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金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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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韩国语和韩国社会试读：
序言
1998年，在香港的大学中，香港科技大学首开先河，开设了韩语讲座，讲座由我主持。香港的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韩语？他们刻苦学习英语或汉语等，其动机不外乎为了未来的就业。我丈夫的一位学弟虽然专业是工科，但由于酷爱德国歌曲并跟着学唱，开始很热衷于学习德语。偶尔会有人努力学习一门与自己专业毫无关系的外国语，如果不是喜爱该国文化，是很难有这番毅力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对某国感兴趣，便会看这一国家的电影或去这一国家旅行、交这一国家的朋友。一旦感情进一步加深，下一步就会学习这一国家的语言。也就是说，即使与自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愿意主动学习这一国家的语言，这是喜爱这一国家的表现。跟我学习韩语的香港学生，就是怀有这种心态。
2001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就任时，校报把我介绍为来自于“隐士之国”的韩国。现在确实难以想象，在十几年前，香港人眼里的韩国还只不过是个隐逸的国家，几乎无人问津。后来随着韩国的经济复苏、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韩流”涌入等，港人开始认识到韩国是个颇有魅力的国家，想学习韩语的学生猛增。当然，起初学习韩语的大部分学生并非为了考试，而是因为对韩国文化感兴趣。为此，这些学生自然要向我提出有关韩国文化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主修法国文学专业的我，为何继韩语之后开始讲授韩国文化的直接原因。
可是，最初给香港学生讲授韩国文化并非易事。首先，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教材。当时已有的介绍韩国文化的书籍，大部分都以西洋人为对象。对于西洋人来说，只介绍韩国人的节日有农历新年和中秋节、主食是米饭而非面包、崇尚儒教传统等即可。但是，如果把这些内容作为韩国文化讲授给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学生，反而有可能招来误会。不久前，以中国网民为对象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于“韩国会让你联想到什么？”的提问，最多的回答是“歪曲历史”。“歪曲历史”这句话，原本是韩国人对日本的印象，现在却反而变成中国人对韩国的印象。韩国人为自己的祖先曾向日本传授过许多文化而感到自豪，同时对极力歪曲这一点的日本人感到愤慨。同理，中国人觉得自己也向韩国传授过许多文化，但却遭到漠视，所以对韩国人感到愤慨。因此，为了给香港学生介绍韩国文化，我首先需要学习中国文化，以便向他们讲解两国文化的相似之处，以及有何差异。
不久前，与来自台湾的一位教授同事闲聊时，她突然问我在韩国的历史课上是否讲“孔子是韩国人”，这种无中生有令我当时非常吃惊。从类似情况来看，确实有不少中国人对韩国产生了误会。其实，由于韩国人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都很强，互联网上相互挖苦的各种传闻和诽谤比较泛滥。而且，和日本人一样，韩国人也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从中国学到了什么。以前，作为超级强国中国的邻邦，韩国自然从中国学到许多东西，这一历史事实当然令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同样，韩国人也没有理由为此感到羞耻。古罗马时代，英国曾是公认的最边缘的国家，但英国人从未对此感到过羞耻，反而最积极地从事罗马时代的历史研究。总之，在诽谤对方之前，有必要先确认事实真相，这也是我觉得应该正确比较中韩文化的理由。
2008年，我在香港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韩国文化与社会”。由于要求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太多，不得不限制人数，可见这一课程深受学生们的青睐。从2009年开始约两年间，我精选了当时的讲义内容，以《中韩文化比较》为题每月在《香港文学》上连载。《香港文学》是纯粹研究文学的评论杂志，除特殊原因外，几乎不接受连载文章，我是第一个能在两年的较长时间内连载二十多篇文章的人。之所以能连载，也许是因为目前韩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香港知识分子的关注，而我所选择的角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于起初是为了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写的有关韩国文化的文章，并没有只有在博物馆或民俗村才能找到、连韩国人也感到生疏的有关韩国传统的内容。为了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虽然也探讨历史上的演变，但大部分都是讨论整容手术、街头啦啦队、“韩流”、炒米糕等当今为人们所熟悉的主题。我以前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但过了40岁以后改换专业，选择了韩语、韩国文学博士课程。因此，在比较中韩文化的过程中，我有时会谈及曾体验过的欧洲文化。我希望这种尝试能有助于从第三者立场上，更客观地观察中韩两国。
汉语和韩语
韩语和韩文
也许是受到韩国电视连续剧的影响，我乘坐的士或逛商店时，只要说出自己是韩国人，不少香港人会用简单的韩语打招呼。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一直在香港讲授韩语和韩国文化，看到这种令人感叹的变化，确实感到很高兴。据悉，现在在香港，以一些大学为首的语言教学机构开设韩语课程，每年大约有5000名学生学习韩语。香港政府指定了获持续进修基金资助的语言，其中法定语文为英语、粤语、普通话，外国语为德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以及韩语。几年前，《香港经济日报》在论及韩国和香港地区之间经济、旅游观光、大众文化的紧密交流时，曾强调学习韩语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偶尔在韩国电视连续剧里听到的韩文(谚文)，仍然令人感到生疏。实际上，中国人或日本人前往韩国，发现街道上的牌匾或路标没有标注汉字，感到很不方便。而且韩国的报纸也与日本的报纸有所不同，几乎没有标注汉字。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有人问韩国人最感到自豪的文化遗产是什么的话，许多韩国人会回答是“Han-Guel”(韩文)。再进一步，如果问韩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是谁，许多人会说是“世宗大王”。韩国万元纸币上骄傲地出现的人物，就是朝鲜的世宗大王，他创造了韩文。世宗大王是伟大的统治者，除文化方面创造了韩文之外，在科学、技术、音乐等众多领域也留下了卓越的功绩。那么，世宗大王为什么要创造韩文？关于这一点，他在首次向外界正式介绍韩文的《训民正音》一书的序文中，明确地说明了其理由，可归纳为一句话：由于韩语与汉语不同，很难用汉字标注韩语。这一理由现在听起来极为理所当然，但在当时，为百姓研究发明新文字，却被视为鲁莽的举止。那么，让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汉语和韩语到底有哪些不同。
首先从语法上看，宾语和补语在句子中的位置不同。正如以英语为代表的大部分西方语言一样，汉语的动词后面紧跟宾语或补语。而韩语中的主语格、宾语格等“格助词”比较发达，借助于此，宾语或补语即使与动词彼此分离，也不会产生问题。在汉语以及其他语言中，很难发现采用这种格助词的现象，可以说这是韩语（与日本语）的独特之处。在韩文创制以前，妨碍用汉字表记韩语的绊脚石，就是这些格助词。在类似于韩语（韩文）的这种表音文字体系中，通过改变动词词尾，可以表达出比较细化的多种意思（此称为动词的活用），动词的过去时态或敬语语态等均属此类。但在汉语这种表意文字体系中，这种动词的活用是不可能的。
1958年以后，中国一直采用借用罗马字母的汉语拼音表音体系，弥补使用表意文字汉字的不足之处。简单而言，正如中文需要类似汉语拼音的表音文字体系一样，对韩国人而言，至少为了正确标记韩语的格助词和动词活用等，这正是创制韩国文字的契机和理由之一。
韩语和汉字
众所周知，韩国与日本都属于汉字文明圈。韩国人现在使用的词汇中，约有70%以上可以用汉字标注出来，这些都是从中国引进的单词。迄今为止，韩国人大量使用的汉字词汇，大部分是为了表达和理解古代韩国从中国引进的先进思想或事物而同时引进的。因此，即使现在，韩国人在表述非关日常生活的重要概念时，仍不可避免地使用从中国引进的汉字词汇。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Vygotsky）以认知发达理论而出名，他曾说过：“人群的思维按不同的文化而异，其因来自于语言不同，思维是语言内在化的结果。”换言之，要想知道两群人在文化方面有何相似性，可以比较这两群人使用的语言。因此，从中国引进许多汉字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的韩国，当然具有与中国非常相似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即属于相同的文明和文化圈）。
由于在亚洲，日本走在近代化的最前沿，韩国进入近代之后，从西方引进的有关新生事物的词汇，大都借用日本式汉字构词。韩国的汉字“汽车”指的是汉语的“火车”；韩国的汉字“自动车”相当于汉语的“汽车”；韩国的“空港”相当于汉语的“机场”。另外，还有一些只有韩国使用的汉字单词的用法。如以韩国文字标记的汉语发音“Kungfu”，在西方指的是中国武术；但以汉字写出“功夫”，在韩国就会变成“学习”的意思。
人们说汉字属于贵族语言（Aristocratic Language），学习汉字需要智慧。即使在韩语中，利用汉字对“可读性”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韩语有比汉语更多的发音，却没有汉语离不开的声调（四声调）。正因为如此，在韩语中，有许多汉语那样的同音异义语。例如，在中国，汉语中的一个“汉”字，只读出一个字音时，很难分辨出其是指“汉”，还是同音异义的“汗”、“憾”等。韩语也同样如此。但是，如果不是一个字，而是由多字组成的单词或词汇时，这种同音异义语的数量会显著减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书面或口头交流的不便或混乱。因此，当韩国报纸里出现单字词语时，为避免同音异义语带来的混乱，大多直接用汉字代替韩文，或与汉字并用。可是，两个字以上的单词不太会出现同音异义语的混乱，所以便没有必要非得并用汉字。所以，包括报纸在内的普通印刷品或电子邮件等，很少使用汉字。
另一方面，日语的情况稍有不同。日语的表音体系平假名，只能标出数量很有限的发音，也没有汉语那样的声调。即使由多字组成的单词，同音异义词也很多。例如，“光州”、“杭州”、“口臭”、“公众”、“甲州”、“讲习”这六个由两个字组成的单词，在汉语和韩语中都呈现不同的发音，但在日语却属于同音异义词。正因为如此，包括报纸在内，日本的印刷媒体比韩国更积极地使用汉字。
韩国的汉字教育热潮
虽然不及日本，但韩国也对青少年实行汉字教育。可是，由于汉字教育政策不断更改，在不同的年代，有的人学到许多汉字，有的人几乎一个字也没学。这就像以前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化，有时没有学习汉字的优惠待遇。我属于接受过汉字教育的一代。虽然我的汉字水平不足以应对在香港生活的要求，但我与那些熟悉粤语却几乎不认识汉字的马来西亚华侨朋友相比，认识的汉字更多。而且，我掌握的这些汉字，对理解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崛起，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程度也持续增大，因而韩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强汉字教育。而且，由于企业也在侧重招聘懂汉字的人才，在韩国举行的汉字水平考试日益受欢迎。
有些学者说，表音文字以逻辑传达意思，要求逻辑的简洁性和正确性，依赖于听觉；而表意文字复杂多义，重视文句解释，依赖于视觉。韩语和日语基本上属于表音文字体系，但又同时使用大量的表意词汇，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同时具备两种特性。据说，这比单一体系语言更有助于训练（开发）人的大脑复合感觉。学界的这种主张，将会在韩国进一步推动和强化汉字教育政策。
韩国人和韩文
韩国向英语教育投入庞大的资金和许多时间。但由于收效不大，目前韩国人对是否应实行早期英语教育有所争议。而且，如前所述，主张加强汉字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幼年学生学习外国语的负担正进一步加大。再者，由于随意滥用大量外来语，在韩国，韩语的空间似乎不断收窄。但是，韩国人对韩文的喜爱，绝不会改变。韩国为了纪念韩文颁布之日，从1949年至1991年，曾经把10月9日指定为国定公休日。韩文创制时间虽然并不久远（1443年创制），但却是按一定的科学体系创制的，韩国人对韩文怀有自豪感。韩文的辅音（子音）字母，是发音时舌与口腔形状形象化的体现；元音（母音）字母则科学地应用了天、地、人等哲学素材。由于韩国人学、读、写韩文很容易，韩国的文盲率几近于零，无疑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韩国文字也非常有利于电算化)。
韩国人喜爱韩文、尊敬世宗大王的最大理由，是一国之君能为百姓亲手创制（虽然得到过学者们的帮助）优秀的韩文。正如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有一些热爱韩文的韩国学者，去地处偏远区域的国家，努力向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普及韩文。
外来语和固有语
音读和训读
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我的希腊婚礼》，很好看。影片的女主人公是即将结婚的希腊裔美国人，她的家族表露出来的希腊人情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她的父亲带有家长式的威严，是一个表面倔巴，内心却无比爱护家族的有趣人物。他对自己出身于希腊非常自豪，认为大部分英语词汇的语源来自希腊。希腊发明了民主，并促进了哲学与艺术的发展，可谓是西方文明的元祖，正如她爸爸所认为的，英语或法语等西方语言中，有许多从希腊语派生出来的词汇。如果让我们指出其中的问题，那就是他认为“Ki-Mo-No”（着物）这种来自于亚洲的词汇，也与希腊有关。当然，这种夸张的言行仅仅是为了给电影增添趣味而设定的。总之，这种现象可称为“自我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包括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的中华思想感到忧虑，正源于此。
我们把英语字母A、B、C这样的音素文字称为“Alphabet”(字母)，其实这是把希腊字母的第一个“alpha”和第二个“beta”拼写在一起的结果。不过，西方文字体系的开端，即希腊的字母，其实来源于古代腓尼基的文字。腓尼基的文字虽然也由音素组成，但据说最初产生时却是象形文字。例如，希腊语字母“alpha”来源于腓尼基字母“aleph”，而这一腓尼基字母原本是象征黄牛的象形文字（把英语“A”字倒过来看，就变成“生角的牛头”形状）。换言之，腓尼基字母虽然原本是象征某种意义的文字（象形文字），但后来失去其意义，成为只留下音素的表音文字。
可以说，日本通过对汉字形象的单纯化，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也经历了与希腊的字母相似的过程，虽然失去了每个汉字具有的意义，但至今还保留着发音上的类似性。另外，在日语的文体中，为了提高可读性，会使用许多汉字，读它们时常会遇到如何发音的难题。日本人（或韩国人）学习汉字时，需要同时学习每个汉字象征的意思（称为“训”）及其发音。为了理解作为外来语的汉字，所用之“训”大体上都是日本（或韩国）的固有语。然而，由于古代在日本（或韩国），没有任何一种能表记自己的固有语的方法，只好写上汉字，以对应于其训的固有语发音读解，并称此为“训读”（而按汉字原来的发音读解则称为“音读”）。日语至今保留这种训读传统，有些汉字的发音与原来的中国式发音完全不同，即使很熟悉汉字的中国人学习日语也不容易。
韩国的情况与日本有所不同，朝鲜时代的世宗大王创造出韩国自己的文字——“韩文”，拥有了与汉字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可是，韩文创造于15世纪，在此之前，韩国人也只能用汉字表记韩国固有语，其中最代表性的方法称为“吏读”吏读，主要用于解读行政文件。。就像日语中有音读和训读那样，吏读也借用汉字的音或训表记韩语。但自从韩国创造出韩文之后，可以用韩文代替汉字表记固有语，训读自然而然消失，这一点与日本有所不同，所以韩国读汉字的方法只留下音读 (与此相反，日本即使完全普及平假名之后，训读仍然流传至今。我认为这是由于训读长期广泛使用，无法轻易取代)。
日本人通过裁剪汉字建立起自己的文字体系，按自己的方式对汉字进行训读，而且创造出称为“略体”的日本式简体，很久以前就投入使用，由此可见中国的汉字东渡日本之后，经历了许多变化。相反，在韩国汉字仍按过去原有的形态原封不动地使用，发音也像中国那样每个汉字通常只有一种发音。韩国人对汉字没有做任何改动，只是通过创制韩文，使用另外一种文字体系。据说，这是因为古代韩国人把来自中国的汉字视为神圣的，因此尽量不对其做任何改动。
韩与汉
十多年前在新加坡生活时，当地一位朋友对我家关照备至，令我们感激，她的丈夫姓“韩”。当然，韩先生是华裔新加坡人，与韩国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姓可能与“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有关。那么，我的祖国韩国与战国时代的韩国有何关系呢？现在，韩国的首都用汉字表记为“首尔”，而就在几年前，中国人还用“汉城”二字。这是因为，首尔在过去朝鲜时代的地名就是汉城。几年前，北京大学为了邀请韩国代表性大学“国立首尔大学校”校长，曾经邮寄过公文，但据说那个公文被错误地寄送到别的大学。这是因为，北京大学在寄往韩国的信封上把“国立首尔大学校”写成“汉城大学校”，而首尔确实有一所叫做“汉城大学校”的大学。那么，朝鲜时代为什么把首都称为“汉城”呢？
蒙古的伟大英雄“成吉思汗”的最后一字“汗”(“汗”是“可汗”的缩略语)，是借用蒙古语中意指国王的“Khan”的发音来表记的。在古代韩国的新罗，也借此音把最高首领表记为“麻立干”，“Khan”在土耳其语中也有国王之意。韩语中没有声调，“汗”与“韩”以及“汉”都发音为“Han”。韩国的固有语“Han”，具有大的、唯一的等意思。作为参考，韩语的“Ha-Na”代表“一”的意思，“Ha-Neul”意指“天”。因此，把国家的名称定为“Han”，对韩国人来说具有吉祥的意思，将此发音表记为“韩”，只是借音表记而已，与战国时代的“韩”没有任何关系。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中亚区域建立起来的国家名称，通常以汉字表记“某某汗国”，这也是借用汉字发音表记的。
另外，首尔有条大江横穿江南江北，名为“汉江”，这也源于具有大的、唯一的意思的韩国固有语“Han”，与中国的“汉”没有任何关系。过去，把首尔区域（现在的江北地区）据汉江北侧之意取名为“汉阳”。也就是说，首尔是据汉江之名而旧称“汉阳”的 (在首尔除了“国立首尔大学校”和“汉城大学校”之外，还有“汉阳大学校”)。后来朝鲜开国，把汉阳定为首都，在其周围修筑城墙之后，又有“汉城”之名。换句话说，“汉江”、“汉阳”、“汉城”都是为了表记韩国固有语“Han”的发音而借用汉字“汉”，与中国的“汉”没有关系。
点心
中国的邻邦韩国与日本，积极地引进中国的先进思想和事物，所引进的汉字表记的中国式外来语，同时成为韩语和日本语的主干。据悉，韩语的词汇中约70%是从中国引进的。尤其是非日常用语的学术或专业用语，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国式汉语词。在日常用语中，也有许多从中国引进的外来语，典型的例子就是“点心”。在中国，点心是指茶点或小吃；对于外国人来说，“Dimsum”是指为了饮茶而准备的香港式料理；可是，在韩国，点心（韩语发音为“Jeom-Sim”）意为午饭。
有趣的是，韩国虽然有和“早饭”及“晚饭”相对应的固有语，却没有表示“午饭”的固有语。根据人类学学者的观点，在农耕社会中，最初吃午饭的时间并不长。“点心”这个词最初传到韩国时，其意（在中国也相同）是指早饭和晚饭之间，简单地吃一顿的贴晌饭，直到产生中饭概念以后，才指午饭。而且，这个词在韩语中活用作“正午时段”的意思。由此可见，韩国人像使用固有语一样，熟练地使用着这个从中国传过来的外来语。因此，引进外来语时，如果没有现存的类似固有语，会更容易扎根落户。
韩语中汉语外来语的比重虽然很高，但韩语仍然与汉语有很大的差别。语言是体现民族正体性的最重要的因素。可是，我认为韩国人能在从中国引进的汉语外来语泛滥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祖国的语言，并非由于韩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正体性。正如满族建立清朝，统治过汉族一段时间，虽然改变了汉族的穿衣习惯，但汉语却依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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