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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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频传：全国掀起公私合营高潮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探索决策阶段
●刘少奇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
●毛泽东听后，看了他们一眼，风趣地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我让他们把这话传给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刘少奇在天津调研工商业
194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隆重召开。此次会议主要讨论革命胜利后，如何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发展经济的问题。
在会上，当谈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时，毛泽东指出：
斗争有两种形式，竟争和没收。竟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
当谈到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时，毛泽东说：
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
……
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
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刘少奇也进行了很多探索。
1948年12月，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的报告中，当谈到新中国经济的性质和经济建设的方针时，刘少奇明确指出：
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要不要资产阶级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还要。
因为我们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他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他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当时有人问刘少奇：“咱们无产阶级既然执政了，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呢？”
刘少奇解释道：“因为这样做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列宁搞新经济政策就是如此。”
有人问：“列宁把资产阶级请回来，干啥子？现在苏联老大哥不是没有资产阶级了吗？”
刘少奇耐心地解释道：“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并不想过早消灭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不答应，不得不消灭，消灭以后又把它请回来，经济发展以后才又消灭掉。”
最后，刘少奇又说：“将来全世界都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当然，这要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才消灭。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15年内诚恳地发展他，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1949年4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去天津指导城市工作。10日，刘少奇一行抵达天津，前来迎接的是黄克诚、黄敬和黄火青。
4月11日下午，刘少奇听取黄克诚、黄敬的工作汇报。当听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干部不适应城市工作时，刘少奇邹起了眉头，马上指出：“要尽快教育我们的干部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
缓和了一下语气，刘少奇又接着说：
接收只是城市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并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不但要恢复城乡贸易关系而且要有所改进。私营工厂劳资双方不能激烈斗争，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
黄敬说：“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而干部多是站在工人一边。再加上工人纷纷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维持生产都有困难，复工复业也成问题，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
刘少奇坚决地说：“这不行，这是自杀政策，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争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今天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抓紧纠正。”
当场，刘少奇和黄克诚、黄敬商定：由军管会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直接到军管会反映意见，并安排党的基层干部到工会中做工人的工作。
有一天，刘少奇与天津干部聊天。刘少奇明确地告诫大家：
目前，我们天津市的党员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的认识，在即将开始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中，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地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
刘少奇又说：“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是在团结上，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就会犯错误。对民族资本家要既联合又斗争，二者以联合为重点，今天重点是团结。”
黄敬说：“现在的天津，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了，没有了挂着外国国旗的军舰、租界。国民党垮台了，大买办、大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没收了。这时，在人们心目中，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就主要是那些挺着‘大肚皮’的资本家，就应该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他们的工厂、汽车、洋房和机器，或者向他们提出涨工资的要求，或者在报纸上只说他们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在这样的氛围下，党员干部、工人群众都不敢接触资本家，担心被认为是立场不稳。”
刘少奇严厉地说：
把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这是不对的。
现在有的报纸，在宣传上对民族资产阶级不重视，重点不是团结而是打击，这是不妥当的。
不但不斗争，而且是争取对象，团结对象。
接着，刘少奇解释道：
重点是联合，还要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
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
为此，刘少奇向党员干部们提出要求说：
我们一定要熟悉资本家，不熟悉资本家不行。怕见资本家，是我们干部的情绪，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情绪。工人阶级最了解资本家。我们党员不熟悉资本家，怎能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意见不能不听，但也不可尽听。
在刘少奇调研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16字方针。“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就是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
对此思想，刘少奇非常重视，他在天津视察期间，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
在各种会上，刘少奇多次强调和阐述“四面八方”政策。刘少奇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为此，刘少奇要求军管会提出一个规定，以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他要求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一句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妨碍长远的利益。
对此，黄敬形象地称之为：“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刘少奇感觉到，必须给资本家“交底”，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总之，“母鸡”不能杀来吃，“鸡蛋”也还要“慢慢吃”。“吃鸡蛋”，也要大家来吃，当然包括资本家。
4月19日，刘少奇邀请天津市工商业资本家座谈。参加的有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朱继胜、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以及其他各工商业界的人士等。这些工商业界人士都是天津市工商业中占较大部分的私人工商业者，比较知名。
因为刘少奇是从北平来的中央领导人，资本家们在谈话时就流露出探刘少奇的底的意思，看共产党到底对他们资本家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座谈开始后，工商业资本家不安地向刘少奇询问，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什么态度。
刘少奇非常干脆地向他们说：“好！我来就是给你们交底的。”
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资本家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对紧张的劳资关系，刘少奇鼓励大家说：“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这样一来，资本家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任务中的地位就很明确了。
事实上，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资本家的合作，这次会谈就是合作的形式之一。于是，会谈的氛围变得轻松起来，参加座谈的资本家话多了起来，大家纷纷反映问题，献计献策。
有一个与会者激动地说：“你们共产党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们的忙。”
刘少奇听后，点点头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是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
对此，有人担心地说：“我们怕你们的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他竞争呢？”
刘少奇听后，呵呵一笑，然后说：“这无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嘛！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通生意人的做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资本家李烛尘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地说道：“前不久，我去山东销盐，事先征求天津市的意见，有人告诉我可以去。可是到了山东临清，当地的贸易公司一看来了个资本家销盐，就压低了当地的盐价。我不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本，回来就一肚子气。”
对此，刘少奇明确指出，临清地区贸易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告诉李烛尘，会跟那边讲清楚，让他再去。
有个资本家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微笑着说：“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广，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和国营的竞争。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
李烛尘提出，要限制股息，以利润的1/3给工人，1/3作公积金，1/3作股息。
0刘少奇则主张，在股息问题上，最好不加限制，股息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
刘少奇还接着解释道：“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李烛尘说：“私人资本能不能与公家合作，合资办工厂？”
刘少奇马上说：“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天津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弢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3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不敢再开第4个厂子，厂子开多了，剥削的工人就更多了，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刘少奇鼓励他说：
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4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
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棐卿，对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顾虑，考虑到前途问题，是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后就算大资本家，资产都要被没收？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私营企业的前途问题，是资本家都有的后顾之忧。
为此，刘少奇耐心开导他说：“你现在才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你干不干呢？”
宋棐卿一听，这个领导说话非常干脆，当即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接着说：
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搞起，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
最后，刘少奇说：“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
刘少奇一席话，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纷纷表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经济走上发展轨道。
在天津调研过程中，刘少奇对资本家的态度和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很快产生了效应。
4月30日，宋棐卿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
刘少奇很快回信。在信中，刘少奇鼓励他说：
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同时，刘少奇还鼓励工商业资本家提出意见，帮助党和政府修改具体的政策。
有一次，刘少奇对一些工商业者说：“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
另外，刘少奇提出：“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当然是临时性的。”
在同资本家座谈时，有的资本家提出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更害怕“剥削”这样的字眼，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感觉苦闷。
有人甚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成“利益分润者”。
刘少奇说：“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800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
接着，刘少奇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行。在没有找出其他适当的词之前，我们只好叫你们‘资本家’。”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就一些情况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
据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
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见了毛泽东。
她回忆说：
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特别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
刘少奇回北平后，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天津视察的情况报告。
6月4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对私人工商业，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斗争走到社会主义。”
刘少奇说：“这些产业有代价的收归国有，股份1年退不完，分10年退。10年退不完，号召一下，乡村有人献地，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10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刘少奇在天津调研的同时，毛泽东也邀请了一些上海工商界人士进行了会谈。
当时，工商界人士对我党心存疑虑，他们试探着问毛泽东：“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听后，看了他们一眼，风趣地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这些工商界人士听到这句话感觉很合胃口，就急忙问毛泽东：“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仍笑呵呵地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利益是图。”
当时上海的这些资本家都不愿被叫做“资本家”，他们自称“产业界”。
于是，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是新中国的4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4个朋友缺一不可。”
上海的资本家们接着问：“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你们的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解释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同年7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
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
后来，在谈到用什么方式进入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明确地说：
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三次血。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并且指出：
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五种经济形态之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进一步规定：
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毛泽东提出改造初步构想
1950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议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获得通过。
第二天是个寒冷的星期日，但当天的《人民日报》给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带来了温暖。该报在第二版全文发表《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版面。
这是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对私营经济颁布的第一个制度性法规。他表明在新民主主义框架下，私营经济获得了进一步明确的定位。“条例”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组织方式、核准登记办法、企业权责界定、盈余分配比例、安全卫生设备及职工福利、债务清算等等。“条例”第一条指出：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的规定，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鼓励并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特制定本条例。“条例”还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鼓励、扶助私营经济发展。
半个月之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撰文说：
私营企业是人民政府要鼓励的，扶助的。去年夏季以后人民政府调整了工商业，企业开始好转，私营企业逐渐增多。政府为了鼓励这个趋势，而又要纳之于正轨，乃制定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的颁布，对刺激私营企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普遍欢呼：“1951年是黄金时代。”
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提前完成了。
1952年9月，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一五”计划的问题的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会谈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了新的设想：
从现在起逐步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即逐步实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算起15年完成，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
工业中，私营与国营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与会同志说：
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
接着，毛泽东形象地说：
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也将接近共产党了。
刘少奇向斯大林介绍设想
1952年10月5日，备受社会主义阵营关注的苏共十九大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召开前，苏联共产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到邀请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并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1952年9月30日，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毅、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等。
开幕式那天，在45个应邀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当中，中共代表团最引人注目。刘少奇作为团长，同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一起，被安排在主席台来宾席的第一排。
向来谦虚谨慎的刘少奇是不愿坐在这么显著的位置的，他不肯坐。
匈牙利的拉科西开玩笑说：“你不坐第一排，我们怎么坐？”
刘少奇推辞不得，只好就座。
8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十九大宣读了中共中央的祝词。
会议期间，斯大林不顾连日忙碌，精神疲倦，仍抽出时间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了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和代表团的日程安排。
10月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然后让随团翻译师哲译成俄文后送交斯大林。
在信中，刘少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
刘少奇在信中分析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谈了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设想。
这些内容，实际上是9月24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谈话的进一步具体化。
10月24日，刘少奇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会谈。
中方参加的有陈毅、王稼祥等同志，苏方参加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
会谈开始后，刘少奇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基本上是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刘少奇对信的内容作了简要补充。
刘少奇说：“我们打算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0%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
同时，刘少奇强调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我们的一种设想，只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很显然，刘少奇强调此点，就是说，这一设想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是一个轮廓和大体的框架，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和路线，不是完整的东西。
斯大林已经看过刘少奇的信，所以谈起来比较顺利。他饶有兴趣地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表示了他的态度：“我看了你写的信，认为你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
接着，斯大林谈了他的看法，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
由于会谈内容较多，这次会谈没有谈完，双方决定改日再议。
10月28日，中国代表团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方代表团又举行了一次会谈。
在会谈中，斯大林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他对刘少奇说：
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的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
斯大林的建议很有道理。刘少奇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在电报中，刘少奇介绍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态度时说：“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刘少奇访苏归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很显然，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是支持的。
于是，毛泽东很快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央确定对工商业改造方针
195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次会上，毛泽东介绍了他在湖北省视察时同湖北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说：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1步算是过渡1年，两步两年，3步3年，10年到15年走完。
毛泽东接着说：
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已经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对资本主义改造的问题开始更紧迫地被提上日程。
1953年，在对待私营企业上，人民政府先实行了一个叫做“四马分肥”的办法，降低了私营业主的利润分成。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私营经济史上的一个关节点。
所谓“肥”，是指企业年终盈利。“四马”是指利润分配的四个方面：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企业发展使用的公积金，职工的福利和奖金，私营股东所得的红利。
分配的方法：一马指先缴纳所得税，三马指再按其余三方面进行分配。前三马占总利润的四分之三或比四分之三多一点，私营业主所得占四分之一或比四分之一少一点，不超过四分之一。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召开前的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当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不少向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论述，于是，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每年在生产获得利润的同时，分给原私营业主一点利润，国家就是以这部分利润作为赎买代价。
几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责成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起草一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性文件。
李维汉此时提出“双重改造论”，即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私营业主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
这个提议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当时有部分同志不同意李维汉的“双重改造论”，毛泽东便向大家解释说：
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工人，否则，改造成什么人呢？难道改造成为地主吗？不能。难道改造成为农民吗？也不能。只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人。
3月4日，李维汉根据中央建议起草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获得批准。“意见”提出有步骤地进行公私合营问题。
1953年春，中共中央委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调研。调查组成员包括中央统战部的郑新如、黄铸及国家计委的勇龙桂等同志。
调查组在李维汉的带领下，这次调查始终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深入调查了建国后头3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认真总结了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的发展经验。
4月中旬起，调查组在武汉工作半个月，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
在汇报和座谈中，与会同志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反映给中央。
为此，李维汉于4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
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又形成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即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和政府之间，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
上海财经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调查组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调查组加深了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主题的认识。
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李维汉作了几次重要讲话，这对调查组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的作用。
上海调查之后，调查组又到南京、郑州、济南做了一些补充调查。
通过调查研究，调查组对建国后私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等重大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认识。
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了他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详尽分析了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之后，明确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
报告还指出，随着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
看到这个报告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报告要提交政治局讨论。”
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10大城市的市委书记。
这一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刚刚进入夏天的北京，早已烈日炎炎、酷热难当。然而，共和国的领袖们却不畏酷暑，为着共和国的昌盛而辛苦忙碌。
这次会议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专门召开的。
在此次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李维汉的这个调查报告。
毛泽东还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毛泽东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决定对资本主义商业亦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最后大会决定：
1、由李维汉、胡乔木等人，根据大会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决议，下发各地征求意见，待将来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讨论决定。
2、由中央统战部管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由李维汉兼任中财委副主任；中财委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主任。
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央讨论的精神，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并明确将其写进了李维汉在全国统战会议上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草案）》的报告当中。
这样，经过6月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的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
从建国以前党的领导人提出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这是全党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从此，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终于明确化和具体化了。
二、初步实施改造
●毛泽东微笑着对大家说：“过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对工商业的事用力不多，从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黄炎培在谈学习总路线的体会时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
●荣毅仁也曾彷徨：“我很苦闷，究竟什么是工商业者的道路呢？我们的前途如何呢？”
与资产阶级人士进行沟通
1953年9月7日，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委会即将在北京举行。
与往常一样，古朴的勤政殿内，窗明几净，庄严肃穆。准备出席会议的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一行10人，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
座谈会开始，毛泽东与大家寒暄之后，便开始了此次座谈的议题。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笑着对大家说：“过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对工商业的事用力不多，从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接着，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他说：“有了3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又说：“《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该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
接着，毛泽东对刚才的话又作了简单的解释。
他说：
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要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看了大家一眼，略有感慨地道：“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
座谈中，毛泽东着重向陈叔通等人阐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逐步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是“逐步过渡”。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的更清楚，毛泽东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社会主义改造好比是一条河。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好比从汉口过长江到武昌，逐步地过渡。
看了大家一眼，毛泽东接着说：
从木船——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登上洋船，即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渡过河去。既不是一下子过去，也不是停滞不前。逐步过渡并不痛苦，当然也不是不知不觉，困难还是会有的，但总的要求是和平地渡过河去。到了码头，也就是完成过渡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达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对私人资本主义从“一举消灭”改变为“逐步改造”。
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讲，“逐步改造”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毛泽东对他们解释说：
我们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就是指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要受到限制，利润不能全归他，但仍然承认他的私有制。逐步过渡就是逐步改造。
毛泽东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道：
现在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受限制，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地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又进一步补充道：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资本家普遍关心的是自己的利润问题，这在座谈会上也有反映。
盛丕华说：“据我了解，工商界是会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但也会有波动。他们担心公私合营后赚了钱分不到，有的人怕合营后没有权。”
毛泽东听后，微笑了一下，耐心地向大家算了一笔帐。他说：“最近，我找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和做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一起研究了一下。一个工业企业，除去成本、税收等等后，所得利润比较合理的分配比例应当是这样：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就是1/5多一点。如果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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