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国治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程同顺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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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国治理试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世人郑重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时代对蓬勃发展的中国政治学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课题，中国政治学如何回应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就成了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标准，中国政治学可以分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政治、行政管理等五大分支学科。虽然党的十九大报告并不是关于政治学的学术文献，但是其涉及的主要内容对中国政治学的所有二级学科都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值得中国政治学界认真学习和研究。一、政治学理论

人们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怎么可能会与政治学理论有关系呢？哪些内容会涉及政治学理论呢？实际上，和政治学理论关系最密切的恰恰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最主要的理论创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判断及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国家职能问题直接相关。所谓国家职能，是指国家在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中的职责和功能，主要分为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阶级社会，国家的对内职能分为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前者是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意志运用各种手段并且用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

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具有这两种国家职能。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确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社会成员由工人（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及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种职能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政治统治职能的作用范围将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范围的缩小而逐渐缩小，社会管理职能则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日益增强和扩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基本职能也应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政治统治职能应该会逐渐缩小，社会管理职能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而且，国家在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内容和方式上，应该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涉及政治学理论的部分还有不少，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虽然不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但仍然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也涉及很多政治学理论问题。再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问题，也是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二、中国政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涉及中国政治的部分非常广泛，至少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推进祖国统一等。其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部分，又可以分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依法治国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毫无疑问，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学来说，中国政治的研究一定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发挥其优越性的问题，以及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时代特征的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有了新的论述，从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些论述进行深入研究大有必要。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优化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这些论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是需要政治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智力支持。

同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改革方向和着力点更多。如：“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如何制定反腐败国家法和国家监察法，制定这样的法律需要掌握的主要原则和方向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同等，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它们需要法学家的参与，更需要政治学家的思考。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那么它是党的机构还是国家的机构，是否应该由各级人大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些都是下一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要从理论上长远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政治学必须在场！三、行政管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虽然没有关于行政管理的专门安排，但是其中涉及行政管理内容的并不少。如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都与行政管理直接相关，并且有大量的问题可供行政管理研究。

如关于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在这里，如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如何探索党政机关合并或合署办公，这些问题很具体，技术性也很强，中国政治和行政管理都应该进行研究。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治理都是与行政管理相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关于社会治理，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

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里虽然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但强调的是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和行政执法职责，还涉及设立一个新的管理机构，即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因而这也是对政治学中的行政管理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重要课题。四、比较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对比较政治学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需要。

一方面，从国内方面来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其中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除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外，还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这是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中国还正处于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针对性的贡献，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另一方面，从国际方面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也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而且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们还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实现国家发展的这些对外目标，就必须加强比较政治学研究，理解和熟悉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个国家，研究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因为比较政治学是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础，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过程的特点，就无从知晓其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更无法知道其国家利益的核心和外交政策的底线。因此，要想避免对某个国家外交政策认知的错误或失败，就必须对这个国家国内政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做足功课。所以，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还是对制定外交政策实务的意义上，比较政治学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五、国际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涉及国际政治的论述也不少，主要有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问题并非到了党的十九大才第一次提出，但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如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就位列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的第十个。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问题虽然不全是国际政治问题，但传统上基本上属于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思想的超越，如何从理论上阐述清楚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以及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政治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因此，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这是在当今世界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正确的、清醒的和负责任的呼吁，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如果世界各国对此都有充分的认识并且都抱有负责任的态度，那么在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指日可待了。但是现实可能有点不尽如人意，世界远没有那么和谐。这就需要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一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多加理论阐释并将之宣传到世界各国，另一方面要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机制和平台，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内容和精神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学意蕴，与政治学的所有分支领域都有重要关系，中国政治学应该积极面对，主动回应。不过，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本书的内容无法涵盖政治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只是选择了相对重要的几个问题，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分别讨论了新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创新、城乡基层治理、全面从严治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第一章新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世人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认识这个新时代和它的新特点，以及这些新特点对我国的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第一节正确认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就是对当前中国历史方位的重新确定以及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提法的改变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特征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事实的一个与时俱进的反映。对于当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和基本社会矛盾的认识，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意义。一、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提出，明确了中国未来仍将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第二部分再次高度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论述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安排的第二个阶段的目标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都是向世人明确宣示，中国今后仍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发展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已经使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全党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实践到理论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注意应对已经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

要注意应对已经发生变化和正在变化着的社会主要矛盾，尤其是人民群众需求层次不断加速升级的趋势。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四、当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仍然是人民需求同发展不足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再是简单地求温饱的低层次需求，而是更高层次、更加多元化的需求，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不足。因此，当前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求发展。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图发展，要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断奋斗。第二节全面认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生活消费需求、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和社会公平正义要求也在加速升级，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所说的，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具体来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加速升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人民的生活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换代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只是期望解决吃饱的问题；等吃饱的问题解决后，人们便开始考虑吃好的问题；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吃得既要花样翻新，又要营养健康。衣食住行各方面莫不如此，人们对衣着打扮、交通出行、住房条件等方面的追求都在发生跨越式的变化。同时，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条件下，人们对于基本生活消费又出现了求新、求异、求特的个性化需求，丰富性、新奇性和个性化需求并存。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体现在基本的生活消费领域，现在更多地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等。由于这些是基本公共服务，人民群众只能通过政府的提供才能获得，这就要求党和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责。此外，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社会政治领域的需要也日渐高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安全等都成了人民群众日益关心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建设法治中国，保障司法公正，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多方面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各类安全。三、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越来越突出

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当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由于中国的发展是跨越式的赶超发展，在同一个时期要完成欧美发达国家好几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和目标，呈现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两化”叠加特征，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同时出现不同形态的问题，生态环境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人民群众又具备了较高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都希望自己生活的区域是青山绿水，不希望有一定生态环境风险的企业、垃圾处理厂与自己相邻，这就对党和政府的公共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节新时代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前面我们分析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些新特点和新变化，那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障碍是什么呢？这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这个发展具有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发展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别和个体差距是有充分的认识的，人们也不会苛求当前就完全消除这些不平衡不充分，但是对于诸如基础教育、医疗条件、养老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是有相当高的期盼的。这些基本公共服务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现有的服务基本上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优质的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条件、养老服务机构、农村集中供暖条件等严重不足，这些又不可能通过他们个人的努力来获得提升，因此他们经常会产生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并大大降低幸福感和获得感。

但是当前中国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又是长期的历史欠账形成的，不可能很快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重点解决的是人民的吃饭问题，对于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无暇顾及，但是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马上对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生了需要，而有些公共服务的供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要解决优质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修建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舍比较容易，几个月就可能完成，但是优质师资力量的培养却不可能立刻实现，这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当前的现实需要。同样的道理，医疗、养老、供暖和公共空间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和改善，都需要一个过程。

当前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一个瓶颈，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着眼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上。由于一些历史因素，在这些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又要经历一个过程，这给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至于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安全等方面的需要，更加不可能依靠公民个人或者企业的力量来提供，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级政府来提供和保障。二、国家治理需要转向公共服务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职能理论，国家的内部职能可以划分为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统治职能即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意志运用各种手段并且用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

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具有这两种国家职能。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确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成员由工人（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及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两种职能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政治统治职能的作用范围将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范围的缩小而逐渐缩小，社会管理职能则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日益增强和扩展。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的基本职能也应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政治统治职能应该逐渐缩小，社会管理职能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而且，国家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内容和方式上，应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体现更多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意识。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特点的变化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着力点。第二章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只有从理论的高度，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有的放矢，奋发有为。第一节国家治理的内涵与意义一、国家治理的概念与理论沿革

理解国家治理的概念，有必要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探讨。中国古典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儒、法两大流派，前者以“礼乐教化”为治道之体，后者则是典型的法治模式。两种治理思想都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从具体的时间来看，礼乐治道出现的时间更早一些。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生逢乱世，所以毕生以复兴周礼为理想，推崇克己复礼。他认为只有通过兴盛“礼”“乐”教化才能达致天下大治，主张推广道德文化规范，将全社会的道德律令内化为个体的内心自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具体交往行为之中。儒家典籍中的“礼”，其重要功能在于维持社会局面安定和有序运转。孔子设想的礼治蓝图，就是君、臣、父、子等社会角色，各安其位，各守本分，各类社会关系和谐、持久、稳定。而儒家经典中的“乐”，则泛指各类艺术，其社会功能在于显性化“礼”的各种规定，具有别等级、明尊卑等政治意味。儒家的乐论、诗教标准都是温柔敦厚，“郑卫声淫”就是批评他们偏重于追求艺术价值，忽视了政治教化之本。在华夏大地上，儒家期望通过兴盛“礼”“乐”，以提供柔性的社会规范，强化百姓的道德自律，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面对当时的社会乱象，儒家探索治理之道的方法是“回头看”，而同时代法家的历史观则是“向前看”。以慎子、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一派，在深入分析人性之后，认为国家实现大治的奥义在于重树法律威严，并将其作为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不二准绳。法家批评儒家对于人性的认识太过乐观，建立于人性善之上的礼乐教化是迂腐之论，在现实社会中毫无可行性。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将法律作为构建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在群雄争霸的年代，法家相信只有通过严明法纪、奖励耕战的措施，才能实现霸业中兴。其后的历史证明，践行法家治理思想的秦国迅速崛起，兼并诸国，实现了中华大一统。但强大的秦王朝（前221—前206）却又“二世而亡”。法家的治国之道为何可以“以力胜人”，却无法保身续命？这一疑惑成为困扰后世历代统治集团的经典之问。

其实，儒家的“礼乐之治”也好，法家的“以法治政”也罢，前者信奉道德的力量，主张由内而外，推己及人，先建立一个讲规矩、重情义的小范围的社会共同体——家庭，继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建立一个关系有差序、行为有规范的理想社会；后者以人性好利为理论根基，建立一个依法而治的国家，对分散的社会成员“诱之以利”，将其整合为一个讲法制不讲道德、讲法制不讲关系的社会共同体。儒家的治国模式过于温情脉脉，社会发展中日益分化的各利益主体需要明晰的社会规范；法家治国思想的人性论观点，虽然深刻独到，但却有过于机械之嫌，非道德的治国模式时刻都在腐蚀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政权崩坏是势之必然。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外儒内法”的治国之策，实际上是兼用两家之长，但终究没有实现对儒、法古典治理思想的彻底超越。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其词根源于古希腊语的词根gov-，原意为驾船、行舟，后引申为控制、引导和操纵的行为或方式。英文中“政府”（government）一词被认为与“治理”一词同源。随着全球范围内持续的民主进程，人们开始赋予“治理”新的含义，并向政府提出要获得“更多的治理和更少的统治”。“治理”一词能够进入全球当代政治分析语境，既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又有其理念变革的自身路径。早年间，欠发达地区发展缓慢一直被归结为民主缺位等制度性因素，直到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首次明确了该地区落后的主因是“治理中出现的危机”。1996年，世界银行将“治理”定义为“一国之内的权威凭借多种制度与习俗来维护和运行。这包括选择、监管、更迭政府的一系列过程；政府能够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明智政策的权力，以及来自公民的敬重和国家建立起的一系列管理经济与社会互动的规制”。基于上述定义，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考夫曼等人开发了“世界治理指数”（WGI），用话语权和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规制质量、法治、遏制腐败共六个指标测量全球各国的治理质量。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提交的政策建议书中指出，防范政治动荡发生的主体并非国际社会等外在力量，而是该地区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一时间治理理论成为主流话语。同年，该机构斥资80亿美元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民主治理。通过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协同实践，不少地区的治理状况明显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治理理论在全球政界、学界也日趋成为主流话语。“治理”学说的理论发展与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内部发展有很大关系。20世纪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NPM）强调在管理与市场的协同作用下，强化管理、效率、竞争、市场等，并着力开拓第三条道路，重新形塑政府，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此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开始日益向治理理论倾斜。不久，有学者开始从“治理”角度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分析。例如过分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公共部门私有化，以经济效率代替公正追求等主张，实质上是背离了民主、公正、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上述批评的实质正是治理理论的主要议题。二、发展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也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的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赋予国家治理以时间与方向等维度，深刻揭示了国家治理与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其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又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做出科学阐释。“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还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未来做出重要判断和战略部署。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间表与路线图。2020年到20世纪中叶的三十年间，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说，2035年前后，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也有显著增强。“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说，我国将在21世纪中叶完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并将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至现代化强国的水平。

其实，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初心与归宿是有历史依据并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未来社会仅作了原则性构想，并未谈及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厚关怀透露出社会主义性质政权下的国家治理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福祉作为奋斗目标。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就曾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就必然要体现中国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真正“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也就是让“共享”理念，贯穿中国发展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现代社会，富有成效的国家治理须臾离不开先进理念的引领和指导。纵观古今众多治国理政的失败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其原因在于国家领导集团的治理理念或失之陈旧，或失之荒谬，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先进、科学理念的指导。因此，科学、正确的思想引领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国家治理的要求，关切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引领和科学指导。第一，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看，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其指导价值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其内容主要是确定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动力、方法、目标等问题。第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必须注重其间的协调关系。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一个有机构成的科学发展框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关系。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新时代有新矛盾新问题，只有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破解困局，继续前进。协调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世人瞩目，全方位的国家治理已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通过协调、优化治理体系来持续增强治理能力是迈向现代化的快捷途径。绿色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多是建立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之上，发展至今，资源浪费、污染严重等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到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环境布局。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人员、资金、物品的高速高效流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在扬弃别国先进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加速推进自身发展。共享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公平正义，既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奋斗目标，又是不竭的前进动力。中国40年的快速发展，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成员获得感部分群体不明显和整体不均衡的现实状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公平正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五大发展理念有着清晰的逻辑关联，既是我们新时代破解新问题的思想法宝，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前进之道。第二节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重点领域的深化改革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步骤。报告明确对某些重要领域和重点环节做出部署，传递出诸多改革着力点。本节着重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干部考评改革四个领域进行分析，探讨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和重要内容。一、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在由众多制度构成的中国农村制度体系中，土地制度居于基础性地位。土地制度的变革关乎中国数亿农村人口的未来命运，要理解党的十九大提出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有何重大的政治意涵，就要对现当代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有所了解。

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一批村庄率先突破传统体制，在村内实行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但同时也是农民反抗贫穷和饥饿的伟大壮举。第二年秋天，该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66吨之多，这一数字是1966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大地开始呈燎原之势，发展开来。1982年元旦，党的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至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1984年中共中央再发通知，要求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扩大投入，集约经营。实际上，我国多数地区的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间是从1983年到1997年止，承包期为15年。199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发布实施，文件提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我国大部分地区第二轮土地承包从1998年开始，于2027年到期，土地承包期为30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30年的延长期，一方面保持了与现行法律规定的一致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早在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都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此次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与现行法律规定保持一致，是我们党践行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使土地承包期限累计将达75年之久，这符合“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精神，也体现了我党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明确承包期限既能体现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又能消除将“长久不变”与“土地私有化”挂钩的误会和误导。此外，30年的土地承包期限为我党预留了未来完善农村土地政策的空间。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个十五年”的战略部署，我国将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将在2050年前后到期，届时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状况等都将发生变化，我党有更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政策，以适应更长远的农业、农民、农村发展需要。

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中央先后两次宣布延长土地承包期限，政策接受检验的时间累计已有30多年，其间政府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总体稳定。可见，广大农民群众对这项政策总体是满意的。2023年开始，我国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将相继到期。到期后再延长承包期30年，有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激发农民群众增加农业投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形成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格局，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引领作用，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形成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利于保护和实现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促使有条件的农业人口放心落户城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涉及中国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尽管在稳定农业生产、激发农民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不难听到对政策的微词和批评。考察某项政策的优劣，对政策的相关方进行利益评估才具有根本性的说服力。对农民而言，更长的承包期首先给了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精耕细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还意味着农民可以更放心大胆地按自己的意愿对土地进行整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此外，对于有意流转土地的农民而言，更长的承包期意味着政府直接发来的政策“大礼包”。此前，农户流转出去的土地承包期余年不多，而现在则可以较长年限流转给租户，这无疑一次性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特别是某些地区，户均承包面积很大，其租金收入更为可观。对农业创业者而言，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农业发展总是受制于资金短缺问题。当前，我国部分地区试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创业者的资金难题。由于以前土地使用剩余年限很短，剩余价值不大，依靠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进行贷款，并不能缓解经营资金紧张所带来的困难。而此次政府给出的利好消息，将会增加农业创业者的抵押贷款额度。对土地流转的受让方而言，以前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项目往往不上算。因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期行将结束，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党的十九大之后，土地承包期限延长30年，受让方可放心大胆地对流转土地进行其他投资活动。对土地流转中介机构而言，近年来我国土地流转市场日益活跃起来，随着2018年全国土地确权工作的最终完成，有学者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将迎来土地流转市场的黄金时代，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无疑更能调动土地流转受让方的积极性，土地流转的需求有所增加，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的春天也就即将来到。二、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在横向的国家中央机关机构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适时开始探索纵向的省市县机构改革，这既是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具体表现，又是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渐趋合理、优化效能的内在要求。

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我国各族人民未能完全共享改革成果，其次表现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不够均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指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资源和能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发性的重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太强，等等。总体而言，我国之所以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由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民情社情存在明显差别造成的。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因素，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别大。为此，我国中央政府为缩小东中西部区域的发展差距，先后在战略层面进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顶层设计。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为缩小各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解决全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需要在新时代处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在不违背违反中央政策命令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赋予省市县等各级政府更多自主权，充分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实现全面充分发展。

在省市县让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全球范围来看，不断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是当代世界各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指向。20世纪中期，英国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大力推行积极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扩大政府职能，导致行政机关“肿胀”。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历届政府为革除政出多头的弊端，遵循将业务相近的机构组成“综合大部”的思路，先后撤并调整一些政府机关。例如，原有的涉军机关被统合为国防部；涉外和涉英联邦的相关部门被统合为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等等。美国政府也有一个与英国相似的变革历程。罗斯福时期，为复苏低迷的经济以及后期为确保战争的胜利，美国先后增设了不少政府机关。二战后，杜鲁门任内首先精简了诸多涉军机构，相关职能移交给国防部；艾森豪威尔时期，原先的相关部门统一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卡特时期，为有效应对石油危机，将50多个与能源相关的部门合并为权力集中的能源部；小布什任内发生了“9·11”事件，迅速组建起来的国土安全部统合了原有的22个职能相似的机关，整合国土安保的信息、人力及装备资源，大大提高了反恐效率。除上述机构外，美国政府适逢其时地根据“大运输”“大农业”等理念，组建了运输部和农业部等机构，有效地革除了政出多头、效率低下等弊病。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机构改革几乎都是剑指政府中低效、臃肿等弊病。尽管各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任务，总体而言不外乎三种原因导致了简政改革。其一，二战后的石油危机开启了西方国家发展放缓的时代，相应的，财政状况也大不如前，精简机构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势在必行。其二，保守主义政党在西方政坛相继得势后，为使政府回归“守夜人”的传统角色，采取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干预，激活市场活力等措施。其三，二战后，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了既不受政府资助，又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服务社会的民间团体组织（又称非营利组织），这类组织能够替代某些政府职能，更为低成本高效率地管理社会，因而小而精的政府机构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

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要遵循现代性的内核，即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推进相近职能机关改革，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需要综合考虑各类机构的设置，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高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首先，要统筹考虑各大职能相近的组织架构，科学配置党和政府机构及其内设权力，定职定责。总揽全局、协调各职能机关的作用并切实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厘清职责关系，并依据持续深入的改革要求及时调整完善。在充分了解各省市县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摸清机构设置现存问题，统筹考虑各方情况，做到科学制订合并或合署方案。机构调整要符合科学、高效、便民的原则。其次，综合利用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改革后的机构应该兼具精简与高效的特点，统筹机构调整与编制管理，实现优化创新，实现各岗位干部各尽其才的良好局面。最后，完善党和国家的相关机构组织法律法规。相比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践，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相对缓慢，各级政府需要加快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进程，持续优化党和政府部门的内部结构，最终实现机构组织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全国推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党的十九大吹响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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