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力
出版社：沈阳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女人的战争试读：
女人的战争
作者：丁力出版社：沈阳出版社出版时间：201
0-05-01ISBN：978
-7-5441-410
3
-1女人的战争战争是残酷的。真刀实枪的战争残酷，女人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残酷。甚至更加残酷。所不同的是，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而女人之间的战争今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卷入其中。1刘梅花告诉叶莎丽一个秘密：丈夫陈大富差不多两年没有碰她了。说完之后，她感觉自己的脸上热了一下。毕竟，这属于绝对隐私，是不能随便对人说的。刘梅花和叶莎丽是好朋友。但即便是好朋友，有些可以说这样的话，有些不能说这样的话。叶莎丽就是刘梅花可以说这样话的好朋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叶莎丽问。刘梅花的脸上又热了一下，并且这次热得明显，把脸都热红了。叶莎丽说的“介绍一个”，当然不是当初搞对象那会儿的介绍一个对象，而是指介绍一个小白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吃软饭的”。小白脸还有一个称谓，叫“二爷”。“二爷”是相对“二奶”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二爷”是妇女解放的产物，因为“二奶”相当于过去的妾，但如今国家的法律不允许纳妾，于是一些自认为非常成功并且能量过剩的男士只好偷偷摸摸地在外面包一个妾，这个不合法的妾就是“二奶”。由此可见，“二奶”有历史渊源的，也是有传统文化背景做依据的。而“二爷”则是一个新生事物，充分体现了当代妇女经济上已经彻底翻身、精神上完全与时俱进的现实。既然男人有钱了并且能量过剩就可以在外面包“二奶”，那么女人有钱了并且内能过高怎么就不能在外面包养“二爷”呢？新世纪伊始，广东省率先在全国颁布了关于禁止“包二奶”的相关条例，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反响之一就是：不是说男女平等吗？既然条例规定男人不能“包二奶”，为什么不同时规定女人不能“包二爷”？这样片面的规定是歧视妇女还是歧视妇男？能够包“二爷”的当然都是有钱的女人，这些女人一般也是有老公的，但是她们的老公通常比她们更有钱，因此大多数在外面已经有了“二奶”，所以对自己老婆的爱得到某种升华，升华到“基本上不用”的程度，最后甚至升华到连碰都不需要碰一下的程度。于是，女人为了在思想和行为上与自己的老公保持高度的一致，或者说是耐不住感情和生理上的寂寞，只好以丈夫为榜样，自己在外面包一个“二爷”。这样的事情刘梅花听过，但是没有做过。今天听叶莎丽这样一说，就不是听了，而是开始想了。想是做的前奏。刘梅花今年四十八，虽然从小生活的农村，但是看上去不土，不但不土，而且还蛮洋气。可以想象，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耐看。刘梅花的特点体现在一个字上。“翘”。女人只要一翘就好看，要不然中原人为什么形容女人漂亮的时候喜欢用一个字——俏。刘梅花的腰是往里面收拢的，个子虽然不高，但是由于身腰收得拢，所以看上去屁股就往上翘，胸脯往前挺。女人只要后面屁股一翘，前面胸脯一挺，不俏也是“翘”。由于个子不怎么太高，加上前挺后翘，刘梅花的身材看上去就像越南那边的美女，仿佛特别能生育。佛洛伊德早就有言在先，看上去生育能力特别强的女人就是性感。什么是性感？能够引起异性性欲望的感觉就是性感。从遗传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说，看上去生育能力特别强的女人最能引起男人与之性交的欲望。尽管刘梅花性感，但是丈夫还是不碰她。丈夫不碰她她也没有办法。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如果是女人有外遇了，并且因此而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兴趣，丈夫还能够来硬的，大不了就是“婚内强奸”，但是自打“婚内强奸”这个说法问世以来，真正为此承担刑事责任的好象还没听说过。不但中国没有听说过，就是外国也很少听说。可见，所谓的“婚内强奸”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站不住脚是对的。如果能站得住脚，那么婚姻就将失去一半意义。就与《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双方的义务相冲突，就将导致家庭伦理的模糊不清。如此，丈夫就不可能真正被冷落。于是，被配偶冷落就成了女人的专利。刘梅花就是这样一个被自己丈夫冷落的女人。丈夫陈大富冷落刘梅花的原因当然不是刘梅花缺乏性感，而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了。事实上，除非丈夫生理方面出了问题，否则基本上可以肯定，凡是妻子受到了冷落，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丈夫有了外遇。用刘梅花自己的话说，就是外面有了小妖精了。外面有了小妖精，家里的老婆就成了纯粹的摆设，既然是摆设，那么就要尽量少碰。关于自己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事，刘梅花两年前就知道了。就是在两年前，她知道的也非常晚，是在周围的人全部都知道之后她才知道的。可见，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但是两年前丈夫在外面仅仅有女人，准确地说仅仅是找“鸡”，两年后的事态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找“鸡”发展到跟“小妖精”勾搭上了。在刘梅花看来，“鸡”跟“小妖精”是有本质区别的。找“鸡”可能纯粹是寻开心，跟“小妖精”则会把心勾跑。后者比前者情况严重。两年前刘梅花获悉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之后，差点气死。如果刘梅花是那种靠自己丈夫养活的女人，或许她就认了。过去男人纳妾合法，但就是纳妾合法的年代，男人要纳妾也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家里的正房夫人是靠男人养的，只有原配的正房夫人是靠男人养的，她才能容忍自己的男人纳妾。但刘梅花不是，刘梅花不但不是靠丈夫养活的女人，而且还是拯救丈夫的女人。如果没有我刘梅花，能有你陈大富的今天吗？没有。如果没有我刘梅花，你陈大富今天可能还是在皖北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么想着，刘梅花就不服，就不甘心，就差点被气死。两年前刘梅花就想到了离婚，但是妹妹翠花劝她理性一点。说如果离婚，最后吃亏的还是女人，说姐姐你就是不怕吃亏，也不能看着小红和小兵跟着吃亏吧。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夫妻离婚，最大的受害人都是子女。小红是刘梅花和陈大富的女儿，小兵是他们的儿子，子和女都有，吃亏大了。两年前刘梅花还找到当年带他们来深圳并且曾经一直关照和提携他们的“老排长”，让“老排长”夫妇来评理，但今天的“老排长”已经不是当年的老领导了。“老排长”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挂名的虚职，已经没有能力来关照他们了，再说陈大富现在也不需要“老排长”关照了，所以，“老排长”剩下的面子就跟他以前积攒下的储蓄一样，用一次就少一点，已经没有多少了。事实上，早在刘梅花知道这件事情之前，“老排长”就已经跟陈大富拍过桌子，可是拍了也就拍了，除了留下一阵响声，别的作用丝毫没有。撇开经济实力不说，单就说政治地位，此时的陈大富已经是市政协委员，相当于国外的众议员，严格说起来也在“老排长”之上，“老排长”在陈大富面前说话并无多大作用。两年前的刘梅花还想到花钱请人把小妖精打一顿，把他们打散，但是得到的情报是：陈大富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二奶”，而是“鸡”，并且接触的时间很短，基本上是“一次性消费”，这样的女人刘梅花怎么下手？对谁下手？有什么意义下手？于是，刘梅花听从了大家的劝告，想着为了孩子也忍一忍，忍两年，等丈夫在外面玩腻了，玩累了，甚至是吃了苦头了，自然还要回来的。刘梅花想好了，等到丈夫回头是岸的时候，再好好调教调教他。如今，两年过去了，丈夫非但没有回头是岸，反而变本加厉，所以，刘梅花这才想到了找小白脸。找小白脸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平衡。心理平衡为主，生理平衡为辅。想到了，但是还没有做，于是她首先向好朋友叶莎丽透露了自己的秘密。不知道是想取得叶莎丽的认同还是想请叶莎丽从中斡旋。或许二者皆有。或许什么二者皆无。就是说说。有时候，女人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似乎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透露了，心里也就舒服了，倒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目的。但是，当叶莎丽说出“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的时候，刘梅花还是脸上热了一下。不知道是激动得脸上发热，还是怀疑自己心中的秘密被叶莎丽窥视到了而脸上发热。更有可能是脸皮薄，经不起热，一热就红。毕竟，她是本分（本份）女人啊。2
刘梅花之所以能够向叶莎丽透露自己心中的秘密，主要原因是叶莎丽非常善解人意。比如刘梅花抽烟，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她抽烟不好，只有叶莎丽不说她。叶莎丽不但不说她，而且还为她开脱。刘梅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是真正的烟枪，不是装的。有两条可以证实。一是拒绝专门为女士生产的那种摩尔烟或沙龙烟，刘梅花认为抽摩尔烟或沙龙烟是对女性的歧视，刘梅花不接受歧视，不抽那种烟，刘梅花抽男人抽的烟。二是刘梅花抽起来一根接着一根，很猛，样子很贪，恨不能把吞进去的烟不吐出来。在这方面，刘梅花比起男性烟枪毫不逊色。关于刘梅花的抽烟，身边有很多人说过她。主要是说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女人抽烟更是害上加害，罪大恶极。刘梅花对谁的劝告都点头称是，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又照抽不误。久而久之，周围的人也就听之任之了。有一次叶莎丽邀几个富婆上家里打麻将，其中就有刘梅花。这里要说明一下，叶莎丽的爱好就是打麻将，而且只跟与她地位相当的女人打，但是与她地位相当的女人不一定都喜欢打麻将，所以叶莎丽必须哄着身边的几个高兴，以便让她在麻将瘾发作的时候能够及时凑齐角。不知是不是抽烟的作用，那天刘梅花精神特别好。精神特别好手气也就不差，赢了不少。这时候，其中一个输了蛮多的富婆不知是确实受不了刘梅花的烟熏还是对刘梅花赢钱不舒服，反正她是劝刘梅花不要抽烟了。一边说，还一边皱着眉头，并且伸出手掌当扇子，在自己的嘴巴前面来回地扇，摆出一副很讨厌的样子，弄得刘梅花非常没有面子。刘梅花哪能受得了这种气？于是，刘梅花眼看就要发火了。刘梅花准备发火别人看不出来，叶莎丽能看出来，叶莎丽不仅能看出来，而且她还知道刘梅花这已经是给叶莎丽的面子了，要不是在叶莎丽家里面，而是在其他场合，比如是在外面包了一个茶座打麻将，刘梅花肯定早就发作了。为了不让刘梅花发作，为了给大家一个面子，叶莎丽说话了。叶莎丽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抽烟吗？叶莎丽这样一问，马上就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叶莎丽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是提醒各位：这里是我的家。同时，这是一个不打算回避问题的话题，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如果是其他问题，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这是在转移话题，而转移问题的话题往往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问题，没有价值的问题不会引起大家的真正关注。“不知道。”其中的一个说。叶莎丽又看看刘梅花和那个对她发难的富婆。刘梅花和那个富婆很快取得了一致，俩人同时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刘梅花在摇头的时候，还顺便把烟灭了。灭得很自然，至少不会有人因此而认为她这样做是怕那个富婆或者是给那个富婆的面子。“不知道吧？”叶莎丽又问。大家还是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叶莎丽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抽烟的，只有少数人才真正有烟瘾。你们知道这少数人是什么人吗？”大家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看看叶莎丽，再集体摇摇头，表示不知道，确实是不知道。刘梅花在表示不知道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心虚，她担心叶莎丽会说“只有好色的人才喜欢抽烟”这样的话，如果叶莎丽真要这么说，刘梅花也不能翻脸，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要是因为一句玩笑话就翻脸，那么就很难有朋友了。再说抽烟确实不是好事，别人往坏里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叶莎丽没有往坏里说。而是往好里说。这就让刘梅花很感激。叶莎丽说，“只有祖先是贵族的人才真正有烟瘾。远古的时候，人类是离不开火的。特别是晚上，远古的人类是围着篝火过夜的。火焰不仅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也能够给人类带来热情，有利于人类的繁衍。火焰还能够帮助人类抵御野兽的袭击，保护人类的生存。因此，久而久之，人类的遗传基因里面就有了对于火的依赖，并且越是靠近篝火里圈的人这种依赖性就越强。这些围在篝火里圈的人就是人类最早的‘贵族’。比如刘梅花，刘梅花的祖先肯定是围在篝火里圈的，是贵族，遗传基因里面对火焰的依赖性就特别强，但是现在不能烧篝火了，不得已，有事没事就点一根烟，这都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叶莎丽这样一说，就替刘梅花解了围，并且给足了刘梅花面子，同时也没有的最（得罪）另一个富婆。因为该富婆当场就封了刘梅花一个外号——“贵族”。“贵族”刘梅花现在给叶莎丽打电话。“我要死了！”刘梅花说。叶莎丽这时候摆出类似于拉小提琴的姿势，把头歪到一边费劲地夹着手机，这边跟“贵族”说话，那边双手并没有离开麻将，并且及时地喊“碰”，碰了一对白板，打出去一张九条。“没那么严重吧。”叶莎丽说。“老子不想活了！”刘梅花说。刘梅花说这句话的时候嗓子有点嘶哑，隔着电波也能感觉到她歇斯底里的样子。叶莎丽心里有数，死不了，凡是说不想活的人都死不了，真要是想死的人早就不声不响地死了，凡是大张旗鼓声称要死的人都死不了。虽然死不了，但是叶莎丽也不能对她表示冷漠，于是问：在哪里？“楼下。”刘梅花说。“楼下哪里？”叶莎丽问。“名典咖啡屋。”叶莎丽知道麻烦来了。既然人家已经到了你家楼下的咖啡屋等着你，你要是再不下去就非常失礼了。“我这里走不了呢。”叶莎丽说，“要不然你上来？”叶莎丽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说给三位麻友听的。“走不了算了，”刘梅花说，“我自己去飚车。”“别别别，”叶莎丽说，“我下来，我这就下来还不行吗？”叶莎丽知道“贵族”的脾气，她说飚车那就真是飚车，将车子开到一百四十码，一路狂奔。别说深圳的交警一般不上路，就是上路也不一定能追上她。等追上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是一摊肉泥了。所以这时候叶莎丽只好非常抱歉地对三个麻友赔罪，说：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个好朋友出了麻烦，我必须现在就要赶过去，否则要出人命了。说完，就全然不顾那三位的脸色，慌里慌张地下来。叶莎丽进来的时候，刘梅花正在抽烟，抽得很猛的样子，像三天没有吃东西的饥饿者突然发现了可口的食物。叶莎丽说：“再也不能飚车了。就是你自己不活了，也不能伤及无辜呀。”刘梅花抬眼看看叶莎丽，没有说话，继续抽烟，像饿殍继续吃饭。刘梅花这时候坐的姿势有点侧，并不是正好面对面地正对着叶莎丽，所以她在抬眼看叶莎丽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斜眼。叶莎丽见刘梅花这样有点斜眼地看着自己，知道她并没有听进自己的话，于是就准备刺激刺激她。叶莎丽说：“你知道万一你出了车祸，谁最高兴吗？”刘梅花嘴角抽动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出声，仿佛想说什么又忍住了。“那个小妖精最高兴！”叶莎丽说。“老子要是死了，她也活不成！”刘梅花说。说话就好，说话了就表示她按正常人的方式思维了，只要按正常人的方式思维，她就不会做出出阁（出格）的事。叶莎丽虽然不是心理医生，但是这点心理常识她还是有的。她知道，正常的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会做出出阁（出格）的事情的，比如自杀或杀死别人，比如驾车超速狂奔。因为这些出阁（出格）的事情的最大受害者正是肇事者本人。“我这样说还是给你留面子。”叶莎丽趁热打铁，继续加大刺激力度，说：“其实比那个小妖精更开心的是陈大富。”“他？！”“对。”叶莎丽说，“你想呀，如果你要是有一个三长两短，他肯定哭的比谁都伤心，而且为你厚葬，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都是为了做给你娘家人看，都是为了做给外人看，目的是最后还要从你身上捞个好名声，但是心里面呢？你想想，如果你要是真那样，他还不笑死了？”叶莎丽不往下说了，她相信刘梅花骨子里面还是个明白人，刚才只不过是被气糊涂了，现在经冷水一浇，应该清醒了。果然，刘梅花这时候重新点燃一支烟，用仍然哆嗦着的手夹着，死命地往肚子里吞。叶莎丽突然感觉，那情景真不像是在吸烟，而是在吸毒。“想开一点，”叶莎丽说，“现在有钱的男人哪个那么干净？只要他不过分，你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叶莎丽见刘梅花已经恢复知觉，于是进一步开导。“什么叫‘不过分’？”刘梅花问。问得有点快，眼睛瞪得贼大，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像神经质。叶莎丽想了一下，说：“‘不过分’就是不提出跟你离婚，不把女人带到家里面来，不少你一分钱。”“不行，”刘梅花说，“绝对不行！”“什么绝对不行？”叶莎丽问。“什么都绝对不行。”刘梅花说，“他不能在外面有女人。”刘梅花说着又点燃了一根烟，又用哆嗦的双手捧着它吸，吸得很猛，更象吸毒。叶莎丽这时候露出了一点点微笑，抿了一口咖啡，然后说：“现在不都是这个样子吗？难道你要求他是圣人？”“别人我管不了，但是他不行。”“这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别扭了，”叶莎丽说，“为什么别人能行他就不行？难道他与别人不一样吗？”刘梅花这时候又猛地连吸了几口烟，那样子仿佛是姚明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上的补篮，连补几次，一直补进去为止。大约是终于补进去了，刘梅花好象也不再哆嗦了，至少哆嗦得不那么明显了，于是将剩下的半截烟使劲地拈灭，调整一下姿势，面对面地正对着叶莎丽，一字一句地说：“别人是大老板。”“他也是大老板呀。”叶莎丽说。“那不一样。”刘梅花说。“怎么不一样？”叶莎丽问。刘梅花这时候又不说话了，停下来，从烟盒里面取出一根，点上，先吸进一口，吸的幅度没有刚才那么大，然后吐出来，脸色更加趋于正常。说：“那就是我不一样。”“你怎么不一样？”叶莎丽在“你”字上加了重音。刘梅花再次吸一口烟，并且再次吐出来，心情仿佛更加平和不少，然后静如止水地说：“他这个老板是我封给他的，你知道吗？”叶莎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不但表示不知道，而且眼神中还包含着不相信。“你别不信，”刘梅花说，“我说的是真话。”叶莎丽点点头，表示相信，但是眼神中分明还包含着疑问。“他不是老板，”刘梅花说，“我是老板。他这个老板是我让给他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容忍不了他在外面有女人。”刘梅花这时候已经完全恢复正常，说话有板有眼，抑扬顿挫，眼光炯炯有神，点燃的烟在面前划出一个小范围的空中曲线，就像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在空中的轨迹一样，只不过没有指挥棒的幅度那么大。人的情绪是相互感染的。受着刘梅花情绪的影响，叶莎丽现在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她甚至想，如果现在让刘梅花驾车出去，她一定谨慎驾驶，绝不超速。叶莎丽这时候的脸色也非常平和，并且眼神也不象刚才那样充满疑问。“你在公司占有多少股份？”叶莎丽问。叶莎丽问的非常有道理。既然刘梅花说她才是真正的老板，那么她在公司里面一定占有股份，而且股份的百分比一定很大，至少比她老公陈大富大。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叶莎丽左手端起咖啡杯，右手捏住小咖啡勺，先用咖啡勺在咖啡杯里面沿着咖啡液面划了一圈，然后轻轻抿了一小口，再放下咖啡杯，抬眼注视着刘梅花。但是这一看把她吓了一跳。刚才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的刘梅花，突然之间又浑身哆嗦，哆嗦得连支烟都握不住，必须用两只手一起将烟拿稳，然后送到嘴边，使劲地吸着，和电影上那些吸毒的人一模一样。“你怎么了？”叶莎丽问。叶莎丽问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语调却相当紧张，其紧张程度不亚于她发现了自己的好朋友真的在吸毒。“你没事吧？”叶莎丽又追问，仿佛问问题也是补蓝（补篮），必须连续几下。“没事。”刘梅花说。刘梅花说得很费劲，因为她必须克服哆嗦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别老抽烟了，”叶莎丽说，“喝口咖啡吧。”“好，”刘梅花说，“好，喝咖啡。”刘梅花双手哆嗦着捧起咖啡杯，猛地大喝一口，那样子一点不象深圳的女士在咖啡馆里面品尝咖啡，倒像是北方的大汉在豪饮烈酒，并且由于动作过于豪爽，夹在手指间的香烟还掉了一点烟灰在咖啡里面，居然也被刘梅花一起喝下去了。“慢点。”叶莎丽说。“这就是我的可悲之处呀，”刘梅花说，“我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那么其他的股份是谁的？”叶莎丽问。“是他和他弟弟，”刘梅花说，“他占百分之五十，他弟弟百分之二十五。”“那你凭什么说他不是老板，你是老板？”叶莎丽问。叶莎丽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接着又补充一句：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刘梅花说。刘梅花说完就大笑起来，仿佛说起来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想不笑都不成。“傻呗！”刘梅花说。说完又大笑，像是在嘲笑什么人。笑也是一种发泄，笑够了也就不哆嗦了，不哆嗦了刘梅花就能完整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刘梅花这时候不快不慢地说：“我们都两个孩子了，还有必要分他的我的吗？我以前想都没想，当时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至少是三个人，我就写上了他、他弟弟和我自己。想到他作为法定代表人应该要占多一点，于是就把他写多了一点。直到他在外面搞上了女人，我跟他闹起来，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叶莎丽不知道该说什么。刘梅花和陈大富没有离婚，而且他们好象也没有打算离婚，至少眼下还没有，叶莎丽不能挑拨人家夫妻关系，但是叶莎丽已经感到了问题相当严重，其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刘梅花的想象。“你打算怎么办？”叶莎丽问。叶莎丽只能这样问，不这样问她还能说什么。刘梅花又开始抽烟，而且一开始抽烟手马上就有点哆嗦，叶莎丽不知道是刘梅花先是已经哆嗦了才开始抽烟，还是因为抽烟而条件反射般地哆嗦。“还是少抽点烟吧。”叶莎丽说。刘梅花愣了一下，马上点点头，抢着吸了一口，然后将烟在烟灰缸里面拈灭。烟拈灭了之后，刘梅花果然也就不哆嗦了，至少不象刚才那样明显地哆嗦了。这时候她又显得非常平静，平静得像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你想听我和陈大富的故事吗？”刘梅花问。刘梅花在问完这句话以后，也不等叶莎丽表态。马上就对服务员扬扬手，招呼服务员过来把烟灰缸撤走，并且重新上两杯咖啡，大有正式开讲的意思。叶莎丽赶紧点点头，是那种频率很快但幅度很小的点头，仿佛非常愿意听刘梅花说这个故事。其实也不是“仿佛”，叶莎丽是真的很想听一听。女人在窥视别人隐私方面的嗜好丝毫不逊色于男人，只不过男人更嗜好有形的，女人嗜好无形的，男人比女人现实，女人比男人虚幻。3刘梅花和丈夫陈大富出生于皖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这里位于安徽、山东、江苏、河南四省交界处。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如庄子、老子、华佗、陈胜、吴广、曹操等。建国初期，曾经有人向毛主席建议在那里专门成立一个以徐州为首府的“淮海省”，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愿望最后没能实现。正像古代辉煌灿烂的幼发拉底河并不能孕育阿拉伯世界今日的富强一样，世界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也都不是今天强盛之邦，这个没有建成的“淮海省”到了现代竟然也沦为华夏大地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对落后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比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皖北农村与中国的广大农村一样，有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是：越穷越光荣。刘梅花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嫁给陈大富的。事实上，刘梅花嫁给陈大富的直接原因就是陈大富贫穷落后苦大仇深。这一条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皖北平原一望无际，无遮无掩没山没丘，养成了这里人的性格也比较直，很少拐弯，表达方式非常直接。那时候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苦大仇深也很简单，看他家的房屋就一目了然。看房屋的两个地方，一看屋顶，二看“白板”。当时农民住房都相当的差，几乎一律是草房，个别条件好一点的农民住房也就是所谓的“拍草屋”房子。“拍草屋”是相对平草屋而言的。平草屋的屋顶是先用麦秸或稻草平摊在上面，然后再用草绳织成的大网罩住，以防刮风的时候把屋顶掀了。这样的草屋简单，省料。而“拍草屋”的屋顶是用精选麦秸一层一层摞上去的，并且每一层都拍打得非常紧，层层相叠，很结实，也不需要用草绳网固定。“拍草屋”房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表示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相对较殷实。那时候媒婆替人家说对象，一个口头禅就是：“他家住拍草屋”。而这些相对较殷实的人家通常是富农或者是上中农。虽然那时候早已成立了人们（人民）公社，广大的中国农村实行了三级管理社队为主。大家不管什么出身，都是人民公社社员，都是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富农和上中农家里的日子就是过得比贫下中农相对殷实。既然都是挣公分，富农和上中农为什么比贫下中农过得殷实呢？难道是他们工分挣得比贫下中农高吗？肯定不是。他们不但不必（不比）贫下中农工分高，而且还比贫下中农低。相同的农活，比如夹塘泥，贫下中农一天十个工分，富农或上中农只有九个工分。谁让他们成分不好的。但是，他们仍然比贫下中农过得殷实。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现象曾经引起工作组的高度重视，他们首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怀疑是这些富农和上中农是不是土改的时候藏匿了什么宝贝，经过仔细的调查甚至挖地搜查，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后，终于找到了猫腻。原来，过去是富农或上中农的人家比普通贫下中农人家更会过日子。由于他们更会过日子，所以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的日子相对殷实，所以他们可以住“拍草屋”的房子，而贫下中农只能住稻草屋。因此，只要看谁家的屋顶是“拍草屋”的，甭问，十有八九不是富农就是上中农。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他们只能是富农和上中农，而不可能是地主，尽管地主可能更会过日子，但是地主树大招风，早已受到管制，就是日子过的再殷实也不敢露富，当然不敢盖“拍草屋”的房子。不过没关系，地主是躲藏不了的，因为除了“拍草屋”的房子外，还有“白板”。“白板”可以让一切牛鬼蛇神无处藏身。为了更好地分清敌我，生产队每家每户大门口的墙上都用白石灰糊了一面差不多一米高一米五长的“白板”。之所以称其为“白板”，是因为它的大小和样式与村里面小学校的黑板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黑板是黑的，“白板”是白的。与小学校教室里面的黑板不一样的是，“白板”上面都是写好了字的，而不是像黑板那样本来是光的，等用的时候再由老师临时用粉笔写上去。判断一户人家的阶级出身，非常简单，只要看“白板”上面字的颜色就行了。凡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白板”上一律用红漆写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之类的标语口号，或者干脆写一条毛主席语录。比如“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者是“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等等。凡是牛鬼蛇神，家门口的“白板”上一律用黑漆画上一个黑框框，看上去跟讣告一样，黑框框里面用黑漆写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警示性标语。白底黑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当时刘梅花家就是住的“拍草屋”房子，门口的“白板”上面有一个像讣告一样的黑框框，里面写着黑字，而陈大富家住的是稻草屋房子，门口的“白板”上写的是红色标语。生长在黑字人家子女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处处都要低人一等，受气更是家常便饭。刘梅花的嫂子娘家人也是“黑字人家”，嫁给刘梅花的哥哥之后，当然是黑上加黑，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嫂子小便涨得难受，跑到玉米地里去方便，硬是被副队长拧了出来，说：臭地主婆，精怪得很，人家都就地方（小，或撒尿）便，就是你趁机偷懒，谁看你那个臭×了？！就你这个臭×，给贫下中农看老子都不看。说着，竟当众把刘梅花嫂子的裤子扒下来，贫下中农果然不看，而是齐声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臭地主！”刘梅花是一个有主见的姑娘，这样的家她是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她要赶快逃离苦海，逃离的方式是嫁给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当时有一个说法，说地主富农子女只要嫁给贫下中农，就算是投奔革命，于是就一切按照贫下中农的待遇在生产队安排做事并且不受歧视，更不会被当众扒裤子。相反，如果是贫下中农的女儿嫁给地主富农，则算是叛变革命，马上就要被歧视。而如果像刘梅花嫂子那样不识时务，自己本来就是地主子女，然后又要再嫁给一个富农子弟，那么就是“结成反革命联盟”，就是黑上加黑，被当众脱裤子也是理所应当的。刘梅花不傻，刘梅花绝不会再走她嫂子的老路子，刘梅花不愿意被当众扒裤子，于是，刘梅花必须嫁给贫下中农子弟。其实，刘梅花是一个心气蛮高的姑娘，如果不是正好处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她本来会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没办法，长得稍微漂亮的女人在择偶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比较挑剔的。事实上，刘梅花选择陈大富本身就是挑剔的结果。前面说过，刘梅花必须嫁给贫下中农子弟，但是村子里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这样，刘梅花就有了选择的余地。选择标准自然是“政治第一”。虽然都是贫下中农。但是贫下中农里面也有贫农和下中农之分，即便同样都是贫农，也还有苦大仇深的贫农和一般的贫农之分。陈大富就是苦大仇深的贫农，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经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做报告。那时候经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刚开始是选择几个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给小学生讲旧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苦，新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的甜，讲着讲着就呼起了革命口号，其中重点是高呼“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仿佛旧社会贫下中农所受的那些苦全部都是刘少奇造成的。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基层的积极分子也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开展了，因为原先来领导他们开展运动的工作组一夜之间也都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爪牙，甚至比地主富农都黑。于是基层积极分子觉得还是搞忆苦思甜最保险，不管上面口号怎么变，搞忆苦思甜，说新社会好，说旧社会苦不好总是没有错的。于是，忆苦思甜活动不仅在小学生中间进行，也在广大社员中进行，不仅在农村进行，也在城市里面开展。这样一来，一时间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就成了紧俏资源，因为大多数真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是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平常叫他们在村里面对小学生忽悠忽悠还行，真的上了大场面，常常只能喊几句口号，实质性的东西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而且更有甚者，有些农民一到那个场合居然连口号都喊不出来。本来刘梅花并没有看上陈大富，而是看上了陈三元，因为陈三元比陈大富更要苦大仇深，那时候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总是陈三元。陈三元不仅在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而且报告还做到公社，但是做到公社的那一天出事了。大约当时到会的人太多的缘故，陈三元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一看到台上台下黑压压的人，慌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于是一急，就带头喊起了了口号。喊口号容易，反反复复就那两句话：“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三元喊一句，台下的贫下中农就跟一句，倒也热烈。但是，总不能老是这样喊下去。于是，陈三元同志就一边带领贫下中农喊口号，一边想着下面该说什么。谁知道就这么喊着想着，想着喊着，突然搞反过来了，把本来被打倒的喊成了万岁，把本来被万岁的喊成了打倒。这还得了？！陈三元自己马上就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而且是真的被人打倒了，并且是当场就被打倒在地，连陈大富同志都亲自上前踢了两脚。陈大富不敢不踢，因为他们都姓陈，这两脚表示他已经与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划清了界限。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忆苦思甜还要继续。这时候，陈大富同志脱颖而出。陈大富家里虽然算不上真正的苦大仇深，但是陈大富会说。会说就行。陈大富说：他家在旧社会最苦，他自己五岁就给地主老财放牛，有一次牛跑了，他就跟后面追，实在追不上，自己掉到河里，差一点就淹死。是共产党救了他。被共产党救上来之后，送回去，地主老财等共产党走了之后，又把他一顿毒打，骨头都被打出来了。说到这里，陈大富忍不住哭了。想一想一个五岁的小孩的这种遭遇，听众也被感染了，于是会场哭声一片。这时候，有人带头高呼革命口号，在一片“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会场的气氛顿时达到高潮。通过陈三元的教训，人也学精了，只喊“打倒”，不喊“万岁”，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错误。果然也就没有再发生错误。由于没有发生错误，陈大富就成了名人。到处做报告，不仅做到公社，而且还做到县里，直接给工人老大哥做报告，风光极了。刘梅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赶子嫁给陈大富的。这里说刘梅花是“主动上赶子”并没有抬举陈大富或贬低刘梅花的意思，事实上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要嫁给陈大富的人多着呢，只不过刘梅花确实比贫下中农子女长得俏，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罢了。洞房花烛夜，刘梅花问陈大富：你今年多大了？“二十八。”陈大富说。“哪一年生的？”刘梅花问。“四九年，噢不，”陈大富略微想了一下说，“五一年生的。五一年冬天。下大雪生的。”刘梅花知道他在说谎，其实一个生产队的，谁多大还能不知道？刘梅花是五四年的，陈大富怕刘梅花嫌他年龄大了，故意把自己说小两年。“五一年生的？”刘梅花问。“五一年生的。”陈大富说。说的非常肯定。“不会记错吧？”刘梅花提醒。“不会，”陈大富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下着大雪呢。鹅毛大雪。”“真记得？”“真记得！”陈大富发誓。刘梅花没有说话，笑了。“你笑什么？”陈大富问。刘梅花还是笑。“不是我自己记得的，”陈大富自己也笑了，“是听我娘讲的。”“不管是四九年生的还是五一年生的，”刘梅花说，“你五岁的时候都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解放以后你是给哪个地主老财放牛了？你是不是把新社会的生产队说成是地主老财了？这可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呀。”大约是想到了陈三元的下场，陈大富吓得当场给刘梅花下跪，并且从此以后在家装病，再也不到外面做忆苦思甜报告了。皖北那边有个说法，说丈夫在结婚的第一天一定要把老婆给治服（治服）了，只要第一天把老婆给治服（治服）了，老婆就会一辈子顺从丈夫。本来这对于陈大富同志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陈大富当时是红得发紫，刘梅花又是自己上赶子投奔革命阵营来的，陈大富不用费劲刘梅花自然就会服服帖帖，但是没想到刘梅花关键时候来这么一手，差一点就把陈大富打成跟陈三元一样的现行反革命。于是，被治服（治服）的恰恰是陈大富自己。果然，陈大富自从结婚之后果然就一直听刘梅花的。听老婆的也不一定是坏事，如今是新社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一点也不比男人差，比如刘梅花当时就是初中毕业，而陈大富只有小学毕业。那种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的过去，特别是像刘梅花陈大富这对夫妇，陈大富听刘梅花的还真没有错。再说，如今有些女人的头发比男人还短，见识当然也就长了。事实上，陈大富能有今天的事业，还真是听刘梅花的结果。4
在陈大富听从刘梅花的事件当中，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上大学这件事，正是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陈大富的命运，并且最终成就了他今天的事业。按说陈大富只是小学毕业，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如果不是刘梅花，陈大富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但是他娶了刘梅花做老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刘梅花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当然，刘梅花能够做到的主要原因有赖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当时的大环境是上大学不用考试，而是推荐。那时候的大学生不叫大学生，而是叫“工农兵学员”，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来自工人农民和解放军。这些“工农兵学员”不是通过考试而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的，而是通过基层推荐进入大学的，他们上大学也不单是学习知识，主要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其中关键是管大学和改造大学。那一年中国大地上正好放映一部国产故事片，叫《决裂》，影片里面有这样一个镜头，大学党委书记抓起一个农民的手，指着这个农民手上的老茧，大声地说：“这（什）么叫‘资格’？这就叫‘资格’！”演者无意，看者有心。刘梅花知道，自己的丈夫陈大富肚子里面虽然没有多少墨水，但是手掌上的老茧并不一定比电影上那个农民少，既然那个农民能去改造大学，丈夫为什么不能去改造大学？于是，刘梅花开始为丈夫张罗。当时他们那里已经有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在他们那里干了几年之后，又被招回城市成了吃商品粮的工人。刚开始农民傻，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只是心里面酸酸的，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城里面人命苦，就该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后来一部分农民慢慢觉悟了，当然他们是被启发着觉悟的，启发方式是不断地有下乡知识青年巴结当地的农民。刚开始是小恩小惠，后来是大恩大惠，于是贫下中农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原来每次来招工的时候都是要贫下中农推荐才行！为了能获得他们的推荐，那些本来在骨子里面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城市里下来的少爷小姐们也不得不厚着脸皮来讨好他们这些下里巴人。一时间，多年抽惯了老烟袋的生产队长也时不时地从上衣口袋里面摸出一根“大前门”。顺便说一下，装香烟的上衣大多数也是下乡知青帮着从城里“带”的。更有甚者，少数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屡屡不能被上调的女知青，为了早日回城，不得不急贫下中农所急，直接为大队书记解决生理问题，从而换取一张招工表格。最后，广大农民终于彻底开窍：来招工可以，但是必须一比一。也就是说，凡是城里面来招工的，必须一个下乡知青搭配一个回乡知青，这就叫做“一比一”。许多年之后，电视上开始做“一比一”的广告，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有，这个知识产权应该归属三十年前的皖北农民。然而，“一比一”与陈大富无关，因为“一比一”的前提是回乡知青，陈大富连初中都没有上过，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知青”。刘梅花倒是初中毕业，按道理是可以算作“回乡知青”的，只可惜出身太差，是富农，“地富反坏右”是联系在一起的，属于牛鬼蛇神，再怎么“一比一”也轮不到她呀。不知是不是“祖上富过”的缘故，刘梅花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看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刘梅花心急如焚。好在工夫不负有心人，招工工作刚刚结束，招生工作又开始了。这一次刘梅花拿出浑身的解数，志在必得。刘梅花感觉送丈夫去上大学比让丈夫被招工更有前途，更有把握。更有前途不难理解，上大学当然比当工人更好。刘梅花是初中毕业，嫁给陈大富之前就看过一些小说，从这些小说中她知道大学生的分量。特别是看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青春之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大学生呀，将来会是多大的官呀！”多大的官小说中并没有说，但是刘梅花知道肯定比大队书记大。所以刘梅花非常清楚上大学比招工更好。但是说上大学比招工更有把握的依据是什么呢？上大学比招工更有把握的依据有两条，一是电影二是广播。电影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决裂》，《决裂》上面说的非常清楚，凭手掌上的老茧就可以上。刘梅花知道，他丈夫陈大富手上的老茧厚着呢，每次摸她她都觉得刺人。再就是广播，那时候广播上正好播送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考试几乎是零分，但是由于劳动好，所以照样可以上大学，不但可以上大学，而且政府还天天广播表扬。刘梅花不需要表扬，只要能让丈夫陈大富上大学就行了。那几天刘梅花天天拽着陈大富跑大队跑公社。刘梅花对大队书记说：你帮着我们把陈大富推荐上去，如果上面不通过，不干你的事。于是大队就推荐了。刘梅花跑到公社说：我们家陈大富最苦大仇深，劳动最好，手上老茧最厚，不信你们比一比。大队都推荐了，你们为什么不推荐。于是公社也推荐了。刘梅花拽着陈大富找到来带生的，亮出大队和公社的推荐材料，又亮出陈大富手上的老茧，带生的没敢多话，就将陈大富带上了。陈大富上的是安徽财经学院，在蚌埠。那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是陈大富在班上并不是年纪最长的，年纪最长的比他还大。事实上，当时他们工农兵学员的年纪和文化基础甚至包括来大学之前的职业和职位，差别都是相当大的。学院为了摸底，开学第一天就安排学习“反击右倾反案风”文件。摸底方式是让学员自己朗读，先由班长读一段，然后支部书记读一段，再一个一个往下读。学院或许认为这样就能够大致上可以看出学员们的文化水平。第一段是由班长读的。班长来自部队，姓张，叫张新江，在部队还是个排长。张排长上课的时候还穿着军装，是那种四个口袋的干部装。本来张排长是打算穿便装上课的，可政治辅导员专门找他谈话，要求他还是穿军装，并说这样可以展现工农兵学员的风貌。于是张排长就穿了军装上课。张排长穿了军装上课以后果然就给课堂增色不少。张排长本来是不想当这个班长的，而是希望当支部书记。在张排长看来，既然自己在部队当的是排长，到大学里如果当班长，那就是降职了，而当班上的支部书记听起来就是“升职”了，因为在部队只有连指导员才是支部书记。张排长不好意思明说，而是委婉地把将自己的想法跟政治辅导员表达了。辅导员觉得张排长讲的非常有道理，但是辅导员也很为难，因为他们班上还有一个人原来是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在农村是公社书记，到大学里面来总不能连一个支部书记都不让她当把？张排长非常通情达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就表示愿意当好班长，并且表态一定要摆正位置，当好书记的配角。这个书记当时就坐在张排长的旁边，张排长读了一段之后，接着就是书记读。书记是位女同志，“老三届”下乡知青，插队的时候是江淮大地上有名的“铁姑娘”队队长。铁队长有一段著名的豪言壮语，叫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一定能够办到”。为了实现这个豪言壮语，队长曾经带着铁姑娘们战天斗地，完全和男知青一样下田上堤修水利。早春育秧的时候，田里的水还结着冰，铁姑娘为了不输给男人，见男人光着脚下田，她们也脱了鞋子圈起裤脚，宁可让冰碴子在小腿上划出一道一道血印子，也不皱一下眉头，把女性的生理特点完全抛到脑后。铁队长后来终于当了公社书记。这次她能来上大学，与其说是下面推荐的，不如说是学院硬要的。前面说过，工农兵学员来到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改造大学肯定比上大学担子重，不来几个政治水平高的怎么行？书记的政治水平果然高，一边读文件还一边讲解，仿佛大学的课堂还是人民公社的大礼堂，她在课堂上读文件还是跟在公社做报告一样，并且她讲解的非常详细，因为很多内部文件大学老师都没有看过，她看过，所以那一天同学和老师都收获不小。收获是不少，但是由于她耽误的时间长了，所以那天后面的同学并没有得到读报的机会。不过没关系，学校要想摸底的机会多的是。第二天是外语课，老师还是想继续摸底，于是就在黑板上写了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写完之后，老师问同学们认识不认识。等了半天，不知道是学员不认识还是不好意思发言，或者是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好比问一加一等于几，对付小孩子的，不值得回答，反正是没有一个同学说话，闹得老师下不了台。陈大富觉得这样不好，不礼貌，于是就举手发言。老师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告奋勇发言的，非常高兴，热情地请陈大富回答这个问题。陈大富说：“我不能全部读出来，但是认识其中的几个。”老师愣了一下，习惯性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没关系，认识几个读几个。”于是陈大富就开始读了。“第一个是黑桃尖，”陈大富说，“后面那个是丁勾，还有皮蛋、老开……”由于陈大富说的是皖北土话，发音不但响亮，而且黑桃尖的“尖”的尾音还向上翘起来，象乐曲当中的上滑音，所以很好玩，他后面的“丁勾”“皮蛋”还没有说出来，全班就已经哄堂大笑了。学生是哄堂大笑了，但是老师不能笑，因为老师的家庭出生大多数都跟刘梅花差不多，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说不定还有资本家和旧官僚的，所以老师不能笑，不敢笑。老师要是笑了，就有可能被打成“侮辱工农兵学员”。为了忍住不笑，年近六十的教授楞（愣）是把自己的脸都憋紫了。实事求是地说，陈大富这一次算是丢脸了，好在那时候学生学习不好不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学习成绩不好说明学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深，责任不在学生自己，而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以，虽然丢人，但并无压力。后来，陈大富写信把自己的遭遇跟刘梅花说了，刘梅花为了给丈夫扳回面子，连夜写了一份大批判“诗歌”，寄给陈大富，并且要陈大富自己抄写一遍，交给学校，挽回影响。陈大富照办了。当政治辅导员接过这份“诗歌”之后，立即就将坏事变成了好事。“诗歌”首先在黑板报上登出来，然后推荐在报纸上发表，后来学院宣传队又将“诗歌”改成群口词，反复在院内外各种场合演出，没想到，陈大富在大学里面一下子又成了名人，甚至比排长和公社书记都出名。印证了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话：“出名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只要出过名，一旦有机会，他还会再次出名。”陈大富当年在乡下因为忆苦思甜而出过名，现在到了大学里面还是出了名，许多年之后，他在深圳同样还是出了名，可见，那位作家的话也快成为“名言”了。事实上，那首后来经过大学老师多次修改的“大批判诗歌”真的给陈大富带来了好运，甚至对许多年之后陈大富在深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陈大富到今天都还能记得开头的一段。“大门敞开，工农兵笑脸迎来，我们来自工农兵的学员，大喝一声：要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对着干，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像千筠的雷霆万丈的火焰，迸发着无产阶级的情感。对着干，要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这是工农兵学员的战斗呐喊！”不知是不是出名的原因，陈大富和张排长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张排长知道陈大富家庭负担重，生活困难，就将自己的排长津贴悄悄地塞一点给陈大富，陈大富刚开始死活不要，后来刘梅花对他说：不要总是拒绝别人的好意。于是陈大富就接受了。陈大富接受了之后当然是悉数交给刘梅花，刘梅花就亲手纳了很多鞋垫子送到学校。事实上，他们班上差不多每个人都穿过刘梅花为他们一针一线纳的鞋垫，特别是张排长。张排长的鞋垫是刘梅花特别缝制的，缝制的方法是在表面摊上一层雪白的棉花，然后直接将棉花纳在下面的布上。这种鞋垫吸水、透气、柔软，就是纳制的时候极费工夫。排长张新江大学毕业回到部队以后，每年都还是照样收到刘梅花亲手为他专门缝制的这种鞋垫。张排长因此也就一直喊刘梅花嫂子。张排长经过改造大学的战斗洗礼，回到部队就当了连队指导员，真的做了支部书记，等到八十年代初随部队集体专业到深圳的时候，张排长已经是基建工程兵的一名团职干部了，但是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陈大富和刘梅花夫妇都一直喊他“老排长”，张新江则一直喊陈大富“黑桃尖”，喊刘梅花嫂子。陈大富夫妇能有今天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得益于“老排长”，这么说吧，要不是张排长，他们根本就不会来深圳。命运时常会跟人开玩笑。把英文字母“A”读成“黑桃尖”的陈大富工农兵大学毕业后竟然获得了留校资格，这个新闻在安徽财经学院一直保持了多年的“新鲜度”，等到陈大富离开财经学院时，已经流传了好几个版本。其中之一说是当时他们那批学员是“哪来哪去”，别的学员毕业之后都回到他们以前的农村工厂和部队，而惟有陈大富，他以前在农村直接就是生产队普通社员，总不能大学毕业之后还回生产队当社员吧？而他原来所在的那个人民公社也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作干部，县里面更是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于是毕业的时候陈大富就没有接受单位，只好“留校”。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幽默，说当时学院上上下下对“四人帮”搞的哪（那）个招生制度深恶痛绝，于是就故意把“黑桃尖”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留下来，以此作为对那个荒唐时代的永久讽刺。然而不管怎么回事，陈大富留校却是不争的事实。陈大富留校的当年正赶上招生制度改革，刘梅花同志为了与已经成为“大学老师”的陈大富保持般配，也参加了高考，可惜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刘梅花看上去实在太大了，不便报考普通大学，只好报考了中专。这也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年龄大了不便考大学，但是却可以考中专，听起来不可思议，而且也非常不合理，但事实确实如此。按道理，中专生的年纪普遍比大学生小，但是恰好那一年除外，那一年许多大学规定考生的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岁，但是作为中等专业学校的师范学校年龄放宽到二十八岁，所以刘梅花就报考了师范学校。后来据刘梅花自己说，当时她报考大学其实年龄也没有超过，说年龄大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的原因是刘梅花没有上过高中，怕大学考不上，所以才报考师范的。以为这样把握大一些，而且报考师范出来就可以当老师，与丈夫陈大富“对口”。刘梅花不但顺利地考上师范学校，而且还当上了学生干部。具体地说就是当上了学生会女生部部长。直接原因当然得益于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再加上从小生活在“黑户”人家，处事小心吃苦耐劳。学生干部本来就是协助学生科为同学们服务的，女生部部长更不能选一个娇滴滴的小姐担任，选个过来人最好，至少她自己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后来听“老排长”的老婆徐惠敏说，刘梅花能当上女生部部长与陈大富还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陈大富当时是“大学老师”，那是一个对知识崇拜的年代，“大学老师”的老婆当然受到人们的特别尊敬，比如今的大款夫人和官太太还受人尊敬。不仅同学们尊敬，连师范学校的老师们都非常羡慕刘梅花，因为老师们自己比不上大学老师，老师们的丈夫也没有几个是大学老师的。既然上上下下对刘梅花又是尊重又是羡慕，那么刘梅花担任学生干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刘梅花担任女生部长期间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为“老排长”介绍了一个对象，就是前面提到的徐惠敏。徐惠敏当然是他们学校最漂亮的女生，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校花”吧。但是当时他们那个师范学校并没有这个叫法。虽然没有这样叫，但并不影响别人追她的积极性。其中还包括一两个年轻教师。那时候学校还不提倡学生谈恋爱，作为女生部长的刘梅花协助学生科所抓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保护女生”，徐惠敏当然就是刘梅花的重点保护对象。刘梅花刚开始是单纯的保护，后来在保护的过程中发现徐惠敏确实各方面都不错，特别善良。按照刘梅花的标准，人的善良是第一位的，比如她一直就认为“老排长”是天下第一好人，好的标准就是“老排长”善良，于是刘梅花就有意撮合她心目中的这两个善良的人结合在一起。善良而漂亮的女生徐惠敏对刘梅花本来就十分信任，对刘梅花当大学老师的丈夫更是十分羡慕，所以，当刘梅花要把自己丈夫大学时候的班长介绍给徐惠敏时，徐惠敏一句话都没说，当场就低下了头，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我听大姐的。这时候，“老排长”张新江在部队上已经当上了营教导员。教导员对徐惠敏相当满意。说：嫂子做主错不了。就算是应承了。直到今天，张新江都喊陈大富“黑桃尖”，喊刘梅花“嫂子”，而徐惠敏则喊刘梅花大姐，喊陈大富“陈老师”。刘梅花毕业的时候，陈大富在财经学院已经呆不下去了。说“呆不下去”并不是学院赶他走，其实学院并没有赶他走，学院不但没有赶他走，而且还安排他“回炉”，想让他文化水平和知识学养有所提高，以适应高等学府教师的需要。事实上，已经有好几个当初跟他一起留校的学员通过“回炉”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彻底脱胎换骨，摘掉了“工农兵”帽子，但是陈大富不行，陈大富已经非常努力了，并且也确实有很大进步，至少不会把英文字母A读成“黑桃尖”了，但是这个进步与大学老师的距离相差实在太大了。要想考上研究生实现脱胎换骨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陈大富在学院继续呆下去完全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没有意义，再呆下去简直就是自寻烦恼，甚至是自寻其辱。于是，陈大富那时候正一门心思想着找出路。本来想进省财政厅，那边也不知道陈大富的底细，想着既然是财经学院的老师，怎么着也能说的过去，于是基本上打算接收了，但是刘梅花不同意，刘梅花说：“去省财政厅你还是做不了什么事，与其在那边受罪，还不如先留在学校，等等机会再说。”刘梅花是对的，既然没有合适的机会，不如耐心等待。有时候机会确实是等来的。果然，没有等待多长时间，就等来了张新江的转业。“老排长”随部队集体专业到深圳之后，立即就向“黑桃尖”招手。“招手”的方式是请陈大富和刘梅花来深圳参加他和徐惠敏的婚礼。这个邀请非常及时，刘梅花和陈大富来深圳参加张新江和徐惠敏的婚礼，顺便也参观了特区，结果夫妻双双被正在崛起的深圳所鼓舞，特别是陈大富，看着深圳建设热火朝天的场面，立即就把学院想象成一个闷罐子，陈大富在闷罐子里面憋了这么长时间，来到深圳终于透了一口起（气）。于是，夫妇俩当即决定：来深圳。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