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晖,周慧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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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试读：
导论
第一节 奈保尔其人其作
V. S. 奈保尔（V. S. Naipaul），全名维迪亚达·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岛，是印度移民的后裔。他在查瓜拉斯镇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中长大，在家中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父亲西帕萨德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爱好文学，接受世界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熏陶，逐渐树立了要成为一个作家的理想。1950年，十八岁的奈保尔从位于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女王皇家学院（Queen's Royal College）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从特立尼达殖民地政府那里获得一笔可供在大英帝国任意一所高等学校学习七年的丰厚奖学金，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往已久的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四年后，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从牛津毕业之后，奈保尔不愿意回到特立尼达去找工作，而是选择留在伦教，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很难在特立尼达继续其写作，在1954年5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不想强迫自己适应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我想，假如我不得不在特立尼达度过余生，我肯定会被憋死的。那个地方过于狭小，社会上的种种观念全然不对，那里的居民更是卑微狭隘，目光短浅。除此以外，对我而言，那里可供施展的空间极其有限。……您不要以为我喜欢待在英国。这是一个种族偏见肆意横行的国度，我当然不愿意留在这里。在这个国家苦熬度日只会令我徒增反感，这种感觉同我对特立尼达的畏惧一样强烈。”在信的末尾，为了安慰母亲，奈保尔写道，“虽说世事莫测，多有蹇涩，但是我们家的那颗幸运星仍然会光照四方，引领我们走出困境。”（奈保尔：《奈保尔家书》，北塔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正是在这种微薄的希望支撑之下，奈保尔在伦敦待了下来，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奈保尔是一位专业而成功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少见的、一直而且仅仅依靠写作为生的作家中的一个”。（Peter Hughes. V. S. Naipaul. London: Routledge, 1998. p10.）
除了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两三年时间里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加勒比之声”的栏目主持人之外，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没有从事任何作家以外的职业。写作不仅仅是他的职业，而且更是他的生命。奈保尔创作颇丰，迄今为止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而且形式多样，有小说、游记、政论文集、书信等。纵观奈保尔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分期较为明显，通常分为三个时期。
一、早期：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时期奈保尔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其中以他的家乡特立尼达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尤为成功，并受到广泛好评。奈保尔出版的小说作品有：《灵异推拿师》（The Mystic Masseur, 1957）、《艾薇拉的投票权》（The Suffrage of Elvira, 1958）、《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 1959）、《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史东先生与骑士伙伴》（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 1963）、《岛上的旗帜》（A Flag on the Island, 1967）、《模仿人》（The Mimic Men, 1967）、《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 1971）、《游击队员》（Guerrillas, 1975）、《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9）。这些小说都是以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殖民社会为背景，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特立尼达社会生活和殖民地底层人们的奋斗、挣扎与绝望。
在这期间，奈保尔还出版了两部关于印度的游记，分别是《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An Area of Darkness, 1964）与《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一部关于加勒比地区的游记《中程航道》（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s of Five Societies—British, French and Dutch in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 1962）以及一部研究特立尼达历史的著作《黄金国的沦亡》（The Loss of El Dorado, 1969）与一部政论文集《过挤的奴工营》（The Overcrowded Barracoon, 1972）。
1955年，奈保尔写出了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但该书并没有立刻得到出版。在其《一部自传的开场白》中，他简单地提过该事，“我首先写出了《米格尔街》……他们首先想要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我写出了《灵异推拿师》。我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完稿……”《灵异推拿师》直到1957年5月才得以出版，然后是另一本长篇小说。在1959年，才终于出版了《米格尔街》。
在其给家人的信中，我们会看到那时的奈保尔曾经历过何等漫长和痛苦的等待。在1955年10月3日给姐姐卡姆拉的信中，奈保尔告诉她，“今年为止我已经写了两本书，我对第一本书寄予了厚望，此刻它就在出版商手里，我正盼着答复从天而降。我如此看好这本书的理由是，迄今为止，每一个读过此书打印稿的人都认为它写得很棒，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有很多关于写书的想法，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认可，它将会填补我那极度匮乏的信心。”（奈保尔：《奈保尔家书》，北塔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可见此时的奈保尔多么渴望和需要被认可和接受，他并不如别人想象的那样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创作前途缺乏信心。
在焦急地等待了漫长的11周之后，奈保尔被出版商告知，尽管他们也觉得书还不错，但出于市场考虑，他们不想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奈保尔在1956年2月10日给姐姐卡姆拉的信中详细回忆了事情的经过，谈到了他对出版《米格尔街》的等待、期盼和失望。一波三折之后，最后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奈保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灵异推拿师》终于在1957年5月出版了。但他指望通过该书来改变自己及家人经济状况的想法却没有能够实现。这本他指望能卖到1000册，以解决家里的债务的《灵异推拿师》仅仅为他赚来了100英镑稿费。《灵异推拿师》是奈保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窝在他的一个伦敦穷亲戚家的地下室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以幽默调皮的口吻讲述了一个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后裔甘涅沙如何从一个小学教师变成一个推拿师，一个神秘的梵学家，最后成为特立尼达上院议员，并获得英帝国勋章的发迹史。被父亲送到城里读书的甘涅沙是个典型的乡下孩子，很快就成为同学们的笑柄，过着边缘化的生活。在短暂的小学教师生涯结束后，回到家乡，又发现自己无法融入乡村生活，只能骑着自行车终日闲逛。接着，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了一个技艺不甚高明的推拿师，这样自然无法养家糊口。随后，他认定自己要写书，成为一个作家，将父亲留下的钱都用在买书籍和纸张上，结果折腾出一本常识问答之类的小册子，没有销路。在婶婶和杂货店老板比哈利的共同合计之下，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巫婆神汉般的人物。从此，诸事顺达，名利纷至沓来。他首先半靠科学知识，半靠运气，成功治愈了一个小男孩的心理疾病，从此声名鹊起，人们从各处赶来请他治病，偏僻的村庄变成热闹的城镇。后来，在众人的推动下，他开始参与政治，逐步成为特立尼达最受欢迎的议员。《艾薇拉的投票权》聚焦于1950年的第二次大选，再现了特立尼达以族群和种族为基础的选举大战。小说的主人公苏鲁吉帕特·哈班斯是一个富有的印度教徒，为了能够获得一个议会的席位，用尽各种手段来骗取艾薇拉小镇选民的选票。哈班斯的竞选一波三折，最终成功当选，并从议员的位子上获得了实惠。当初投他票的选民想要获得回报，但哈班斯的断然拒绝彻底激怒了他们，结果导致他的车子被烧。哈班斯狼狈逃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的早期代表作，小说仍然是以特立尼达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父亲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奋斗历程。主人公毕司沃斯的父亲是从印度移民到特立尼达的劳工，毕司沃斯出生时一只手上有六根手指，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从小就遭受歧视。他忍受种种欺凌、屈辱，努力奋斗，成家立业。他娶妻之后，妻子的娘家图尔斯家族的亲戚经常说三道四，瞧不起他。于是他希望能当个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取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并且希望能够有幢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房子不仅象征着经济的独立和事业的成功，而且可以从此摆脱图尔斯家族的骚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他认准目标，历尽磨难，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记者，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的长子阿南德却不安于特立尼达的落后生活，去英国留学。毕司沃斯积劳成疾，病死在自己的房子中。阿南德从英国学成归来，已经人去楼空，只留下三千元的债务、穷苦的母亲和四个尚未独立谋生的兄弟姐妹。这部小说节奏徐缓，语言流畅，风格朴实，用现实主义白描手法书写了小人物平凡的一生。《模仿人》是一部虚构性的自传体小说，采用回忆录的形式和第一人称的视角来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主人公拉尔夫·辛格是加勒比岛国伊莎贝拉（暗指现实中的特立尼达）印度裔移民的后代，早年留学英国，与一个英国白人女子结婚。带妻子返回岛国后投身商界，取得成功。婚姻破裂后，参加岛国的独立运动，成为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是，岛国的政治独立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好处，种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辛格在激烈的权利角逐中被清洗出局，流放英伦。这部小说在奈保尔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是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奈保尔的创作就带有更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更浓厚的悲剧色彩。《自由国度》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叙述者，来探讨民族、国籍和个人的身份问题。作品由五个故事组成，即：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和三个短篇“孤独的人”、“告诉我，杀了谁”、“自由国度”及尾声“卢卡索的杂技团”。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描写了无名氏流浪汉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怪异的性格，以及他与两个商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尾声“卢卡索的杂技团”则展示了中国人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同时传达了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和异族文化间的冲突。“孤独的人”这个短篇描写了主人公桑托什随雇主由孟买到华盛顿谋生的故事。他本指望在华盛顿出人头地，却遭受种族歧视，最终不得不与一个哈布舍女人结婚，以获取美国公民的身份。“告诉我，杀了谁”这篇故事则通过对一位西印度青年在伦敦生存状况的描述，更为感人地表现了异族人在伦敦生活的艰难及其理想的幻灭。“自由国度”是这部小说的主体，故事中的人物远离故土，希望在非洲大陆寻找心灵的庇护和自由的乐土，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与逃离出来的家园一样，他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动乱、杀戮，毫无自由可言。
1972年，曾经是英国黑人领袖的迈克尔·马利克在特立尼达被判处死刑，他被指控谋杀了英国妇女盖尔·班森。盖尔·班森与丈夫离婚后，在特立尼达与另一位黑人领袖哈金姆·贾梅尔同居。奈保尔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他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发表。1975年，他又以这个案件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游击队员》。小说的男主人公詹姆斯·阿赫曼德具有中国血统，在黑人社区中长大，对于周围的黑人居民有一种介于优越感与自卑感之间的潜意识。奈保尔将一位南非白人彼得·罗奇作为那位黑人领袖的化身，他要用武装斗争来颠覆当地反动政府。彼得·罗奇生活在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无名岛屿上，有一位名字叫简的英国妇女和他在一起。简同情被压迫的黑人，对自己的白人特权和优越生活深感羞愧，她十分钦佩彼得·罗奇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在这三个人物的内心深处，除了革命激情外，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河湾》的故事背景是非洲东海岸河湾处的一个偏僻小镇，主人公萨利姆是印度移民，想在镇上安居，开个小店铺谋生，但是这个地区受到首都独裁政权的严密控制，人们毫无自由可言，局势动荡不安，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萨利姆不得不打消定居的念头，重新开始他的漂泊生涯。在小说结尾处，起义的解放军准备和政府军决战，总算给读者带来一线希望。奈保尔以近乎悲剧的目光审视人们的挫折，然后把它化为一出社会喜剧。
二、中期：80年代到90年代末。这个时期的奈保尔转型明显，摒弃了虚构性强的小说创作，将写作的重心放在了纪实性强的游记作品上。他进行了广泛的旅行，这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奈保尔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殖民体系瓦解后，第三世界新近独立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顿、政治动乱和文化身份定位等重大社会问题。他的讽刺更为辛辣，观点更加悲观，他的观察更倾向于揭示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环境的丑恶。
这期间出版的作品有：在刚果的旅行日记《刚果日记》（A Congo Diary, 1980），关于阿根廷、特立尼达、刚果的《伊娃·庇隆归来及特立尼达杀戮》（The Return of Eva Person with Killings in Trinidad, 1980），作者深入穆斯林国家伊朗、巴勒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探索写成的两部作品《在信徒的国度》（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与《信仰之外：在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中的旅行》（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 1998），记录第一次在美国南方各州旅行的游记《南方一瞥》（A Turn in the South, 1989），第三次踏访母国印度写就的《印度三部曲》之三《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这些游记作品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文学作品的意义范畴，它们所记录的广大后殖民地区的生活、文化和社会状况及作者对此所持有的批判性态度给予作品以更大的现实意义与后殖民研究价值。另外，除了游记之外，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自传性的作品。其中《寻找重心》（Finding the Center, 1984）是作者个人写作方法的散文，而《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 1987）与《行世之道》（A Way in the World, 1994）则是两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它们预示了奈保尔作品的第二次转型，即从以游记为主转为以自传性创作为主。
半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的叙述者是一个作家，早年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生活，青年时代到牛津大学求学，然后四处漂泊，追寻自己的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渐进暮年后定居英国，不断反思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抵达之谜》分为五个部分：杰克的花园、旅程、常春藤、乌鸦、告别仪式。第一、三、四部分主要描写作家在英国威尔特郡定居与写作的生活状态，在苦闷与彷徨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生命、变化与死亡的本质与规律，最后终于融入当地的风景、历史与居民之中，并以平常的心态开始小说的写作。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18岁时从特立尼达移民英国的第一次旅行，并简要提及自己成为作家以后在加勒比地区、南美、北美、非洲、亚洲各地的多次旅行，通过这些在世界各地的漫游，间接反映出他走向作家之路的旅程，进而探究自己的精神与文化之旅。第五部分通过返回特立尼达参加妹妹的葬礼，作家进一步思考了生命与死亡的神秘性，并最终发现，英国这个一直被他视为异邦的陌生之地，才是他人生的归宿和精神文化的家园。《行世之道》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也不是历史、自传、游记或回忆录，而是各种文体的混合。书名既指加勒比海历史人物走过的道路，又指奈保尔本人走过的道路，奈保尔把自己的经历和其他人的经历交错混杂在一起。这样，读者既可以看到特立尼达不堪回首的历史，又可以看到奈保尔背井离乡到牛津求学，看到他成家立业的艰难，看到他后来的周游世界与声名鹊起。奈保尔在这部作品中有意识地把纪实的因素和虚构的因素结合起来，“思考我从其而来的社会的本质，思考我跨进的世界和我所观察的世界，我得出了结论，我不能够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小说家。我认识到我对世界的反应同样可以富于想象力地在非小说作品中、在新闻报道里表达出来；我对我的新闻写作极其认真，因为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世界的非常公正的反应。这是不能转变为小说的。”（Ronald Bryden. The Novelist V. S. Naipaul Talks about His Work to Ronald Bryden, The Listener, Vol. 89. March, 22, 1973. p367.）
三、后期：90年代末至今。此时的奈保尔年事已高，出版的主要是书信集、随笔集以及谈话录一类的作品，对自己的生命历程、文学观点与创作经验等进行梳理总结。1999年，年近古稀的奈保尔将自己在牛津读书期间与父亲及姐姐的书信整理成集，形成了一部打动人心的“家书集”《奈保尔家书：父子之间》（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 1999）。另外几部作品则是《与V. S. 奈保尔面对面》（Conversations with V. S. Naipaul, 1997）、《读与写》（Reading and Writing: A Personal Account, 2000）、随笔集《作家和世界》（The Writer and the World: Essays, 2002）、《文学场合》（Literary Occasions: Essays, 2003）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半生》（Half a Life, 2001）与2004年出版的《魔种》（Magic Seed, 2004）。《半生》也是一部半自传性的小说，分为“来自萨默塞特·毛姆的访问”、“第一章”、“第二次转移”三部分，分别由三个叙述者来讲述三个不同时间和不同背景下发生在印度、伦敦、葡萄牙海外省的故事。全书由威利对父亲的发问“为什么我中间的名字是萨默塞特”开始，揭开了威利“寻根”之旅的序幕。父亲为了追随圣雄甘地，企图破除种姓制度，选择了与地位比自己低下的女子通婚。他在税务局工作，经常懒懒散散，小偷小摸。在他的劣迹即将曝光之际，他逃往寺庙避难，在那儿他发誓保持沉默，反而使他成为了个人英雄，甚至连英国作家毛姆也去看望他，并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以致引来了众多的海外游客，父亲也就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放弃世俗繁华的道路，过起了自欺欺人、精神贫乏空虚的生活。威利与父亲一样，自以为已经把人类看透，他嘲笑父亲，认为印度人全都在自欺欺人。被父亲送到伦敦之后，他又把自己的无知归罪于母亲。威利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无法对印度教产生认同，伦敦的生活又很快令他厌倦，他开始写作，并因为小说集的出版而认识了阿娜，随她来到了非洲某个葡萄牙的海外省，住了十八年之久。
在非洲的殖民地，人们因为血统不同而社会地位不同，阿娜就属于非洲化的葡萄牙人，介于纯种葡萄牙人和混血儿之间。不管到哪里，威利发现他始终生活在所谓的“种姓”之中，他越是想逃脱种姓的桎梏，就越是发现它无处不在。威利不断在性欲中寻找满足，然而在性方面他也是失败的。成长于印度的他没有任何性经验，他与同学的女友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在伦敦他用自己的放浪形骸来和印度的禁欲主义拉开距离。性经历成为了他进步的主要标志，成为了他用以区别自己和父母的不同之处，但他从中收获的依然是绝望与无助。他越是想忘掉印度，忘掉关于那儿的一切，它越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中。双重视角使得印度和英国在他看来都庸俗不堪，即使是在充满欢笑的殖民地，他也始终无法重建自己的身份。《魔种》出版之前，奈保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已经没有精力再创作小说，《魔种》将成为他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要将过去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连接起来，并给自己的文学生涯做一个总结。《魔种》实质是《半生》的续篇，讲述主角后“半生”经历，它的故事在《半生》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魔种》的主人公威利在非洲经过十八年的岁月蹉跎后，决定结束这段婚姻，去了西柏林投奔自己的妹妹。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看见一个买玫瑰花的泰米尔人后，想起了祖国正在进行的游击战争，妹妹设法和远在印度的革命组织取得了联系，便送威利去投奔那里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威利随部队辗转于村镇与丛林，发现情形完全出乎他之前的想象，那位革命领袖已经众叛亲离，被异己所包围，威利后来被投进了监狱。
妹妹求助于威利在《半生》中就已经结识的律师朋友罗杰，把他从监狱中营救出来。威利在伦敦把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80年代后期的英国进行了一个痛苦的比较，他发现伦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自己的眼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印度和非洲所经历的阶级仇恨，以及他所看到的一些人的贫穷形成了他对英国的重新判断。他再次做出努力，试图融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社会中去，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发现尽管英国很富有，但除了粗俗什么都没有，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服务于没完没了的监狱审判”的人。在《魔种》结尾的时候，威利离开粗俗的伦敦到乡下参加一场婚礼，在这里威利碰见了《半生》里就认识的朋友马库斯，在《魔种》中马库斯已经成为了一名非裔印度外交官，在《半生》中马库斯就有这个梦想。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书中仅有的闪耀着乐观主义的地方。奈保尔在威利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让人物的头脑承载着作者的思考。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不该抱有理想的价值观。灾祸正是由此产生。解决也是由此发端。”作者借威利之口，用一个睿智的警句，给这个大跨度的故事画上句号。
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奈保尔荣膺了几乎英国所有的文学奖项与诸多其他世界性文学奖。1958年，初出茅庐的奈保尔凭借第一本出版的小说《灵异推拿师》获得人生第一个文学奖“约翰·利维斯·里斯纪念奖”（John Llewelyn Rhys Memorial Prize）。自此以后，幸运之神就不断光顾这位来自殖民地的作家，使其声誉日盛。1959年，《米格尔街》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Award）；1961年，年方二十九岁的年轻作家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部作品与1979年的小说《河湾》一同被选入“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1963年《史东先生与骑士伙伴》荣获“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1968年《模仿人》获“W. H. 史密斯奖”（W. H. Smith Literary Award）；1971年作品《自由国度》获“布克文学奖”（Man Booker Prize）；1993年，他成为英国“戴维·柯恩不列颠文学奖”（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的首位获得者。他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终于在2001年凭借《河湾》、《抵达之谜》等作品荣获象征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可谓实至名归。而1993年他被英国女王授封为爵士的头衔则是他作为前殖民地人莫大的荣誉。
1994年，美国的塔尔萨大学购买了关于奈保尔的档案材料，把他的书信、手稿与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伊斯的档案并列，奈保尔把自己的档案称为“一个身处特殊环境的亚裔人文化选择的记录”。玛格丽特·德雷布尔在她主编的第五版《牛津英国文学伴读》中认为，奈保尔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政治暴力、内心的无归宿感、异化疏离感这些主题，可与康拉德作品中的主题相比。维·索·普里切特把奈保尔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英语作家”。
奈保尔是一位以自身游历为素材，以政治暴力、内心无归属感、异化疏离的漂泊感为主题，再现殖民主义历史和后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现状的作家，他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经济全球化浪潮来临，多元文化碰撞的时代，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移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创作成果及其反映的后殖民时代特色，成为世界文学关注与研究的热点。奈保尔是一位比以往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关注自我精神家园的杰出后殖民作家，从后殖民文学、移民文学、流散诗学、旅行写作到英国文学、加勒比文学等领域，奈保尔都是颇具价值的研究对象。在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多人开始认真关注这位西印度洋岛上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在移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中占有极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多重的文化身份也成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奈保尔是一位“无根”的作家，对他的研究都无法完全脱离“流散”、“疏离”、“无根”等关键词。一方面，可以说，奈保尔实现了父亲的作家梦，某种程度上他的影响与地位也实现了他少年时代“用英国人的语言打败英国人”的誓言，得到了作为一个作家所能创造的最高层次的成就，父亲成为伟大作家的梦想在奈保尔的身上得以实现；然而另一方面，就是这样一位成功而杰出的作家，他的人生并不如这些奖项所显示的那样辉煌、顺利，而是终生都伴随着“无根”的焦虑与身份的忧思。写作不仅仅是他的生存之道，更是他精神得以寄托的家园，其作品一定程度上更是其进行“文化身份追寻”的结晶。这种特质与奈保尔特殊的身份背景与复杂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纵观奈保尔的身份背景与生活经历，他“是一个印度婆罗门，由于他祖父以契约劳工身份移民到特立尼达，他双重远离了故土；他一出生就是一个西印度人，在特立尼达长大；最后他选择自我放逐，成为一个移民伦敦的人，远离祖先的国家和他出生的国家。任何要阐述说明奈保尔感受的尝试，都必须在头脑中想着这三种社会的影响以及由三种社会可能产生的心理状态”。（Sudha Rai. V. S. Naipaul: a Study in Expatriate Sensibilit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2. p7.）
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印度族裔、有色人种、前英国殖民地人等多重身份；他童年生活在特立尼达，青年以后到英国留学，接受英国文化教育，跨越了特立尼达（故乡）——印度（祖籍）——英国（生活所在地）这样一个文化相差悬殊的大三角。他在这个大三角中间游离、徘徊，由于他出身于印度族后裔，然而英国殖民主义教育使他无法认同他的故乡特立尼达的文化；作为黑人殖民地的后裔他又无法融入英国这样的大都市文化中，两种文化的碰撞使他本人成了一个边缘人物；他也曾试图回到祖籍印度寻找他的文化之根，却痛苦地发现印度也不是他的精神家园；他也不能获得任何一方的完全接纳，处于“四不像”的身份困境之中。他内心深处撕扯在“中心”与“边缘”的张力之中，陷入了一种文化迷失状态，而这种迷失状态正是移民作家的特点，使其人其作都无法避免疏离无根的主旋律，成为典型的流散作家。奈保尔已被众多的研究者称为“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英国的特立尼达人”、“后殖民世界的知识分子”、“无根的边缘人”、“世界作家”等等。
有批评家认为，奈保尔终生创作，通过写作作为其精神家园来抚慰其因边缘人的身份而受挫的心灵。实际上，奈保尔始终没有停止对其文化身份的追寻，他利用写作作为探索归属之谜的手段，记录其心路历程的方式。正是由于身份归属这一纠结在心的情结，无论是前期的“记忆文学”还是后期的“旅行文学”都一无例外地围绕着“寻根”这一主题展开，身份问题成为萦绕奈保尔精神世界的恒久议题。从早期的与特立尼达有关的小说，到数次踏访印度的游记以及回到英国的写作，奈保尔惯于关注自我，以自己的经历作为写作题材进行创作。不论是采取哪种叙述方式，虚构或是纪实，无论采用哪种文学体裁，小说或是游记，他所聚焦的主题始终都以强烈的自我身份意识为特征，使其作品都带有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色彩。这种近乎执拗的对自我身份归属的关注，加上他犀利讽刺的写作风格与作品普遍透露的厌世情绪，常常给人以沉闷压抑之感，也成为其人其作备受争议的不可或缺的原因。艾勒克·博埃默曾经说过，奈保尔的作品“可以非常确切地被称为是后殖民主义的，而且，特别具有宗主国色彩，而不是殖民地的，更不是那种颠覆性的文学。他把文学看成是所经历的英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联系”。（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无论这是不是奈保尔有意为之的写作之道与生存策略，不可否认，在后殖民话语盛行的语境下，奈保尔的这种风格实为讨巧，抓住了众多读者与研究者的眼球，影响日渐扩大，成为后殖民作家的典型代表与移民作家研究不可跳过的重要一环。中国文学界奈保尔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与国外差距较大。自从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奈保尔研究逐渐升温，研究成果逐年增多，但总体缺乏对其文化身份追寻的系统论述，本书试图以奈保尔的文化身份追寻为切入点，选择了他的与特立尼达——非洲——印度——英国四地相对应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即《米格尔街》、《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河湾》、《印度三部曲》和《抵达之谜》，试图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多层次多角度论述奈保尔的文化身份追寻历程，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探索造成他身份困惑与追寻的社会、文化根源，探讨作品的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揭示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
第二节 奈保尔的基本创作思想
我们知道，民族性愈强的作品，就愈是具有世界性，而每一位成功的作家也都因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文学主张而为人们所记起。那么，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作家，奈保尔又有着怎样别具一格的创作主张呢？这也正是笔者在下文所力图回答的问题。然而，由于奈保尔是一个以写实为主的作家，他从不为技巧而技巧、从不故弄玄虚；因此，他也没有写过专门谈论文学理论的著作，而只是在一篇《漫谈作为一个作家》（On Being a Writer, 1987）的随笔及几次访谈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一些与创作有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于奈保尔的创作思想作以下简要总结。一、文艺应该介入现实社会和人生
众所周知，奈保尔是一个身份相当复杂的后殖民时代的作家——祖籍在印度、出生成长于特立尼达具有浓厚印度文化氛围的环境中，牛津大学毕业后又成了大英帝国的臣民。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奈保尔身上明显地具有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特征。瑞典学院曾形象地形容奈保尔是一个“文学的环球航行者”（literary circumnavigator），这一说法可谓恰如其分。多元复合的文化背景，使得奈保尔具备了理解不同文化的必要素质，也使他更能深切体会到优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东西方两大文化范畴之间徘徊，既有文化依赖又有文化反抗。这些都成为积聚在他作品中的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底蕴，并决定着他“为人生”的创作倾向。因此，如果以“为人生”的传统派与“为艺术”的现代派来划分作家，奈保尔显然完全属于前者。的确，作为一个文学的旅人，奈保尔特立独行于各种文学流派和主义之外，他从不追随任何潮流，而是完全从自己对于文学的朴素认识出发来进行写作、来思考社会和人生。
奈保尔在自己的主要作品中，无论是对于祖先之邦的印度、对于成长之地的特立尼达，还是对于穆斯林世界和非洲，都有过激烈的批评言辞（这也正是左翼人士抨击他的原因所在）。但在这些刻薄言辞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作家对于“被压迫者”命运的深切同情和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与鲁迅先生一样，奈保尔的创作也旨在揭露出前殖民国家在后殖民时代的“病痛”，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奈保尔不是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是一个“前殖民地的背叛者”，恰恰相反，他的创作正是出于一种对于前殖民地国家及整个世界文明走向的强烈责任感；仅在此意义上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就是当之无愧的。
2001年11月，奈保尔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表示，他并不为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遗憾，认为他们对世界不够关心。对于后者，奈保尔尤其表示出不屑一顾并曾刻薄地说：“我没法读乔伊斯。他是个快要瞎了的作家，我理解不了快要瞎了的人写的东西，他就知道写都柏林和他自己的反叛、天主教的罪过。他对世界不感兴趣……他的作品没有普世意义……他无聊地记录他周围那些琐碎事。”此外，他还对于人们给予司汤达和毛姆的文学声誉颇不以为然：认为前者是一个“有缺陷”的天才；而后者总是过分宣扬所谓“永恒”的东西，但不能反映和传达现实生活的内容，所以他的作品再过10年、20年就会“随风而逝”，为人们所遗忘。二、形式和内容的独创是作品得以流传的前提
在一次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奈保尔曾说：值得流传下去的作家“……应该是有独创性的人。是那些做出创新的作家”。在《漫谈作为一个作家》中他也写道：“每一个严肃的作家都必须是具有独创性的；他不能满足于因袭陈规，也不能满足于只是提出一套不同看法。……每一个严肃的作家都会注意到这个文学形式问题；因为他知道，不管从已经读过或正在读的那些作家作品中会受到多少教益和鼓励，那些作品的形式毕竟只适合表达那些作家的经验，而不会恰好完全适合表达他自己的经验。”（Naipaul. On Being a Writer.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7.）
显然，奈保尔通过上述言论来强调独创性——形式和内容的独创对于作家生命的重要意义：一个作家若想长久地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所接受，他就不能只是一味地因袭已有的文学形式和主题，而应凭借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去找寻自己最想表现的主题及与之最为适合的形式。他还说：“重要的文学形式总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会有新的形式出现，会有新的东西占据主导地位。”（石海峻：《奈保尔：失望的理想主义者》，2002年10月10日《环球时报》。）因此，对于每一位写作者来说，形式和内容的独创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奈保尔认为菲利普·拉金非常独创、非常了不起，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福楼拜、果戈理、巴尔扎克、莫泊桑、马克·吐温、吉卜林等也是比较有独创性的作家。在谈到狄更斯时，他认为在很早的时期，在他写《特写集》、《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克贝尔》以及《大卫·科波菲尔》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富于创新的作家，但后来他便是在抄袭自己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独创性是奈保尔创作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他以此来评判其他作家，而他本人也正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从其早期的《米格尔街》、《通灵推拿师》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再到《幽黯国度》、《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河湾》与《抵达之谜》、《半生》等，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的独特匠心之作，作者以驾轻就熟的笔法表达着自己意欲表现的主题。独特的创作风格是奈保尔成功的秘诀，也是其屡次获得文学大奖的主要原因。三、反对脱离社会实际的纯粹虚构
作为一个性格坦率的作家，奈保尔曾一度快言快语地宣称“长篇小说的时代结束了”，他认为“长篇小说是一种用滥了的形式，非常随意草率。人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的无意识的不高明的抄袭”。奈保尔的上述言辞看起来或许有些偏激，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西方文学的困境。我们知道，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学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涌现出过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神曲》、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歌德、司汤达、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D. H. 劳伦斯、加缪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19世纪中后期以来，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及哲学思想的渗入，使得文学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变得晦涩难懂或谎话连篇。例如，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认为：“小说家应该首先是一位科学家、解剖学家、单纯事实的记录者，……唯一的创作方法乃是实验的方法，而不是艺术的概括和提炼，更不是想象与虚构。”而与自然主义同属19世纪中后期“非主流文艺思潮”的“为艺术而艺术”流派和唯美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该流派公开宣称艺术创作的目的只在艺术美感本身，与任何功利的、实用的目的无关。在《道连·格雷的画像》的自序中，王尔德曾说：“书无所谓道德的与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Preface. Penguin Books, London, 1994.）
在《谎言的衰落》中，王尔德还专门探讨过虚构（即他所说的“谎言”）的问题，并批评了那些以生活或史实为蓝本的作家和作品，反对文艺涉及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并进而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大都变得出奇的平庸，其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作为艺术的谎言的衰落……”（Oscar Wilde. The Decay of Lying, J. P. Tompkins（ed.）. The Aesthetic Adventure, Cambridge, 1967. p674.）很显然，在王尔德看来，艺术就是虚构，是杜撰，是谎言，文学成就的高低就在于作者的撒谎是否成功。
而作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奈保尔的艺术志趣显然与左拉和王尔德等人有着天壤之别。印度裔的特殊身份以及从西印度群岛到不列颠的广泛人生经历使得奈保尔把关注的目光更多投放在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他认为文学应该介入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而不应一味地去“虚构”、去“唯美”。他曾说他是典型的对现实、对社会感兴趣的人，认为创作越自然越好，语言应该明白流畅。在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中，他就完全放弃了华丽的感性叙事，文字洗尽铅华，呈现一种语言的骨架，看上去犹如未事雕琢的璞玉。这种小说，叙述往往由一般性交代和简洁对话推动——这一点倒是很像海明威经常运用的新闻报道的叙事风格，而奈保尔《米格尔街》中的17个短篇，也几乎可以当作新闻叙事中的人物特写来阅读。在语言风格上，奈保尔也很符合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人物和事件采取“照相式的客观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文类的出现也与后殖民主义美学思想密切相关，它深深扎根于后殖民作家的心理体验和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流亡生活所进行的细察。用奈保尔自己的话说，小说作为一种形式不足以反映被殖民统治打乱了的世界，他打破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界限表明的只是他对世界发展的看法。可以说，奈保尔的作品“从历史人物到现实的虚构人物，故事是游移不定的，时间常常跨越几个世纪，从殖民时代的战争写到殖民统治的解体以及民族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非线型的但又浓缩了历史。历史的相对性与叙事的开放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石海峻：《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的文学历程》，《译林》2001年第6期。）四、一定的审美距离感是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
我们知道，奈保尔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定居在英国，这也是他少年时代以来的“野心”。他曾回忆说，还在小学读书时他就发誓以后要永远离开特立尼达这个小岛，到外面的世界去，去为大英帝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等他大学毕业定居英国并成为作家后，他的作品反映的却大多是第三世界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状况。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足迹遍布非洲、中亚、南亚及拉美的广大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然而，有趣的是，他虽然长时间地游历在第三世界，却从不在旅途中进行创作，只有回到伦敦郊外的家中时，他才在安静的环境里创作出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奈保尔认为只有离开了某个地方之后，才能回过头来对某地进行创作，一定的审美距离是他创作的前提条件。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只有对你经历过的东西有了距离之后，你才能看得更清楚。对自己的经历越是保持超然的距离，创作出来的东西才会越好。这是一种伟大的距离。有了这种距离，你才能对你的经历进行不仅是地理、历史意义上的，更是感情、美学意义上的沉淀和升华。”（石海峻：《奈保尔：失望的理想主义者》，2002年10月10日《环球时报》。）
开始时，奈保尔常常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抵达”第三世界，尤其是作为祖先之邦的印度，但他所经历的一切带给他的却是深深的失望，他感觉到那里是世界上一片“黑暗的地带”。当他回到伦敦这个“文明”世界中，再来反思他在“黑暗的地带”的经历时，他处于某种超然的感情之中，这样一出一入的过程使他对世界和人生有了某种独特的感受。一定的时空距离感，独立于别人也独立于自己，使得他始终以“旁观者”、“外来者”的姿态，审视、剖析、透视并客观地展现殖民文化和后殖民文化，忠实地记录了殖民者、被殖民者和后殖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在《漫谈作为一个作家》中，奈保尔还说：“文学不像音乐，不是幼童就能搞的；写作方面没有神童奇才。一个作家想要传递的知识或经验，是社会或情感的知识或经验，这需要时间，可能需要一个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处理那经验，来理解他所经历的一切；另外，为了让经验的原生状态不至于流失、被不恰当的形式所消解，尤其需要叙述时的小心谨慎和老练的笔法。”（Naipaul. On Being a Writer.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7.）
很显然，这里奈保尔强调的也是作家创作中的审美距离感，但这一距离是时间意义上的。时间可以抹平一切伤痕，时间也同样可以使我们更为客观地看待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我们在若干年后再去追忆往昔的经历时，就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较为公正地评价以前的人和事。显然，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创作的客观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而奈保尔早期的作品也正具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靠记忆在写作。在一篇名为《我与〈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随笔中，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多年的抱负和把自己当成作家，实际上已为我做好了写作的准备。我已是一个观察者，我已训练了我的记忆，并培养了回忆的技能。”（林贤治：《记忆》第3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我从小养成一个习惯……会自动把每次会面或历险像新闻片一样在脑中反复重播，推敲和估量人们说话的意义和目的。……我训练自己，使自己具备敏锐的触觉，来辨识表露于说话和面貌、身体姿态和形状的人类性格。当我在伦敦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曾以为我的生活是一片空白，通过写作这一行动，以及由于总是需要多写，我发现其实我拥有和储藏了大量的东西。……就这样，当我做了充分储备的时候，我便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当我自己那些完全清醒的记忆占主导地位时，这部小说便确立了，定了音调了。”（林贤治：《记忆》第3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奈保尔的这番话再次印证了个人的生活阅历和日常训练对于日后创作的重要性；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生活体验贫乏而又不注重自我训练的人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除以上四点之外，还应提及奈保尔对于创作中直觉和激情的重视。奈保尔是一个极为感性的作家，他说自己“……对事物的反应总是过于强烈，但正是出于这种对事物的强烈反应我才写作。当我对事情没有多少感觉的时候，就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强烈感觉，大概就不应该去写作”。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讲中，他还曾宣称自己写作完全是靠直觉——“我信赖直觉。我在刚开始写作时如此，即使目前也是这样。……我听从直觉去选取题材，我一直是在直观地写作。当我开始动笔时，我心中有一个想法和轮廓；但几年后我才能完全理解我自己的作品。”在《漫谈作为一个作家》中，他也写道：“我想，如果不是被强烈的紧迫感所驱使，甚至被像狂热那样的什么紧迫感所驱使的话，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写出什么作品来的。”与鲁迅先生等文学大师一样，强烈情绪的表达欲望一直主导着奈保尔的写作。
第三节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
一、后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
众所周知，后殖民主义不再像殖民主义那样侧重强国对弱国领土、政治、经济上的侵略与武力征服，而是侧重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渗透与转化，其方式更加具有“温文尔雅”的隐蔽性。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关乎“我是谁？”、“我与什么认同？”等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成为后殖民研究领域一个倍受关注的现象与议题。国外的文化身份研究起步较早，早在1994年，文学和文化身份研究委员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成立，各国学者致力于从各自民族文化背景和文学文本中文化身份意义因素的研究与探讨。
有学者对文化身份作如是界定：“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主要考察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亚文化成员、边缘群体、在全球化中经历急剧社会转型的民族——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第49页。）理论界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正在规范之中，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另一方面，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认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叫做“认同”。从词性上看，“身份”应当是名词，是依据某种尺度和参照系来确定的某些共同特征与标志；“认同”具有动词性质，在多数情况下指一种寻求文化认同的行为。“身份”和“认同”最早是由心理学领域引入的，在文化研究中它们是同一个概念，都被称为identity：
它用来考察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亚文化成员、边缘群体、在全球化中经历急剧社会转型的民族——所必然引起的生活重建经验。人们从原居民国移居到另一国家，或从乡村迁居到城市，所面临的不仅是环境、工作等变化的实际问题，而是关于“我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为什么如此生活”的问题，他需要有一个完整、合理的意义解释，以便来平衡转变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主体存在失落感。身份就是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即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钱超英：《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暨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32页。）
在现代性的学术话语中，身份认同主要指在主体间的关系中确立自我意识，并在普遍有效的价值承诺和特殊身份意识的张力中获得自我归属感和方向感，它往往给人一种空间的想象，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本体性的安全感与历史感，其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它是一种主体性的反思意识。这种反思意识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关系中形成的，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最终扬弃他者、回归自我的过程。第二，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需求具有本体性的生存论意义。第三，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它会受到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也会被文化、历史、社会的想象所塑造。因此，它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其支配性的身份认同形式是不同的。如果说在殖民历史的扩张中，种族的记忆与民族认同的想象占据核心的位置，那么，在后殖民情境中，文化认同与历史的想象则是主流的形式。（周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福柯认为在思想层面上人不可能是一个自治主体（self-governing subject），他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话语的影响、规范和制约。身份不是由血统来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因为生活在后殖民社会中的个人主体囿于种族、阶级、性别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其文化身份的形成和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被具体的历史进程、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所制约。因此，有学者将身份认同大致分为四类，分别是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本书关注的是广泛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出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经验。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状态是一种“混合身份认同”，也是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二、为什么会出现文化身份问题？“二战”以来，人类经历了大规模的流动和移居，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也使人口流动特别是人口跨国流动成为常态。这些跨国界、跨民族的流动与移居使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凸显出来。人被置入陌生的、不同于旧有的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民族、不同肤色、差异性极大的人们交汇在“地球村”。“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等种种复杂的问题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重点与难点之一。而这些移居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选择的，也无论是出于政治的或是经济的缘由，其内在都伴随着权力的作用。“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权力常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加如此。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正是差异的存在与对主体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内在张力，使奈保尔一类的具有强烈自我身份意识的知识分子迫切寻求文化身份归属的出路。
在文化身份理论框架中大体存在两种主流话语：一种是本质论的，狭隘、闭塞；另一种是历史的，包容、开放。前者将文化身份视为已经完成的事实，构造好了的本质；后者将文化身份视为某种正被制造的东西，总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从未完全结束。两者分别称为本质论和建构论。“本质论”假定各种性别、族群与阶级等范畴的成员，有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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