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冬月,余彬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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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驱余仁峰纪念文集试读：
代序
余公仁峰，又名余虞廷，笔名庸夫、虞廷、金近，参加革命时化名金二，祖籍官塘余，1900年12月生于三里宋村，娶妻陈献妹。公毕业于上海大学，受当时上海大学革命思想影响，建立“醒社”，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天台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天台特别支部。曾任中共天台南区区委书记等职，发展党员数十名。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创办《新中华报》、《新中华时报》，宣传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在上海大公、天台大公、天中和宁海中学等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救国会”，发展学生参加“民先”。解放战争时期，联合进步力量发展教师罢教，学生游行、静坐，秘密向进步师生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当局反动统治，帮助进步青年去延安等解放区参加革命。解放以后，先后在天台中学、台州专署和黄岩中学任职。1966年8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时年67岁。葬于石塘岗。1987年3月11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摘自浙江省天台县文明办编《天台好家风故事集》“革命先驱”
遗著文选
马来半岛的妇女
庸夫马来半岛约有一百多万华侨，其中妇女虽然没到一半，但至少总有三分之一，华人在南洋群岛的，以劳工居多，在这群劳动者的当中，妇女占很大的势力，她们都是闽粤籍人。在国内已异于北方诸省的妇女，在南洋群岛尤令人承认她们有经济独立的精神，并不是寄生于男性上的分利者了。
现在来谈谈马来半岛各阶级的妇女：（一）贵族阶级南洋向来以富豪著名，也是多妻主义的滋生。有十万以上家产的人，实在不能屈指数尽，而这般富翁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三妻四妾的。所以贵族阶级的妇女，在马来半岛的都会中，其数也不少。她们的生活，不值得介绍，诸位若果听过中国上海现在的姨太太生活，就可以很明白地推想到她们了。（二）知识阶级南洋群岛的华侨，在物质上已完全西化，但是精神上的道德观念，仍旧是中国明清时代的思想，绝没有一点新气象。对妇女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男治外女治内”、“男女授受不亲”一类的礼教仍旧保存着。所以知识阶级的妇女，可以说完全没有，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女子，占不到全部女子的百分之一。虽然现在已有几个女学校，很简陋，办得不成样子，也不过是一些为虚荣驱使的父母命女儿去猎取虚名的机关。他们的动机是要找富家的女婿，求学是女儿的嫁妆。（三）娼妓南洋侨商，以广东人为最多，故娼妓亦以粤籍妇人居多，大半是由国内买来的穷家女子。华侨中的单身男性，要占男性中的全数之半，所以娼妓在南洋特别多，一个小小的市镇，最少也有五间以上的妓馆（另外还有日本人创设的）。最近又有一种高等私娼，这类妇女可以说完全是读了几年书的浪荡女子。
看了以上三种妇女状况，我们对于南洋女界唱怎样的长叹！但是，我们反转来看看其余的平民阶级妇女，恐怕要令人乐观了。（四）平民阶级她们散居于马来半岛的乡间，人数占女界中约五分之四，粤籍居多，全是天足，她们的职业可分为以下数种：（1）商人妇女并未有大商业者。她们不过做些小贩生意。比如蔬菜的贩卖街边小点的摊贩，都是她们立足的地方。这类妇女每月约有三十元的进款，除了自给外，还可以担负两个人的生活费。但是，她们都被金钱摆弄了，她们的儿女，若有六岁大，就要跟着去做生意了，很少有令入学校求学的。（2）割橡树者做这种手艺匠的妇女，约占平民妇女中十分之五六。其中多是广东客籍妇人。她们每月有二十元以上的收入。每晨六时，三五结队，有的是姐妹，有的是姑嫂，也有和丈夫一同出门的，到邻近的橡树林里开始工作，至上午十一时，她们的责任就尽完了。每日工资若论日算，就是七角大洋，若论斤数（每斤工资三角计算），则不能定规，多者能得一二元之谱（以树胶价格的涨落及割树者的手艺而不同）。
在她们割了橡树的空闲工夫，有些人便铲那橡林中的野草，在橡树有价时，这些妇女，可以多得三角大洋的酬劳。有的回去只吃了一顿中饭，就挑个担子做小贩商了。大多数以闲暇的时日，在家中畜些猪鸭之类，做畜牧的事业。这一部分妇女，简直可以独立谋生而有余积。（3）矿工妇女在矿场仅仅限于挑担的工作，所以有些用铁船，或用水闯的矿场，那就不必挑泥，不需要女工，比割橡树者要劳苦得多。每晨六时起，连续工作，除了吃饭外，至下午四时才放工。工价有两种，一是论日者，每日八角大洋，二是论担者，每担二分计算，多少各个不同，不过要比较自由罢了。
平民阶级的妇女，在物质上当然不及贵族阶级，但是，她们的精神生活，就高尚得多了。我们走入橡林中或是矿场上，都可以看见她们个个笑融融的，并且时时可以听见她们柔扬的歌声。她们每个能唱山歌，或独唱，或和男工友们对唱，所唱的歌曲，多属于有深隐情节的，间或有因此而发生恋爱的，不过这些在恋爱的妇女，就不免被一般人蔑视了。但是，将她们放在现代中国恋爱史上来一看，我反觉得她们要清白、纯洁一些哩！读者诸君，你们也赞成我的这一说吗？
现在归结马来半岛的平民阶级的妇女来说：她们是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像她们这类的妇女，一定有逢到和男子平等的希望。现今正在高唱妇女解放的妇女们，或者还不如她们实地的求是，有希望得多哩！总之，女子欲谋解放，最先一步要能够达到经济独立，然后一切都有圆满的结果。正如中国要取消不平等条约，先要国民有了知识及能力一样，女界的先进者们，你们也以为不谬吗？尚望有以指教！（《妇女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上〕第4页，1929年。）
囚徒之歌
虞廷早就知道常有这样的时节，这是算得怎样的一回事呀？恶魔，你且莫那末狞笑；大火已将烧进你们的魔宫！我们祖若父积世的奴役，数千年劳动而来的血汗，徒筑成了你们美丽的宝座，填塞你们下流无厌的欲望。我与生以俱来的只有贫苦，在垃圾堆一样的生活圈里，葬送我们本能活跃的青春。你们呀，占有人类的一切！谁还能忍受这沉重的压榨，加在背上一条一条的鞭笞；苛捐，重税，重租，徭役，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了。到了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谁还幻想你们欺骗的怜悯？为自己要跳出痛苦深渊，只有走上这条斗争的血路。受尽了数千年饥寒的迫害，有了数千年来磅礴的怒火，这属于我们的怒火呀，迫使我们举起了反抗的叛旗。现在是我们翻身的时候了，千万人统一了前进的步调。想以牢狱挡住时代车轮，那是真正无可挽救的愚蠢！你看你吧：那农村，那城市，火焰一样燃烧着的是什么？时代已属于我们，你有何权力遏止属于我们的时代？（《生存月刊》第四卷第五号，1933年。）
今年的五卅
余虞廷1938年的“五卅”纪念日又到了。
13年前的五卅运动，实是激起全国广大民众反帝自卫的信号，也是今日全国抗战，争取中华民族最后胜利的先锋。所以，在今年，我们纪念五卅，更有重大的意义的。
五卅运动，为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划阶段的一幕，这是首先值得认识的。因为第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还也有不少的反帝史迹，然而从没有一次比五卅运动更伟大。
而且过去的反帝运动，大都是散漫的，属初级的，缺乏团结力的，如义和团是。五卅运动不但提出了很鲜明的反帝口号，有组织有计划的还有反帝斗争；同时还联合了各阶层的反帝力量统站在同一战线上向帝国主义的营垒进攻，使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遭受了很严重的打击。
第二，“五卅”运动展开后，英帝国主义还到处屠杀我民众，而我民众的反帝运动却仍还蓬蓬勃勃地发展滋长着，结果竟使英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表现出我群众力量的伟大，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放一异彩。
第三，我国民族解放运动虽早已发动，然而大部分的人民还没有深刻的民族意识，还睡在迷梦中。自“五卅”运动后，中国各阶层的民众都很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了解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障碍。同时，还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改变了“怕外病”的心理，坚定了反帝胜利的信心。
其次，我们要认识，五卅运动还是大英帝国主义者对我们施行炮舰政策的纪念日，但造成这一导火线的还是我们当前的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在平时我们要纪念五卅，我们就决心打倒帝国主义。可是，在今年，我们的纪念五卅，又该有这一层的认识。
我们既知我们的当前的大敌，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便应集中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大敌。我们是被侵略的民族，我们的力量是单薄的：我们在这整个民族的生死斗争中，敌人应愈少愈好。因为少一个敌人，即增强我们应付敌人的一分力量；反之，多一个敌人，即增强敌人的一分力量，削弱自己的抗敌力量了。因此，在这全面抗战中的今日，我们对于其他帝国主义者只好暂时放开一手，使他们能同情我们的抗战以拉拢我国际间的异军的势力了。
再其次，我们在今年的五卅纪念节中，该是进一步的自觉。因为像过去一样的方式纪念五卅是不够了。如今并不是开会喊口号发传单贴标语写空文章，就可以算了事的。我们要配合着目前的抗日自卫的行动，认识“五卅”所昭示我们的民众力量的伟大，实践地积极地深入民间，去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使全国民众个个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员才是。我们要把全民武装起来，站在抗日的同一战线上，打倒当前的大敌——日本帝国主义，建起一个簇新的中华民国才是。（《大众抗敌》第二期第6页，1938年。）
滚吧，美国兵！
金近中国抗了八年多的战，最后胜利的结果总算把日本兵换来了美国兵。
日本兵侵占中国的时候，奸淫掳掠，杀人放火，自然不用说了，现在美国兵驻扎在中国，却还是照样地表现了日本兵的那种“兽行”，人力车夫臧大二子被美国兵一拳打死，上海舞女被美国兵抢去手提包，北大女生沈崇小姐被美国兵强奸，更有三轮车夫程荣芳被美国兵用刺刀乱戳，其他陆续所发生的案件，还有许许多多。
我们被称为五强之一的中国的国民，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件，要提抗议都来不及提了，你抗议美国兵打死臧大二子，偏偏北平的美国兵就强奸了沈崇小姐，等你刚刚抗议完这个史无前例的耻辱，又有上海的美国兵刀戳程荣芳了。而这一类由美国“盟友”加诸我们的耻辱，好像也都是中国老百姓的事，提抗议，喊反对，只有中国老百姓在做，中国政府当局却处之泰然，甚至还责怪老百姓的多事。就拿这次北平女学生被美国兵强奸的事件来说吧，中国各地的学生和千千万万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发出像春雷一样的怒吼了，北平市长却只知道专心研究处女膜，北平行辕负责人无动于衷地叫老百姓“幸勿感情用事”，北大校长胡适博士更以全力应付法律问题。说得实在些，如果中国老百姓都不“感情用事”，这几位要人恐怕连这些表示都不会有。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美国兵这种暴行已不（能）糊里糊涂地混过去了，美国高级官员对于这次中国老百姓的抗议行动，认为“不过一时激起之浪花，转瞬即可消逝”。这实在是今日美国官场人士对中国看法所犯的一个大错误，要知道中国老百姓已经完全认清了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和法西斯门徒的真面目，如果谁要在中国土地上任意横行，就予以重大的打击！美国政府要人这样轻视中国老百姓，不过证明他们的愚昧而已。
这次中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抗议北平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的事件，中美政府要人还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老百姓一致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这并不是“一时激起之浪花”，也不是研究了处女膜，反对了“感情用事”，讨论了“法律问题”以后，就可以不了了之的。中国老百姓所抗议的，是称为“盟友”的美国兵不该在胜利以后的中国任意暴行，更不该驻屯在中国，应该立即撤退！如果美国兵不顾一切仍要驻在中国，那末这种被误认为“浪花”的怒潮，将掀得更高，泛得更广。
据文汇报杭州通讯，才知道更有无耻之徒，认为这次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不可与日军强奸我女同胞一例视之”说是“美军的强奸由于性欲冲动，而日军的强奸是其政府命令之故”。如果说这话的人自己还认为是个中国人，那简直侮辱了所有的中国人！如果他还有母亲，还有妻子，还有姐妹，还有女儿，为增进“中美邦交”，想来一定乐于为美国兵解决“性欲冲动”的了，也许还觉得这样是非常光荣的。这种人比奴才都不如，奴才要承认自己是个人，他却无形之中承认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在今日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已经落在菲律宾的下面，美国不敢在菲律宾做出来的事，却都在中国做出来了，但是由于美国当局误把怒潮当作“浪花”，以及中国那些为帝国主义辩护的雄辩家的自作聪明，最后一定会明白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可欺负的。
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度里去吧，美国兵！除了打人杀人和强奸之外，你们留在中国还能做什么好事来吗？（《文萃》第14期，1947年（1月9日）。）
兵役和他们
金近一、逃亡
去年秋天，我的一个表弟初次从家乡到上海，在他进了一家煤炭行做老司务以后的第二天，到我的家里来看我。他穿了一套做客的毛蓝布短衫裤，剃平头，脚上不穿袜子，一双老布鞋子的鞋面上，大概还是刚刚粘着了上海马路上的灰尘。
他们看到我，站起来叫了一声，就没有说什么，只是很勉强地微笑着，他这样笑，显然为了想冲淡他的尴尬的神情。“我们有好多年不见面了。”我说着，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呃，总有九年多的样子。”他把两只手摆在自己的大腿上，合起来捏成一个大拳头，一面半仰着头似乎在回想九年多以前的事，“中国跟日本打仗刚开头的时候，你是到乡下去过一次的，我还记得起。”“是的，那时你顶多不过十一二岁，呵！日子过得真快呢。”我看到眼前的这位表弟，个子比我高出半个头，身体很结实，皮肤是黑里泛红的，我犹如看到年轻时代的舅舅——他的父亲。“你今年有念岁了吧？”“念一岁了，肖老虎的。”“哦，你这次怎么到上海来了？”“乡下拉壮丁的风声紧，我躲来躲去的已经躲过好几回，田也荒起来了，爹爹说，我一样的过不来日子，不如到上海来做工，还可以挣几个钱带回去，我们的小才伯伯就介绍到煤炭行里做老司务。”“那末家里少了你一个人种田，很吃亏的呀。”“十二亩田已经有五亩卖掉了。近哥，现在种田也不好种呢，县里要来派谷，还有做田户！咦？还不起来了。”“田赋征实，是不是？”我提醒他。“是的是的，田赋征实，我们辛苦了一年，实在是不种田的人家好。”“这个不会的，种了田，多少总有一点好处。”“真话呢，我的二伯种田种得比我们多，就背了一身的债。”
在我想来，我的表弟放弃了他最熟手的行业，而要跑到上海来做一个煤炭行里拉木板车的老司务，多少总是个损失。“你打算在煤炭行里长做下去吗？”我再问。“呃，我不能再回去了，回去就要来拉我的。”
我沉默下来，他也重新沉默下来。我看到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心里所怀的忧念比我还要繁重。
二、一次座谈
最近我在一个亲戚家里吃年夜饭，座上八个人有五个是适龄壮丁，大家从一年的景况谈起，谈到了关金大票的出世，谈到了金价和物价的再涨，最后就谈到兵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一个在小银行里做职员的中年人提出的，他的家眷在乡下，每月依靠他寄钱去维持生活。“过了年，上海也要抽壮丁了，这种做法真说不通，比如拿我来说吧，再过几天就三十七岁，听说这个年纪也要抽的，那么万一给抽中了，我的家里一家老小四个人，谁去养活他们？再说我自己，以后的职业有没有保障呢？嗳，这些事情说来并不简单的。”“他们还管你这些，就是你家里靠你吃的人再多些，抽中了还是要你去的。”坐在旁边的一个大块头，是一个救济机构里做事的，他这样说。“对啦，他们肯这样体谅到你，也不会来抽你了。”说这话的人伸出筷子去正在夹一块鸡肉，他为了要说话，夹回来以后却搁在一只调羹里没有吃它，“上海将来要怎样抽法还不晓得，我们乡下可已经抽得人心惶惶了。如果抽中了你，预先不通知，半夜三更就派人来捉，你还逃得掉吗？”“咦！听听也够惨人！”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公公，他没有戴眼镜，但是眼镜近视得看东西要眯成一条缝，他没有胡须可鬏，只是不停地摇头。“从前花名实卷里说的：‘阎王注定三更死，端不留情到五更’，这两句话阳间也用得着了，唉唉！”
那个小银行里的职员又说了：“不过这样子抽去了打内战，就是到了火线上也没有心思打仗的了，他自己死了不算数，还有家里的人，……”“其实这几年来，上海的老百姓已经吃了不少苦头，政府要该多为老百姓着想才好。”我的亲戚的一个邻居说。
有一个穿了一套咖啡色西装的人，是从内地来的，他到上海还没有多久，抗战的时候，他在内地开绸缎公司，对上海的情形不很熟悉，他就问：“在上海沦陷的时候，日本人不是也抽壮丁的吗？”“没有。”有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其中一个接下去说：“说到是说起的，但是没有抽。”
谈到这里，有人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不过这一次同桌的人的谈话，要算兵役问题最为大家所注意。
三、两个机会
裁缝店里的老板，对于我拿了破衬衫补的这种讨厌生意，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虽然出了代价，还是很感激他。
有一天我又给他生意做，他讲一件他担忧事情给我听。他是这样说的，他的家乡还有一个老父亲和一个弟弟，维持着两幢平房和二十亩沙地的祖产，最近家乡的壮丁抽签，把他抽中了，而他在上海已经住了十多年，在上海娶了老婆，也在上海生了儿女，实在是和家乡没有多大关系的了。他在上海也是照了手续报户口的，上海要抽壮丁，也有他的机会，但是他的家乡已经先给他机会了。于是县里命令保长向他父亲要人，他的父亲就写信来问他怎么办，他却忧得想不出办法。
我说：“这件事你有理由可讲的，因为上海也在准备抽壮丁，那末你住在这里，应该归上海区办的，你要住在你自己老家，才可以抽你，要不然，上海抽到你，乡下也抽到你，你该怎样分身，那岂不是笑话吗？”“我也这样的上了呈文给乡公所，但是他们说，到外码头去的人，本乡还是要抽的，抽中了，也一定要到本乡去训练，他们还说，这才叫保卫家乡。可是在上海，我并没有资格免役啊！”年轻的老板说着，在我的面前抖动着一只手，表示没有办法。
我向他苦笑了。（《文萃》第20期，1947年（2月12日）。）
纪念文
信念不移 奋斗不息
苦难的童年我的父亲余仁峰（1900—1966），又名余虞廷，参加革命化名金二，笔名金近、庸夫、虞廷，祖籍天台西乡官塘余，出生在三里宋村。家境贫寒，主要靠祖父挑盐赚取苦力钱度日，由于祖父身体矮小孱弱，又驼背，祖母带着姑姑编织草鞋补贴家用，生活十分贫苦，一日三餐有稀的喝就算不错了，二姑戏称她的碗里有“老孩”（天台话，意思是自己的头像）。受到当时氏族的影响，如果不读书和外出谋生就没有出路，在父亲的伯伯叔叔们的资助下，父亲13岁时祖父才下决心让他进玉湖洪小学读书。他只有一双布鞋，上学路上都舍不得穿，到校门口才把鞋穿上，外套也只有一件长衫，只有到学校上课时才穿，寒暑假还必须跟着祖父挑盐，攒点苦力钱，才交得起学费。奋发的少年
父亲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屡屡边读边跳级，17岁考入临海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当时天台能考取六师的只有3个人，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六师期间，生活上仍十分艰苦，每次从临海到天台都是步行回家，寒暑假还是跟着祖父挑盐，以贴补饭费；学习上非常勤奋、刻苦，成绩优秀，总是前三名，思想上他受到当时《新青年》、《新潮》、《觉悟》、《台州日报》、《赤城日报》上进步思潮的影响，与同班同学许杰（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人一起上街游行，高喊“抵制日货”、“收回青岛”、“反对二十一条”等口号，声援“五四”运动，还到海门大校场焚烧大批日货。原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六师）校址（现台州中学）昔日的海门大校场（现椒江二中体育场）有为的青年上海大学旧址——西摩路大门（今陕西北路）
六师毕业后，父亲在天台文华小学教书，受正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好友曹天风的影响，1923年他也如愿地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上海大学是南方的革命摇篮，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在李大钊推荐下，邓中夏任总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讲授《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哲学》，教师有蔡和森、任弼时、陈望道、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等。父亲深受当时上海大学革命思想的熏陶，1925年亲身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时，要维持父亲的学习费用还是很困难的，母亲跟祖母和两个姑姑仍然要编结草鞋拿出去卖，以贴补家庭生活费用。母亲还花光所有娘家带来的压箱底的私房钱支持父亲安心读书，充分体现出畲族农家妇女勤劳善良的优秀品德。
父亲于1927年上海大学毕业后回到天台文华小学教书，组织[1]“台州读书社天台分社”对外称“醒社”，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特委委派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上海大学校友蒋如琮到天台组建地下党，以读书社成员为核心，发展陈康祚、余虞廷、袁定贞三人入党，创建中共天台特别支部，这是天[2]台有史以来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直属省委领导。此后，他长期在教师的岗位上从事地下党工作，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长期不懈、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天台特别支部成员入党宣誓之地——城隍殿前齐少民家
1928年1月30日，特别支部书记蒋如琮主持在玉湖街溪滩召开支部大会，特别支部成员（包括后来发展入党的）和部分在外地入党的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改选支部，建立新支部，发展党组织，提出新党员的条件是“忠、勇、穷”，即忠于党的事业，斗争勇敢，出身穷苦。由于蒋如琮兼任宁海和天台两个支部负责人和海游区委农运负责人，每星期三地奔波，来往不便，遂推荐陈康祚为特支书记，父亲任中共天台南区区委书记。1928年3月25日新建的中共天台县委还在“师姑洞”召开各区委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父亲参加会议。会上确定领导群众运动进入斗争新阶段。至1928年底，革命形势比较恶劣，有些不坚定的党员脱离了党组织，少数投机分子卖身投靠了国[3]民党。但南区在父亲领导下，党组织还有新发展，他以淡溪小学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发展党员，经他介绍入党的有徐启文、徐[4][5]帮基、徐度、徐世瀚、方前的陈方球等一二十人之多，建立了山头郑、石塘徐、花桃等三个支部。在他主持下，在淡溪小学、石塘徐溪滩、花桃溪边等处召集党员开会七八次，领导党员张贴标语，反对政府增加粮税，要求减租减息，进行抗粮斗争，并趁乘凉之便向农民宣传苏联人民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其间，省委特派员包定（化名老俞）在三门县搞亭旁起义失败后来到父亲工作的淡溪小学以躲避国民党追捕并指导工作近两个月。这些行动被校长、国民党员徐振声发现，认为父亲是危险分子，于是父亲被驱逐离[6]校。
1929年春，父亲奉天台县委命令在本乡开展工作，发展组织，创建中共三里宋党支部和塘下丁支部。这时天台的白色恐怖比较猖狂，有的基层组织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包定通知各地组织：“各区区委和不健全支部撤销，党组织暂停活动，隐蔽下来，保护同志。”但在父[7]亲领导下的唐宋支部工作正常开展，还发展了新党员。发展的党员有虞运见、虞仁广、虞仁田、虞小木、虞仁元、丁永标、陈立印、陈建川等。在虞运见家举行新党员宣誓仪式，向新党员讲解马列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团结广大民众，夺取政[8]权、工农专政，开展“二五”减租减息斗争等。在余虞廷家、虞运见家、石虎殿前、湾塘山、麦田等处为活动点，并以官塘潘祖匡经营的药店为联络点，交换情报，还提倡妇女解放，妇女放脚，学习文化，办学习班等内容。母亲带头放脚，参加识字班，积极支持父亲。在我家活动时，母亲和大哥被分配去站岗放哨。[9]
这些活动在当地影响很大，触动了土地大户们及其所构筑的封建势力的核心利益，并引起伪乡政府的注意。
尽管天台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强了白色恐怖行动，但在党的领导下，天台县的农民运动仍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斗争形势仍比较严峻。中共党员邱康土约父亲到石墙头接头，告诉父亲已受当局怀疑，组织通知必须马上转移，于是父亲立即回家处理完文件并向三里宋支部成员虞运见、虞仁广、虞仁元交代工作，决定由虞仁广负责支部工作（后因虞仁广被反动当局发现，被迫离开天台，支部改由虞仁元负责），自己当夜就离开天台，远赴南洋，与先期到达的战友蒋如琮等汇合，在苏门答腊岛棉兰市出任《新中华报社》编辑，发表进步文章，印度尼西亚当局封闭报社，父亲被逐。后转移到爪哇创办《新中华时报》，继续宣传进步思想，并在《拓荒》杂志中以“庸夫”笔名发表文章，宣传“耕者有其田”，又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于1930年春回到上海，与中共党员陈康祚、曹宝选等同志取得联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三里宋支部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处——虞运见家湾塘山虞小木家“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从上海回天台，与齐德夫、陈康祚、曹宝选等一起，在姜氏宗祠（东岳宫隔壁）组织天台青年救国促进会（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并募集钱款援助上海难民，为声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天台党组织遭叛徒陈家壁（中统特务，解放前夕逃往台湾）出卖和破坏，损失惨重，父亲因化名金二没有暴露，但仍被当作重点怀疑对象，再次被迫离开天台到上海，与齐德夫、曹宝选等取得联系，在上海海山小学和大公职业中学找到职位，继续做抗战救亡工作，并在进步刊物《生存月刊》发表揭露当时反动统治黑暗的《囚徒之歌》。当时齐徳夫在上海闸北警察局工作，利用曹宝选当店员的所在商店作为地下联络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总校迁往重庆，同时成立天台分校（简称大公中学），并在上海确定管理人员：由许杰任主任；由中共地下党员戴介民（即戴帮定，由陈赓介绍入党，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73年，“文革”中遭迫害致死）任教导主任，并与党组织联系；由原大公职业学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余仁峰分管总务；新四军先后派顾哲民、胡其清（物理老师身份）到大公中学主持组织工作。父亲还兼任历史教师，在历史课上讲授社会进化史、资本论，并自编“国际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史”和“中国革命史”教材等。他在《大众抗敌》上发表《今年的五卅》，在抗日的紧要关头，向国人大声呼喊：要把全国武装起来，站在抗战的同一战线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中共天台县委书记齐德夫领导下，父亲与戴介民、王育和、许杰等在天台大公中学发动学生参加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唱革命歌曲（如“流亡三部曲”等），演革命戏（如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杀日寇》等）；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如《社会进化史》、《唯物辩证法》、《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等）；发展学生骨干分子入党，输送了王家扬（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朱乃德、谢楚炎等大批青年干部加入新四军。大公中学成为[10]江南革命的摇篮，影响很大。大公中学的发展引起天台反动头目的恐慌，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王定锐（解放初期被天台县人民政府镇压）和时任天台中学校长的孙德中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浙江省控告二十余次，说“天台大公中学遭赤化”，是“共产党执政”[11]。国民党省政府派教育厅长许监至天台调查，1940年6月大公中学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关闭。坎坷的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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