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霏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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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红滇绿试读：
序 这已经是另一个人马原姚霏写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道时便挟风带雨，颇有气势，被批评家归于先锋小说家一族。由于某种特殊的机缘，他忽然从正统文坛隐身进入武林。从此小说家姚霏不再，而武侠界多了个高手沧浪客。此公的历史地位虽不能与金庸古龙梁羽生比肩，却也曾与如上几位一道被并称为武林八杰。
重回文坛对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的感受尤其深。我离开也已经超过二十年，再也没了当年呼风唤雨的心气与自信。姚大侠却不然，毫无胆怯或愧疚，羽扇轻摇悄然而至。一挥手便有许多熟瓜落地，马上集成面世。当然大侠与我不同，他或者从未有过真正意义的离开，毕竟武侠也仍然是小说，只是品种不同而已。
另外还有不同。武侠乃风俗，是国之古老乡俗之一种。长久浸润其间，必得其中宝贵滋养，姚霏从中所获必定深厚。在他只是转换方向，其实两次转身并非如我的逃离。这也是这家伙如此从容又如此游刃有余的原由吧。《滇北拳事》一篇我有幸先睹为快，让我对当年的先锋小说家姚霏刮目相看：行文如此结实老到，绝看不出年少轻狂时的冲动和骄傲。乡俗浑厚而淳朴，故事扎实，人物呼之欲出。我进而猜想，以他深厚之功力，再辅以其滇北彝族世家之根底，倘将家族故事深挖重现，或许中国会有自己伟大的农民史诗问世也说不定呐。我于是生出许多期许，在对小说深度失望之后希望姚霏能带回些许希望。
这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姚霏已经脱胎换骨。2015年6月28日于西双版纳● 第一辑 先锋文本●
红宙二题
●城疫
●惘寂
●被同情的人
●老鼠和我的冷斋一梦
●中国象棋
●版画
●第二辑 虚构滇北
●旧村札记
●世道
●滇北拳事
●烧炭老人
●滇北故人录
●第三辑 细碎表述
●浮屠
●学院六人图
●哭孩
●第八个是虚像
●附录
●姚霏，一个把小说当做玩具的作家
●野猪和家猪的话题或者碎片
●姚霏：不该被忽视的先锋作家
●后记
第一辑 先锋文本红宙二题十年早些年进城堡时，我曾连续不断地收集了三天四夜蜘蛛，结果，空空荡荡巨大的蜘蛛网从此就随风飘荡了。现在想起来，那千万只蜘蛛从出口商处赚来的无用外币，又怎么能填补那无边的空荡呢。不过，谁又能料想到那些混帐细网会连成一片。反正，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对此我深信不疑。很多年前的那阵钟声，据人们用老苍苍的声音嘶哑地回忆，确是使他们“顿悟”了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曾顿悟过。我得承认自己那时还很不懂事，无论是弗洛伊德或者乔姆斯基，都没有父亲咬着牙请来的私塾的教棍重要。不过那阵钟声我倒是听到了的。这谁也没法否认。虽然很多年后连绵不断的耳膜炎使我听不见任何震耳欲聋的巨响，但我可以把门上那层只要我愿意就随时都能撕破的细网吹一个洞，让人们隐隐约约地看这样的字：“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意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这段话已有些斑驳，我想得起来讲这段话那人的胡须，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这就是我不愿撕破那层细网的原因。很多年后，当人们发现灯光越来越亮时，自然会想得起来这一切和那一切的。
远处有轰轰隆隆的声音日夜不断地响着，那肯定是一种超越人们想象的巨物发出的吼叫，城堡里的人们只要一睁开眼睛，就能预感到那巨物即将来临，即将毁灭一切。事实上，直到如今也没人见过那巨物毁掉任何一座城堡。但它确实能毁掉任何一座城堡的。它的隆隆轰响能促使人们去做任何事情，包括毁灭城堡。因此，当我们很多年前进入城堡时，曾想过用什么办法使人们听到那轰响不再惶恐，开始我们请最有名的音乐家为它填词，但很多人一唱起来就浑身颤栗，有时甚至连我这个指挥也手脚发僵——我得让人们知道进入城堡前我曾担任世界上最大乐队的首席指挥，我不想说出这个乐队的名字是因为它无人不知，我们一开始就巡回两万多里演出《新世界交响乐》的序幕，震惊中外。后来我们又在那个世界最大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乐章——那个最富有安全感的方法的失败，给人们带来了火热和不安。当人们的目光又一次投向护城河莫名其妙滚沸起来的清水时，人们纷纷认为有必要收集一下城堡里的蜘蛛了。那样热烈的场面确实让人们暂时忘掉了不远处恐怖的轰隆声，但当外商收购蜘蛛的船只一出港，那轰隆声就十倍于庆功会的鼓声响亮地传来了。城堡在动荡中。
看门的老人想说点什么，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了，每天他没完没了地打扫院子，寻找什么似的。我知道早在我们进入城堡时，他就在那样干了，不过我不知道他那时是否也这样认真和若有所思。在我们收集蜘蛛的那些日子里，他令人诧异地激动。他一激动就来敲我厚厚的门，开始时我很不适应，以为他有什么事，开门问他，他只是面含微笑地看着我。后来我知道了这是他的习惯，就不再开门了。那时候我开门还不是困难的事。虽然他每次敲门的声音都很重，也是隆隆地响，有几次我甚至以为是远处的轰隆声。我曾提醒他城堡已经被他敲震动了，但他仍然是微微地笑。他的微笑属于那种谁也无法抗拒的善意和超人意志的力量，因此他每个季节的敲门声都让人觉得安宁。城堡的人们认为那声音甚至比我指挥的音乐更令他们陶醉，这隐隐使我觉得不安，但我无法否认他的微笑确实无法抗拒。那时候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他会来向我辞职，而我竟然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虽然十年后他又回来了，带着老苍苍的指关节，看上去有些令人心酸。但值得庆幸的是城堡里的人都觉得他年轻了许多，我发现他脸上的一百七十万条皱纹少了十万条。看到他的一百六十万条皱纹我猛然觉得不应该让他再看门了，但他执意如故。他不轻易说话。他的话像他的微笑一样不可抗拒。不过这都是十年后的事情了，城堡里已经换了一代人。我整日想着的只是安宁，然而他还是对我微笑，我知道他是个善良公正的老人。
早在老人一日敲三次门的时候，我就有静坐的习惯。毫无疑问，这是父亲遗传给我的。而父亲又是由他父亲遗传给他的。这样推上去无穷无尽，我相信就是谁有本事将它推到秦始皇那儿也不会终结。人类就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假如有人说我静坐时像一袋土豆，那么他这种念头也能够一直往上推的，我历来相信这一点。总之，人类的父亲给了我们许许多多这样的习惯和念头。我至今也说不清楚静坐是个好习惯不是，但我确实非常乐意那样——它能保证你久坐一个位子。从内心里说，开始坐上那把黄色的巨大靠椅只是为了指挥演出累了以后的小憩，但到后来，当那老人的某次敲门声唤醒了我曾经沉睡的习惯以后，我就越来越强烈地希望那种忘他甚至忘我的静坐能够连绵不断了。不过那时候为了收集蜘蛛，我必须把这种习惯发挥在清闲季节，然而看门老人一丝不苟地在繁忙季节看管好那把椅子，我不知道这给了我轻松没有。
记得最清楚的是春天，那时窗上还有冰凌。一大早人们就被老人的叩门声惊醒了，人们就都知道城堡里又有了新闻。事实上，我就是那时认识泥和桥的，他们每人带着一串蜘蛛招摇过市，自然就成了城堡的功臣。我正静坐的时候，他们宣布了收集蜘蛛的结束，当人们庆祝这一伟大功绩的历史意义时，医生告诉我耳膜炎患者的最大特征正是微笑。桥和泥有时也来干打扫院子的事，与老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而老人总是从东向西的。老人没有微笑了，我知道这慷慨的老人将它送给了我。老人敲门越来越轻、越来越少，不远处的轰隆声也就越来越强烈了。这是我们当初解散乐队时未曾想到的。我想再试试演奏一场音乐，但泥告诉我那已经不可能，“你老了。”她说。我也知道已经不可能了，但我想的倒不是因为自己老了，而是乐队成员四分五裂，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各在何方。“城北有个巨轮。”有一次桥对我说，我知道他是有意的，因为他说得很神秘。我只对他点了点头，因为老人在一旁忧郁地看着我，我以为他想说点什么，但他一言不发，但看神态，他确实是想说点什么的。至今想起来我还这样认为。或者，他确实是说了点什么，只是当初我没有听见罢了。不过他没有用什么神秘的神色，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我默默地转过了身，回到屋里那把椅子上静坐去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桥的暗示恰到好处，因为当城外不远处的轰隆声终于引起我的烦躁时，我在屋中来回走动踢动了那个莫名其妙的小轮，它的滚动声使我想起了巨轮。我相信自己是能够推动它的，而它滚动时发出的声音自然能解除我心中的烦躁和不安。虽然说实话，我还未见过那巨轮的形状。当我问起桥时，他也只是含混不清地说恐怕是圆的。一定是圆的，我想。
然而，就在我打定主意推动那巨轮时，看门的老人来辞行了。那一天天气平平常常，从那时开始，我就无法步出自己的房间了，老人带走了我房门的钥匙。屋外的庭院，自然是桥和泥来打扫。他们依然是东北南西乱七八糟，这颇使我有些不愉快。然而，既然走不出房门，我也就没必要生气了。再说，这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推动那巨轮的事。到我把怎样推动巨轮的步骤想好时，才发现自己的眼睛也已到了只能模模糊糊看东西的地步。于是，往日的首席小提琴手用扩音器传话进来：他可以在门的上方开一扇小窗。我激动得直打喷嚏。猛然间，我感到整座城堡都在抖动，我试着再咳嗽了一声，整座城堡依然颤抖不已，这就增加了我推动那巨轮的万分信心。到门上方的窗修好时，天已经阴了。我不知道要阴多少时候才会放晴，才会有阳光透进来，虽然这于我恐怕已经无所谓，我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所幸的是，往昔的乐队成员们大多能把声音从窗口传进来，他们不反对推动那只巨轮。我知道他们都是好样的。然而他们的声音到底是通过窗口进来的，听起来就有些异样。
令人痛心的是，那巨轮一滚动起来，昔日的首席小提琴手就被压在下面了。我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推动起来的。因此，尽管发生了意外，乐队成员们有的迷惑，有的泄气，但还是使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桥、泥看起来也很高兴，他们终日地忙碌着，常把庭院里搞得尘土飞扬。那时候我不知道过不了多久，那飞扬的尘土能把窗口堆得越来越小，虽然偶尔也会猛地意识到这一点，但那念头只一闪现就倏地逝去了。那时我太轻视了尘土的力量。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打扫院子对我来说倒也是件好事。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巨轮滚动起来以后，城外不远处的轰隆声终于越来越弱，最后彻底消逝了。我不知道事实上到底是不是那样，因为我的听错觉严重到了甚至听不清五步以外之巨响的地步。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被压到巨轮下面，于是城堡里终日响起了支支革革的断裂声，你会以为什么东西正在被碾碎。这期间世界的变化惊人，对我来说，就是明白了耳膜炎在一种奇怪的断裂声下会转变成听错觉。有时候，我会以为那种声音是规模宏大的呻吟，于是抑制不住地颤抖。先是这种颤抖像一阵电流穿过全身，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然后，没有门和阳光的屋子抖动起来，又给我带来新的惶恐。而消除这种感觉的唯一办法，就是静坐，什么也别想，或者想想早些年的那场雪。冬天的第三场雪。
我不知道那个老人是否来做过客，说真的，我很想念他，但我总觉得或总相信他时时都在我身旁，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才会心安理得。然而假如是桥和泥将老人带到我窗口，我也没把握还能认出他来。自打他们开始打扫庭院，我的每个客人都被他们整容了，那是他们的嗜好和特长。他们凭自己的喜欢给世界上任何与我有关的事物整容，这使我有些受不了，但我又没法否认必要的整容能给人带来某种亲切感，特别是患有视错觉病的人。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逝去，老人就这样一日接一日在我身旁和离我远去。据后来的人们回忆，昔日乐队的小号手和大提琴手等等队员，都曾把老人带到我这儿来过的，但我怎么也没印象了。肯定是当初我没认出他来。而到后来，当很多像小号手那样重要的乐队成员们都被压到巨轮下面之后，自然就没人带老人来了，哪怕是被整过容的。
巨轮滚了十圈才停，这时它已经不能不停了，无论如何，它碾坏的建筑已经太多，而人们对那种支支革革的断裂声也已经厌恶了。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希望它能停止滚动，但这样巨大的轮盘一滚动起来，是很难使它停下来的，我知道首席小提琴手和小号手们之所以被压在巨轮下面，在很大程度上说，恐怕只是因为没看到这一点。或许是我错了，而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只是对被压在巨轮下的结果与他们想把巨轮停下的愿望相比起来觉得不在乎。那他们无疑是可敬的。我向来敬佩义无反顾的人，我相信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有一天，我猛然觉得城堡消逝了。那时候巨轮还没有停止转动，我对它能否停下来没有把握。我眼前一黑，知道自己将从此安静，而人们全醒的时候，天自然就亮了——发现这一点是很艰难的。向来人们都以为是天亮了，他们才会醒的。木刻
铁宫一度是市拳击协会的高手，鬼才知道马丁·路德是怎样躲过他那闪电般的左直拳右直拳勾手拳，并且狠狠地给了他左颧一拳的。铁宫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结束了他五十战不败的历史。一年以后，不但他自己没弄明白那一拳是怎么回事，甚至所有他的朋友和崇拜者都莫名其妙透顶：马丁·路德居然能一拳打出个哲学系研究生来！
医学博士石印为此办了个讲习班，亲自开课讲授，半年以后，人们不再迷惑了，因为人人都已经知道，某些人因为神经的轻度障碍，就只能干一些人们都认为他能干好的事情（如拳击），一旦此人生理上或心理上受到足够的震动，他就会干出一些令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惊天动地的事来。人们由此推断，希特勒年幼时未必没受过某条懂德语的狗的极度恐吓。他们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世界上所有政治、文化、军事名人作了这样那样的猜断。石印为此当上了卫生局长。
照理说，这一切，包括哲学硕士铁宫莫名其妙的自杀，都已经是往事了。而且因为过多的风尘仆仆，人们已渐渐习惯了对往事不感兴趣，即便是从枪林弹雨里过来的人，他们也宁愿把勋章换成啤酒，谈各种交易以及诸如此类新鲜的话题或者沉默。谁要还津津乐道其当年的辉煌，那精神病院里注定要多一个名字，无论这个名字有多少历史意义甚至划时代的价值。谁让他没有新时代的绝对基因？人们因而快乐。然而，当人们在铁官的遗物里发现了那幅木刻后，石印立即陷入了极大的烦恼。在市长亲笔签署的命令中，要他立刻把精神病院里的人放出三分之二。无疑市长是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刻变得热衷于回首往事了。连四岁的孩子也在为半年前丢失的玩具小狗叹息。虽然石印深知这一切，但他无法立即确定放走者的名单。在接到市长命令的五分钟里，他就对秘书发了两次火。十分钟后他知道委屈了秘书——那个扎羊角辫的姑娘。他没有想到会有两个都叫安凯的精神病患者，一个是因为被妻子抛弃所致，一个是因为在不该回首往事的时候回首往事。前一个给他的印象太深，因为那个叫存妮的女人在离开安凯半年后和他结婚，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在医学院念书的女儿和一个当见习律师的儿子。
如果不是及时把后一个安凯放出来，石印恐怕还得陷入更深的烦恼。安凯在病房中有很多朋友，并且对与他同样的患者的各种特征有非常精确的了解，在他的帮助下，石印才在市长命令最后限期的三分钟前拟定了名单，这样，他的局长才没被撤掉。因为这份卓著的功绩，在人们对往事的感慨声中，安凯被任命为处长了。虽然卫生局的处长不能签署逮捕人的命令，但至少随时有人来汇报目前流行什么疾病，对此，安凯是满意的。
安凯曾经是铁宫的朋友，并且不是一般的朋友。早些年，和另外一个叫莫忆的朋友一起，他们三人到皇城接受过检阅，那一年他们十五岁，正是易于激动的年龄，在迢迢的串联路上，他们学刘关张的样子桃园三结义。后来铁宫成了拳击手，莫忆上大学读心理系，他则进了那个鬼地方。他没指望过还能出来，没想到铁宫的木刻竟做到了他想也不敢想的事。他知道那木刻是怎么回事。那是一本油印刊物的封面，在他们接受检阅的当天，铁宫花了一个晚上刻成的，当时他的手指还被划破了三次。记忆犹新，安凯不信那木刻竟有如此魔力。他亲自到博物馆去看那木刻，是在当了处长三天以后的事。
照旧是人山人海，他挤到那幅木刻前，已是傍晚时分。“呀！不还是老样子吗？”他说。那是1968年的时候他们三人一起用鲜红的油墨印成的。他只是佩服铁宫保存得好，几十年过去了，木刻上的头像还红光满面。自己的那一份，早就不知丢哪儿去了。他正要转身走时，一个头发长长的老画家在旁边对他的学生说：“我搞了几十年油画，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太精彩了！”说着摘下眼镜用手帕揩拭。“您去文具用品商店，买一瓶四块五毛六分钱的红油墨，倒在画布上就行了。”安凯半认真半促狭地说。
老画家没有搭理他，只是看了他一眼。老画家的学生有些不平：“您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兴许视网膜充血过多，开开刀，放掉一些，就不会红色绿色都分不清了。”“绿色？”老画家诧异地对他的学生说。“兴许还加了别的什么颜料，但基调是绿色。”学生说。“你再好好看看。这边光线稍好些。难道它不是黄色的？”“不是。”学生站在老师先前站的位置上，肯定地说。
正在他们惶惑不安的时候，博物馆讲解员过来了：“你们是第一次来看这木刻的吧？”她笑吟吟地问。“是，是啊，同志……”老画家说。“你们都是对的，看这幅木刻，一个人看它就是一种颜色，有说蓝色的、黑色的、白色的、青色的、褐色的、灰色的、金色的，甚至还有说像甲鱼脊背的颜色的……我们作了统计，目前有近九十万人看了它，就是说，这幅木刻现在已经有了九十万种颜色。如果一直展览下去，恐怕会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种颜色呢。”
老画家和他的学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真的吗？当初我们可……”安凯说。他想说当初他们可确确实实只用了一种鲜红鲜红的油墨，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回忆那种油墨是由哪家工厂出品的。可讲解员打断了他的话，自顾说：“关于这奇异的现象，目前我们正请心理学博士莫忆同志主持研究，相信不久就会有让人满意的解释。”“莫忆，他在哪儿？”安凯急急地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筹莫展的莫忆，安凯说他绝不相信会有这等怪事，直到莫忆让他看了市长手令，他才感到也莫名其妙起来。“无论从生理上或心理上分析，这种现象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它又确实存在。”莫忆说。“可我们当初……”“当初？！”莫忆突然为之一振，“我明白了！这是一种狂躁心理的投射，经过时间的沉淀，就会变得千奇百怪！我马上去找市长，你一道去吗？”
他们在一幢古老的别墅里找到了正在打麻将的市长。听了他们的介绍，市长马上对与他打牌的人说：“明日报纸的头版头条就登这个。”报社总编匆匆忙忙地走了。“怎么制止呢？”市长说。“恐怕目前还无能为力。”莫忆说。“先把它隔离起来。”市长果断地说。安凯一面为市长的果断叫绝，一面想他为什么要用“隔离”这两个字。
从木刻被送保密局起，据博物馆的精确统计，刚好有一百万人看到过它。就是说，它刚好变幻了一百万种颜色。
虽然“隔离”了起来，但那幅木刻始终是市长的一块心病，他相信既然它能不可思议地变出一百万种颜色，自然也能够在某一时刻产生足以危及他安全的不可思议的后果。经过几天几夜的闭门静思，他签署了这样一条命令：凡是本市处长及处长以上级别的干部，无论哪个系统，只要能制止木刻继续变幻颜色，马上连升三级。
由于那道命令，半年后安凯当上了部长，虽然改行到了宣传部，但至少从级别上讲，他成了石印的上级。他是用一颗红木公章往那木刻上一盖，达到了市长预期的效果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本人却对此举无法解释。这绝不是他不愿透露真情，因为事实上他真的绝对不知道，说实话，如果不是他有玩公章的嗜好，那他无论如何也只该是个处长。
这件事渐渐地被人们忘记了，那幅木刻除一次参加画展（没几个观众）外，一直呆在保密局的档案袋里。唯一与事前不同的，是安凯成了市长家的常客。
在一个平平常常的傍晚，安凯正陪着市长下棋，石印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了，报告说猩红热突然流行全市。市长苍白着脸命令卫生局长全权处理这一严重事件，解决不了就撤他的职，石印心事重重地离去了。“这真是怪事。”安凯说。“这真是怪事。”市长说。“怪极了。”安凯说。“怪极了。”市长说。
这一局棋各自的将帅都过了界河。
石印采取了紧急措施，把与市长同样严厉的命令下达给了卫生局所有处长科长们，却仍然无济于事，他一刻不停地签署撤职任职的命令。过了三天，全市猩红热患者竟达一百万人。第四天，下属给他带来了既不使他高兴也不使他沮丧的消息，说猩红热不再蔓延了。傍晚，心理学博士莫忆又来告诉他，那一百万猩红热患者，全部都看过那幅木刻，没有一个例外。石印连忙把这一意外情况报告了市长，市长的头“轰”地响了一下：他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市长口气强硬地说：“还是那道命令！”
市长连夜到保密局档案室里看那幅木刻，并特意叫了几个与此无关的人去看，人们一致说那木刻是红的，左上角有一个同样是红色的公章。市长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几天，一百万猩红热患者竟无一有好转的迹象。石印把签署任免命令交给秘书，自己叫回学医的女儿和当见习律师的儿子，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石印第二天把全市所有医院的外科病房改成猩红热研究所（治疗外科露天进行），并提前毕业了三所医学院与猩红热有关的十七个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并火速办了三所猩红热函授大学，他和女儿、儿子分别担任三个学校的校长。
然而并不奏效。
两个月以后，石印被撤去了卫生局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惶惶不安的莫忆。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又是两个月之后，莫忆也被撤职了。市长只好派安凯继任，安凯知道这是市长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只好背水一战，悲壮地应允了。然而，就在任命安凯为卫生局长的时候，市长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若在两个月内无法治愈全市一百万猩红热患者就将他革职。他把两道命令一起交给安凯，两人痛饮了一场。
他们计划好了，若在两个月内治愈了那一百万猩红热患者，安凯就当副市长；若不能够，他们就把那幅木刻烧掉，然后去游览长城。1986年（原载《人民文学》1987年第1—2期合刊）城疫
在无数个世纪愉快和痛苦的挣扎之后，天完完全全地黑了，黑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早些年能将黑夜照如白昼的巨大街灯，只荧荧如鬼怪的眼睛。穿梭在这黑沉沉的夜里的，是那些机车轮船几个世纪前的余音。它们黑黑乎乎的，宛如无数迷途的鸦群在作绝望的游荡。我在医院开刀的时候，曾在茶杯上看到过它们当中的一群，我以为那就叫幽灵。我必须承认那时我还很迷信，像把乌鸦当作幽灵什么的是我那时常犯的错误，最为可笑的是有一次我竟将连绵不断的救护车尖利的叫声当作交响乐，自己在屋子里偷偷地把妻子的发夹当作指挥棒指挥了一夜，甚至连半夜过后救护车的尖叫声换成了消防车的嘶鸣也未发现。而天亮的时候我已指挥了三百多场夫妻的争吵。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前的事了，当妻子“乒乓”一声打碎第一百零三只花瓶之后，我就很少在意所有的黎明是否都将始于城市喧嚣这类事情了。
不过有一点我至今仍然很得意，那就是与那打碎了一百零三只花瓶的女人的结合。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我她比我足足高出一头，这使我颇为感激。当我一文不名地从乡下跑进这个城市的时候，她早已是知道排球不是方形的高个子了。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破草帽扔了。我简直不知道她说什么，很惭愧地望着她。她用优雅的步子带我到一个垃圾箱前，我这才知道她喜欢那种地方。以后我们就常到那种地方去，于是发现这个城里最多的就是那种地方，而人们也都非常乐意到那种地方去，在那儿谈工资、谈住房、谈哲学、谈艺术、谈削价，也附带谈点恋爱什么的，快乐无比。记得我告诉她我非常喜欢她是在一个工厂发生煤气罐爆炸事故的第二天，我们都庆幸自己的名字没有被登上报纸，被报贩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去吸引喜欢带刺激性的消息和悲惨新闻的市民。“桥，我叫泥。”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这使我既激动又抱歉：“桥”与“泥”没有多少关系。“我哥哥叫瓦。”我对她解释道。她娇嗔地告诉我她更喜欢桥这个名字。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瓦跟泥的关系更大些，因此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回乡下一趟，把在老家种田的哥哥的名字换来（不过一直未能成行，因此我至今仍然叫桥，仍然感到抱歉）。当时我一直想着这个，泥也一直在我耳边轻声地嘀咕，直到有一个矮个子报贩来向我们兜售登有遣送第一批罪犯前往青海去的消息的晚报时，我才猛然听到一句她说她爱我。我大吃一惊，忙买了一张晚报读给她听，由于结结巴巴，竟读了三十多个小时，最后才大汗淋漓地把晚报转卖给另一个戴眼镜的人。“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的。”泥对我说。直到如今，在她打碎第一百零三只花瓶以后，我仍没搞清楚她怎么会认为我能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不过说心里话，我当时的确被激动得浑身发热，立即就宣布永远爱她，并且爱她所爱的一切。三个小时后我们结了婚，那个时候她打碎了第一只花瓶。我给她的礼物是一百九十九只花瓶，她给我的礼物是一百九十九叠稿纸。以后我就拼命地抽烟，每一支都是她点的火。她和我都确信我们能抽出一个大作家来，但奇怪的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虽然她总是信心十足，可我一抽烟就昏昏欲睡。事实上，直到如今，我也只写出下面几行字来：
假如你也占据了这样一个角落，假如你也曾用六十支香烟制造过声音的沙哑效果，那么你会因此莫名其妙地激动，那么你会因此莫名其妙地惆怅。冬天就这样来了。冬天就这样去了。窗外的黑影甚至来不及作出恐怖的摇曳。春天的夜将与冬天的夜一样强大，一样幽深莫测，而所有的星星在任何季节都是一样地遥远，一样地昏暗。在这样的景致中，你会猛然发现并非所有的虚幻都是梦影。比如说那雨中指挥这座城市运转的红灯绿灯。城市的虚幻与城市的梦幻一样多但绝不等同。这就解释了现代的繁荣，就像巨大的玻璃橱窗里的贫血的模特儿时刻向人们诉说着流行款式的故事一样。
自从漠然的惊异和不安的泰然排着巨大的队列攻占这个城市以后，我就再也梦不到泥了。每天早晨我们都要揉着惺忪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相互打量，直到发现各自的鬓角蹦出几根白发记载下时间，这才用不大清晰的咕哝呼唤对方。迪迪这时候早就不见了。迪迪是我和泥七岁的儿子。我必须承认，一旦夜里梦到泥，我就要惊恐那“不知有汉”的故事被揭穿；泥自然也一样，只要她用苍白的声音告诉我她预感到总有东西要爆炸，我就知道她很不幸地梦到我了，于是我就得花六十支香烟解释那天夜里我为什么不可能到她的梦里去的理由。“我被装进罐子里一动也没动。”我总是这样解释。“天哪！我的梦正好也在罐子里。”“但是罐子爆炸了。”“它密不透风。”
接着我们开始谈另一座青城。那里越来越多的是天空，越来越少的是土地。泥总是津津乐道那里的孩子突然长大这一类话题。我对此类话题不是很感兴趣。孩子总是要长大的，哪还管它是持续性还是间歇性的呢。比如说现在迪迪到底多大了，我就没有把握。反正这一类事全是小事情。我比较内行的是解答猝死者的原因；而泥对车祸现场及尸体伤痕这类话题像半岁的孩子对康德那样无所谓。每当我打断她的话题开始说自己想说的话时，她就去喝冰水，即便是冬天也一样，我觉得这颇好玩，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就那样站着喝了一个冬天。细算起来，这该是六十六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因此常用话筒交流情感。没想到泥会在六十六年后认为我当时是在捉弄她，因此我每天的生活内容加上了发誓这一项。我向泥发誓说事实绝不是那样，我绝不是想用冰水冻死她然后占有她的空间。事实上，我的肺活量非常大，根本不在乎拥挤什么的。我告诉她即便把我现在的空间再减去三分之一我也能活下去。可泥还是不信，她说迪迪根本没占领我三分之一的空间。要使她相信，除非有联合国安理会开出的证明。因此我们常彬彬有礼地把牙咬得咯咯响。而每当这时候就总有人敲门。泥打开后，我们发现早晨送牛奶的工人全都换成了身份不明的老人。“太太、先生，你们都忘记土地了吧？”老人语调平缓地用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我们的土地正在越来越少，我们能记住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定理和结构图，却恰恰忘记了土地。先生、太太，牛奶的价格又变了，现在牛奶的颜色是灰色的。”
可我们并不认识他，虽然我们都忘记了早先送牛奶的是谁，但绝不是这个老人。早先的那人喜欢戴面具，而这个老人倒有意让人们看清他深深的皱纹。老人向每一个主顾讲述很多因喝牛奶造成的悲剧，于是整座城市安静了三天，人们都在不知疲倦地倾听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故事。在老人喘气的间隙中，每个男人都在向女人们预言他们将成为这些故事的主角。
迪迪惊慌失措地来问我们为什么这三天太阳和月亮各自占领天空十二小时，我才发现原来他已经长大了，这简直使我莫名其妙透顶。鬼才知道他是在哪个半夜时分用蘸着唾液的手捅开了那一层纸帘的。我知道我们这座城里的男孩女孩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用手蘸着唾液在半夜时分捅开父母的床与他们的床中间吊着的纸帘。早先的时候，他们把这块纸帘中朦朦胧胧的影像当作父母的游戏，之后是神圣的迷惑，像祖先为一桩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到迷惑那样，他们几乎停止呼吸地憋着气，然后做一次颤颤抖抖的深呼吸。泥比我更有耐性而且沉着，她告诉迪迪自从爱迪生发明电灯以后，太阳和月亮就重新分配了它们各自占领空间的时间，迪迪似乎什么都懂，他认真地点了点头，说爱迪生只有一个“迪”而他有两个。我非常满意他的理解，想，他真不愧出生于这个时代。然后迪迪就挺着胸大踏步地出门去了，一副胸有成竹的庄重样子使我相信他今日的晚报又会有好销路，而且，他必然会在叫卖时漏掉所有的重要新闻。我知道这一手是这座城里每个报童的绝招，有时候他们高声叫唤，不知道自己出生了几年，效果就远不如漏掉重要新闻那样好。在这方面，泥比我懂得更多，她本身就是那样过来的。有一次我偶然想起我好像有一个叫迪迪的儿子（我承认这突如其来的念头让我大吃了一惊），泥就迅速地回答我事实正是这样，这使我回忆起那些无穷无尽的打碎了的花瓶。泥脸一红说城里所有女人都一样。自然，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设想一下你正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那么不打碎花瓶你又能干点什么呢？那越来越多的碎块充塞了报纸的版面，使我一个在报社做事的朋友欣喜若狂，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这正在我的预料之中。他从出生那天起就会呼吁却不会动手，家里人无奈才把他送进报社的。总之，世界就是这样，泥用无可辩驳的口气想结束我们的谈话，我大为惶恐，我的身体很不好，而她一旦停止了谈话准又要打碎花瓶了。我忙问起关于迪迪的去向，于是就知道了这小家伙在晚报的销路最坏时去寻找提篮桥酒家。他对找这一类地方很内行，而且方位判断很准，这不能不使人钦佩。说实话，我们对他没有施予任何的早期教育。寻找提篮桥酒家的时候，他总要带上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并且总要路过一个果树早花的公园。他们行程匆匆，偶尔停下来，只是因为迪迪总要嘲笑那些在岔路口红绿灯监视下徘徊的人们。他的声音尖细响亮，穿透力强，而那些被他嘲笑的人们，也确实都是在企图拾到一笔巨款。你只要看他们衣袋上新装上去的那么多的锁，就知道他们害怕丢掉钥匙；而在商场附近，他们甚至用手捂住衣袋，严肃得像学者那样。当然，这足够使小小的报童神采飞扬了。
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泥真会打坏最后一只花瓶，因此第一百九十九只花瓶的破碎，是我未予以足够重视的结果。那“乒乓”一声似乎是从很久以前传来的。事实上，六十六年来它就未曾停过一刻，我常误以为是厕所里的电话铃响——我一直反对把电话装在那样的地方，我认为那种地方很污秽，再说，把别人的声音引到那种地方也是很不礼貌的。但泥一直认为那儿很理想。“否则装在你身上！”泥说。我可不愿照她说的那样做——有时候我就去把话筒拿起来，往往也就听到了那个在报社里做事的朋友的声音：“喂。你知道？所有的故事都在今天上演。”我感到很奇怪，他不是早就被送进了疯人院了吗，怎么还让他去编报纸呢？虽然我深知精神稍微失常些的人有利于与铅字打交道，但精神分裂症毕竟不能算作稍微失常。“判断错误，”他说，“纯粹是错误。”我便恍然大悟了，我能设想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是怎样的容易发生错误判断。我祝贺他到底被人理解为正常的人了。“我在演戏呀，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作了一次深呼吸。我在想这一次他将扮演谁呢？“喂，我说，你是怎么回事，连邱岳峰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原来他在扮演卓别林。既然如此，我当然也得进入角色。然而我扮演谁呢？我转过头去看泥，她正为打坏了最后一只花瓶焦躁不安。我猛然意识到我们该回老家去一趟了，于是我对着电话说：“迪迪，我们要走了。”“你们走就走吧，别忘了把钥匙带上。今天报纸的销路很好。所有的故事都在今日上演，但所有的剧场广场都是空荡荡的。我知道你们在扮演谁。”迪迪说着咯咯地笑了起来，“那位混帐预言家，对不对？！”
没等我回答，他就挂上了电话。现在只有回老家这一条路可以走了，我早就料到总会有这一天的。我把箱子最底层的大信封翻出来，给泥看那两张即将过期的飞机票。泥会意地一皱眉，我们就出发了。
机翼下都市无尽。早先还是荒郊的地方，此时是都市在无限地漫延着。泥去买了两杯牛奶咖啡，也是灰色的。我预感到将会有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果然，在飞机再次抬头钻进云里去时，灰色咖啡溢出来流到两张蓝色机票上，机票一阵模糊后，终于也变成了两张灰色的硬纸板。我们丧失了目的地。早些年我独自一人从乡下跑进都市时，也曾发生过相同的事，只不过那次机票是变成红色的纸板。那时都市更加遥远，但我想看看天赋是不是还没有泯灭，便也把头伸到机舱外——请相信我有这样的本领——仍然看见都市的漫延，我大为不安了，泥显然也一样，她结结巴巴地说自己不该把所有花瓶全部打碎。我正想安慰她。空中小姐送来了半年后的报纸。我忙掏钱买了一张（我想知道迪迪是否进了工读学校）。“我们在哪儿着陆？”泥问空中小姐。“该下就让你们下。”空中小姐留下一圈细铅丝就走了。我们稍稍放心了些，就看见报纸的头版头条登着我们的都市将变成世界第一大城的消息。我和泥对望了一眼，一声不吭地把报纸珍藏起来。总有一天，这消息会惹出事来的，正像马寅初“人口论”的反面那样。
我们是沿着铅丝下来的。我们把什么东西都忘在那架越飞越低的飞机上了。无论如何，那架飞机总要出点事故的，因此我们不抱怨这个绝对陌生的地方，只是有些奇怪那个有雀斑的空中小姐的话，她说“到了”，到哪儿呢？这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了。那杯灰色的混帐牛奶搞丢了我们的目的地。泥说她认识这个地方，这是她无数次光临的梦地，“跟我走准没错。”她说着就迈开了大步。我猛然觉得吃力和紧张，像是到了空气极度稀薄的地方。我知道这又是挤压的结果。我想这难道就是那座青色的城么？抬头一看，头顶的上方是一颗忽明忽灭的星星。我隐约觉得这地方颇有些熟悉，可就是想不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了。泥在十里开外的红灯下呼唤我，我又觉得呼吸紧张起来。“怎么六十六年了你还没适应呢？！”泥说。我有些羞愧了。实在话，对于适应能力，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瓦已经老苍苍的了。我想不起他的年纪。大概是在八百至七百之间吧。我想泥怎么竟能把我带到瓦这儿呢？而瓦怎么也住进了城里？“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呀，桥。”瓦语调平缓地说，“你看头顶上那颗星星不还是那个老样子吗？不是我住进了城里，是城市淹没了我们。在城市漫延到这儿的头一天晚上，村里人全都乘船逃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下照看家畜，哪知第二天一觉醒来……”瓦泣不成声了。瓦一觉醒来，就见墙上的每一张世界地图都正在变成灰尘往下掉。他惊恐不安地发现自己住进了二十四层的高楼。“我走到广场上，”瓦说，“也就是早先咱家庭院，见所有的家畜都整整齐齐地列队站着，听一匹高头大马的指挥。真是见了鬼，这匹马一天前还给我驾车呢！每一家畜的背上都印着一张城市交通图，你看这不是怪事吗？那匹马神气得像个变形的拿破仑，可一天前我的鞭子指东它不敢往西！对了，那杂种背上有这样一行红字：‘寻找正在消失的牧场’！用中、英、法、俄、德、意、日、西、斯拉夫等几百种文字写着。世道变了，桥，泥，这世道变得不是我们的了。”瓦恶狠狠地挥了一下手，又用同一只手抹了一下眼睛。我故作深邃地默不作声，低着头像是沉思的样子。泥也学着瓦的样子挥手和抹眼，但她的前一个动作使我想起那一百九十九只花瓶。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城里在报社做事的朋友打来的。“我把今天的新闻读给你们听。”他说，“我们的星球已经变成了一座城。假如你绕地球走一圈的话，就会发现喜马拉雅山只不过是一根避雷针而已。”“完了吗？”泥问。“完了。”这报道太短了点，我捉摸着又是迪迪干的好事。“桥，”瓦说，“村里人肯定还会回来的。”
我站在瓦和泥中间，搓着手尽量严肃地点了点头。我想以这种方式使泥把眉头皱一皱，但没有获得成功。她漠然地注视着屋外。屋外是越来越冷的太阳。1985年（原载《福建文学》1986年第1期）惘寂
老房子弥漫窸窸窣窣的响声。泥装出早已习惯的样子。有时候某只老鼠因为受了同伴的袭击或者寂寞，会发出凄厉的尖叫。泥还是装出早已习惯的样子，我直感到恶心。我是说，她可以不整天面色苍白地哆嗦，只要在某种小动物发出尖叫声时颤抖一下也行。但她就是装出早已习惯的样子。看着我安装第十七层隔音玻璃，她站在靠近煤气罐的地方咯咯咯笑。她一笑我的手就哆嗦得更厉害。事实上，我那十六块隔音玻璃根本没有一块装得像个样子。虽然它们占据了不少空间。那些小动物有意识地把它们弄出的声音送给这些玻璃折射，造成另一种它们乐意倾听的效果。可我就是受不了。我知道泥也受不了，她只是装作受得了。发现这一点真使我兴奋。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揭穿她的把戏。但她就是不惊惶。只有在她惊惶的时候揭穿她的把戏才会有好效果。否则她会咯咯咯地笑。或者写某个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的公式来证明她知道我的一番话是蓄谋已久。那么倒霉的只会是我。也许我可以等待。糟糕的是我根本就没法等待。隔壁那些小动物弄得我没法等待。自从惊惶之后，我就开始梦到那些小动物了，诸如蜥蜴、蟑螂、蚂蚁、蝎子、蚊子、老鼠、臭虫之类。那些梦非常丑恶。比如说一旦蚂蚁和臭虫在我梦里交配，就使我意识到我是蚂蚁泥是臭虫。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事儿。我当然应该呕吐。泥也应该呕吐。泥就是装出早已习惯的样子。她在银行里和口袋里都有许多公式，全是瓦推算出来的。全都很神秘。她应该知道我所有梦的内容。于是，我不得不佩服泥的免疫能力了。
光那些小动物弄出的响动就已经够受的了，我怎么还敢到隔壁瓦的小屋里去呢。泥每天在同一个时候固定去一次，确切地说是在太阳消失在灰楼后面的前五分钟。毫无疑问，她的镇定自若与此有关。她每次从瓦的小屋过来，都要莫测高深地冲我笑笑。至少我觉得她那无声的笑莫测高深。我琢磨着瓦准是又在干一件揭露我们所有隐秘的把戏。果然，泥对我说：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哼！科学？全他妈是冲着我来了。我无法再忍耐了。虽然我不敢暴跳如雷（否则泥会咯咯地笑），但我就是要把那些小动物一只只掐死，最好把它们全捻成粉末。我兴奋起来。我看到所有蟑螂、蜥蜴、臭虫等等全都死在我手上，它们发出吱吱的尖叫，非常好听。我的两只手都沾满褐色的血液，像毕加索的油画。我只要把手掌往墙上一拍，顿时就诞生一幅杰作。我手上小动物的血越来越多，嘀嘀嗒嗒落在地上，构成许多我熟悉的面孔。瓦、泥、迪迪全都用很羡慕的目光看着我。瓦的脸色甚至有点儿苍白。我激动得要命。我哈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一点儿也不惊惶，一点儿也不寂寞，甚至一点儿也不恐惧。我只是开心。前所未有的开心。泥准是糊涂透了顶儿，她迷茫地看着我。我愈发开心，浑身都大笑起来。“桥，”泥小心翼翼地问道，“桥，你干什么？”“你们——”我说。我还是笑。“我们怎么啦？”泥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你们，”我终于忍住笑了，“你们都没有什么。”“我们都没有什么？”“你们根本算不了什么。”“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瓦、你、迪迪，所有的人，都算不了什么。”“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泥的脸色蓦然间变得苍白。“伟大个屁。”我一挥手，断然得像个将军，“你看我的。”
我在泥惊恐的目送下，毅然冲出门去。我的心被自己的壮举激动着。
风是凉凉的。凉得发冷。夏季的傍晚，风凉本来就很不正常。一旦发冷，就更加不正常了。没准是预示着某种不对劲儿。总之是不对劲儿。我发现天上仅有的几颗星星也排列得有些说不出的诡异。我呆呆地站在门口。旁边高楼孤独地耸立着，没有一点儿声息。远处比较宽的街道上虽然还有车在跑，但那声音传到这儿来已经有些缥缈。也许那声音本来就缥缈。就这样暮色开始苍茫。老房子像一种在这儿蛰居多年的怪兽。我呆呆地站着，努力回忆自己怎么会冲出门来。隐隐约约地觉得我冲出门是为了干一件伟大的事儿。那件伟大的事儿曾经激动得我浑身发热。然而我现在身上凉得厉害，我根本就别指望能想起那是件什么事儿了。也许只要有一件事儿能使我浑身发热，我就会把一切回忆出来。我的目光四下搜寻着，希望能看到什么东西使我激动。但眼睛里只呈现黑乎乎空荡荡的一片，甚至连一个阴谋也没有。我开始对自己泄气，继而灰心，最后是完全绝望。绝望使我平静下来。我一绝望就会平静下来。我的脑海里空冥一片。良久。一个黑衣女人又在老房子周围逡巡。黑裙子遮不住她又细又长的腿。那腿白得厉害，白得下流。我浑身终于开始发热。猛然泥咯咯咯的笑声从后面传来。那黑衣女人瞬间消失了。“你干什么？”泥说。“我没干什么。”我说。我知道一切都开始正常。晚风不再凉得发冷了。“你又在看那两条骚腿。”泥说。泥又咯咯地笑。“我没看。”我说。
我浑身火热。蓦地，我想起来了，我冲出门来是要掐死瓦的那些小动物，于是，我冷哼一声，说：“你们根本算不了什么。”
泥又迷茫起来了。
我正要一脚踢开瓦的房门，里面却传出了瓦苍老而陌生的声音：“桥，你不敢的。”我骇然驻足。瓦怎么知道是我，而不是泥或者那个黑衣女人？那个黑衣女人在老房子周围逡巡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这我知道。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桥，”瓦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你已经好多年没出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一百零三年，”瓦说，“你不敢弄死这些小动物的。”“你怎么知道我要弄死那些小动物？”“世上的事我全知道。”
灯“啪”的一声亮了。青色的光线从他的窗口透出来，空气顿时变得凝重。青色的窗帘像一块巨大的屏幕，渐渐现出一个令人骇异的头影。那人的头发胡须把整个脸乱蓬蓬地掩藏起来，有许多小动物在上面或周围跳跃飞舞。我知道完了。就是说我一切都完了。我肯定不敢弄死那些该死的小动物。我永远也摆脱不了那些恶心的梦了。我长长地作了一次深呼吸，对自己完全绝望。“桥，你不应该绝望。”
窗帘上那怪异的头影轻轻抖动着。我知道那就是瓦。瓦的声音仍然苍老而陌生。“我不应该绝望。”我木然地说。“也许一切都将结束，”瓦叹息了一声，“谁知道呢，也许一切都会延续下去。”
够了。一切都他妈的够了。那些该死的小动物弄得我尽做恶梦，那些该死的公式弄得我惊惶不安。泥把我的所有把柄牢牢地抓在手里，动不动就咯咯咯地笑。我像一只小虫子，蛰伏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等待毁灭。然而毁灭不了。这算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我颓然回到屋里，在泥轻蔑的目光下，呆呆地盯住那些横七竖八的隔音玻璃，脑海里渐渐又复空冥一片。
那天夜里，泥显得焦躁不安。虽然那些小动物还在把窸窸窣窣的响声送过来，但听起来总有些异样。也许是下雨了，也许仅仅是旁边高楼多洗了些衣服挂在窗外，总之有水嘀嘀嗒嗒地落在老房子上。奇怪的是这种声音一直没有减弱。窗外黑得厉害，若在平时，我一定会被这种奇怪的黑弄得心惊肉跳。但我的情绪很好。所有惊惶、孤独、恐惧、寂寞的感觉都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仅仅为很多年来为什么会一直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感到莫名其妙。泥一会儿抱头沉思，一会儿把床掀开看看。但床板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当把屋里所有地方都翻腾了一遍之后，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我顿时被她的可怜相感动了。“你找什么？”我说。
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坐到床边，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安慰着她。“桥，我害怕。”她说。她像个小女孩似的偎在我怀里，我把她搂得更紧。“别害怕，”我说，“有我呢。”
她轻轻地啜泣着，肩膀一耸一耸的，这情景使我想起早些年我们在垃圾桶的掩护下谈恋爱，我第一次吻她的事儿。我觉得屋子里充满爱情。我把她的下巴端起来，正要重演爱情的历史时，隔壁突然传来瓦奇怪的大笑声，那笑声连绵不绝，把小动物们弄出的声音全部淹没。泥猛然推开我，惊恐地打量着四周，然后发现我正在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她便满脸通红。“你这个骗子！”她叫道。
我还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瓦的大笑声戛然而止，随之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一会儿，这咔嚓咔嚓的声音也消失了。“你这个刽子手！”泥愤怒地对我吼道。
我没有睬她。我在静静地听。当我证实那些小动物的声音确实消失得干干净净之后，我才注意到泥还保持着一脸的愤怒。“泥，你怎么啦？”
泥不说话，她面色铁青地走过去，自顾自躺到床上，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然后叉开双腿，摆出很淫荡的姿势。“来呀！”她说。“泥，你到底怎么啦？”我说。“来呀！”她吼道，“你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跳过去“拍拍”给了她两记耳光，趁她懵懵懂懂的时候，我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早晨我去上班，同事们说我的气色很好。我很受感动，就说他们的气色也很好。大家都很开心。后来主任来了，我们都对他诚挚地微笑。主任也微笑，告诉大家说这个月可望多拿点奖金。大家就说感谢主任好领导。主任掏出一包过滤嘴“中华”香烟，很慷慨地往我们面前挥洒。一个机灵的同事就说主任一定有什么喜事了。主任只是哈哈地笑。大家说主任有喜事，应该让我们分享才对呀。主任说，实不瞒各位，我老婆昨晚在医院生了个九斤的胖小子。九斤！我的天，大家纷纷祝贺，说了些中年得子福深似海之类的话。主任乐得哈哈哈笑。我想着主任快五十岁的人了，已经不算是中年，却能弄出个九斤重的崽子，真是了不起之至，就没来得及多祝贺几声。有个同事不满地瞪了我一眼，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想立即补过，贺词却怎么也想不出来。还没等我想好，主任已经转身走了。我想他一定知道我没有大力祝贺，心里惴惴不安。我闷闷不乐地坐在办公桌前，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最后，我想出了买礼物去补过的办法，心里便立即舒坦起来。
大街上人很多，车也很多，全都急匆匆的样子，让人感动。商店一字溜儿地在大街两旁铺开，争奇斗妍。不但店名取得好听，什么飞达啦，凯宁啦，春艳啦等等，字也写得好看。还有的商店里大声地开着录音机，吼着“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什么的，具有说不出的震耳欲聋的美感。我走进一家装潢很漂亮的商店，发现里面俨然摆着菜刀、杀猪刀、匕首之类的东西，琳琅满目。我估计主任的儿子虽然他有九斤，恐怕一时也还用不上这些东西，因此很羞涩地退了出来。这样我进出了许多商店，虽然有些难为情，但还是信心百倍。最后，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洋娃娃。这个洋娃娃是个女孩，穿得很少，我想主任的儿子一定喜欢。果然下午我将洋娃娃送给主任时，他代表他儿子极大地喜欢了。我浑身充满幸福。
泥茫然地坐在屋里，她的旁边摆着许多钱。我感到莫名其妙。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却一声不吭。我把屋子打量了一遍，发现那些玻璃不见了。“你把那些玻璃卖了是吗？”我说。
她还是恍若未闻。“卖了好，”我自言自语地说，“要不太占地方了。”“桥，”泥突然抬头望着我，很忧郁地说，“那些公式不见了。”“什么公式？”我说。“当初我们存进银行那些。”“不见就算了。”“我今天去银行把全部存款都取出来，数目编号都对，就是不见那些公式了。”“不见就算了，”我说，“泥，我们出去吃晚饭。”
我顺手捡了几张钞票塞进口袋，然后把一条很漂亮的裙子递给泥。她看了我一眼，乖乖地换了裙子，和我一起走出老房子。
饭馆都是很漂亮的，我奇怪自己早先怎么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走进一家叫“奥林匹克”的餐厅，女服务员就笑吟吟地把我们迎向雅座。“吃点什么？”我说。“随便。”“我们吃西餐吧？”“随便。”“要两块牛排怎么样？”“随便。”
我匆忙点好菜，又要了两杯葡萄酒。女服务员微微一笑，翩然走了。“泥，你怎么啦？”我说。“我怎么啦？”泥茫然地看着我。
我们兴味索然地把菜吃了个精光。然后天就黑了。我们走出餐厅，到了没有灯光的街角，我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吻她。“随便。”她说。
我就吻了她。可惜的是她没有一点儿激情。刚才别把她那杯酒一口喝掉就好了，我想。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比较正常而幸福的。
我们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些日子。我是说，我把这种日子看成是平静。泥照旧是乖顺而茫然，除了每天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以外，她的平静简直是无懈可击的。我知道她是在寻找那些曾经使她激动不已的公式，就完完全全地原谅她了。
很多天后，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迪迪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当然我只是猜那个小伙子是迪迪。他果然是迪迪。他说：“你怎么还不到殡仪馆去呢？”说完他转身就走了。他莫名其妙的神情感染了我，我顿时也莫名其妙起来。早先那些情绪又笼罩了我。我努力想把那些情绪取个名字，但就是想不起来。我拿着钢笔在白纸上胡乱涂抹，直到下班了，那个很机灵的同事拍拍我的肩膀，我才反应过来已是黄昏。我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白纸上写着许多这样的字：
惊惶 瓦 寂寞 迷惘 殡仪馆
我胆战心惊地将白纸塞进口袋。虽然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我还是被自己的举动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庆幸没有人发现我的阴谋。我迅速走出办公室。在刚拉上门的那一瞬，我发现窗帘并没有关上。肯定有人发现我的阴谋了！当时窗口外面有许多眼睛，这没错，肯定有许多人发现了我的阴谋。那个很机灵的同事，他拍我的肩膀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发现我的阴谋才是怪事呢！我完了，我的阴谋已经被所有人掌握了。我的把柄完全在他们手中，他们随时可以把我置之于死地。事实上，我的阴谋早就被那个卖咖啡的小伙子记录下来了。那次我和泥迷了路，很愚蠢地走进他们的咖啡馆，他还没给我们送咖啡就忙着记录我们的阴谋。这不会错。我一阵晕眩。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办公大楼，发现门口有许多人，他们都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他们嘴角一律带着冷冷的嘲笑，那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我的阴谋他们早已识破，我的把柄全在他们手中！
我慌忙向一条没有灯光的小巷冲去，后面传来许多混乱的冷笑声。
我正在仓惶地逃奔着，一个声音突然清晰地传来：“看，那不就是桥吗？”接着许多脚步声从前后逼近。我的左右全是白色的高墙，根本别指望能逃走。我站住，拼命地喘气，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接着，我发现前面七八步远的地方有四五个雪白的人在渐渐逼近。我转过身，见身后同样有四五个雪白的人在逼近。我被包围了。我已经完全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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