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史料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永年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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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史料学试读：

自序

纪传类

我国最早的史书，如以《春秋》命名的鲁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的魏史，都是编年体。到西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撰写史书，才参考战国时人的《世本》把内容扩大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门，后人称之为《史记》。接着东汉初班固撰写《汉书》，改书为志，又省却世家，此后这种纪、志、表、传就取代编年体而成为撰写各个朝代的史书的正式体裁。虽然有时也略事增损，如有的没有表，有的没有志或改志为考，还有的增加一门载记，但纪和传这两部分迄无变动。因此，在唐代就有人称这种体裁为“纪传体”，如中宗时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名著《史通》的《古今正史》篇里，就以编年和纪传并称，韩愈的弟子皇甫湜更撰有《编年纪传论》（《皇甫持正集》卷三），说“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易之”。

由于这种纪传体成为史书的正式体裁，因此也通称之曰“正史”。这个名词出现得比“纪传”还早一些，唐贞观时官修并编入《隋书》的《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就以正史居首。不过，当时只要是纪传体的都视为正史，《史通》的《古今正史》篇更把编年等不属于纪传体的也一并讲述，并没有把纪传体中的某几部算作正史，余外不算。这到宋代书目中才开始加以区别，如《郡斋读书志》把《南史》、《北史》列入杂史，《直斋书录解题》又把《南史》、《北史》、《高氏小史》、《古史》等列入别史，都不作为正史。这种区分越到后来越严格。本来，早在魏晋时就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唐代以范晔的《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又增加《三国志》以试弘文、崇文生，为后来清人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四史”的滥觞。宋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为“十七史”（详《十七史商榷》卷九九“十七史”条）。明人又增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清乾隆时增加新刊刻的《明史》，又增加《旧唐书》为“二十三史”，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旧五代史》而成为“二十四史”，此外一律不算正史。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以至后来柯绍撰《新元史》，要有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才列入正史，成为“二十五史”，而《清史稿》虽也有人把它和正史并列，有“二十六史”之称，但也许由于未有明令，这个“二十六史”的叫法就并不通行。为了避免误解，避免人家认为正史而外都是“不正之史”，在今天可以不再用“正史”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唐人早就使用的“纪传”一词，称之为纪传体史或纪传史。

纪传体史书主要包括纪、志、表、传。纪是以皇帝纪年的编年史，一般有一个皇帝就编写一个纪，纪里按年、月、日记载国家大事和皇帝的政务活动，包括颁行制度法令、任免大臣以及灾异天象、战争、皇帝出巡等，相当于一种本朝大事记。志是关于典章制度以及天文、历法、地理、水利、财经、文化等的专门记述。记述这类内容的还有其他专书，有些专书的史料比志更原始，但全面系统而且头绪清楚的还首推正史里的志。表大体有三类，一种是考虑到分裂时期的史实错综复杂，因而编制了以年、月为纲的年表、月表。一种是把当时的王侯、功臣、将相以及重要的地方军政长官列成表，因为这些人为数太多，除特别重要的另行立传外，一般都编进表里，这样既节省篇幅，又便于查考。另一种是世系表，如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之类。传在正史中所占的篇幅最多，一般有专传、类传和所谓四裔传。专传是为有地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立传。类传则以类相从，如《旧唐书》就有后妃、皇子、外戚、宦官、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伎、隐逸、列女等类传。四裔传是给兄弟民族和外国立传。

纪传体史书后来多出于官修，虽然难免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类的曲笔，但总是以实录、国史以及诏令、奏议、行状、家传等比较原始的史料为依据，一般还不致凭空编造捏合。可以说，纪传体正史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最成系统的史料。研究历史，必须首先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基础，然后才可能正确利用杂史、小说、诗文和出土文物等资料。由于唐代的档案保管和修史制度已趋严密，唐代正史记载更为完整可靠，所以对唐史研究者来说，精熟纪传史就更为重要。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研究历史的坚实基础，这是过去我国史学家的老传统。吕思勉曾通读“二十四史”好几遍，杨树达对《汉书》精熟到据说可以全部背诵。陈寅恪精通好多种语言，熟悉敦煌文书、佛教文献，但所撰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用的主要还是有关的几部纪传史。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提供唐史史料的纪传体史书主要是“二十四史”里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这里重点介绍这两部书。此外，唐以前的《隋书》，唐以后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也略作讲解。后人对新、旧《唐书》所作的笺注、校勘、考订、补缺等著作，也在这里分别介绍。《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等撰

书名和篇目 此书凡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二百卷。本名《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以及南宋绍兴刻本都题《唐书》而没有“旧”字。由于北宋时欧阳修、宋祁等重修《唐书》而在这部后晋时所修《唐书》前冠一“旧”字，应是南宋以后的事情。明嘉靖时闻人诠刻本就题《旧唐书》，沿用至今。今天写文章时如果前面已提过《旧唐书》，后面再提也可省称为“旧书”，和《新唐书》并提，可合称为“两《唐书》”。

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和成果 要弄清《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应先了解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门下省有起居郎二员，“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中书省又有起居舍人二员，“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所谓“授之于国史”就是说送交中书省所属的掌修国史的史馆。作为制度，执行起来当然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如《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起居郎”条所说，贞观初“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武周长寿中，“宰相姚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纪，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文宗大和九年，“诏入阁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可见起居郎、起居舍人基本上还是能克尽厥职，并无间断，只是与闻机务的程度不同而已。至于由宰相记录军国大事、撰写时政记的措施，除了武后朝外，德宗、武宗和宣宗等朝都曾实行过。

除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按季送史馆、宰相所撰的时政记按月送史馆外，其他部门也根据规定按时把有关材料送交史馆，如《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记：“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又记：“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大历十四年正月已后至今年十月已前，所有事迹各限敕到一月日报，从此已后，外州县及诸军、诸使，每年一度附考使送纳，在京即每季申，便为恒例。敕旨依奏。”可见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定期向史馆送纳史料，也已成为制度，尽管有时执行得不认真，史馆还能提出来加以整顿，这样就可以保证史馆进行工作。

史馆撰述的成果是实录和国史。实录是由史馆里的史官根据起居郎所记的起居注和起居舍人所编的制、诰、德音撰修的。一般在新皇帝即位后不久便修成老皇帝的实录，有的皇帝在位时就叫史官撰修自己的实录，有时出于政治原因还一修再修。为了修好实录，史官还先编纂日历。如《唐会要》卷六三所载，宪宗贞元元年九月“监修国史宰臣韦执谊奏……窃见自顷已来，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从前已来有此乖阙，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仍请永为常式。从之”。据南宋初汪藻所说，这种日历就是把起居注等类次而成的，在皇帝去世后将日历修订一下就成为实录（“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见《宋史》卷四四五文苑汪藻传）。据《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所记载和《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起居注类所著录，从唐高祖到武宗，包括武后在内的十六朝都已修成了实录，其中太宗、高宗、武后、睿宗、玄宗、德宗的实录先后修了两种到三种。昭宗大顺二年，敕修宣宗、懿宗和僖宗实录，但“逾年，竟不能编录一字”。又据《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所记，僖宗咸通中修武宗实录时还修过宣宗实录，昭宗大顺以后的光化初年还在修僖宗、懿宗实录，都未见流传，可能同样没有修成功。

关于撰修国史，《唐会要》讲得不多，据《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卷七三顾胤传、卷一〇二刘子玄吴兢韦述传、卷一四八柳登传、卷一七六崔龟从传的记载，高宗永徽时令狐德棻、顾胤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玄宗朝吴兢撰成八十多卷，韦述再增修成一百一十二卷，肃宗朝柳芳又增补为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肃宗乾元。以上国史皆为纪传体。后来柳芳又撰成编年体的《唐历》四十卷，起高祖迄代宗大历，宣宗朝令崔龟从等续修三十卷《唐历》，止于宪宗元和末。

由此可知唐代史馆的成果有：从高祖到武宗的实录，从高祖到肃宗乾元时的纪传体国史，从高祖到宪宗元和时的编年体《唐历》。这些就是五代时正式撰修《唐书》的主要凭藉。《旧唐书》的撰修 《旧唐书》的正式撰修，始于后晋天福六年（941）二月，“诏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赵莹监修”（《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不久，贾纬居丧停职，又增加吕琦、尹拙。开运二年（945）六月，全书修成，由宰相刘昫领衔进上。这是《旧唐书》传本所题“臣刘昫等奉敕修”的原因。《旧唐书》的撰修只费时五年，但搜集唐代史料的工作却从后梁时便开始了。梁末帝龙德元年二月，史馆奏请“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旧五代史》卷一〇梁末帝纪）。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而已”（《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纪）。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棁上言，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长兴二年十一月，史馆奏“大中以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目、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梁、唐二朝这样费心地收集史料，显然抱有撰述唐史的打算。尽管都无建树，但所收罗的史料多少会被后晋史官利用。

虽然前朝史馆已尽力搜罗史料，到后晋开始撰修唐书，仍感资料缺乏。于是监修者赵莹大张旗鼓地征集史料。天福六年四月，赵莹奏称“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请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寮，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案：这是指武宗会昌以后至唐亡缺少实录的一段时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寮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在征集史料方面，不能不说后晋史官已不遗余力。《旧唐书》的撰修成功，首先得益于历朝反复征集史料，其次归功于赵莹的精心组织，在天福六年的上奏中，他提出了周密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为了撰修本纪，“请下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甲子，为转年长历一道”；为撰修列传，“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为撰修十志，请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具录各方面典章制度的增损沿革。这样安排既扩大了史料来源，又加快了撰修进程。此外，编修者贾纬在诏修唐史之日，即上所撰《唐朝补遗录》（即《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对《旧唐书》的撰修当亦有积极作用。

史料来源和价值 对《旧唐书》这样重要的史书，最好把它的史料来源逐篇逐条都弄清楚，但完全做到这样目前还困难。这里只能粗一点，就纪、志、传几个部分，大体介绍其史料来源并作评价。（1）《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记载了贾纬进上所著《唐朝补遗录》的奏文，其中讲到史馆中“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案：即哀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这里所说的“至代宗已有纪传”显系柳芳续撰的国史，“德宗亦存实录”者是德宗以下没有纪传体国史唯存实录之谓（原奏当作“德宗以下”，今本《会要》有脱误），也就是说从高祖至武宗以前都有完整的实录，所以下面说武宗唯有实录一卷，这一卷是会昌元年正月二月，见南宋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六实录类（《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起居注类虽著录有韦保衡监修《武宗实录》三十卷，但艺文志序已讲明“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这三十卷《武宗实录》即“有其名而亡其书者”，所以宋敏求补中晚唐列朝实录要从武宗补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四起居类虽有《唐武宗实录》三十卷，但解题中已说“《邯郸书目》惟存一卷”，与《五代会要》、晁《志》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旧唐书》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所以《旧唐书》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所谓实录，当然并非名副其实的如实记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真相一般是不会写进去的，为政治需要还经常歪曲事实，即所谓“曲笔”，不过事情发生的年月日一般不致有太大的差误，因为实录是根据逐日记载的起居注和月终详定的日历编写的。就这点来说，实录和实录的节本《旧唐书》武宗以前的本纪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以后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已佚失，仅《资治通鉴考异》引用若干片断，因此这武宗以前的本纪就更可宝贵。（2）武宗的实录已大部分佚失，宣宗以下的实录并未修成，更无国史、《唐历》可为依据，因此武宗到昭宗以至哀帝的本纪之撰修，只能是根据征集到的残存的日历、制敕册书、诸司吏牍以及时人撰述如贾纬的《唐年补录》之类。《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指出，宣宗“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咸通八年并将延资库计账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记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其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书于本纪，是以动辄累幅，虽邸抄除目无此繁芜也。然亦有未可轻訾者，凡本纪只略具事由，而其事则详于列传，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今天研究历史要求史料越详细越好，则这部分武宗以下的本纪虽不如前此源出实录之有权威性，却仍有参考价值。（3）赵莹奏中提出了十志，即礼志、乐志、刑法志、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职官志、郡国志、经籍志、食货志。撰成的《旧唐书》略有变动，礼志改称礼仪志，律历志改称历志，郡国志改称地理志，又另立舆服志成为十一志。其史料来源当即前引《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和赵莹奏中所请各部门编录的资料，如《旧唐书》经籍志只“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和赵莹奏中所说“唐初以降，迄于开元，图书大备”云云相符合。当然，记载典章制度的在撰修《旧唐书》时已有《大唐六典》、《通典》和苏冕《会要》、杨绍复《续会要》等专书，但《六典》只记到玄宗开元，《通典》、苏冕《会要》只记到德宗，《续会要》只记到宣宗大中。因此虽然不能排除《旧唐书》的某些志参考过以上这类专书，但肯定有很多是直接采用诸司提供的档案史料，其价值当不亚于这类专书。（4）列传一般讲有四个来源。一是实录，实录中本附有重要人物的小传，如今存《顺宗实录》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酉附张荐传、五月辛卯附令狐峘传、六月乙亥附张万福传可证。二是国史中旧有的列传，赵翼《陔余丛考》卷一“《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条列举唐绍传、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中称玄宗为“今上”，窦威传、郭元振传称开元时为“今”，陈少游传、曲环传称德宗为“上”，都是《旧唐书》列传承用国史的证明。《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又举出刘仁轨传后有史臣韦述曰云云，而刘仁轨、郝处俊、裴行俭传后史臣曰称仁轨曰刘乐城、行俭曰闻喜、处俊曰甑山，不称名而称爵邑，也是“韦述当日尊呼前辈之称，且非易代后史官之词”。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第四节也指出：“卢杞、裴延龄等传赞‘史臣曰：臣读陆丞相论延龄疏’，田承嗣等传赞曰‘臣观开元之政’，亦显见为唐国史原文。”这类痕迹如仔细留心还可以发现一些。如刘幽求、钟绍京、郭元振、张说传的史臣曰称刘徐公、郭代公、张燕公，又如郭子仪传后有“史臣裴垍曰汾阳事上诚荩”云云一大段议论。裴垍宪宗元和四年监修国史，已在柳芳撰成国史之后，而陈少游、曲环等传记德宗时事，也非止于肃宗乾元时的柳芳国史所能包括，可见柳芳以后撰修的国史至少列传部分在后晋时还有若干未毁失，得为《旧唐书》采用。三是征集到的私家传状、谱牒，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又《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载史官李翱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李文公集》卷一《百官行状奏》同）可见国史旧传除采访外多依据行状和据行状撰写的家传、碑碣（后唐长兴三年之禁人毁废所在碑碣就是怕史料损失），再加上采访所得，子孙的名字、官职则本诸谱牒。四是文武显贵官以外的列传，其事迹当如《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说：“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旧唐书》中良吏、孝友、隐逸、列女等类传即是根据国史旧传及史馆所存这类史料，再加采访所得写成，而国史旧传的根据也无非是送史馆的这类史料。以上这几方面构成列传的史料，都是很可宝贵的，因为实录、本纪只有个骨架子，全凭列传来充实血肉。其中出于行状、家传、碑碣的年月多凭事后追记，往往有差错，所记事实也难免有所讳饰，如《廿二史札记》“《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指出的，“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事，李世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李勉传不载其逃弃汴城之事”。有些地方还能用采访来加以补救，如很多文武显贵官的列传在夸饰其事迹后往往说几句失德的事情，作点贬词，这就是采访所得。（5）给兄弟民族以及外国所立的突厥、回纥、吐蕃等所谓四裔传，则不同于一般列传、类传。《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所说“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以及实录中有关记载，应是四裔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用四裔传和今本《唐会要》互相对勘，发现所纪事实大段符合，有些连文字都一样，但又互有详略，可见既非撰修四裔传者袭用苏冕《会要》、杨绍复《续会要》，也非北宋初王溥修今本《唐会要》时袭用四裔传，而应是二者同出一源。这种史料当然极可宝贵，尽管难免带有民族偏见。

怎样阅读 《旧唐书》既有如上所述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纪传体内容又较全面，因此有志研究唐史者必须以此书为主，认真阅读，打好坚实基础。这里提出一些系统阅读《旧唐书》的方法和建议，供读者参考。（1）先读列传，不要一上来就读全书最前面的本纪。因为本纪虽重要，但只记简单的事实，没有写出事实的过程以及前因后果，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先读本纪既抓不住头绪，又加深不了印象，因此不如先读列传。列传除后面的类传和四裔传外，文武显贵官即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是按时代编排的，可以分单元来阅读，如把高祖、太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高宗、武后、中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睿宗、玄宗时代的人物作为一单元，等等。在阅读每一单元的列传时，可时常查对一下本纪，弄清时间和事件顺序，还要注意在类传如外戚、宦官、良吏、酷吏等传中找到同一时期的人物一起阅读。由于同一事件会在相关的许多人传中都有记载，只是详略程度、叙述角度不同，这样，读完一个时期的列传，就会对较大的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掌握了记载某事哪条史料最详最可信据，便于日后研究时利用。然后，再将这一时期的本纪仔细阅读一两遍，以本纪为纲整理一下阅读列传所获得的丰富史实，形成条理清晰、全面系统的认识。接着便可以进入下一个单元的阅读。（2）有区别地阅读志。志有其特殊性，牵涉到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各种专业知识。就《旧唐书》来说，职官志、地理志、食货志最为重要。官制、地理几乎每篇列传都遇到，必须把这两种反复通读，并随时翻检查阅。但职官志里的官制职掌只是规定如此，实际其权力之大小常随政治斗争而有变化，读列传时应加以注意，用实例来丰富职官志的内容。食货志则是集中讲财政经济，研究唐代财政首先要通读，同时在读列传时注意搜辑这类事例。刑法志是唐代的法制史，经籍志是书目，和类传里的儒学传、文苑传都是研究学术史的好资料，也都应该通读。礼仪志牵涉到原始宗教信仰和南北朝时期最盛行的三《礼》之学，在这两方面没有基础不易真正读懂，一般浏览即可。舆服志对研究唐代服饰者宜精读，并结合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否则只需浏览。天文志、历志讲天文、历法，没有这方面知识者无法读懂，翻翻知道其中写些什么就可以，不必浪费精力。五行志是用“天人感应”学说记载灾异，如果排除迷信成分，所记水旱灾、虫灾、地震等倒是有用的史料，应该浏览。（3）阅读的同时就进行研究，这样既易产生兴趣，又易读得深入。可以先从记述史事的矛盾入手，作一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由于《旧唐书》本纪多出于实录，列传多出于行状、家传，而此人的行状、家传与彼人的又互不相谋，再加上各种途径的采访，《旧唐书》本身讲同一件事就往往有出入，有矛盾。此外《新唐书》、《通鉴》以及其他记载和《旧唐书》之间还互有矛盾。当然，有些矛盾是无关紧要的，或很容易解决的，如《旧唐书》卷五一高宗废后王氏传，先说王皇后和萧良娣被废后，武后“令人皆缢杀之”，后面又说武后把他俩“截去手足，投于酒瓮……数日而卒”，人哪能死两次呢？很明显，后者是采自传闻，而且太不近事理，当系武后的反对派编造以甚其恶。至于无关紧要的小矛盾更到处可见，既无关紧要，就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考证应放在关系重大的事情上。如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临死之前，据《旧唐书》本纪，在位的宰相只剩下长孙无忌、褚遂良。死后第二天，皇太子高宗方增加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为宰相。据卷七八张、高的列传，却在太宗死前就做了宰相。本纪源出实录，任命宰相这样的大事所纪年月一般不会有差错，《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也全同《旧唐书》本纪，《旧唐书》张、高传应是根据行状、家传而出了差错。一般宰相早当一年迟当一年无关紧要，但在这里却说明了一个重要史实：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妻兄，又是和太宗一起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首要人物，褚遂良资历浅，是靠检举揭发他人有功而被不次升擢的，都是太宗极端亲信的私党。只让这样的私党当宰相，说明太宗晚年的用人圈子已越来越缩小，而高宗上台后必然要千方百计去掉先皇的这两个私党，以维护自己的权力，长孙无忌、褚遂良后来被贬杀有其必然性，并非高宗听信了武后才这么做。这样的考证才对揭示历史真相有帮助。还有些被有意歪曲了的史实也需要作考证，如高祖的太子建成、四子元吉在《旧唐书》的多数地方被说得毫无功劳，《新唐书》、《通鉴》等书也是如此，这显然是玄武门之变后史官秉承太宗的意旨歪曲伪造了历史，如《旧唐书》太宗本纪讲平定东都后只说太宗带了人马凯旋，卷六七李传说“太宗为上将，李为下将”带人马凯旋，故意抹掉元吉的名字，但事实上元吉是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大功的，当李世民分兵去对付窦建德时，元吉就承担了包围洛阳、钳制王世充的重任，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这个事实在《旧唐书》元吉传里透露了出来，《通鉴》卷一八九据柳芳《唐历》写凯旋时的情况也作“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可见一手终难掩天下目，只要仔细钩稽，被歪曲了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恢复本来面目的。除了考辨史实外，还可以选择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这样在研究中熟悉史料、驾驭史料，将会产生最佳的阅读效果。

版本 古书经过传抄重刻，往往会产生脱漏差错，时代早的版本一般善于后来的重刻本，但如果重刻时作过认真的校勘，或找到更古的善本作依据，则重刻本又可成为善本，胜于时代较早的版本。可供研究唐史的史料书除新编印者外，凡属古书一般都不止一个版本，究竟用那个版本好，那个版本较为易得，都需要给读者作介绍。这里先介绍《旧唐书》的版本：（1）宋代有刻本，但由于《新唐书》盛行，此书读者少，印本流传不广，到清代只残存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六十九卷，旧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2）元、明到清初此书的地位长期为《新唐书》取代，甚至被挤出了正史行列，因此历久不见重刻，到明嘉靖时重刻古书成为风尚，此书才有嘉靖十八年的闻人诠刻本（以下简称“闻人本”）。据闻人诠刻书序说所据“遗籍俱出宋时模板”，则是用宋本重刻，但与现存南宋绍兴残本在文字上又间有异同，因此有人认为系“别据一宋刻”（如《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旧唐书》各种本不同宜择善而从”条所说）。又有人认为仍是出于绍兴本，与宋刻间有异同当系闻人诠所据宋刻不全而用抄本补缺的缘故。不管怎样，自有闻人本后，《旧唐书》才能以完整面目流传下来，不再有如《旧五代史》原本那样失传的危险。现在闻人本又已成为难得的善本书。（3）至乐楼抄本，不知是明抄还是清初抄，每卷卷后所题校勘人名和绍兴本相同，可能即从绍兴本传抄。清初藏书家叶万据以校闻人本，但只校了一半，可能抄本本来就不完全。其后抄本和叶校原本均不知去向，仅铁琴铜剑楼藏有清中叶顾之逵临校叶本，即校于闻人本上，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4）清乾隆四年校刻“二十三史”，收入《旧唐书》与《新唐书》并列，重新恢复《旧唐书》的正史地位。清前期中期撰修刊刻书籍的地点在武英殿，因此通称武英殿刊刻的书籍为“武英殿本”或简称“殿本”。殿本正史除《明史》外每卷后面都附有考证，殿本《旧唐书》的校勘考证都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据书后沈德潜用“上言”形式所写的跋语，是用闻人本为底本，再用《新唐书》、《通鉴》、《通鉴纲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文苑英华》、《唐文粹》和《新旧唐书合钞》等加以校勘考证。沈德潜本是诗人，不懂史学，从上述用以校勘的书籍之杂乱无章，就已显示其浅薄，在跋语中竟说闻人本“表全散轶”，认为《旧唐书》原是有表的，岂非绝大笑柄！因此，所附考证也只能引用一些《新旧唐书合钞》的陈说，敷衍塞责，很少自己的心得，正文则往往据他书随便改窜，若干地方失去了《旧唐书》本来的面貌，实在不如闻人本。殿本“二十三史”在乾隆四十九年增刻辑本《旧五代史》成为殿本“二十四史”，覆刻和影印的本子极多，常见的有咸丰时广州陈氏覆刻本，光绪时成都书局覆刻本，光绪时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两种影印本，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本，竹简斋剪贴影印本，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剪贴影印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二十五史”是影印殿本“二十四史”加上退耕堂原刻《新元史》，在每种史后都附有参考书目，惜去取不尽确当，更欠完备。此外，同治、光绪时金陵（在南京）、江苏（在苏州）、浙江（在杭州）、淮南（在扬州）、崇文（在武昌）五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则“十七史”覆刻明末毛晋汲古阁本，其余重刻殿本，《旧唐书》为浙江书局重刻殿本。（5）清道光二十年扬州岑建功惧盈斋刻本，校刻工作则由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文淇等人主持。这个本子是根据殿本仿照汲古阁“十七史”版式重刻的，大概由于殿本是官书的缘故，其实用闻人本重刻才对，这是岑本的最大缺点。但书后所附刘文淇等人撰写的校勘记六十六卷，用闻人本和其他史料校殿本，远胜殿本沈德潜的考证。书后所附逸文十二卷，则多辑自《太平御览》里标名为《旧唐书》、《唐书》的文字，虽然这《旧唐书》、《唐书》未必真是刘昫进上的《旧唐书》（岑仲勉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见所著论文《旧唐书逸文辨》，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但汇集到一起也方便阅读。（6）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编印了一部汇集各种旧刻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旧唐书》用南宋绍兴刻残本六十九卷影印，缺卷用闻人本配印，绍兴本久属孤本，闻人本亦已难得，有了这个百衲本，一般历史研究工作者才能见到这两种旧刻本的真面目。另外，张元济还撰有《校史随笔》二册（商务印书馆本），用札记的体裁记述各种旧刻正史的源流，以及百衲本所据旧刻的优点，很值得一读。百衲本“二十四史”建国后商务印书馆又出过缩印精装本。台湾也影印有仁寿本“二十六史”精装七十册，其中除《史记》改用北宋景祐监本，并增添《新元史》和台湾“国防研究院”修订本《清史》外，均一仍商务百衲本之旧。（7）建国后60年代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70年代已出齐，其中多数比较好，在“十年动乱”中点校出版的则有少数不理想，1975年出版的新旧《唐书》即是颇不理想的两种，《旧唐书》点校底本不用保存旧刻面目的百衲本，而用经沈德潜等改窜过的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已是失策，而且点校也极草率。校的问题一是并无严格的校例，如卷一九〇下文苑李白传“山东人”下竟出校勘记引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的考证来否定李白是山东人之说，完全超出校勘文字的范围，照此办理则前人近人对《旧唐书》失实之处的考证都得统统收进校勘记里，可是又未这样做，这岂非自乱其例？二是继承了殿本改窜文字的坏作风，根据《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随便改动原书，仅在卷后的校勘记里说明一下，有些《旧唐书》的记载本来与《新唐书》等不同，也硬要用《新唐书》等来改《旧唐书》，这是给原书作修改，哪是在作校勘？此外，校点分段之错误失当就更常见，个别地方还出现整个句子被漏掉未印的情况。至于书前出版说明之大讲“儒法斗争”，则倒是“十年动乱”中司空见惯的官样文章，不足为怪。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唐书》（旧唐书），国家图书馆藏。引自中国国家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0435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

书名和篇目 此书凡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二百二十五卷。本来和《旧唐书》一样也叫《唐书》，今存各种南宋刻本、明刻本的卷首大题（即书名）还都不加“新”字。正式在卷首大题加“新”字作《新唐书》是始于清武英殿本。但《新唐书》这个名称的出现倒还是很早的，书成三十年后吴缜对此书作纠谬即称之为“新书”，题所撰曰《新唐书纠谬》；司马光撰《通鉴考异》引用此书本纪、志、传时也称之为新本纪、新纪、新志、新传；以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也都径称为《新唐书》，以与《旧唐书》区别。今天写文章时如前面已提过《新唐书》，后面也可省称为“新书”。

撰修 有了后晋时官修的《唐书》，北宋时为什么重新官修—部《新唐书》？这在《新唐书》卷首的仁宗嘉祐五年（1060）六月曾公亮进书表里讲得很清楚，是认为后晋所修的“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说这是由于撰修者身处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后来绍兴元年吴缜进《新唐书纠谬》表中也说，后晋撰修《唐书》者“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模，仅能终篇，聊可备数，斯盖时异光华之旦，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记述取舍，乖戾舛差”。可见这是当时共同的看法，即认为《旧唐书》撰修者水平不高，书的质量差，所以要重修。总之是出于学术原因，而不是像唐代重修实录那样是出于政治原因。

重修《唐书》的建议是宰相贾昌朝向仁宗提出的。第二年，即庆历五年（1045）五月，仁宗下诏开局重修。关于参加修撰的人员，曾公亮进书表提到了一些，但并不完备，精熟宋、元史的清代学者钱大昕编写过《修唐书史臣表》，收入所著《廿二史考异》卷五六里，按《新唐书》撰修的年月备列提举官、刊修官、编修官姓名。提举官即主持重修工作的，照习惯由宰相担任，先后担任的有贾昌朝、丁度、刘沆、王尧臣、曾公亮。刊修官有点近似后世的总纂、总编，前期以宋祁为主，后期则多由欧阳修承担。编修官协助刊修官撰修，人数多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吕夏卿、宋敏求、刘羲叟、范镇、王畴。这个阵容是很强大的，两个刊修官都是当时的大文豪，编修官中不少是唐史专家。如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卷三三一本传）。宋敏求“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他所著书甚多”，“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宋史》卷二九一本传）。即使这样，撰修工作仍费时十七年之久，在仁宗嘉祐五年六月修成全书，正值曾公亮担任最后一任提举官，遂领衔呈上进书表。关于撰修的分工，宋人赵彦卫说“本朝修《唐书》，曾鲁公提举，欧阳公分修帝纪，宋祁公修列传，而志、表则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分修”（《云麓漫钞》卷五），又史载刘羲叟修《唐书》时“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宋史》卷四三二本传）。书成题名时当然不能这么琐碎，因欧阳修主撰纪、志、表，宋祁主撰列传，所以并题二人名，但这已是破例了，“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欧阳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欧阳发等述《事迹》），今《新唐书》传本即如此分题。又据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书进上后朝廷还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校勘，然后颁行。

新旧《唐书》优劣之争 《新唐书》的撰修者当然认为重修的《唐书》远胜于《旧唐书》，曾公亮进书表就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把“文省事增”作为《新唐书》的一大优点。此外，《新唐书》的编修官吕夏卿还撰写了四卷《唐书直笔》，前三卷主要是仿照《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一字褒贬的方法，来讲述《新唐书》某些行文措词的理由，即所谓“书法”，第四卷“新例须知”则主要讲新书废掉旧书哪些列传，增添哪些列传。据《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七史评类“《唐书直笔》”条说：“此其在书局时所建明，欧、宋间有取焉。”则并非根据修成的新书所撰写，而只是修书过程中的建议，因此其中确有许多和新书不相吻合的地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唐书直笔》已经四库馆臣加案语指出“新例须知”中列传增损和新书颇有异同，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唐书直笔新例”也指出《直笔》中所讲书法和新书不合。但至少说明撰修《新唐书》时确有志于讲究书法，否则吕夏卿不致在四卷建议中几乎用了三卷来讲书法。赵翼《陔余丛考》卷一〇“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条、《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条就找出欧阳修撰写本纪的若干书法。这种书法在《旧唐书》以及前此的纪传体正史里都是不甚讲究的，《新唐书》开始讲究，以远绍《春秋》自期，在撰修者欧阳修等心目中当然也认为是一大优点。

但《新唐书》颁行不久即引起不满。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在找出新书事实上大量差错的同时，并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他主张：“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案：似当作‘书’）。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间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此外，吴缜对“文省事增”的事增也提出异议，他认为增出的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而“唐人小说类多虚诞”（均见《新唐书纠谬》序）。吴缜这些看法为后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承用，晁《志》说“议者颇谓永叔（欧阳修字）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宋祁字）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实之叹”（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陈《录》说“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虽太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铣溪体，识者病之”（辑本卷四）。

尽管有些不满的议论，在宋代以至元、明到清前期一直是《新唐书》占优势，其间只有明嘉靖时闻人诠重刻《旧唐书》时文徵明所撰写的叙里，沿用晁《志》、陈《录》旧说作了点扬旧抑新之论。到了清代中期，主张新、旧不可偏废之说才转而占上风。乾隆四年将旧书和新书同时刊刻，恢复了旧书的正史地位，《四库提要》说“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九“二书不分优劣”条说“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又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赵翼《陔余丛考》卷一〇、一一、一二，《廿二史札记》卷一六、一七、一八更花了大量篇幅对旧书和新书的增损优劣作了探讨论述，这些论述对阅读《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启发帮助。

今天若要判定优劣，只能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衡量，则无论旧书、新书都不符合今天的要求，都是不合格的。就新书来说，虽然列传的编排比旧书较有秩序，但总是用封建正统的观念来归类，如把黄巢和发动内乱的军人安禄山、史思明、朱泚等同列，还特地加上“逆臣传”的总名。本纪的所谓“书法”，也都是以维护封建正统的立场来进行褒贬，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之解《春秋》一样早为识者所抛弃，更不能看作是新书的什么优点。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则由于本纪和列传的史料来源不同，不仅旧书纪、传间有矛盾是合理的，新书仍而不作统一也合理，因为统一了反而使异说有湮没的危险，对于今天探讨史实的真相极为不利，吴缜找出这些矛盾是很好的，对此攻击则是不对的。新书本纪学《春秋》写得那么简，甚至把旧书本纪里的诏令统统删掉，这种“文省”都是不对的，这将丢失很多宝贵的史料，如果保存这些史料的旧书不幸真的失传，新书这么做岂不造成绝大的损失！新书在承用旧书列传的同时增添了若干史料，并且增添了旧书所没有的大量的列传，尤其旧书所最缺略的中晚唐人列传，这种“事增”当然是好事，缺点是不注所增史事的出处，也不像《通鉴》那样另有“考异”以说明其史料来源，但不注出处、不作考异本是撰写正史的传统办法，新书不能突破自可原谅。新书列传最大的问题仍是“文省”，硬把旧书列传的文字压缩，往往压掉了有用的史料。再一个大问题是一味追求古雅，把旧书原来文从字顺的文字改成涩体，甚至把原来用骈体文写的诏令、奏议也改成涩体，还喜欢用许多早已死去的古字来更替常用字，弄得满纸佶屈聱牙（《陔余丛考》卷一一“《新唐书》文笔”条就举了很多这类怪例子），这样就容易使原来的史料走样，而读起来困难甚至读不下去倒还是小事。

当然，这样评论不是完全抹煞古人，古人的史学水平总难免受时代所局限。如史与史料的区别，是清代乾嘉时的章学诚首先提出来的，但仍未被同时学者所认识接受，以致像赵翼这样认真读史的学者，在评论旧书、新书的优劣时还未能把史料和史区别开来立论。因此需要在这里重作如上的评论，使读者在接触这个新旧《唐书》优劣公案时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样对阅读《新唐书》也会带来方便。

怎样阅读 弄清楚新旧《唐书》的优劣，自然知道要以阅读《旧唐书》为主，因为《旧唐书》保存的史料较为原始，不像《新唐书》那样大肆改窜过。而《新唐书》则不应孤立地从头到尾读，应该结合《旧唐书》来读，也就是说，在读《旧唐书》的同时用《新唐书》来对勘补充。说具体点：（1）《新唐书》本纪由于学《春秋》，讲书法，求简，弄得字数不到旧书本纪的三分之一，而且失去了实录的原来面貌，当然不能作为主要依据，而必需依据实录的节本旧书本纪。不过旧书本纪既是实录的节本，在去取上不可能十分精当，有些有用的史料会被旧书本纪弃去不录。而撰修新书时旧书所利用的高祖到武宗以前的实录仍存在，可以被新书本纪所利用。因此从高祖到武宗以前新书本纪比旧书本纪多出的条目当是出自实录，可用来补旧书本纪的不足。至于武宗以下，修旧书时无实录可凭，而新书的编修官宋敏求却补撰有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郡斋读书志》未著录，《直斋书录解题》起居注类著录，但今辑本《解题》文字有脱误，不足据，《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

编年类

版本 （1）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因此《新唐书》宋以来的刻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至今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十四行残本，旧藏吴兴陆氏皕宋楼，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有同上刻元补版印残本，藏北京图书馆；有十六行残本，旧藏傅氏双鉴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有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吴兴刘氏嘉业堂。（2）元刻本，书版明代入南京国子监（即所谓“南监”），修补印行，有些大图书馆收藏有此版的明南监修补印本。（3）明成化南监刻本，后与其他各史刻版配合成“二十一史”印行，世称南监本“二十一史”，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嘉靖以后到清代初年的递修印本。（4）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即所谓“北监”）据南监本重刻“二十一史”，也称北监本“二十一史”，版式改为一律，不像南监本那样存在杂配的痕迹，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末到清初的递修印本。（5）明崇祯末常熟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毛晋是大藏书家，还是我国历史上私人刻书最多的一家，刻这部“十七史”多参考宋、元旧本，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南北监本。清中期有席氏扫叶山房覆刻“十七史”本。（6）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三史”本，用北监本重刻，不算是好本子，所附考证也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和《旧唐书》考证一样不甚高明。殿本的各种覆刻本、影印本、排印本已在讲《旧唐书》版本时讲过。开明本“二十五史”中《新唐书》的参考书目全同《旧唐书》。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则也是浙江书局所刻。（7）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是影印几种拼配的南宋本，以静嘉堂藏本为主，配以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建国后又有商务馆缩印精装百衲本和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影印百衲本。（8）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底本用百衲本，比《旧唐书》之用岑本高明，其他毛病则一同点校本《旧唐书》。宋绍兴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唐书》（新唐书），国家图书馆藏。引自《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0436号。

历史不能割断，分期、断代只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研究时往往要上溯前朝或下联后代。如要弄清楚唐初是否还存在关陇集团，就得上溯到形成关陇集团的西魏、北周的史事。有些专题研究时上溯下联得还更远。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很多纪传史以及其他看来与唐史无直接关系的文献在研究唐史时都有可能利用到。但这样来讲唐史史料学会失之太广、太泛。因此只能讲几部紧接着唐代的纪传史，即唐前的《隋书》和唐后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因为这几部书里都有直接记述唐史的史料。下面讲这三部书时也就着重讲其中的唐史史料，而不像前面讲两《唐书》时作全面详尽的介绍。《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徵、长孙无忌等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 凡帝纪即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共八十五卷。撰修过程略见于《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旧唐书》卷三太宗纪、卷四高宗纪、卷七一魏徵传、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及《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武德四年令狐德棻请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五年下诏撰修，以封德彝、颜师古任隋史，数载不就。贞观三年复敕修撰，以魏徵及孔颖达、许敬宗任隋史，房玄龄与魏徵复总监诸代史。贞观十年，五代史撰成进上。当时这五代史可能合为一书，以后分别单行，本当时习惯，各以“书”称，隋史即名为《隋书》。这时的《隋书》仅有纪、传，志是贞观十五年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另外修的，也是包括梁、陈、北齐、周、隋五个朝代统在一起，叫《五代史志》，显庆元年修成三十卷，由长孙无忌进上，后来附《隋书》流传，不明究竟者往往误认成专为《隋书》撰写的志，其实今传本《隋书》仍于纪、传题魏徵上，而志题长孙无忌等撰，分别得很清楚。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1）隋朝统治前后只有三十八年，而且唐刚建国就着手撰修《隋书》，撰修者都长期生活在隋朝，隋事是耳闻目见，加以有关隋史的其他史料都已不复传世，因而《隋书》就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历来读史者对它很少有不好的批评。（2）唐初很多典章制度都因袭隋旧，因此在阅读两《唐书》志时，最好附带读一读《隋书》相应的志，这对溯源来说有好处。（3）唐初将相大臣中有许多是隋代贵族的子弟，他们父兄的传见于《隋书》，还有很多在《隋书》列传里的人物实际生活到唐初，研究初唐史事往往需要参考《隋书》里这些人的传。众所周知的如李密、如王世充，更是在两《唐书》和《隋书》里都有传（《隋书》避唐太宗讳称王充）。据《旧唐书》魏徵传，修五代史时“徵受诏总加撰定，众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而徵早期又曾参加过瓦岗军，追随过李密，因此《隋书》中李密传以及和李敌对的王世充传等肯定经魏徵审定，其史料价值自在两《唐书》李、王诸传之上（《隋书》李密传叙事止于归唐，以后叛唐被杀之事不复记入，也可能是魏徵有意为故主讳饰）。《隋书》李密传的内容绝大部分被抄入两《唐书》李密传，成为后者的重要史料来源。所以，读两《唐书》时务必要参读《隋书》。

版本 （1）南宋刻残本小字、中字两种，均藏北京图书馆。（2）元大德饶州路刻十行本、元至顺瑞州路刻九行本，今传世印本均不止一部，北京图书馆即藏有几部。（3）明南监“二十一史”《隋书》万历刻本，以及明北监“二十一史”本、汲古阁“十七史”本、清殿本、覆刻影印殿本等均同前述两《唐书》，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隋书》则系淮南书局刊刻。（4）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隋书》系影印元大德本，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用南宋刻小字本与元大德本、至顺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和《通典》、《册府元龟》等有关文献，惜校勘记中只记《隋书》与这些文献在文字上的异同，不记《隋书》本身版本的文字异同，是一个缺点。书中避唐讳字一般不改，却独把讳“丙”为“景”的“景”字回改，亦殊可不必。宋刻本《隋书》，国家图书馆藏。引自《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0434号。《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北宋薛居正等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重辑 五代各朝对撰修本朝实录、国史都是比较认真的，对此《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有一些记载，《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并钩稽《旧五代史》、《宋史》有关纪、传，对当时撰修实录的经过作了考证，指出：“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至于书名及撰修人员、成书时日，则见于《宋史》卷二太祖纪、卷二四六薛居正传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五正史类、王应麟《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太祖纪：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薛传：开宝五年〔案当作“六年”〕“监修五代史，逾年毕”。晁《志》：“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居正监修。”《中兴书目》：“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赐器帛有差，其事凡纪十四帝、五十三年，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书列传多云“事见某书”或“某书有传”，则原本纪传可能断代称某书，而全称据上引诸记载则曰“五代史”，《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条说“其曰‘五代史’者乃后总括之名”是不对的。

由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盛行，此书到明代已传本稀少，入清后遂失传。幸亏《册府元龟》及明成祖时所修《永乐大典》各韵中尚大量引用，清开四库馆时馆臣邵晋涵等重新搜辑整编，在乾隆四十年进呈。辑本按照《中兴书目》所说仍编成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其编次则先梁、唐、晋、汉、周五书，每书中先本纪后列传，五书后以割据诸国为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契丹等为外国列传，志则列在全书之末。至于书名，前此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均止称《五代史》，辑本冠以“旧”字称《旧五代史》，以与欧阳修《新五代史》区别。由于搜辑者邵晋涵是有水平的史学家，这个辑本是编得不坏的，卷首有编定凡例，对如何编辑讲得很详细。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五代分裂局面，实际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研究晚唐政治、经济以至文化各个方面的专题，都得涉及五代，而《旧五代史》是目前保存五代史料最丰富、最全面的纪传体史。更为宝贵的是，《旧五代史》还大量记录唐代史事，尤其是开头的“梁书”部分。因为梁太祖朱温本身就曾是黄巢军中的大将，后来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以节度使身份夺取中央政权而改唐为梁。梁太祖本纪从唐僖宗时写起，唐代的内容就占了两卷篇幅。“梁书”列传中以及世袭、僭伪传中多数人也是在晚唐时期就从事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下至“唐书”中的太祖李克用也是影响晚唐政局的重要人物，传中都记载了他们在唐代的事迹。这样，《旧五代史》就自然成为研究晚唐历史的必读之书。晚唐人物在两《唐书》中事迹不详的，在《旧五代史》里往往可以找到列传，如昭宗时曾控制过中央政权的华州节度使韩建及著名诗人罗隐、杜荀鹤等。因此可以说《旧五代史》是两《唐书》晚唐部分的补充。

版本 （1）乾隆四十年进呈的辑本都用小字标明出处，如《册府元龟》卷几、《永乐大典》卷几，有关史实的考证订补也用小字附注正文之下，当时收入《四库全书》的《旧五代史》就是这样抄写的。但到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正式刊刻、和乾隆四年本“二十三史”合成“二十四史”时，徒求与“二十三史”整齐划一，竟把出处统统删去，使人无法稽考。而且正文也有增删更改，尤其是当时认为需要避忌的字眼如“杀胡林”改为“杀虎林”、“俗皆辫发，性凶悍”改为“俗尚质朴，性猛悍”之类，大失原书的本来面貌，从史料学角度来讲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本子。此后覆刻影印殿本者一仍其失（五局合刻本系崇文书局刊刻），其中同文书局影印时由于所用殿本原缺《旧五代史》，竟据别本仿写后影印，书口上误作“乾隆四年校刊”，更不能使用。（2）民国元年邓邦述购得孔继涵校传抄邵晋涵原辑本，章钰借校于殿本上。（3）熊罗宿得武英殿进呈写本（或拟进呈而未用之本），民国十年影印。（4）民国初年刘承幹嘉业堂购得卢氏抱经楼旧藏抄本，大体同于熊本，民国十四年用殿本校补后刊刻，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即用此刻本影印，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原抄本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以熊本为底本，再用殿本、刘本、章钰校本和北京图书馆藏乾隆时馆臣彭元瑞抄校本、抱经楼旧藏抄本校勘，还用宋刻残本《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参校，重要异文均录入校勘记。此外，辑本将书中少数民族人地名用乾隆时官修《三史国语解》所译改过，失去原书面貌，中华本也已回改，所以这是一种较好的本子。（6）至于《旧五代史》的原本，明万历时连江陈氏《世善堂书目》著录有一部，清初黄宗羲也曾有过，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但均已毁失。商务在辑印百衲本时曾搜求过，近人汪德渊说藏有金刻本，民国四年因国事货于粤估，见张元济《校史随笔》，张氏信有其事，但除汪氏自信外，并无任何人目睹其书，恐亦文人好奇，故弄狡猾以自嬉而已。《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北宋欧阳修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 此书为欧阳修私人撰修，和他后来奉诏撰修《新唐书》之为官书者不同。书成后欧阳修未加序跋以说明撰写始末，只有《欧阳文忠公外集》卷一七《与尹师鲁（洙）书》里讲到他和尹洙商量如何撰修五代正史的事情，这通书信是他贬降为夷陵县令的第二年即仁宗景祐四年写的，这景祐四年可以作为他开始撰修的年份（现在有些书上说是景祐三年前，当是连前此所作的《十国志》也统算在一起；但据《与尹师鲁书》，《十国志》虽在景祐四年经欧阳修删削，存其大要，但只是作为撰修正史的准备，而正史实须另行动笔撰修，因此是否能把《十国志》当作《新五代史》的初稿，还当慎重考虑），又据《欧阳文忠公书简》卷六仁宗皇祐五年《与梅圣俞（尧臣）书》，讲到“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则皇祐五年可以作为书成的年份，上至景祐四年前后共十七个年头，比修撰《旧五代史》之前后只用两个年头要长得多，这由于欧阳修是独立创作，不像《旧五代史》是官书出于众手且大体承用五代时实录、国史的缘故。此书撰成后并未立即进上，《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说“修没后，〔神宗〕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郡斋读书志》说“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则已成为半官书性质。嗣后与《旧五代史》并行而欧书渐占优势，金章宗泰和七年“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明代南北监本“二十一史”中就只有欧书而不再有薛史。

至于欧书的名称，欧阳发等所述《事迹》（《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吴充所撰《行状》（附录卷一）以及源出《行状》的韩琦所撰墓志铭（附录卷二）、苏辙所撰神道碑（附录卷二）、还有《事迹》所引《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条都作“五代史”，这只是“五代之史”的意思，并非正式书名。正式书名则孝宗淳熙间进《四朝国史》本传（附录卷四）、《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以及传世宋、元刻本下至明汪文盛本、南监本都作《五代史记》。但《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四、《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已作《新五代史》，当是便于和薛居正的《五代史》相区别。以后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都作《五代史》，去掉“记”字。《四库提要》称本名《新五代史记》，则系馆臣杜撰。今则都称之为《新五代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即径以《新五代史》标题。

此书凡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体例不尽同于薛史。薛史五代各自独立成书，先本纪、后列传；此书则五代史统在一起，只是在纪、传中按五朝次序排列，如梁本纪、唐本纪……，梁家人传、唐家人传……，梁臣传、唐臣传……，这当然无关紧要。其较大的差别是此书无志，取代志地位的是司天、职方二考。司天考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历、天文、五行志，可观五代时期的自然变化；职方考则是用表的形式排出五代各自所辖的州，反映五代各朝的疆域变化。至于有关五代的典章制度，此书几乎没有提供像样的史料，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所增者为十国年谱一卷，相当于十国年表，与职方考一样简明扼要，倒还有其特色。另外，此书附有欧阳修门生徐无党的注，分散卷中，不另单行。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欧阳修重修五代史、撰作《五代史记》的目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讲得最清楚，所谓“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其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可见主要是学《春秋》，用书法来达到褒贬善恶的目的，这从卷二梁太祖纪、卷一〇汉隐帝纪后公然提出《春秋》作为标准来议论书法，以及徐无党注里对书法的种种解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后来他修《新唐书》本纪，也同样用这种《春秋》笔法。不过《新唐书》是官书，不能全凭他个人的意志办理，而且列传还是由宋祁负责，而撰作《五代史记》是修私史，可以更自由地贯彻个人意志而已。书中于五代列传之外别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等类传，又以历仕数朝的人作为杂传，把四夷抑为附录，都是为贯彻《春秋》笔法而别出心裁的做法，从史料学来看当然毫无意义。但这部书在史料上还是有其用处的，因为欧阳修并非简单地根据《旧五代史》一书来重写，而是另外参考了其他大量文献。《廿二史札记》卷二一专门写了“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条，对欧史所参考过那些书籍作了推测，虽没有举出很多实证，从情理上说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对照薛史，此书的确增添不少史实。如唐六臣传是唐朝仕梁大臣六人的传，其中三人在薛史中就无传。再如有关十国的事迹，此书也远多于薛史，薛史记十国事为世袭、僭伪列传共五卷，而此书的世家则有十卷，还有十国年谱一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七云：“僭伪诸国，皆欧详薛略。盖薛据实录，实录所无，不复搜采增补，欧则旁采小说以益之。”所以《事迹》所说“文省而事备”，是大体讲对了的。但是“文省”的结果必然要把《旧五代史》原有的内容精简掉许多，而且《旧五代史》承用五代时的实录、国史，其史料价值一般讲总高出《新五代史》所据以增补的其他文献。因此用两《五代史》来补充两《唐书》不足时，仍只能以旧史为主，新史则用来参考并补充。元宗文书院刻、明修本《五代史记》，国家图书馆藏。引自《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0401号。

版本 （1）由于《新五代史》成为半官书后逐渐占得优势，讲究做古文的人也常要读它，因此它的宋、元、明旧本流传下来的也就稍多一些，著名的有傅增湘、周暹递藏而在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的号称北宋实为南宋刻残本，有傅增湘藏南宋建阳刻本（有“庆元五年鲁曾三异校定”字样，但未必即是曾刻真本，很可能是建阳重刻曾本），有杨守敬从日本购归的南宋刻小字本，有元宗文书院刻本。还有明嘉靖汪文盛刻本，但并不好，有整段的脱漏。（2）明南监“二十一史”万历刻本，北监“二十一史”本，汲古阁“十七史”本，清殿本及覆刻影印本，五局合刻本系崇文书局刊刻。（3）刘世珩玉海堂覆刻南宋小字本。（4）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阳刻本，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5）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本，以百衲本为底本，自言“对校了贵池本（清贵池刘氏景印南宋本）、殿本、南昌本（清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参校了明汪文盛本、南监本、汲古阁本、鄂本（清崇文书局本）、徐注本（清徐炯注补《五代史记》抄本）”等等（见出版说明）。宋刘世珩是景刻南宋小字本，并非“景印”，贵池是他的籍贯，书并非贵池所刻，也不宜说是贵池本，以彭元瑞为南昌人说所撰《五代史记注》是南昌本也同样不妥。又原书正文间的小注大多数是徐无党的注，作“曾三异校定曰”则是庆元时曾氏刊刻时所加的校语，点校本只在内封面印上“宋徐无党注”，而在出版前言中只字不提徐注并曾校之事，更不说明原文中小注凡不具名者都是徐注，可见点校者对版本校勘均不甚内行。至于所提到的徐炯是康熙时的昆山人，所注《五代史记》只有抄本未曾刊刻；彭元瑞是四库馆臣，所撰《五代史记注》题与刘凤诰同撰，有道光刻本，彭注全收辑本《旧五代史》，并参考其他文献，有参考价值。

利用两《唐书》的史料时还应参考历代的笺注、校勘、考证和补缺。下面分类介绍。

关于笺注。这种笺注实际上也是校勘、考证、补缺性质，而不是一般着重文义训诂的注释。过去两《唐书》一直没有笺注过，清人才开始在这方面下工夫，目前所知的笺注有三种。《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 清沈炳震撰

此书原题《唐书合钞》。有清雍正癸丑（十一年）柯煜序，煜为沈炳震之师，称沈氏“用十年之心力，再四削稿而成之”。

沈氏撰作此书时正史只有“二十一史”、“十七史”，《旧唐书》仅闻人本单行，不在正史之中。此书“钞例”一开头就说：“新书列于正史，旧书几等稗野，因当主新书而旧书附焉。然新书简严而旧书详备，势不能以新书为本而分注旧书者。”足见沈氏深于史学，洞悉两《唐书》得失，能断然以旧书为主，用新书校补，这是此书最大成功之处。“钞例”并分别说明去取钞注的办法，其要点有：（1）“本纪、列传，一以旧书作大文而新书分注”，“新书分注，但取其事为旧书不载或互异者，若事同而文有详略，概不复录”，这很对。（2）“旧书所阙志、传，从新书增”，这也对。（3）“惟旧书诸志多有阙略，其阙者固当从新书增入，他如天文、五行、地理诸志疏漏殊多，不如新书之整齐也，故转以新书作大文而旧书分注”，这也可以。（4）“两书事既互异，容有一讹，惟纪、传相参可以折衷者，则用‘案’以正之，其他书虽有确据，以事在正史，宁两是以阙疑，不敢援为左证”，这前半对，后半就不妥，把史料的对勘局限于两《唐书》，不引用其他如《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通鉴》等以为佐证，以资补正，正是此书的最大缺点。也许这样做工程浩大，非个人所能完成，故不得不从简。尽管如此，沈书排比对勘了两《唐书》的内容，总汇了二书的史料，指出了二书的异同，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其功劳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版本 （1）清乾隆查世倓刻本。（2）清同治十年吴氏清来堂用查刻修补印本。（3）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查刻本，仍题《唐书合钞》。《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二百六十卷 王先谦撰

王氏撰著，多汇集前人注说作集解，如《荀子集解》、《庄子集解》，也有汇集不同版本注本作合钞、合校，如《合校水经注》、《合校郡斋读书志》。纪传史中则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是前一种性质。此《新旧唐书合钞补注》，当作在两《汉书》之后。因两《唐书》前人注说少，故《合钞补注》是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给沈氏《合钞》作注，正好弥补前面所说《合钞》不援其他书为佐证之缺憾。

此书迄未付印。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谓“从前听说王氏后人拟交商务印书馆付印，迄未出版”。前在北京听谢国桢说建国后此书稿本归中国科学院，经审阅认为编纂太粗糙，学术价值不高，不拟付印。此稿本未见过，但知道王氏学问本未超越时流，《汉书补注》凭藉多，而且成书在先，王氏精力够得上，故质量尚好，《后汉书集解》成书在后，质量已差，此《合钞补注》盖晚年所作，精力已竭，仅付子弟门生为之，自然更差。《唐书注》十卷 唐景崇撰

此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谓“不过就沈书加以剪裁订补之功，以云胜之，则病未能”。案此书自不能满人意，但说“就沈书加以剪裁订补”，则大非。此书是为《新唐书》作注，与沈书之以《旧唐书》为主者不同。金氏撰《中国史学史》时可能手边无书，遂为此影响揣测之词。

此书有清宣统元年唐氏自序，谓“拟仿彭氏元瑞之注《五代史》而变通其例，盖彭注全录薛史，此则旧书过繁，第择其足资参证且应增补者录要附入而已”，并以为沈氏《合钞》“不惜破坏原书”，“余之注例，则取《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注、《三国志》之裴注、《通鉴》之胡注参酌，而订三义，曰纠谬、曰补阙、曰疏解”。民国二十四年其弟子张书云序谓：“参考搜采之书，自正经、正史、唐贤专集、历代普通类书、典制学术诸专书、史部考证书，旁及金石、野史、小说，逾数百种。”则此书较沈书参考博，不局限于两《唐书》，是其优点。但拘于彭元瑞注《五代史记》之陈例，舍史料较原始、较详密之《旧唐书》而为《新唐书》作注，则大失策。

此书迄未完成，民国二十四年其甥余棨昌刊书序谓：“计最完全之稿为本纪十卷、礼乐志十二卷、历志九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地理志七卷、百官志五卷，有稿不全者为食货志三卷、仪卫志一卷、车服志一卷，表稿虽全，尚未整理，其中尤以列传为最缺，先生所手订者仅十数卷而已。”缪荃孙有艺文志注传抄本，当即抄自唐稿，后归傅增湘，见傅氏《藏园群书题记》大公报馆印本。1982年编印的《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中有此书稿本四十册，存卷一至二二、二五至三〇、三七至四三、四六至四七、五一至五三、七〇，共四十一卷。

版本 民国二十四年余棨昌排印本，止本纪十卷四册。余序谓“筹资次第刊行”，但迄未见续出。《唐书兵志笺正》四卷 唐长孺撰《新唐书》兵志撰写得不能令人满意，已如前所说。唐氏此书即广征《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以及《旧唐书》等文献中有关记载，以事考订。得此不仅可以弄清楚唐代军事制度的本来面目，且能知晓兵志哪些记述成问题，而不致为其误导，在笺注史志中目是高水平之作。

版本 1962年中华书局版。

关于校勘、考证。主要有以下六种。《新唐书纠谬》二十卷 北宋吴缜撰

此书有元祐四年吴缜自序，谓：“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修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以下逐事申说从略）。……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证，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意谓若广以它书校之，则其穿穴破碎，又当不止此而已也。”案所指摘新书八失，是从修史角度出发，和我们评论新书不尽相同，所说也有过于苛求官书之处，但尚大体允当。“止以本书互相质正”，是所谓“本证法”，清汪辉祖撰《元史本证》及近人陈叔陶撰《新元史本证》等均用此法，这非熟于本史者做不到，比用新旧《唐书》对勘要难得多，所以此书的成绩是主要的。《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新唐书纠谬”条说此书“可笑是并旧书亦绝不一参对，为太省事耳”。其实止用旧书参对反而省事得多，吴氏不参旧书是地僻无书之故，自序已交代清楚，何能以“可笑”轻之？《四库提要》“新唐书纠谬”条说：“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案此说见《挥麈后录》卷二，实妄说不足据。吴氏序谓“自《唐书》颁行，迄今几三十载”，明非新书成后即作此书以指摘瑕疵。《提要》又说此书“初名《纠谬》，后改为《辨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于湖州，仍题为《纠谬》，故至今尚沿其旧名”。案此书今本卷首有吴氏进书表，谓“初名《新唐书正谬》，寻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摘谬误而已，遂改为《新唐书纠谬》”。《提要》作者很可能是看到《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题《唐书辨证》而妄为此说（《提要》此条尚有引用《郡斋读书志》处，可见其撰作此条时必曾参考《读书志》）。其实《读书志》所云《辨证》或是别本，或是传写致误，自当以吴氏本人进书表为准。《提要》作者连进书表都不细看，可见其撰作之匆促草率。

版本 （1）南宋绍兴刻本已不存。有明影宋抄本，旧藏周暹处；有清影宋抄残本，旧藏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今均在北京图书馆。（2）明万历赵开美刻本，有错简误字。（3）清乾隆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本，已校正错简，但仍有误字。又有民国十年古书流通处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4）民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据鲍本。（5）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万历赵刻本，又于赵刻错简脱误处附印清影宋抄本单页以资勘正。《廿二史考异》一百卷 清钱大昕撰

此所谓“廿二史”是“二十一史”加上《旧唐书》，无《旧五代史》，因为作《考异》时《旧五代史》尚未辑出。另外目录中因《后汉书》的志是用司马彪《续汉书》，所以别列《续汉书》一目，以致看上去好像有二十三史。其中卷四一至五六为《唐书》考异十六卷，卷五七至六〇为《旧唐书》考异四卷，足见其用力在新书，可能是旧书后得的缘故。

钱氏是清乾嘉时第一流学者，学博而精，在训诂、音韵、史学、金石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此书有乾隆庚子（四十五年）自序，谓：“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迄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可见这是一部读书札记的汇编，重在个别文字、史实的校勘，对《新唐书》的缺漏和纪传之间的矛盾也有所指摘。

钱氏在史学上对宋、元两代功力最深，这是当时其他史学家所及不到的，唐代以上的成就则不算怎么突出。《考异》的体例又太谨严，除校勘外对各史的得失不多作评论，因此读《考异》的反不如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人多。

版本 （1）清乾隆四十五年钱氏潜研堂刻本。（2）清光绪十年龙氏刻《潜研堂全书》本。（3）清光绪官刻《广雅书局丛书》本。（4）民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5）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清王鸣盛撰

此书除“十七史”外还包括《旧唐书》、《旧五代史》。卷六九至九三为新旧《唐书》商榷二十五卷，分量超过了钱氏《考异》的两《唐书》考异。

王氏与钱氏同是江苏嘉定人，钱是王的妹夫，又是会试同年，在学问上各有成就。总的说来，王氏学识稍不及钱，但此书价值不在《考异》之下。书前有王氏自序，谓：“‘十七史’者……海虞毛氏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而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覈踳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这说明此书内容包括两项，一是诠解典章制度，一是考校史文脱讹。其实尚不止此，如对两《唐书》的修撰经过、内容得失等均有所论述，在考校史文上并能利用不同版本。他主张“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他认为此书在诠解典章制度上对读史者最有帮助，说：“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少助也与。”这都是讲的实在话，试读卷七七至八三关于志的部分，有许多条的确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真使我们今天读史者对之感激不尽。

版本 （1）清乾隆五十二年王氏洞泾草堂刻本。（2）《广雅书局丛书》本。（3）《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4）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陔余丛考》四十三卷《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 清赵翼撰

这二书都是赵翼的读书札记，《丛考》成于乾隆五十五年，《札记》成于六十年，均在钱氏《考异》、王氏《商榷》之后，其中且引及《商榷》之说。《丛考》有乾隆五十五年赵氏自序，谓：“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为循陔时所辑，故名曰《陔余丛考》。”所考自经、史、诗文外还广及掌故、风俗、宗教、器物，卷一〇、一一、一二均考两《唐书》。《札记》卷一六至二〇为新旧《唐书》札记五卷，与《丛考》条目内容互有详略。两书有关条目前论《新唐书》时均已择要录出。曰《廿二史札记》者，以《旧唐书》合《新唐书》为一史，《旧五代史》合《新五代史》为一史，故虽上起《史记》、下及《明史》，是读“二十四史”的札记，而书名仍曰“廿二史”，与钱氏《考异》的“廿二史”不是一回事。

赵氏治史的方法与钱、王二氏不同。《札记》有赵氏乾隆六十年自序，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又有钱大昕嘉庆五年序，谓：“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酙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都讲出此书撰述要旨，而且也同样是讲了《陔余丛考》史考部分的撰述要旨。此两书其实都模仿《日知录》，不像《考异》、《商榷》那样校勘文字，而用所谓“属辞比事”的归纳方法将有关史料搜辑到一起以说明问题。所说明如钱氏所讲有两方面，一是正史编纂的得失，一是历史现象的评析。前者讲两《唐书》时已提到，实比较详密平允。后者更常为民国以来撰述中国通史者所袭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教给我们如何从大量史料中发现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因此，此二书尤其是《札记》可说是读纪传史的入门书。至于自序信正史不取稗乘之说自有所偏，不足为定论，《丛考》的其他部分也常引稗乘，并不局限于经、史。

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是乾嘉时一老儒所撰，赵氏据而有之。案赵氏此二书的文笔思路与他另一部著作《瓯北诗话》完全一致，此二书是窃据别人的，难道《诗话》也是窃据别人的？李氏好诋毁前贤，《日记》所云不知是那里得来的道听途说，绝不足凭信。

版本 《丛考》：（1）清乾隆五十五年赵氏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瓯北全集》本。（3）民国文瑞楼影印湛贻堂本。（4）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据湛贻堂本。《札记》：（1）清嘉庆五年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瓯北全集》本。（3）《广雅书局丛书》本。（4）光绪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畲山馆本。（5）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云据原刻本。（6）《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7）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8）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用原刻本、《广雅》本和西畲本互校，又核对所引用史文，可称精善。《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 清赵绍祖撰

此书撰成在前四书之后。以《新唐书》为主，用《旧唐书》对勘，用纪、志、传互勘，又用《通鉴》、《通鉴考异》及《新唐书纠谬》等校勘，在文字史实上下工夫，与《廿二史考异》相近，而条目尚多于《考异》。

版本 （1）清嘉庆十八年赵氏古墨斋刻本。（2）《广雅书局丛书》本。（3）《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

其他前人尤其是清人的读书札记，如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丘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与《诸史拾遗》、劳格《读书杂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等等，都有有关两《唐书》及唐代史事的校订考证，清人文集中也常有这类文章，都可资参考。

关于补缺。主要指补表、志，都已收入民国二十四年开明书店编印的《二十五史补编》（建国后曾由中华书局重印）中，有：《唐将相大臣年表》三卷《唐功臣世表》一卷《唐边镇年表》一卷《唐镇十道节度表》一卷《唐宦官封爵表》一卷《武氏诸王表》一卷《唐诸蕃君长世表》一卷 清万斯同撰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明史》最初的纂修工作实际由他主持。他著有《历代史表》，只刊刻了五十九卷，其余未刻稿本，抗战前藏宁波冯盂颛伏跗室，开明书店借得，全部印入《二十五史补编》，唐代部分即是以上七种，均为五十九卷本所未收。《唐将相大臣年表》将中晚唐的重要职官也列入，如神策中尉、枢密使、盐铁转运使等，很有用，惜仍有缺漏，且有些似仅凭臆测，并无实据，应重加考订。《唐边镇年表》表太宗贞观十六年至玄宗先天元年，即设置节度使之前，《唐镇十道节度表》表睿宗景云二年至玄宗天宝十四载即安史乱前，都具列都护、节度使姓名，以弥补《新唐书》方镇表不记节度使姓名之缺失。《唐藩镇年表》一卷 清黄大华撰

黄氏清末人，此表列肃宗宝应元年至梁末，大体和万表衔接。《补编》据稿本印。《唐方镇年表》八卷考证二卷 吴廷燮撰

吴氏曾预修《清史稿》，是编制史表的专家。此表按方镇表列自始置至废灭的历任节度使姓名及任免年月，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其史料分歧需辨订者则入考证。所搜集史料，据自序谓：“开成以前，征诸旧纪可得八九，会昌以后，旧书断烂，新纪高简，旁搜类书（《册府元龟》之类），博采地志（《嘉泰会稽志》之类），广征诗文，兼涉碑碣杂史，稗官有可信者，亦所不遗（诗文如《文苑英华》、《唐大诏令》、《唐文粹》、《全唐诗》、《全唐文》及专集之类，碑碣自《宝刻类编》、《丛编》至《金石萃编》之类，杂史如《东观奏记》、《摭言》之类，稗官如《玉泉子》、《因话录》、《北梦琐言》、《唐语林》之类）。”故有此表万、黄二表实已可废。但此表亦非尽善，常有缺漏、误填及史料错讹之处，不能盲目依赖。《补编》据排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又出版点校本，附岑仲勉《唐方镇年表正补》（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五本）及方镇人名索引。《唐折冲府考》四卷 清劳经原撰《旧唐书》无兵志，《新唐书》有兵志而空疏，对唐府兵制度未讲清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折冲府名也零落不全。劳氏是清道光时人，创著此书，首卷备列有关府兵史料，以下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长安志》以及文集、碑志等详考府名。其子劳格复事增补。《补编》据徐乃昌《鄦斋丛书》本印。《唐折冲府考补》一卷拾遗一卷 罗振玉撰

罗氏收藏墓志拓本极富，此二书据唐墓志中所纪府名，旁及造象、虎符等资料，以补劳考。《补编》据罗氏《辽居杂著》乙编及丙编本印。《唐折冲府考校补》一卷 谷霁光撰

谷氏著《府兵制度考释》一书，建国后出版。此《校补》是其早年所撰，主要据墓志等石刻拓本补劳、罗所考，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补编》据稿本印。编年类

我国正式的史书最早都是编年史。从《春秋》到战国魏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以及司马迁写《史记》时所根据的《秦纪》，所有这些列国祝史们记载的官史都是编年史，战国前期人编写的《左传》也是更详细的编年史。可以说编年史比纪传史的撰作要早得多。不过纪传史由于体制完美后来居上，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虽仍有人断续地编写编年史，其地位早不如纪传史重要，一般都是私撰而非官修。到北宋时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这部杰作，才恢复了编年史的声誉，读唐史的人已把它的唐纪部分和两《唐书》同等重视。

东汉起史臣给在位的皇帝记起居注，逐日记载皇帝的言行和国家大事。南朝又开始修实录，在皇帝死后史官根据起居注及诏制敕册等来纂修，在记述到大臣名人时还附有其生平事迹。以后修国史就主要以实录为依据，如本纪即是实录的节本。这些在讲《旧唐书》时已讲到。起居注和实录都是编年体。《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于史部立起居注类，以著录起居注和实录，因为当时起居注和实录都很多。《郡斋读书志》编纂时实录尚多而起居注只存《大唐创业起居注》一种，故立实录类而将起居注并入编年类。《宋史》艺文志则索性将起居注和实录都并入编年类，以后公私书目都照此办理。现在所能看到的唐代实录也只存《顺宗实录》一种，当然和《大唐创业起居注》一起并入编年类来讲。《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

此书通常省称《通鉴》。撰著者司马光是人所共知的政治家兼史学家。早在北宋嘉祐时，司马光就准备编写一部接续《左传》从三家分晋起到五代末北宋建国前的编年通史（见刘恕《通鉴外纪》后记），以后修成前八卷到秦二世，题名《通志》，在治平三年进呈，随即受诏开局正式编修，到元丰七年书成进呈，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前后历时十八年，协助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而由司马光一手主持并删定全书，其中唐纪部分则由司马光和范祖禹合作，司马光最后删定。此外司马光还撰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与《通鉴》同时进呈。关于此书纂修的详细过程，二刘一范如何分工合作之类，自清人全祖望以来多有所考证，《文史》第五辑有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写得较好，可参考。关于评价此书的专文专著近人也写了不少，对此书在史学上的贡献以至文学上的成就也都有所讲述。这里只就此书的史料方面讲几点：（1）在司马光时隋以前的较原始史料如起居注之类多已失传，所以此书隋纪以上只能以纪传史即正史为主，这部分只是编写得好，从史料上讲多无特殊的价值，一般作研究工作的应该引用正史，此书只在去取正史以及对正史记载分歧的考订上有参考价值。（2）唐纪和五代诸纪则和隋以上不同，五代时纂修《旧唐书》以及北宋时纂修《旧五代史》、《新唐书》、《五代史记》所依据的史料如实录、国史、诏制敕册、史馆吏牍以及传状谱牒、野史杂记等，在司马光纂修《通鉴》时还都存在，仍可充分利用，因此这唐纪、五代诸纪和两《唐书》、两《五代史》有同等的史料价值，甚至比《新唐书》、《五代史记》的史料价值还高一些，因为司马光不像欧阳修、宋祁那样学《春秋》笔法对较原始的史料大删大改。而且由于此书纂修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后，又可用这些已经提炼加工过的纪传史作参考，所以此书对史料去取之审慎精当一般还应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上，往往两《唐书》、两《五代史》记载错误而此书正确。当然也不能说此书唐纪、五代诸纪就尽善尽美，我们今天仍须重新考索判断，此书对则从此书，此书不对则从两《唐书》或其他文献。（3）两《唐书》等正史本身都不注明史料来源，要我们花大气力研究推测。此书本身虽也不注明，但有《资治通鉴考异》在，将史事之有重大分歧者，先备引诸说，再讲明去取的理由。这样一则可以知道《通鉴》如此记载是根据何书。再则所引之书绝大部分今已失传，靠《考异》引用才保存了若干片断。遗憾的是《考异》的条目还太少，有很多《通鉴》所记与两《唐书》不同者，并未作考异。苟有异必考，统统汇入《考异》，则不仅《通鉴》唐纪的史源可不劳探索就大体清楚，而且将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佚书片断。（4）目前有一件应作的工作，即把《考异》唐纪部分所引用的书统统编出来，并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代的公私书目考证其书名、卷数、撰人及其他有关事项。这样一则在《旧唐书》外可以增添不少较原始的史料，再则根据这些史料去对勘《旧唐书》，还可以多少弄清楚一部分《旧唐书》的史料来源。这个工作做起来并不太难，不知前人为什么没有想到。《通鉴》有胡三省音注，通称为“胡注”，这是史书注本中最负盛名的一种，过去常与《汉书》的颜师古注并称，其实颜注比胡注差得太远。胡三省是宋元之间人，以毕生精力注《通鉴》，入元后才完成。最初仿《经典释文》的办法，注单行，因兵乱稿失重注，才把注和《考异》都散入《通鉴》正文之下。胡注详于地理、制度，对史事之前后贯通也特别注意，这些都对读《通鉴》有极大的帮助。抗战时陈垣著《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最初发表在抗战胜利后的《辅仁学志》第一三、一四卷上，建国后科学出版社印单行本，《表微》从胡注评论胡氏史学成就及爱国思想，也可一读。

版本 《通鉴》宋、元旧刻之传世者尚有好多种，今只举通行易得的本子：（1）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傅增湘藏南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配其他五种宋刻即所谓百衲本。（2）《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建阳书坊刻本。（3）清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仿元刻本，有胡注，流行最广，并有覆刻本、缩印本、排印本多种。但此刻所据元本本身文字即有脱误，即胡三省音注时所用元兴文署刻本亦有脱误，应用传世的宋刻和明嘉靖二十四年孔天胤仿宋刻本等旧本来校正，清末至民国有张瑛《资治通鉴宋本校勘记》、《元本校勘记》、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字记》先后问世，都是做这项工作。（4）建国后古籍出版社出版点校本，在校勘上吸收了章钰等的成果，标点分段也花了一番工夫，尽管还有些差错，比“二十四史”校点本中的两《唐书》要好得多，今由中华书局重印。此外，《考异》虽随胡注散入《通鉴》正文下，其单行原本仍有南宋刻本和明嘉靖孔天胤刻本传世，有可校正胡克家本中《考异》的脱误处。常见的《考异》单行原本有《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刻本。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国家图书馆藏。引自《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0445号。

自从《通鉴》问世后，到南宋时就有人作种种改编工作，比较好的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通鉴》是编年体，一件事情首尾分隔好多卷，初读者往往弄不清头绪，因此袁枢改以事为主，将全部《通鉴》归结出二百三十九事，每事下按年月先后备列《通鉴》原文，此外太零星的记事则舍弃掉。这样就在我国史学领域里开创了与纪传、编年鼎足并列的纪事本末体。初学读《通鉴》困难，可先读此《通鉴纪事本末》，但此书本身并未提供任何新史料，无史料价值，做研究工作仍必须引用《通鉴》，而且此书是南宋时所编，当然没有胡注，也是一大缺憾。此外，南宋时有以朱熹名义编的《资治通鉴纲目》，清康熙时编选《古文观止》的吴乘权、吴大职也编有《纲鉴易知录》，康熙时还有官修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时又有官修的《御批通鉴辑览》，不仅毫无史料价值，去取也多欠考虑。《纲鉴易知录》过去在村塾中很流行，建国后又重印，所以要在这里打个招呼。《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 明严衍撰《通鉴》也难免有疏略失误，明末严衍用功数十年，以旧史比勘《通鉴》，撰成此《资治通鉴补》。钱大昕认为严氏“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辨正皆确乎不可易”，“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三省）而后，仅见此书”。但此书用旧史补充《通鉴》处多无太大意义，而且严氏所据史料今天都还能看到，倒是订正《通鉴》正文及补充胡注有参考价值，且由此可知《通鉴》所取某些史料的原来面貌。

版本 （1）有清咸丰童氏木活字本和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木活字本，惜均不易得。（2）清人张敦仁曾择其补正《通鉴》正文处撮抄成《通鉴补正略》三卷，有道光时陈氏独抱庐刻本和民国商务印书馆本。（3）近年齐鲁书社又出版《通鉴严补辑要》，按校点本《通鉴》页码汇列严氏补正《通鉴》正文及补充胡注的主要内容。《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 唐温大雅撰

魏晋南北朝的起居注都早亡佚，唐代的起居注也因实录纂成后即不被重视而湮没，仅存的只此一种，使我们还能看到所谓起居注的面貌，故至可宝贵。此书记唐高祖起兵到正式称帝三百五十七日的事情，因此叫“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即大业十三年五月癸亥至六月乙巳，其实从大业十二年末李渊任太原道安抚大使起记叙；卷二“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即七月壬子至十月壬戌；卷三“起摄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即十一月甲子至次年五月甲子。撰人温大雅在太原受李渊礼遇，起兵后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李唐建国后任黄门侍郎，掌机密，又与李世民关系密切，太宗朝擢礼部尚书。此书所记悉耳闻目见，较诸两《唐书》、《通鉴》殊多出入。如从此书看李渊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和组织者，而两《唐书》等均说出于李世民倡议；此书记载大郎建成和二郎世民作用大体相埒，世民别无殊勋，而两《唐书》等几不记建成功绩；此书肯定裴寂功绩，如说“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而两《唐书》裴寂传不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此书不仅提供太原起兵到李唐建国时的历史真相，且可借以考索唐初纂修实录、国史时如何遵太宗意旨篡改史实。

版本 除旧抄本外久无单行刻本，刻本都在丛书里，有：（1）明万历胡震亨刻《秘册汇函》本。（2）明崇祯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即用《秘册汇函》旧版。民国十一年博古斋影印《津逮秘书》本。（3）清嘉庆张海鹏刻《学津讨原》本。（4）清光绪时缪荃孙刻《藕香零拾》本。缪本用黄丕烈旧藏影宋抄本等校订后付刻，比较好。（5）《丛书集成》本，据《津逮》本。（6）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单行点校本，以《津逮》本为底本，参校他本及《通鉴考异》。《顺宗实录》五卷 唐韩愈撰

唐列朝实录除此《顺宗实录》外均已失传，惟此《顺宗实录》因为是韩愈所撰，尚保存在《昌黎先生外集》里，由此可看到唐人所修实录的真面目，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之保存起居注真面目同为极珍贵的历史文献。

此书纂成后因政治纠葛曾有刊正之举，南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六“顺宗实录”题下注：“樊〔汝霖〕曰：旧史公传云：‘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且公进《实录》表状所云，乃‘监修李吉甫以韦处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旧传反谓所撰不当，处厚别撰三卷，误矣。新史又云：‘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全篇。’按〔新史〕路隋传：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监修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大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刊正，隋建言卫尉卿周君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裔（胤）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册者，褒贬所在，匹夫善恶，尚不可诬，况人君乎？议者引隽不疑、第五伦为比，以蔽聪明，臣〔李〕宗闵、臣〔牛〕僧孺谓史官李汉、蒋係皆愈之婿，不可参撰，俾臣得下笔。臣谓不然，且愈所书已非自出，元和以来相循逮今，虽汉等以嫌，无害公议，请条示甚谬误者付史官刊定。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汉等亦不罢。’由是观之，则公于元和十年夏进此《实录》后才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贞元、永贞间数事耳。旧史以为韦处厚别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谓‘卒窜定无全篇’者亦非也。司马温公《考异》云：‘景祐中编次《崇文总目》，《顺宗皇帝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云韩愈等撰（案：即如《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顺宗实录》五卷下所题“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然则是非取舍后世安所折衷耶，终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无遗，且以公为知言也欤。”案此《考异》是《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正月壬子李师古胁滑州条的《考异》，《考异》还说“此李师古胁滑州事，详本有而略本无”，而今《外集》本《顺宗实录》就无此壬子李师古胁滑州事，可见已是略本。此李师古事与宦官无关，不会在文宗朝所特改的贞元、永贞间数事中，难道真是所谓“窜定无全篇”之本？这些都有待研究。

此书记录顺宗朝国家大事，并有涉及德宗朝之处。如记罢宫市，就列述德宗时宫市的危害；遇有大臣逝世便列一小传，顺宗朝特殊人物如王伾、王叔文等也有小传，均涉及德宗朝或其前的史事。因此此书不仅为研究顺宗朝史事者所必读，即上溯德宗朝亦可参考。两《唐书》、《通鉴》记述此段史事多取材此书，可逐条比勘，并结合上述详、略本的问题，以研究两《唐书》、《通鉴》纂修时对《实录》如何去取。

版本 自宋以来即收入《昌黎先生外集》，为《外集》卷六至一〇。《昌黎先生文集》附《外集》者宋以来注本刻本极多，今常见的有：（1）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八千卷楼旧藏南宋庆元六年建阳书坊魏仲举编刻《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2）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建阳坊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3）蟫隐庐影南宋廖莹中世堂编刻《昌黎先生集》。廖刻又有明万历徐时泰东雅堂重刻本，清光绪江苏书局重刻东雅堂本，《四部备要》据江苏书局本排印本。魏仲举本音注最繁，为廖本所取材。

典章制度类

记载典章制度，起源于《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单独编纂典章制度自成专书，则是唐中叶安史乱后才开始的，最早是《通典》，稍后是《会要》。《新唐书》艺文志把《通典》、《会要》入类书，《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也如此。从形式上看分门别类罗列资料自有点像，实际上和类书之天地万物、人事动植无所不包而且专为词藻采撷之用者显然不同。《直斋书录解题》把《通典》、《会要》改入典故类，《四库提要》则入政书类的通制之属，自较为合理。今改用史学上常说的“典章制度”一词为类目。《通典》二百卷 唐杜佑撰

杜佑是中唐时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均有传，旧传并载其进《通典》表，《通典》卷首复有李翰序及自序，都是研究《通典》的第一手资料。《十七史商榷》卷九〇“杜佑作《通典》”条即据以考《通典》成书经过，略谓：“左补阙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累年而成。’案旧书佑传，佑以荫入仕，补济南府参军、剡县丞，润州刺史韦元甫奏为司法参军，元甫为浙西观察、淮南节度，皆辟为从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此检校主客即元甫所奏署者，其时尚在元甫幕下，故翰称为‘淮南元戎之佐’。旧书于此下乃云：入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时方军兴，馈运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苏州忧阙，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征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丁母忧，特诏起复，累转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十三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为三军所立，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委以讨伐，及诏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在扬州开设营垒云云。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摄冢宰，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馆大学士。顺宗崩，复摄冢宰。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元和七年，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十一月薨，年七十八。此下总论佑生平为人，因及作《通典》事，则云‘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入诣阙献之’，并载其进表云‘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云云。考佑以大历之始纂斯典，大历元年佑年三十三，贞元十七年进书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纪’。翰作序之时佑为淮南幕僚，及书成上进则自为淮南主帅矣。实更三纪，而〔李序〕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实官使府时粗就初稿而已，尚未成也。佑入仕虽早，亦当弱冠，历佐卒两处方得入元甫幕，佐幕之时大约已近三十，时方草创此书，在幕阅数任方为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天宝中已以进士知名，代宗初年为侍御史（见旧书文苑传），于佑为先达，佑欲借‘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急求为序，厥后改润，大约屡易稿方定。”《旧唐书》佑传又谓：“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所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案：秩，刘知幾子，附见旧书卷一〇二刘传，又卷一一一房琯传记陈涛斜之役，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即是此刘秩）。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案刘秩《政典》盖仿开元时官修《大唐六典》，以《周礼》六官比附，而通述古今制度。杜佑《通典》则完全打破此不合理陈式，另起炉灶，《通典》自序：“佑少尝读书，而性且固蒙，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案：唐人避高宗讳易‘治’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原注：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之旨也（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这是自序的全文，从撰作的宗旨讲到全书的体制，并明确了断限。如所周知，安史乱后唐朝的全盛局面已一去不返，今后如何办，杜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将施有政”。杜佑的政治观点是以“足衣食”即解决经济财政问题为本，然后才是“精选举”、“审官才”、“兴礼乐”、“用刑罚”、“列州郡”、“置边防”，这样来确定此书的篇第，不仅远远超过《政典》之拘乎《周礼》六官的陈腐方式，而且比后来《会要》之首帝号也高明得多。这种观点在杜佑着手纂修此书初稿时就早已确立，所以李翰给初稿作序就说“凡有八门，号曰《通典》”，与自序所说一致，而晚年成书上表时说“书凡九门”，已如今本将兵、刑分列，则自序之以刑统兵刑，仍为八门者，定在成书以前非最后手笔（在这“八门”、“九门”问题上《十七史商榷》“杜佑作《通典》”条并没有讲清楚）。从初稿到成书三十年中杜佑曾历任青苗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和籴等使、户部侍郎判度支等财经要职，说明此书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发的某些议论实际上还是撰者阅历之言，不同于一般的书生空谈。

今天从史料角度来看，此书隋以上多采自正史和其他经、子古籍，没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唐代部分则收集唐令格式及诏敕、奏疏以及重大纪事（当本诸实录、国史），都是比较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应和今存的《唐会要》、《册府元龟》唐代部分以及《大唐六典》等同样重视使用。许多重要史料唯见于此书，如食货典中的诸色仓储粮数、仓部格，刑典中的开元格等。有些记载与他处不同，如州郡典中各道、州郡的户口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不同，节度使辖军和兵马数与地理志亦不一致，这就为探讨唐代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线索。书中还收录了许多人评说制度的奏疏论议，如刘秩论考课、刘祥道等论选举，从中不仅可知当时人对现行制度的看法，也能考见所规定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情状。至于杜佑自己的议论如上所说，是中唐时著名政治家、理财家的经验之谈，当然更值得倾听。如食货典中对安史之乱前后财政税收的评论，兵总序对安史所以酿乱的议论，对研究唐史者都有很大的启发。遗憾的是兵门只讲战例，未述兵制沿革，这对当时之用兵频繁自有其需要，但在今天研究兵制者看来则不免失望（《通典》不述兵制，旧书不修兵志，是今天研究唐兵制所以困难的主要原因）。

此书的另一价值是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部分内容，如兵典中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两《唐书》志及以后书目均未著录，估计在晚唐便残佚，而《通典》兵典中保存了不少。边防典中保存的佚书片段，如隋《西域图记》、唐杜环《经行记》、屈缪《道里记》、《广志》、《外国图》、《突厥本末记》等，也很有价值。

版本 （1）南宋刻本，日本藏全部，北京图书馆有几部残本。（2）明嘉靖刻本有几种，其中李元阳刻本增入诸议论。（3）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另附考证，但很简陋。（4）清光绪浙江书局重刻殿本《九通》本。（5）清光绪二十七年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殿本《九通》本。（6）清光绪二十八年鸿宝书局缩印殿本《九通》本。（7）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中《十通》缩印殿本附《十通索引》。但殿本本有脱误，应用宋刻本校补。（8）近时日本影印宋刻本。（9）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0）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文锦等点校本，颇精审。《宋白续通典辑本》八卷附“解题” 日本船越泰次编

杜佑《通典》止于唐天宝末，中晚唐典章制度的沿革尚付阙如，因而到北宋时就有续修之举。《玉海》卷五一载：“咸平三年十月，监修国史李沆请命官续修《通典》。己未，诏翰林承旨宋白、知制诰李宗谔编修，白等又请命舒雅、杨亿、李维、石中立、任随同编修，杜镐检讨。……四年九月丙戌书成，白等上之，凡二百卷，目录二卷。”所纪自唐至德初至五代后周显德末，门类一仍杜佑原录。但流传不广，仅宋、元间胡三省注《通鉴》曾多次引用，明以来即告失传。日本船越泰次据《通鉴》胡注所引辑成八卷，以《宋白续通典辑本》的书名出版（1985年日本汲古书院版），前七卷都是原书州郡里的有关地理沿革的佚文，第八卷是边防及其他佚文，附带还从南宋洪遵《泉志》中辑出四条五代时铸钱的佚文。这些史料对查考中唐以至五代的地理沿革等仍不无用处。

此外，清乾隆三十二年官修《续通典》，四十八年修成进上，仍续杜佑《通典》，起肃宗至德元年迄明崇祯末年，一百五十卷，体例大体仍《通典》而略有变动。其中唐代部分的史料多本正史、《大唐六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等书，又从唐人文集、《唐文粹》、《文苑英华》、名臣奏议中择取议论，但皆未注出处，对唐史研究没有参考价值。《唐会要》一百卷 北宋王溥撰

王溥北宋初人，《宋史》卷二四九有传。此书实以唐人所撰《会要》、《续会要》增修而成。

此书卷三六“修撰”，记唐人两次撰修《会要》之事：“〔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大中〕七年十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铉上《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则作“苏冕《会要》四十卷。《续会要》四十卷（原注：杨绍复、裴德融、崔瑑、薛逢、郑言、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铉监修）。”《新唐书》卷一〇三苏世长传附苏弁传兼纪苏冕事迹，未言撰《会要》事。从上引《唐会要》纪弁、冕撰《会要》事与杜佑《通典》相衔接为一条来推测，成《会要》当亦在贞元时，《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一四《唐会要》条谓其“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自亦可信。至《唐会要》谓苏弁与兄冕撰，新志、《读书志》等却都说是苏冕撰，当是《新唐书》所题衔名苏冕以兄居首之故。从《唐会要》所说此苏氏《会要》本是私撰，后来《续会要》才是官修，故有监修及修撰官名目。其续成进上年月，据上引《唐会要》是大中七年十月，而《郡斋读书志》衢本则称“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续冕书”，是否不到一年此《续会要》就修成进上，抑《读书志》所说是据《唐会要》大中七年进上而随手写来，不足为凭。今本《会要》卷四六有“崔氏曰”，云苏冕所载封建篇如何，今如何，可知崔铉曾躬身其事，非徒挂名。至王溥监修《唐会要》事见《玉海》，谓：“建隆二年正月丁未，司空平章监修国史王溥等上新编《唐会要》一百卷，文简理备，太祖嘉之，诏藏史馆，赐物有差。”案苏氏《会要》已有四十卷，《续会要》又有四十卷，王溥监修的《唐会要》只将前二书合并统编，“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读书志》），则所增实亦寥寥，观今《唐会要》所纪高祖至德宗时事最详，德宗至宣宗已稍简略，宣宗以后所纪益稀可证。因此王溥等在《唐会要》上出力并不多，首创《会要》此体并纂修成书应归功于苏氏弟兄。《新唐书》苏弁传称“弁通学术，吏事精明”，又历判度支，和杜佑同样是理财家，撰作《会要》和进上《通典》又大体同时，所取材也多据唐令、诏敕奏议和其他纪事，不过《通典》是通代，《会要》是断代。但从今王溥本来看，所列类目多至百十四，又不设部门以为统属，未免过于琐碎，先后次序也不如《通典》之能秩然成理，间附“苏氏议曰”云云也不如《通典》杜佑议论之精审，这都是《会要》不如《通典》之处。但《通典》只纪到安史之乱前后，《会要》则一续再续纂成有唐一代典要，而且类目范围毕竟比《通典》广，大量不见于《通典》的史料可在此书上找见，急剧变化的中晚唐制度得据以考索，这是此书最可贵之处。

前面说过，纪典章制度始于纪传史的书志，到《通典》、《会要》撰成才有纪典章制度的专书。而这两书既问世，尤其是《会要》问世，又转可为纂修纪传史所凭藉。

版本 （1）宋刻本早不传，仅有抄本，《四库提要》谓：“脱误颇多，八卷题曰‘郊仪’，而所载乃南唐事，九卷题曰‘杂郊仪’，而所载乃唐初奏疏，皆与目录不相应，七卷、十卷亦多错入他文，盖原书残缺，而后人妄摭窜入，以盈卷帙。又一别本所阙四卷亦同，而有补亡四卷，采摭诸书所载唐事，依原目编类，虽未必合溥之旧本，而宏纲细目，约略粗具，犹可以见其大凡，今据以录入，仍各注‘补’字于标目之下，以示区别焉。”这就是《四库全书》本。（2）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即据《四库》本用木活字排印。以后有几种覆刻本。（3）《丛书集成》本，据《聚珍》本。（4）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用《丛书集成》版。（5）建国后中华书局本，也用《丛书集成》旧版。以上各本使用时对其七、八、九、十这后人所补的卷要区别对待，这四卷是用两《唐书》、《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所补，与宋徐天麟《两汉会要》以来补撰《会要》的做法相同，对此只能引用两《唐书》、《元龟》等原书。（6）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残本，此四卷亦在缺卷中，又藏有清抄本两部皆百卷不缺，不知与《四库》本有无异同。（7）张忱石据中华书局本编《唐会要人名索引》，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甚便检索。

职官类

职官类的书，今所存最古的自推《周礼》，一向入经部，实际上是战国时人根据现行列国官制加以系统化、理想化的作品，其中不仅讲设什么官，还详述官所职掌，是一种政治设施蓝图。以后汉魏六朝有“官仪”、“百官名”、“百官阶次”、“百官簿状”之类实际行用的职官书，都已失传。唐令中的“官品令”、“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寺监职员令”、“卫府职员令”、“东宫王府职员令”、“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也近于上述性质。专门模仿《周礼》体制编成职官专书则是玄宗时的《大唐六典》。《大唐六典》三十卷 唐张说、张九龄、李林甫递监修

此书也可省称《唐六典》，当时则径称《六典》。今本无序、无进书表，记述其纂修情况则有《新唐书》等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六典》原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案：即治典，唐人避高宗讳易‘治’为‘理’）、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二十六年书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令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像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六《唐六典》条引韦述《集贤记注》：“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案‘书’应作‘直’）院，亦不行。”《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称贺。”从这几条记载并看今存《大唐六典》实际内容，可知：（1）玄宗的所谓理、教、礼、政、刑、事六典，本出《周礼》大宰，郑众以为即《周礼》六官，最多相当于唐尚书省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门下及其他职官无从容纳进去，故惯修官书如徐坚者亦思之历年不知所适。（2）张说令毋煚改变办法，仿照前史职官志，把唐代颁行的令、式分入职官名下，除按《周礼》六官把六部比附上去外，其余不属六部无法比附者则与六官并列，借《周礼》六官之名仍名其书为《六典》，以敷衍玄宗，实则全书并不分为六个典，不符玄宗的原意。历代及本朝沿革则入小注。（3）此后先后监修者为历任知集贤院事的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张说发凡起例，李林甫书成进上，故今传本题“臣李林甫等奉敕注上”。进上的时间韦述、刘肃说是开元二十六年，《唐会要》说是二十七年二月，或是二十六年年终进上二十七年二月宣示其事百官致贺。新志、《新语》都说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独韦述说“张九龄委苑咸”，无李林甫姓名，似“张九龄委”下脱去“陆善经，李林甫委”七字。然《会要》也说“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则监修之功当以张九龄为多，张九龄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谪荆州，故李林甫以继知院监修而进上（其中或据开元二十五年新颁令校改过）。因此此书如循其实，当曰张说、张九龄、李林甫递监修。（4）此书修成后如韦述所说“亦不行”，即并不像唐令的官品等令那样施行。《四库提要》亦谓：“考《吕温集》有代陈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称‘宣示中外，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与韦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说当无讹误。”但此书所述既为现行职官，不同于《周礼》之多设想成分，而所引令、式又为当时的正式法令，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道州民”条引白居易《道州民》“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谓“《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5）惟此书中确有准备办而实未办之事。如卷五兵部郎中条谓“凡天下之节度使有八，其一曰关内朔方节度使，……其二曰河东节度使，……其三曰河北幽州节度使，……其四曰河西节度使，……其五曰陇右节度使，……其六曰剑南节度使，……其七曰碛西节度使，……其八曰岭南节度使，……”此与《通典》卷一七三州郡典、《旧唐书》地理志所列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节度多寡名目皆有不同，岭南在安史乱前一直是岭南五府经略使，从未升格成节度，可见《六典》此处所说只是准备照此调整的拟议，并未付诸实施。宋绍兴四年温州州学刻、递修本《大唐六典》，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博物馆藏。引自《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00545、00546、00547号。《十七史商榷》卷八一有“新旧官志皆据开元《六典》”条，谓：“旧书职官志总论云：自高宗之后，官名品秩屡有改易，今录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于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职员有加减者，则各附之于本职云。……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职官门官制总序，历说上古至唐制，而终之云，至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贞观之旧制，永徽初已详定之，至开元二十五年再删定焉。据此则《通典》全以开元二十五年为定矣。而旧志于‘兵部郎中’一条云凡天下节度使有八，此开元制也……然则旧志虽言据永泰，其实仍据开元。……官制之明备，莫过于九龄之《六典》，《通典》本之，旧书亦本之，则知其均据开元也。新志虽不言其所据何时，要新〔书〕官志皆本《六典》、《通典》，则必亦以开元为据。”同卷“《六典》外官无节镇”条也说：“新、旧官志之所以多同者，以其皆用《六典》为蓝本，而稍增损之故也。”案《商榷》此说实有逻辑混乱之病。《旧唐书》职官志明谓“录永泰二年官品”，讲“天下节度使有八”自是根据《六典》，但这和志中注上大历、元和、会昌等改易官名秩是同样的办法，都是以永泰二年为主，附记其他时间的情况，如何能以偏概全，据此“节度使有八”一点就说《旧唐书》职官志是据《六典》、用《六典》为蓝本。《通典》则据唐先后几次颁布的格、令记述职官，是否一以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的格、令为定尚待对勘研究。即使如《商榷》所说“全以开元二十五年为定”，也和开元二十七年进上的《六典》是两回事，不能因《六典》和《通典》同样根据这些格、令就说《通典》本诸《六典》。至于《新唐书》百官志既“不言其所据何时”，更不能想当然地说它出于《六典》。《商榷》此说实不能成立。

版本 （1）南宋绍兴四年温州州学刻本，残存一至三、七至一五、二八至三〇共十五卷，原分藏北京图书馆及李盛铎、傅增湘处，今分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2）明正德十年席书、李承勋刻本。（3）明嘉靖二十三年浙江按察司刻本。（4）清嘉庆五年扫叶山房刻本。（5）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6）日本享保九年（雍正二年）近卫家熙刻本，据正德本又用嘉靖本及《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通典》等书校补，尚称精审，缺点是未得宋本参校，致卷七“屯田郎中”条有大段脱文。（7）日本缩印享保本。（8）日本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本，1973年刊行。此本在享保本上用北图所藏宋残本校注，脱文也据宋本补入，成为目前较完善之本。（6）1983年中华书局《古逸丛书三编》影印现存的十五卷残宋本。（7）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仲夫点校本，书名用《唐六典》，校勘颇精审。

仪注类

这是《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早已使用的类目。《四库提要》则改为政书类典礼之属。唐代这类书现仅存两种。《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 唐萧嵩监修

此书纂修原委见《通典》卷四一礼总序：“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编以今事，集贤院学士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但今之五礼仪注，已〔贞观、显庆〕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土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于是令徐坚、李锐、施敬本等检撰，历年其功不就。说卒，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礼成，凡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所纪略同，当即袭《通典》，并谓“二十年颁所司行用焉”。《四库提要》谓：“其书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凶礼古居第二，而退第五者，用贞观、显庆旧制也。贞元中诏以其书设科取士，习者先授太常官，以备讲讨，则唐时已列之学官矣。新、旧《唐书》礼志皆取材是书，而所存仅十之三四，杜佑《通典》别载“开元礼纂类”三十五卷，比《唐志》差详，而节目亦多未备。……《新唐书》艺文志载修《开元礼》者尚有张烜、陆善经、洪孝昌诸人名。而《通典》“纂类”中所载五岳四渎名号及衣服一门，间与此书相出入者，盖传写异文，不能画一。”所论大体允当。此书记载的唐代礼仪制度为《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仪卫志所本，并更为详尽，可以据以考知许多礼仪规范的细节，还可以由此了解唐代社会，如衣食、器用和乐舞之类。

版本 （1）宋刻早失传，有传抄本。今北京图书馆尚藏清抄本两部，其一附李璋煜辑王念孙等辩证一卷。（2）清光绪十二年洪氏公善堂刻本。（3）1972年日本影印公善堂本，池田温解说并编制《大唐开元礼·通典对照目录》。（4）《通典》卷一〇六至一四〇“开元礼纂类”实为此书的节本。《大唐郊祀录》十卷 唐王泾撰

此书清《四库全书》及阮元进呈《宛委别藏》均未收入。《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仪注类有之，谓“贞元九年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今本卷首有进书表，谓：“谨集历代郊庙享祀之要及圣朝因革沿袭之由，伦比其文，各标篇目，裁为《大唐郊祀录》十卷，其中义有异同，皆随文注释，神位升降并写而为图，祝史陈告之词、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编于此。”计凡例三卷，祀礼四卷，祭礼一卷，飨礼二卷。“神位升降写而为图”之图已不存。卷九荐献太庙迎神第二奏注“元缺，臣陈致雍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当缪荃孙代作）考知为南唐太常博士，见陆游《南唐书》卷一三后妃传、马令《南唐书》卷一九潘佑传，吴任臣《十国春秋》复为列传。

所谓郊祀，即在《大唐开元礼》的所谓吉礼中，但此书并非《开元礼》的节本，其正文所载当为贞元年间通行制度，与《开元礼》比勘可见开元之后的变化。篇幅超过正文的案语则更有价值，不但叙述历代沿革包括有唐一代的变化，而且引用令、式、奏疏、诏制等多未见于他书。

版本 （1）一向仅有传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两部。（2）民国四年张钧衡刻《适园丛书》本。（3）1972年日本影印《适园丛书》本，附《大唐开元礼》之后。

法令类

这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都称刑法类，易和今日刑法、民法的概念相混淆。《直斋书录解题》改为法令类，《四库提要》则为政书法令之属，都比较好。今从之曰“法令”不曰“刑法”。

唐代的法令有律、令、格、式四种。《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同）这不太好懂，所以《新唐书》刑法志改易为：“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从律。”可见律是一类，是讲惩处的，而令、格、式又是一类，是讲制度规则的，亦即《太平御览》卷六三八杜预《律序》所说“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例”。其中令又是主要的，格、式是细则事例。

唐代编纂的律、令、格、式为数极多，其名称及编纂原委以《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所纪最详（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〇章第一〇节引旧志并以旧纪、新志、艺文志等校注，可参考）。今存完书止一《唐律疏议》，另外令有辑本《唐令拾遗》。《唐律疏议》三十卷 唐长孙无忌等监修

此书卷首有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长孙无忌等进《律》表疏。《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谓永徽初敕长孙无忌等撰定律、令、格、式，“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旧书卷四高宗纪作“十一月”，此作“十月”，“十”下当脱“一”字），即是此书。旧书卷四六经籍志作《律疏》三十卷，是此书本名。新书卷五八艺文志作《永徽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作《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知唐、宋时不附疏的《律》十二卷与《律疏》三十卷同时并行。《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七著录《律》十二卷音义一卷，谓“本朝天圣中孙奭等始撰音义”，今尚有南宋刻本传世。至于今所见旧刻《律疏》，均题《故唐律疏议》者，“故唐”是宋人所加，“议”则缘每条律文下都标“疏”，疏语开头作“议曰”，宋人误把“疏议”连读，遂在原书名下加一“议”字，成为《故唐律疏议》。清《四库全书》著录时又删去“故”字称《唐律疏议》。今《唐律疏议》之称已约定俗成，虽不通亦不便径复旧名（又1885年日本学者佐藤诚实在《国学院杂志》第五卷第一三号发表《律令考》，对《唐律疏议》之为永徽律提出怀疑，1931年《东方学报》一、二册发表仁井田陞、牧野巽《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进一步认为是开元二十五年所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信从者颇多，其实所提出的证据都不能成立，《文史》第五辑有杨廷福《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后又收入所著《唐律初探》，对此作了驳正，可参考）。全书计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凡十二篇、五百条。在每条律文下都有疏，引用律、令、格、式及其他文献解释律文，或设问作答，示以范例。

日本当年大化革新，向唐朝全面学习，曾于大宝元年（武周大足元年）仿照唐律、唐令编制自己的律令即《大宝律令》，养老二年（唐开元六年）又加修订称《养老律令》或《大宝养老律令》。《养老令》沿用到明治维新才废止，而《养老律》久已失传，需依靠唐律来研究日本古律。在国内，唐以后的五代、宋、辽、金、元都基本上沿用唐律，到明洪武时制订《大明律》，唐律才不再行用（参考杨廷福《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收入《唐律初探》）。

研究唐史，《唐律疏议》当然是重要依据，可据此考知当时某些制度和社会情况，可珍史料甚多，贵在利用。

版本 由于唐律在宋、元时仍生效，因此宋、元刻本均有流传，入明后才不再刊刻，到清代则作为古文献又重刻。（1）南宋刻元修补本《律》附音义，又有据此本之影抄本，均藏北京图书馆。（2）传为南宋刻本实为元刻本，旧藏潘氏滂喜斋，今不详所在。（3）元至正建阳书坊余志安勤有堂刻本。（4）清嘉庆孙星衍《岱南阁丛书》覆元至正刻本，此本流行最广，有影印本、重刻本。（5）《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滂喜斋藏本并附印影宋抄本《律》十二卷后的孙奭撰音义一卷，又用孙刻本与宋本对勘作出校勘记附后。（6）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律》附音义。（7）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点校本，用诸旧本校勘并利用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残卷，允称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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