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帕拉梅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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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试读：
前言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一本书，更不用说写一本关于投资的专业书了。但生活中总会有大量的惊喜在等着我们，我们最好不要暴殄天物。虽然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是你必须把问题转化为机会。因此，自然而然，本书可以作为一种人生写照，它贯穿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包含了你的个人生活，也包含了你作为一个充分利用市场波动的专业投资者的职业生涯，还包含了周围与你相关的世间万物。在我职业生涯开始时，当第一次读到彼得·林奇写的《彼[1]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时，我便感觉这本书对如何投资提供了一个如此简单明了的解释，以至其他书都是画蛇添足，甚至我以后多年的经验也基本上未改变我的这一想法。我一路走来看过的其他书，尤其是一些经典著作，似乎都在补充和重申这一观点。这条投资之路似乎已臻化境。然而，渐渐地，个人理念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变化。也许是由于经验，或带有些许虚荣，无论出于哪种原因，近年来让我思虑的是，这些书并不是对我们的投资理念或工作方式的精确写照。［我说“我们”是因为虽然本书反映了我的想法和经验，但在投资道路上我并不是在单打独斗。多年来，我的投资理念和方法无论是在开始的贝斯因特投资公司，还是现在所在的科巴斯（Cobas）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是和一支投资团队来一起实践的，我们都取到了可观的投资回报。］例如，它们极少谈及正确看待总体经济的投资方式。以人为本的投资理念在某些关键时刻特别有用。于是，渐渐地，一个新的想法开始在我的脑海中萌生。巧合的是，2010年10月，我受邀在纽约的价值投资大会（Value Investing Congress）上发表演讲。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现代投资的摇篮讲述我们的投资冒险经历，于是欣然受邀。在准备发言稿时，我试着比较我们的投资方法与其他价值投资者的异同——因为在美国，价值投资方式比在我的祖国西班牙更为普遍。通过比较，我找出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构成了我们投资方式的标志。事实上，虽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称为价值投资者，但没有一个人在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我在那次会议上阐释过的这一分析结论构成了我们投资方法的基础。确实，我们与其他价值投资者在投资方法上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指导框架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我们把耐心发挥到了极致，这正是价值投资的关键特征之一。但是，如果不是环境原因，那么我写书的念头很可能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因为我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一名全职的投资经理，写书所付出的代价意味着要远离家人，而这是我一直都不愿意接受的。然而，在离开贝斯因特公司后，我被迫休了两年的“园艺[2]假”，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写作机会。朋友们也一直鼓励我，尽管对于我来说，写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我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此事了。因为除了有点畏难情绪，写书对我来说也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我一生都热爱读书。2015年年初，我在伦敦接待了两位访客，他们点燃了我写作梦想的火花，尽管我仍然不确定我是否能最终完成本书。不自信是一件不容易克服的事情，尤其是当你首次涉足写作世界时。第一位访客是一个前客户的儿子，即小安赫尔·帕尔多（Ángel Pardo junior），他是一位哲学家、作家和投资家。我们相约在切尔西一家极棒的小酒馆里吃饭，聊天期间我明确了[3]写书的想法——尽管不像司汤达那样，我们俩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事实证明，这段友谊既深厚又必不可少。他建议我把自己从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不要过多考虑文字表达，应该着眼于对真实想法的记录，让思想自由地表达。而这样，书就会自然而然地成形。我喜欢这个主意。一本关于投资的书是不需要宏大的序幕或尾章的，也不需要主题，甚至不需要引人入胜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不具有写作天赋的人，这让我从白纸或iPad（苹果平板电脑）屏幕的折磨中解脱了出来。我只是写下我想到的，并没有任何奢望。事实上，我已经感觉到本“书”无论如何对我都会有意义，即使它最终没有出版。它将集合我在投资方面的思路、遗忘的事件及市场应变等，给我的投资前景注入新的生命。小安赫尔在这一努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我非常感激。他不仅点燃了我写作的导火索，还从侧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宝贵的建议，特别是保证会阅读我的手稿并发表看法。如果没有他和我妻子（她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的支持，本书将不会问世，而只是一些个人的潦草笔记。第二位来访的是编辑罗杰·多明戈（Roger Domingo），他来自行星集团（Grupo Planeta）下的德乌斯托出版社（Ediciones Deusto）。丹尼尔·拉卡勒（Daniel Lacalle）在成功地与这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几本书之后，与我取得了联系。这家出版社不仅最适合我从事的投资行业，而且罗杰在投资和经济方面的观念也与我志同道合，这将有助于消除书中可能出现的分歧。此外，他乐于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无论是在内容结构还是市场推广方面。我对本书有着控制权，我甚至可以选择不予出版，这是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此外，罗杰还为我联系了威利出版社（John Wiley）合作出版本书的英文版。鉴于威利出版社在投资经典著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搭配。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开始伏案写作，很快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构，这被证明是对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任何意义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4]Mises）的《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的致敬。本书的第一部分是背景故事，即我作为一个投资者的教育情况和职业历程，并介绍了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我与同事对这些事件的应对措施。其间，我和同事经历了20世纪最长牛市的终结、21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接下来则随着全球股市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崩盘，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楼市和信贷泡沫连同其他市场一起破灭。这些故事可能会激起那些想从过去吸取教训的读者的兴趣。然而，这些故事的价值是相对的，因为最终，这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故事，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典范。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在20年后反思快被遗忘的事件的很好的机会。事后看来，或许我们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抓住了1996年、1997年和1998年年初的牛市——西班牙股市的股票价格在这36个月内上涨了两倍。我们不但取得了与市场指数差不多的回报，而且只承担了非常有限的风险（持有大量头寸的现金，约20%），这使得我们能够避开在如此明显的大牛市余波中出现的问题。本书的第二部分阐释了我们投资的基础——经济理论（套用米塞斯的话）。经过一番思考，第四章专门讨论了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这不是一本投资著作的典型做法，从时间上看，它也不是最早浮现到我脑海中的内容。但现在，当我坐下来梳理这些想法时，我相信从基础理论开始是合乎逻辑的。建筑物是建立在地基上的，拥有正确的经济理论框架总是有益的。在投资过程中，经济理论不会总是被用到，但它能让我们安心地对可能出现的替代经济情景有所了解——尽管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何种情景，它只是偶尔会帮助我们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建筑的第一层在投资资产方面展开，第五章进入实战，解释了实物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区别。对长期投资者来说，实物资产是唯一明智的选择。正如我所解释的，在不同类型的实物资产中，投资上市股票有着显著的优势。对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愿意接受逻辑和经验证据，那么读这本书可能是一个转折点。长期来看，黄金等一些实物资产的表现并不比货币资产理想。然而，实物资产将始终保持我们的购买力，这会使我们安心，即使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投资实物资产也优于投资货币资产。我们将在第六章深入探讨股票市场投资，阐释投资者如何在被动、半主动和主动投资之间做出选择。主动投资可以通过共同基金或直接投资股票的方式来实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读者需要努力选择正确的路径，这将取决于我们作为投资者愿意付出多少努力。只有那些准备用最少的时间来进行谨慎投资的人，才适合选择主动投资，无论是通过基金投资还是直接投资。第七章和第八章为那些选择直接投资的人列出了应该寻找的股票类型以及如何发现它们。这是很困难的，成功的机会很小（打败市场），但任何想尝试一下的人，在阅读了我们选股的经验后，其胜算的把握可能会更大。第九章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为什么机会是存在的，以及作为人类，我们应如何在非理性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时）创造机会。我们将尝试是否能对此做些什么。归根结底，投资是对市场参与者（包括我们自己）的心理与社会分析。了解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采取行动对这个过程至关重要。第四章到第九章构成了我们投资过程的基础。这是一个简单且直观的过程，但应用起来却不容易，因为它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性格特征。如果人们天生就不存在这些特征，那么他们很难经后天发展获得。有时，人们对这种类型的书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公开披露一个成功的投资过程？为何不保守秘密呢？除了涉及某种不能否认的慷慨成分外，事实是这些“秘诀”并不容易掌握。我们很有可能必须先改变自己才能有所作为，这通常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但我们往往做不到。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对经济的总体看法开始，然后聚焦到选股上，每一章都集中在前一章最重要的内容上。读者如果对更深奥的内容不感兴趣，那么可以跳过它们。但很显然，我不建议这样做。在简短的综述和对未来的展望之后，我以两个附录为本书的结尾。附录一是针对那些不愿意读完整本书的读者，我鼓励他们至少花几分钟的时间来阅读这些“建议”，即对书中一些关键观点的简要总结，并对其进行反思，他们做到这些可能就足够了。如果他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希望他们至少能把“指导原则”内化于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附录二
介绍了一些阅读材料，列出了对理解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有用的书单。我不会声称自己在投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惊天启示，事实上一切都已经被发现了。但我认为本书在整体上是有关联的，它或许对刚开始投资的年轻读者或非专业的读者有用，或许对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也有用，我希望他们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长期投资意味着不同寻常——避开传统观念，避开显而易见的东西，逆流而上。它需要我们常读书、常思考，并拥有冒险和不过度妥协的精神，同时必须对周围的环境保持高度警惕。我很可能没有足够资格来拥有这些品质，因为正如康德（Kant）所言，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有价格标签的。而就我本身而言，我很幸运，它没有让我付出太多……无论如何，我不会自负到认为我的投资之路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甚至是最好的途径。显然，世界上存在很多明智的投资过程。我也不渴望成为别人的榜样。我想做的只是简单地分享我的故事和我作为一名投资者的经验，并试图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这可能使其他投资者采取一些更好的方法来进行他们的投资决策。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更广泛的生活环境对我来说都还不错，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引用沃伦·巴菲特的话，如果我出生在非洲的一个村庄，我的故事可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尽管如此，如果我最终能为一些年轻读者或我自己的孩子树立榜样，那么我会备受鼓舞。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人，他们的投资行为在我们这些专业理财人士看来是错误的，甚至他们所拥有的某些错误的投资观点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而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最后，我套用胡安·拉蒙·希门尼斯（Juan Ramón Jiménez）的话，本书是为了让我的家人能够理解，让所有的读者能够接受。我尽量避免在书中使用金融术语（这些术语让原本应该很容易理解的东西变得晦涩难懂），从而让读者在面对投资时不再恐惧。我相信自己做到了，而且效果不错。[1] 林奇（1989年）。[2] 园艺假（gardening leave）是指员工在离职后，公司继续为其支付薪水但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其在别处供职。——编者注[3]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原名为马里-亨利·贝尔，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作为《阿尔芒斯》《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编者注[4] 冯·米塞斯（1975年）。第一部分背景故事第一章早年生活我决定从头讲起，这样可以避免自吹自擂。我觉得在陈述我作为一个投资人的经历时，自然而然就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个人。本章并没有令人特别惊奇的经历，但是我觉得首先介绍一下我早年的生活是叙述全部个人经历所必需的。启蒙我成长于一个相当普通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海事工程师，算是公务员，他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沸沸扬扬的“海军重组”事件并担任海事工程学院项目教授后，以工业部海事工业署主任的身份退休。我的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生育了5个孩子，她的厨艺相当不错。我不记得父母曾向我传授过什么人生大道理，或许他们尝试过，但是我以非常不合作的态度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应该是我内向的性格阻止了某些“重要”谈话的发生吧！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反而明白了自己的某些品质正是源自父母。比如，我对坚持正确的事情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执着。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他在做正确的事情上毫不迟疑，对外界不管不顾，我们俩在这个方面有着同样的信念。还有，最近我觉得我需要把我母亲的不少乡间智慧传授给我自己的孩子——虽然我曾经对这些话嗤之以鼻。显而易见，我这样做是受到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论是通过基因传承还是行为模仿。不管怎样，他们的品质在我的血液里流淌。我的学生生涯也很普通，我总能通过各种考试——除了大学入学考试我考了两次才通过（西班牙大学入学考试一年有两次机会）。我的成绩平平，平日里没什么学科能够特别吸引我，体育是我平时最喜欢的学科，物理则始终令我头痛——最近我在学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理论，但同样没什么进展。也许我对物理的厌恶是一种预示。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便是将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科应用到了社会科学中，而社会科学就包括了经济学，所以主流经济学在看待和分析人类行为时就如同要去解一个方程式一样。我的童年没有经历过剧变，没有受过严重创伤，也没有一点点迹象表明自己是一个金融神童，我只是忙于和同学们玩耍。总之，我的童年和大部分人的一样，平淡无奇。然而，我在16岁后爱上了阅读，这也成为我的突出特点和生活常态。现在，当我看到我13岁的儿子被强迫着阅读500多页厚的书时，我才觉得我在少年时期看的书太少了。16岁之前，我几乎不看书，因为读书并不是我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但我每天会读读父亲的报纸，这有助于我了解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说起全球性问题，那时我对柏林墙——就是那堵阻止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人民自由往来的墙——的存在尤其感兴趣。我震惊于人们在跨越墙的另一边之前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直到那时，我开始懂得，自发和自由组织的市场如何能更有效地满足大众的需求，也包括穷困潦倒者的需求。众多事实都指证了墙那边人民的生活并不愉悦，但当时理性的世界却没有对这堵墙提出过多的批评，这无疑令我费解。之后我才有所领悟，这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冯·米塞斯和其他思想家帮我理清楚的。我迷上读书可以说是源自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书可以展现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看不到的事情。当时作为一个害羞、内向甚至孤僻的男孩，我很自然地就沉溺于书中千奇百怪的故事里。通过和他聊天，一个名字也深深地印[1]在了我的脑海里——马塞尔·普鲁斯特。我的这位朋友在14岁时就成为普鲁斯特的书迷，而我成为普鲁斯特的粉丝则略晚一些。这种对阅读的热情在戏剧、影视或新闻等所谓的知识界中并不是奇珍异宝，但在投资领域中，热爱阅读绝对能让你从普通水准的专业人士中脱颖而出。我们能通过阅读接触无穷无尽的人物和故事，无论这些人或事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我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开放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研究自己的兴趣点，使我们不仅仅专注于书中的这些角色，更多的是专注于我们圈子里的人物。普鲁斯特便是如此，他可以在书中用好几页来描述一个极不起眼的次要人物，或者对一个他感兴趣的名字进行词源学分析。这种态度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在16岁以后读了很多小说，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名著，比如加尔多斯（Galdós）、塞万提斯（Cervantes）、“九八年一代”（西班牙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司汤达、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等众多作家。文学可以说是我阅读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阅读爱好也从小说类作品转向非小说类作品，而我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里也都有这类书的陪伴。事实上，我对非小说类作品的涉猎非常广泛，而这些书的内容常常和我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自然科学等都是我经常阅读的类别。后文也会提到，其中一些学科对我的性格和职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我所说——后文也会不断提到，研究经济学和投资的正确方法是研究人，这也就意味着小说类作品和非小说类作品都是建立起自己世界观的良好基础。我的大学生活
说实话，那时我并不清楚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我在17岁时修读了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的经济与商业科学专业。和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我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我能做的只是将最重要的决定拖到最后。我自认为在这样迷茫的情况下，修读一个包含法律、历史、数学、会计、工商管理的专业已经是相当明智的决定了。修读“大杂烩”专业可以帮助我厘清头绪，同时能避免我走错路，当然这条路肯定不会是修路建桥方面的工作。我上的是一所不太有名的公立大学，我选择它有多种原因。一是6月第一轮大学入学考试的失利留给我在暑期思考未来的时间少之又少，况且我本就迷茫；二是我觉得仍要父母承担我的高昂学费不太合适。我自己并不相信读私立大学是走向事业成功的关键这种说法，正相反，我认为读大学只是人生道路必经的一道“程序”。大学期间，我还花了一些时间在语言学习上。我学习了英语、法语和德语，再申明一遍，这些语言基本都是在公立语言学校里学的。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学习的5年里，我没什么值得夸耀的，理由很明显，大学生活并没有帮我厘清我对未来的思路。虽然如此，大学生活还是为我埋下了兴趣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以后孕育了我对商界的持续兴趣，后文对此会有详细介绍。大学前4年在悄无声息中过去了。除了对主学位的修读，我还进行了语言学习和服兵役（可以说服兵役对了解西班牙的现实非常有用）。我所在的分队有10名海军士兵，我们住在一间宿舍。这10个人里有两个人不识字，而在100个人的连队里也只有4个人有大学文凭，这就是1984年安达卢西亚海军（Navy in Andalusia）的真实情况。但也就是这个事实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打破了我的美好幻想。我认识到我的国家不再只有我的朋友和家人，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里的人们过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与此同时，我曾考虑尝试从事外交事务。虽然我没有特别的爱国情怀或者政治使命感，但是我对于在异国旅游以及入学考试中各种各样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没错，我一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抱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在此，我也要大力推荐这种心态。但对于从事外交事务这个念头，我很快就放弃了。就在我完成学位的最后一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源于我对运动的热爱，尤其是篮球。我在图书馆看书时，偶然翻阅了一本商业杂志——这本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1985年，当我首次看到这本杂志时，它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至今。这本杂志就是《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一开始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见图1-1），上面有大学生篮球明星——帕特里克·尤因（Patrick Ewing），他当时签约了纽约尼克斯队。当时，篮球，尤其是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起经济与商业科学，更能吸引和振奋到我，尽管当时我们还不能在西班牙的电视上观看比赛，只能通过一些非真实的图片来勉强了解这些赛事和球星。《商业周刊》的这篇文章从经济层面阐述了尤因签约纽约尼克斯队的意义。在当时的整个体育界，这次签约可以说是史上金额最大的一次交易。我看得非常投入，顺便就读完了整本杂志。《商业周刊》总是能把复杂的商业知识用浅显甚至娱乐的口吻表达出来，也幸亏读了这篇文章，我才对商业产生了兴趣。我不确定这仅仅是一次偶然，还是我对阅读的热衷的结果。但我肯定的是，兴趣一旦培养起来就很难减退。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的兴趣点开始从小说类作品转向非小说类作品，我在阅读非小说类作品中会夹杂着文学作品来看。而且，后来我的这种阅读偏好发展到了极端，我有很多年就只看非小说类作品，因为我当时也不顾及以前所谓的开放心态了，认为看小说没什么意义。也就是最近，我的心态有所放松，我才开始重新看小说类作品。图1-1《商业周刊》封面说了这么多，我认为关键在于要勇于尝试别人不理睬和不愿做的事情，要跳出事情表面或者所谓的常识来看待问题，以实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大学同学，甚至我第一份工作
的同事们，根本就不会经常阅读国外经济类刊物或是看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我必须声明，除了萌生了对商业的兴趣外，我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价值的经济学知识，除了新古典经济学里面的供需曲线、理性人假设以及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市场均衡以外，好像就没什么了。谢天谢地，20年后，哈耶克和冯·米塞斯就像经济学界的超级英雄一样拯救了我对经济学的认知。大学里的经济学教义并不能产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简洁、清晰的原理，这是真正的耻辱。由于有些人想给它一种它本没有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建立了大量数学公式来掩盖主导经济学教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包括货币学派和凯恩斯主义者）缺乏明确性和连贯性的症结。然而，经济学是一门覆盖面很广的学科，这也使得我能够涉足一些令我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至少能排除掉一些我没必要涉猎的领域。大学刚开始时，我的学习成绩中等，但在我开始大量阅览与学科相关的书籍后，我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提升。回顾过往，经过在这所普通公立大学5年的学习以及多年的专业实践，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知名大学甚至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未免被夸大了。一个人在二十几岁学到的东西不如终身学习重要，当然我说的是终身自学。在三四年的时间里，由优秀教授指引着走向正确的方向或许是有益的，但关键是在特定的时间点有激发我们产生兴趣的火花，这种火花会开启一条有吸引力的无限之路。也许有一些知名大学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我无法理解现在人们对名牌大学的崇拜，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在我的祖国西班牙，我们还算幸运，没有如此重视名牌大学。对我来说，兴趣的火花始于我十几岁时的阅读习惯和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第一份工作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参加了很多面试，企图借此提高我的面试能力。但我在第一次参加面试时就拿到了英格列斯百货公司（El Corte Inglés）的入职通知。我自知并不是面试能手，但如果一定要说我有某些方面的特长，那么它应该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感。由于这次面试的意外成功，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在6月毕业之前就做一份兼职。我最后决定了在3月入职，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兼顾学业和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可以看一届我们本土巨星布特拉格尼奥（Butragueño）和马拉多纳参赛的世界杯足球赛。英格列斯百货公司是西班牙零售商的领头羊［直到ZARA（飒拉）出现］，我被分到了公司行政部门，在这里工作了一年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充其量只是在个人层面对我有所帮助，却不能让我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英格列斯百货公司只安排大学毕业生做行政工作，这明显是有问题的，结果大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离职。无论如何，在职业生涯开始时做一些你不需要为此感激的工作，会让你更有能力面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困境。但令我惊讶的是，很多人对一份简单的、不用动脑的工作竟能安心落意，他们有可能是在心甘情愿地做那些他们认为非做不可的事。但从事一份简单轻松的工作确实也是我后来在生活中承担过多责任的时候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对于英格列斯百货公司本身，我没有太大发言权，毕竟我在那里仅工作了15个月，而且我所在的岗位也无法让我得知整个公司的情况。虽然如此，我还是能明显感知到这家公司存在的一些冲突，谁会想到有着光鲜亮丽的商铺和无可挑剔的服务质量的一家企业，其内部组织架构却如此陈旧过时且高度等级化。30年后，随着“百货商店”概念的人气在全球范围内急剧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