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智库丛书)全球化变局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占忱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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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智库丛书)全球化变局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试读：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步于36年前的改革开放，从“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再到实现艰难且华丽的转身，这段历史不论怎么讲都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重大里程。作为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人口大国，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沦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被动挨打、饱受屈辱。因此中国要想重新成为世界强国，除了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别无他途。近代以来，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次社会运动，都只是对外部世界冲击的消极反应，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内部化倾向，尽管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成本之高、效率之低也是罕见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贫困的增长[1]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危机。

1978年前，由于二战后美苏冷战以及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等特殊国际环境，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当时只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存在有限的经济往来。国际大环境形成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维方式，使得当时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自然存有拒斥态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已相当陌生，更别说参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了。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在当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引领者来说，其实选择这样一条路很大程度上带有迫不得已的性质，所以，“敢闯敢试”成了那个时代改革者的精神标签，“杀出一条血路”则是带有深重历史情怀和浓烈悲壮色彩的铮铮誓言。今天的人们已不完全能够体会当时改革者所面临的困难、压力和处境了。

2001年底加入WTO是中国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此中国开始了与通行的国际游戏规则接轨的过程，即从原先的政策性开放，到逐步实现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与国际制度相兼容。按照WTO的要求，在五年过渡期内，中国积极完善国内各项制度，加快实施从政府主导与管控的计划经济体系、自我为中心的规制，向市场主导型的、与国际体系相连接的体制转变。

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创了制度性开放时代，中国全面接受了一整套由发达经济体预设的规则、体系、做法和“最佳实践”，全面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在长期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开始尝试着走向世界。对于一个从封闭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做出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融入经济全球化和接受全球多边贸易制度安排的重大历史性选择。这一历史性选择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也成为不断推动中国思想解放和持续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来源。

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抓住机遇扩大开放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宝贵经验。回顾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2]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可以说得益于“三个借力”：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此时亚洲掀起工业化浪潮，在“领头雁”日本的带领下，亚洲“四小龙”、东南亚“五小虎”依次跟进，中国从这轮地区工业化浪潮形成的产业升级换代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结果是中国在亚洲经济竞赛中胜出日本；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出了问题，加之西方世界合力“围剿”，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失去整整十年的发展机会，中国则实现了第二个十年的持续发展；第三次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使得21世纪头十年美国转向全面反恐，十年下来麻烦缠身，在此阶段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升最快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几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特征转换。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GDP为9.3万亿美元，增速稳居世界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30%。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4.16万亿美元（258267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中国在起步时期的197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455亿元人民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20%。目前，中国是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82万亿美元。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3]准，已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36年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融入全球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差异巨大，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具有极为特殊和不同寻常的意义。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不是只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的经济现象，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绝对不是一时的、阶段性的或策略性的选择，对中国来说，这是必须牢牢抓住的战略机遇。当今世界，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准确认识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充分把握和利用好自身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都是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的重要前提。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实现。战略机遇期是指主客观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均处于可以预期的持续上升时期。对中国来说，战略机遇期就是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不必因为核心利益和重大战略利益遭遇挑战而中止建设发展进程的时期。换句话来说，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不需要大力备战的阶段，不需要应对对外关系中迫在眉睫的敌我斗争的阶段。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重大变化调整之中。国际政治经济和地缘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中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中国当下的战略机遇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条件从以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型为主向相对脆弱型、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的方向改[4]变，维护和使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安全成本正在提高，对我们驾驭国际复杂局势的能力要求更高，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更为紧迫。

过去三个十年、三次机遇可以说都不是我们主动主观创造出来的。“9·11”事件减缓了美国对中国的正面战略压力，使得中国可以更好地在与美国的战略周旋中谋求自己发展的新机遇，但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仍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担心并不能因此而减弱。未来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市场、资本和资源日益增加，这也意味着对世界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选择性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与在局部问题上越来越尖锐的大国博弈中，中国需要寻求新的战略平衡。中国现在的国力比过去强大了许多，在战略上也比过去更具有主观能动性，但有一点我们是清醒的，就是中国远没有达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

中国必须适应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深刻变化。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推进自身的制度调整和变革，任何国家都面临着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机会对所有国家都是公平的。有美国学者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传统的大国力量观念正在发生蜕变，国家权力的新形态——体制的效率、有限资源消费下的财富创造和社会化的沟通能力，正在改变原来一味地依靠军队、官僚、工业化生产而带来的权力来源。与国家持续能力增长相比，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了。不管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竞争如何延续，一个国家内在的体制创新力、科技发展力和经济竞争力仍然是国家实力的核心要素。在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上，中国应该走出单纯的地缘政治对抗的狭隘思维。

在新的国际体系和格局变换的条件下，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仍将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因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外仍然存在许多促进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有利因素。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更加乐观。中国经济虽进入“新常态”，但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仍名列前茅，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快，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大大增强，为自身发展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空间在不断扩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理解，应该从传统的避免政策失误和简单的物理性实力壮大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中国能否继续有效地抓住战略机遇期，将取决于中国的体制转型进程，取决于和世界先进生产力同步发展、竞争的进程，更取决于在面对国内各种问题和压力的同时继续着眼于解决自身内在关键问题的能力建设的进程。这个关键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能否为未来20年中国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持续攀升打下新的基础。

维护和运用好战略机遇期，就要强调中国在崛起进程中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都要以我为主，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被国际势力和国际环境牵着鼻子走。只要“站稳脚跟、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就能抓住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中国能否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不再是简单地避免战争或者重大战争威胁，而是固本强体，紧跟时代的发展方向设计、规划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世界上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不仅是简单地规避风险和增长实力，更重要的是有勇气、智慧和决心，不断解决和克服崛起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唯此才能保证与世界顶级国家在体制、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同步，才能真正成长为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国。由此可以说，战略机遇期是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机会期，是中国可以避免大规模对外冲突和敌我斗争的战略稳定期，更是中国应对危机、威[5]胁和挑战，进行能力积蓄和谋求新突破的战略忍耐期。

大国间长期战略竞争的本质要素并非是简单的军事实力，而是能够维持和更新军事实力背后的体制、机制、经济和社会因素。美国主导的全球力量以及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未来十年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但全球政治已经进入一个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新时代。

新一轮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革大调整，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应该看到，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时间和形势发展于我国而言利大于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必将持续、坚定地进行下去，中国由此也将进入一个更加开放、创新和继续保持活力的时代，这是中国力量真正的战略保障，也是中国抓住重大战略机遇的最好策略。[1]华民.从世界经济发展看中国的伟大复兴[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0-41.[2]江凌飞.应对乱局、打破悖论、创新思路[J].国际政治研究，2014（2）：33.[3]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N].经济日报，2014-08-20（第1版）.[4]徐坚.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J].国际问题研究，2014（2）：53-67.[5]朱锋.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做出新的选择吗？[J].国际政治研究，2014（2）：10.第1章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化新变局

全球化是一个含义广泛且颇具争议的重大议题，也是全球各国政府、各领域学者以及企业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今天很多人认为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维特是“全球化”一词的发明者——1983年西奥多·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一篇题为“市场全球化”的文章。全球化说到底是资本在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和结果。经济全球化即国际贸易、资本流动、金融市场以及劳动力跨界流动所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最主要方面。

全球化起始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全球生产和全球消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是其最主要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本质上就是国际性的。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1]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技术和信息以及人力资本各方面，跨国公司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自然带来三个问题：一是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的效应早已不限于国内，不可避免地带来全球性影响。二是从本质上说，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经济全球化需要大量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制度衔接和政策协调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永恒主题。三是各国参与全球化的目的自然是利益至上，早期全球化伴着赤裸裸的财富掠夺，资本主义国家倚重军事实力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以此攫取超额利益。今天在跨国公司背后发挥巨大支配和影响作用的仍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政府，经济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领域问题，它涉及各国政治、外交、安全以及战略等各个方面的较量。

全球化深入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代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运输和通信条件的改善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成为全球化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各国基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变化所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则是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内在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全球化表现出一些新特征。1.1　国际体系持续扩容使“去中心化”的趋势明显

今天的全球化深入发展是与近几十年国际体系的持续扩容分不开的。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并纷纷走上开放发展的道路，是国际体系扩容的主要来源。而冷战结束后，苏联及东欧国家和外部市场的分割状态解除，则是国际体系扩容的主要事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劳动力的全球化同样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到2013年，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已正式成为WTO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有159个。

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较为封闭的内向发展战略，由于严重的贸易投资壁垒以及对外移民的诸多限制，整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外部世界体系是割裂开来的。随着苏联解体，一支数量庞大且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队伍逐渐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改变全球分工格局的重要力量。

苏东国家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到全球化中来。东欧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大，解体前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普遍在15%～30%，个别国家高于40%。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从劳动力素质来说，苏东国家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劳动力成本较低，比欧洲国家劳动力成本最低的葡萄牙还要低40%。正是凭借这一特殊优势，苏东成为国际资本青睐的对象，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对转型国家吸收FDI的统计，1990年转型国家吸收的FDI仅为0.75亿美元，1997年增长到103亿美元，到2008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210亿美元。原苏东国家与西欧发达国家具有语言、文化上的优势，由于与目标客户靠近，近年这些国家逐渐成为欧洲企业服务外包的目的地，形成了服务近海外包模式，这也带动了原苏东地区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国际体系是大国力量结构、利益分配和观念主导能力的产物。一般说来，国际体系通常呈现总体延续和局部变迁的特征，其变革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体系内的变迁性力量和延续性力量的对比演进。当变迁性力量超越延续性力量时，国际体系处于快速转换和更替之中。当今世界的国际体系总体上仍处于“后冷战体系”，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它试图维持其单极霸权局面，必然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变量。

当下国际体系转型的原因在于现有体系应对全球新变化时明显力不从心。全球经济、金融、安全、环境、网络、地区等几乎所有议题和领域，都已外溢到地区甚至全球层面，国际体系的既有制度架构已经无法胜任。尽管有些国家对既有国际体制、机制、制度缺乏足够的变革意愿和动力，但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力增长点，人们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封闭性、容纳能力提出质疑。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努力争取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并获得尊重。

应该看到，国际体系双轨制甚至是多轨并存，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常态。国际体系中各种制度间既存在竞争又相互合作，且混合与兼容远大于对立和排斥。其实这正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写照，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应该能够为各种方案和制度保留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目前维持双轨或多轨而不简单强求并轨，是更有利于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发展的选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作为改革增量的G20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其中西方七国集团的宏观经济协调机制与“金砖五国”的经济合作机制既有协调、混合也有并立，这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不力之下的意外，却又是情理之中的必然。

冷战后，国际体系和平转型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这意味着国际体系转换不再以对抗和战争的方式进行。在近500年的国际关系史上，同第一次西欧崛起和第二次美国崛起一样，目前正在进行的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表明西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霸权格局正在走向终结，曾经推动西方崛起的现代化革命如今已惠及全世界，19世纪发展起来并为中心—边缘世界秩序奠定基础的国家间实力差距正在缩小。随着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和北方逐步向东方和南方转移，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旧秩序正日益让位于由非西方新崛起国家所共享的新秩序。世界由“有中心”的全球体系向“去中心”的全球体系转变，“去中心”的世界将会存在几个强大的国家和许多地区性的大国，但是不会有任何超级大国。

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取决于在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是否接纳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贡献智慧和方案，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当前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能够和西方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在加大。当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受西方世界的制衡和约束也在加深。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不应裹足不前，而应继续大胆地往前走，在深度的利益依赖和互利中，寻找能够参与规则制定和规制使用的途径和方法。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外生变量”，自从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今天的中国已充分地融入现有国际体系。30多年前，中国在无法改变国际体系不合理、不公正一面的条件下，智慧地选择了一条参与、融合、建设和完善国际体系的道路，从过去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革命者”转变成“参与者”“建设者”，这一认知和策略的转变，使得中国成为现行国际体系[2]的“受益者”。

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国际体系中稳定性、延续性力量和变迁性、调整性力量间的较量日益明显，国际体系格局和全球治理制度开始松动，而且变迁性因素和变迁的力量正在不断加大，但是，国际体系的变革和调整总体仍处于量变阶段。从稳定性和延续性力量来看，目前的国际体系仍呈明显的单极格局或一超多强格局，美国、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日本等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拥有优势，在美国及其盟友通过武装干涉、经济援助、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的极力维持下，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仍然保持基本的延续性。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仍将是这个世界的主体规则，西方世界自然也在极力强化这种规则，试图在物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确保世界依然按这一规则运行。新的全球性制度以及地区性的制度安排还有待成型，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54.[2]截至2013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同大约20年前美国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相当。对此不能从中国的进入是对美国的挤出这一角度进行解读，而是中国的进入恰恰是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表现。1.2　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是全球化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革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以其日益庞大的经济规模、强劲的增长速度，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去5年，世界经济一直依靠新兴经济体这一引擎来拉动，新兴经济体未来将与发达经济体一起组成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目前G20国家中，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墨西哥、阿根廷11国在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方面，已成为可以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力量。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数据，2012年上述11国经济总量达到21.4万亿美元，约占G20中19个主权国家（欧盟除外）经济总量的38.3%，占当年全球经济总量的29.6%。其中，“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近[1]20%，贸易额占全球的1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一半。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全球占比150多年来首次跌破50%，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降至不足1/4。

据IMF预计，2015年七国集团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将降至36%，而金砖集团成员所占比重将升至29.1%。二十国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七国集团与“金砖五国”的对话平台。新兴大国崛起正在深层次地触动现存国际体系的架构和国际秩序，使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动。非西方世界的新兴大国打破了西方世界的绝对主导和垄断地位，特别是美国的超级霸权地位受到了历史性挑战。

中国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依次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传统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3-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7%，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20%。此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投资国。未来一个时期，中国还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力量的对比上还处于劣势地位，全球治理变革可以说是一个持续而深刻的历史过程，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肇始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问题及风险，自由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福利制度纠结在一起形成结构性制度困境，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并非易事。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发育水平低、经济转型压力大、政府管理水平不高以及社会经济系统比较脆弱等问题，特别是受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巨大。2010年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5%，比2010年低了3个百分点。2013年5月，美联储释放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信号，造成一些新兴经济体市场动荡、资本外逃、汇率贬值、生产下降。据IMF测算，美联储的退出政策可能导致土耳其、印尼经济分别减速2.5和1个百分点，中国、巴西和印度减速超过0.5个百分点。当前，新兴经济体中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结构性改革任务。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一发展大势已不可改变。一场涉及全球60亿人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对全球资源、资本、技术产生巨大的需求，给全球化带来强大动力和无比巨大的市场机遇。据2012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2030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中国在2000-2020年的GDP增长将占世界GDP增长的55%，到2030年，印度和中国将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这一数量将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有力地改写全球政治经济版图，推动全球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和适度转移，促使发达国家单一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开始松动。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被提上日程，从应对气候变化到埃博拉疫情防治，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所有事务，如果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都无法得到更好的解决。

发达国家希望新兴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担负更多的责任，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坚持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责任，但同时要求发达国家能够落实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目前，G20代替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体现各国权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也在进行，作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可以预见世界多极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全球治理由单一治理走向多边治理，其民主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日益扩大已成必然。[1]黄仁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与“金砖国家”崛起的新机遇[J].国际关系研究，2013（1）：55.1.3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成为发达国家维持和争夺主导权的关键

15世纪末，欧洲航海家首次开启了沟通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早期以野蛮和血腥疯狂掠夺财富、开辟市场，依靠军事实力控制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流向。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成立，全球进入规则主导的时代，可以说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普遍性市场规则的建立加速全球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日益呈现出体系化、专业化和交互式特征。但是，规则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发达国家通过掌控国际组织领导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全球贸易规则和国际生产网络以获得超额利益。

跨国公司是这一国际分工体系变革的直接产物，借助于全球性市场规则和产业产品标准，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穿越了民族、国界的限制，在全球打造了一个由其主导的巨型生产网络。在几乎将全球所有后发国家纳入其全球生产体系过程中，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编织着一张张无形的、难以挣脱的生产、贸易、金融网络。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生产体系当仁不让的构建者和领导者，通过主导商品市场、贸易和投资流向，制定产业技术标准，主导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巨额财富。

为了配合上述需要，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宣扬和秉持的自由贸易理论成为其最为系统和精细化的证明。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又提出了公平贸易的主张，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并力图重新构建新一代贸易规则来维持和巩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规则的主导地位。

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美国和欧洲都觉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较多边协议更易达成，同时也可以绕过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些分歧。目前，美国越过多边体制下的WTO框架，主导并极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成为制定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推手。美国利用TPP谈判，高举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大旗，希望利用全面、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推动亚太国家的市场准入，掌控亚太地区经贸合作规则的制定权。TPP谈判中关于劳工条件、国有企业、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明显超出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承受范围，其意图十分明显。

2013年6月，美欧之间启动TTIP谈判，这是美国推进新生代（Next Generation）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新发展。美国和欧盟都把21世纪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全球贸易议程的新标准，以此力图形成对全球贸易规则和格局的主导权。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二者相加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4、进口总量的32%。美国和欧盟都希望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快经济复苏步伐，TTIP被双方视为推进美欧经济复苏、实现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抓手。TTIP通过加强美欧之间的经济纽带，不仅可以增进双方经济利益，也将提高双方与亚洲和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建立更强大关系的能力，这种关系有[1]助于在全球经济体系建立高质量标准和规则。美欧在TTIP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TTIP谈判不仅要扩大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而且将发展全球贸易规则，加强多边贸易体系。这也是美国在亚太领域主导发起TPP后，着手构筑欧美新的经济同盟关系、力推TTIP的原因。

TISA谈判起自WTO框架下破解一揽子捆绑式谈判僵局的需要，美欧日等认为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主张创立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协议。据美国方面的数据，目前TISA已拥有50个参与国，覆盖全球70%的服务贸易，年贸易规模已达4万亿美元。TISA坚持全面给予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制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谈判规则，此举标志着全球新一轮高标准服务贸易时代已经到来。

TPP、TTIP和TISA等谈判一旦达成，将带来一整套体现发达国家意志的全球经贸规则，也有人称其为“美国版”的经贸规则，这将进一步削弱WTO多边体制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处于国际产业链、贸易价值链的高端，其所主导的新一代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大方向，因此，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成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1]TTIP：America.s New Opportunity to Benefit from,and Revitalize its Leadership of the Global E-conomy.http://www.state.gov/e/rls/rm/207997.htm.1.4　新工业革命已现曙光，主要大国科技竞争加剧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前夜，科学与技术间的传统界限已经模糊，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产品创新之间相互促进的趋势更加明显，产品更新与技术更新的速度同步加快，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显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认知科学等一些重大科技领域呈现出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态势，一场全球性创新革命正向我们走来。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崛起，这将重塑现代产业体系，引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大调整，推进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新能源领域。能源和资源领域面临再次转型和革命。以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以及智能电网为核心的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分布式、智能化、高效率将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重要特征。据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2》预计，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力来源，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接近燃煤发电量。互联网在能源分布式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能源生产和使用模式，推进以能源为基础的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

信息技术领域。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将全方位地融入经济、社会和生活。无线宽带和移动互联技术已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无线宽带技术发展带动了智能移动终端应用的爆炸式增长，云计算和移动互联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海量数据，同时催生了大量的新型服务与应用。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向不具备通信能力的物体延伸，推动了物联网的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和工业互联技术的兴起，促使信息技术的渗透方式、处理方法和应用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人—机—物”的结合方式。大数据的存储、挖掘、分析和应用，将产生极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智能制造领域。以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制造，将对传统的生产组织模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智能制造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强化产品内部结构标准化，使原有大规模制造中基于成品的批量生产转化为基于零部件的批量生产，增加顾客可感知的外部结构多样性，以此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实现从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信息技术发展可以使大量的物质流被成功虚拟化而转变为信息流，除必要的实物生产外，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可以无限细分，使生产方式呈现出从原有的工厂化生产向社会化生产转化的特征。“3D”打印技术可以通过三维数字模式，实现直接制造零件的增材式制造，不受构件形状与结构限制，具有柔性、快速、低成本、大幅节省原材料等优点。作为全新的制造方式，它不是传统的在某地生产产品再运输到世界各地，而是通过互联网即时发送设计图纸，在需求所在地制造产品。

新材料领域。随着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以及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材料制造的工艺、流程以及材料的结构、性能研发面临新的突破。2012年，美国实施“材料基因组计划”，目标是根据物质构成的基本原理设计新材料，从原子尺度出发面向最终需求。目前，新材料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催生出一批产业，新能源材料、印刷领域新材料以及材料更加绿色、高效和可循环利用等都成为创新重点。

当前科技创新组织模式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为适应当代科技发展新需要，实现特定政策目标，部分国家纷纷建立新型研发创新组织。新型创新组织模式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网络化、个性化特征。美国为实现振兴制造业的目标，斥巨资在数字化制造、轻质复合材料生产以及下一代能源研发等重点领域建立新型创新研究机构。英国为重温“世界工厂”之梦，在先进制造、细胞疗法、联通数字经济等七大关键领域投资新建了多个技术创新中心。为跻身世界一流发达国家行列，致力于依靠基础科学和基本技术创造新时代，韩国政府投资约44亿美元，仿照德国马普模式建立了基础研究院，同时通过立法保障，计划在基础研究院内建设50多个研究中心，招募一流研发人员。

面对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世界各国都把科技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2013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要将制造业放在核心地位，使美国成为制造业和新就业机会的磁极。美国政府促进制造业振兴的重要举措是，投入巨资成立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建立美国“制造业创新全国网络”。振兴制造业、提高工业竞争力同样是英国政府近期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英国政府振兴制造业的着眼点是成立新型技术创新中心，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美英两国政府都试图通过建立新型研究创新机构，促进创新活动大力开展，进而促进本国制造业的振兴发展。日本将科学技术创新视作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安倍内阁在2013年1月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承诺向太空、物理和干细胞研究拨款数千亿日元。2013年5月17日，日本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全面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策略，以求实现更根本的改变。

科技发展正推进全球经济的微观重构发生积极变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下，信息网络对经济活动的渗入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制造智能化与服务数字化为基础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以及相应的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信息无线传输+移动终端+虚拟社区组成的创新平台，带来了全球性公司长期成本曲线的“毁灭式创新”。全球产业的利润中心正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再转向制造与服务融合的产业，而全球产业利润来源也从传统的以规模效益为主转向以技术创新效益为主。全球经济增长的约束从传统的以劳动力资源约束为主，转向资源能源约束，再进一步转为以信息和数据资源约束为主。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再布局，使企业利润的产生从内涵到形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事实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在美国已初见端倪。互联网以及与之相关的计算机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从产业结构、生产流程、商业组织、客户服务、信息开发和决策思维等方面深刻影响着国际经济和各国间的竞争关系。互联网不仅在广度上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商业的方方面面，而且凭借其记录、存储、传输生产和交换中海量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间的即时状态、流动和趋势信息的优势，已然成为当代商业决策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和核心资产与能力。《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里夫金认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均是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蒸汽机的使用，导致报纸、杂志、书籍等通信手段及相关产业的大量出现，提高了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使人类能够对以煤炭为能源的蒸汽机以及工厂进行系统管理和操作，使生产方式实现了由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作坊手工业制作。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出现的电话、无线电通信和电视等技术催生了全新的信息网络，与燃油内燃机结合，使人类进入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其核心是数字化制造、新软件、新工艺、机器人、网络服务普及化，大量个性化生产、分散式就近生产成为重要特征，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将终结。在主要大国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为对主导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控制权争夺的情况下，中国等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取得先导性技术突破，及时实现产业化并形成竞争优势，就无法占据此次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如果再次在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和财富版图中被边缘化，那么后果不堪设想。1.5　大国角力推动地缘政治、安全格局深度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大国在经济总量上与西方世界平起平坐，新兴经济体将和发达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对于以实力主义立国的美国来说，其超级霸权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兴起，必然改变世界体系的地缘结构，为此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这使亚太地区已有的不稳定因素被大面积激活，进而推进了全球地缘和安全格局的深度调整。

近年来，中国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都在增强，而美国的绝对力量尽管仍在缓慢上升，但相对力量却在持续下降。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仍然抱守冷战思维，信奉国强必霸的逻辑，对国际体系结构危机特别敏感。美国担心中国利用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行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扩张，削弱美国安全保证的可信度，瓦解美国的同盟体系，冲击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而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尤其担心在亚太地区这一全球最重要的领域，出现令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难以控制和施加影响的局面。

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关系解冻，直到21世纪前几年，历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都是以接触为主。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出现转变，奥巴马政府成立以来，遏制逐渐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而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加强。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高调喊出“美国回来了”，2010年美国强势介入南海纠纷，2011年10月11日希拉里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明确表示美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将转向亚洲，提出“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在亚太地区。”

为此，美国在外交上积极推进“靠前部署”，领导人密集访问亚太地区，巩固传统盟友，发展新兴伙伴，加强与亚太重要地区的组织合作。特别是高调介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南海主权纠纷，不断挑唆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提出南海利益诉求，倡导所谓的“国际自由航海权”，力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战略格局。军事上进一步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日、美韩等传统盟权关系，拓展与印度、越南的军事关系。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33万多名官兵、180多艘各类舰船以及2000多架飞机。美国与亚太多国频繁开展各种类型的军演，力图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模式。经济上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拉拢亚太各国参加。特别是在2011年APEC峰会期间，美国积极推动在会议框架外开展TPP谈判，期冀以此为突破口，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美国纵容中国周边少数国家挑起事端，无端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在一定限度内加剧了两国政治关系的紧张态势。

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四国，尽管中国不在行程之列，但仍是重要的“不在场的主角”。围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推动TPP、高调介入东海、南海问题等议题，加固亚太再平衡战略。此次亚洲之行，奥巴马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力促美国以轮驻方式重返菲律宾并共享军事设施，鼓动日本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维护海上安全的装备和训练。其意图无非是安抚和拉紧盟友，显示美国重返亚太的步伐不会停歇，加大对华牵制并为其中期选举造势加分。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高频度的抵近侦察，这已成为危及中美海空军事安全、导致意外发生的危险根源。2014年8月19日，在中国南海公海海域上，美国P—8巡逻机与中国歼—11战机“相遇”，两机最近距离仅有6米，险些相撞。最近几个月，美国一直试图加大对华威慑力度，对华措辞更加强硬，对亚洲盟友承诺更加明确。奥巴马称中国搭便车30年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相互指责，更多地凸显了中美两国间的分歧与斗争。

从全球来看，当前国际局势碎片化倾向明显，可以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一段时期。“9·11”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并不算成功的反恐战争，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其维持霸权的全球战略有些力不从心，力量投放上却显得力有不逮。目前，美国显示出其既想拉紧同盟、制衡中国，又离不开对中国的借重和合作。近年来，随着美国实施全球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美国对中国周边分歧的态度从原来的相对中立、不介入到深度介入，使得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中的不稳定因素被大面积激活，中国周边压力骤然加大。美国高调宣布从经济、军事和战略上“转身亚太”，扰乱了冷战后中国力图塑造的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使中国周边地区形势日趋复杂，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第2章新一轮对外开放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2.1　深化对外开放与推进国内改革

新时期推进对外开放，有必要对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再次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在当代中国的词汇中，“改革开放”常常作为一个词语来使用，但如果把二者分开，仔细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有新的启示，这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会有更大的启发。

改革开放使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获得大幅度提升，其涉及人口之众、提升幅度之大，都堪称奇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年人均收入只有80多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只有705元。到2013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已达8896元，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26955元。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我们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和开放一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两面旗帜。回顾36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改革与开放可以说是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作为内部机制自我调整的改革和作为借助外源动力的开放成为中国稳步发展的双轮。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在条件，[1]开放为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开放为改革提供方向、动力，为改革划分了阶段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开放引领着改革的方向，定义了不同阶段改革的重点任务和目标。特别是当国内改革动力不足、迟滞缓慢的时候，开放的倒逼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1980年经济特区建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都说明正是巨大的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也使我们收获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

以加入WTO后我国法律的创制为例，依照传统的主权理论，法的创制通常被认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不受国际法的影响。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按照WTO成员方国内法制应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相协调的要求，中国履行入世议定书的承诺，保证国内法律、政策和行政程序与WTO协议保持一致，中国在入世前后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法规清理，制定、废除、修改了一大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自1999年底，国务院近30个部门共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通过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修改的法律14件，国务院制定修改行政法规38件、废止12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修改及废止部门规章等1000多件，各地共清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文件19万多件，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2]场经济需要，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中国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3]制，而这是传统农耕文明所无法承载的。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深层次、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不仅加快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步伐，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更推动了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从这个意义来说，对外开放不仅是着眼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问题，而且是加速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以开放促改革，始终是一幅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开放本身就是改革，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开放，改革就没有了方向，更无法行稳致远。

中国上海自贸区试验区又是一次以开放倒逼改革的重大举措，它将极大地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凸显了政府将事前管控向事后加强市场监管方向转变的决心。过去对于外资的引入与使用，无论是允许类还是限制类，都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批程序，从章程到资本都要审批；现在则用备案代替审批，减少审批时间、成本和风险，对企业来说，这是一种友好的以信任为推定的管理模式。简政放权就是要将该放的权坚决放开、放到位，该管的事管住管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主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36年前中国实施的对外开放，是在国际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条件下的重大历史性选择。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又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止步不前只会错过发展机遇、贻误时机，最终延缓我们发展的步伐。中国建立开放性经济体系应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应是被动之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必须走开放式发展道路，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中国越发展就越要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错过了18世纪中叶、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次世界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了本轮经济全球化机遇，成为主要受益者之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全球价值链快速拓展，中国只有进一步扩大开放，才有可能持续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1]汪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J].中国对外贸易，2013（12）：28-30.[2]于广州.关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有关情况的报告[R].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4（1）.[3]华民.从世界经济发展看中国的伟大复兴[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7.2.2　以对外开放推进国内区域格局再造

中国对外开放起步于东部地区来说，借助于沿海这一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由于发展动力不足、手段不多，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区域对外开放“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特征十分明显。

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我国广大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两大制约因素：一是物流不畅，成本太高。据一些研究机构测算，成都的货物运到美国，60%的费用发生在国内；西安的货物运到上海的费用，相当于上海运到荷兰安特卫普的费用。二是区域转关难，通关效率低。内陆地区既不靠海也不沿边，目前全国285个口岸中，内陆地区只有28个，大多数货物进出口需要通过沿海港口或边[1]境口岸转关，增加了通关环节和费用。

在区域发展政策方面，针对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的主要做法是出台一些特殊的区域扶持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区域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这些政策暴露出的问题愈加明显。这些政策往往具有很强的自足性，缺乏跨区域、跨国境的开放视角，随着各类区域政策的日益增多，区域政策呈碎片化特征也日趋明显。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区域的梯度发展形式促使基于国情的“雁阵模式”的形成，而这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平稳转型的天然机制。中国不同于其他小型经济体，因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变化而产生的压力，能够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实现平滑过渡及转换，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别是，通过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中国可保持未来20年的高速增长。

在此方面可以与日本作对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率大幅度跳水，规模太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日本“刘易期拐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遭遇滑铁卢后，国内市场狭小使企业无法找到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余地，同时，国内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高度保护，这也加剧了其经济转型的难度，迫使大批日本企业逃离本国以求生存，最终虽然实现了经济转型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的“空洞化”。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的成本条件变化并不像当年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的影响也温和得多。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凭借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变化的压力，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为投资改善生产率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内地发展可能是中国增长模式平衡转型的天然渠道。事实上，即使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内部地区之间仍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因为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1倍，按目前发展速度推算，内陆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达到沿海水平。

过去20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连接世界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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