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布莉·贝内特,李晨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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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孩试读：
第1章
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是真的，大家心里都清楚，教友间散播的流言蜚语有时可以很夸张。
就像那次，牧师秘书贝蒂撞见教堂接待员第一约翰和别的女人吃早午餐，她看见他在餐桌上对那女人大献殷勤，于是大家全都以为他背着妻子在外面乱搞。那女人年轻，打扮时尚，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尽管对着一个已婚四十载的老男人，她无须扭动身体的任何部位。男人对妻子一次不忠也许情有可原，可是和年轻女子坐在路边咖啡馆吃着黄油牛角面包谈情说爱？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就在我们打算纠正第一约翰的时候，他和妻子带着那位年轻女子一同出现在了上室教堂，原来这个走路扭屁股的年轻女孩是他远在沃思堡的侄孙女，仅此而已。
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那类无中生有的秘密，尽管不得不承认，这次感觉有些异样，味道也不同。所有好的秘密在被说出去之前都有自己的味道，如果放到嘴中稍加品味，我们都有可能发现这个秘密的青涩酸味——未及成熟就被过早采摘，偷偷拿走，流传开来。可是我们并没有察觉。我们相互分享着这个尚未成熟的酸涩秘密，这个在春天就开始萌芽的秘密：纳迪娅·特纳被牧师的儿子搞大了肚子，后来到城里的诊所堕胎。
那年她十七岁。她和当海军的父亲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于六个月前自杀了，自那之后，她变成了声名狼藉的野孩子——年轻、恐惧，试图用自己的美貌掩饰内心的不安。她长得漂亮，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美人，琥珀色皮肤，长发如丝，有一双棕、灰、金混合的迷人眼眸。和大多数女孩一样，她深知漂亮的脸蛋既能吸引众人的目光，也能掩藏真实的自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她还没有学会辨别二者的界限。我们听过与她有关的所有流言蜚语：她越过美国边境，去蒂华纳的俱乐部跳舞；她拿着装满伏特加的矿泉水瓶，在欧申赛德中学的校园里招摇；每个星期六，她都跑到基地和海军士兵们打一整天台球，晚上脚踩高跟鞋，趴在某个男人的雾窗前缠绵。也许，这都只是谣言。不过有一点我们现在知道是真的：她上高中的时候和卢克·谢泼德搞到了床上，到了春天，她怀上了卢克的孩子，宝宝在她的肚子里慢慢长大。
卢克·谢泼德在胖查理海鲜小屋做服务生，这家餐厅以新鲜食物、现场音乐以及适合家人欢聚的环境闻名。至少《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的广告上是这么写的，你要是愿意傻乎乎地相信也行。如果你在欧申赛德生活得够久，就会知道餐厅承诺的新鲜食物其实都是放在加热灯下的隔夜的鱼和薯条，至于现场音乐，表演者通常是一帮在嘴上戳别针，穿破洞牛仔裤的流里流气的小青年。纳迪娅·特纳也知道胖查理的真实情况和报纸广告上宣传的不符，比如，这里卖的奶酪玉米片是最佳佐酒伴侣，主厨兜售的大麻是北部边境地区最好的货色。她还知道，每次长时间工作后，餐厅里的三个黑人服务员总是将挂在酒吧上方的黄色救生圈骂作奴隶船。胖查理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全是卢克告诉她的。“鱼条呢？”她问。“屎一样黏软。”“海鲜意大利面呢？”“碰都别碰。”“意大利面能差到哪儿去？”“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做那破玩意吗？塞进方饺里的鱼都是在外面放了好久的不新鲜的鱼。”“好吧，那面包呢？”“你要是没吃完，他们会端给下一桌顾客食用。别的男人用整天摸蛋的手碰过的面包，你再放进嘴里。”
她母亲自杀的那个冬天，是卢克救下了点蟹肉条（其实是猪油炸的假蟹肉）吃的纳迪娅。只要一放学，她就会消失无踪，她搭上巴士，车开到哪儿就在哪儿下车。有时一路往东坐到彭德尔顿营，看场电影，或者到星星保龄球馆打场保龄球，也许和海军打盘台球。年轻人是最孤独寂寞的物种，她总能找到一群缄默、尴尬、穿着大靴子的光头青年。到了夜晚，她通常会找个男人接吻，一直吻到想哭。其他时候，她会一路向北，路过上室教堂，一直走到海岸线尽头。南边有更多更美的海滩，有的海滩的沙子和躺在上面的人的皮肤一样白皙，有的海滩旁边建有木栈道和过山车，有的海滩则是海景屋的后花园。她到不了西边。西边是大海。
她搭上巴士，远离过去的生活，以前放学后，她会和朋友在停车场转悠，等司机来接，爬上天台看橄榄球队训练，坐大篷车去In-N-[1]Out快餐店。她和同伴在乔乔果汁店前消磨时间，在篝火前跳舞，胆子大的时候她还会爬上码头，她总爱装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过去一个人独处的时光竟如此罕见，想到这儿她有些错愕。过去的每一天仿佛接力棒一样，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微积分老师传给西班牙语老师，传给化学老师，传给朋友，最后回家传给父母。然后有一天，妈妈的手消失了，她坠入谷底，狠狠地摔在地上。
现在她无法忍受和任何人待在一起——她的老师，用包容的笑容原谅她晚交作业；她的朋友，午餐时只要她一坐下，就会停止开玩[2]笑，仿佛他们的快乐对她来说是冒犯一样。在AP政府课上，托马斯先生分配合作搭档，她的朋友迅速配对，留下她和班上另外一个安静的、独来独往的女孩搭档——奥布里·埃文斯，她会在午餐时间参加基督教俱乐部的例会，她这么做不是为了丰富大学申请简历（因为托马斯先生问有谁递交了申请的时候，她没有举手），而是因为，她觉得只要把课余时间花在策划罐头食品的募捐活动上，上帝就会眷顾她。奥布里·埃文斯手上戴了一枚纯金无花纹戒指，她说话的时候总爱转动手上的戒指，她总是独自一人到上室教堂做礼拜，或许这个虔诚可怜的孩子正努力带领他们走向光明。第一次合作后，奥布里靠近她，压低声音。“我只想说很遗憾，”她说，“我们一直都在为你祈祷。”
她看上去一脸真诚，可那有什么用？母亲的葬礼过后，纳迪娅就没再去过教堂。取而代之的是，她开始乘坐各种巴士。一天下午，她在市中心的汉基帕基俱乐部门前下车。她本以为一定会有人拦住她——背着双肩包的她看上去更像个小孩了——可当她快速溜进去的时候，坐在门边凳子上忙着看手机屏幕的保镖几乎连头都没抬。星期二下午三点，脱衣舞俱乐部死一般沉寂，空荡荡的银色桌子在舞台灯光下显得昏暗呆滞。窗前拉出的黑影挡住了外面的阳光；在这种人为制造的黑暗中，满身肥肉的白人男子戴着压低的棒球帽，面朝舞台坐在那里。聚光灯下，一个身材走样的白人女孩在台上跳舞，两个乳房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晃。
在俱乐部的黑暗中，你可以独自面对内心的悲伤。她的父亲完全将自己沉溺在上室教堂里。星期日的两场礼拜仪式他都去参加，还有星期三晚上的《圣经》研读、星期四晚上的唱诗班排练，即便他不唱歌，即便排练活动不对外开放，大家都不忍心将他拒之门外。父亲将悲痛寄托在教堂的长椅上，而她却将悲伤隐匿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酒保看到她的假身份证，耸耸肩，随后给她混了一杯酒，她坐在黑暗的角落里，啜饮朗姆可乐，看着疲惫不堪的女人在舞台上旋转。只有年纪大一些的女人，她们的身材因年龄变大而变形走样，她们脑子里想的全是购物清单和托儿所；而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孩受到的则是另一番待遇——俱乐部一般会把她们留到周末或晚上表演。母亲要是知道她大白天出现在脱衣舞俱乐部里，一定会吓得魂飞魄散。纳迪娅坐在俱乐部里，慢慢啜饮稀释过的酒。这是她第三次来俱乐部了，一个年长的黑人从她身旁拉出一把椅子。他穿着背带裤，里面衬着红色格子花呢衬衫，头上戴了一顶印有“太平洋海岸鱼饵和渔具”的帽子，旁边露出几根白发。“你喝什么呢？”他问。“你又喝什么呢？”她问。
他大笑：“不成。这是给成年人喝的。不是给像你这样的小女孩喝的。我给你点个甜饮料。你喜欢喝甜的吧，宝贝？你看起来像是喜欢甜的。”
他笑笑，将手滑过她的大腿。他那又长又黑的指甲贴在她的牛仔裤上。就在她想要挣脱之际，一个穿着闪亮洋红色胸罩和丁字裤的四十几岁的黑人女子出现在桌旁。她腹部浅棕色的条纹好似老虎纹。“别招她，莱斯特，”女人转身对纳迪娅说，“过来，我帮你醒醒酒。”“嘁，茜茜，我只是和她说说话而已。”老男人说。“得了吧，”茜茜说，“你手表的岁数都比这女孩大。”
她将纳迪娅领到酒吧后面，把杯中剩下的酒倒入水池，招手让她跟到外面来。汉基帕基在深灰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压抑。屋外另一头，两个白人女孩正在抽烟，看到茜茜和纳迪娅走出来，朝她挥了挥手。茜茜漫不经心地回应着，点燃香烟。“你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茜茜说，“眼睛本来就这样？混血？”“不是，”她说，“我的意思是，我眼睛就长这样，我不是混血。”“我看着倒挺像混血。”茜茜吐了一大口烟，“离家出走了？喂，别那么看着我。我又不举报你。你这样的女孩我见多了，都想着挣点钱。虽然不合法，不过伯尼无所谓。伯尼会让你上台试试，看看你都能做什么。甭想着受不受欢迎。跟那帮金发婊子争小费已经够难了——回头让她们见识见识你这小弹屁股。”“我不想跳舞。”纳迪娅说。“嗯，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不过这儿可没你想要的东西。”茜茜靠近她，“知道你的眼神出卖了你吗？我一眼就看穿了。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内心却透着一股子悲伤。”她把手伸进兜里，拿出一把皱皱巴巴的东西，“这儿不适合你。去胖查理给自己买点吃的。去吧。”
纳迪娅有些犹豫，茜茜把钱塞到她手中。或许她真可以这么做，假装自己离家出走，或许从某种程度来说，她已经离家出走了。父亲从不过问她去了哪儿。她晚上回到家就只能看见他坐在昏暗的客厅里，在躺椅上看电视。每次看到她打开大门，父亲总是露出诧异的表情，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离开过一样。
纳迪娅坐在胖查理最里面的隔间翻看菜单，这时卢克·谢泼德从厨房走出来，屁股上挂着一条白色围裙，身上穿着胖查理的黑色制服，宽厚的胸肌从T恤中呼之欲出。他还是纳迪娅记忆中在星期日学校里的英俊模样，只不过现在长成了男人：古铜色的皮肤，宽大的肩膀，棱角分明的下颚留着短胡子。他现在有些跛脚，重心稍稍倾向左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那不协调的步调和压痛感反而让她更心动。她母亲死于一个月前，任何表面流露出痛苦的人都会吸引她，因为这是她无法企及的。她甚至没有在葬礼上掉眼泪。设宴时，一群宾客过来夸她做得有多么好，父亲也将胳膊绕在她的肩膀上。做礼拜的时候，父亲坐在长椅上蜷缩着身体，无声地颤抖着肩膀，泪水不住地往下掉，以男人特有的方式哭泣，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觉得或许自己比父亲坚强。
内伤就该留在心底。那种无处隐藏的外伤一定很奇怪。卢克一瘸一拐地朝她的隔间走来，她正摆弄着菜单。她，以及上室教堂的每个人，都去看了他去年充满希望的大二季后赛。一个常规回攻，无效拦截，他的腿折了，骨头直接刺穿皮肤。解说员说，他能恢复正常走路都算幸运，更不用说再参加比赛了。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撤销他的奖学金时，没有人感到惊讶。卢克出院后，她没有再见过他。在她的印象里，他还躺在病床上，周围满是宠溺他的护士，他那条绑着绷带的腿悬吊在空中。“你在这儿做什么？”她问。“我在这儿工作，”他说，随后大笑，笑声听起来十分生硬，好像椅子突然被抽出时刮到地板的声音，“你怎么样？”
他没有看她，继续整理菜单，她知道他一定听说了她妈妈的事情。“我饿了。”她说。“这就是你的感受？饿了？”“我能点个蟹肉条吗？”“最好别。”他握住她的手指，滑向压膜菜单上的玉米片，“这个。试试这个。”
他像教她认字一样轻轻握住她的手，在陌生文字间移动。他总能让她感到无比年轻，比如两天后，她又坐到他负责点单的座位上，想要点一杯玛格丽特鸡尾酒。他大笑，举起面前的假身份证。“得了吧，”他说，“你也就十二岁吧？”
她眯起眼睛。“去你妈的，”她说，“我都十七了。”
她的语气透着明显的骄傲，卢克又笑了。即使是十八岁，在他看来也还是小——到八月底她才满十八岁。她还在上高中。他已经二十一岁了，在上大学，是一所真正的大学，不是那种毕业后找工作前谁都能混上几个月的社区大学。她已经申请了五所大学，正在等消息，她向卢克问了一些关于大学生活的问题，比如：大学浴室是否像她想象中那样恶心？人们想要亲密空间时会不会真的把袜子挂在门把手上？他给她讲了内衣慈善跑和泡沫派对，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膳食安排，以及如何为争取额外的考试时间装作有学习障碍。他知道很多事情，他了解女孩，特别是大学女孩，她们上课时穿高跟鞋，不穿球鞋；她们提手提包，不背双肩包；她们去高通公司或加州信托银行参加夏日实习，而不是在码头制作果汁。她想象自己在大学里，是那些成熟女孩中的一员，卢克开车来看她，又或者如果她在其他州上学，卢克在春假期间坐飞机来看她。卢克要是知道她把他拼凑进自己的生活，一定会嘲笑她。他经常取笑她，比如，她在胖查理写作业的时候。“我×，”他说，翻看她的微积分书，“你是个书呆子啊。”
她不是，真的不是，只不过学习对她来说轻而易举。（纳迪娅在考试前只复习一晚便能得优，当她把成绩单拿回家时，母亲总会戏弄她：“那感觉一定不错。”）她以为自己在高等班上课这件事会吓走卢克，可他却十分欣赏她的聪明。他会对走过的服务员说：看见坐在这儿的女孩了吗，她未来会成为第一位黑人女总统，等着瞧吧。人们会对每一位稍有天赋的黑人女孩说这样的话。不过，她喜欢听卢克吹嘘，更喜欢他取笑她的学习。他对待她的方式不同于学校其他人，那些人不是刻意避开她，就是说话时小心翼翼，仿佛稍稍厉声一点她就会崩溃似的。
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卢克开车送她回家，她邀他进屋。父亲周末外出去好男人集中营了，他们到家时屋内又暗又静。她想给卢克倒杯酒——电影里的女人都是这么做的，递给男人一个四方玻璃杯，倒入专供男人喝的深色酒——月光洒在玻璃酒柜上，杯中酒空了，卢克将她压在墙上，亲吻她。她没有告诉过他这是她的第一次，但他知道。在床上，他三次与她确认是否要停下来。每次她都说不。性也许会让她受伤，但是她想让自己受伤。她想让卢克成为她外在的伤。
到了春天，卢克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能到停车场的荒僻角落里见他，在哪儿能与他独处，她都一清二楚。她知道他哪天休息，知道哪些夜晚能听到他的车开到她家街上，他蹑手蹑脚地走过父亲紧闭的卧室。她知道他上班迟到的那些日子，还有在父亲下班前让他溜进屋里的那些日子。她知道卢克如何利用胖查理的小码T恤挣更多的小费。他趴在她的床边，为漫长的工作轮班一筹莫展、沉默寡言，她也闭口不谈，帮他脱下紧身T恤，用手抚摸他那宽厚的肩膀。她知道他站了一整天，脚有多么疼，尽管他从不承认。在他入睡后，她盯着他膝盖上深色的伤疤发呆。骨头，和世上其他东西一样，在受伤前都是无比强壮的。
她还知道午餐和欢乐时光中间那段时间，胖查理餐厅如死一般沉寂，所以在得知测孕结果为阳性后，她便搭乘巴士跑去告诉卢克。“×。”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然后，“你确定？”
然后，“你真的确定？”
然后，“×。”
在空无一人的胖查理餐厅，纳迪娅将薯条蘸进番茄酱碗中许久，薯条变得湿软。她当然确定了。她要是不确定，肯定不会过来烦他。有好几天，她希望自己能流血，祈祷哪怕是一滴血，或者一丝血迹，可是什么也没有，她只看到内裤上的白色分泌物。所以那天早晨，她乘坐巴士前往城外的免费孕产中心，孕产中心设在购物街内一排灰色建筑中间。在大厅里，接待员几乎被一整排假植物挡住了身影，纳迪娅被安排到候诊室等待。她加入一群黑人女孩当中，坐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抬头看她，坐在她旁边的是个吹着紫色泡泡糖的胖女孩，另一边是一个穿背带短裤拿苹果手机玩俄罗斯方块的女孩。一位胖乎乎的叫多洛雷丝的白人咨询师将纳迪娅带到后面，她们挤在一间狭窄的隔间里，隔间小到她们不得不膝盖顶着膝盖对坐。“嗯，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怀孕了？”多洛雷丝问。
她穿了一件灰色的起球的毛衣，说起话来像幼儿园老师，面露笑容，语气温和，语调抑扬顿挫。她一定觉得纳迪娅是个白痴——又一个不知道坚持用避孕套的黑人傻女孩。其实他们用了避孕套，至少大多数时候用了，纳迪娅觉得自己很傻：那么享受大多数时候他们安全的性行为。她应该是那个明智的人。她应该知道，只要走错一步，就有可能将自己的大好前途全部断送。她见过怀孕的女孩。她见过她们穿着无袖上衣和运动衫遮住自己的肚子。她从未见过那些搞大女孩肚子的男孩——他们的名字像谜一样被隐藏起来，仿佛虚无缥缈的谣言本身——可是，她们那又圆又大的肚子让她无法视而不见。在所有人当中，她应该比谁都清楚。她就是母亲偷食禁果酿成的错误。
在隔间里，卢克趴在桌子上，抻拉手指，就像他比赛时在球场边线做的动作一样。她还是新生时就总去看卢克打球，然而她的注意力从不在球队表现上。她总是忍不住想，那双手去抚摸她会是什么感觉？“我以为你饿了。”他说。
她将另一根薯条扔上去。她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嘴里很咸，就像吐之前的感觉一样。她脱下人字拖，盘起赤脚放在大腿上。“我特别不舒服。”“想来点别的吗？”“我不知道。”
他从桌上撑起身子：“我给你找点别的……”“我不能要它。”她说。
卢克半截身子刚起来，顿时停住。“什么？”他说。“我不能要孩子，”她说，“我他妈不能当别人的母亲，我得去上大学，我爸会……”
她无法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大声说出来——堕胎这两个字让她感到丑陋、没有人性——卢克懂的，不是吗？她收到密歇根大学的录取邮件后，第一个就告诉了他——她还没有说完，他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力气大到差点将她的胳膊折断。他知道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她离开家的唯一机会，离开她那个缄默的父亲。她将邮件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的眼角没有露出一丝笑容，不过她知道，如果她走了，没有她在眼前时刻提醒父亲他已经失去的爱，父亲会更开心。她不能让这个孩子将她的生活禁锢在这个地方，这个她有机会逃离的地方。
也许卢克明白，但他没有说。一开始他一言不发，陷在隔间里，他的身体突然变得迟缓、沉重。那一刻，他看上去比她成熟，满脸胡楂，疲惫、憔悴。他捧起她的赤脚，抱在自己的腿上。“行，”他说，声音变得温柔，“行。告诉我怎么做。”
他没有试图改变她的想法。她很感激，虽然她心里有那么一丝希望，希望他会做出一些老派的浪漫举动，比如求她嫁给他。她肯定不会答应，但如果他做了，那感觉应该不错。相反，他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觉得自己很蠢——她一点也没有想过手术费这种现实问题——他答应她会筹到钱。第二天，他将信封交给她，她叫他不要到诊所等她。他揉揉她的后背。“你确定？”他说。“确定，”她说，“做完来接我就行。”
有人等候会让她感觉更糟糕。脆弱。卢克见过一丝不挂的她——他进入过她的身体——然而，不知为什么，让他见到自己的恐惧，这种程度的亲近令她无法忍受。
预约手术那日清晨，纳迪娅搭乘巴士前往市区的堕胎诊所。她曾坐车路过这里无数次——一栋不起眼的棕色建筑，隐藏在美国银行大楼的影子中——她从没想过里面是什么样子。巴士一路朝海滩方向驶去，她望向窗外，想象着诊所的白色无菌墙，手术盘上锋利的器具，穿着宽松毛衣的胖接待员将哭哭啼啼的女孩轰进候诊室。事实上，诊所大厅宽敞明亮，墙被刷成了奶油色系，那些颜色被赋予灰褐色或赭石色这类高端的名字，橡木桌上摆放着一摞杂志，蓝色花瓶里装满了贝壳。在离大门最远处的一把椅子上，纳迪娅假装阅读《国家地理》杂志。在她旁边，一个红发女孩嘴里嘟囔着，正绞尽脑汁思考拼字游戏；她的男朋友瘫坐在一旁，盯着手机。他是屋里唯一一个男人，也许那个红发女孩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拥有更多的爱——因为她有男朋友的陪伴，即便他看上去不怎么像一个好男友，即便他根本没有与她交谈或是握着她的手，如果卢克在，一定会那样做。房间另一边，一个黑人女孩穿着紧身黄裙，用牛仔衣的袖子抹鼻涕。坐在女孩身旁的母亲是一个胖女人，胳膊上刺有紫色玫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她看上去很生气，又或许只是担心。女孩看起来有十四岁，她啜泣的声音越大，周围人越努力不去看她。
纳迪娅想过给卢克发短信。我到了。我没事。可是他刚刚开工，也许他那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她慢慢翻看杂志，视线从书页移到金发接待员身上，接待员戴着听诊器，脸上露出微笑。她望向屋外来往的车辆，望向身旁装满贝壳的蓝色花瓶。母亲一向痛恨海滩——到处都是脏乱的沙子和烟头——但她喜欢贝壳，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去海边，她总要花上一整个下午在沙滩上漫步，弯着腰在潮湿的沙子中挖贝壳。“贝壳能让我平静。”有一次她说。她将纳迪娅紧紧抱在腿上，小心翼翼地捡起贝壳，把里面擦亮。贝壳在她的手中散发出薰衣草紫和绿色的光芒。“特纳？”
走廊里，一位留着花白色长发绺的黑人护士念出手中金属记事板上的名字。纳迪娅拿好钱包，她能感觉到护士匆匆扫了她一眼，护士的眼睛瞟过她的红上衣、紧身牛仔裤、黑色浅口高跟鞋。“你应该穿宽松一点的衣服。”护士说。“我挺舒服的。”纳迪娅说。她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三岁，正站在副校长办公室里，因衣着不合格而接受副校长的训斥。“运动裤，”护士说，“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有人告诉过你。”“他们说了。”
护士摇摇头，扭头望向大厅。不同于大厅里那些穿着粉色手术服和橡胶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白人护士，她仿佛对此早已麻木。无论是穿着奇装异服出言不逊的女孩，还是独自一人坐在候诊室、身旁无人陪伴的女孩，对她来说仿佛早已见怪不怪。不，这样的女孩就算成绩再好，相貌再出众，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只是又一个遇到了麻烦的黑人女孩，一个试图摆脱困境的女孩。
在超声波室里，技师问纳迪娅想不想看屏幕。你随意，他说，但对某些女人来说是一个了结。她告诉他不用。她曾听说过，她们中学有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生产后便将孩子丢弃在了沙滩上。那女孩跑回去告诉警察她发现了一个弃婴，结果被捕了，警察认出她就是孩子的母亲。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纳迪娅一直想不通。或许，他通过巡逻车的泛光灯，发现了她大腿上的血迹；或许，他嗅到她乳头渗出的奶水味；或许，与这些都没有关系。或许是她将孩子递给警察时流露出的小心翼翼的样子，或许是警察掸掉孩子毛发上的沙子时，她眼神中流露出的关切；或许是当警察往后走时，他发现了她那无法与孩子割舍的如缕缕金线般的母爱。一定是什么出卖了女孩，纳迪娅不能犯同样的错误。转身就跑。她不能犹豫，不能让自己去爱这个孩子，也不能与他建立感情。“直接做吧。”她说。“如果是多胞胎呢？”技师问，准备将仪器放到她身上，“比如，双胞胎、三胞胎……”“我为什么要知道那个？”
他耸耸肩：“有些女人想知道。”
她已经知道了太多关于这个孩子的信息，比如他是个男孩。现在辨别还太早，但是她能感觉到身体的异样，有些地方是她，有些地方不是她。是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会继承卢克的厚鬈发和小笑眼。不行，她不能这样想。她不能因为卢克而允许自己去爱那个孩子。技师拿着感应器在她涂满蓝色凝胶的腹部打旋时，她将头转向了另一边。
过了一会儿，技师停下来，将感应器停在她的肚脐上。“啊。”他说。“怎么了？”她说，“什么事？”
也许她根本没有怀孕。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不是吗？也许检验出错了，也许宝宝感应到了他并不受欢迎，也许他自己放弃了。她忍不住了——将头转向显示屏。屏幕上满是白色楔形条纹，在中间位置，有一个椭圆形黑洞，里面有一个白色斑点。“你的子宫是一个完美的球形。”技师说。“那又怎样？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说，“也许，你是个超级英雄。”
他咯咯笑了起来，感应器在凝胶周围旋转。她不知道要在超声波扫描图里看些什么东西——斜倾的额头，又或者是，肚子的轮廓。反正不是眼前这个豆子形状的白色东西，小到她用拇指就能盖住。这么大一个小白点怎么可能是条小生命？如此小的一个东西就能让她失去一切？
她回到候诊区的时候，那个穿牛仔外套的女孩正在啜泣。没有人看她，连那个胖女人都没有看她，胖女人现在往旁边挪了一个位置。纳迪娅错了——这个女人不可能是女孩的母亲。母亲看到孩子哭泣一定会上前安慰，而不是坐得更远。如果是母亲，一定会抱着她，让她的泪水浸入自己的身体，一定会在护士再次喊女孩的名字前，轻轻安慰女儿。而这个女人却走过来，掐了一下女孩的大腿。“你叫啊，”她说，“你不是想长大吗？呵呵，现在你长大了。”
手术只需十分钟就能完成，那个留着长发绺的护士告诉她。连一集电视剧的时间都不到。
在冰冷的手术室里，纳迪娅盯着面前的显示屏，屏幕上闪过世界各地的海滩。头顶的播放器放着冥想音乐——古典吉他伴随波浪涌动的声音——她知道，此时她应该想象自己正躺在热带小岛上，趴在白色的沙子里。然而，当护士将麻醉面罩放到她的脸上让她数到一百时，她脑中唯一闪过的画面是那个将小孩遗弃到沙滩上的女孩。也许沙滩是一个弃婴的好地方。将孩子放到沙子中，希望有人找到他——在月光中散步的老夫妇、将手电筒的光打在啤酒箱上的巡逻警察。如果他们没有发现，如果没人撞见，这孩子就要回到他最初的家，就像她肚里的海洋一样。海水冲到岸上，将孩子揽入臂中，哄他入睡。
手术结束后，卢克没有来找她。
她给他拨完电话后，时间过去了一小时，休息室里只剩下她一个女孩在等人，她蜷缩在加厚的粉色躺椅上，肚子上捂了一块保暖贴。整整一小时，她凝视着屋内的黑暗，看不清其他人的面容，但是可以想象，她们的脸色一定同她的一样惨白。也许那个穿黄裙子的女孩正趴在椅子的扶手上哭泣。也许那个红发女孩继续玩起她的拼字游戏。也许她以前做过这手术，也许她已经有孩子了，只是不能再要。如果有了孩子，这件事会不会变得容易些，礼貌地拒绝第二个，因为你已经满员了？
这时候其他人已经陆续离开，她拿出电话，第三次打给卢克，那位留长发绺的护士拖过一把金属椅来，还拿来一盘脆饼和一盒苹果汁。“肚子会绞痛一阵，”护士说，“拿热的东西捂一捂疼痛就会消失。家里有热力贴吗？”“没有。”“给自己弄一条热毛巾。那样也管用。”
纳迪娅希望换个护士。她看见其他护士在屋子里进进出出，不停地安抚女病人，她们面露笑容，紧握病人的手。可是面前这位留长发绺的护士只是在她面前晃晃盘子。“我不饿。”纳迪娅说。“你得吃东西。你不吃东西我不能让你走。”
纳迪娅叹了口气，拿起一块脆饼。卢克在哪儿？她懒得应付这个护士，懒得看她那皱巴巴的皮肤和逼视的目光。她想躺在自己的床上，将身体裹在被子里，靠在卢克怀里。他一定会给她做汤，用笔记本电脑给她放电影，直到她入睡。他一定会亲吻她，对她说她有多勇敢。护士一会儿站直，一会儿双腿交叉。“你朋友回信息了吗？”她问。“还没，他会来的。”纳迪娅说。“你联系下别人？”“不需要找别人，他会来。”“他不会来了，宝贝，”护士说，“你有没有其他可以联系的人？”
纳迪娅抬起头错愕地看了一眼护士，她竟然如此笃定卢克不会出现，更让她惊讶的是护士竟然用了宝贝这个词。护士好像也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竟脱口而出宝贝这样柔软的称呼。就像手术后神志不清的纳迪娅一样，她看着护士模糊的脸，叫了一声：“妈妈？”护士心头一软差点答应。[1]In-N-Out汉堡是美国西海岸的连锁快餐店。[2]指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第2章
如果纳迪娅·特纳问过我们，我们一定会提醒她离他远点。
你知道别人都怎么说牧师的孩子。在星期日学校里，他们在圣殿追跑打闹、大喊大叫，用蜡笔在教堂长椅上涂画；在初中校园里，牧师的儿子掀女孩的裙子，追着女孩满校园跑，而牧师的女儿在嘴唇上涂的鲜艳口红则让她看起来像个妓女；到了高中，牧师的儿子在教堂停车场抽大麻烟卷，牧师的女儿躲在厕所隔间与教会执事的儿子打情骂俏，默默脱下母亲坚持让她穿的长筒袜，母亲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好女孩不该在教堂里裸露双腿。
卢克·谢泼德，桀骜不驯，一头厚鬈发，橄榄球运动员式的宽厚肩膀，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唉，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告诉她要远离他。她不会听劝，这是当然的。一群教堂修女懂什么？睡觉时他握住她的手，拥抱时他撩弄她的头发，她告诉他测孕结果时，他将她的赤脚捧在大腿上，这些她们都不知道。一个男人整夜与你十指相扣，在你难过时抱住你的脚，不管怎样，或多或少，这个男人肯定是爱你的。再说了，一帮老女人又懂什么？
我们会告诉她，我们所有人的年龄加起来比她大上好几个世纪。如果把我们的岁数叠加起来，早在大萧条前、内战前，甚至有美国以前，我们就已经出生了。在那些岁月里，我们了解男人。哦，姑娘啊，我们也懂一点爱情。封存在空罐中的蜂蜜，残留在口中的甜美，足以掩饰那丝丝渴望。我们用舌尖舔着牙齿，竭尽所能去品味那一点点温存，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里，再也不用忍受饥饿。
就在纳迪娅·特纳预约手术的十年前，我们已初次拜访过市中心的堕胎诊所。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诊所建成之时，一想到莎拉思忖起生小孩的问题，无论她要或不要，我们都会忍不住大笑。此外，那时我们已为人母——有些人是在情感上为人母，有些人是真的怀了孕。我们哄孙儿入睡，教邻居的小孩弹钢琴，为生病和不能出家门的孩子烤馅饼。我们都已为人母，我们是上室教堂的母亲，每当教堂前有抗议活动，我们也会加入。不同于那些动不动就小题大做的教堂——看到R级电影就揎拳捋袖；买一堆饶舌音乐的CD，只为将其销毁；或是给萨克拉门托写信，以确保国家禁书单永不见天日——事实上，教堂只举行过一次抗议活动，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次抗议是因为有人在海边建了脱衣舞俱乐部。脱衣舞俱乐部离海滩只有几分钟距离，经常有小孩在那片海滩游泳和玩耍。下一个又会是什么，在码头边开妓院？要不干脆把整个海港都变成红灯区算了？尽管如此，汉基帕基俱乐部还是开张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对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祸根，但每个人都认为，后来新建成的堕胎诊所比这个更糟糕。无奈，时代使然。在市中心开堕胎诊所就像开甜甜圈店一样简单。
抗议那日清晨，教堂会众聚集在未建成的诊所前。第二约翰开着教堂货车载上那些没有车的人，修女威利斯组织星期日学校的学生帮忙画抗议标志，就连平日懒得参与上室教堂任何活动的玛格达莱娜·普赖斯也收到了指令，要求她从钢琴椅上站起来走到街上参与抗议活动，用她的话说，去看看他们都在搞什么。所有人围着牧师、牧师夫人和他们的儿子，绕成一圈——牧师为无辜生灵祈祷之际，他的儿子却在一旁将脏土块踢到人行道上。
抗议只持续了三天。（并不是因为我们动摇了信念，而是因为积极分子的加入，是那类丧心病狂的白人，他们终有一日会因向诊所投放炸弹或捅伤医生而被报道。）整整三天，每天早晨六点，罗伯特·特纳负责开车将一批标语牌从教堂运到市中心。他和妻子不是那种参加抗议的人，他对牧师说，不过他至少能帮忙运一些标语，开开卡车什么的。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他，后来人们才认识这个有卡车的男人，他这辆黑色雪佛兰小型卡车后来变成了上室教堂的专用车，人们常常见到罗伯特开着这辆卡车从教堂出发，他的一条胳膊搭在窗外，卡车平板上满载着食物篮、捐赠的衣物或金属椅。当然，有卡车的不止他一人，但他是唯一一个任何时候都愿意把自己的卡车借出去的人。他用手机记录日程，无论上室教堂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打来电话，他都会仔细安排，并用一根小高尔夫铅笔做记录。有时，他开玩笑说他应该把卡车放到电话答录机里应答，反正找卡车的人比找他的多。这是句玩笑话，不过他还是禁不住去想它的真实性，人们邀请他参加野餐和聚餐是不是只因为他有卡车，他们真正想邀请的是不是那辆卡车，人们只想用卡车拉音响，拉桌子，拉折叠椅，与此同时又不介意他一同跟来。不然他每个礼拜日走进上室教堂时，又怎会受到如此热情的问候？招待员拍拍他的后背，迎客桌前的女士冲他微笑，就连牧师也曾提起：罗伯特如此尽职尽责，进不了长老会才怪呢。
罗伯特认为，卡车为他扭转了局面。还有他的女儿。人们对单身父亲总是温和相待，特别是对独自抚养女儿的单身父亲。不管怎样，大家都会关心罗伯特·特纳，即便他的妻子没有经历那场悲剧，即便她只是拿起行囊离家出走，其实对某些人来说，她的死与离家出走并无两样。
那晚，父亲将卡车停在车库，纳迪娅缩在床上，用手抓住痉挛的腹部。“肚子会绞痛一阵，”留长发绺的护士告诉她，“大概会疼上几个小时。如果疼得厉害，打这个急诊电话。”护士没有解释一般绞痛和严重绞痛的区别，但她递给纳迪娅一个白色袋子，袋口像午餐袋那样卷起来：“止疼用的。每四小时吃两粒。”诊所志愿者提出开车送纳迪娅回家，纳迪娅钻进白人女孩那辆脏兮兮的日产森特拉，瞥了一眼站在车窗外目送她们离去的护士。这名志愿者留着一头金发，二十来岁，态度很真诚，一路上都在小心翼翼地与她聊天，来回更换广播电台。她说她是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的大三学生，在诊所做志愿者是为了她女权主义专业的研究。她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会主修类似女权主义的专业的女孩，仍然渴望受到重视。她问纳迪娅有没有考大学的计划，听到纳迪娅的回答她显得很惊讶。“哦，密歇根是一所好学校。”她说，仿佛纳迪娅不知道似的。
这一切发生在两个小时前。纳迪娅紧闭双眼，寒气与热气在腹中交织翻滚。她想再吃一粒药，她知道应该过一会儿再吃。这时，她听到车库门轰隆隆的声音，她匆忙将橙色药瓶塞进白色口袋，然后将所有东西一股脑地放入床头柜的抽屉里。任何异于寻常的事物都会引起父亲的注意，那个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袋子也一样。自从发现自己怀孕后，她一直坚信父亲会注意到她的变化。以前，如果在学校不开心，只要她一钻进车里，母亲就能看出端倪。发生了什么事？纳迪娅甚至还未打招呼，母亲就会先开口问她。父亲从不像母亲这样敏锐，但是怀孕这等大事可不像在学校不开心那样简单，他应该会注意到她的慌张，他本该注意到。让她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令她恐惧的是，回家的时候你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么大的东西居然能在你的体内生长，更可怕的是，竟没有人发现。
父亲敲了三下，轻轻推开卧室门。他今天穿了那套卡其色制服，胸前别着一排勋章，那套制服十分合身，他确实天生就适合穿这类坚挺的衣服。以前，每当朋友们听到她父亲是一名海军时，都会表现得十分惊讶。他不同于朋友们从小在城里看见的那些男人，那些男人自大、身材健美，喜欢在君豪电影院前闲逛，并与路过的姑娘调情。也许父亲年轻时也这样，不过她想象不出来。他安静、拘谨，个头高大，身材结实，看上去永远绷着一根弦，好似蹲在身旁的警犬一样，耳朵总是警惕地竖起来。他靠在门口，弯腰将脚上黑色亮靴的鞋带解开。“你脸色很难看，”他说，“生病了吗？”“只是有点痉挛。”她说。“哦，你的……”他指向自己的胃部，“需要点什么吗？”“不用，”她说，“等等。一会儿能用一下你的卡车吗？”“做什么？”“开一下。”“你要去哪儿，我是说。”“你不能这样。”“哪样？”“问我去哪儿。我马上十八了。”“我不能问你要开着我的卡车去哪儿？”“你觉得我能开着它去哪儿？”她说，“边境？”
父亲从不关心她去哪儿，除非她向他借那辆宝贝卡车。他夜晚会开着卡车在马路上转悠，不断地将红色天鹅绒方棉蘸入蜡桶中，直到汽车漆变得像玻璃一样锃亮。只要上室教堂有人打电话求助，他就会立刻跑到门口，冲向卡车，仿佛这辆车是他的独生子一样渴望着他的爱。父亲叹了一口气，用手捋捋白发，她每两星期会帮父亲剪一次头发，母亲以前就这样做——父亲坐在后院，在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母亲用手比画着修剪头发。只有剪头发的时候，她才能感受到与父亲的亲密。“市中心，行吗？”她说，“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卡车吗？拜托！”
又一阵绞痛袭来，她将身体蜷着，盖紧毯子。父亲在门口徘徊了好一阵，最后终于将钥匙放到梳妆台上。“我可以给你倒点茶，”他说，“应该能……你的阿姨们，她们会喝，你知道，每次……”“把钥匙留下就行了。”她说。
纳迪娅收到密歇根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卢克带她到波浪水上乐园玩，他们玩了滑塔的内管滑梯和激流冲浪，玩到全身湿透，筋疲力尽。一开始，她担心卢克提议去水上乐园是觉得她幼稚。后来她发现他和她玩得一样开心，他们在泳池里相互撩水时他会大声叫喊，他还会拽着她坐下一轮滑梯，水珠挂在他胸前，湿漉漉的鬓角在阳光下闪耀。后来，他们坐在乐比蒂热带雨林外的餐桌前吃玉米热狗和吉事果，那块地方的漂浮滑板不适合小孩玩耍。她舔掉手指上的肉桂糖，沉浸在明媚的阳光里，幸福甜蜜，这样的幸福在以前或许再平凡不过，现在却十分脆弱，若她起身太快，幸福仿佛就会从她肩上滑落，摔得粉碎。
她没有指望卢克给她礼物，父亲也几乎没有为她庆祝。她给父亲看邮件的时候，他说了声“瞧瞧”，随后给她一个侧拥。那天晚上在厨房里，他从她身边经过时眼睛注视着她，那眼神好像在看一件曾经非常喜爱现在却厌烦了的家具。她努力说服自己父亲并不是针对她，这些日子，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尽管如此，她在浴室刷牙的时候还是掉下了眼泪。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祝贺卡片，里面夹了一张二十美元现金。对不起，父亲写道，我正在努力。努力什么？努力爱她吗？
她将腿伸到卢克大腿上，他一边吃玉米热狗，一边揉抚她脚踝光滑的皮肤。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她，卷曲的湿发，不施粉黛。他坐在桌子另一头对着她痴笑，抚摸她的脚踝，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很漂亮，她猜想这温柔的爱抚是不是另有他意，他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爱上她了。离开前，她想与他拍张合影，却被他用手挡住了手机。他想隐藏他们的恋情。“不是秘而不宣，”他说，“只是保持私密。”“那是一回事。”她说。“不是。我只是觉得应该低调些。仅此而已。”“为什么？”“我是指，年龄。”“我马上十八了。”“马上，不是已经。”“我不会给你找麻烦的。你不知道吗？”“不仅如此，”他说，“你不懂。你不是牧师的孩子。整个教堂时时刻刻都在干涉我的生活。他们也会干涉你的生活。咱们要聪明点，仅此而已。”
也许是有区别。出于羞耻，你隐藏一段秘密恋情，出于任何其他原因，你将恋情保持私密。所有恋爱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私密的，只要你开心，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所以她学会了如何保持私密。在公共场合，她甚至不去牵他的手，她也不在网上发他们的合影。她每天放学后甚至不再去胖查理，就是为了不让他的同事起疑。但是自从卢克将她一个人留在堕胎诊所后，她便忘记了保持私密这回事，她开着父亲的卡车来到胖查理。她知道他星期四晚上下班，她到胖查理后没有看到他。在吧台前，她向佩佩打招呼，佩佩是一个梳灰色马尾辫、身材魁梧的墨西哥酒保。他正在用一块棕布擦拭酒杯，听到声音便抬起头。“把你那假玩意收起来，”他说，“你知道我不会给你提供服务。”“卢克在哪儿？”她问。“我知道才见鬼呢。”“他马上下班吗？”“我不管他的排班。”“那你见过他吗？”“你没事吧？”“你之前见过他吗？”“干吗不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她说，“我有点担心。”
就这样消失不见，不接电话，承诺去某个地方却不见身影，这不是卢克的作风。特别是像今天这样，当她需要他的时候，而他又知道她需要他。她担心他遇到了不测，更糟糕的是，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把她抛弃在诊所仅仅是他自己的选择？不，他绝不会那样做，但是她想起他在水上乐园的样子，一把挡住她的手机，就在她感到安全和爱的短暂时刻，卢克离开了。
佩佩叹了口气，将玻璃杯放在吧台上。他有四个女儿，卢克曾经告诉过她，她猜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佩佩才总是拒绝她的假身份证，总是将调戏她的男人轰走，总是问她怎么回家。“听着，孩子，”他说，“你知道谢泼德。也许他只是想和兄弟们出去玩玩。我相信他明天会给你回电话的。回家吧，好吗？”
最后，她在一个派对上找到了卢克。
不是什么随便的派对，是高中派对，尽管科迪·理查森听到自己的派对被这么叫肯定会觉得受到了冒犯。毕竟他十年前就毕业了，但他的派对一直都是高中派对，纳迪娅和欧申赛德中学的其他学生一样，在他家参加了无数个周末派对。他有一头浅黄色头发，玩滑板，对纳迪娅来说，就是那种与她毫无共同之处的白人男孩。不管怎样，她一般都很讨厌白人男孩的派对——不断循环的铁克诺电子舞曲，令人窒息的Abercrombie&Fitch古龙水，糟糕的舞姿，她之所以去科迪·理查森的派对是因为所有人都去。每个周末，她都会挤进他的海边小屋，在那里你无须担心父母提早回城或者警察查封派对。房子的平面图就像一张布满她青春期各种第一次的地图：阳台是她第一次伴着海边空气吸大麻的地方；厨房角落是她和第一个男朋友分手的地方；浴室前的过道是母亲下葬后的那个周末她喝醉酒哭泣的地方。
自那之后，她再也没去过科迪的派对。感觉那栋黄色的房子已经不再适合她的年龄，她答应自己，只要一毕业，绝不再回去。她一直都很讨厌看到那么多人络绎不绝地参加他的派对，只要一迈进他家大门，仿佛每个人都困在了时光里。在这之前，她开车路过卢克父母家的时候看到车道上没有他的卡车，科迪家便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卢克会去的地方。不知怎的，冥冥之中她知道他会在科迪家。她走过昏暗的海滩，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她既思念他又感到气愤。她顺着脚印走到海边的房子，心里一直想着是否会找到卢克的脚印，将自己的脚丫踩进他的脚印里。
铁克诺电子舞曲的绿色光束射过敞开的大门，她小心翼翼地踏上高低不平的木台阶。低音炮隆隆作响，声音穿过洒上酒后发黏的木地板，她在门口停了一下，让眼睛适应屋内的昏暗。如果不是卢克走路的姿势，她应该不会一眼就注意到他。她穿过一帮“群魔乱舞”的白人孩子，走过摆满半瓶酒的厨房，还有啤酒台球赛后留下的两堆三角形杯阵，她一眼就逮到了正穿过阴暗房间的卢克的身影。他走路有些跛，虽然不明显，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对她来说那如同他的[1]声音一样熟悉。他看上去喝醉了，一品脱几乎空了瓶的占边威士忌在他手中摇晃。就在她走近的时候，他晃了一下，仿佛看到她就足以让他失去平衡似的。“纳迪娅，”他说，“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她说，“我他妈给你打了一百遍电话。”“你不应该在这儿。你应该在床上或者……”“你干吗去了？”她说，“我等了好几个小时。”“发生了点烂事，行吗？我知道你自己能回家。”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地面，她知道他在撒谎。“你把我丢在那儿。”她说。
他终于抬起头看她，让她吃惊的是，他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一个人若被发现撒谎，第一次被你看清真面目，那人的表现不是应该异于平常吗？“听着，这事原本是你情我愿，”他说，“这种烂事根本不该发生。我已经把钱给你了。你还要我怎样？”
他从她身边擦过，穿过人群，一瘸一拐地冲向门口。她早该知道。他把那个装有六百美元的信封交给她时，她就该知道，他负责出钱，剩下的由她一人承担。他已经把钱塞给她了，现在对他来说，她是一个已经处理完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早就知道，至少猜到了，但她想相信卢克，相信爱情，相信那些没有离去的人。她挤进厨房，走过一群正在玩翻杯子游戏的喝得醉醺醺的高中生，从台子上拿起一瓶豪帅龙舌兰酒。那个留长发绺的护士告诉她四十八小时内不能喝酒——稀释血液，加重流血——不过她还是给自己倒了一杯龙舌兰。她感到一只手搂在她的腰上，她转过身，看到德文·杰克逊正站在她身后，指尖夹着一根大麻。她还是新生的时候两人一起闲荡过一次，自那之后她没再与他说过话。他看上去还是老样子，几乎没有变化，又高又瘦，长长的睫毛，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他的身上刺满了文身。就连脖子上都刺满了文身，喉咙上是一朵伸展的百合花。“上帝啊，”她说，“你文身了。”
他大笑：“你他妈跑哪儿去了？”
哪儿也没去。又哪儿都去了。他把大麻递给她，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十五岁，和男孩坐在摩天轮上吸大麻，升到最高点时，男孩为她手交，车厢轻轻摇晃，如哄他们入睡一般轻柔。她最后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是，德文在做模特，大多数时候给同性恋网站做。两年前，一个朋友发给她一个链接，照片中德文躺在白单子上舒展着身体，身上除了一条内裤什么也没穿，离他裆部不远处是一个金发男子的脸。“我听说你现在很有名。”她说，递过大麻。
她不是有意喝醉的。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只因德文问她为什么空着杯子，怎么着，她现在是修女还是什么？她往柠檬水中倒了一小杯龙舌兰酒，接着又倒了一杯，再一杯，她由着德文将她拉到舞池。不是因为她想跳舞，而是因为跳舞是亲密接触的借口，与德文的身体来回碰撞摩擦，无须任何语言。屋里很热，她将一只胳膊绕在他的腰上，碰到湿软的T恤，她觉得特别恶心，但是酒精让她感到舒服。血液可能正随着她的舞步稀释，喝醉的感觉真好啊，是那么放松、温暖、感人。
德文去亲她的脖子，双手掐在她的屁股上。“你太他妈棒了。”他说，在她耳边低语情话，呼出炽热的气息。
他对着她扭摆，使劲咬嘴唇，像那些想要表现性感却用力过猛的人一样。她咯咯直笑。他也跟着大笑，又掐了她一下。“怎么了？”他说。“我以为你现在喜欢男孩。”她说。“谁他妈跟你说的？”“大家。”“这感觉像是我喜欢男孩吗？”
他将她的手放在勃起部位，纳迪娅从他手中扭开手腕，推开他。她感觉自己被困住了，突然间她感到窒息。眼前一片模糊，她扶着墙，推开迎头撞上来的人，狂躁的节奏从音响中喷射出来，穿过湿黏的空气直至后门。阳台另一头，科迪·理查森靠在木栏杆上。他长高了，更瘦了，那一头脏兮兮的金发比以前更加蓬松，格子上衣搭在瘦削的肩膀上。他笑笑，唇环闪闪发光，她走向他，抓住栏杆。“你不觉得奇怪吗？”他说。“什么？”
手指越过她的肩膀指向远处。越过海边别墅的薰衣草房顶，她可以看到圣奥诺弗雷核电站，校车上的孩子们去野外郊游时经过那里，曾把那两个白色穹顶称为“乳房”。“随时随地——砰。”科迪睁大眼睛，双手奓开，“就像这样。我说的是，只要一个猛击，我们所有人都会被炸飞。”
纳迪娅将手放在栏杆上，闭上眼睛。“我就想哪天能那么死掉。”她说。“真的吗？”“砰。”
她是这样想象的：
她的母亲在小镇周围开车，丈夫的军用手枪在她大腿上。一道弧线，又一道弧线，晨光像女婴的睡袍一样粉嫩。她感到眩晕无力，头脑或许又异常清醒，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开到海边，因为那是一个死去的好地方。足够温暖。死去的地方理应温暖，因为来世要承受的寒冷已足够多。此时，冲浪者已回到岸边，死亡不应再有人知晓，就像哼一首小曲，只有自己可以听到。[2]
所以，她继续往前开，在距离上室教堂半英里的小山上，车身被树枝挡住。她关掉引擎，拿起枪。她从未射死过任何东西，但她见过动物死去，猪号叫着流尽鲜血，母亲将鸡脖子扭断后，鸡扑腾至死。你可以混日子，也可以一死了之。慢慢死去也许看起来更温和，但突然死亡更厚道，甚至算得上仁慈。
她应该对自己仁慈一些，就这一次。
父亲问她的时候，纳迪娅告诉他，她没有看见那棵树。在黑暗中几乎不可能看见房前那棵树，所以她做了一个急转弯。不到凌晨四点，他们一起站在车道上，父亲穿着绿色的格子浴袍和拖鞋，她靠在车门边，将鞋拿在手里。她本想偷偷溜回家，结果父亲听见碰撞声后立即冲到了外面。现在，他蹲在凹损的保险杠前，摸着凹凸不平的金属。“你前车灯为什么没开？”他说。“开着呢！”她说，“我只是……低头去关它，再一抬头就看见了那棵树。”
她有些摇晃。父亲皱起眉头，挺直身体。“你喝醉了？”他说。“没有。”她说。“我站在这儿都能闻出来。”“没有……”“然后你开车回的家？”
他走近她，这突然一动吓得她手里的东西散落一地，钱包、鞋、钥匙，哗啦啦全部掉在了车道上。就在他想再逼近一步时，她伸出胳膊。他停下来，狠狠咬牙，她辨别不出他是想要扇她还是拥抱她。二者都痛，他的愤怒，以及他的爱，他们一同站在黑漆漆的车道上，她的手感受到他快速跳动的心。[1]美国和英国的液体容量单位，常用于啤酒或牛奶。在英国，一品脱等于0.568升，而在美国，一品脱等于0.473升。[2]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3公里。
第3章
我们祈祷。
遵照保罗的指示，虽说不是无止无休地祈祷，也差不多如此了。每个星期三和星期日，我们聚集在祈祷室，脱下外衣，将鞋放在门外，穿着袜子在室内活动，滑着步子前进，我们像少女一样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嬉闹。屋子中间，我们坐在白色椅子上，其中一个人走到门边的木箱前，箱子里装满了祈祷者的请愿卡，那人将手伸进箱子。随后我们开始祈祷：为厄尔·弗农祈祷，他希望吸毒成瘾的女儿赶快回家；为辛迪·哈里斯的丈夫祈祷，她的丈夫想要离开她，因为他逮到她给老板发下流照片；为特蕾西·罗宾森祈祷，她又开始酗酒，全是烈性酒；为索尔·杨祈祷，他正在帮患老年痴呆的妻子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我们诵读请愿卡，我们祈祷，祈祷新工作，祈祷新房子，祈祷新丈夫，祈祷更健康，祈祷孩子更乖巧，祈祷更多信仰，祈祷更多耐心，祈祷更少诱惑。
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祈祷勇士”。这个词肯定是男人想出来的，他们觉得任何困难都是一场战争，可是祈祷比战斗来得更精细，特别是代祷者。不仅仅是意念，还要扛起别人身上的重担，而这个“别人”常常是陌生人。你闭上双眼，聆听人们的请求，钻进别人的身体。你变成特蕾西·罗宾森，渴望威士忌。你变成辛迪·哈里斯的丈夫，搜查妻子的电话。你变成厄尔·弗农，为吸毒成瘾的女儿清洗打结的脏发。
除非你变成他们，哪怕有一秒没做到，都只是徒有虚名，祈祷者什么也不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花多久就搞清了罗伯特·特纳的卡车发生了什么。礼拜日，原本正常打蜡发亮的卡车，拖着凹陷的前保险杠和撞碎的前车灯，缓缓驶入上室教堂的停车场。我们在大厅听到年轻人嘲笑纳迪娅·特纳，议论她如何在某个海边派对喝得烂醉如泥。于是，我们再次变回年轻人，事实上，我们变成了她。整晚跳舞，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踉跄着走出大门。在车道间交织变道，莽撞驾车回家。金属嘎吱作响。怎么可能，罗伯特闻到酒味一定会打她，或者也许会拥抱她。她何德何能拥有这两样。
卡车是那个夏天第一个不祥征兆，可是我们中没有人往这方面想过。那时，撞坏的卡车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瞧瞧她都做了什么。”“谁做了什么？”“那个特纳家的姑娘。”“哪个是她？”“你知道那个。”“小麦色皮肤的黑人女孩，眼神清澈。”“哦，那个姑娘啊？”“还能有哪个特纳姑娘？”“她看起来——”“绝对是。”“感觉她把自己吐了出来。”“你们都看见了他的——”“嗯。”“你觉得修理要花多少钱？”“她干吗那么做？”“她可真野。”“可怜的罗伯特。”“不是一般的野。”
我们只为罗伯特·特纳感到难过。他经历了太多不幸。半年前，他妻子偷了他的枪，将自己的脑袋打爆了。太阳刚刚升起，她将蓝色雄鹰车停在后街，枪声响起的一刹那，车被震得左摇右晃，一小时后，一位慢跑者发现了她。罗伯特将那辆雄鹰车从警察局开回家，车座头枕上仍浸有他妻子的血渍。谁也不知道那辆车发生了什么。谣言不绝于耳，人们都在猜测，在清理妻子的遗物后，他便将它们用车拉走，通通丢入圣路易斯雷河，包括她的随身小本、图书馆逾期未还的图书，以及几年前他在墨西哥为她买的红宝石发卡。但是像罗伯特这样感性的男人，也许早已将汽车零件一个个卖掉，有时我们不禁会想，从面前开过的车里会不会有埃莉斯·特纳的消声器，旁边车道上闪着的是不是她的转向灯。
一切的一切，再加上现在鲁莽轻率的女儿。难怪罗伯特看上去如此忧心忡忡。
那晚，我们在门外的木盒里找到一张有他署名的祈祷卡。卡片中间写着为她祈祷，所有字母都是小写。我们无从知晓他指的是哪个她，是他死去的妻子，还是那个鲁莽轻率的女儿，所以我们为两个人一起做了祷告。你要知道，祈祷不仅仅是意念。为死去的人祈祷。无法进入身体，你只能试图寻找他们的灵魂，可是谁愿意去寻找埃莉斯·特纳的下落呢？无论她的灵魂藏在何处。
那晚离开祈祷室时，我们察觉到了上室教堂的某些东西发生了转变。很难解释具体是什么，只是感觉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不对劲。我们对上室教堂的墙壁了如指掌，如同我们对自家墙壁一样熟悉。我们轻轻走向过道，唱诗班正在排练，我们注意到，在角落放乐器的壁橱前，一幅油画遭到了损坏，女厕所的牌子也摆歪了。我们花了数十年去研究喷泉上方屋顶上那个像大象耳朵一样的斑点。我们知道埃莉斯·特纳自杀前一晚跪在圣殿地毯上的确切位置。（我们中更有灵性的人甚至发誓依旧可以看到她膝盖锯齿状的曲线。）有时我们开玩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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