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宏桂（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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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 总第3期)试读：
名家寄语
智库建设既是国家治理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与决策支撑能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和应对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发挥智库智力密集的优势，提高科学决策的能力。“沿海发展智库”作为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之一，以“服务一带一路、立足江苏、面向全国”为宗旨，致力于江苏乃至全国沿海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研判到产业升级与转移、滩涂开发与环境保护、平台建设与机制体制创新等问题的前瞻，从研究成果的发布到科研技术的转化都显示出了独特优势和战略谋划的巨大潜力。
新时期，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也有许多观念需要更新。为适应这一需求，沿海发展智库主办了经济学、管理学类的学术出版物《沿海发展研究》。该集刊以沿海产业升级与转移、滩涂开发与环境保护、园区平台与机制体制等为着力点，旨在为我国沿海开放开发理论研究提供合作交流平台，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效持续的推动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沿海地区经济建设上，力求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推动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鹰击长空酒歌亮，马驰草浪壮思飞。希望《沿海发展研究》集刊面向国家发展战略和新型智库建设的需求，立足沿海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研究，吸引越来越多的智库学术界专家分享学术见解、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我深信，在智库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交响乐中诞生的《沿海发展研究》必将成为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必将成为宣传推介沿海发展智库的一张文化名片。
衷心祝愿《沿海发展研究》厚积致远，成为智库研究的知名品牌！2016.12.6
·沿海战略·
[1]认知偏差、行为偏差与产业集群困境[2]朱英明 张鑫摘要：资源环境约束通常被认为是产业集群困境的重要原因，但鲜有文献研究集群过程中企业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江苏省162家集群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就企业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与资源环境约束相比，企业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是产业集群困境更为重要的原因；（2）与企业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相比，企业自身存在的行为偏差是引致产业集群困境的更为重要的因素；（3）在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制中，资源环境约束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不容忽视；（4）在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制中，资源环境约束不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可以忽视。
关键词：认知偏差 行为偏差 产业集群困境一 引言
产业集群有利于经济要素的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行业间的融合和相互协作，有利于资源的共享和循环利用，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也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产业集群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在获取各种形式的集聚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形成各种形式的集聚不经济，产业集群开始陷入较为困难的发展处境之中，产业集群困境问题由此产生，并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朱英明等，2011）。
以往的研究认为，资源环境约束是产业集群困境的主因。但是，企业在集群区位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认知偏差以及在空间集群过程中的行为偏差是否也是产业集群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企业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是否会通过资源环境约束的中介效应，导致产业集群困境越发严重？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在对江苏省5个特色产业集群162家集群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就企业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理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得出破解产业集群困境的对策措施。
目前，产业集群困境研究在国内外是一个前沿课题。国外研究主要利用新经济地理学（NEG）方法，研究欧洲联盟（EU）一体化过程中各种形式的集群不公平困境。一方面，由于产业集群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所以那些产业集群条件好、集聚规模大、集聚水平高的地区容易出现产业过度集群的现象，相反，那些产业集群条件差、集聚规模小、集聚水平低的地区则会出现产业集群不足的现象。产业集群的区域不均衡现象引发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公平。因此，部分学者（Behrens and Thisse，2006；Suedekum，2006；Dupont，2007）对产业集群区域不公平问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在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研究领域，大多数文献不考虑企业或工业迁移给居住在新地区的经济主体带来的利益或损失，也不考虑其给留下来的那些经济主体带来的利益或损失。可见，大多数相关研究并不考虑产业集群的社会愿望问题。因此，部分学者（Ottaviano and Thisse，2002；Charlot et al.，2006；Pflüger and Suedekum，2008）对产业集群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由资源环境约束导致的各种形式产业集群困境，如产业集群的盲目性困境（朱英明等，2011）、产业集群的掠夺性困境（朱英明等，2011；冯薇，2006）、产业集群的无序性困境（朱英明等，2011；王缉慈和张晔，2008）、逐底竞争和集群转移困境（王缉慈和张晔，2008）、产业集群边缘化困境（吴月越，2007）、产业集群创新困境（朱明礼等，2006；田中伟，2006）、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困境（胡大立和张伟，2007；魏剑锋，2008）、产业集群升级困境（刘东和张杰，2006；张杰和刘志彪，2007；陈捷，2008）等。只有个别学者（连远强，2006）对引致产业集群困境的“羊群行为”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定性分析。
以上学者的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困境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因素，但既缺乏对这些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探究，也忽略了企业集群区位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企业空间集群过程中的行为偏差的影响。虽然部分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但绝大多数是思辨性的定性分析，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不够。本文试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集群企业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入手，探究其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理，旨在弥补以上理论研究的不足，并为破解产业集群困境提供决策依据。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一）理论模型
大量相同或不同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区位的空间集群，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加大自然资源消耗数量。与此同时，产业空间集群现象也导致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加剧环境损害状况。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产业集群形成过程的基础因素和基本条件。由于区域自然资源数量有限，生态环境承载力有度，所以从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加大自然资源消耗和加剧环境损害的粗放式产业集群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然导致产业集群困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的产业集群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我国产业集群困境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因素（朱英明等，2012）。
企业的认知偏差是企业认识和处理各种信息过程中产生的集群行为与客观实际不一致的认知心理现象。企业在“感知信息→处理信息→产生决策→采取行动”的整个集群认知链条中，存在各种类型的认知偏差。企业的认知偏差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普遍存在的认知心理现象，具有客观存在性。我国企业在集群区位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确认偏差、框定偏差和时间偏好偏差等三类认知偏差。其中，企业的确认偏差是指企业在集群区位决策过程中一旦形成一个信念较强的假设或设想，就会有意识地寻找有利于证实自身信念的各种证据，不再关注那些否定该设想的证据，并人为地扭曲新的信息。由于确认偏差的存在，当企业空间集群形成一种“集群企业获得超常规发展并获得更多的利益”的信念时，企业往往对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信息或证据特别敏感或乐于接受，成为产业集群成员的愿望非常强烈，其结果是大量企业进入产业集群中，加剧产业集群的资源环境约束；相反，当产业集群开始出现各种发展问题时，企业又往往只看到不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信息或外部冲击，尽快迁移出产业集群的愿望非常强烈，其结果可能是大量企业退出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暂时得到减轻。这时，地方政府有可能出台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资源环境政策，进而大量企业再次迁入产业集群中，产业集群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再次得到加强。企业的确认偏差有可能造成产业集群资源环境约束的周期性变化，不仅会通过加剧资源约束间接引致产业集群困境，而且会通过破坏产业集群发展的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和区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直接引致产业集群困境。
当企业通过不是透明的框定来看待产业集群发展问题时，它的判断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集群发展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框定，这就是企业的框定依赖。由企业的框定依赖导致的认知与判断的偏差即企业的框定偏差。这类偏差表明，企业对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判断与决策依赖于所面临的决策问题的形式，而不是决策问题的本质，从而导致企业做出不同的发展决策。例如，在我国的许多产业集群中，较多企业在最初做出入驻产业集群决策时，更多地考虑先行企业在集群过程中得到的集聚经济利益，并未考虑空间集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集聚不经济（负外部性）问题，进而片面地认为入驻产业集群对企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由此导致大量企业入驻产业集群。其结果是不仅加剧了资源环境约束，而且可能直接引致集群企业间的无序竞争。
在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部分企业的集群整体利益意识淡薄，往往倾向于推迟执行那些需要立即投入但报酬滞后的集群发展行动方案，而马上执行那些能立即带来报酬但投入滞后的集群发展行动方案。如果集群企业需要在近期与远期之间做出集群发展的行动方案选择，即使知道拖到远期去做比在近期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企业可能仍然以自身利益高于集群利益的态度将此行动方案拖到远期，这就是企业的时间偏好偏差。例如，在我国的自发成长型产业集群中，由于产业结构老化、产品过时、技术落后、体制陈旧等原因，产业集群也存在老化、衰退甚至灭亡的风险。尽管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集群转型升级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但是由于集群企业存在的时间偏好偏差，集群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成效甚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集群升级困境和技术创新困境。
企业在集群区位决策过程不仅存在各种认知偏差，而且会出现各种行为偏差。我国企业在空间集群过程中普遍存在“羊群行为”、政策依赖性偏差和噪声集群偏差三类行为偏差。在区域产业集群过程中，在需求方（产业集群地）向供给方（集群企业）提供的信息不完全和企业对信息加工和处理的准确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众多企业的集群行为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企业的集群行为，有的学者称这种集群行为为“羊群行为”（连远强，2006）。对于处于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产业集群而言，伴随着行业中的龙头企业选择进入某一产业集群，很快就会有相同行业的大批企业模仿跟进。这种“羊群行为”除了加剧产业集群的资源环境约束从而加剧产业集群困境外，将可能直接导致集群企业间恶性竞争困境。对于处于生命周期中后期阶段的产业集群而言，如果产业集群出现不利于集群企业经营的环境因素，行业的龙头企业可能选择迁出产业集群，此时“羊群行为”可能引起相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或者与之配套的大量企业纷纷选择迁出，这将导致集群企业的转移困境甚至整个集群的转移困境。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上的驱动意识和宏观调控意识，对企业的集群行为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与发达国家企业集群行为不同，我国的企业集群行为受区域优惠政策的影响较大，企业集群的区位选择倾向于优惠政策出台的区域，企业的集群行为在政策反应上存在“政策依赖性偏差”。其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的政策依赖性偏差将加剧优惠政策出台多的区域的资源环境约束，进而直接加剧产业集群困境；另一方面，企业的政策依赖性偏差将削弱优惠政策出台少的区域的产业集群竞争力，直接导致这些区域产业集群被边缘化的困境和集群转移困境。
产业集群中的某些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与产业集群整体发展无关，但可能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噪声”（跑关系、跑项目、跑补助等）上，我们将产业集群过程中的这种行为称为噪音集群偏差。在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中，由于企业间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所以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在产业集群中得以生存与发展，或者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企业不是在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上下功夫，而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企业发展的各种资源。由于这种获取资源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所以噪声集群偏差会造成产业集群成员间关系的扭曲，使其他企业在产业集群发展上无所作为，使良好的集群发展环境被破坏，由此引致产业集群的升级困境、创新困境或被边缘化困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企业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在该模型中，企业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2个变量是外生潜在变量，资源环境约束和产业集群困境2个变量是内生潜在变量。图1 理论模型（二）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一方面，企业自身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会直接导致多种产业集群困境，如无序竞争困境、集群升级困境、技术创新困境、集群转移困境和被边缘化困境等；另一方面，企业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会通过加剧资源环境约束间接引致产业集群困境。企业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是上述两个方面作用的综合结果，不仅取决于不同类型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的影响力度，而且深受资源环境约束这一中介因素的中介效应大小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企业的认知偏差将导致资源环境约束，认知偏差对资源环1境约束具有正向影响。
H：企业的行为偏差将导致资源环境约束，行为偏差对资源环2境约束具有正向影响。
H：认知偏差将导致产业集群困境，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3具有正向影响。
H：行为偏差将导致产业集群困境，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4具有正向影响。
H：在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中，资源环境约束这一5中介变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H：在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中，资源环境约束这一6中介变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三 量表开发与数据说明（一）量表开发
本文所用量表包括集群企业的认知偏差、行为偏差、资源环境约束和产业集群困境。其中，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量表是在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江苏省特色产业集群的实际情况，由本文自行开发设计的。资源环境约束量表则针对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水土资源与水气环境约束而设计。产业集群困境量表则根据已有研究中提出的集群困境形式，并充分考虑江苏省特色产业集群存在的各种产业集群困境，由本文适当修改而成。本文所用量表均采用5级Likert量表的形式，1、2、3、4、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初步检验后，本文又剔除了一些不可靠的指标，得到最终量表。（二）数据说明
笔者于2012年7月对江苏省经信委（中小企业局）认定的部分特[3]色产业集群进行了问卷调查。由于本次调查大部分问卷数据通过江苏省经信委（中小企业局）以发文的形式来收集，因而保证了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卷共收回182份，剔除无效问卷20份，实际可利用问卷有162份。问卷数据涵盖苏南、苏北和苏中地区的特色产业集群（见表1）。表1 江苏特色产业集群问卷调查样本分布情况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一）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利用SPSS 18.0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如表2所示，各量表及其维度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不小于标准值0.6，说明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表2 量表测量题项及信度分析结果表2 量表测量题项及信度分析结果-续表
利用Amos 7.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经过多次修正之后，得到理论假设能够接受和拟合度良好的模型。在测量模型的主要总体拟合指标中，模型卡方值为50，自由度为36，P=0.06＞0.05，表示模型接受理论假设。RMSEA=0.46＜0.05，GFI=0.957＞0.900，NIF=0.966＞0.900，CFI=0.99＞0.900，表明模型拟合度良好。（二）描述性分析
表3提供了样本的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由于本文的问卷调查采用Likert 5点量表形式，而且4个潜在变量的均值均大于2.5，考虑到问卷调查样本是江苏省政府部门认定的特色产业集群，因而统计数据总体表明企业在集群过程中确实存在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已经显现，产业集群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尤其是认知偏差和资源环境约束这两个变量的问题答案的均值都比较高，这充分说明企业在集群决策过程中确实存在比较大的认知偏差，产业集群发展确实面临着较大的资源环境约束。从4个潜在变量的变异系数看，产业集群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的变异系数都较小，表明样本企业对于产业集群中存在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的看法较为一致，从而充分说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它们已经成为影响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相比而言，资源环境约束与产业集群困境的变异系数较大，表明样本企业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可能与问卷调查选择的样本集群的类型有关（传统产业集群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也可能与样本集群类型的地域分布有关（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表3 样本的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 样本的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续表（三）研究假设检验与检验结果解释
由表4可知，除了集群企业外迁困境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不显[4]著外，模型的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均比较理想，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而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的估计结果可信度是很高的。本文首先利用标准化载荷系数估计值，分析不同观察变量对其相[5]应的潜在变量的解释程度。在对“企业认知偏差”这个潜在变量的解释中，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观察变量依次是：确认偏差、时间偏好偏差和框定偏差。在对“企业行为偏差”这个潜在变量的解释中，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观察变量依次是：羊群行为、噪声集群偏差和政策依赖性偏差。在对“资源环境约束”这个潜在变量的解释中，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观察变量依次是：土地资源约束、水资源约束、大气环境约束、水环境约束。在对“产业集群困境”这个潜在变量的解释中，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观察变量依次是：集群创新困境、集群升级困境、企业无序竞争困境、集群被边缘化困境、企业外迁困境。此外，在所有观察变量与潜在变量间的关系中，羊群行为对企业集群行为偏差的影响最大（载荷系数为0.920），其次依次是：确认偏差对企业认知偏差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890）、土地资源约束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823）、集群创新困境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780）、水资源约束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747）。上述观察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的排序，将为我们破解产业集群困境提供决策顺序。表4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与载荷系数的估计结果
由表4可知，资源环境约束对产业集群困境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410，且P值=0.004＜0.01，这表明产业集群地区的资源环境约束会对产业集群困境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产业集群地区的资源环境约束越强，则由此引致的产业集群困境就越深。该结论与传统产业集群理论的基本观点一致。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发展困境的影响，所以笔者更关心外生潜在变量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对内生潜在变量资源环境约束和集群发展困境的影响状况。由表4可知，认知偏差对资源环境约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526，行为偏差对资源环境约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185，这表明产业集群过程中企业存在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都对资源环境约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产业集群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越大，则由此引致的资源环境约束就越大。假设H与H由此得到证明。相对于行为偏差来说，认知偏差对12产业集群的资源环境约束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研究样本是江苏省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江苏省特色产业集群，特色产业集群严格的申报条件使得产业集群过程中存在的行为偏差受到较大影响，导致集群企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受到较大限制，因而产业集群的资源环境约束程度不高。而产业集群过程中企业的认知偏差则受不到相关认定条款的影响，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受到较少限制，因而产业集群的资源环境约束程度较高。
由表4可知，企业的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190，企业的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753，这表明产业集群过程中企业存在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都对产业集群困境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企业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越大，则由此引致的产业集群困境就越大。假设H与H由此得到证明。需要34高度重视的是，企业的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程度要比企业的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程度高得多，而且在对产业集群困境影响的所有标准化路径系数中，企业行为偏差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高。这说明在产业集群发展的新形势下，资源环境约束已经不再是产业集群困境的主因，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区位决策过程中的行为偏差，这为今后决策者破解产业集群困境提供了全新的决策思路。
在分别分析了认知偏差、行为偏差和资源环境约束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之后，有必要分析两个外生潜在变量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和总效果，以便了解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中介变量即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力及其影响总效果的大小。由图1和表4可知，认知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直接效果=0.190，认知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间接效果=认知偏差影响资源环境约束的直接效果（0.526）×资源环境约束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直接效果（0.410）=0.216，认知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总效果=0.190+0.216=0.406。由于认知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直接效果（0.190）＜认知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间接效果（0.216），所以，在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6]困境的影响中，资源环境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假设H由此得到证明。这启示我们，在分析企业的认知偏差对产业集5群困境的影响时，需要透过资源环境约束因素，要充分重视资源环境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集群困境的中介效应。
行为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直接效果=0.753，行为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间接效果=行为偏差影响资源环境约束的直接效果（0.185）×资源环境约束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直接效果（0.410）=0.076，行为偏差影响集群发展困境的总效果=0.753+0.076=0.829。由于行为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直接效果（0.753）＞行为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间接效果（0.076），所以，在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中，资源环境约束这个中介变量并不能发挥重要影响作用，资源环境约束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力可以忽略。假设H没有得6到证明。至于这一假设在江苏省的非特色产业集群、全国其他省份的产业集群中是否成立，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比较企业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影响产业集群困境的总效果可知，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程度更大。这警示我们，在破解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困境的对策措施中，除了要破解传统的资源环境约束外，必须重视纠正企业存在的各种认知偏差，而且要更加重视纠正企业的各种行为偏差。五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与资源环境约束相比（影响的总效果为0.410），企业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影响的总效果为1.235）是产业集群困境更为重要的原因。与企业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影响的总效果为0.406）相比，企业自身存在的行为偏差（影响的总效果为0.829）是引致产业集群困境的更重要的因素。第二，在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制中，资源环境约束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影响的直接效果0.190＜影响的间接效果0.216），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制中，资源环境约束不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影响的直接效果0.753＞影响的间接效果0.076），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可以忽视。第三，在所有观察变量对潜在变量的解释中，羊群行为对行为偏差的影响最大（载荷系数为0.920），其次依次是：确认偏差对认知偏差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890）、土地资源约束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823）、集群创新困境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780）、水资源约束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载荷系数为0.747）。
上述结论在政策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在区域转型升级发展的背景下，区域资源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要素已成为影响和约束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反映企业自身经常稳定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反映企业进行区位决策活动基本动力的个性倾向性则是影响和约束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要素。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通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相对于产业集群发展外部条件的相对稳定性，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要素则具有更大的可变性。因此，破解产业集群困境的优先方向应当是，关注企业自身存在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一方面需要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集群发展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间关系的普及教育，另一方面需要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等方面的普及教育，让企业切实认识到自身存在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此破解产业集群困境。第二，考虑到在认知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制中，资源环境约束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而在行为偏差对产业集群困境的影响机制中，资源环境约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中介变量。因此，破解产业集群困境的路径选择应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环境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在产业集群困境形成中的中介效应的强弱，根据各区域这一中介变量对集群发展困境的中介效应的不同来选择破解区域产业集群困境的具体路径。第三，由于各观察变量对相应的潜在变量的贡献程度差异巨大，所以破解区域产业集群困境的具体对策是，针对那些载荷系数最大的观察变量提出相应的破解对策。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具体的对策措施组合是：纠正企业的羊群行为+纠正企业的确认偏差+降低区域土地资源约束+降低水资源约束。在破解产业集群困境中，关键要破解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困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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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flüger，M. P. and J.Suedekum，“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Welfar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2008）：544-566.
［21］Suedekum，J.，“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Costs of Living，”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2006）：529-543.Cognitive Biases，Behavioral Biases，and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Zhu Yingming，Zhang Xin
Abstract：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but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s researching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s’ cognitive biases and behavior biases on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he process of clusters. 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conducted in 162 enterprises in clusters of Jiangsu Province，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d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s’ cognitive biases and behavioral biases on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using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compared with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nstraints，enterprises’ own cognitive biases and behavioral biases are more important causes that lead to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Compared with enterprises’ own cognitive biases，enterprise’s own behavior biases ar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lead to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2）in the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iases on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are important intermediary variables，an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on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cannot be ignored；（3）in the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 of behavioral biases on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are not important intermediary variables，an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on 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can be ignored.
Keywords：Cognitive Biases，Behavioral Biases，Dilemmas of Industrial Clusters[1]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与调控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ZDA0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价值链分工、经济空间格局优化与中国新战略区域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4AZD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产业集群研究”（项目编号：30916014108）的联合资助。[2] 朱英明，男，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创新驱动与区域管理、产业集聚及其环境效应等；张鑫，男，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集群。[3] 江苏特色产业集群的特征参见《江苏省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办法（试行）》（苏中小合作〔2011〕119号）中第二章第4条的申报条件。[4] 潜在变量与潜在变量间的回归系数被称为路径系数，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间的回归系数被称为载荷系数（易丹辉，2008）。[5] 利用非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分析不同的观察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涉及识别性问题。在表4中，在潜在变量和各观察变量之间的载荷系数中有一个观察变量出现“1”，其余的观察变量则没有。这个“1”表示识别性，也就是在非标准化的估计值中，作为解释的基准。识别性的问题就是“等化”的问题，所谓等化就是将潜在变量的测量单位与观察变量的测量单位设为相同（荣泰生，2009）。利用非标准化参数估计值进行分析时，只能对同一潜在变量的观察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不能对不同潜在变量的观察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因此，本文的分析中利用标准化参数估计值。[6] 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间的关系原则是这样的：如果直接效果＞间接效果，表示中介变量不发挥作用，研究者可忽略此中介变量；如果直接效果＜间接效果，表示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研究者要重视此中介变量（荣泰生，2009）。江苏沿海地区新一轮开放开发的战略思考[1]古龙高
摘要：江苏沿海开发历程经过“点的开发”、“面的扩展”、“质的转型”和“质的提升”四个阶段，开发进程和开发成效都呈阶梯式递进态势。但与沿海其他地区横向比较，开发差距明显，“三化三并存”特点突出。要以历史的眼光和战略的视野，科学评价江苏沿海开发的历程，准确把握江苏沿海开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实现新阶段江苏沿海开发的新跨越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江苏沿海 开发进程 发展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十分独特的状态。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处于我国“三沿”（沿海、沿江和沿新亚欧大陆桥）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交会的独特区域，后备土地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又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洼地。研究江苏沿海自连云港、南通两市进入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30年以来的开放开发历程，探索新形势下江苏沿海开放开发的前瞻性问题，对推动江苏沿海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一 江苏沿海开发进程的回顾（一）江苏沿海开发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连云港、南通进入我国第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以来，江苏沿海开发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基本阶段。1.“点的开发”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江苏沿海开发“点的开发”阶段。连云港、南通进入我国第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拉开了江苏沿海开发的大幕。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召开了我国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连云港、南通进入我国第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同时，连云港、南通各自成立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其作为开发的平台和载体。这一阶段的开发，我们称为“点的开发”。2.“面的扩展”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江苏沿海开发“面的扩展”阶段。江苏启动了“海上苏东”工程，沿海开发融入江苏沿江、沿沪宁线、沿东陇海线、沿海的“四沿”生产力布局。
20世纪90年代，江苏沿海在“点的开发”的基础上，建设“海上苏东”。江苏省政府在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将建设“海上苏东”列为全省跨世纪区域发展工程，即：“‘九五’期间以百万亩滩涂资源的综合开发为突破口，全方位发展海洋产业。发展滨海旅游和海上运输，创造条件，引进外资，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海水化学工业和海洋生物产品；集中力量加快港口、电力建设，大力发展临海工业和现代海洋化工，形成新的沿海港口群和重化工基地。到2010年，使海洋产业的产值相当于我省沿海三市当时的农业产值。”
为加快“海上苏东”的建设步伐，江苏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和措施，于1996年成立了江苏省滩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每年专项安排海洋开发资金500万元。另外，大力吸引地方政府、企业、外资、个人投资，有效地促进了滩涂开发的步伐。但是，计划中的沿海港口群体和临海工业基地建设没有被放到主要位置，相对于海洋滩涂开发，投入力度不够。这个阶段的开发，是由“点的开发”融入江苏发展全局——“四沿”生产力布局的阶段。3.“质的转型”阶段
第三阶段，21世纪初，是江苏沿海开发“质的转型”阶段。2004年3月，江苏启动了《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的编制；2007年元旦，温家宝同志到连云港视察，对江苏沿海开发及连云港的规划和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2007年4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沿海开发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新一轮沿海开发；2007年8月，江苏省政府以苏政发〔2007〕91号文批准下发了《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至此，沿海开发进入新阶段，实现了质的转型。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沿海开发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沿海开发新阶段的特点——质的转型。李源潮同志连用三个“势”字，从全国沿海、江苏全省和沿海三市三个层面对沿海开发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从全国大局看，沿海开发是大势所趋；从江苏发展看，沿海开发势在必行；从沿海地区自身看，沿海开发已蓄势待发。”连用三个“主导”确定了沿海开发的战略路径：“沿海开发以工业开发为主导，工业开发以工业园区建设为主导，园区产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4.“质的提升”阶段
第四阶段中，江苏沿海开发实现了质的提升。其标志为整个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苏在启动《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编制的同时，在钱正英院士的牵头下，与中国工程院、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了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专项研究，并于2006年10月完成了综合研究报告和11个子课题报告；2008年初将《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综合报告》呈送国务院；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该规划的通过标志着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5月31日，国务院又批准下发《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确定该示范区设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包括徐圩新区和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国际商务中心、连云港区、连云港保税物流中心。另外，国务院下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江苏沿海及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也做了规划。四个国家战略同时叠加于连云港一个地区，在国内几乎是唯一的。这个阶段，整个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和提升。（二）江苏沿海开发的特点1.纵向路径
回顾江苏沿海地区开放开发的纵向路径发展，它呈现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开发进程呈阶梯式递进态势。由连云港、南通两个市的开发，递进到整个江苏沿海（海上苏东）的开发；由连云港、南通两个市进入国家战略，递进到整个江苏沿海地区进入国家战略。而四个国家战略同时叠加于连云港一个地区，更是达到我国沿海地区开发开放的高潮。另外，开发层次上江苏沿海被放到“在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实力、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二是开发成效呈阶梯式递进态势。由主要是滩涂农林牧业、海洋渔业的开发，递进到港口、产业、城镇互动发展，提高环境准入标准，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2.横向比较
与两翼的山东、浙江横向比，与发达地区相比，江苏沿海开发“三化三并存”特点突出，差距明显。
一是特殊区位与洼地现象并存，在整个沿海与长三角中“边缘化”。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连云港与南通分别位于新亚欧大陆桥和长江与沿海的节点，综合经济禀赋特殊。但是，在14个首批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中，连云港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末尾。
二是开放优势与“逆海洋”走向并存，在江苏省域“内陆化”。沿海三市经济总量在整个江苏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在沿海三市的经济发展中，连云港与南通与盐城的差距在加大（见表1）。表1 连云港、南通、盐城生产总值比较
2010年，连云港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南通、盐城生产总值的33.82%和50.74%；到了2015年，连云港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南通、盐城生产总值的34.42%和50.23%，该比值相对稳定。但从绝对量来看，2010年连云港比南通、盐城分别少2249亿元、1116.26亿元；到了2015年，绝对差距分别高达4000.00亿元和2080.00亿元。沿海大省江苏的经济不仅没有向海洋发展，反而出现“逆海洋”走向。这个现状被专家称为“浅内陆省”倾向。
三是虽然“四沿经济带”并存，但沿海经济带在发展战略上被“分化”。在《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出台之前，整个江苏沿海地区还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发展规划，沿海三市分属不同的区域发展规划，其中南通属于沿江战略规划，连云港属于沿东陇海线发展规划，完整的沿海地区事实上被“分化”。二 江苏沿海发展的评价（一）历史眼光1.生长环境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沿海，但江苏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包括沿海，江苏经济发展的重心在沿江苏南地区。尽管江苏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但沿海的发展时序在沿江之后。尽管江苏提出“提高苏南，发展苏北”，但苏南提高的速度很快，相比之下，苏北的发展一直较慢。沿海地区在江苏战略目标中的地位低下是苏北地区发展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2.自然条件
江苏沿海长期没有得到发展，与其特殊的地质结构有关系。江苏与其他沿海省份的最大差距，体现在港口型经济在江苏没有真正形成。但从港口建设来看，一方面后方支撑条件差，港口离城市、交通要道远；另一方面江苏海岸带90%以上为新沉积的第四系松散层，这些区域地壳稳定性较差，软土地基、沙土液化等环境工程地质问题分布广泛。通过修筑导堤、航道疏浚或栈桥修建等方式建港、延伸开发无疑需要较大的投资。另外，沿海地区淤泥质的地质结构需要大量的石料抛填，否则难以支撑重大项目的建设。石料的严重缺乏，将严重影响江苏沿海地区的产业选择和港口、城市建设。3.战略定位
战略定位的偏差无疑是江苏沿海开发滞后的一个重要方面。山东实施的沿海开发战略被称为“海上山东”，其主要发展定位是：始终坚持港口、产业、物流、城市“四位一体”互动发展的战略，通过发展港口经济，打造并做强门户城市，以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为先导，通过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的联系和支撑，积极引导城市空间向以综合交通走廊为主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扩展，以强化区域优势为目的，实施龙头带动战略，自上而下带动区域整体发展；通过强化中心城市、港口、机场、物流节点等“门户”性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大都市区，培育组合型城市群，以提高整体竞争力为核心、以空间集聚为导向，加大政府对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组织和协调力度，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浙江沿海区域的发展定位有两类：环杭州湾地区以工业为主体产业，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城镇建设；温台地区则坚持“商业兴市”，由专业商品市场带动当地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新城镇的形成，通过市场带动，以商促工。总体而言，这两种地域性发展路径都是以“草根经济”为基础，逐步过渡形成“块状经济”，刺激人口集中与产业的集聚发展，形成浙江沿海区域发展的基础模式。同时，这两种发展模式之间不断交流、互补和融合，共同促进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江苏沿海地区与上述地区相比，铁路缺项，公路缺网，内河航道与海运沟通能力差，基础设施条件差；港口发展滞后，无法承载重大项目和支撑临港产业迅速集聚，经济基础薄弱，成为整个沿海地区的洼地。（二）战略视野
江苏沿海开发30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推进江苏沿海开发，要实现三个结合、三个突破。1.三个结合
一是要把江苏沿海开发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陆桥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和未来江苏整体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加快将江苏沿海建设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的增长极；二是把江苏沿海开发与整个苏北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培育大产业，服务大腹地，努力把江苏沿海开发与苏北振兴以及整个江苏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三是在江苏沿海开发中将保护与开发结合起来，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充分激发江苏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环保优先”，构建沿海开发中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江苏沿海地区绿色发展。2.三个突破
一是突破认识局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江苏沿海开放开发由向中央要项目、要资金到向中央要政策，争取政策支持（特别是税收减免）。随着改革深入，又从“要政策”转向“要战略”——使本地区发展进入国家大的区域发展战略，这是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国家战略最大的含金量，是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引导要素资源流向。进入国家战略，得到的是国家整合资源、引导资源的能力。二是突破资金瓶颈。江苏沿海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滩涂围垦等项目投资量大、回收期长、公益性强、上级补助少，在清理整顿地方债务平台和国家收紧银根的背景下，地方财力筹资配套面临的困难日趋突出，项目推进普遍受到制约。三是突破机制体制。江苏沿海地区新一轮的开放开发是一个整体，要突破机制体制障碍，建立区域发展协调机制，推进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全面实施。三 加快江苏沿海地区开放开发的战略思考（一）江苏沿海开发面临的机遇1.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带来的宏观机遇
江苏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特别是江苏沿海唯一深水大港——连云港的发展，与我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由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变化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间，经历了由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当时的基本国情，我国选择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而连云港市处在江苏苏北地区的北端，对江苏经济发展缺乏带动作用，特别是连云港港口腹地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不仅经济落后，而且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中不是重点发展地区，所以对港口的支持推进能力很小。因此，连云港市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显然处于劣势，处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洼地。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阶段，国家首先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次大开发与沿海开发、沿江开发不同，“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次开发中，连云港市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中西部地区的最便捷出海口，具有其他港口和城市无法替代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为连云港市的国家经济枢纽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机遇。加快连云港建设步伐，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借助连云港桥头堡的特殊区位向陆桥沿线地区扩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正是基于这个特殊区位，才有四大国家战略在连云港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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