变他的信仰。我已放弃了一种，却没有接受另一种，就像我们传说中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棺材12，对生命充满强烈的孤寂感，并鄙视别人，并非人身的攻击，而只是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这种疏离感在一个人精疲力竭和与世隔绝时就会出现。他的身体仍机械化地拖着沉重的步伐踽踽前行，理智的心灵则已离他远去，自体外带着批判的眼光望着他，搞不懂那没出息的臭皮囊在做什么，或者为何这么做。有时候这些自我会在虚无中互相交谈，然后濒临疯狂，因我相信一个能同时透过两种风俗、两种教育、两种环境的面纱看事情的人，都已濒临疯狂。第二章所谓的阿拉伯
要讨论阿拉伯建国运动，第一个难题便是理清何谓阿拉伯民族。他们是由外力融合的民族，因此名称在意义上也逐年缓缓改变。一度意指阿拉伯人。有一个国家就叫做阿拉伯，不过那与我们的议题无关。有一种语言称为阿拉伯语，不过这也有待商榷。那是目前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一个地图上称为阿拉伯半岛的地方通用的语言。这些地区在被穆斯林征服前，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说的都是阿拉伯语系的语言。我们称这些语言为闪族语系，不过（就如大部分的科学名词一样）并不正确。然而，阿拉伯语、亚述语、巴比伦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13、古叙利亚语等，皆为大同小异的语言；因为我们已了解目前在亚洲说阿拉伯语的各民族之外貌与习俗也是大同小异，使这些语言在昔日曾互相影响，甚至是衍自同一语源的迹象获得强化。我们甚且可称他们为表兄弟——而且这些表兄弟当然地，或许也很悲哀地，明白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
亚洲说阿拉伯语的地区依此看来大约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北方由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勒塔开始，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往东到底格里斯河。南方是印度洋的边缘，由亚丁到马斯喀特；西边由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直通亚丁；东方则是由底格里斯河、波斯湾直至马斯喀特。这块面积大约与印度相仿的方形区域便是闪族的故居，没有外来民族能在此长住久安，虽然埃及人、赫梯人、腓力斯丁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法兰克人都曾尝试过。他们的势力后来都冰消瓦解，残存的成分则被闪族强烈的民族性吞噬。闪族有时也会将版图往外扩张，他们自己也同样曾被外界的天地吞噬。埃及、阿尔及尔、摩洛哥、马耳他、西西里、西班牙、西里西亚、法国，都曾并吞并湮没了闪族的殖民地。只有在非洲的的黎波里，以及奇迹般永不消失的犹太人居留区，才有远古的闪族人留下若干遗迹。
这些民族的起源是个学术问题；不过为了了解他们的起义，便得先了解目前的社会与政治差异，这一点也只能借着观察他们的地理位置才能掌握。这块大陆可分成数个大地区，各区间的显著差异造成各地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惯。在平行四边形的西边，由亚历山大勒塔到亚丁，在一条山脉旁边的地区，称为叙利亚（在其北部），再往南则称为巴勒斯坦、米甸、汉志，最后是也门。此地区的平均高度约为三千英尺。它面向西方，因靠海而云层浓密，雨水丰沛，人口稠密。
另一个有人烟的丘陵区域面向印度洋，位于平行四边形的南边。东边的界线一开始是一片冲积土平原，称为美索不达米亚，不过巴士拉南方则是一片平坦的沿海区，称为科威特和哈萨，直到加塔。这片平原大都有人居住。这些丘陵与平原围着一片干旱的沙漠，核心部分是一系列水源丰沛、人口稠密的绿洲，称为卡锡姆与阿里德。阿拉伯半岛的正中心就在这些绿洲之间，此区域保存着本土精神和最强烈的自我意识。四周沙漠环绕，与世隔绝。
绿洲周围的沙漠有此隔绝外力的杰出功能，也因而造就了阿拉伯半岛的特色，以及本质上的差异。绿洲南部像是一片无路可通的沙海，几乎延伸到印度洋沿岸人口稠密的陡坡，使其与阿拉伯民族的历史隔绝，也未受任何阿拉伯民族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影响。这片南方海岸称为哈德拉毛，形成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历史；其思想则偏向于爪哇，而不是阿拉伯。这些绿洲的西方至汉志丘陵的地区称为内志沙漠，地质为碎石与熔岩，几乎没有沙。这些绿洲的东方至科威特的地区，也是类似的碎石区，不过有几处地段含有软沙，行路困难。绿洲北部是一片沙漠，沙漠之外则是一大片碎石与熔岩平原，直延伸到叙利亚东边和美索不达米亚源头的幼发拉底河沿岸。这片北部沙漠由于人车皆可通行，也使阿拉伯起义得以速战速决。
西部的丘陵与东部的平原，一向是阿拉伯半岛人口最稠密，也是最活跃的地区。尤其是西部，叙利亚、巴勒斯坦、汉志、也门等地的山岭，与欧洲往来频繁。就伦理上来说，这些富饶的山区位于欧洲，而非亚洲，因为阿拉伯民族在寻求文化认同、发展贸易，尤其是扩充版图时，都是望向地中海沿岸，而非印度洋，因为对阿拉伯半岛影响至巨也最复杂的便是迁徙问题，而且各个阿拉伯地区面临的困境都是大同小异。
在北部（叙利亚），城市的出生率低而死亡率高，因为卫生状况极差，而且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过于忙碌。结果农村的剩余人口在城市找到出路，并被都市吞噬。在卫生状况略有改善的黎巴嫩，每年都有许多年轻人移民美国，使整个地区的外观面临（希腊时代以来首度发生的）剧变。
在也门，解决方式则有所不同。当地没有对外贸易，也没有会使人口大量聚集在不卫生地区的大型工业。城市只是些市集，与一般的村庄一样干净单纯。所以人口逐渐增加，生活水准则日渐低落，经常有人满为患之虞。他们无法移居海外，因为对岸的苏丹比阿拉伯半岛还贫瘠。少数冒险渡海的部落，到异乡后皆得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闪族文化，以求生存。他们无法往北迁徙至丘陵地带，因为这些地区受到圣城麦加及其卫星港吉达所阻隔：一条带状外国地区，不断有由印度、爪哇、布哈拉、非洲等地迁徙来的外国人，精力充沛，对闪族人满怀敌意，而且借由宗教力量的维系，无视经济、地理、气候的差异，仍然住了下来。因此，也门的人口过剩问题日益严重，只有在东部才能获得缓解，将该区的边界逐渐沿着伟狄安地区的山坡地往外推，由半荒芜的比舍、达瓦西尔、兰耶、塔拉巴等有丰沛水源的山谷，直延伸到内志的沙漠地带。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在水源枯竭、农作物短缺后，便得不断迁徙至水草丰饶处，直到最后抵达无法从事农耕的贫瘠之地。于是他们开始借着饲养羊与骆驼以补充已无法糊口的农耕，结果便越来越依赖这些牲畜来维持生计。
最后，迫于人口压力，边界的居民（此时已几乎完全过着农耕生活）不得已由最偏远的绿洲迁徙至蛮荒野地，成为游牧民族。这段过程，由今日借着有确切姓名与日期的个别家族和整个部落的迁徙看来，必早在移民也门时便已开始。位于麦加和塔伊夫之下的伟狄安便充满了数十个由该处移民的部落的回忆与地名，今日在内志、舍迈尔山脉、哈马德，甚至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边境，都可以找到这些部落的足迹。这里是迁徙的根源，游牧民族的来源，波斯湾沿岸沙漠流浪者的起源。
因为沙漠民族与山地民族一样静不下来。沙漠的经济生活是以骆驼为主，这种动物在遍地荆棘的高地草原上如鱼得水。贝都因人便是借养骆驼维生，这种产业也左右了族人的生活，划分了各部落的领土，也使得他们依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地在草原间迁徙，让牲畜得以在贫瘠的牧草中觅食。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的骆驼市场决定了沙漠所能养活的人口，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依市场大小而做调整。所以沙漠偶尔会人口过剩，于是那些人满为患的部落便会挣扎着向外发展。他们或许不会往南移居至荒凉的沙漠或海边。他们也不能向西——那边汉志的陡峭山脉都已被山地部落捷足先登。有时候他们会往阿里德和卡锡姆的中央绿洲迁徙，如果这些想找新家的部落足够壮大，或许可以占有一片立足之地。不过，如果沙漠民族争不过原来的居民，便只得逐渐往北移，在汉志的麦地那与内志的卡锡姆之间落脚，这时又面临另一个抉择。他们可以往东，沿着瓦地伦或舍迈尔山脉，直到通往沙米亚的巴登，成为幼发拉底河下游的阿拉伯人；或者他们也可以慢慢地往西方的绿洲推进——汉纳奇亚、凯海拜尔、泰马、焦夫、锡尔汉——直到在命运的安排下接近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山脉，或在前往阿勒颇或亚述的途中，在北方沙漠的泰德穆尔沿岸让牲畜饮水。
压力仍未解除，往东移民的残酷趋势仍持续不断。这些部落发现他们被逼到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耕地的最边缘。因缘际会加上急于果腹，使他们开始豢养山羊，随后还饲养绵羊；最后他们开始播种，虽然只种些供牲畜食用的大麦。他们至此已不算是贝都因人了，而且也和农村的居民一样，开始饱受游牧民族的掠夺。不知不觉中，他们已与当地的农民融为一体，成为了农民。所以我们看到出生于也门高地的族群，被更强大的族群逼入沙漠，不得已成为游牧民族。我们看着他们四处流浪，每年都往北或往东推进一些，受着命运的摆弄深入蛮荒之境，直到最后又被迫离开沙漠，和原本不得已成为游牧民族般，再度被迫过着农耕生活。这是闪族人最常出现的循环。几乎每个闪族部落的祖先，在某个黑暗年代都曾在沙漠中讨过生活。每个闪族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游牧民族的标记，也是最深沉而痛彻心扉的社会历练。第三章黑白的信仰
如果在阿拉伯语系的亚洲地区，部落人与都市人并非隶属于不同种族，而只是置身于不同社会与经济阶层的人，则他们的思想应极相似，所以这些民族的产物有共同元素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开始，在我们首度与他们碰面时，便会发现每个人对信仰几乎都有一种鲜明或坚定的立场，这种立场的界线精确，毫无与他们共鸣的机会。闪族人的视野中没有半调色。他们是一种原色的民族，或者说是黑白分明的民族，看世界总是采用二分法。他们是武断的民族，蔑视我们现代人视为荆冠的存疑之心。他们不懂我们的形而上难题，也不了解我们内省的质疑。他们只知道真理与非真理，信神与不信神，不像我们分为更细密的层次。
这个民族是黑白的，不只在视觉上，也在内心最深处。他们的思想只在处于极端时才会安心。他们自己选择至高无上。有时候他们似乎也会反复无常；不过他们绝不妥协：他们会荒谬之至地在几种互不相容的意见间寻求逻辑，对其互相矛盾处视若无睹。他们以冷静的头脑与客观的评断，如钟摆般由一条渐近线荡到另一条渐近线，毫不察觉两者间的强烈差异14。
他们是一个有限的、心胸狭窄的民族，毫无好奇心，迟钝的心智完全没有作用，他们的想象力很鲜活，可是没有创造力。亚洲的阿拉伯艺术少得几近于无，虽然他们的阶级是自由人，也很鼓励族人学习邻邦和农奴在建筑、陶艺或其他手工业上的才能。他们也无力掌控大型产业，因为他们的身心都没有组织。他们不曾发展任何哲学体系，没有复杂的神话。他们依循着部落民族与洞穴民族的偶像前进。他们是最不怨天尤人的民族，毫不质疑地接受人生的安排，视其为理所当然。对他们而言，祸福都是无法避免、与生俱来的，只能享用，无法控制。自杀是不可能的，死亡则并不可悲。
他们是一个会突然发作、出现巨变、充满意念的民族，是一个有个人天才的种族。他们的起义运动相较于宁静的日常生活，格外显得令人震惊；他们的伟人与谦卑的大众相较之下，显得更是伟大。他们的信念出自本能，他们的行为出自直觉。他们生产最多的是信仰，仿佛各种天启教都是他们的专利。他们仍保留三种自己发展出来的宗教，其中有两种（经过形式上的修正后）也外销给非闪族人。基督教在经由民情截然不同的希腊、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吸收后，曾征服了欧洲与美国；伊斯兰教在经过转化后，也征服了非洲及部分亚洲地区。这些都是闪族人的成就。他们的失败则留给自己，沙漠的外围撒满他们破碎的信心。
这些没落的宗教遗迹就散布在沙漠与农耕地的交会处，意义深远。那说明了所有这些宗教的产生方式。这些宗教是声明，不是辩论，所以需要一位先知来宣扬。阿拉伯民族说他们曾有过四万位先知，我们有记录的至少就有数百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出自荒野，不过生活却都衍生自同一种模式。他们的出生将他们置身于人口稠密之地，一种莫名的激情却驱使他们投身沙漠。他们住在沙漠中或长或短的时间，过着弃绝躯体的冥想生活；然后再带着想象出来的讯息回来宣扬，向昔日的同伴，也就是如今对他们满心怀疑的同胞宣教。三大宗教的创立者都遵循这一循环：这种巧合日后经由无数承先启后的先知之实践，成为一种铁则，这些先知中有若干不幸者失败了，他们的教义我们或许也认定有相当多的真理，不过这些人时运不济，无法找到足够的善男信女蔚然成风。对城市中的思想家而言，想前往尼帝亚的冲动简直是无法抗拒的，或许不是因为他们发现神就住在这里，而是在它的寂静中，他们更明确地听到自己带来的鲜活话语。
所有闪族宗教的共同基础，无论成功者或失败者，都是尘世不值得眷恋的思想。看破红尘的深刻见解使他们大力宣扬清心寡欲、弃绝奢华、安贫乐道，这种创见的气氛更使沙漠民族的心灵无情地受到抑制。我在早年曾对他们的清心寡欲有初步的认识，当时我们正穿越北叙利亚崎岖的旷野，到达一座罗马时代留下的废墟，阿拉伯人相信那是一个边界的王子替他的王后搭建的沙漠行宫。据说这建筑物的黏土在揉捏时极为讲究，调和时用的不是水，而是用百花的香精。我的向导像狗般嗅着空气，带我经过一间间已成断垣残壁的房间，说道：“这是茉莉，这是紫罗兰，这是玫瑰。”
不过后来达浑扯扯我：“来闻闻最香的气味。”然后带着我到主卧室，站在东面的窗口，张口吮啜着由沙漠中飘来的、尘土不扬的亘古微风。这道微风起源于远方的幼发拉底河，经过几天几夜拂过枯草后，遇到第一道障碍物，也就是我们这栋破旧王宫的人造墙壁。这道风宛如围着他们徘徊不去，有如婴儿般喃喃低语着。“这个，”他们告诉我，“才是最好的，因为它没有味道。”我的阿拉伯友人弃绝香水与奢侈品，选择不曾被人类加工过的事物。
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全心拥抱这种严苛的简朴生活，感觉得到但无法言喻，因为他只有借此才能觉得完全解脱。他挣脱了物质、舒适物品，所有尘世浮华的羁绊，以获取有饥饿及死亡之虞的个人自由。他本身并不将贫困当成一种德行：他喜欢小小的败德与奢侈品——咖啡、清水、女人——这些他仍能保存。他的生活中有空气与微风，太阳与光线，空地与旷野。这里没有人工产品，没有对自然的加工，只有头顶的天空与脚下无瑕疵的土地。他在此不知不觉间接近神。神对他而言不是人格化的，不是有形的，与道德无关，与世界或他无关，不是自然的，而是无颜色的、无形的、无法触摸的灵。因此，不是借着剥夺而是借着授予，才有资格当一个善解人意的神，成为所有行动的雏形，自然与物质只是反映他的一面镜子。
贝都因人无法在自己内部找神，他非常确信他在神里面。他无法想象有什么是神或不是神，神原本就是至高无上的。然而阿拉伯民族的神有朴素、平凡的一面，他就在他们的饮食、打斗、情欲之间，是他们最平凡的想法，他们熟悉的凭借与伴侣。对那些将神蒙上神秘面纱、强调清心寡欲及拘泥于形式的敬拜的其他宗教信徒而言，他们这种信仰简直难以想象。阿拉伯人觉得将神带入最卑微的日常生活中并无任何不妥。神是他们日常用语中最熟悉的字眼。的确，我们在将神变成最短也最丑陋的单音节字眼时，也丧失了许多表达方式。
这种沙漠的宗教似乎无法以言词及思想来表达。它很容易被当成影响力来感受，人在进入沙漠够久，忘了它的广袤空间与无垠无涯后，难免会将神当成唯一的避风港与生命的律动。巴达维人在名义上可能是逊尼派，或瓦哈比派，或任何一支闪族派系，他们对此不会太在意，这有点像是一个在锡安教会大门当警卫的人，边喝啤酒边嘲笑着锡安教徒。每位游牧民族都有他自己的宗教，不是口述或传统所能表达的，而是凭他的直觉。所以我们发现闪族人的所有宗教（在特征与本质上）都强调尘世的虚无与神的圆满，每位信徒也依自己的能力与机会来表达这些教义。
沙漠居民不能为他的信仰居功。他从来不曾是福音宣扬者或传其他宗教衣钵者。他只是闭上眼不去看这世界及潜伏在他身上的潜在物欲，这样才能清心寡欲一心敬神。他获得一种很明确而强有力的信任，只是范围何其狭隘！贫乏的经验剥夺了他的恻隐之心，将他的人类仁慈扭曲成他所藏身的荒野之形象。结果他伤害了自己，不只为了求自由，也为了自娱。在痛苦之后紧接着是喜悦，这种自虐对他而言比财产还要重要。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最大的喜悦便是自我抑制。他借着清心寡欲、弃绝享受、自我抑制，获得最大的满足。对他而言，赤裸裸的心灵和赤裸裸的身体一样引人遐思。或许，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而且毫无危险，不过却是铁石心肠的自私。他的沙漠被当成一种精神的冰库，长久以来一直将神的统一幻象保持得很完整，但毫无长进。有时候，由外界来的求道者可在此获得短暂的解脱，因而疏离地望着他们想改造的那一代的本质。
这种沙漠中的信仰在城市中行不通。因为太奇怪、太简单、太玄奥，不适合推广，也不适合日常使用。这种意念也是所有闪族宗教的基本信仰，它一直存在，不过必须加以稀释才能让我们理解。蝙蝠的尖叫声对大部分人而言都太刺耳：我们资质愚鲁，无法掌握沙漠精神。先知从沙漠中带着他们对神的模糊印象回来，经由他们朦朦胧胧的媒介（有如经由一面深色玻璃）展现神的庄严与光辉，他的全貌足以使我们眼盲、耳聋、喑哑，如同对待贝都因人般对待我们，使我们弃绝文明，与世隔绝。
信徒依照大师的指示，在致力于弃绝他们自己与邻人的尘世羁绊时，因为无法挣脱人性弱点而失败。为求生存，农村居民或都市人必须每天都乐于累积财富，也受环境影响，变成最粗鄙、耽于纸醉金迷的生活的人。鄙绝红尘俗世可使别人过最安贫乐道的生活，却会逼得他陷入绝望。他浪掷自己的人生，像个挥金如土的人，匆匆过完这一生，渴望及早到达终点。布莱顿商业中心的犹太人、守财奴、断袖癖者、大马士革妓院中的好色之徒，这些都是闪族有享乐能力的佐证，也显现他们与艾赛尼派，或早期的基督徒，或发觉精神贫乏的人最容易上天堂的初期哈里发们背道而驰的另一面。闪族人在纵欲与自制间徘徊。
阿拉伯人可以像被绳子吊着般被一种思想系住，因为逆来顺受的心灵使他们成为乖顺的仆从。他们没有人能逃离这桎梏，直到成功到来，伴随成功而来的则是责任与义务。然后那思想消失了，工作结束了——成为废墟。若没有宗教，他们可能会经由接触到世间的财富与乐趣，而被带到世界各地（但不会上天国）；不过如果在路上，依这模式被带路，他们会遇见一种思想的先知，这先知无处容身，只靠人施舍或吃野鸟糊口，然后他们全都会放弃财富，寻求他的启示。他们是意念的子民，无可救药，一无是处，色盲，对他们而言身体与精神永远是对立的。他们的心灵既奇怪又黑暗，充满沮丧与得意，缺乏规则，不过比起世上的其他人，在信仰上有更多热情与想象力。他们是个冲动的民族，对他们而言抽象概念是最强烈的动机，过程是无限的勇气与变化万端，而结果则无关紧要。他们和水一样不稳定，也像水一样或许终究可克服万难。自从混沌初开，他们便一波接一波地冲击血肉之躯的海岸，每道浪都撞得浪花四溅，不过，像大海一样，抢滩失败，只磨损掉微不足道的岩石，然而经年累月，有朝一日或许终会越过物质世界，上帝也会浮出水面。我激起这么一道浪（而且不是最小的），它越过理念，直达浪峰，然后倒下来坠在大马士革。这道浪的冲击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抗而受挫，但终将成为下一道浪的基础，当时机成熟时，大海将再度扬波。第四章土耳其伺机崛起
阿拉伯民族在地中海沿岸首度逞威时，向世人显现出这个激动的民族短时间内强烈的体能活力；不过在热力燃烧完后，闪族人心灵中的耐性不足便彰显出来。侵略过的国家他们都置之不理，基于对制度的厌恶，还必须寻求被他们征服的臣民或更强盛的邻邦协助，以管理他们规划不周的草创帝国。所以，早在中世纪，土耳其人便已在阿拉伯国家立足，一开始是当仆人，接着是助手，然后像寄生虫般将老朽的政治躯壳吸食殆尽。最后，当旭烈兀15或帖木儿16大军满足了他们的嗜血欲，带着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将看不顺眼的一切悉数烧毁时，剩下的只有仇恨而已。
阿拉伯文明一向带着抽象的特质，讲究德性与知性而非实用；而缺乏公共精神，使他们杰出的私人特质派不上用场。他们幸亏生逢其时：欧洲已垮台，沦为野蛮之邦；人们不再热衷于学习希腊与拉丁的知识。相较之下，阿拉伯民族似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心智活动更进步，他们的国家更富强。他们已为日后的中古时期保存古典的过去尽了一份心力。
随着土耳其人的到来，这种安和乐利的日子也沦为幻影。亚洲的闪族人逐步受到土耳其人征服，而且发现求死不得。他们的财产都被强行夺走；而在军事政府的淫威下，精神也枯萎了。土耳其人采取军警统治，他们的政治理论也一样粗糙。土耳其人教导阿拉伯人，地区的利益高于爱国主义，各地区的琐事比国家还重要。他们借着挑拨离间，使阿拉伯人互相猜忌，借此统治他们。即使在法院、公家机构及高等学校，也不得使用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只能借着牺牲他们的种族特质，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阿拉伯人对这些统治手段并非默默承受。闪族人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间多次对抗土耳其人的文化渗透与同化阴谋时，将不屈不挠的特性展露无遗。阿拉伯人不肯放弃自己优美的语言，改学粗鄙的土耳其语；他们反倒使土耳其语中增加无数的阿拉伯语，并且保存了他们的文学宝藏。
他们丧失了地理上的感觉，以及种族、政治、历史的记忆，不过却紧紧抓住自己的语言，将语言推崇得几乎成为自成一体的祖国。每个穆斯林的第一项义务是研读伊斯兰教的圣书《古兰经》，这也是阿拉伯文学中最伟大的不朽杰作。了解到这是他的宗教，也只有他有充分的资格去体会并实践，这给每一位阿拉伯人提供了一个标准，让他们得以自行评断土耳其的成就有多么微不足道。
接着发生了土耳其革命，阿卜杜勒·哈米德王朝垮台，青年土耳其党掌握大权。阿拉伯人的领域转眼间豁然开朗。青年土耳其党起而对抗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观念及土耳其苏丹的泛伊斯兰教理论，这位老迈的土耳其苏丹渴望通过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而成为它的政界领袖。这些年轻政治家基于维护主权国家宪政理念的一股热忱，揭竿起义将他逮捕入狱。所以，当西欧正开始脱离国家主义进入国际主义，并不再借战争解决种族纷争时，西亚却开始脱离天主教，进入国家主义，并梦想着要借由战争来争取国家主权与自治，而不是基于信仰或主义而发动战争。这趋势在近东的巴尔干半岛各国最早爆发，也为势最烈，而且使它们得以熬过为争取脱离土耳其的目标而经历的惨烈牺牲。后来在埃及、印度、波斯，最后在君士坦丁堡都爆发国家主义运动，它们借着新的美国教育思潮得以强化：这种思潮在东方的古板气氛中发表时，掀起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学校借着发问的方式来教学，鼓励科学的超然及自由交换意见。他们倡导革命也是无心栽柳，因为生在现代的土耳其，身为长久以来一直受统治的种族——希腊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实在很难为国效忠。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初试啼声获得成功后，被他们基本方针的逻辑冲昏了头，也为了对泛伊斯兰主义表达抗议，而大力倡导奥斯曼同盟。那些容易受骗的受统治种族——人数远超过土耳其人——相信他们是接受号召要合作建立一个新的中东。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这工作，发表包罗万象的新思潮，并称土耳其人为盟友。青年土耳其党人被他们所鼓动的这股力量吓坏了，急忙想扑灭自己点燃的烈焰。他们的口号变成“Yeni-Turan”，也就是“土耳其替土耳其人塑造土耳其风格”。稍后，这项政策使他们致力于拯救他们被统治的同胞——在中亚被俄国人统治的土耳其人；不过，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肃清帝国内抗拒统治的异族臣民。阿拉伯人是土耳其境内人数最多的异族，故而首当其冲。阿拉伯人的议会因此被解散，阿拉伯人也不准组织结社，名流都遭到刻意打压。此时接掌大权的恩维尔帕夏17对阿拉伯人的示威活动及阿拉伯语的强力打压，比起被斗垮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阿拉伯人已尝过自由的滋味。他们无法像改变行为一样立刻改变思想，他们顽强的意志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压的。他们阅读土耳其的文件，将爱国口号中的“土耳其”改为“阿拉伯”。他们受到镇压后，便采取激烈的暴力抗争。他们无法在体制内改革，便转而发动革命。阿拉伯人的组织结社纷纷走入地下，也由原本的自由派社团变成阴谋集团。阿拉伯社团中创社最早的阿克华社，被公开解散。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更具危险性的团体阿哈德社取而代之，这个组织非常隐秘，成员几乎全局限于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的阿拉伯军官，他们矢志设法向上司套取军事情报，以便发动革命的时机来临时，用来对抗土耳其，替阿拉伯民族效劳。
这个组织规模庞大，在伊拉克南部的不毛之地有个很安全的根据地，阿拉伯起义运动的领袖赛义德·塔利布在此掌控大局。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生的军官，十人中有七人加入该组织。他们的保密工作很彻底，因此直到战争末期仍有成员在土耳其军队中担任高阶军官。在起义发动后，艾伦比将军越过哈米吉多顿18，土耳其已溃败，率领巴勒斯坦的败兵残将撤退的，就是这秘密组织的一位副主席；另一位成员则指挥土耳其军队在安曼地区横越约旦。再后来，在停战后，土耳其军中仍有很多阿拉伯高阶军官在待命，准备一旦接到阿拉伯方面的指示便窝里反。大多数军官都没接到这种指示，因为这些组织都只支持阿拉伯人，只愿为争取阿拉伯独立而战。他们认为支持盟国毫无助益，倒不如支持土耳其，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可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承诺。的确，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宁愿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成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也不要一个被列强瓜分的破碎家园。
比阿哈德社更庞大的组织，是叙利亚境内争取自由的菲塔社。地主、作家、医师、高阶公务员相继加入该组织，他们有共同的誓言、密语、暗号、出版社，及由中央保管的资金，致力于推翻土耳其帝国。他们凭借着叙利亚人的特质——他们是一个像人猿的种族，如日本人般敏捷利落，但很肤浅——让组织迅速茁壮。他们向外求援，也期盼能借着向人哀求来获取自由，而不是靠牺牲。他们与埃及联络，也和阿哈德社（该组织的成员都有美索不达米亚人的顽固个性，很看不起摇尾乞怜的菲塔社）、麦加的谢里夫、英国等有往来，四处寻求盟友。他们保持极度隐秘。虽然官方怀疑这个组织的存在，却总是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土耳其政府在找到足够证据让英国与法国外交官满意前，不敢轻举妄动；当时英法两国的外交官在土耳其都有一言九鼎的分量。这些外交官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爆发后被调回国，于是土耳其政府便肆无忌惮地铲除异议分子。
官方一声令下，生杀大权完全交付给负责清查的人员——恩维尔、塔拉特19、杰马勒帕夏——他们是最冷酷、头脑最清醒，也最有野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毫不留情地铲除境内所有非土耳其的思潮，尤其是阿拉伯与亚美尼亚的国家主义。他们一开始便大有斩获，在叙利亚的法国领事馆找到一位领事留下的秘密文件，那是他与一个阿拉伯秘密组织的往来信函（谈论阿拉伯建国运动），这组织与菲塔社无关，不过成员却是更爱大放厥词、更不受欢迎的叙利亚沿岸知识分子。土耳其人自然是如获至宝，因为当时法国在北非的殖民侵略行为，使法国在阿拉伯语系的伊斯兰世界中恶名昭彰。于是杰马勒以这些信函为佐证，向伊斯兰教友表示，这些阿拉伯国家主义分子都是叛教的异端，宁可与法国勾结而背叛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
当然，他所揭露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该组织的成员都是德高望重之士。他们遭到逮捕、判刑、驱逐出境、行刑等，使叙利亚境内风声鹤唳，也使菲塔社的成员领悟到，如果不记取前车之鉴，这些亚美尼亚同志的命运必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亚美尼亚人早已武装就绪，但领导人却使他们未战先败。他们被解除武装，彻底瓦解，男人遭到集体屠杀，妇孺则被剥光衣服逐入时值寒冬的沙漠，饥寒交迫，成为路过沙漠的野兽的猎物，任他们自生自灭。青年土耳其党人残杀亚美尼亚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也为了同样的理由将大批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基督徒逮捕入狱，并在同一座绞刑台上将他们处死。杰马勒惨无人性的高压手段使叙利亚境内的各阶级与教派同仇敌忾，因而使一场联合起义成为可能。
土耳其人对他们军中的阿拉伯官兵也心存怀疑，并打算采取类似对付亚美尼亚人的策略，将他们分调各处，使他们无法聚在一起。一开始运输的困难使这计划窒碍难行，随后叙利亚北方在一九一五年出现阿拉伯官兵的会集（土耳其军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人说阿拉伯语）。他们设法将这些军队打散，派他们到欧洲、达达尼尔、高加索或运河区——哪儿都行，只要能将他们送到最前线或调至最后方，使他们无法协助同胞起义。宣告要发动一场圣战，可以使“统一与进步”这旗帜在老一辈的穆斯林眼中，给哈里发兼土耳其苏丹的战争令增添传统的神圣色彩。麦加的谢里夫也受到邀请——倒不如说是受命——附和呐喊。第五章起义“麦加的谢里夫”这个地位一直是异于寻常的特例。谢里夫这头衔意指由先知穆罕默德传给他女儿法蒂玛，再传给他长子哈桑，一脉嫡系相传的先知子孙。可证实的谢里夫名单记录在族谱中——厚厚的一卷，保存在麦加，由麦加的埃米尔保管，他是由各谢里夫中挑出、公认地位最高的谢里夫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最近九百年来一直统治着麦加，人数达两万余人。
土耳其的奥斯曼政府对这个先知家族既敬又畏。因为他们势力太强大，无法摧毁，所以土耳其苏丹借着隆重认可麦加埃米尔的地位，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这种无实质性作用的认可，经年累月后也树立了威信，后来新任的埃米尔开始觉得，必须经过这认可过程，他的上任仪式才算圆满。最后，土耳其人发觉必须将汉志也列入他们刚萌芽的泛伊斯兰观念中，成为由他们统治的版图。这时他们因缘际会地遇上苏伊士运河开放的良机，使他们得以派兵驻防这座圣城。他们辟建汉志铁路，并利用金钱、阴谋、武装部队等，扩大土耳其在各部落间的影响力。
土耳其苏丹在势力逐渐强大后，便试图让自己与麦加的谢里夫平起平坐，有时甚至会铤而走险地将一个他认为太过德高望重的谢里夫罢黜，再提名一个与这谢里夫素来不睦的人继任，希望借着分化他们而从中得利。最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将若干谢里夫送到君士坦丁堡软禁，其中包括日后成为领导人的侯赛因·伊本·阿里，他被软禁了将近十八年。在此期间，他让他的儿子们——阿里、阿卜杜拉、费萨尔、扎伊德——接受现代教育与历练，让他们日后得以有能力领导阿拉伯军队获得胜利。
阿卜杜勒·哈米德垮台之后，较不谙权谋狡诈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了他的政策，将侯赛因送回麦加当埃米尔。侯赛因立刻着手以他的老班底暗地重建旧势力，并经由在土耳其国会当副议长的儿子阿卜杜拉和担任吉达议员的费萨尔，与君士坦丁堡维持紧密而友好的关系。他们随时向他汇报土耳其首都的政治情势，直到战争爆发两人才匆匆赶回麦加。
战争爆发使汉志陷于混乱。朝圣的队伍皆暂时裹足不前，圣城的税收与商业也因而萧条。有人担心印度的运粮舰不会再来（因为侯赛因已成为敌人），这也不是杞人忧天。汉志地区本身并不产粮，必须唯唯诺诺地看土耳其的脸色，他们可以封锁汉志的铁路交通而使圣城人民活活饿死。侯赛因不曾对土耳其摇尾乞怜。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土耳其格外需要他投入他们的“Jehad”，也就是全部穆斯林对抗基督徒的“圣战”。
为了扩大圣战号召力，势必得由麦加当局来背书。然而一旦麦加出面背书，便很可能会使中东地区血流成渠。侯赛因是个品德高尚、高瞻远瞩、择善固执且极为虔诚的穆斯林，他认为圣战与侵略性的战争在宗旨上南辕北辙，而且与德国这个笃信基督教的国家结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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