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修复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北京日报人物采写组 采写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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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修复师试读：

长久的关注（代序）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突然走红，让国宝背后经年默默无闻的修复师们备受关注。然而，能在故宫修文物的毕竟是少数；能通过纪录片为世人所知，更是屈指可数。《北京日报》历来关注传统文化，不甘心众多修复师长久的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本书的主人公，既有通过纪录片而家喻户晓的故宫修复师们，但也不拘于红墙之内—有国家图书馆的“书医”，有沈从文先生的弟子、社科院的古丝绸修复专家，有青铜修复世家的后人；更是走出北京，将敦煌壁画、西安兵马俑的修复高手“收入囊中”。他们中既有皓首讷言的老专家，也不乏正当壮年的行业骨干；既有传统与传承，也不乏因地制宜、日益精进的新技术、新理念。这些修复师和他们修复的文物同样是国之宝也！《国宝修复师》以个性鲜明的人生故事、详实准确的专业内容、充满细节的修复传奇，带您走进沉静而不失情趣、内敛与生动并存的国宝修复师的世界。如果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故事、修复资讯，所传递的文化气息、工匠精神，能让人更多地了解、更长久地关注国宝，以及国宝背后的修复者们，则是文化之幸事。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坚守与努力。

徐建华：我在故宫修复古书画

高起的甬道，他走了四十二年。这辈子，他只安安静静地做了一

件事，就是在这里修复宫里上上下下的书画文物：上到一墨千金

的国宝《游春图》，下到乾隆花园的一张贴落。“干一行就是一行，就是拿来张卫生纸，也得把它裱好喽。”在这个拼速度的年代里，他依旧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和这座偌大的紫禁城一起，安静地守在这里。

师傅的背影

徐建华，面容微腴，头发花白，格子上衣外面套了一件旧衬衫。因为母亲是旗人，他说起北京话来圆润透亮，京韵京腔。采访时，他正拿着鬃刷，唰唰唰地往画上洒水，嘴里叮嘱着动作要领。徐建华是裱画科里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修复师，给作品接补颜色时，记者看到的是他握着毛笔、细纹密布的手。

五年前，干了一辈子文物修复的徐建华正式退休，但裱画室里徒弟多、师傅少，院里请他回来工作，他仍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公交去上班。

这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八点前就到了单位，从神武门的存车处骑上车，一路经过修葺一新的建福宫和四角挂龙的雨花阁，七转八绕到了办公室。裱画室的小院，位于慈宁宫的后身，是清代老太后颐养天年的地方，如今，成为整座故宫唯一有门禁的部门。

屋里，一张宽大挺实、披麻挂灰的红漆裱画案前，徐建华喝足了茶，戴上老花镜，细细观瞧上面的几幅隔扇。那是他这几天留给徒弟高翔的作业。此刻，几幅乾隆花园里“臣字款”的隔扇画页，已经修复如初。

晨晖时分，东面的阳光透过窗格斜射进来，一棱一棱地铺在地上，也挂在他雪白的头发上。

在故宫工作了四十二年，徐建华记不清他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清晨。一代一代，师傅传给徒弟，徒弟又变成师傅。

虽然世世相传，然而裱画技艺的起源时间，至今仍不可考。不过，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可以判断，这项手艺在晋朝就已存在，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徐建华说，这份儿分量来得厚重。徐建华工作照徐建华工作照

沉甸甸的回忆是从师傅们的记忆开始的……“1954年，老师傅们是院里从上海、南京、北京请来的，都是大鉴定家张珩、郑振铎跟徐邦达亲自推荐，解放前，他们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一年，正值盛年的修复师们从五湖四海被请进故宫。这其中，就有“苏裱”名家、后来成为徐建华师傅的杨文彬，还有古画修复大家张耀选、孙承枝等人。

苏裱，是装裱派别中的一种，细腻淡雅，修旧如旧，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在清代，皇帝偏好这种装裱方式。皇家藏画，或送至南方装裱，或请南人北上。所以，这次各地的裱画师们进宫后，也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间院子，南方人在前屋，北方人在后屋。前者水平高，主要负责修复一级文物，“主修画心，不管装潢”。

裱画师们个个神通广大，院里的领导如获至宝，不敢轻慢，即便是物资困难的年代，也坚持给他们发糖发蛋、发茶发烟，他们被叫做“糖蛋干部”，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

然而，老天也给了他们“九九八十一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冬天极冷，手被冻得伸不直，再厚的棉衣也挡不住寒风。“太和殿顶上一见白，人的手上就生冻疮。”南方师傅从小没见过这阵仗，受不住的，就回去了。一同北上的苏裱名家洪秋生，就因为冻得厉害，没多久就申请调去安徽博物馆了。

不过，让他们更头疼的，则是环境气候变了，书画装裱上的规矩跟着也变了。徐建华回身指指身后的墙，说，修复中有一道工序叫“上墙”，意思是把修补好了的画作贴到墙上，撑平晾干。以前在南方，气候湿润，师傅多用木墙。但到了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就得改用纸墙了。两种墙质的伸缩性，以及对纸产生的拉力差别都很大，一不留神，就容易撕裂画心。

技艺早已熟稔于心的师傅们，进了故宫，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重新来过。

徐建华搬来一本《中国书画装裱大全》，上面有一段讲他师傅杨文彬修复米芾《苕溪诗卷》的始末。

1963年，这幅价值千金、颇具传奇色彩，甚至牵连着一桩命案的国宝重器，辗转到故宫时，已是四分五裂。领导看着它皱眉说，就请杨文彬先生主持修复工作吧。艰难的修复过程如今化作书上一个个复杂拗口的装裱名词。面对一堆从北宋年间流传下来的碎纸片，杨文彬巧夺天工，拿出了一身的绝活儿，最终，顺利使作品重现神采，全无破绽。“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来了，都主动给我师傅递烟。能在1949年以前靠书画修复吃上饭，凭手艺站住脚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徐建华合上书，嘴角一扬。

当然老先生们也有自己的放松方式。“那时师傅挣一百一十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家眷又不在北京，发了工资干嘛去啊，几位师傅一合计，干脆下馆子吧。”

徐建华说，那时故宫外面有洋车，出门一招手，“洋车！”拉起来就走。负责京裱的张师傅是地道老北京，知道哪儿的馆子好。“点菜点菜！”张师傅边看菜谱边招呼，“这菜多少钱？才几毛钱？几分钱？好家伙！这钱得花什么时候去！”

他描述得活灵活现，让那些老先生的身影晃动眼前。

他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1974年，第一次进故宫修复厂时，徐建华二十三岁。

来前，他花了一毛钱进故宫，问看殿大爷修复厂是干嘛的，大爷说，是学技术的，年轻人都想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紧缺，没有工服，没有套袖，进门只分给他一条围裙。冬天，屋里没暖气，取暖靠烧煤；门口也没有门禁，几十颗镏金门钉里有一个是机关，跟武侠电影里似的，按下去门才会开。

因为在南京当过兵，徐建华听得懂无锡话，这点特长，让他成了杨文彬的徒弟。

见面的第一天，师傅对他说：“既然干就好好干，这行苦，干好不容易。”

这行苦？有多苦？在部队当了五年空军的他，心想这还能苦过当兵去？

随后，他便赶上了杨文彬主持修复《清明上河图》。

上一次修复《清明上河图》，还是在明代。如今画作已是布满灰尘，伤痕累累。徐建华说，整个修复过程，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师傅的样子：“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那个耗神费力的身影，让他隐约明白了这行的苦。

不过，徐建华是家里的老大，自幼扛苦。跟随杨师傅前，他已跟着其他师傅上过半年大课，学下了徒弟的规矩礼数和基本技能。每天早上，不管师傅来不来，他都会把师傅的马蹄刀磨得又快又亮；而备纸等书画修复的基本活计，他也操持得老练麻利。

到了冬天，他还负责生火。下班前把报纸、煤球准备好，第二天不到七点就生上了炉子。烧到煤块在炉膛里烫起来，师傅来时，屋里已是热热乎乎。“当徒弟，你就得处处用心。”

第一次穿画绳时，徐建华总穿错，师傅啪地一掏就过来了，变戏法似的，可自己怎么也没看明白其中的诀窍。晚上下了班，他就骑车奔了住在小石桥胡同的师傅家。“杨师傅，这怎么弄啊，我怎么穿了好几回还是不成啊？”

杨师傅抽了口烟，笑着看他：“你这个线团总搁自己怀里待着就对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师傅一句话就道破了机关。这些诀窍“抓住了，就是你的，抓不住就溜过去了”。所以，老师傅们聊天时，他从不懈怠，常常是竖着耳朵站边上听。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讲到浆糊的浓度；讲到托纸的选择；讲到宋末明初多竹纸，因为朝廷都在产竹的南方；讲到宋代的绢织得细密，所以破而不散……

长时间的恭谨，换来师傅多年的经验，更修炼了自己的悟性。“他们上午聊，下午我就按着师傅说的方法做，旁边还有一个师傅没走，也会问问他这么做行不行。”第二天一早，杨文彬进屋后，看见炉子生上了，茶沏好了，刀磨完了，笔备上了，再打开案子上的画，发现下一道工序也做完了，就会冲着站在旁边的徐建华点点头，“师傅觉得行，他也很高兴”。

慢慢地，徐建华从师傅那儿零存整取地掌握了各个朝代用纸特点和选纸方法，学会了各种装裱格式，托绫子、打糨子、做立轴、做册页。三年出徒，一门不落。

老师傅们觉得小徐不错，便把自己的好茶叶分给他喝。

1977年，院里决定启动《游春图》的修复工作。这次，主修仍是杨文彬，而助手成了徐建华。

他们面对的，是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唯一的传世作品。1949年前，大收藏家张伯驹用了二百二十两黄金才换回它来。历经了上千年的光阴，此时的《游春图》已丧失了昔日神采。

古书画修复，讲究“洗揭补全”四个步骤。洗，是指去除画心上的污迹和霉斑，但处理不当，则会连颜色一同洗掉。《游春图》是一千多年前的重彩绢本的青绿山水，年久颜色失胶，更易掉色。所以上水淋洗前，要先用一定浓度的胶矾水轻刷在画心正面，达到固色效果，“一遍胶往往不够，晾干后用小绒布擦，掉色的话要再刷一遍”。徐建华说，《游春图》绢薄，对胶的要求高，必须得小心翼翼，光上胶固色，他就前前后后刷了三遍。

而这才是破题，文章还在后头呢。

把命纸、背纸都去掉，画心背后露出的补条足有上千个。面对一堆伤痕累累的“绷带”，留哪个，换哪个，他必须都在脑子里记着。“补条上有画意，弄不好，小人的鼻子眼睛就没了。全揭下来不行，拼不上去了。怎么办？揭一半潮一半，涂上糨子，把它贴回去，之后再贴另一半。”就这样，如履薄冰，反反复复，补完之后，徐建华算了算，一共用去纸条七百多份。

浩大繁复、步步惊心的修复工程持续了半年，不知是不是隔了几十年的缘故，他只说得云淡风轻。

1978年高考时，北京大学考古系到故宫招生，院里推荐徐建华去。多少人打破了头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他婉拒了。他说，去了出来当官，可自己的手艺就断了。“为什么老师傅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别的心，一心想干这个。”

故宫的古书画修复技艺，徐建华，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守护与传承

学生高翔刚来故宫那阵儿，总往武英殿跑。她趴在展柜前，盯着师傅徐建华修复的那幅徐渭的《竹墨图》，怎么也看不出破绽。徐渭的画是没骨技法，十分难修，可高翔愣是“使劲看都没看出来”。

徐建华说，想干好这一行，说来说去，就是经验多不多。看得多，干得多，熟了才能生巧。

2003年，江阴市一栋民国初年的西洋小楼里，发现了四个神龛，正面雕着双龙，四周嵌满蝙蝠和牡丹。就在拆迁工人不小心把这些神龛打碎时，四份神秘的卷轴应声落地，由于破损严重，它们被紧急送往故宫修复。

随着卷轴徐徐展开，徐建华和修复部的同事发现这是四份清代诰命书，用蓝、紫、黑、红、白五种颜色的麻丝制成，是光绪皇帝亲自颁发给江阴官员的文书。

文物价值上，它们远不及这里曾经修复的《清明上河图》《五牛图》，但徐建华总会想起师傅杨文彬的那句话：“书画勿论价格都要同等对待，就像医生看病不论穷富，医德最重要。”

四份文书中的三份还好，原绢尚全，只需对画心略作修补即可。而那份《章润华之父母诰命》则着实给大伙儿出了个难题：原先长240厘米、宽30厘米的画绢，如今只剩下个巴掌大的残片，所有的部分都需要重新补齐。

放在早先，老师傅们会去库房找一些清宫藏绢作为修复材料。然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那些老年间的纸绢开始被定为文物，“一打报告，说不让用了”，没有材料，于是许多问题都得重新摸索。

他们眼前的这件诰命残片是光绪年间的稀薄绢。老材料，不让用；新材料，买不着。到底怎么办？最终，徐建华决定带着同事改造现有补绢。有个成语叫“抽丝剥茧”，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绢丝从补绢上一点一点抽调，把它变稀薄。

他们先找出的是绢丝和织造方法类似的仿古画绢，接着按照残片绢丝的密度，一根根抽取经纬绢丝，经过反复比对，达到了和原绢最大程度的相似效果。

最终，在经历托命纸、染色、上墙、包边、再上墙、砑光、加米贴、地杆、轴头、别子等步骤后，原本残缺不全的诰命残片，被修旧如旧地复原得和其他三份诰命文书大小、形制都一样。

至今可以看到当年的这样几张照片：同一块画绢上，左边是细密紧实的新绢，右边是丝缕分明的稀薄绢；而在一张铺满卷轴的画案前，是徐建华眯着眼专注修补的身影。

他说，书画修复，既不能不管不顾乱逞能，也不能缩手缩脚，“是个胆大心细的活儿”。

几十年来，徐建华始终守着这点匠人对技艺的初心和感悟，在这方紫禁城里的僻静小院，贴贴补补，描描画画。

被溥仪带出宫的《湘江小景图》重返故宫时，画心碎成米粒那么大，他和同事光拼对就花了六七个月；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守着裱画室里的文物，两个月没回家；“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他同时忙乎七个展览，一下累得急性胃出血；而几年前，新疆出土一双纸靴，他又搭飞机倒大巴去高昌古城，帮人家做鞋纸“揭秘”。

在他大半辈子修复的作品中，有展子虔的《游春图》、韩的《五牛图》、文徵明的泥金《兰亭修禊图》、赵孟的《百马图》、文彭的草书《千字文》、林良的《雪景双雉图》、解缙的《七方诗》、马和之的《唐风图》、张的《神龟图》、王原祁的《晴山叠翠》等几十件珍贵文物。2000年，他还承担了国家文物局“书画装裱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工作，一年后，又带领同事共同完成了故宫博物院年度课题“清代书画装潢研究”。

2012年，新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一栏中，写的正是他的名字：徐建华。徐建华说装裱的人大都腿不好，因为总得站着

紫禁城里，大家叫他徐老师，紫禁城外，大家叫他专家。人们信任他的技艺，也信任他的眼光。

一天，故宫前副院长杨新找到他，兴致勃勃地问：“有这么一件事我跟你说说，我前几天在别人手里发现一张东西，是张旧画，元代的，上边有好多折痕。你给断断？”

徐建华想了想，说：“那折痕规律吗？”“规律，都跟筷子似的那么长、那么宽。”“可能不真，”徐建华笑笑，“那折痕是用机器压出来的，所以长宽都一边齐。”

也有拿着画直接去他家拜访的。徐建华哭笑不得地说：“说是让我装裱，可一进门就问我，徐老师，您看这幅画是不是故宫的，是不是宫里原装的？结果我说完后，人家就拿着画走了。第二天我才醒过闷儿来，合着装裱是假，就想听听这是不是真画啊。”

虽然周围有盛情邀请，也有虚晃一枪，但不管怎样，徐建华心里还是挺高兴—在过去，好的修复师都得会书画鉴定，对文物格式、工具材料、装裱技术和历代书画的作伪方法有些研究的，才敢张口。

如今，徐建华有一个还没成型的计划，他想和几位同事一起，跟院里申请拍一部纪录片。他说，想把以前的装裱格式，详详细细地录制下来，“手卷、册页、南北方不同装裱形式的区别、材料的使用等等”。“早晚有干不动的一天，那时就真得退休喽。”徐建华笑笑，把自行车存在车棚，空身儿往故宫外走。

穿过神武门，仍是那座车辆来来往往，人群川流不息的城。他转身上了109路。上车前，他说：“咱就希望身上这点手艺，能够更久远地传承下去。”杨思思采写于2016年3月　徐建华提供图片

王津：故宫「钟」情

可以容纳好几十人的会议室里等着被采访，五官在光影中更显儒

雅。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王津提前一刻钟就到了。他站起来，

把记者一一迎进来，待众人落座后，才自己坐下，淡淡地笑着解

释：“正搬家呢，小屋里工具、文物全都打着包，实在不方便请

各位过去，所以在这儿借了个会议室。”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个圆形的钟，不紧不慢地转着，王津

不时抬头看一眼，时间、钟表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生活的一

部分。

不独光阴朝复暮

王津，红了，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外人都说，他红的原因是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他不太认同，他把自己的意外走红归结为：“打动观众的是文物。”

这就是王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他自己就像是一块精密的机械钟，无论外界如何，自己永恒维持着滴答滴答的节奏，不急不躁，不慌不忙。

2013年，王津就曾经上过电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等全都露了脸儿。那会儿，他坐在文物背后，偶尔点评解释一两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手里的时钟。

当时，一位男性观众徒手击碎了故宫大殿的一块玻璃窗，导致临窗陈设的一座钟表跌落受损。

受损的玻璃窗在故宫内西路开放区的翊坤宫正殿原状展室内。这座宫殿建成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清代慈禧太后住储秀宫时，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五十寿辰时，也曾在此接受大臣们的祝贺。如今，这座宫殿保持着清末原状陈列，向观众开放。但更多人熟悉这座宫殿，是因为一部《甄传》，华妃娘娘的寝宫就假设在翊坤宫里。

受损的钟被第一时间送到王津手里修复。故宫还特意组织了一次集中采访，十多位记者一拥而入，王津不时提醒：“各位，稍微留神，尤其是背双肩包的。屋里窄，桌上东西多。”

安顿好了“长枪短炮”，王津端坐在文物后边，慢条斯理儿地说：“这次被损文物叫铜镀金转花水法人打钟，是清宫旧藏，18世纪英国制造。其底部内置机芯，正面有三组料石转花。底部上方四角亦安设转花。文物中部为三株棕榈树及水法装置。棕榈树托起上方的圆形时钟，钟上立一敲钟人，与钟表机芯联动，可报时。该文物按照国家文物评定标准，为二级文物。”

全程没打磕巴，没有废话，干脆利索。

他偶尔用手轻指文物，点到即止，仿佛手下不是冷冰冰的金属件，而是一朵娇嫩的花苞。

此时，桌上文物的真实状态，用伤痕累累形容，毫不夸张—原本的防尘罩已经全部散架，直立钟体上部“扭伤”，万幸的是最娇气的白色表盘完好无损，但表蒙子脱落了，齿轮仍然可以运转。“修得好么？”

王津胸有成竹：“受损的玻璃件儿，宫内仍有原料备用，修复不成问题。”

那会儿王津还没火，所有镜头都对准了他面前的钟。这位儒雅的钟表修复师坐在钟后，丝毫没有关注到镜头，耐心地讲解着往事：这款钟表是英国特别为中国打造的，不仅制作工艺中融汇了东方宝石镶嵌技艺，而且出厂就是两座。“西方自己制作钟表多是一座，只有东方讲究‘好事成双’。”

如今，王津再出现在镜头里，依然愿意将文物放在前面。他很满意自己的设定—一位最佳男配角，发挥出钟表的最佳状态才算是他的本职工作。

一弦一柱思华年

即使每天把时间握在手里，匆匆时光依然从指缝里逝去。今年，王津体检的时候猛然发现，从小到大保持的1.5的视力下降了。“岁月不饶人，也是该眼花了。今年视力0.8。”王津摆摆手，笑了。这笑容背后凝结着一丝不得已的怅然。

1973年，王津的奶奶去世了。十二岁的少年搬去跟爷爷同住，说照顾其实有点牵强，更像是就个伴儿。“爷爷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小时候我偶尔会去给他送饭。每次就让送到神武门外边儿，爷爷溜达到门口取。他一般不愿意让我们小孩儿进宫玩，他说了这宫里一草一木都是公家的。”至今王津谈起这段的时候，眼神都会发光。这是他儿时的记忆，饱含着对亲人的记忆，“那会儿故宫对我而言，就是神秘的。有时候也会胡琢磨，高高的宫墙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后来爷爷年纪大了，有时候报医药费、去医务室拿药，也是我去跑腿儿，那会儿故宫就是一个单位，每次匆匆来了就走，顾不上多看。”

1977年，王津从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学初中毕业，准备响应号召下乡。10月，朝夕相伴的爷爷去世了。

算是一种对家里的照顾，王津接到通知可以去故宫接班。一开始得到的信儿是去图书馆。也是恰如其分，王津话不多，目光清澈，文质彬彬的。

不过，院领导可能觉得男孩子更适合在文物修复厂工作，上班第一天，老厂长就带他到各个工作室转了一圈。

一转就圈住了他的岁月。

走到钟表室，一席帘子半遮着屋门，只有一位师傅正忙乎着，他就是后来王津的师父—马玉良。

他停下手里的活，站起来引着王津去看桌上摆着的两件钟表：“你喜欢什么呀？”

王津透着实在，憨憨地说：“不知道。”

他又问：“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喜欢动态的，好玩儿。”王津打开了话匣子，“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觉得挺有意思。”

老师傅笑了，眯着眼睛，说了一句“挺好”。

对于这次面试，王津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就感觉别的屋里人挺多的，木器室的地上都是刨木花，没有下脚的地儿都”。

大概过了十来天，王津接到了通知，去故宫博物院钟表室上班了。王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打量着爷爷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牢牢记得千百次的叮咛“不能拔一棵草、摘一朵花，不能对这里的任何东西心怀觊觎”。

几年前，在一场民间钟表展览会上，台湾著名收藏家黄嘉竹带来了一件得意的藏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女儿的一块怀表。一片追捧赞叹声中，黄嘉竹拉着王津，执着地询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这上面有女王的签名。”

王津仔仔细细地把怀表放在手里端详了一番，诚恳地摇了摇头。黄嘉竹心满意足。

确实，一辈子沉浸在精确到毫厘的机械修复中的王津，对于价值的判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脱和淡然。也许，这就得益于爷爷儿时的叮嘱。

择一事“钟”一生

刚开始上班，王津学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修表，而是打水。直到现在，正在打包的老修复室一角依然摆着一个脸盆架子。“每天下班，师傅都得洗手。他不洗手，谁也不敢动。这水谁打？总不能让老师傅临下班自己去打水吧？当徒弟的得有眼力见。”

为什么下班先洗手？

因为传统的钟表修复讲究的是用煤油清洗机械构件。双手必须长年累月地浸泡在煤油里，有时候手一洗就得一个小时。“师傅说了，宁可伤手，不能伤文物。”王津说得轻描淡写。“谁干了谁知道，别说手了，鼻子就熏得受不了。”

然而，古钟的铜质零件经过这样一遍遍的清洗，才能焕发出久违的光泽，也露出了程度不一的残损。“这是修复后过几十年还是保持很完好的原因，有的可能会有一层淡淡的氧化层，但绝不会有腐蚀的痕迹。”

王津的师父是从故宫警卫队转来的，严肃不苟言笑。每天八点上班，他七点半就进办公室，也不言语，绕着工作台转悠。“我们的活儿都摆在桌上，他从来不问你干到什么程度了，活不干利索了，绝对不允许你碰下一个活儿。”

其实说是干活儿，第一年学徒是不让碰文物的。就是练练基本功，比如弄点铜丝，粗的细的，锉个销子之类的。

有时候，师父会给一些小型的闹钟，让王津拆了再装上。一套走时的，一套打点，趁着师父不留神，王津拆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两套设备分开摆。“师父看见了，一把就给混在一起了，练的就是眼力。刚开始装的时候肯定费劲，一个零件安得不到位，表针就不走。”

这规矩谁定的？没人说得清，师父的师父就是这么一辈儿辈儿的传下来的。

师父的师父是谁？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发布了，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榜上有名，王津是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师父马玉良是第二代传承人。第一代传承人写着徐文的名字。

其实，再往前可以追溯到1601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将四十多件贡品送给明朝的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西洋钟表。至此，红墙金瓦的紫禁城里，除了打更的声音外，增加了滴答滴答钟表流转的声音。同时催生的一门技艺，就是钟表修复技艺。

最初的钟表技师是西洋传教士。164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京，他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造办处的钟表匠师。到1811年，总共有十五位传教士入宫承接皇帝下达的制钟、修钟的任务。这些传教士们钻研皇帝的喜好，把当时最新的、最有趣儿的钟表送到宫里，车马游船、花鸟鱼虫、各式人物，时间通过发条被美化成了一幕又一幕的好戏。

到了清乾隆年间，宫里干脆成立了“做钟处”，制造钟的技术达到鼎盛，参与设计、制作、修理钟表的技术人员也随之增加。钟表匠人也有了中国人的参与，其中还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为南匠和北匠。还有一类是做钟太监。

三百年间，故宫的钟表修复技术从未断过档。因为钟表是实用器，所以即使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一批钟表匠人依然留在了宫里继续工作。

清末前后，仍有少数钟表维修的工作人员在宫里供职，其中就有徐文。相传，他早年还曾经跟洋人切磋过手艺。

之后，徐文培养了徐芳洲（徐文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浩然四位学生，他们成为故宫修复古钟表的第二代传人。

如今，王津收了徒弟—亓昊楠。像是钟表一样，这门技艺又一次可丁可卯地传承着，没有漏跳或者缺转儿。这位年轻人也爱用手工锉，不爱用外边的。“早就有车床锉了，但是稍不留神就容易弄坏了，还不如手工快。”在他俩的工作台上，桌沿儿加装了一根竹条，就是为了锉东西方便的。“今年，我们这屋里还能热闹些，应该能来一两位新徒弟。”王津说，“这些老规矩也会传给他们。”

鬓发虽改心无改

王津数不清楚自己修过多少座钟，只一个概数：四十年两三百座。但是经手的每一座钟，一提名字，基本当年修了哪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每一次都是耗费心力的活儿。王津说：“修钟表跟别的不一样，你糊弄它，它就当场给你撂挑子—不走。所以别说一点儿不留神了，差一分一毫都不行，必须顺了每个零件的意，这钟表最终才能滴答滴答走起来。”

不过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变魔术人钟”被王津提起的次数最多。

这座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道光九年（1829年）制造，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约30厘米。神奇之处在于，钟内有一个变戏法的老人，手里拿着豆子、小球。运转时，钟顶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圆球随之转动，三个圆盘也同时不断变色转动。“故宫的钟表都是独一份儿的。我们也到访过不少国外博物馆，也接待过不少外国文博界的专家，还没有谁敢说自己馆藏的西洋钟表比故宫的精彩。”一贯温润的王津难得激动了，手舞足蹈了起来。王津工作照王津工作照

您想啊，这些故宫藏的钟表都是“贡品”，是送给这个国家最尊贵人的礼物，代表着一种仪式。尤其是清代的顺治、康熙和乾隆三位皇帝，钟情西洋钟表。为了讨皇帝开心，各国送来的钟表，走时、打点的基本功能已经被忽略，复杂独特的演绎功能才是较量的重点。因此，这些钟表被修复师们爱称为“玩意儿”。

据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这座“变魔术人钟”就计划修，但是一耽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回库了。老师傅们见过这钟，形容起来就一个字“破”。

1998年，王津动过念头修这座钟，但迟迟没敢上手。犯怵的原因是，这座钟太复杂了，共有一千多个零件组装成了七套系统、五套机械联动，底盘的齿轮多得就像一座盘根错节的“迷宫”，“瑞士的专家也来宫里看过，这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复杂的西洋钟表之一”。

2007年，荷兰想借这座钟展出。王津和亓昊楠从仓库小心翼翼地把钟从库里请出来。“机芯、开门都坏了，链条也断了”。

开始修的时候，没有图纸，王津师徒俩一步步地拆，细小的零件摊了一张双人写字台。俩人喘气儿都小心翼翼地，生怕吹跑了什么。

该补的补，该修了修。发条坏了，配几盘来；小鸟的气囊被虫子咬了，从荷兰买皮子，给补上。“当时国内没有这么薄的皮子，不少小的气门儿都是重新做的。”王津师父那一辈，也有替代方法，用民国时候的纸币补羊皮气阀。这种纸币的韧性比纸强。“现在纸币没有了，只能买皮子了。”

装起来调试的时候最磨人。“七套系统有连接，有管走时的，有管音乐的，有管开门的，有管鸟叫的，有变魔术的……一环扣一环，稍微差一点儿就打架，卡在一起还不敢硬掰开。好在我们都有耐心。”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年，什么情况下开门，什么情况下小鸟飞出来，什么时候出什么颜色的球，每一步都要试，所有都是有联动性的，前后错了一个，就得推翻重来。

这座钟终于修好了。

2010年，它还远赴荷兰展出了半年。“不过跟在故宫钟表馆的钟表一样，演绎功能并没有展示。感觉有点可惜。但也理解。”

如今，王津的同行寥寥无几，不仅因为经济条件好了，手表也变成了一种“快消品”，坏了买块新的就是了，还因为外边修表都是标准件儿，成批量的零件提前生产好，哪儿坏了换上新的就行了。而王津过手的钟表没有参照物，所有的过程都得自己琢磨。“修复的每一步，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机械的想法，蕴含着当时匠人的想象力，体现了民间工艺人的巧思。”打开一座钟，一位一位古老匠人真实地还原出来，当年是敷衍了事的糊弄，还是谨慎耐心的修整，一目了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王津和徒弟的手艺也将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下去。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里，王津正在修的是一座乾隆时期的大型钟，老规矩一对儿。这是他们为了拍摄，特意从库房里翻腾出来的大家伙，一百多年都没人动过了。

这对大钟，每座钟最下面是一组跑人，正面是两层，四开门。第一道门开了，还有一道门，里面有转花表演。钟表的中层干脆藏着一幅动态的田园风景，迎面是几只小鸡，翅膀可以拍动。旁边有一汪水，上面一只小鸭子正在畅游。再往边上有小溪，一只大公鸡带着一只小鸡正在捉食儿。还有一道门儿，打开了有人在纺线。

如此复杂的场面，完全通过机械连接，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王津打开钟表一瞅，“嚯，机芯都坏了。可能早年间皇帝身边的工匠修过，但没成功，零件拆了就直接搁里边了，又是灰又是锈”。“这算是碰上了好师傅，起码都给你扔里边了，没丢了。这要是缺个别零件儿，又没有组装图，那就真抓瞎了。”王津干上活儿，永远是一副好脾气，乐天派，“多好啊，这么多年，搬家、调库，零件基本没少，不错！”

修复依然从最底层开始，发条断了，盘新的。所有钟表零件都是挂在木材料上，但这上百年的木头在北京干燥的天气下早就变了形儿，直接影响的就是齿轮咬合，本来二三毫米的量，生扩大到了五六毫米，修复起来就一个窍门—慢慢调。

有些齿轮的尖儿缺了，那就补上。0.3毫米的尖，在王津眼里算是正常的。“如果所有齿都掉光了，那就把轮片摘下来，换一个，但是轴承接着用。如果因为一两个尖儿没了，就换全套，那是外边修表的。”王津说得铿锵有力，“故宫修钟表，绝对是最小干预。”

王津偶尔也要按照博物院的安排出席一些活动，比如参加《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的发布会等等。他的头发每次都梳得一丝不苟，几根白发夹在其间。

有人夸他：“您看着真年轻。”

王津笑而不答。一辈子踏踏实实干活，通过双手与异国古代匠人的智慧对话，凶猛的时光也被感动得温顺起来。

初会便已许“钟”生

跟钟表打了一辈子交道，王津却没给自己置办过几块像样的手表。他说：“看时间的方法可多了，我们工作室里永远有标准钟。修复的时候要照着对时间的。”

在他的时间里，他习惯性赶快。“早点到，一切都有准备。”王津说，“经过盘点，故宫博物院如今珍藏着大约一千五百座西洋钟表，其中我上手修复过的有两三百座。如果再算上前两辈修复师，大约有一千多座被修复过。但是大约还有三百到五百座在库房，从来没有动过。”

说着说着，他先把自己逗笑了：“谁都不愿意干复杂的，所以去库里提文物的时候一般捡着容易的修。剩下的都是不好啃的硬骨头，修复工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长。”“小亓这代，我看是修不完了，至少还得有两三代人，才能修完一遍。”

而且现在文物的保管环境变了，恒温恒湿，伺候得特别到位。一件钟表修好了，也没有人跟皇上似的摆弄着玩儿了。就算是偶尔需要演示，也就是象征性地上个弦，动一动就收好了。“就是我，有些钟表修好之后，我也没有机会再看它动起来了。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满足。”

那以后，钟表修复师干什么去？“目前，故宫西洋钟表还处在抢救性修复阶段，随着钟表收藏越来越完好、展览安排越来越密集，保养性修复或将成为以后修复工作的重点。这都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为宫廷钟表修复带来新的活力。”

有时候，王津也被邀请去救急。比如有一年瑞士在北京办一个钟表展，结果一不留神把一个钟给摔了。现从瑞士搬救兵，显然不赶趟儿了，有人想到了王津。

这是一个写字人钟，故宫有类似的，王津没修过，但看师傅们修过，小人拿毛笔写字，落笔的字儿居然有笔锋。夜里十点多了，王津赶到了现场，诊断结果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个链子断了”。

可是现场没人弄得了，还得王津亲自上手。“我给他出主意，干脆把坏了的链子摘了，去买一根0.5毫米的钓鱼线。这种线粗细合适，韧性也好，还有劲儿，能救急。”“行，行，行。”对方一听钟有救了，哪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王津嘱咐人家：“这就是救急，真的还得换链子。”

现在，王津名气大了，别说请他出山的人了，想要采访他的媒体都需要排队，才有机会搓堆儿跟他聊两句。有时候问的问题重复了，这位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依然温文尔雅地回复着，不厌其烦，也从来没说过“你看看以前的报道”之类的话。

去年5月，王津跟爱人去多伦多旅游。有俩留学生冲着他就走过来了，开门见山地问：“您是故宫的王师傅吧？”

王津突然有种“网红”的感觉了。“原来在北京，确实认识我的人不少，不认识的上来要签名儿的，或者跟公交车站等车要合影的，我都碰上过。这么老远还有人认识我，看来这片子传播得真不错。”

回到班儿上，王津还跟四十年前一样，该干嘛干嘛。有人撺掇他开个微博，跟大家交流交流。王津没同意，他说：“开了不回复人家，我心里不落忍，不尊重留言的人。可是看这个，我又没时间。而且老了，眼睛就不好了。我现在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大夫说我左边眼压高，但是放大镜在这只眼睛上带了一辈子，早就适应了，换到右眼上去还真不行。”

四十年前，王津去钟表修复室里转了一圈儿，从此与钟表打了一辈子交道。儿子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如今也成了一位钟表修复师。提起这事儿，王津挺知足。“儿子从小就跟着我一块上班，放学后就在工作室旁边写作业，看着这些老宫廷钟表长大，对这个有感情、有兴趣。”和大多数90后的年轻人一样，王师傅的儿子平时跟父母交流的内容不算广泛，“我们每天在一起聊的都是钟表，有时候他回家来谈，有时候就在微信上交流。”

采访结束，他骑着一辆1986年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回修复室，夕阳西下，他一边慢悠悠地戴手套，一边说：“我们这个行业，择一事终一生。再干四五年，我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了，如果身体允许，如果故宫需要我，我还是会继续留下来修文物的。”

时钟滴答，我们听过无数的故事，最好的大抵也就是这样了吧。

王津徒弟亓昊楠讲述了魔术钟的修复过程

魔术钟外观为铜镀金古典庙宇式，没有表盘，在屋顶正中间有表示时和分的两个方形小窗，按时间蹦字。

屋顶端立有转球和小鸟，方形小窗下还有三个圆盘，运转时小鸟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身下的圆球也随之转动，三个圆盘同时不断变色转动。

下面部分是魔术人表演，当表演开始时屋门打开，魔术人坐在桌子后面手持两碗，其头不时左右摇摆，同时抬起两碗让观众看到桌面没有任何东西，桌子中间有一盒子，里面先会跳出小鸟，然后消失，随着两碗不断扣下抬起，每抬起一次碗的下方均会出现不同样式和颜色的小球，最后抬起时中间盒子里的小鸟会出现在碗的下方，同时关门，表演结束。

修复此件钟表前，我们对其外观做了仔细逐一的检查、研究与讨论。由于它含有七套机芯，且每套间都互相联系，故决定把此钟分为六个部分来进行修复。修复的第一部分是负责全部转花运转的动力机芯，此机芯主要带动顶部三个转花与底部两侧柱子下端转花的运转。

此部分的修复相对简单，经过清洗与组装调试后，恢复了其带动转花的机能。

修复的第二部分是魔术人部分。首先经过重新的描绘与补画，将魔术人衣服与脸部表面脱落的颜色进行恢复。在魔术人体内还隐藏许多连杆，它们与底部的变魔术机芯相连，当开动时随机带动魔术人摇头、点头、抬手和变魔术等动作的表演。拆卸清洗这些连杆时相当复杂，特别是魔术人体内空间狭小，必须用镊子将连杆逐根取下，经过清洗去锈后，再逐一放入其体内。

装入完毕后要检查每一根连杆是否能带动每个部位的表演，如不能带动，则必须拆下重新安装与检查，直到均能带动为止。

修复的第三部分是核心部分，变魔术的动力机芯。此机芯由两套动力源组成，一套负责开关门的运动，一套负责整体变魔术的运动。通过清洗去锈后，首先要调节开关门的位置，使它在门打开完全时，开始启动变魔术，变完魔术后，门再自动关闭。

在调整开关门的同时，组装完毕的变魔术动力机芯也需要同时配合调试，直到按顺序完成动作为止。

接下来开始对变魔术的动作顺序进一步进行细致调节，达到开门时中间小鸟出，两边碗抬起并且下面无东西，然后中间小鸟消失，两边依次出现红球、白球、小球堆，最后则是中间无东西，两边一边为空，一边为小鸟。

第四部分要修复顶部的音乐机芯部分，此部分主要控制变魔术过程中的音乐。

第五部分修复的是控制转球与小鸟运动和鸟叫的动力源部分。其中顶部小鸟在表演时会左右摇摆，扇动翅膀并张嘴鸣叫，如此复杂的动作都是靠其体内的连杆结构带动完成的。

由于小鸟体内空间狭小，清洗拆卸相当困难，组装调试时也是极其复杂，必须用镊子小心调节每个部位的角度。转球部分的修复必须达到球与外侧两转环无摩擦相互反方向旋转，不能有一点儿的阻碍，否则连上小鸟与动力源后，随着阻力的增加，影响其正常运转。

在动力机芯部分的修复过程中，最难的要数鸟叫气袋的修复。原先的气袋由于时间久远，皮子已经破损漏气，无法修补，必须重新选皮进行修补。和比较容易修补的方形气袋不同，此气袋为圆形，折叠时不能有褶皱，胶粘时不能有漏气或者胶水过多，这些都会影响其最后的发音，必须通过反复修补调试。

第六部分是顶部的走时机芯部分，此部分修复相对简单，通过拆卸、清洗、组装与调试，使其达到走时的精确性。

通过此次的修复，我们也总结了以下几个修复难点。第一是油品。清末前后采用的是欧洲进口油（上海分装），上世纪50年代后使用的是上海中华牌钟油。由于钟表各部分齿轮转速不一样，滑动配合不同，摩擦系数也不一样，所以采用的油品应该是不同的。我们带着问题去亨得利钟表公司进行交流和调研，并从亨德利购入六种油品，已在修复中使用。

第二是配轴径、摆尖机加工的实验。在文物钟表修复中，摆尖和齿轮轴径折断是常见问题。过去由于被加工件形状不同，夹头固定加工件有些困难，加上设备的精度，加工件是否垂直等多方面原因，在小轴上打的孔经常不在中心点上，这样增加了修复的难度，成功率并不高。多年来大部分技术人员沿用传统技艺，尤其是对轴径小的，多数都采用手工打孔，然后做径（尖）载上，最后焊接固定的方法。这种方法加工难度大，施工时间长，一般轴径垂直度稍差，但很实用，能够达到修复的要求，所以此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是改进止弦机构的实验。在常年的修复工作中，多次发现过去曾经修复过的止弦机构又出现了断裂现象，这是因为止弦机构阀采用铜丝结构的端面都比较细，再在上面打孔载上一个弧形圈，一旦受力弧形圈根部就易折断。经过多次实验，我们把原来用的铜丝材料改为0.5毫米的铜板，经过切割、折叠、搓削、焊接、制形、调试倾斜角即成，多次应用效果非常好，近两年已将此法应用到修复中。

第四是ASBK-4双组分硅树脂硬膜涂料实验。在铜镀金表面涂一层保护膜，是在二十年前曾作过的尝试，由于该产品是由甲苯、二甲苯、丙酮等溶液混合而成，对文物的好坏论证不够，再加上试剂毒性大，对环境造成污染，对人体也有不小的损伤，因此停止了使用。2010年由上海爱世博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无偿提供ASBK-4双组分硅树脂硬膜涂料产品给我们使用。该产品是以醇类为溶剂的新型双组分硅树脂涂料，具有低温快速固化，透光率高，附着力强，耐磨性好等特点，适合做硬膜涂料。我们把此涂料刷在铜镀金的散件上，经过考验，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是是否可行现很难定论，需要经过化学分析和多项考证。刘冕2016年12月采写　王津提供图片

王有亮：守护青铜时代

事儿要一件一件了。王有亮在故宫，每天上班下班，穿过红墙，

他经手的是一件件饱经岁月的青铜器。红墙外，日子过得唰啦唰啦的，社会飞速发展，巨大的竞争

压力，几乎是每一位当下人必须承担的。王有亮却依旧是上班下

班，修好一件文物，又接来一个新的“患者”。除了修复技艺日

益娴熟，心态也越来越稳。他说，故宫的墙厚，外边的风吹不进

来。

距今四千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青铜器，整个世界被动摇了。中国人用这种金属打造出农具、礼器和武器。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农业产量的迅速增加，也有战争欲望的急剧扩大。恢宏的青铜时代序幕缓缓拉开，直到二千多年前它们才逐渐由铁器所取代。

时至今日，即便青铜早已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但仍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朴拙的青铜文明，他们就是青铜修复师。王有亮是当今青铜修复行当里的一位老资历，他在故宫博物院里修青铜已有三十多载。

他工作的小院儿在传说中的“冷宫”里，隶属于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一道斑驳的红墙，一边游人鼎沸，一边可以听蝉鸣。他所在的小院儿，门没关，两只黑黄斑点的肥猫趴在房檐下的阴凉处，瞅到有生人进来了，懒洋洋地叫了两声，又低下头，各自发呆去了。

正房是王有亮的工作室，四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隔断，正中摆一张巨大工作台，上面搁着七八件故宫和其他地方博物馆送修的青铜器，有新有旧。

赶巧屋里人都出去忙了，就王有亮捧着一个茶缸子，正跟桌上一件悬着青铜铃铛的器物大眼儿瞪小眼儿，仿佛参悟着什么。

闹心修不了青铜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第一次招职高生，国家文物局跟鼓楼中学和第二〇五中学合作，联合开了一个文物班。

王有亮回家商量要不要报名，长他几岁的姐姐心直口快地问：“学这个是干嘛的？”

王有亮有自己的小算盘—学这个，能到处跑，满世界疯啊！家里人挺开明，让他自己做主。

面对报不报的问题，他跟一位发小儿决定用世界上最科学的一种方法来决定—扔硬币，是画儿的一面就去。

一扔一落。

哥儿俩乐呵呵地去报了名。“后来发小儿还是没去成，他家里不同意，觉得‘偷坟掘墓’损阴德。”

开始上课了，一个班，七十多名学生，来讲课的都是大家—中国古建筑学家、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被海内外誉为“青铜鉴定第一人”的杜松等等轮番上阵。“大热的天儿，教室里别说空调了，电风扇都没有，老先生们还紧扣着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慢悠悠地讲。虽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但一位位都是口吐莲花。”王有亮说，“碰上学生特别淘，他们就是讲道理，不嚷不急。”师父赵振茂先生（中）给王有亮（右）讲述青铜器细节

三年后，王有亮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师从青铜器修复大师赵振茂。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没有过多花费过心思。“说实在的，青铜修复这个专业，我考得分最低。真的，没想到后来我能干这个。在课堂上，学的主要是理论，没接触过文物。”“年轻小伙子哪儿坐得住啊。”坐在办公桌后边，王有亮声儿不高，自个儿呵呵地笑，“当时就觉得憋得难受，宫里宫气儿太足。我更喜欢玩，滑冰、游泳、弹吉他，没有不喜欢的。中午就午休一个小时，宁肯不吃饭，也得出去玩儿。那会儿一起进故宫的师兄弟有好几位，有人陪着疯。”

故宫博物院裱画室的杨泽华有一段回忆：蛤蟆镜、喇叭裤，都干过，反正我们头发都挺长的，最长的时候头发都过肩了。老师傅倒是没说什么，领导有时候会说。领导那会儿把我们当孩子。“王有亮好像因为出去玩被师父说过，我们也被说过，有时候玩疯了就回来晚了。”

王有亮语速和缓的描述，画面感更是扑面：从后海游了泳，骑车到地安门外，树荫斑斑点点地投在地上，十八九岁的小伙儿，晒得黝黑，脚下自行车链子都快磨红了，风呼呼地吹起他的发丝。有的时候趁着午休，哥儿几个凑在一起弹吉他唱歌。“不去后海茬琴，到不了那个级别，就是喜欢唱歌。”“其实吧，老师傅肯定也愿意我们出去玩儿。要不偶尔留在屋里，一会儿就得弄出个动静，他们也午休不好。”“我们来了也有好处啊，小院儿里的枣子、杏儿再也不浪费了，等不到熟透了，就让我们年轻人蹬着凳子给摘光了。人人有份儿，算是得了皇帝的济。”

不过干活儿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由着性子来，那得磨，就从磨青铜器开始。

正赶上国外有一座博物馆要复制一批青铜器，大师兄就带着王有亮等一拨儿小师弟们做铸造、打磨，二师兄也帮衬着。师父就在最关键的一步—做旧的时候才上手。

磨到什么份儿上算行？师父给了标准：表面跟剥了皮的熟鸡蛋一样。“古代器物制作的时候就是这个规矩。”

就这样，每天上班，王有亮就用钢锉、砂布和木炭打磨铜器，一磨就是一整天，第二天接茬儿来。 “实话说，打磨的技术含量也不低。”王有亮说，青铜器铸造好了，表面都有一层氧化硬壳，只能用手工给磨掉了。“我们还给钢锉起了个名儿，叫‘两头忙’，因为两头都能用。”

最开始的时候，劲儿使大了就是一道沟，连里面铜底子上都是道道儿。

锉上一个礼拜了，锉得到处都是印。怎么办？拿砂纸磨，一点点儿地蹭，一个礼拜也不出活儿是常事。“后来也有手枪钻了，不过师父反对用机器，他的概念里，磨是练我们的手劲儿。”

磨来磨去，三年整，浑身的躁气都化了，王有亮算是正式入了门。

一出声儿就挨训

王有亮每次接待媒体记者都郑重地掏出一张自制的师承图，也像是当年给他们上课的老先生一样，悠悠地讲：“我师父，是故宫著名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振是振奋的振，茂是茂盛的茂。赵先生的青铜器修复，那是国内外闻名的，首屈一指。”1952年，故宫博物院的老院长吴仲超从全国选拔青铜器修复高手，亲自把赵振茂请来，绝对算得上故宫里搞文物修复的第一批元老。

赵先生十五岁学徒，“古铜张”的第三代传承人，算是北派修复一枝儿的。他老家河北深县（现深州），十五岁就出来到天桥的“万隆和”当学徒。他师父叫张文晋，一共收了十一个徒弟，都跟他家住。头八年，什么东西都没动过，干的都是看孩子、做饭等家务。

那会儿，前店后厂。小徒弟天天跟师父家里，瞅着瞅着也能悟出点精髓。张文晋是张泰恩的侄子，店的前身也是叔叔的，叫“万龙合”。再往前，就是师承图的起点了—“歪嘴于”，光绪年间这位只留下绰号的青铜器修复师从紫禁城出来，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了“万龙合”古铜局，以修复青铜、金银等器物为业。1911年，他去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承了师父衣钵。

如今，这张跨越了百年的传承表上，王有亮的下面写着徒弟高飞。

小伙子二十多岁，爱说爱笑：“不熟的人眼里，我师父是个不善言表的人，更多时候‘活儿都在手上’。但他对我特别好，而且特有冷幽默。现在虽然很少有人讲究师徒关系了，但师父就是师父，算是亲人。”

这一切，似曾相识。在三十多年前，在故宫小院儿里上演过类似的一幕：

六十多岁的赵振茂给王有亮立规矩：上班不能说话，不能闲聊天，给你个复制品，整整一上午你坐那儿打磨，再想说话也得憋着。“一出声就挨训。”

不过教手艺的时候，赵师父不藏私，倾囊相授。

在这儿得先插一段赵振茂的故事。这位老先生算得上马踏飞燕的“救命恩人”。

那是1971年一天清晨，被下放到湖北农场的赵振茂正猫着腰在田里劳动。连部的一位干事顺着田埂跑过来，扯着嗓子喊开了：“赵振茂，赶快，快去收拾行李！”“上哪儿去啊？”赵振茂直起腰，没挪步。“问这么多干吗！赶紧上来！”

得，好脾气的赵振茂拔出两条腿，直奔宿舍，当天下午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下火车，单位已经下班了，先回家吧。打盆水洗脚，赵振茂发现自己小腿上居然还粘着田里的干泥巴呢。

家里人问怎么回来了，他无言以对。因为确实不知道啊。

第二天，到故宫博物院报到，赵振茂直接被领到院文物修复厂（现文保科技部前身）铜器小组上班。

他这才知道来龙去脉：当时有外国报道说，中国的古迹被破坏了，文物都被毁了。

周恩来总理听到后非常生气，指示要给新出土的文物办个展览，让它们跟国内外的观众见面。一批手艺高超的文物修复匠人被急召回宫备展。这才有了前面描述的一幕。

赵振茂接手了一件铜奔马，是1969年一座东汉晚期墓室出土的。

马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昂首嘶鸣，三足腾空。雕铸师别具匠心地把支撑马身全部重量的右后足放在一只飞鸟身上，巧妙地利用鸟的躯体扩大了着地面积，确保奔马的稳定，塑造出矢激电驰、蹄不沾土的姿态。

汉代，强大的骑兵是破匈奴、保家国安定必不可少的军事条件，所以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骏马甚至被提升到国力强盛、英雄业绩的象征。这匹马显然是墓主人最重要的陪葬品之一。

但历经岁月流逝，送修时铜奔马黯淡无光，仅颈部就有七个孔洞，马鬃缺失，马尾也断了。

赵振茂依据秦汉时期对战马质量要求颇高的历史记载，力求恢复其原貌：

焊鬃毛和马尾，用毛笔沾咬旧液涂抹在马鬃、马尾焊缝及补配的孔洞上，填缝，做地子，做锈……“师父讲过，当时马有点站不稳，想了好多招，最后还是他灵机一动，在其他三个空马蹄里都添上泥—是用漆皮汁兑黄土等调合成的稠泥，填满后不仅更美观，而且马稳稳地立住了。”

几个月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慈宁宫举行。铜奔马也一炮而红，郭沫若命名其为“马踏飞燕”。

随后，外交部安排马踏飞燕与一批文物一起，赴世界各地巡回展览，开始了一场“文物外交”。

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展出期间，观众如潮。传闻，在美国展出时，尼克松夫人看到马踏飞燕时，惊讶地“啊”了一声，展室内的观众都听到了，纷纷围拢过来观看，叹赏不已。

从此，马踏飞燕名扬世界。郭沫若泼墨挥笔写下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句，形容当时盛况。

抢救国宝的过程，王有亮基本没听师父说过，“他就告诉我这个活儿是我干的，哪儿来的，怎么修的。“他对每一件过手的物件都很慎重，哪怕是复制品。”王有亮说，“我觉得师父教给我的，不单是技术，更是他的敬业和做人的品格。”

如今，王有亮同一届的师兄弟有离开故宫的，也有转了组的。他就一直干这行。“师父一直坚持上班。一直到他七十二岁，腿脚不利索了，才不来了。”王有亮说，“他就是个榜样，不言不语的，但是用行动影响了我们这群徒弟辈儿的。有些事儿不用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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