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3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编,王思斌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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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3辑)试读：

致谢

Acknowledgement

The publishing of China Social Work Research has been generously funded by the esteemed Keswick Fo-undation Ltd.，Hong Kong.

［学术论文］

贫困单亲妇女就业阻碍的产生机制：生命历程、角色与生存心态的诠释模型

摘要 当代社会救助改革的趋势是，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如何透过积极促进政策实现工作自立，其中贫困单亲妇女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整合生命历程、角色与生存心态观点，深入访谈8位贫困单亲妇女，说明她们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加在她们身上的污名，使人们忽略了行动者的优势潜能与理性，而所称贫穷文化其实是时间积累下生存心态的反映。据此，我们倡议能力的语言转向，建议配合她们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构建足以陪伴并激发其优势能力的环境，从而达到助人自助的变迁目的。

关键词 贫困单亲妇女 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 工作福利 角色 生存心态

一 问题陈述

当代以英、美乃至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福利改革”，目前有朝权利与义务平衡、要求受助者以工作换取福利，并且搭配“萝卜与棒子”的“积极政策”（activation policy）发展的趋势（Gilbert and Van Voorhis，2001；Esping-Andersen et al.，2002；Trickey and Lødemel，2001；王永慈，2005；王笃强，2007a）。在这一潮流下，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都成为关注的对象（Martin，2014）。其中，对于贫困单亲妇女，或基于过去《济贫法》（Poor Law）中“值得救助的穷人”（deserving poor）与“不值得救助的穷人”［undeserving poor，如没有丈夫的妈妈（husbandless mothers）］的区分（Sidel，2006）；或因当代公共争议中，政策制定者既要保护她们免于贫困又要对抗她们福利依赖的“美国新两难”（new American dilemma）（Garfinkel and McLanahan，1986），或直接源于对由非洲少数族裔所构成的“下民阶级”（underclass）的种族歧视（Katz，1989），政府部门在勉强予以社会救助的同时，还要对她们所谓的问题行为进行规范（Handler and Hasenfeld，2007），从而使她们被公众另眼看待。

台湾受该项政策扩散与仿效学习的影响，也无法自外于这一波变革的趋势。包括贫困单亲妇女在内的有工作能力未就业人口，在2010年《社会救助法》增修后，配合早先资产累积（asset building）的脱贫设计，成为目前社会行政与劳工行政部门共同积极促进自立就业的目标。例如，在该法第15条与第15条第1款中，新增了促进包括有工作能力者在内的所有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成员就业的诱因机制（“萝卜”）的内容。希望通过就业收入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免计入家户总所得的保留社会救助资格设计，鼓励他们进入劳动市场，获得稳定工作。此外，对前述人员参与脱贫方案而增加的收入也有相同的规定，希望以此促进他们自立发展。在惩罚机制部分（“棒子”），对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一方面须依基本工资核算其收入，并使之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必须接受政府部门所提供之就业服务、职业训练或以工代赈，如果不愿接受或接受后不愿工作者，主管机关将取消其救助资格。

然而，尽管有前述“萝卜与棒子”的配合，但我们无论从一线实务工作者的反应，还是从社会救助绩效考核的过程中都发现，真正在资产累积与工作福利政策激励下，家庭总收入超过贫穷门槛而仍被保[2]留社会救助资格的人数极少，几乎在一成以下。究其原因，除这类人口成功脱贫原本就不容易外，据笔者观察，因生活救助范围与受益程度有限、未能充分有效供给在先，受制于乡民社会人情因素，无法落实社会救助资格专业审查在后，而社会行政与劳工行政部门基于职能划分，无法甄别及增强就业意愿、整合相关服务，致使工作成效不[3]彰等。而这些原因，归根结底，关键还在于对贫困单亲妇女，或者更广泛地说，对贫困求助者的基本人性缺乏合理且综合的了解。

例如，在一般人或政策制定与实务工作者眼中，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贫困单亲妇女备受非难的原因在于未婚怀孕、福利依赖、不愿工作乃至福利欺诈等问题行为。然而，这些看似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价值的行为果真如表面观察的那样是懒惰、依赖的结果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些妨碍就业的深层因素又该被如何诠释？长期处于资源有限的生存环境中，其种种因应策略又该如何被解释？它的背后彰显的是行动者什么样的理性？这种理性真的与一般理性人的理性有那么大区别吗？我们深知在社会科学世界中，现象的表和里、因和果之间，往往未必如心所想、如眼所见，而在观察与被观察的主客体与所处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变迁媒介的社会工作者又当如何看待？凡此种种，都引发我们的探问。

事实上，当前关于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就业阻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个人、结构和生命历程三大观点。这些观点都只揭示了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的部分面相。这些观点不是无法同时兼容个人与结构，就是只指出了前述二者的动态历程，却未能说明时间积累对生存心态（habitus）养成的盲点。因此本文尝试站在行动者的立场上，从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与社会救助制度环境的互动过程来分析她们选择就业或不就业的逻辑，试图打破目前对贫困者行为理解的偏狭，说明受访的贫困单亲妇女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加在她们身上的福利依赖等污名，使人们忽略了行动者主体能动的理性与潜在优势，而所称的贫穷文化其实是时间积累下生存心态的反映。据此，在相关政策基础上我们倡议向能力语言转向，建议配合服务使用者生命历程中的事件，构建足以陪伴激发其优势和能力的环境，从而达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变迁目的。

二 相关文献评述

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贫困妇女，在相关文献中经常被归入“劣势寻职者”（disadvantaged job seekers）（Perkins and Nelms，2004）这个类属。其他还有诸如“不易就业者”（hard-to-employ）（Brown，2001）、“易受排除伤害者”（vulnerable to exclusion）（European Foundation，2002）、“非常边缘劳动者”（very marginalized worker）（O’Donnell et al.，2003；Bashir et al.，2011）等称呼，虽然用法不同，但大体上论者们都同意，这个群体面临许多就业阻碍。《2014年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卫生福利部”统计处，2014）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台湾地区2013年6月所有法定贫穷人口（696156人）中，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为54620人，占该项人口的7.85%。其中对单亲妇女没有做更进一步的分项统计，但粗略地依中低收入与低收入第三款中，需要担任母职或亲职照顾伤病家人口的比例推计，数量在16745人左右，约占有工作能力未就业总人口的30.66%。在本文中，我们把未就业视为贫困单亲妇女所展现出来的行为，而角色（role）是理解行为与进行社会工作变迁的重要参照，再加上实务工作者乃至一般人屡屡言及贫困人口的生活习性，因此下面我们分别就就业阻碍及其中所述及的生命历程、角色冲突与生存心态等项进行扼要的文献评述。（一）就业阻碍

1.与个人有关的就业阻碍

与个人有关的就业阻碍，包括个人态度、动机、健康情形（如重大伤病、精神疾病、忧郁、物质滥用、正在接受治疗）、家户暴力、受虐、人力资本及与个人和能力（无学历）有关的说法。这些说法认为服务使用者不工作或不就业的理由为：①个人内在诸如健康情形等事实及懒散、依赖、道德意志薄弱等态度或动机（Murray，1984）；②即便有心但缺乏职场所需各种工作技能与经验；③混杂前述因失业、家暴、受扶养人口数过多、无法延宕满足、不良工作习惯等特质所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贫穷文化（Lewis，1959；Danziger & Seefeldt，2002）；④外在丰厚的福利给付让她们有恃无恐并形成反工作诱因（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

2.偏向结构的就业阻碍解释

上述说法，大抵偏向个别行动者的行为解释，受到不少批评。例如，无法确认态度、动机乃至贫穷文化是贫困者所独有；而增加个人资本也无法避免产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失业。因此，有一派从结构取向出发，论称贫困者不是不工作，而是因为：①在劳动市场分化过程中位居底层，或都市内城产业区位外移，使他们想要工作却找不到，或即便找得到工作也依然穷困（Wilson，1987）；②外在的交通、托育、社会网络支持系统缺乏，受到如性别、有犯罪前科、种族等歧视，限制了他们工作的意愿（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Anderson et al.，2004）。换言之，这是结构因素乃至制度配套不足造成的。

3.生命历程观下的就业阻碍

当然，结构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支持反对“责备受害人”的观点，然而这个取向过于偏向结构的解释结果，始终存在忽略个人主体性、把人化约成结构条件下的产物以及在实务操作上缓不济急等问题。因此，面对个人与结构的对立，有加以综合的必要。生命历程的观点，恰恰为天下不归杨（个人）即归墨（结构）的立场，提出同时涵摄二者复归中道的看法。

生命历程观从生命史中重大的生命事件出发，研究长期的贫穷动态。它看重贫穷者如何针对家户经济情况（household economy），发展出属于他们家户所共有的资源使用、资源分配以及增进家庭经济福祉的家庭经济策略（Dewilde，2003）。在这个观点下，结构论和理性选择论点被结合在一起，结构在制约人的同时也给了人主动开拓的力量；它把家庭和个人的贫穷放回相关脉络后，不但发现了他们的因应策略，也指出策略执行上的机会和限制（Moen & Wethington，1992）。穷人是天生的策略性行动者，具有摆脱贫穷处境（Leisering，2003；Leisering & Leibfried，2000）并因应外在环境的变动的能力。生命历程观凸显了主要家计负责人在“收入”（所得高于需求）与“支出”（户内人口变化导致需求高于所得）事件影响下，面对老、幼、离婚、死亡、意外、失业时容易陷入贫穷的阐释（吕朝贤，2007；陈柯玫等，2011）。而有工作能力却未就业，恰恰是行动者对相关因素做出综合考虑后所产生的因应与选择的结果。

综合前述三大类解释，我们认为生命历程观，特别是对本文主要关切的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贫困单亲妇女，对宣称作为变迁专业的社会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实务意涵。因为当我们把贫困者视为策略性的行动者时，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之所以就业或不就业的行为是行动者深思熟虑、既考虑个人也考虑环境之后策略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策略性的选择结果，无论是自主选择还是为环境所迫，除了反映现实生存所需之外，也隐含了学习仿效以及透过学习仿效可以产生学习迁移（transfer of learning）的意涵。经由这个思路，社会工作者将可以在关键重大生命事件中，找到更为具体的施力点。不过可惜的是，生命历程观虽然突出了贫困者既考虑自身又考虑环境的主体性，指出了影响家庭经济地位变动的重大生命事件的前述选择的部分，但它对具体生存策略，也就是行动本身和长此以往所造成的影响，似乎缺乏进一步的说明。对此，我们认为可以透过引入角色和角色冲突与生存心态概念加以补充。（二）角色与角色冲突“角色”指与社会位置相关的一组属性与期待。它是社会参与者事先所具有的认同（Winship & Mandel，1983），是符合社会行为要求的期望或脚本（Bates & Harvey，1975；Zurcher，1983转引自Myers，2012）。其展现受与期待（包含规则、法规、规范等）相连的奖赏与惩罚强化，可以通过与期待相左而被视为障碍的各种归因来得到清楚的观察。此外，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个人往往需要扮演数个角色，从而常常陷入顾此失彼的心理困境，这种困境即“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如果细分，可将角色冲突分成“角色间冲突”（inter-role conflict）与“角色内冲突”（intra-role conflict）两类。前者指一人身兼数个角色而导致顾此失彼、无法两全的现象，如当今有子女的职业妇女；后者则指担任同一角色，但无法同时满足两方面的需要或期望时所引起的心理困境，如身为两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自知无法使每个孩子都满足时的心情（张春兴，1989）。

在此处，我们把角色视为行为的载体，而行为是人们一切有目的的活动，由一系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动作构成。它既受到个体内在认知、情感、兴趣、愿望、需要、动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左右，也受到外在客观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Myers，2012）。以变迁媒介（change agent）自许的社会工作者，不仅仅关心行为，更致力于行为的变迁。如果我们从这个理路出发，特别是当我们把包含了认知、情感乃至意图在内的态度具体化到角色载体时，探究角色如何扮演、角色与角色之间如何冲突乃至角色如何选择离开，将牵动社会工作者对案主乃至我们自身行为的理解和变迁。而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的“未就业”行为，在这种理解下，将会是当行动者面对角色冲突时，既考虑自身又考虑环境之后，在这个社会大舞台上进行角色选择及角色扮演的结果。（三）生存心态

我们与一线工作者接触的经验显示，贫困单亲妇女求助者角色的扮演能力与她自身过去所在的位置和相关角色经验的内化有关；另外，角色扮演时间的长短和所占据的位置，对行动者问题认知与生存策略的选择也有影响。换言之，角色扮演的技巧与能力、占据的角色位置乃至由此形成的心理倾向或气质，有可能因为次数的增加、时间的延长而使相应技巧在越发精熟之际，随着经年累月、入戏太久及入戏太深，进而让依附在角色上的种种作为，由外及里，有可能从短期暂时、不得已的权宜求存之计，变成固着甚至难以摆脱的习惯，直到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与动机改变为止。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布迪厄对日常生活言行实践中有关“生存心态”（habitus）的说法中，得到参考。所谓“生存心态”是一种持续性的气质禀性（disposition）或倾向。在布迪厄的概念中，一方面它是个人先赋的，是家庭、所处阶级、所受教育社会化的结果，将预先影响行动者的认知、感觉、做事及思考的偏向态度；另一方面，这种内化了的倾向，除了赋予行为意义之外，也会随行动者的社会历程而被重新建构。它受到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包含数量、结构）和场域的影响，资本、场域一起被布迪厄用来解释行动者据以行动的理据（高宣扬，1991；刘维公，1999）。用以上有关生命历程、角色与生存心态的观点，我们来观察阻碍贫困单亲妇女就业的生成机制。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化取向深入访谈法，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主题分析，并综合文献所触及的生命历程、角色和生存心态观点，分析贫困单亲妇女的就业阻碍与其诠释。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经验以及因差异反映出来的背景脉络是质性研究所关切的重点（简春安、邹平仪，2014；陈向明，2002）。在互动过程中研究者与受访者彼此互为主体，受访者不只是提供数据的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者的澄清与对话，受访者将有机会深入理解自身以及所置身的处境；而互惠、彼此相互增强权能的精神则是这种方法的重要期待（毕恒达，1996）。接下来，我们就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目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以及研究伦理，分述如下。（一）研究对象

通过地方政府社会救助业务承办人员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推荐，我们于2012年7～9月在台湾北、中、南、东四区，先后邀请了8位贫困单亲妇女进行深度访谈。她们的基本数据经过随机编号及匿名处理后详见表1。这8位贫困单亲妇女的年龄在29～44岁（平均约为35岁），一半以上有各种不同的健康问题，高中职或以上学历，大多数做临时工或待业，其中部分妈妈负债。她们的子女人数1～3人不等，年纪最小者3岁、最大者17岁；除2位贫困单亲妇女外，其他人的子女都有早期疗育方面的需求。至于社会支持部分，其中有3位贫困单亲妇女的家属失能需要照料，有5位贫困单亲妇女可以获得来自家人的社会支持；有7位贫困单亲妇女能够得到来自民间宗教团体的协助。（二）研究问题与目的

针对上述研究对象，我们的研究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她们的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就业阻碍与其因应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而这些角色间如果发生冲突，她们又将如何调适？其二，针对外界加在她们身上的污名，如依赖、欺骗等，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同情理解？其中，对生存心态的养成机制又将如何诠释？通过对这些研究问题进行探问，我们期望能够针对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贫困单亲妇女就业阻碍的产生机制提出既能说明短期当下策略性行为又能解释长期行为倾向的较为综合的诠释模型，以便作为日后社会工作处遇的参考。表1 深度访谈受访者的基本资料（三）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

经受访者同意，除了核对社会救助调查基本资料与填写就业阻碍调查问卷外，我们还进行了2～3小时的深入访谈。其中对于部分人员日后我们还以面访或打电话方式进一步联系，持续追踪。为便于日后分析，同样在告知同意之后，我们也进行了录音和文字记录。在数据分析方法上，由于分析这类访谈数据，无论采取线性模式还是互动模式（陈向明，2002），都必须从阅读原始文本着手，然后通过深入回想受访者观点，分析、归纳组织数据，重新赋予概念与意义，并与理论文献对话，逐步发展出合理的编码及分类系统。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将如此操作。在信效度检测部分，我们使用“参与者检验”与“反馈”两种方法（陈向明，2002）。对于前者，我们主要通过后续追访的方式，将数据分析初步结果与部分受访者进行反复确认，并再次邀请她们提出相关意见从而完成数据的三角检测（triangulation），以便增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对于后者，我们则邀请实务工作者与学界同侪共同分享和讨论，经由他们的洞察及建议，再三比对数据的编码与分类是否得当，以期确保数据分析抽象化至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关联性。（四）研究伦理

保密和尊重隐私是本研究首要的伦理考虑，特别是我们研究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主题涉及她们的福利资格，因此，伦理问题格外重要。所以，研究者在邀请受访者与正式进入访谈之前，除清楚说明研究目的、程序、匿名处理、联络方式及随时提问与中止访谈之外，也特别采用书面方式强调和保证研究无关社会救助资格的审查，受访者相关的福利权利与给付不会变化，也不会受影响。在确认取得知情同意、受访者签署参与访谈同意与保密书后，我们才开始访谈研究。

四 研究发现与讨论：贫困单亲妇女就业阻碍与其因应反映出来的角色形态与角色冲突的消弭

从8位受访者的就业阻碍与其因应的行为中，我们发现她们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中，大致扮演“带着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亲职照顾者”“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以及“面临多重阻碍并有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三大角色。其中，前两者反映了照顾与生计领域的行为，而第三种角色则是对前两者发生冲突的消弭与调处。当然，这些角色更精确地说可以用角色组（role set）来表达，它是以一个特殊地位为中心的一系列相关角色的总和。但为了行文方便，我们用最主要的角色来命名并加以说明。（一）带着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亲职照顾者（简称亲职照顾者）“需照顾儿童或伤病家人”（如LSM-01、LSM-03、LSM-04、LSM-05、LSM-06、LSM-07、LSM-08）、“需料理家务”（如LSM-01、LSM-02、LSM-03、LSM-04、LSM-05、LSM-06、LSM-07）与“体力差无法工作”（如LSM-01、LSM-02、LSM-04）三项是最常被提及的就业阻碍。这些理由恰好也与《2014年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报告》的结果一致。其中，前两项、大致反映出贫困单亲妇女作为家庭照顾者的角色，是最常被言及的理由；而“体力差无法工作”，一方面可以证明过去就医用药的病史（如LSM-01因地中海型贫血所带来的头昏腰痛、LSM-02幻听自残但使用药物却又带来严重心悸、头痛不适等），另一方面也反映受访者无法从事需要久站的工作，如售货员（LSM-01、LSM-06）、工厂作业员（LSM-08），而这些又与病人角色相联系。

事实上，以上无论因基于母职成为严重伤病家人（含儿童）照顾者和家务料理人还是因目前正在就医和曾经罹病目前已痊愈的病人，往往叠合于同一人。例如，在受访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中，几乎没有例外，每个人都有病人、料理家务、照顾儿童与伤病家人三个角色中的任两个。如果此时有适切的外在社会支持网络，或许对个体来讲不会构成压力，但受访的贫困单亲妇女（不止一人），或因客观上没有（如LSM-01、LSM-02、LSM-04、LSM-05等），或因各种纠结的情感而在主观上不愿（如LSM-02），在言谈中屡屡表示，她们没有人也没有资源可以依靠。而下面两种说法，颇为典型。

你叫我找谁呢！我爸妈又不在了。我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送小孩、接小孩一天要好几趟。中间有空档要洗衣服、去打工、买菜……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你看我（身体）这个样子（手指着零乱餐桌上的各种药袋）……我老大又这么皮，一天到晚跑学校跟人家道歉…真的！刚离婚的时候，我都快撑不下去了。每天哭，每天哭！大家只会在旁边看，没有人可以靠。（LSM-01）

当时我爸妈就不同意我们结婚！结果他生意失败，欠了一大笔债，又吸毒，又打我，还在外面有小三，根本不回家！好啦！现在他被抓去关了，但是却把两个小孩丢给我养。……现在（由于房贷交不出）法院又要拍卖我的房子……我压力真的很大，我要发疯了！你知道吗？我死好几次都没死成！……看医生、吃药，让我整个人很不舒服……唉！弄成这个样子，我不敢回家找他们（爸妈）。我真的很累了，我不晓得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LSM-02）

我们综合受访的各位贫困单亲妇女的说法，从中总结出“带着病人角色孤立少援的亲职照顾者”这个角色组，可以用此来形容她们目前的处境。称她们为病人，主要是因为她们有身体上的重大伤病、精神疾病、忧郁或正在接受治疗等。之所以称孤立少援，是因为她们单亲、受暴、受虐、缺少社会支持网络的特性。称她们为亲职照顾者，则是因为她们需要照顾儿童、伤病家人或陪伴幼年子女。以上三个特性，有时单独出现，有时联合出现，在质与量上构成了求助者最基本的特质。而这些特质，不仅仅体现在受访的这些贫困单亲妇女身上。事实上，除了物质滥用之外，这些特质也与前述就业阻碍（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高度类似。至于包括酒精（酗酒）、尼古丁（烟瘾）与毒品（如安非他命、大麻等）在内的物质滥用类型之所以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有这类行为的贫困单亲妇女在这一群体中所占比例较低，或是使用这些物质所费不赀；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这类带有社会负面标签的行为被隐匿，不易被观察，以及她们由社会救助人员推荐，无论在社会功能上还是个人行为上都符合常规。

此外，当我们询问如何才能脱离目前的角色时，她们则常把希望寄托于子女长大。如LSM-02就说：“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子了！我只期待我两个女儿能够快快长大，我就放心了！”而LSM-04与LSM-08也有类似的说法，她们觉得今生能力有限，并把当前不如意的际遇归因于前世的“相欠债”（闽南语，意指命中注定的折磨不接受也不行），而期待能够“把债还完”。另外，LSM-07与LSM-03则表示知道不容易，但仍期待未来丈夫“对小孩要好，同时也愿意接纳她过去的伴侣”，一起开始新的人生。而这样的心态除了消极、被动地反映了“宿命”“认命”的“不得已”之外，我们认为它还主动积极地表示出“复原力”（resilience）概念中的希望感（hope）（无论是对子女还是对自身所抱持的）（曾华源等，2014），这一点可作为日后促使她们脱贫自立的优势杠杆来运用。（二）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简称生计工作者）

受访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在分类上虽然属于有工作能力未就业的范畴，但事实上她们并非完全没有“就业”。这里所称的“就业”涉及全职与部分工时（part-time）受雇者的区分。例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每周工时在30小时以下者称为部分工时劳动者；而美、日则以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分割点。如果我们使用较高标准的后者，本研究中包括宣称自己无业（但事实上在家从事网络游戏代练员）的LSM-04在内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除了身体不适或为了照顾家人之外，每周工时几乎都在35小时以上。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她们不是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者，而是辛勤工作但依然无法[5]摆脱贫困的“在职穷人”（working poor）。而之所以被归到此类，在很大程度上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有关。这些贫困单亲妇女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以清洁工、摊贩助手、杂工等临时工作为主（如LSM-01、LSM-02、LSM-03、LSM-05、LSM-08）。

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入门门槛不高、不需学历，也不要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而且雇主不会去问她们的过去。

吃饭时间客人多的时候真的很辛苦。不过临时家里有事，老板不会太计较。她是我们××宫的师姐，对我很照顾，不会嫌弃我（曾经罹患精神疾病）。（LSM-02）

我在小吃店洗碗虽然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可以很踏实！做一天就领一天钱，老板也不会问我以前的事（分居、罹患忧郁症）。（LSM-05）

我当工厂操作员的时候不小心弄伤手（右手大拇指与食指被切断），现在只好来黄昏市场这里帮人家卖水果。它距离我家很近，我骑机车来很方便！……我知道手不方便，只好比别人努力呀！……老板知道我离婚！……他没有因为这样就看不起我！（LSM-08）

然而，这类工作虽然有时间弹性的好处，但缺点是耗费体力、工作记录断断续续，很少有职业福利，也严重影响到日后的退休保障。

此外，LSM-04、LSM-05则在受访过程中表示，她们过去曾经担任过银行员与报关行职员。但是，因为离婚或分居搬回乡下老家，无法找到适合自己过去专长与能力的职缺；而如果重回都市相关的职场，两地的交通与租金的费用又超出收入而不敷成本。

离婚以后，我带着小孩，搬回老家休养很长时间。现和我妈妈住在一起，顺便照顾她。……回乡下找工作一直很不顺利呀！你知道在乡下工作机会很少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生活费比较便宜。……我当然想回银行工作啊！毕竟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十几年，很熟悉了。可是在乡下，没有人事背景，又已经不年轻，很难跟大学生竞争啦！（LSM-04）

我专科没毕业就在报关行工作了，我先生是老板儿子。结婚之后原本生活很好，哪知道我们老大、老二都有发展迟缓的问题。结婚后他交了坏朋友，就开始喝酒、赌博，一不如意就打我和小孩。……我实在不想忍了！……现在我搬回乡下。我想做以前进出口报关的工作呀，可是在乡下想做也没有得做！如果要到××市（港都）那里去做，光车钱就不划算，如果搬过去，房租也很贵。还好，靠团契朋友帮忙，先在这里帮忙（洗碗），多少贴补一点生活费。（LSM-05）

根据以下访谈，我们归纳出“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这个角色组，以此来描绘贫困单亲妇女在劳动市场中的工作样貌。这一分类，相比文献中的结构性就业阻碍类型，出入并[6]不是太大。一般而言她们学历不高，除少数人外，缺乏特殊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并且主要集中在次级产业（服务业）；同时她们也受到包括缺乏交通工具与居住地域缺乏工作机会等结构限制。文献中有关因种族、犯罪前科与精神障碍受歧视而找不到工作的说法（Danziger & Seefeldt，2002；Stapleton & Burkhauser，2003；Perkins & Nelms，2004；Anderson et al.，2004），在我们的8位受访者中，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来。这或许与受访者在来源上无新移民和原住民有关，但相关细节恐怕还须进一步研究确认。（三）有多重阻碍与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

参考Rumelt（2011）对策略（strategy）的界定，所谓“策略性求助者”（strategic helpee）（以下简称求助者），指那些可以通过预判服务供给者的行为，事先预想、打算，权衡各种利弊得失，然后协调行动，以便达成求助目的的服务使用者。当他们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时，不只是做计划、做选择而已，他们还能够综合预判，并且同时掌握人、我及环境的情势，对相关行动做出适当的协调与安排，以便达成目的。

因此，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认为受访的贫困单亲妇女，在因应前述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间的矛盾以及消弭前述角色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面临多重阻碍并有多元需求的策略性求助者”的角色组。在访问中我们发现，这些贫困单亲妇女同时作为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在生命历程中面临诸如离婚、患病、家暴、工伤、车祸等各种不同的生命事件时有着不同的角色冲突，而作为福利资源的求助者，她们努力地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希望能够在逆境中求生存。而这些是我们认为她们选择就业或不就业（无论是在意图上还是在行为上）并且彰显出主体能动性的重要理由。下面我们就角色冲突及角色冲突的消弭进行分析。

1.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之间的角色冲突“角色间冲突”是当一个人扮演一个或同时扮演多个角色时，因无法胜任所导致的左支右绌现象（Myers，2012），这可以贴切地反映出受访者们的处境。例如，在受访者中，除了LSM-08有老妈妈可以在家协助做家务、照看小孩而相对稍感轻松外，其余受访的7位贫困单亲妇女，几乎每个人都在满足幼童与家人照顾需求以及养家糊口而努力工作，既肩负着照顾家人的责任，又要配合雇主加班的要求，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很难两全的矛盾；同时长期角色负荷过重，造成她们生理、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健康情况恶化。而这种困境，几乎是大部分受访者共同的感叹。其中，LSM-06当时眼眶发红、强忍泪水的叙述，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孩子小时候，每天生活就是围着家里的老人（偏瘫失能）和小孩打转。……为了生活，我好像接力赛跑一样，杂工、中介、代班、折纸莲花……人家不要的，什么我都做。好不容易小孩长大一点、以为日子会好过一点，哪知道一天到晚上警察局、到法院。……（情绪激动无法说话，访谈中止）唉！我满身都是病！我真的很累了！有时候真想一了百了！（LSM-06）

另外，LSM-01、LSM-02、LSM-04也有工作时接到学校通知，要马上赶到学校去处理小孩问题的经历。

我现在看到学校打来的电话，我就怕死了！……一定没好事！……不晓得我家那个（小孩）在学校又做什么了！……我知道她不是坏孩子，可是为什么遇到事情就是不能冷静下来！一天到晚和同学吵架，要不然就是一群人出去鬼混。我不要人家说她是没有爸爸的不良少女呀！……我当清洁工一天能赚多少？而且有做才有钱。全家都靠我，我还要去买药！……讲到这个小孩我就气，真是来讨债的！为什么这么不会想！你还要我怎么样！（LSM-01）

另外，LSM-03、LSM-05、LSM-07、LSM-08四位受访者，则是因为小孩需要早期疗育，为配合看诊时间，在一周中必须向工作单位请假数次，花上大半天时间，接送小孩到相关地方接受治疗。例如，LSM-03就是因为需要带孩子接受早疗而放弃全职工作的例子。

我女儿是CP（脑性麻痹）。我不知道我都哭过多少次了！每周都要带她到××（机构名称）去做复健。……我们组长已经很体谅我，把我改成临时班（工作）。虽然钱少一点，但是你说我还可以怎么办？（LSM-03）

而发生在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几乎构成了贫困单亲妇女生活的主要部分。内外交迫之下，为了生活，她们不得不发展出相关的因应策略。

2.成为策略性求助者消弭角色的冲突

事实上，这些贫困单亲妇女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依赖社会救助系统的，她们往往先向亲朋好友等非正式社会网络资源求助，直到“弹尽粮绝”或原有非正式支持体系已经应对无力之后，才转而进入正式福利体系求助（王笃强，2007a）。这一点与我们在这次访谈中的发现——贫困单亲妇女的求助顺序是先手足再父母随后向亲戚和朋友要求“救急”，最后才找上政府部门——相类似。如LSM-03与LSM-07都有“临时交不出钱”向兄、姐开口得到不定期资助的经历。然而这与“优势观点”（strengths perspective）假设服务使用者先向有关福利体系求助，而倡议回到社区向非正式支持体系寻找资源绿洲的预设（宋丽玉、施教裕，2009；Saleebey，2004），在脉络上显然有着文化上的不同，很值得我们参引时予以区别和关注。

随着进入正式的福利科层与民间福利体系，受访者为了调解亲职照顾与工作生计的冲突，努力地让自己符合受助资格以便顺利取得生存资源，逐步形成获取帮助的策略性行为。这一点，在本文所关切的、强调不尽工作义务就取消福利权利的“工作福利”体制里更为明显。例如，LSM-01、LSM-02、LSM-03、LSM-04、LSM-06、LSM-07、LSM-08，就曾经提到刚刚取得社会救助资格时，正好经历离婚（如LSM-01、LSM-03、LSM-04、LSM-06、LSM-08）、重病（如LSM-02忧郁与精神障碍、LSM-07小孩脑性麻痹）、丧亲（如LSM-01丧父、LSM-04丧子）或是意外（如 LSM-06遭遇车祸）、失业（如LSM-02、LSM-03）、入狱（如LSM-02先生入狱服刑）等事件，当时既不清楚公私部门相关的福利信息，也不明白如何快速申请并获得相关的福利。结果，不是“四处碰壁”，就是“同一件事要跑好几趟政府机关才办得成”（LSM-07）。此时，身心健康危机、孤立退缩或者再求助是常见的现象（曾华源，2012）。例如，LSM-02就表示：

那个时候，我先生不在（入狱）、小孩不乖、自己神经（精神）也有毛病，已经好久睡不着觉！我整个人快要崩溃了！……什么都不知道，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后来，师兄看我这样不是办法，载我去看病。又去找里干事申请中低收入户。我很感谢她们，要不然我不晓得那段日子怎么过。（LSM-02）

另外，LSM-07是受访者中较年轻的。她也表示，当知道自己孩子有问题（脑性麻痹）时，心里很懊悔、有罪恶感，随着男友家人指责和男友最后离她而去，那时的人生跌到谷底。

我的小孩早产！原来就不好带。后来，医生告诉我，他有脑性麻痹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当场哭倒在墙边。……都怪我不好，害了他。……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什么叫脑麻，也不晓得谁可以帮我……有很长时间我不敢出门见人……心里想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平……是在处罚我吗？（LSM-07）

但到了逐渐适应这一新角色的中期，随着扮演这一角色的时间加长，相较于初期，她们已从各种挫折及与各方（正式、非正式助人体系与同侪）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到如何主动搜罗、比较、甄别不同助人对象的期待［例如晓得带有宗教团体色彩者在施善过程中期待“教化”（接受该所属宗教的价值或皈依投入该教）］；而在手法上，不管是通过直接、间接的请托关说、无计可施之后的诉诸情绪，还是综合前述不害怕丢脸、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一试再试”，逐步发展出各种“办交涉”的策略（Wang & Pak，2015）。例如，笔者在与LSM-07比较熟悉以后，她就提起：

我原来不是基督徒呀，可是因为小孩的关系，他们真的很帮我。他们很温暖，对我很好想啦，我信教啦（笑）。不过也没什么不好。后来跟他们一起参加团契，就信啦。……你说申请低收入吗？公所人员很刁（难）我。一直不给我过。……后来我去找××，他有个朋友是议员的助理，去说一下，我才有中低收。要不然都没有人理你。（LSM-07）

另外，LSM-06则是另一个不断尝试、努力改善自己生活并且“极力配合助人者”的典型，她说：

我知道他们（指社工）也很辛苦，也很帮忙呀！……所以只要有活动、要我来当志工，我一定会来。互相、互相啦！……还有，有时候人家忙，事情会忘记，你一定要去跟他讲。有时候要多去“撸”（闽南语，即烦人）几次啦！……我以前会觉得很丢脸呀，可是这是我们的权利，不是吗？……还有，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这样跟其他伙伴们（指参加志工活动的其他贫困单亲妇女）说，自己要努力，不要怕，就去试。（LSM-06）

而这些，某种程度也表现出，她们面对生命历程中的各种“不得已”，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情、利害的拿捏以及世故、老练的一面。事实上，与上述类似的说法，在LSM-01、LSM-02、LSM-05、LSM-08身上也可以发现。她们多少都会配合社会福利团体到各种场合当志工。最起码从表面来看，她们乐于当志工，通过当志工交朋友，也分享、交换各种信息。例如，LSM-08就说：

我们这群姐妹都是“歹命人”（闽南语，即苦命人）。可是我们在一起（参加团体活动）会发现，其实自己不是最苦的，还有别人更辛苦。……而且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好像感觉就好一点了。……还有我们也会“好康斗相报”（闽南语，即相互通知哪里有好东西），例如××超市晚上10点关门前东西会降价、××大卖场有特惠玩具要赶快买、××基金会在什么地方发东西……（此时受访者语调升高，变得很高兴）。（LSM-08）

到了这个阶段，求助者角色逐步发展到后期，已然精熟前述各种技术，而且熟悉各种生存之道。即使总体资源并不丰富，但生活在其中已经不再慌乱，清楚目前所在的生态系统（ecosystem）中，各种可以取得的滋养物（nutrient）的位置以及生存对手或竞争者的策略，并且从中发展出因应之道。

3.策略性求助者消弭角色冲突示例：为什么不就业

就以本文最关切的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贫困单亲妇女“为什么不就业”或“为什么要维持原有看起来比较不好的临时性低薪工作”问题为例，我们发现这些贫困单亲妇女的策略性行为，综合表现在“如何最起码地维持现有条件，既要增加收益，又不丧失福利资格”的生计衡量上。而这一衡量，既包括求助者清楚获得福利资格相关规定的认知上，也包括把目的转化为相关行动的能力上。在英、美文献中，诸如福利依赖、福利欺骗乃至华人文化中攀关系、套交情等人情相关策略，一般而言都是这个脉络框架下的产物。

而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有一些化解亲职照顾者与生计工作者角色冲突的策略，现整理如下。（1）有意选择高时间弹性、能配合自己及家人时间需求的工作，以便兼顾子女上下学、家人或自己就诊复健和医疗的时间，或因应突发临时请假的情况，或不受上下班限制只要在家就可以营业，等等（LSM-01、LSM-02、LSM-03、LSM-04、LSM-05、LSM-06、LSM-07、LSM-08）。

除了前文引述过的说法外，我们无论在“最期待的工作形态”的问卷调查中还是在访谈过程中都发现，上述性质的工作是她们的首选。例如，LSM-05就说：

虽然以前在报关行赚得比较多，但是时间被绑死了。哪有可能像现在，我跟老板讲一下，就可以带我小孩去复健。……现在比较自由啦！

另外，LSM-01、LSM-03、LSM-04、LSM-07也表示，最期待的工作是能够在家从事网络拍卖工作。

我最想做化妆品网拍！我在百货公司当过专柜小姐，我知道会有很大的市场呀！它成本不高，只要有稳定的进货管道，应该生意不错！还有呀，我又不必朝九晚五，每天站到脚都肿了，不必开发票，又可以照顾小孩。这种工作最好！（LSM-07）

我也做辣椒酱啦，朋友都说很好吃哟！后来有学生帮我架一个网站，就拿到网络上卖。现在生意还可以啦，就是忙的时候人手不够，（生意）做不大。要订要早，你团购的话，我就多打几折给你。（笑）……我比较喜欢这个工作，自由，又可以顾家人。（LSM-06）（2）刻意争取有实质收益但不列入所得计算的工作，如不开立收据的摊贩、日薪临时工、网络销售业者与从事其他有灰色收入的工作（上网代练、“租借人头”等）。而从事这类工作，除了避免福利资格被取消外，还有规避银行强制扣押收入、要求偿还债务的好处。

另外，当问及更深入一点的与收入、社会救助资格有关的问题时，受访者的响应非常低调，或是改变话题，或是表示不想说了（如LSM-04）。直到彼此关系更熟悉、相互更信任，在多次旁敲侧击之下，受访者会略微透露额外的收入来源。例如，有一次到LSM-04家里探访时，发现她房里有四台正在同时开机的计算机。在我们好奇地询问之下她才透露，她是网络游戏的代练员，正在替其他玩家挂网代练，并依不同难度等级收取不同的费用。当然，这类人恐怕仅占少数，收入的总量与稳定性还有待日后了解。

另外，还有多位受访者说，她们不想进到一般认知下、福利比较好的、典型而正式的劳动市场中工作，是担心钱因此被扣光了。

老实跟你说，我有欠银行卡债啦！只要薪水一入账，就被扣1/3，再加上生活费，根本没有剩几块钱。我再怎么赚，也没有它扣得快呀！所以啦，除非赚更多，要不然如果是你，你会做吗？现在，我做一天拿一天，比较好。（LSM-02）

这种类似说法，欠下卡债的LSM-07与LSM-08也都提到过。显然，选择在哪里工作，绝不是笔糊涂账，而是笔精打细算的聪明账。（3）即便选择从事全职工作，也会计算因此新增的诸如托育或看护成本后的实质收益，与不工作领取福利的差额以及投入的时间与心力。

例如，有年幼需要托育子女的LSM-07，就提出下面相当典型的观点：

我当柜姐（百货公司专柜售货小姐）的时候，一个月26000（台币）啊！可是你算算看，先被银行扣掉1/3［快9000（台币）］以后，还剩不到18000（台币）。然后，一个月保姆费14000（台币），再加上副食费1000（台币）、尿布和奶粉钱2000（台币），还有加班晚回家延长保姆时间的钱约2000（台币），加起来起码快要到20000台币。根本不够用。这还没有算房租喔！还有，我要不要吃、要不要穿，上班要不要交通费呢？你说，我为什么要去赚疲劳呢？换做一般人，应该也不会吧！（LSM-07）

还有，对比同样也请保姆带小孩的两位妈妈，当询问工作收入与保姆费时，她们的回答也差不了太多。她们都提到“赚的等于都给保姆了”（LSM-03）或“等于替保姆打工”（LSM-01）的看法。

其中，只有家中有老母亲帮忙带小孩的LSM-08是个例外。她也因此表示：“欠债就要还钱，希望给孩子一个好榜样。”（LSM-08）

但在这么说的同时，她也认为“请政府看到我们的辛苦，把社会救助资格放宽一点，房屋租金、子女教育费、健康保险费的补贴再提高一点”（LSM-08）。

综合上述，这些都是影响受助者选择不到正式劳动部门就业，或者说她们倾向于维持目前临时性的、被主流社会认为不是那么具有保障与福利的工作的原因。也因此，所谓“有工作能力未就业”这个议题，就受访的8位贫困单亲妇女来讲，是个假议题。它假定她们并非未就业，其实她们的就业只是目前官方税捐稽征体系或劳动统计部门无法反映出来。而目前政府劳动部门如果仍然以一般理解中“典型的”就业类别作为促进她们就业的目标，除非她们的就业收入高到足以支付相关债务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并且还保有足够的剩余，否则这些贫困单亲妇女将“宁可”或只好“不得已”地停留在目前她们认为有滋养物的生态环境之中。

依据上述，我们认为贫困单亲妇女在面对照顾责任与生计工作冲突时的相关因应，恰恰反映出逆境求存、善用其街头智慧的主体能动性。选择就不就业、就哪一种业，在这个脉络下面，正是她们深思熟虑，考虑人、我环境后，自主选择的结果。她们不是表面上或一般人理解中缺乏自主性的福利依赖者；相反，她们是在多重阻碍下有着多元需求的策略性的求助者。现有劳动市场中符合前述条件的工作数量相当有限；即使存在，也因其位居次级劳动市场，致使薪资、相关职业福利保障缺乏或不足，或因属于新兴工作缺乏相关保障，一旦受到盘剥、求告无门，就会使情况更加恶劣。总之，没有一定福利资格认知能力的求助者，过不了领取福利的门槛；而拥有认知能力能够过了门槛却不具备操作取得资格的能力，也无法取得所需资源。即便拥有上述能力，结构环境中到底有多少这类工作机会，获得这些工作机会能不能使其摆脱在职贫穷，这些都是理解她们选择成为“未就业者”的关键。

五 研究发现与诠释：贫困单亲妇女的生存心态与其养成机制

对于以上种种触及人心内在幽微之处的利害考虑，我们该如何给予综合的理解？面对部分实务工作者或研究者对贫困单亲妇女具有善[7]于欺瞒、福利依赖、人格内外不一等贫穷文化特质的质疑，又该如何响应呢？下面，我们要在前述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试着从表层到内里，分别就人格内外不一缺乏统整性、角色扮演的时间效果和其变迁如何可能等项，给出我们对贫困单亲妇女生存心态与其养成机制的诠释。（一）弱者街头智慧下，表里难分，但却清楚损益利害的综合判断

置身脉络、同情地理解，是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人、引入资源、陪伴受助者过程中的重要特质。把它放回前述，我们认为贫困单亲妇女就业行为的关键，是面对就业阻碍与进行生计衡量后，对于损益利害的综合判断（见图1）。我们认为，图1可以用来解释并响应贫困单亲妇女欺瞒、人格缺乏统整、表里不一等批评。图1 策略性求助者表里损益利害的综合判断与就业行为

事实上，人格一致是西方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思考下的产物，在华人文化中源自对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相对化的界定，其行为举止的规范中恐怕未必存在西方心理学严格定义下的所谓同一性的问题。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里，中国人的“自我”往往通过人我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恰如其分地善尽彼此的义务而得到阐释，这似乎很能说明这一点。而义务中的“义”依据《中庸》“义者，宜也”的说法，也就是适宜、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人与事关系的意思（谢冰莹等，1987）。所谓人格不一，甚或被视为对隐瞒、欺骗、重利等行为的批评，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贫困单亲妇女所处的脉络里，不啻她们在综合了所拥有的各式各样的条件及限制，诸如生活经验、社会网络、社会应对等，在当下对贫困生活所做出的、最适宜且合理的响应。

据此，我们更进一步地说，就业阻碍研究中的种种无法就业的说法可被视为“表”；生计衡量过程中求助者所真正珍视的损益利害则可以被当成“里”。她们所选择表现出的乃至所扮演的，或许被社会斥为欺瞒、人格不一致的角色行为，是衡量表里、考虑与她们互动的，包括亲人朋友、公私福利科层乃至社会文化制度在内的人与事、人与环境后的策略性行为。

例如，受访者为回应家人的临时照顾需求、为避免薪水入账后损失福利资格或因抵付债务而降低实质所得，明知职业福利保障水平较低，却仍然有意选择高时间弹性、临时性的非典型工作；或者为了更方便地获取相关信息，借由担任志工并且配合参与各种活动，有意与福利官僚接近；再或者通过假离婚、分户、将财产挂靠在他人名下等方式，来满足社会救助法中家户与财产的限制，以便顺利取得低收入户的资格，这些都是这个理路下的产物。我们很难轻率、浅显地以懒散、不愿工作、福利依赖甚或福利欺诈来批判她们；相反，这些策略恐怕是弱者们长年累月在街头打滚所形成的街头智慧。如果没有这些带点狡黠的街头智慧，她们恐怕难以在逆境中求生存，更遑论在未来还要期待她们脱离贫困。

再者，表/里之间、虚/实之间，也未必有因/果般的直线关系。例如，在带有病人角色的亲职照顾者角色组中，病人角色除了反映受访者的确正罹患或曾罹患生理、心理疾病外，也反映出把自己定位为亟须相关专业人员关怀和帮助的弱者（Armstrong，1989）；而亲职照顾者除了描述具体的照顾行为之外，也反映了尽责履行亲职这项受社会赞赏的文化标准。这二者，无论受访者们经意或不经意，都是最容易被说出口，也不必担心被贴标签的理由。透过这两项角色的展演，在疾病无法全然归咎于个人、社会倾向于颂扬践行亲职的规范前提下，受访者一方面表达出有生理、心理疾患健康上的弱势乃至照顾人义道德上的优势，希望得到社会及助人者更多的同情和关注；另一方面也借此作为要求社会乃至助人工作者履行救助或减免其社会责任的理由。而这一点再加上引入外在媒体、民意代表等力量的推动，和民选政府害怕受助者出事（死亡或患重大伤病）、闹事（抗议、代表关说、找来新闻媒体），凸显其冷血或照顾不周，让情况复杂（王笃强等，2014），结果原本在表面上，被认为是就业阻碍原因的疾病和照顾家人，在复杂的计算之下，与取得相关福利给付相混淆，到底孰因孰果，很难分得清楚。

同样的情形也在处于劳动市场边缘、受到各种限制的生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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