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慧容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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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早期思想探源试读：
1944—1948年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
1944年11月11日，费孝通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邦各有其道》，这大约是费孝通的第一篇国际时评。到1948年底，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粗略统计，费孝通共撰写国际时评80余篇（有10篇以上未收入全集），外访杂写3本（《旅美寄言》《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文化评论1本（《美国人的性格》），翻译1本（《工党一年》）。从篇幅上看，这批文章与同期费孝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不相上下。
数量如此巨大的文章，却鲜有费孝通的研究者专门论述。海外费孝通研究专家欧达伟在其专著中，分散在两章讨论这部分写作。第四章取名“一位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这章讨论了《旅美寄言》《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和美国对外政策，详述了1943年到1944年费孝通初访美国的行程、交往和事迹。《重访英伦》及有关英国的时事评论和文化杂写，则放到第六章——“1945—48年的政治活动”。欧达伟认为，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写作中，费有三(1)个角色：费孝通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一个新闻媒体上的政治评论人和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自觉有责任向公众传达其对国内外公共事务的看法，提高公众对身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认识。费孝通向朋友坦诚，在这样的危机时代，“圈在大学校园里，做一个乖孩子，我(2)心难安”；第三，费孝通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间人。第四章侧重(3)从第三个角色分析费的写作，外访杂写系列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欧达伟注意到，费孝通对美国的认识，前后两个时期有重要变化。前(4)期，对美充满热情，“很大程度上把美国看作是中国的未来”。1947年后，费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彻底破灭，对美国文化持越来(5)越强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费孝通不满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客观上阻挠了中国战后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6)性。有关英国的写作，在欧达伟看来，更多是时事政治评论。对美国失望后，费孝通关心战后英国的实践能否提供一个成功的样板，不(7)用流血的革命，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亦可并行不悖。
杨清媚则将这部分写作合到一章讨论，她统称为费孝通的“海外(8)圈之书写”。杨清媚亦认为，“这部分文章，很难说是社会科学研(9)究的论文”。但是她似乎不太理会这批文章的“时论”性质。她基本忽略一个事实：这些文章是面向公众的，意在向公众介绍英美文化，或者提高公众对当下公共问题的认识。在她的叙述中，费孝通的认知和写作一直受某种内在的、深层的文化欲望驱动，即重建传统中国的(10)“天下”秩序，虽然直到晚年，他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她称之为费孝通的“天下观的心史”，这个心史就是费孝通的“文化自觉”(11)的内涵。(12)
那么什么是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呢？简言之，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是由方位观、层次观和文化的夷夏观交织而成的一个层层外推的同心圆。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行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的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的扩张。最后的理想者是(13)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四方”“四国”“四海”都是方位观的表达。孔子的大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14)话后来成为中国人“天下一家”理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层次观是周继承殷商的“服制”观而来。甸、侯、宾、要、荒服就是习称的“五服”。服制基本就两层：外服的诸侯和内服的臣僚。“五服”后来(15)转变成一个以与周王畿距离决定职贡性质和大小的层状结构。
按照“天下观”的层次，杨清媚将费孝通的全部写作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海外圈三个部分。杨认为，费孝通的“海外圈之书写”，内含强烈的焦虑和冲突。费孝通“不愿意放弃延续自帝国的天下观这一心史”，可是近代以来，遥远的海外诸番成了文明程度更高的文化中心。费孝通一方面接受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客观历史的方向”，“无论是英国的议会、美国的民主、欧洲的联盟还是英国的重建、美国的工业，等等”，一方面又不甘心，不时给予批评，于是呈(16)现文化核心圈时而在西方，时而在乡土中国的纠结、矛盾文本。在具体讨论“海外圈之书写”时，杨清媚亦分美国和英国两块述之，阐释要点却与欧达伟大相径庭。谈英国，全没有提欧达伟指出的费关心的主题——“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能否并行不悖”。杨清媚认为，费孝通特别关切英国，因为他关心二战后，失去殖民地的老牌西方帝国能否维持甚至复兴？帝国的演变方向？若能实现欧洲联盟，就意味着(17)未来国际秩序会在一定程度上朝向中国的“大同”理想。美国的现代演变，无需帝国的断裂。可是“美国工业也是从乡土社会的历史中生发出来的”。这一点可为中国借镜。杨清媚认为，这是费孝通对美国的兴趣所在。观察这一生发过程中，文化的困境和冲突，费孝通反(18)思中国现代化可走的道路。杨清媚未注意到费孝通对美国看法的前后差异。
欧达伟和杨清媚笔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形象，有明显的差异。在欧达伟眼中，费孝通是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受过完整(19)的现代教育，思想十分西化。杨清媚则力证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构成了费孝通内在和持久的认知动力。这关系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费孝通思想的“西方影响”和“中国影响”。杨清媚的阐释角度明显受到晚年费孝通“思想发展”（主要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0)和“文化自觉”）的激发，她试图在费孝通的早期作品和晚年思想发展之间，发现某种持续的主题和文化动力。这确是一种有意义的“问题化”。欧达伟的研究完成得较早，自然不能有这样的提问方式和审视角度。但是“天下观的心史”真的构成了青年费孝通的深层文化动力吗？“心史”一说源自一件历史奇事：南宋郑所南在宋亡元兴之际，将兴亡的事迹和一己的感慨，总题为《心史》，以铁函锢之井中，意在留下历史真相和保存文化火种。365年后明崇祯十一年，被人偶然从井底发掘出，当时中国面临又一次被蛮族灭亡的危险，“铁函心史”遂闻名于世。晚年陈寅恪将自己最后两本著述——《再生缘》和《柳如是传》比为“心史”，诗云“文章存佚关兴废”。陈书并未入井，不能直书，用笔十分隐晦。“心史”还有一个要点，所谓“年(21)已垂老，虑身没而心不见于后世，取其诗文，名曰‘心史’”。“心(22)史”确有杨清媚文中强调的“文化继承”之意，可是总不能将所有“文化继承”的心思都称之为“心史”。40年代的费孝通正值盛年，意气风发，文采飞扬，更重要的，青年时代的费孝通虽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自尊，可他不是文化遗民，他在情感上留恋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生活方式，不是儒家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或道统。晚年费孝通自陈，“陈寅恪的归属是过去的时代”，“我从小没有进到旧的文化教育里边去，所以我的归属是在新学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要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我的……文化属性是(23)新学里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提醒我们，若有某种持续的主题和动力，不要忽视新思想和新处境带来的新问题的影响。
用“天下观的心史”串连费的作品，已经导致了在文本分析上的某些随意取材和重大遗漏。在分析“海外圈之书写”时，杨清媚使用的主要文本是《旅美寄言》《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这几本小册子，费孝通其他的国际时评只引了三四篇。《重访英伦》用的是1988(24)年出版的《外访杂写》节本，原书共包含九篇短文及一篇非常重要的结语“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节本中只收入了五篇短文。《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用的是《费孝通文集》收录的本子，未用《外访杂写》选本，但是《外访杂写》中未收入的《初访美国》最后三个重要小节，杨清媚在分析中依然未涉及。《美国人的性格》，杨提到书名，没有分析内容。在分析费孝通的这部分写作时，杨清媚并非全然忽视费孝通思想中的“西方影响”，她还着重点出了(25)韦伯和涂尔干的影响。但是注意力只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内那些学术史上留名的人物，遗漏了一些对费孝通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但是在社会学专业外或者在后来的学术演进中，不太有影响或少被提起的名字，如梅奥。
将费孝通看作文化交流的中间人，欧达伟非常仔细地从费孝通常常非学术风格的、散文式的写作的字里行间，找出与美国社会、美国文化接触对费孝通的影响。如美国激进社会评论家查理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进步主义期刊《民族》（The Nation）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及哈佛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教授和诺思·怀海德(26)(27)教授等，更不用说费孝通与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接触。在文本分析上，欧达伟所覆盖到的费孝通的国际时评比杨清媚要广泛很多。但是，定位费孝通为文化交流的中间人及新闻评论者，欧达伟没有意识到，在这众多的国际时评中，确有一个问题关怀内核。费孝通关注美国外交政策远不止是它们对中国政局和命运的影响。
在为1988年出版的《外访杂写》撰写的前言中（费孝通习惯为自选集写序言或后记，这类文字中常包含重要的自我交代或自我反省），费孝通说，“这小册子记下了我探索的过程，探索什么呢？”“我这四五十年心里确是有一个疑问在烦恼我：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来体现宇宙的不断发展？这是个大题目，人类发展到这个时候，看来不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定会出现巨大的灾难。”“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无数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小群，融合成了一个个大群，到目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包含在一个生活上休戚相关的社会体系之(28)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这个体系更没有完善。”本文后面的文本分析会表明，费的这番自白，不是事后的“自觉”或“拔高”，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就清楚地引导着费孝通的观察和思索的问题。问题是新的时代问题：技术发展使得地球变小，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费孝通对这个问题答案的想象也得自新时代的思想资源（后详）。在共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时，每一个国家，尤其是领袖国家和中坚国家，他们的内部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政治和文化，是怎样(29)相关的。用费孝通的话，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世界观”。放到这个问题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费孝通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讨论的广度和关联，亦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晚年费孝通“文化自觉”说的重心调整。
讨论这部分写作，还有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它们与费孝通更正规的学术研究的关系？欧达伟、杨清媚，甚至费孝通自己，都承认这部(30)分写作不是研究性论文。这部分写作是费孝通已有研究成果的通俗性表达吗？明显很多不是。这部分写作可以和费孝通更学术性的思考完全区隔开吗？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和时事评论人的角色各有领地，两不相扰？明显也不是。欧达伟和杨清媚的研究中都谈到，这部分写作对费孝通中国问题思考有不小的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两部分写作，在时间上是交错或重叠的。因此，全面的梳理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会有益于增进对费孝通中国问题思考的认识。
时事评论是随着时点的新闻展开的，观点亦会随着事态的变化调整。因此下面按时间顺序，分阶段讨论费孝通的这部分写作。《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两本小册子，成书时间几乎同时，写作时间早晚有别，观点有重要差别，是洞察费孝通思想变化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会另挑一篇文章专述（见下文“从《旅美寄言》到《初访美国》”）。《初访美国》中“美国叙事”的思想来源自然也在那篇文章中谈。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对他中国问题思考的影响，方便在本文中附论的，就在本文谈。需长篇专论的，同样另辟文章讨论。
分期说明
下文分三个时期讨论。第一时期从1944年底到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前。这是费孝通国际时评的第一个高峰期，粗略统计，大约有30篇，多发表在《自由论坛》《民主周刊》《时代评论》和《大公报》上。《自由论坛》是1943年初云南大学政治系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发表对政治问题的见解为重心。停刊日期大约在1945年3月。潘光旦是该杂志的两个精神领袖之一，另一个是哈佛大学政治系博(31)士、时任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王赣愚。《民主周刊》创刊于1944年12月，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主编罗隆基。李、闻遇害后，期刊被查封停刊。《时代评论》是1945年10月，闻一多和吴晗提议创办的杂志。费孝通任杂志主编，王康（时为云南大学社会学(32)系教员）担任编辑。共出版18期，最后一期出版时间是1946年3月。此外，1945年夏，中日战争结束前夜，费孝通出版了两本外访杂写——《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我会在下一篇文章详细讨论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此文中，只在必要时，简略说明。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经历了二战结束到美苏合作的希望基本破裂，铁幕渐渐落下。标志事件是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英、美政坛，先是1944年11月，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紧接着1945年7月，英国工党出人意料地以高票战胜保守党，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美国内、外政策逐渐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国内形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两党实现和谈，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很快军事冲突全面展开，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内战状态。1946年1月初，在美方特使马歇尔的极力协调及国内各方压力下，暂时停战。1月10日，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5月初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修改宪法，建立新政府。但是好景不长，战事又起，尤其是在3月苏军逐步撤出东北后，中共军队迅速占领处于权力中空的东北。6月初国共双方虽宣布暂时停战，到8月上旬，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向公众交代不能形成解决方案，达成停战协定，实则宣布调停失败。内战终于无可避免。
李、闻遇刺到1946年11月底这五个月时间，费孝通极少发表文章。11月底，费孝通启程到英国做短暂的学术访问。途中，开始为《大公报》撰写专栏——“重访英伦”。留英期间，共完成七篇。次年3月回到北京后，再补写一篇，加上去年4月，听到丘吉尔富尔敦演讲后，撰写的时评“瞩望英国”（收入《重访英伦》时更名为“行前瞩望”）及新写的结语“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共十篇，1947年5月，由《大公报》编辑成册出版。费孝通认识到，他在英国十几个星期的逗留，不能对剧变中的英国有充分的认识，但国内的朋友很希望他介绍英国的情况，恰在他回国前，发现了企鹅丛书出版的Hall的Labor's First Year。费孝通认为这本书很好，可以与他的“重访英伦”系列“互相配合”。《重访英伦》“是依我在民间和朋友们接触所得到的印象写成的，因之决不能把英国社会现在正在改革中的各方面原原本本地从历史发展上加以叙述，同时也极难周全，把各方面都看到说到”，“而且我在英国时所寄回来的话也不免是和我们自己的处境特别有关的，甚至很多是针对中国而说的”，这本书正相反，(33)它“在一个小的篇幅里，叙述出英国这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为了要补足《重访英伦》之短”，费孝通决定翻译这本书。全书共23章，(34)15章到21章由史靖（王康）翻译。1947年5月翻译完成，9月，由(35)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工党一年》翻译大致完成后，费孝通开始撰写《美国人的性格》，7月完成，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是第二时期，以“外访杂写”为主。
国内政局，这段时期，国共走向彻底决裂。1946年11月，在中共拒绝出席的背景下，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民盟追随共产党，拒绝出席，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则决定与会，退出民盟，第三条阵线分裂。国际上，194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胜，这是1928年后，共和党首次在国会两院中双双占据多数党的地位，民主党背景的总统杜鲁门必须要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合作。次年3月，希腊内战期间，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表示“美国政策应该支持那些正在反抗少数武装分子或者外部势力征服之企图的自由人”，他要求国会通过向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巨额拨款，防止当地落入共产党手中。一般将这篇讲话视为“杜鲁门主义”形成的起点，冷战时代开启。
1947年6月1日，费孝通发表时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这篇时评就是谈新出炉的“杜鲁门主义”，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会否如法炮制到对华政策。自此，费孝通国际时评的第二个高潮期开启，到1949年1月，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前的一年半时间里，费孝通共撰写国际时评50余篇。1947年6月到11月，时评文章多发表在《知识与生活》或《大公报》上。11月底，费孝通在《观察》周刊开设《炉边天下》专栏，之后便极少在《知识与生活》上发文章。1948年7月，通过费青的关系，《中国建设》（上海）杂志办北京版，取名《中建》。《炉边天下》外，《中建》成为费孝通国际时评的主要发表地。《知识与生活》杂志1947年4月创刊，总编山西人郭根同时担任《益世报》北平版主编和《真理晚报》主编。这本刊物有中共地下党的背景，但总的来说坚持无党派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北方民主人(36)士的一个重要舆论平台。《中建》的“左”倾立场则十分明显，很大程度上是与同年5月出版的、坚持中间路线的《新路》周刊打对台、(37)争舆论阵地。吴景超和潘光旦是《新路》的重要撰稿人，费孝通则从未在《新路》发文章。这段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愈趋两大阵营，中间立场难以维持。国际上，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略述欧洲复兴计划，称该计划会对所有国家，包括苏联提供援助。7月2日，苏联外长宣告不能接受马歇尔计划。三天后，蒋介石在中国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全国进入“动员戡乱时期”。11月初，民盟宣布解散。中国的命运，只能等待国共武力决出胜负。
1. 费孝通的战后国际秩序理想：“大西洋宪章”“天下一家”和“平民的世纪”
我设想，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问费孝通：“对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你有什么期望或你的理想是什么？”费孝通会说：“大西洋宪章”“天下一家”和“平民的世纪”。《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是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就两国政策的一些相同原则发表的联合声明。共包含八项原则：一、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二、他们不希望看见任何与人民意志不符合的领土变更；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三、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四、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促使所有国家、部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他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五、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六、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七、所有人能够在公海上不受阻碍地自由地航行；八、他们相信为了现实的和精神上的理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这八项原则是对更早些时候，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的具体化和扩展。1941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提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期望达到一种以人类的四项主要自由为基础的世界”，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二战结束前，费孝通在文章中屡屡提到《大西洋宪章》和罗斯福(38)的“四大自由”。回忆起当年在无线电机旁听到这个演讲时的感动，“四大自由的标榜、《大西洋宪章》的签订，使我们在太平洋这岸的(39)人，感觉到一股新鲜的空气”，“（丘吉尔）声音不大清楚，可是那种沉毅果断的调子，像英国初秋的晚风一样，使人觉得肃杀而清澈(40)的爽意”。在去美国前，费孝通心里明白它们只是一个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狂想”，却不否认其价值：“一个活泼的民族，是会把《乌托邦》放在一切经典之上的。没有一个人会嘲笑柏拉图不讲实际政治，而写一本空洞的理想国。……写乌托邦的并不止柏拉图一人。一直到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罗、丘的《大西洋宪章》，哪个不是一种永远不易，甚至不会达到的理想。罗斯福的四种自由若果真能在世界上实现了，人也快变了神仙。谁不知道这是个狂想，可是没有人耻笑他。为什么？因为理想的价值不在它是否能完全实现，(41)而是在否定现实，发动改造，给人类努力的一个目标。”
到美国后，费孝通亲身感受到两岸的差别，对理想的实现有了新的惶恐，“大西洋宪章在我们这方面很热闹，在美国根本就很少人提起。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认为富于朝气和理想的美国人民也异口同(42)声地用三强四强等旧概念来在现实政治中翻弄新花样了”。费孝通质疑，“这次战争，这样多人受到了这样深的痛苦，为什么呢？我相信这是我们应当问的问题，其实不但是应当问，而且每个有思想的人必然会问的。……战前的国际秩序既然会使我们吃这样大的苦头，我们不愿再吃这种苦头的，也必然不愿在战后再接受战前那种秩序了。于是我们要怎样的世界秩序也就成了参加战争的人所不能忽略的问题(43)了。”“从过去的历史，从现在的处境看，美国人民似乎应当很热(44)烈的讨论作战的理想和世界的新秩序，而事实却并不如此。”他抱怨在战争宣传中，美国媒体似乎只热衷于渲染战争的残酷，用复仇来(45)激发人民作战的毅力，对战争的原因及作战的目标却回避不谈。他还注意到美国政府也对战后新秩序表现出某种畏缩的态度：“罗斯福总统重申《大西洋宪章》继续有效时，还要加上一个譬喻，把这宪章里的规定比之于《圣经》里的十诫，悬为目标，间接承认这些原则一(46)时尚不能实现。”虽有疑惑，费孝通没有丧失信心，他说，“我们翘首伫立，盼望四大自由的标榜者的美国，恢复开战时的积极的精神，(47)挽回目前这种强权政治复活的趋势”。“天下一家”是美国共和党领袖、1940年罗斯福竞选总统的对手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1943年写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英文原名One World，中文翻译成“天下一家”。威尔基虽是罗斯福的竞选对手，但罗斯福很欣赏他。1942年8月，他作为罗斯福的特使，乘飞机到世界各国访问，49天行程3.1万英里，返回美国后，不到半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谈旅行中的观感，迅速成为畅销书，一个月内售出100万册，打破了美国近几年来出版界的销售纪录。美(48)国战时图书评议会将这本书定为“战时必读”。在这次全球旅行中，威尔基有到中国，从西北到西南，逗留十余天，会见了政商学界的不少名流（具体行程书中有记载）。One World一书一出，四个月内就(49)(50)有了中译本，一年内再版六次，还有多家出版社多种译本，可见传布之广和受欢迎程度。One World还有一个中文译名是“四海一家”(51)。“天下一家”“四海一家”，这两个译名倒似在遥应中国的“天下观”和“大同”境界。可是，One World一书突出传递的是当今世界一个全新的社会事实——技术让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变小了，“如果我对世界变得小了而且完全是相互依赖的这件事还有任何怀疑，那么，这次旅行就把这些疑云一扫而光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实，是我们走完这样长远的路程，在空中的时间总共不过一百六十小时”，“从这次旅行中我知道远东许多人口和我们的相距之近，宛如洛杉矶乘最快的火车到纽约一样。我禁不住相信，从今以后凡是涉及他们的(52)事情，必然涉及我们……将来我们的一切想法必须扩及全世界了”。
1943年再次走出国门的费孝通，一定对威尔基这番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成为他对新世界的一个基本想象和讨论的前提。他从美国回来后，第一篇国际时评（“邦各有其道”）就以这本书开场：“威尔基周游全球回去写了一本《天下一家》。地球这样小！那是每个在空中旅行过的人的同感。……在这门户洞开瞬息可至的小天地里，人们的生活自然会密切得像在一个家里一般：痛痒相关，休戚相系。”“我们应当可以想象得到现在世界上许多问题的总结了：那就是缺乏相互了解的人民被派定了要经营密切的生活。天下一家是个外形，内(53)里住着的还是小门墙隔开的多房媳妇。”后来的文章中，亦屡屡提(54)到这个新出现的，让人惊异、又忧虑的事实。在《初访美国》中，他重复了类似的话后，再补充一句，“大家庭还可以分家，兄弟阋墙，至多也不过是断绝往来。这个天下一家却分无可分，逃无可逃，因之(55)更麻烦了”。《重访英伦》第一篇随笔——“途中”，表达了同样的道理和忧虑：“天下一家，在很多人眼中还不过是一种好听的理想，可是让我们现实些，看看日常的问题，也许不难承认否定这基本概念的人是无法解脱日益加重的烦躁的。欧老太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份(56)子。”“天下一家”的想象，还让他对现代国家主权观念提出质疑。他说：“天下一家，以前是一个理想，现在却成了一种需要，也可以说是空运时代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了。这个理想变成一种需要，原是威尔基先生在空中旅行之后才定型的。也许这句口号在我们传统的理想中太熟习，所以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可是在西方的传统中，这却不然。现代的新秩序是诞生在四海一体的中古观念的否定中。列国的成立是新秩序的基础。主权的神圣，是带着宗教色彩的政治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标榜的主义不就是民族国家的独立么？……只有20年……高速的交通工具已动摇了根据这国家主权观念(57)所建成的政治体系。”在另一篇文章中，费孝通直接喊出这样的话：(58)天下一家，“就没有不受干预的内政了”。
威尔基撰写“天下一家”，实质上是在重申加入二战后，美国国内普遍达成的一种共识：美国不能再回到一战后的孤立主义路线了。他更加上了一个新时代的技术条件：“即使说我们在地理上享有相对(59)的孤立，这种孤立现在也不复存在了。”威尔基同时表示，战后美国亦不应走“国际帝国主义”路线（即费孝通上文说的战前国际秩序），要“创造一个每一种族每一国家机会都是平等的世界”。在实(60)现新秩序上，“美国必须担任一个积极的、建设的角色”。这个政治理想，没有超出大西洋宪章的内容。相比之下，华莱士的“平民的世纪”，则包含了更具体的制度主张。
华莱士（Henry Wallace，1888—1965）出身于美国中部农业最发达的艾奥瓦州（Iowa）。祖父曾任老罗斯福政府“乡村生活委员会委员”，创办家族农业杂志《华莱士农人》（Wallaces Farmer）。父亲1921年担任哈定政府农业部部长。华莱士22岁从衣阿华州立大学毕业，专业为农学。毕业后回自家农场工作。父亲担任农业部长后，他接替主编《华莱士农人》杂志。在政治上，华莱士最初像他祖父和父亲一样都是共和党人。1928年追随罗斯福转入民主党。1933年罗斯福第一次当选总统时，美国正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他聘请华莱士任农业部部长。由华莱士领导，推行《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实行谷物计划生产。华莱士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坚和核心人物，在罗斯福第三任总统任期（1941—1944）内，任副总统。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时，受党内保守派反对，他未能连任(61)副总统，但很快罗斯福又任命他为商务部部长。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华莱士与杜鲁门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争执，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华莱士主张与苏联合作。1946年9月，华莱士辞职，担任《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主编。利用这个平台，强烈抨击杜鲁门的外交政策。1947年初，“杜鲁门主义”公布时，他预言一个“恐惧的世纪”（a century of fear）来临了。1948年，华莱士组建第三党——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竞选美国总统，结果惨败，只获得2.4%的选票。之后，华莱士退回农场。1952年出书《我错在哪里》（Where I Was Wrong），检讨自己为何会轻信苏联及其领导人斯大林，并宣称自己现在是一个反共分子。在1956年到1960年的美国大(62)选中，他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1944年夏，华莱士曾作为罗斯福特使访华，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此后华莱士的政治动向一直颇受中国舆论界关注。华莱士的思想在中国学人中亦有(63)热烈回应。“平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ommon man）是华莱士1942年5月，在纽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的名句。讲演原名“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The Price of Free World Victory），因这个短句太出名，后来就以它命名这篇演讲了。在这篇讲演中，华莱士强调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革命的中心目标”，他说，对于美国人而言，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经不需要革命争取了。但是免于(64)匮乏的自由，这个革命还远没有完成。有人说，现在的世纪是“美国的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这个看法是美国传媒大亨、《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1898—1967）1941年初在《生活》（Lif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华莱士反对这个展望，他说“随着这次大战而来的新世纪，一定是世界平民的世纪”。世界平民的世纪，就是全世界的平民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美国要协助后进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决不能再采用军事的或经济的帝国主义，(65)剥削其他国家。美国国内的独占企业要受到控制，所有国际的商业组合、垄断企业，也要受到国联或者本国政府的控制。目的在于，使(66)现代科学创造出的生产力，可以为全人类，而非少数人服务。华莱士所说的“平民的世纪”，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在美国国内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新政”，然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将“新政”扩展到全世界。
那么费孝通对美国“新政”的态度如何呢？费孝通对美国“新政”是高度赞赏的，这从罗斯福去世后，他写的纪念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出来。费孝通说，南北战争后，美国精神中消极的个人自由和民主造成了一个独占的经济秩序，“美国的社会，实际上成了许多大企业(67)家的联合统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脱了节”。不仅是美国，这是20世纪的世界危机。面对这一时代课题，苏联的道路是“为了经济民主牺牲了政治民主”；意大利德国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大企业利益利用了流氓暴力，同时毁灭了政治和经济民主，以独裁的方式来(68)计划一个侵略性的国家”，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罗斯福对美国，以及时代的贡献，就是提出一个居中而略微偏左的新路线。”利用已有的政治民主传统，实现经济民主。这条路线的条件是要选出“一个代表社会的机构控制不负责任的个人自由”。罗斯福不仅拯救了美国的危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还拯救了一个世界的危(69)机。罗斯福不幸过早去世了，他未竟的事业，在费孝通看来，就要靠民主党内华莱士这样的政治领袖去继承和扩展。在费孝通的国际时(70)评和外访杂写中，华莱士的名字时时可见，《新共和》杂志更是费(71)孝通从访美起，就喜欢阅读的报刊。费孝通这一时期的国际时评和“世界观”都深受华莱士类左翼进步主义人士的影响。
2. 第一阶段（1944年12月—1946年7月）：“平民世纪在望”v.s.“美国世纪”
这一阶段，费孝通的国际时评，总的取向是：担忧美国会走上“建立一个‘美国世纪’的道路”，但是对于“建立一个‘平民的世纪’”不乏信心，所谓“平民世纪在望”。
什么是“建立一个‘美国世纪’的道路”？费孝通说，“就是用金元的活动和原子弹的威力来在世界各地树立美国本身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属于美国，所以得排斥其他强国的染指。它得安排下一个秩序，利用它这次战争中没有破坏的特殊便利，使其他工业国家无法复兴来(72)和它争霸”。用“金元”树立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有“内政”的需要。美国经济结构有一个长期的弱点，就是财富集中，国内购买力不足，这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美国“新政”开始修正这个独占的体系。不久战争爆发，军事需要大幅度增加了生产和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战争结束，若生产萎缩，再加上军人大量复员，就会出现工人大量失业，发生不景气。要想维持繁荣，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增加人民的收入，国内购买力就会增加，但会损及资本家的利益。这是“新政”的延续和扩大；另一个方法就是向海外求市场，即金元扩张(73)。
美国树立战后世界秩序，关键要处理的是美苏关系。费孝通指出，“从上一次大战一直到现在，最大多数美国人民对苏联是没有好感的”，“两国政治和经济性质上的不同及传统的态度都是两国合作友好的障碍”。在美国国内“有很强的势力要阻止苏联崛起和美国争霸”，“这种势力若利用了传统的疑苏态度，就可能产生上次大战时(74)的围苏政策”。美国虽然有原子弹，但是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新武器的威力日增，美国已不再能有遗世独立的安全感。要想获得安全，(75)美国就需要在西欧和东亚建立起它的防御带。
美苏和各强国争夺势力范围时，还有一个复杂性。就是二战进入尾声时，签署停战协定时，一些同盟国的军队会在被解放的地区和国家暂时驻守，维护秩序。“当地人民经了长期的纳粹压迫，已分化成了利益分歧、意见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之间并不能自动的团结争取各国自己的共同利益……再加上自己认为负有保护和解放责任的强国在旁边，直接或见解的鼓励着某一派别的强权态度”，所谓“尊重当地人民意见，建立以当地人民利益为主的政府”，而非“强权政治时代的均势战略”，自是十分困难。就算暂负有保护责任的强国没有自私的企图，“也可能因不明民情做出许多违反当地人民利益之事”(76)(77)(78)(79)(80)。希腊如此、整个巴尔干半岛如此、波兰如此、越南如此，中国自然也是如此，尤其是在1945年底和1946年春爆发的“东北问题”上。
1945年8月9日，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按照《雅尔塔协议》的约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几天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和华(81)北大部。中共在苏联出兵两天后，下令四支部队迅速赶赴东北。国民党部队也在美国的空运和海运力量的协助下，大批运往东北。美国(82)公开支持国民党，苏联则暗中支持共产党。以后的几个月冲突不断。(83)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扩大对蒋介石的支持有分歧。1945年11月，费孝通撰文说，“只要中国无意反苏……苏俄也没有控制（东北）的意思，至少也不愿冒引起再度大战的危险来并吞它”，“不幸的是中国内部纠纷不息……更不幸的是，内争的一方是有亲苏的嫌疑共产
(84)党”。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美国政府内有一些反苏势力，如美国军部；在舆论界，反苏宣传的主力是《生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是反苏派。他们想“在远东制造美苏间的紧张关系”，“利用中(85)国的局势筹备反苏根据地”。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问题是因为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因此先后写了两封公开信——“美国你(86)不应这样——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1945年11月22日）和“致马(87)歇尔特使书”（1946年1月13日），说明他对中国内战的理解。
按照《雅尔塔协议》，苏联应在1946年2月1日前撤离东北，可是苏联没有这样做。2月11日，雅尔塔会谈一周年之际，海外报纸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约的细节。消息传回国内，立时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反苏运动。重庆各家报纸，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外，包括很多过去同情共产党的报纸，都发表了批评苏联的言论。2月22日，重庆两(88)万名高等院校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次日，西南联大110名教授（该校共有教授130余人）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要求政府公布中(89)苏条约内容，苏联尽快从东北撤军，归还一切工场设备和资源等。对于这份宣言，民盟云南支部内部有分歧，如吴晗和闻一多就没有签(90)名，还动员其他教授发表额外的声明，降低这份宣言的影响。费孝通有没有签名不明。但是3月，费孝通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传达一个意思：之所以在最近两个星期，东北问题突然热闹起来，是因为在刚达成的政协方案（1月31日）及刚签订的《整军方案》（即《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为国军之基本方案》，2月25日）中，利益受损的(91)那些人在借机搞破坏。
按照费孝通的分析逻辑，走上“建立一个‘美国世纪’的道路”，就是美国政治滑向“财阀政治”，这是“美国民主的弱点”，这一时期也确有一些迹象。如罗斯福新政后一直担任内政部部长的伊克斯（Harold L. Ickes）1946年初辞职，抗议杜鲁门任命与油商关系密切(92)的鲍莱为海军部次长，以换取油商对民主党的支持。但是，此时费孝通还相信：“尽管可以说有很多美国有势力的人想造成一个美国世纪，但是同样的有很多的美国人是要促成一个平民世纪的”，“一个受舆论支配的政府是不能离开人民意志太远一意孤行的”，“在言论(93)自由的美国，舆论界……会监督政府不走极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一切的政策是要向人民负责的。……即使在军人中或是在政府中有人要推行一种会威胁世界和平的政策，他也决不能在现存美国的政(94)治结构得到抬头的机会的。赫尔利事件是一个最清楚的教训”。在费孝通看来，这一时期，有不少令人振奋的事件，指示美国正走上“平民的世纪”的道路。
从美国回来后，第一个令费孝通振奋的事件是1944年11月，罗斯福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在华莱士被任命为商务部部长后，费孝通撰(95)写文章“平民世纪在望”，登载在1945年4月重庆《大公报》上。这篇文章分析了去年11月美国大选的社会背景及竞选中出现的新政治力量。费孝通说，战争胜利在握后，大多数美国平民最焦虑战后的就业问题。战争结束后，生产若恢复到战前的常态，五分之一的人就要失业。若发生经济不景气，则更不堪设想。一个方法是政府“用税收兴办公益事业，以增加就业。低利放贷，或甚至用津贴来维持无利的企业；用保险和救济来维持暂时失业或无法工作者的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战后面临类似的境况。当时的做法是，迅速私有化，私人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战时的国营企业。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同时调整税率，使国库的担负分配到中下层人民肩上。这些措施造成了昙花一现的“企业繁荣”，但是埋下了1929年经济不景(96)气的种子。是给“平民以希望”还是再次造就“企业的繁荣”，这是1944年竞选的最大争论点。美国的政党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本身都包含着各种方面的利益（经济、社会、种族等）。过去，选民由于无法判断两党与自身利益是否相合，常弃权。但是这一次平民很关心自身的利益，若有一个团体能为平民服务，平民积极投票，则可能改变美国的未来。费孝通说，“1944年的美国大(97)选是平民政治的一个试验”。结果，在美国大选中产生了CIO（Congress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PAC（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两个新政治组织，他们还不是一个政党，但是争取到了更多的平民投票。这是罗斯福连任的决定因素。费孝通最后说，“有选举权的人民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利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了。这就是华莱(98)士所谓的‘平民世纪’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欢迎罗斯福时代的继续。三天后，罗斯福去世。
第二个令费孝通振奋的事件是1945年7月26日，英国大选揭晓，英国工党获胜。费孝通欣喜万分，迅速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平民世纪的展开：英国大选揭晓后的感想》。他在文中欢呼：“工党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英国大选是平民世纪的一个界石”，“平民(99)(100)世纪已经展开”。英国，贵族有理性，平民有政治责任。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新政”前途难料。1946年新年，又不断传来美国工人罢工的消息。费孝通再次兴奋地撰写文章“迟迟其来(101)的美国工党”。费孝通认为“美国目前的大罢工不是单纯的‘要(102)求加工资’罢了，而是工党诞生的预兆”。他的解释逻辑是，杜鲁门的政策是居中偏右的。战争一结束，他就向国会提出“全面就业案”，按此议案，政府将设立一个事实调查局，政府根据各种数据，决定工资可提高的数额及物价可上涨的幅度。这个议案是希望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间进行折中，资方可保留相当的利润，工人的实际收入也有所增加。可是国会中代表资方利益的议员不同意，又赶上当年(103)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议员也不愿意得罪选民，所以拖着不办。这种情况下，工人罢工示威了。费孝通说这样的冲突格局会压迫国会中的议员政党重组，美国的政党不能再是一个多元的利益集团，要有一个充分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中的进步主义分子，特别是华莱(104)士已经行动起来，他表示要全力领导左翼民主党。
同年6月，费孝通再写文章表示，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105)“美国人民将考验杜鲁门”（未收入全集）。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在保守势力的包围下，这半年的政策，对外反苏，对内清算劳工，(106)可以说是一场“没有选举的政变”。美国现在党争激烈，最近传出的消息，由前内政部长伊克斯和罗斯福的公子支持的独立公民委员会（ICC，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与1944年大选时成立的两个工人组织结成联合阵线。“他们要在这次议员选举中试验原有政党中去变质的策略，若是结果不佳，可能在1948年前成立新的政
(107)党”。费孝通表示，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他们不会愿意激烈反苏，引起可能的战争。他预测，在之后的五个月中，为了迎合民意，(108)杜鲁门对苏（包括对华）会采取比较和缓的拖延政策。
可是，历史的发展未如费孝通的预测。这篇文章发表10天后，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刺身亡。费孝通等进步教授亦受到生命威胁，躲进昆明美国领事馆。南京美国大使馆不同意昆明官员的做法。11(109)天后费孝通等离开领事馆。费孝通想到美国躲避一段时间，可是美国的政治形势很微妙，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告诉费，去美国不行了(110)。11月，民主党失去了中期选举，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得到劳工(111)阶层的支持，1946年投票率低，很多工人没有投票。华莱士对苏(112)联的轻信和幻想受到美国舆论的广泛批评。一个有趣的对比，胡适对同期美国舆论的看法与费孝通相左，他说，“在选举前，民意测验的结果早已表示民主党不能保持14年来两院多数的优势了。政府……不能不重新检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俄的政策。新的政策是对苏俄要‘坚定而忍耐’……要用坚定的态度叫苏俄明白美国不能退(113)让的限度”。
3. 第二阶段（1946年12月—1947年7月）：《重访英伦》《工党一年》和《美国人的性格》
3.1 《重访英伦》和《工党一年》按费孝通的指示，将《重访英伦》和《工党一年》配合着读，就可理解这两本小册子的旨趣。杨清媚说，费孝通特别关切英国，因为(114)他关心帝国的兴亡。费孝通在重访英伦前，关心英国的外交政策，他写过若干篇文章，批评英国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做法违反了《大西洋宪章》中承诺的原则，即“尊重一切人民选择他们自己政府方式的权利”。这时的费孝通认为英国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破(115)坏者，因为它不愿意放弃旧日帝国的特权。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后，费孝通解读这是大英帝国又在玩弄权力平衡的外交把戏，“当法国要抬头时，它立刻去扶持德国，当德国要抬头时立刻又去扶持法国”，以确保英国的霸权长盛不衰。英国这种自私的做法，(116)两次差点毁了人类文化。现在它又为了英国的安全，挑唆美苏关系，想借美国之手打击在中东与英国有巨大利益冲突的新兴工业国(117)——苏联。
费孝通重访英伦时，如他在“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中的交代，欧达伟亦指出的：他原来相信美国可以从政治民主达到经济民主，现实是战后两年“美国对内对外的政治动向都抛弃了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开始走回头路”，他很沮丧，于是将眼睛转向英国。英国过去的历史没有好的记录，工党曾经执政，但社会政策还不如自由党政府。战后工党又执政了，这次会怎样呢？我们是否“还可以希望经济民主是可以从政治民主中诞生的”，“还可以希望一个平等和自(118)由并驾齐驱的社会实现”。费孝通这次旅英通信，因此重点介绍英国内政：实施了哪些社会主义政策？成绩如何？有什么阻力或问题？这就是《重访英伦》和《工党一年》可配合着看的地方：《工党一年》记录了涉及复杂利益的各项政策在巴力门是如何辩论、协商和通过的。“英伦通讯”则谈在日常生活中可观察到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反应。如统制政策（配给制度）、住宅问题、煤业国营、取消罢工限制、改善农业等。通信原有七篇，回国后，费孝通又补写一篇“不愁疾病”，这篇明显是对应《工党一年》中谈到的“卫生改革”。
就费孝通此时的关心而言，翻译《工党一年》比“旅英通讯”收获更多。为什么英美都有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却在美国行不通？费孝通说，这是因为“英国人民的政治程度也许没有别国可以赶得上。他们每个公民都知道投票不是件发泄感情的动作，而是一项公民的责任……他们听各党的言论，比较各党的政策，从理智得到决定，冷冷(119)静静地去完成公民的任务”。“一个政治制度，最主要的部分，不(120)在……表面上的组织，而是包含在政治活动中的精神”，“旧瓶装(121)新酒是英国政治的法宝”。英国与美国的重要区别是英国有工党。英国工党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展出来的。费孝通强调英国知识分子对工党的贡献，“英国工党是有工会的机构和实力加上费边社的才智和热忱而成熟的”，“他们（费边社）教育英国的劳工大众，使他们(122)知道只有从政治入手方能改变英国的经济制度”。劳工阶级未必支持工党，“握有财权和舆论机关的上层阶级，加上了他们的知识特权，和政治的内行，很能左右着选民的意志”，因此“工党在政治上(123)的地位最后还要依靠劳工阶级政治意识和教育程度的成熟”。据此，费孝通下判断：“美国这两年不能继续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并不是民主本身有问题，而是美国人民政治程度有问题，实行民主政治的(124)困难，不在制度而在能力。”
民主的精神很重要，获得很困难。费孝通也没有忽视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尽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个政治机构使社会可以不断的(125)变革，还是没有用的。”费孝通因此详细介绍了巴力门中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
访问英国，还让费孝通对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了不同的认识。英国不放开对原帝国区域的控制，不是简单的不愿意放弃特权，是有巨大的经济困难。战前，英国有三分之一的输入品要靠海外投资的利息支付。战后海外投资都丧失了，要想恢复战前的输入额（英国粮食无法自给），就要提高生产至原先一倍以上的水平。可是提高生产所需要的许多生产要素，在英国现在都已成了问题。如最根本的“动力”英国煤的产量在减少，石油要从中东运，中东的政治背景又特别复杂(126)。费孝通还看到，在巴力门内，对外交政策，议员们有很多分歧(127)。费孝通不再将英国看作破坏世界和平的教唆者，英国成了不得已在外交上跟随美国的“小伙计”。美国建立它的“美国世纪”，对盟友毫无同舟共济之情，战争刚结束，就停了租借法案。英国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只能向美国借款，被迫放弃了在原在帝国中的很多利(128)益，如放弃英镑区内美元统制、放弃帝国优惠关税等。费孝通说美国对这一届英国政府格外苛责，因为“他们不愿看见任何国家实行和资本主义不合的社会主义。他们可以用各种宣传告诉美国人，苏联是如何可怕。……美国人中明白苏联的不多，传统的歧视也助成了对社会主义攻击的气焰。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若是成功了，对于美国人(129)民的印象是不同的”。
费孝通说，在写下《重访英伦》的小册子时，他已经丧失了两年前的天真。但是在英国，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罗斯福铺下的道路，在英国有同行者在努力。他也隐约看到了道路上的绊脚石（当然是指美国）。3.2 《美国人的性格》《工党一年》大体完成之际，费孝通开始为《观察》周刊撰写“美国人的性格”专栏。这组文章快完成时，费孝通动手写“乡土中(130)国”专栏。据“‘美国人的性格’后记”，费孝通是在从英国返回中国的途中，读了米德写的《美国人的性格》。回到北平后，储安平屡次催他为《观察》写稿，他于是决定翻译这本书。可是“下笔后，笔头就走远了，和原书相差太多。说是编译，对不起原书；说是创作，(131)又未免掠美。只好说是读书札记，是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东西”。(132)在后记中，费孝通还讨论了米德的方法。他后来说，《乡土中国》采用的类型研究法，与《美国人的性格》是相通的，两本书可以合着(133)看。“《美国人的性格》后记”中再次谈，在一个休戚相关的新世界里，“各种文化里长大的人不能相互了解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本书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是想引起读者对于(134)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了解自己”。这些说明容易给读者印象，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中又在做文化交流的工作，同时还在学习和尝试新的结构分析方法，可用于分析中国社会。
可是，费孝通作的《美国人的性格》读书札记与原书差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引导着费孝通的笔头，远离原书呢？如果意在文化交流，这本小册子与《初访美国》有什么不同？在“后记”中，费孝通有交代，米德书初版是1942年，当时战事正紧，米德写这本书是要明白(135)美国人的性格，好充分动员人力和资源，争取战争的胜利。费孝通交代得还不够全面，这本书不仅是面对如何赢得战争的问题，同时还关心战后建设新世界，美国人要扮演积极和领导者的角色，“美国(136)人的性格”会有什么影响。费孝通的《美国人的性格》包含八篇短文。前四篇短文与米德原文表述的意思差别不大。讨论到的美国人的文化精神，比《初访美国》更丰满，但是骨架没有大变化。主要论点有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美国人有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与家乡、传统、父母的联系很弱。美国移民成为一个“美国人”的过程就是不断背叛过去，不断在社会阶梯上攀登，追求广告中的各种物质成功（美国标准）。
第五篇短文“猜不透的上帝的意志”，与原文比，有重要变化。短文开篇引用英国《旁观者》（Spectator）周刊上最近的一篇文章“迷惘的美国”，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景气，美国社会各阶层却充满恐惧和不安，担心繁荣昙花一现，不久就要发生(137)经济恐慌。费孝通后面解释，美国文化中骨子里充满着清教徒的精神，日常刻苦勤俭，不断自省，将生活中的成败都视为上帝的意志(138)的体现。“1929年开始的经济恐慌对美国人自信心的打击是空前(139)的”，美国人“迷惘了，猜不透上帝的意志”。费孝通再次提到他在美国时就观察到的现象，美国人的参战缺乏道德意味。费接着推定，正是“美国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虚弱使他们并不能安心接受从战争得来的繁荣。……如果美国人有自信觉得资本主义比了社会主义好，或是共产主义是不近人情的主义，他们不必害怕苏联会危害美国了。美国在这次战后像患了歇斯底里症一般的反苏，把苏联的思想威力估计(140)得这样高，除非心里有病是很难理解的”。“美国人反苏能这样夸大，绝不是少数‘反对分子’可以制造出来的。美国对自己的信心已(141)经倒要了，所以难于自恃了。”在米德的著作中，她确实讨论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对美国人心理和性格的影响，但不是“迷惘”和(142)“丧失自信”，是更有攻击性和进取心了（aggression）。米德谈到美国人对二战的态度，不是“缺乏道德感”，恰恰相反，美国人需要(143)一个严肃的道德理由，才会全力投入战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