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治年 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作为研究的设计：CHAOS可持续设计的理论与实践试读：
前言
混沌Chaos在过去五十年中，对混沌理论和量子力学相关的动态系统各类研究，由于计算机复杂几何和随机定义的轨迹模拟（计算）技术能力提升，而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动态仿真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确定公式：科学家记录各种现象，成为参与过程和验证结果，但这并不预示着是各类现象的总体陈述，他们往往会对最后的结果感到十分惊讶。科学家们注意到这些只能作为常规经验的注解，也就是说，组合的结果往往是作为行动指向的基本标准。事实上，“混沌”在数学术语中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混乱。其属性不是从毫无关联的随机积累中形成的。而是出现在被称之为“混沌理论”—一对紧密联系的，表面上似乎矛盾的概念：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它解释了在特定的混乱状态中，因缺乏某些内部通用逻辑而产生的现象。
混沌—本质是一种不确定的轨迹，因为系统对局部个体尤其是在任何一点上敏感性参数的变化，而导致整体涌现的干扰和改变。混沌理论的贡献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假设—确定性模型为偶然性留出了空间，一种不可预测的维度和随机性。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是一种兼具质性思考与量化分析的方法，用以探讨动态系统中（如人口移动、化学反应、气象变化、社会行为等）无法用单一的数据关系，而必须用整体、连续的数据关系才能加以解释及预测之行为。复杂性Complexity
一个实际对象的复杂性是由大量、各种不同的状态所呈现出的。
玻璃，是由单一的氯化钠原子构成的，是一个均匀的低复杂度的对象。而手表则是一个更复杂的对象。因此许多生活问题其实就是一系列极端复杂性对象的例子。
因此，一个农场就远远不如大片大片的森林来得复杂，当然也不如一个动物园来得复杂。
然而，复杂性如何获取、保持和改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普遍存在的调节这些过程的自然规律。这是今日科学的一大挑战：找出一些值得被称为复杂性的通用理论。例如，在高迪的进化建筑中，我们可以跟踪一个清晰的复杂性的增长。
复杂性是混沌性的局部与整体之间的非线性形式，由于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这个非线性关系，使得我们不能通过局部来认识整体。社会性Socialization
社会性是生物作为集体活动中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有利于集体和社会发展的特性。人的社会性是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的属性。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
参数化设计是在变量化设计思想产生以后出现的。
参数化设计本质上就是要找到一种关系或规则，把影响设计的主要因素都组织到一起。
这里将影响建筑设计的因素看作参（变）量或参数，形成参数式或叫参数模型，并用计算机语言进行描述，通过计算机技术将参量及变量数据信息转换成图像，这个结果就是设计的雏形。设计研究Design Research“设计研究”是在一个大的“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行动/思考/选择，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首先预先根据可能出现的设计问题制定若干对应的方案。并且，在实现设计最终方案的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来制定出新的方案，或者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来选择相应的方案，最终实现目标。可能性Possibility
可能性是指事物发生的概率，它是包含在事物之中，并预示着事物发展趋势的量化指标。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是L.Von Bertalanfy系统论的发展。
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CHAPTER01生存复杂性城市混杂区公共环境可持续设计研究以2012ASLA获奖作品为例一、复杂性科学概念下的复杂性环境设计观
当代设计理论关注的焦点正从20世纪80、90年代对哲学理论的借鉴进入到新世纪的科学领域，一方面新的科学理论正逐步为设计界所借鉴，另一方面全新的科学思维方式与方法也正在通过交叉领域的研究渗透到设计的各个门类以及设计的全过程中去。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全球化、数字传媒、非线性科学的影响，设计从研究的内容到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科学、技术、个人与公共生活的许多领域，复杂性设计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受到认真关注的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s），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科学作为一种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其首先是一场方法论或者思维方式的变革。复杂性设计是指通过考察设计外部的限定因素和组织内部的可变因素，为不同“类”和“群”的人设计满足他们需求的物和物系统。物品构成了复杂的物体系，人群构成了复杂的人组织，复杂的物体系和复杂的人组织造就了复杂的事系统，也使我们以为人类创造合理的生活方式为终极目标的设计变得复杂。就环境设计而言，作为一门发轫于1750年的，由工业文明催生的现代设计体系内学科之一，正是机器化大生产导致了制作与设计的分工，才最终蜕茧化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设计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赋予形式以简单意义”这个早期定位了。复杂性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运作的非线性特征，同时动摇了人们通常看待事物时那种传统、机械、线性、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设计师已经不能仅仅以产业生产的“绘图员”或者“装饰艺术家”的角色存在于这个混沌和有序深度结合、非线性与线性逻辑系统混合组成的复杂性综合体世界。
从1999年北京世界建筑师大会的“建筑学的未来”主题，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02年的“未来”，2004年的“变异”，2006年的“超城市”，2008年的“超越房屋的建筑”、“传播建筑”，随着现状科学的新趋势与建筑的新发展，现阶段的设计研究已经从早期现代主义对空间、形态、构造方法的研究进而成为一种从科学获得启发，借鉴相关的科学理论、成果和方法，对信息时代受复杂性科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以非线性哲学为思想依据、以计算机作为辅助设计工具的，试图通过建筑复杂多元与变幻莫测的直观形态和丰富空间体验来模拟与还原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设计研究。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以建筑学形式语言敏锐地回应时代的巨变，弗兰克·盖里（Frank Owen Gehry）走向了建立在数字化生产和个人风格的构造美学，格雷格·林（Greg Lynn）用计算机工具为方法生成新型的空间，库哈斯则试图将建筑学部分地定位于更广泛的城市社会系统，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则执着于如流体般动态塑形的形态，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将媒体消费的概念引入建筑表皮产生非物质化的信息建筑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信息时代背景下，设计师开始探索当代复杂性科学概念下的复杂性设计、数字化设计以及未来设计发展的可能性。在建筑设计领域，善于总结的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敏锐地感受到了来自复杂性设计的影响，在1995年出版的《跃迁的宇宙中的建筑》一书中，他为所谓的“宇源建筑”（Cos-mogenic Architecture，一种由复杂性研究所带来的新的建筑风格）总结了八个特点：建筑应尽量接近自然并使用自然语汇；建筑反映宇宙原生力量的本质（自组织、衍生等现象）；建筑反映系统的组织层次、多价性、复杂性与混沌的边缘；建筑应建立自下而上的参与性系统以保持最大程度的差异性；通过拼贴、激进的折中和叠置实现建筑的多样性；建筑应反映时间性；通过双重代码（美学和观念）实现建筑的多层关怀；建筑应借助现代科学发现宇宙规律。从以上八点我们不难发现，詹克斯更多关注的是来自于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提出的“褶子（Fold）”、“图解（Diagram）”、“生成（Devenir）”和“条纹与平滑（Striate ＆ Smooth）”等复杂性哲学概念在当今的建筑思潮及建筑理论中的直接引用并在作品中加以体现。二、作为被研究的“后城市”复杂性
城市环境设计在当今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挑战与尴尬并存的。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消解地域、消解领域、消解主义后即将或正在产生剧变的时代。一切以“后”为标榜的文化转型与文化批评—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代思潮到后现代思潮，从机器时代到后机器时代，从物质社会到后（非）物质社会等，无非都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当今的世界从科学到技术，从社会到观念，从建筑到城市，形成的远远不是以往那种线性的一维视域，而是不断在推动中趋于自我完善的网状发展结构。脉络消解的城市正在扩张和分散着，并日趋全球化，那些为本地的经济、文化和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服务了数百年之久的城市形式和结构渐渐被人们遗弃。今天，由清晰的中心、邻里、街道和房屋组成的传统城市形式，在势力范围更大的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大都市中，已经逐渐沦为了城市片断而存在。美国城市规划师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认为，新兴的城市空间和时间现实受到了变革的媒体、交流和运输技术的驱动，将促成新的城市实体和新的城市形式。18世纪的前现代城市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伟大的现代城市的理性建设土崩瓦解，建筑、景观、城市结构与社会和人类活动之间不再对应相关。城市的背景编织开始被拆解。
任何系统或过程，即任何完全由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构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复杂的，比如：自然客体（植物或河流系统）、物理的人工制品（手表或帆船）、精神生产过程（语言或传授）、知识的形态等。所以，复杂性设计在城市环境设计中研究的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即是关乎系统组成要素的数量和种类多样性的问题，以及相互关联的组织机构和运作结构的精巧性问题。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设计”被认为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纵观人类历史，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创造文明，其最基础、最主要的创造活动就是造物。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在早期的城市环境设计中，很大程度把其与单纯视觉审美上的外环境装饰、外环境美化、外环境整治合并或混淆，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物”的机械性设计观念。然而，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带来的如此复杂的变化之中，其本质是每一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升级对“设计”这个概念的重新定义及其所涵盖范围乃至研究方法的一次反思或批判。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空概念，时空尺度彻底颠覆了工业社会时代设计哲学思想下指导的城市环境设计范围、设计内容、设计意义，环境设计已经或正在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及其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现代主义简洁、纯净、纪念式的城市设计美学风格，以及那些为超大规模的建筑而准备的英雄式的现代主义手法，面临的却是欣赏趣味和现实需求已经发生变化的大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现代主义运动的代表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在对机器性过度的赞美和颂歌中换来的却是大城市普遍出现的城市中心区的日益衰败。于是，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开始对美国城市生活中的大众符号进行研究，并试图创造生动、有活力的城市意象。他提出在建筑当中应该将“情境”（Context）视为一个考量的方面，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知觉背景”（Perceptual Context）为研究切入点，以接纳多元性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建筑设计方法，展示背景环境对于建筑的重要性及影响。它考虑“情境的艺术”和肉眼所感知到的环境要素，并将“设计”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来进行批判与探讨，这正是对当时作为风格的现代主义设计美学的深刻反思。这种从研究的角度来对“后城市生活”的内在规律与结构进行探讨而非一味对“物”本身进行形式上的模拟，将设计“从功能主义的满足需求到商业主义的刺激需求，进而转变到非物质主义的生态需求”。我们这个时代设计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复杂、多元化、全球化、领域交融、在新的体系下探索共生并将在设计的各个方面产生新范式的时代。作为一种趋势，对于城市环境设计的探讨应在传统物质设计为对象的基础上，探究设计价值观层面更为深入的内涵，而这种设计的成果不是静态的，很可能是一种动态。三、迈向生命时代的可持续公共环境设计研究—以2012ASLA获奖作品为例
詹姆士·科纳（James Corner）在《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一书序言中写道：景观很少是单指田园风光和园艺栽培，它的运用多元而丰富，蕴含着城市化、基础设施、策略规划和围绕熟悉的自然和环境主题的探索性意念。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景观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功能方面，进步到了对社会观察或批判性的认识，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景观跟建筑、室内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以一个公共性的形态参与到社会中，而公共性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设计研究与实践中恰恰是最受重视的。
由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条件，城市混合区公共环境景观发展有其不同的形态。美国大城市比较典型，受政治和文化影响较小，形成了可达性高、摩天大楼高密度林立的形象，如纽约的曼哈顿区。欧洲的发展形态则往往体现在城市的历史核心，有不少文化历史内涵丰富的区域，所以在形态上以多层和低层建筑为主，街道多为中世纪狭窄的街巷。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一方面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开发，郊区的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供给不上，旧的工业区和居住区也就不能及时迁走；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急速膨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大城市，寻求就业，造成城市住房紧张，环境每况愈下，给城市造成很大压力，城市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发展，因此造成城市混合区公共环境景观中各种功能混杂的现象。
在ASLA美国景观设计学会竞赛胜出方案中，CHAOS设计研究实验室作为一个主要是以城市空间中的复杂性场所空间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团队，选取项目坐落在北京永定桥下的城市混合区公共环境区域。基地周边交通拥堵，旧的区域与新的区域空间缺乏过渡缓冲，当代城市大规模市政建设在借助周边资源发展的同时，却忘了与周边原有环境的融合。永定门位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老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始建于明嘉靖时期，为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1957年被拆除后于2004年重建并扩建为公园，呈现出北京旧城城市完整的中轴线布局。然而，永定门以南则是大片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造的住宅区及低矮建筑群。两个区域对比突兀，由护城河分隔开的两边不管在高低程度还是在建筑形式上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两区域交界地带公共环境缺失。永定门桥则成为其间承载建筑群高度、现代化程度、发达程度、接纳人群种类等的分界点。而前些年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北京流浪人群将永定门桥下空间作为自发性搭建的庇护场所则更加恶化了这一边缘性分界的状态，流浪者聚集在这个地方自发地形成自己的安全空间。与此同时，沿护城河的空间又是当地居民做早操放松和散步的地方。桥下这种混杂区的寄生状态正是当前复杂社会环境下城市问题的缩影，正如生物学中的多种群共生状态一样，自发形成的城市空间与结构虽然表面混乱，但内在却存在着非常严密的系统关系，而这种关系远远不是简单可以阻碍拦断的。因此，该设计竞赛作品一方面目的在于改善居住环境和给流浪者提供庇护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想探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杂性设计观在城市混杂环境区域的景观社会学问题。
库哈斯（Rem Koolhass）在对法国维里·诺维尔改造规划中提出了“反转”的概念，使设计目的变成一种反常。它主要揭示“不该发生”的状况，而非关于“什么是应该建的”；不再寻找“设计师想要什么？”而是定义“什么是当地人愿意接受的”；不再追问“哪里可以改建”，而是如何“杜绝建筑”。如果以这种概念考虑该区域，建造不应该是政府想要什么，而是定义“使用者愿意接受的是什么”，不再追问“建造的效果如何”，而且是思考“建造之后是否能解决问题”。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认为20世纪机械时代是不允许暧昧性、异质物质、偶发性、多义性存在的，而21世纪的新时代将成为生命时代。所谓生命时代，就是正视生命物种的多样性所具备的高质量和丰富价值的时代。机械本身不能生长、变化和新陈代谢，而生命却拥有惊人的多样性。从詹克斯的“宇源建筑学”开始，包括联合网络工作室的“流动力场”，格雷格·林的“动态形式”，NOX的“软建筑”，FOA的“系统发生论”，伊东丰雄（Toyo Ito）的“液态建筑”，卡尔·朱（Karl Chu）的“形态基因学”等，无不体现着世纪之交当代建筑的变幻纷呈。
本次研究性设计采用共生的可持续设计方法将简单粗暴的清除式策略予以取代，代之以竹编结构作为永定桥下空间的庇护场所表皮隐藏（融合）在周边环境里。竹子在中国很容易取得。与钢筋、砖、混凝土等其他建筑材料相比，竹子具有低碳、绿色、廉价、高韧性、高可变形性、高抗拉刚度和重量轻等特点。竹编结构的各种空间设计是建立在流浪者和路人之间的流线冲突和行为方式的基础上的，同时通过参数化的方法将竹编结构疏密以开合的方式将外部景象透射出来，使表皮围护与景观地景统一呈现在城市混杂区环境中，隐蔽中有暴露，一方面使城市地景得到过渡，另一方面加强了使用者与空间的互动性，人们在参与并使用空间时，随之带来的是交流、情感以及体验的乐趣。我们重新定义了流浪者与他们在桥下的生活空间之间的母体与子体的关系，这就像豌豆和豌豆荚。我们将此空间设计成为一个全新的景观（根据流浪者的行为而丰富的空间景观）—母体，以及景观中的庇护空气蛹—子体。设计重点通过对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的使用者高峰期的调研，记录人流动线，拟定几个主要的动向视点进行分析。通过动向视点的观察对参数化竹构表皮进行折面设计，保留原有临时居住者的储存空间（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这些住户贮存空间很可能发展成为结构的一部分），移除临时私搭乱建的不安全部分，设计可移动临时性庇护空间—空气蛹予以取代，为他们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作为一个自发生长的可持续过程，竹结构随流浪者的数量而自由生长，庇护空气蛹自由分布在结构上成为流浪者睡眠和休息的空间，人的使用使它变得丰富，并不断扩大。等流浪者离开时，景观恢复成原来的公共场所。该项目的空间设计具有自发生长的延展性，能够随着人的使用行为生长和扩散。
研究性设计探讨的交互性环境景观体验旨在追求完全科学理性的秩序的同时，也加入了对人作为使用者和参与者主体活动的内容和秩序。以复杂性设计理念从整体系统论出发来把握对象的存在，将建筑、环境、城市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具有自组织性的开放的系统。我们认为环境景观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强调设计作品体验的交互性与可持续性。从一种机械时代基于“物”的设计观念转化为生命时代基于“生长”的设计观念，生活方式、互动体验引发的物质与非物质设计的高度综合将成为环境设计的核心研究对象。城市混杂区公共环境设计领域的研究有必要在哲学、美学之外更加注重信息时代背景下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科学观念与成果，以参数化、新媒介、自组织生态系统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达到对以环境设计为主体的设计实验可能性结果的陈述与涌现，以真正加强环境设计学科体系的研究性。参考文献
［1］［美］威廉·J. 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吴启迪，乔非，俞晓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曾坚．当代世界先锋建筑的设计观念．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
［3］赵凯荣．复杂性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张为平．荷兰建筑新浪潮—“研究式设计”解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混沌之变 气象万千
传说，盘古在天地混沌之间待了一万八千年，有一天终将天地两股气体逐渐分开，阳清升为天，阴浊降为地。盘古的成长一日九变，最终达到一个境界，也开辟了他的理想境地—“神于天，圣于地”。 这六个字代表了一种人格理想：既有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飞翔，又不妥协于现实世界的障碍，脚踏实地才能够在大地上作为。理想与现实成了我们的天和地，这混沌之变就像是理想主义的写意，气象万千，混沌却不浑浊。老子也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混沌的境界，也许是能生万象的一元。
看看现在的世界，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带来了无序扩张、对环境资源的肆意破坏，甚至是文化和精神信仰的缺失。当代每一个设计人都急于找到新的突破点，重新审视设计的方法与手段，重建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董治年就是其中一个，作为CHAOS（混沌）Design Research Studio 设计研究实验室的主持设计师，他在设计中寄寓了自己的理想和对人文关怀的思考，并不断发掘那些深入人心的文化记忆，去尝试一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论据、论点。在多年的设计实践后，2012年，他带领实验室团队设计的《地景中的庇护空气蛹》，终于一举获得ASLA居住区设计类（Residential Design）荣誉奖。ASLA奖是美国最高级别风景园林奖项，旨在引导世界风景园林向现代化、多元化、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董治年说，设计就是生活，一切设计都是社会学。设计是自己对生活、对世界、对自然、对生命的认知。能够让人们找到自信、快乐和幸福，才是设计师的终极人生追求。有时候，只需要往前走一小步都能令人们耳目一新，因为混沌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微小变量都有可能带来全然不同的结果。尽管世界万物的规律可能都非常简单，未来却不可预测。| 访谈实录 |ABBS：CHAOS（混沌） Design Research Studio 设计研究实验室研究什么？
董治年：CHAOS设计研究实验室是2010年由我创建发起的跨学科设计研究团队，主要是以城市空间中的复杂性场所空间与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参数化、数字新媒介、自组织生态系统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达到对以环境设计为主体的设计实验可能性结果的陈述与表现。
我们设计研究实验室的定位是一个自发形成、自发管理的非固定、非官方、非盈利的开放性纯粹设计学术组织，主要由各专业领域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认同此理念与宗旨者都成为本研究实验室成员。
作为一个以实验为主的概念性设计研究平台，在设计实验过程中，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但有比较明确的方法，产生的实验结果甚至无人预知。这是区分于一般设计工作室的地方。
我们的阶段成果多次在美国ASLA、AIM及IF Hansgrohe Preis、首届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新世界地产国际设计竞标等国际设计竞赛中获得荣誉。具体可以参看www.asla.org。ABBS：在您的参数化、数字化的研究下，您的设计实践有没有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能结合具体案例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董治年：参数化和数字化的关系应该是要厘清的，数字化设计是当代设计的一个必然趋势，其内容涵盖极其纷繁复杂，而参数化只是数字化设计研究中的一种方法。我们的设计实践更多的还是对如何选取参数、如何整合参数、如何找到算法、如何程序化、如何生成形态、如何影响环境、如何激活社区等方面进行的一些探索。鉴于实验性的特征，每一次的国际设计竞赛都是对自己研究方法的修正与提高，到现在为止，能较为完善地体现我们思想的设计案例是2012ASLA荣誉奖获奖作品，基本贯彻了我以上说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步骤。ABBS：是否已经有具体针对数字化设计的前瞻性研究成果？现在有没有基于与市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而与一些甲方机构共同实验或研究？
董治年：从2010年开始，我们成立CHAOS（混沌）Design Research Studio 设计研究实验室以来，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变革，由前期对形态本身的研究转向对形态生成方法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实验室的开放性吸引了数学、计算机、生物学等专业青年教师的加入，使得封闭的从设计专业本身知识背景对数字化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但前瞻性的研究成果还谈不上。正如柯布西耶将《模度》战战兢兢地带给爱因斯坦一样，我们的学科性质必然导致我们仅仅是作为应用层面而存在。现在开发的一些数字化设计软件和研究模型，或许是以后研究方法的重点。ABBS：你认为参数化设计在景观中的应用前景怎么样？参数化相对于别的设计门类来说，是否更适合于工业和建筑设计呢？
董治年：参数化设计在景观中的应用前景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因为参数化仅仅是作为千万种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存在，只是打开了对景观研究的一个窗口，它不应该是对景观研究的全部。不过，这种研究方法的出现我个人认为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数字化时代对以往研究方法的一次突破性实验。参数化设计本来是工业设计领域的一种成熟研究方法，应用已经很广泛，只有在数字化革命到来之际，建筑设计可以进行数字模拟后，参数化设计才被引入建筑、景观设计领域。但随着媒体的推波助澜和一些艺术类院校对怪异形态的追捧，参数化设计已经成为一种被曲解的形式或者风格，这是需要警惕的。ABBS：在您看来，参数化和解构主义是否是一脉相承的，是从属关系？
董治年：这是个误区。不能仅仅从其两者实践作品的形态类似加以武断推测。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机械论的一种反叛，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解构主义仅仅是一种思潮而不可能像现代主义那样成为一种改变时代的变革。我个人认为解构主义和参数化不能作为同一层面的两个名词来讨论，其逻辑基础是参数化并不应该成为一种风格或思潮，而只能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研究方法沦为风格的时候也正是其死亡之时。
但可以这样理解，解构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颠覆，其非理性恰恰通过参数化方法又重归理性，不过这是一种混沌下的秩序。这也是我们CHAOS（混沌）Design Research Studio 设计研究实验室的成立初衷。ABBS：建筑设计的参数化研究在经历了实践建造、美学化到今天的回归理性的数字方法设计，目前也在系统论化，例如数字技术对城市设计的方法更新，在您所擅长的领域是否已经发展出一些新触角和应用范畴？有哪些可以分享？
董治年：我并不认为“建筑设计的参数化研究在经历了实践建造、美学化到今天的回归理性的数字方法设计，目前也在系统论化”是一种发展脉络和过程，或许在中国是这样。“系统化”恰恰是参数化研究的必然基础，脱离了系统，参数化毫无意义。对复杂性系统的研究，是我们所在研究实验领域的依据，参数化是我们当前阶段尝试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ABBS：能否说说您去年获得2012ASLA 荣誉奖的作品，空气蛹是在什么情况下萌发的灵感？
董治年：一本书，村上春树的《1Q84》。但我觉得设计的本质不应该来源于所谓的“灵感”，而应当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分析城市与社会，这个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景观设计学会（ASLA）最终会给我们这个奖项的原因。
这个作品的设计不能说是某种情况下的萌发，应该说是不断尝试和探索的创造，从开始的一小滴，慢慢地发散、壮大，从开始各种不成熟的想法到一个一个的攻破。
我们的景观设计离生活太遥远了，乌托邦的设计是没有存在土壤的。ABBS：您一直也在参与教学，主要从哪几个角度和关注点切入教学？有哪些心得可以分享？
董治年：对城市复杂性的关注、对库哈斯将设计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重新定义的关注。教学是个复杂的系统，远远比实践来得复杂，但在中国，大家的认识颠倒了。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是我当前最大的困惑。ABBS：实验设计群体体现了对设计新的思考和实践，包括营造方法和材料，CHAOS有没有这样的动作和计划？能否谈一下您对实验设计群体的认识，和从景观设计学角度的关注？您认为参数化是否也属于实验设计？
董治年：参数化设计已经不只是实验设计了，他在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已经有相当完善的发展了，而在景观设计领域国外的一些大学也在研究，但在中国的景观领域确实处在实验探索阶段。“实验设计群体”这个概念我觉得是相对的，就如现代主义之于古典主义是实验的，然而现在的现代主义却不是实验的了。所以没必要去搞这些名词，能具体地用一些自己能理解的设计方法去丰富我们的景观设计学，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实验设计”我倒觉得是对的，将设计作为实验，就像化学实验一样，得到的结果是多样性的，这倒是我们想要持续做的工作。ABBS：我们可以看到，您自己也做了很多居住景观项目。在这样相对商业的项目中，有没有机会结合您的研究成果？这些相对比较新的意识和研究是否为大部分业主所接受？最后的呈现是否都能让您满意？
董治年：很少。虽然在中国这种项目与研究的分离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但我们还是尝试找一些方式去弥补，比如参与国际竞赛。库哈斯的AMO与OMA事务所是我们道路上的指引明灯。ABBS：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每每提及国外概念总会有哗众取宠、附庸奢侈之嫌，给人以不实在的感觉，您认为具有国际化品质的景观标准是什么？
董治年：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设计意识还处于正在开化的过程中，我们学习西方优秀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技术，实际上是为了应用于所从事的设计项目。但处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往往要将生态和可持续的设计观念与甲方进行沟通，而不是仅仅以利益和形式为出发点。
国际化的景观标准本质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而不是所谓的一些准则和数字。ABBS：在中国目前设计的大量商业化景观中，充斥着很多令人审美疲劳的模式化、套路化景观，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设计的原创性甚至一些更高的美学研究性？怎样寻找符合项目的设计灵感？
董治年：美学，或许已经成为上个世纪设计研究的主题。
这个世纪的设计，或许需要如Kevin Kelly在《Out of Control》中所预言的“生长出来而不是制造出来的产物”。ABBS：能否通过景观设计表现城市特质？怎样做？
董治年：城市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群，怎样最大限度地引导和迎合多类群体的需求值得研究，具体比如季铁男先生的微观都市方略就是一种很好的个人解决方式。ABBS：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董治年：设计能成为一种研究而被人尊重，而不是样式雷人。ABBS：未来空间发展趋势您认为应该是怎样的？
董治年：数字化。ABBS：一个好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您的城市是怎样的？您最喜欢哪里？
董治年：我们进行实验研究就是为了探索更多的城市发展的设计可能，主要还是建立在复杂性设计思想哲学基础上的。我们认为没有必然的好城市的一个或多个标准，与其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创建标准上，倒不如去解决每一个看似不相关的细小问题。
我喜欢北京，因为它够复杂。当然，重庆和香港更超出我的想象。ABBS：工作室未来如何规划？对于您自己，有什么期许。
董治年：没有，就算有也让它在实验中逐渐涌现吧，个人也是这样。ABBS：给ABBS提点意见吧。
董治年：我从2000年左右关注ABBS到现在，觉得ABBS有些渐渐远离我的视线，或许是现在社会的浮躁已经改变了当年“纯粹建筑论坛”的耀眼光芒，但我相信那还将是一种不可磨灭的信仰和记忆。现在设计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我相信越来越多新锐的研究团体会走向公众的视线，并对以往陈旧的设计观念与研究方法产生冲击。希望ABBS继续保持当年的纯粹性和前瞻性。地景中的庇护空气蛹作品名称：地景中的庇护空气蛹设 计：CHAOS Design Research Studio+董治年、王一鼎、周超、王宏侠、樊昌林（2012美国景观设计学会ASLA居住区类荣誉奖获奖作品）| 摘得2012 ASLA学生奖背后的故事 |《地景中的庇护空气蛹》目的在于改善居住环境和给流浪者提供庇护空间。项目主要采用竹子编织结构，事实证明，竹编结构为流浪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庇护空气蛹自由分布在城市结构上成为流浪者睡眠和休息的空间，待流浪者离开时，景观恢复成原来的公共场所。该项目的空间具有自发生长的延展性，随着人的使用行为生长和扩散。
让我们了解一下《地景中的庇护空气蛹》的创作过程。前期—关注流浪者
我们的生活区域不是在高校就是在市中心，接触到的都是以设计师、业主、白领等为主的人群。但是，即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发达城市，总还有一些流浪者，他们流离漂泊，居无定所，毫无归属感。于是，董治年的设计团队经过调研以及头脑风暴后，决定把项目定性在关注流浪者的生活状态上。
在项目初期，团队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对流浪者进行调研，但是却受到了他们的排斥，这类特殊人群是非常有警惕性的。经过多次接触后，设计师与他们成了朋友，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慢慢地消除了警惕性，这也使团队得以把设计做得很深入。
董治年说，设计师经常陷入一种误区，即习惯了一种设计方式，对着电脑去想象设计，而很少真正问使用者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设计。这一次团队获奖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用另一种方式贴近了设计的本身、使用者本身，如果仅仅把设计停留在工作室、办公室，是拿不到奖的。选材—可持续生态生长材料
竹子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态生长材料，它生长很快，但是它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很好、很广泛地使用。竹子在中国很容易取得，与钢筋、砖、混凝土等其他建筑材料相比，竹子具有低碳、绿色、廉价、高韧性、可变形性、高抗拉刚度和重量轻等特点。可持续设计研究在西方是热词，它所关注的是以往物质设计以外的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董治年所在的研究所是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可持续设计研究所，于是，竹子这种可持续的生态生长材料就成为了团队的首选。项目—母体与子体关系
董治年的团队重新定义了流浪者与他们的生活空间之间的母体与子体的关系，这就像豌豆和豌豆荚。他们将此空间设计看作一个全新的景观（根据流浪者的行为而丰富的空间景观）—母体，以及景观中的庇护空气蛹—子体。环境为母体，流浪者为子体。项目中涉及的植物为可持续发展植物，不仅具备观赏性，更具食用性，比如豆角、黄瓜、南瓜等，在平时可以作为观赏性植物的绿篱与表皮出现，但同时又可以为流浪者提供一定的生活来源。分工—混沌中的清晰
整个设计从调研着手，用海选的方式选择方案的切入点。该项目主要采用了董治年的构思，几位队员分工不同，有人负责总体技术协调，有人负责图纸搜集，有人负责项目表现。方案的概念提出比较困难，它的结构性也很复杂，这是一个结合了非线性设计和参数化设计的表达方式。
所谓非线性设计，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是艺术家的雕塑性作品，它其实是借助计算机用严密分析生成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设计与发达国家设计差距那么大的原因，中国设计师往往停留在对表面形式粗浅的认识上。鸟巢就是典型的非线性设计，但是人们会发现全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山寨“鸟巢”，这证明了中国还处在一种很初期的模仿设计阶段，只停留在对表面展现方式的研究上，但是赫尔佐格、德梅隆对鸟巢的设计更多地立足于结构层面的非线性设计。CHAPTER02生长区域“自生长”—后首钢时代的绿色转化作品名称：区域“自生长”—后首钢时代的绿色转化设 计：董治年、董福星、王宏侠CHAPTER03共生当代建筑环境设计的觉醒生态主义与绿色永续设计的必由之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生态主义的建筑设计观念与绿色永续设计的主张被提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速经济增长而导致的严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使原本停留在各种形式哲学与设计语言纷争上的建筑设计领域产生了新建筑思潮的可能。
20世纪60年代，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勒瑞（Paola Soleri）在《建筑生态学：人类想象中的城市》一书中将建筑学与生态学正式结合起来，把生态学（Ecology）和建筑学（Architecture）两词合并为“Arology”，提出了“生态建筑学”的新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了“缩微化—复杂性—持续性”等规则。
1969年，美国著名风景建筑师麦克哈格（Ian L. McHarg）所著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的出版，正式标志着生态建筑学的诞生，并从此在建筑理论层面奠定了生态建筑学的基础。《设计结合自然》一书强调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责任，以生态原理为基础的环境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将设计与生态相结合，提出“如果要创造一个人性化的城市，而不是一个窒息人类灵性的城市，我们须同时选择城市和自然，不能缺一。两者虽然不同，但互相依赖，两者同时能提高人类生存的条件和意义”。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建筑师富勒（R. B. Fuller）就已经提出“少费而多用”，即将有限的物质资源进行最充分和最合宜的设计和利用这一符合生态学的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对大自然演进的规律在人类建筑设计认识中的再次深化，20世纪建筑界的浪漫主义者和田园诗人，著名建筑师F. L. 赖特也提出了“有机建筑”的概念，他认为每个建筑的形式、构成、关系都要依据各自的内在因素与整体系统观来思考，“道法自然”设计思想的本质就是要求依照自然界这一有机体所启示的演进规律行事，这在其作品流水别墅、西塔里埃森、古根海姆美术馆等建筑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有机建筑这种崇尚自然并且赋予建筑生命的设计哲学，给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将艺术设计与环境及自然本身结合的可能性，指明了环境艺术设计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涂脂抹粉或一个把内外空间装饰并打造得更为漂亮的毫无生态追求及社会责任感的行业，从而将设计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人居环境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一目标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生态建筑作为一种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生态效益的温和建筑艺术，在设计实践中强调使用天然的建筑材料，利用自然通风、采光和取暖等生态技术手段。具体的案例有杨经文设计的马来西亚米那亚大厦，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德意志商业银行总部大楼，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吉巴欧文化中心，藤森照信（Terunobu Fujimori）设计的蒲公英之家，坂茂（Shigeru Ban）为2000年德国汉诺威万国博览会日本馆设计的纸建筑，英国BRE事务所的环境楼等，都为生态建筑提供了绿色建筑样板。周浩明教授认为，生态建筑学是立足于生态思想和原理上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说，是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将建筑室内外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具有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来看待，以人、建筑、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寻求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符合生态观的建筑室内外环境。
对于中国的建筑环境艺术设计而言，可持续的概念虽然很新，但其实质体现的却是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来“自然—空间—人类”三位一体的系统哲学中体现出的“人、构筑物、环境”相结合的环境创造活动。可持续设计不但具有科学性，还兼具人文性，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中国建筑师王澍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一、二期工程设计就是体现出技术与人文结合的可持续设计在中国的实践案例。象山校园设计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设计观念，强调自然通风、遮阳，旧建筑材料再生利用，自然生态的乡土植物以及构造上的雨水搜集系统等技术方法，形态上的运动曲线和丘陵的起伏相呼应，回廊和走廊像蛇一样穿梭在建筑的内与外，加强了建筑的呼吸。随着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这种新的生态价值观体现出的整体性正是21世纪作为人类生命的新纪元的可持续设计的新形式。赖特的流水别墅中体现了他的“有机建筑”设计理念皮亚诺设计的吉巴欧文化中心王澍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一、二期工程交通枢纽下的社区景观生态环作品名称：交通枢纽下的社区景观生态环设 计：王一鼎指导教师：董治年（2013年北京服装学院环境设计系毕业设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