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著 沈志明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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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黑夜漫游试读：
LOUIS－FERDINAND CELINE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茫茫黑夜漫游/（法）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著；沈志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02-014935-3
Ⅰ.①茫… Ⅱ.①路…②沈… Ⅲ.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Ⅳ.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70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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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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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35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5 插页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5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935-3
定 价 4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文前插图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932年春末）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漫画像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作品一览译序
一九三二年，长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发表，塞利纳一举成名，可惜当年未评上龚古尔文学奖，只得到雷诺多文学奖。后来，法国文学界，乃至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历届评审员，几乎一致认为这是龚古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如今《茫茫黑夜漫游》（以下按塞利纳的习惯简称《漫游》），早已列为二十世纪法国小说的经典。不过，话说回来，从历史角度来看，也不必对评审员们求全责备，不妨[1]说事出有因吧。想当初，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普安卡雷执政的十三年不仅迅速克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给法国造成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而且成功地使法国财政保持良好状况，各经济部门都有长足的发展，尽管繁荣景象主要得益于“法兰西殖民帝国”，财源从日益扩张的殖民地滚滚而来。一九三一年巴黎举办的殖民地博览会充分展现了法兰西的强大，当时的法国在国际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想见，一年之后发表的《漫游》很难让占读者百分之八九十的富裕阶层心悦诚服，从内容到语言都让他们感到格格不入。总之，舆论哗然。龚古尔评审委员会不会不受到影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哪怕独立思考能力极强的委员们也未能免俗。
然而，表面风光无限的“美好时期”远未抹去大战所造成的创伤，其社会裂痕波及各个层面，难以医治愈合，以至于一向以法兰西文化为自豪的知识分子也怀疑祖国的文明，在世风日下之际，甚至怀疑人心不古和人性多恶。塞利纳深受弗洛伊德影响，把弗氏对人心人性的怀疑通过《漫游》的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美国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此时已经冲击欧洲，“华尔街崩溃”已经影响到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就在《漫游》出版的当年，美国金融危机摧毁了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秩序，其结果造成法国是年失业总人数高达五十万之众，从而引发法国各个领域深层次的危机在所难免。
作者通过《茫茫黑夜漫游》描述社会风俗、日常轶事、军事生活、沙场鏖战、社会各阶层因战争而发生的变化等，深刻揭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危机，宣告促使主人公入伍奔赴战场的国家救世主降临说彻底破产，即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祖国观念彻底崩溃。战争所造成的文明裂痕迫使人们完全改变生存观念和行为方式。但面对凉薄残酷的世界和孤凄无援的人生，世人如堕入茫茫黑夜，倍感恐惧和无望。如此广泛和深切的描述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乃至整个上半叶，几乎绝无仅有。
难怪一九四六年，正走红的萨特刚批判塞利纳的政治表现后不到一年，发表了一篇十分严肃的论文，题为《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他出语惊人，明确指出：“也许塞利纳将是我们中间唯一永垂不朽的。”[2]如此明晰和崇高的评价，其时振聋发聩，而今似乎争议的人不多了。我们可以断定，二十世纪亲自以各种方式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或作为见证人的法国作家颇为不少，但以自己亲身体验把两次大战如此全面而深刻地写入《漫游》及其他小说，塞利纳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塞利纳的小说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明史。将来，也许几个世纪以后，谁想了解二十世纪前五六十年所发生的事情，塞利纳小说恐怕是必读的参考书。《漫游》主人公巴达缪（Bardamu）的词源是旅行者，像作者那样，足迹遍及全球，尝试过各种职业：求过学，当过兵，务过农（作为殖民者雇员管橡胶园），沦为非法移民而打过工，失过业，做过医生等。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试过，可谓历尽人间一切辛酸。最后看穿人类走不出这个怪圈：一切政治手段失灵之后，必然走向战争。
塞利纳生活的时代急剧走向衰落，社会风气日益浸薄。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腐败无能，政局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塞利纳这部处女作，如同一面巨大照妖镜，忠实地反映这一特定的、丑恶的时代，政治上的黑暗腐朽必然伴随一代社会风气的浸薄颓败。小说为我们展示的真实生活场景，使我们看到了各个阶层不同的苦恼和悲伤，整体世情的冷酷、虚伪和自私，那个社会到处都是一样的糜烂和黑暗。在那里，人的灵魂能用冰冷的金钱来收买，人与人的情谊丧失殆尽；世人趋炎附势，胜过上帝，一个个都成了尔虞我诈的冷血动物。从而社会利己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所揭示的社会病态引起了人们对丑恶现象的反对和憎恶。因此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否认的。
塞利纳以众醉独醒的气势认定一个死理：忠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固有面貌，不为个人升官发财，一味秉笔直书，不管白色红色黄色杂色势力，看不惯的，一律痛批猛打。正因为如此，他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高尔基。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法共人士看来这是一次神圣的大会，派出以阿拉贡为首的代表团出席。高尔基当然是会议的核心人物，他的报告《苏联的文学》被视为具有战略性的文献。我们不妨全部抄录他批判塞利纳的那段话，奇文共赏：“现代西方文学（也）失掉自己的影子，从现实中间迁居到绝望的虚无主义里面，这从路易·塞林（塞利纳）《黑夜王国旅行记》（《茫茫黑夜漫游》）一书里可以看到。这书的主人公巴尔达缪（巴达缪），失掉祖国，蔑视人类，把自己的母亲叫作‘母狗’，把自己的情人叫作‘臭尸’，对于一切罪行都无动于衷，虽然他没任何条件可以‘加入’到革命的无产阶级里来，但他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的条[3]件，却完全成熟了。”[4]
高尔基这篇带有“拉普”思想阴影的讲话对塞利纳乱扣帽子瞎打棍子，恐怕出于这样一种思维：艺术性越高的坏书越要痛批，否则为什么他把塞利纳当作最猛烈的批判靶子？要知道，塞利纳才出名不久，就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被高尔基摒弃出文学的光荣传统，实际上倒从反面肯定了塞利纳的文学天才。看来高尔基还有点眼力，不过他忘记了恩格斯的教导：“……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家不必要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5]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恩格斯这段十分精彩的论断，不知道塞利纳是否读过，但他的创作实践大致符合恩格斯的教导。如果再加上别林斯基《论莫斯科观察者的批评及其文学见解》，就更能为塞利纳辩护了：“不证明，也不推翻什么，就靠了十分忠实的揭示事物的特征，或用确切的比较，或用确切的推断，或干脆用如实的描写，十分鲜明的（地）把事物的丑恶表现出来了，这样（地）来扑灭它。”关于高尔基的批判，我们将在下面继续为塞利纳辩护。
谁想得到，曾几何时，不知怎的，斯大林同志读到了《漫游》，竟爱不释手。也许觉得高尔基不大讲政策，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于是暗示下面邀请塞利纳访苏。最高统帅这种青睐连阿拉贡同志都未曾有过，转眼间塞利纳身价陡升。谁料得到，这个“阿斗”不识抬举，就是扶不起来。访苏归来，写下《认罪》。他可不像罗曼·罗兰封存《莫斯科日记》五十年，而是立即发表了，声言“一次革命要等二十年之后才能定论”；“真正的革命就应当是认罪的革命，彻底净化的革命”，所以“应当抵制奉承者，阿谀奉承是人民的鸦片”。他引火烧身，立即成了“反动作家”，几十年翻不了身。这使他颇为吃惊，初尝红色政权的厉害，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许他在九[6]泉之下永远弄不明白为什么“反动作家”这顶帽子在中国一九八六年还扣在他头上。幸亏柳鸣九先生出面，于次年为《漫游》作序，实际上把这顶帽子摘掉了。
话得说回来，他的孤高傲世虽然有助于他树立文学创作的独立人格，但在为人处世上却成了他最大的缺点，由此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是不可低估的。譬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资助下的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培养、招聘、重用了他，使他在医疗卫生事业上有重大建树，可他毫无感恩之情，反而对他们讽刺挖苦攻击。又如，美国文学评论家兴都在《催命》刚出版不太受欢迎时，为美译本作序，大加赞扬。后来塞利纳遭难，流亡丹麦，兴都专程前往探望。塞利纳仍桀骜不驯，不会鉴貌辨色，引起兴都不满，回美著文痛批塞利纳，后来给他造成很大的麻烦。至于他对待第一任妻子和岳父更不近人情，他到日内瓦任职，把妻子和女儿抛下三年不管，给妻子写的信恶劣得叫人看不下去，逼得妻子离婚，气得女儿后来拒绝接受塞利纳遗产。他还有其他包括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可讳言，他的人品确有缺陷。
但我们认为，人品有缺陷，政治思想和道德处世等观念上有问题，都不应该作为评定文学创作（不包括论文、杂文等）的标准。普鲁斯特在著名的《驳圣伯夫》中指出：“书是另一个自我产物，不是我们在习惯中在社会中在怪癖中所表现的那个我。”早在二十世纪初，他就主张把论人和评文分开，指出文学批评必须从文本出发。我们应当按普氏这条文学审美真理来评定文学作品的价值。所以，“不要因为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为同一个烟花女争风吃醋而否定《基度山伯爵》和《茶花女》的小说价值。也不要因为维克多·雨果放荡得连女佣人都不放过而谴责《悲惨世界》中纯洁的爱是虚假的。更不要因为波德莱尔恶习多多而批评他的诗歌伤风败俗，进而否定其艺术性。谁要是读了《忏悔录》而谴责卢梭道德败坏，那就是普鲁斯特所指‘不善于[7]读书’的那类人。”“不善于读书”的人，毋庸讳言，世界各国都存在。一般读者多半倾向把主人公与作者联系起来遐想。塞利纳名声不好，无疑与他的作品有关：他的八部小说以及其他创作，如《与Y教授谈心》，除用了一次“替身”巴达缪以外，全是第一人称，甚至用塞利纳或干脆用真名戴都什作为主人公。
他痛恨社会邪恶和人性堕落，以主人公身份与其他人物平等地在惶恐、怀疑和绝望的境地一起活动。这样，作者就可以跟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可惜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许多人完全误解了，以为作者自暴乃至贩卖隐私，自我中心膨胀，丧失人性，背叛祖国，亵渎父母，践踏情人，从而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沦丧了。不懂得上述普鲁斯特的真知灼见，更不懂得作者的自审意识，有的人当“灵魂工程师”久了，把自己灵魂的丑恶愈藏愈深，他们当然也不懂得用第一人称创作的艺术魅力。
娜塔丽·萨洛特在其名著《怀疑的时代》曾对塞利纳有过崇高的评价，认为《漫游》是“具有高超技巧和巨大突破力的一部杰作”。[8]她特别欣赏塞利纳几乎自始至终坚持用第一人称写作。她指出，“用第一人称叙述能满足读者合情合理的好奇心，并且可以消除作者并非不正当的顾虑。另外，至少表面上像是亲身经历的，真实可靠的，使读者持尊重的态度，可以消除读者的疑虑。”“这个‘我’与作者同化，但同时又不是小说家本人。”“‘我’既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往往只是作者自身的投影。在‘我’周围的人物已失去固有存在的意义，或者只是一些幻象、梦想、幻觉、反照、模态，或者仅仅是‘我’的附属品。”
由于当代读者对小说人物采取怀疑的态度，拒绝接受单凭想象的小说，即全部虚构的小说，所以要读者相信小说中所叙述的事实，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点真实的事情依据。通过这种方法，“读者一下子就进入了，完全处在与作者相同的地位”，一直到小说结束为止。以上论点是萨洛特根据她十分欣赏的四部作品所综合提炼出来的见解。它们是：塞利纳的《漫游》，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又译《寻找失去的时间》），纪德的《沼泽》，萨特的《恶心》。她这些观点早已为法国文学界所接受。
可惜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进一步研究塞利纳运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技巧和具体的文学效果，而只能探讨他用“我”这个工具来抒发的自审意识，因为就目前而言，在中国，消除人们对塞利纳其人其书尚存的疑虑仍是当务之急。
塞利纳在以文学创作揭露和谴责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以及民不聊生、人心险恶的历史根源时，自己同时以受屈者、受害者和审判者、反思者的身份出现，既有谴责又有自审。他对亲身经历的事件既站在历史法官的位置，即受害者的角度，也站在被告者的位置，即肇事者的角度，边谴责边自审。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在两次大战中既是参战者，又是受害者；既是被恶势力所迫害所摧残的对象，又是缺乏勇气和力量的怯懦者，甚至是恶势力的帮凶。在两次大战期间以及战前和战后，在两次空前的浩劫中，作为民族的一员，他不仅自身被耽误、被损害、被践踏，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损害、欺侮、污辱他人，就是说自己既是悲剧受害者，又是悲剧制造者。
他的使命是进行文化性反思，即把疑问带入民族集体无意识层次，要充分意识到自己身上也积淀着传统文化的可悲性基因。有了这种与民族共谴责同忏悔的自审意识，他就可以与笔下人物共同承担痛苦，就不需要什么上帝和国家救世主以及什么激进的或保守的学说，自己拯救灵魂，启蒙自己，开导自己。为此他总有一种向惨重的历史教训讨回公道和索还代价的劲头。当然谈不上通过反思自审把人们引向新时代新社会去迎接灿烂的未来，况且他同时代那些“让我们歌唱到明天”的乐观作品不是统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了吗？塞利纳绝没有这种乐观精神，但他的作品至少不是消极的自践性谴责和悔恨，相反的，能够使读者对法兰西文明共同承担责任。
塞利纳继承了卢梭《忏悔录》的优秀传统，把他人和自己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所不同的是卢梭以前所未有的坦诚、“以同等的坦率”讲述自己的“美德与罪过”，而塞利纳则以前所未有的坦诚不光讲自己的“罪过”；更确切地讲，以同等的坦率讲述他人和自己的“罪过”。从这个意义上讲，塞利纳小说虽是自传体的，但不是“忏悔录”。忏悔是让别人理解和饶恕，而塞利纳谁也不饶恕，也不要任何人饶恕他。颇有鲁迅的风格！
所以，他可以愤世嫉俗，揭示世风日下的时俗，骂尽诸色，指斥时弊，笔伐世情虚伪和人心险恶，选择最能泄愤的脏语辱骂，“曲尽人间丑态”；所以，他敢于像罗丹那样把《老娼妇》由于衰老而干瘪的裸体赫然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贵妇人们骇异惊呼“丑恶”而掩目而过；所以，巴达缪敢于亮丑，敢于揭露灵魂深处的丑恶，鞭挞错误，不断自我反省：“把一个遭厄运的、受尽折磨的人生当作麻雀来解剖。”巴达缪在总结长期流浪的生活之后说：“我还不如死神那么高大，甚至比死神渺小得多。我没有人类崇高的思想……我的旅途中把什么都丢了，垂死者需要的一切都让我丢了，仅剩下恶念。”他的自我剖析正表明他的可贵品格和求真精神。
因此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巴达缪心里暗骂他母亲不如母狗。那段出自《漫游》的话是这样的：“她（母亲）重新见到我时非常激动，哭哭啼啼的，好像一条母狗失而复得它的崽子。她大概认为拥抱拥抱我就能助我一臂之力，其实还不如母狗，因为她相信别人让她来领我的理由，母狗则不然，它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巴达缪在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幌子下义务应召入伍参加第一次大战，在一次例行巡逻中稀里糊涂地被炮弹炸伤，撤到后方医院又稀里糊涂地被授勋章，莫名其妙地成了战斗英雄。经过手术虽保住性命，但留下的后遗症十分严重。他在医院疗养，生活单调，心情非常恶劣。所以对母亲来领他回家度周末很不以为然，心里反感透顶，因为她听信别人瞎吹乱说：她有个英雄的儿子，光宗耀祖，但受伤不重，一切将恢复正常，等等。其实，他与母亲，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心里颇感内疚，因为像我母亲一样，我从来不能够对不幸的事情完全心安理得”，此类反省，处处可见。
巴达缪一向认为自己的出生是多余的，因为父亲总是把他当作累赘，当作家庭的灾星。母亲则一天到晚唠叨，怪他没出息，对他毫无信心；现在却把他当作英雄，激动得不得了。其实他心里明白，他不是英雄，而是狗熊：参战后曾想逃跑。当炮灰的苦处，母亲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真不如母狗聪明，因为母狗至少相信自己的感觉。更苦不堪言的是，面对莱翁的死亡，他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不如一条狗，承认：“我是恶人。”
这些都是形象比喻，再说完全是虚构的。真实的塞利纳与虚构的巴达缪—塞利纳虽然人生历程大致相仿，其内容和形式却大不一样。比如，他本人与母亲的关系一直不错。母亲去世时他在德国，直到流亡丹麦时才获悉噩耗，心里非常难过。所以不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对号入座”，上纲上线，随随便便预言塞利纳将“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
至于“把自己的情人叫作臭尸”，更是荒唐。首先，巴达缪根本没有情人，也不知道什么叫情人。他洞察世情，将男女之爱看透，非但认为世上不存在真切纯粹的爱情，而且断言男女之爱最终必然落实到屁股上：巴达缪之所以拒绝莫莉真诚的挽留，并非因为她是妓女。他根本不在乎所谓道德和廉耻。因为他不受男女性爱之迷惑：饮食男女，根子在色，一旦色相消失，必然产生厌恶之心，随即丢而弃之，从而对男女种种弱点百般绝望，进而既不能冷静面对现实，真实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更无气度去面对生活的灰色。总之，巴达缪之所以拒绝母亲的关怀，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母爱；他之所以拒绝有点人情味的妓女莫莉的善意，是因为他不懂得爱情，也深感自己不配受人爱，干脆把一切爱拒之门外。巴达缪通过自己的影子罗班松的嘴声称：“我不愿别人爱我，我受不了别人的爱！”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从塞利纳的自审意识去衡量其作品主人公“我”的自轻自贱，自惭形秽。“我”自骂的话比比皆是，不妨随手捡几句：“我这个败类”；“我委实是一头该死的猪”；“像我这样的糊涂虫”，“酒囊饭袋”，“无用之辈”；等等。我们可不能轻信这些自贬自责的话，而应从文学审美去考虑。想当年，瞿秋白曾把自己比作“狗”，署名“犬耕”，解释道，“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像狗耕田！”大概是自谦，但也有点符合实际。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曾自责“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脾气”。更有甚者，在《狂人日记》中宣布：“我”不仅“被吃”，也参与了“吃人”。假如我们采取高尔基的手法，那还了得！这应从鲁迅的名言去理解：“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塞利纳肯定没有鲁迅这般崇高的思想境界，但否定别人的同时也否定自己是不争的事实。他笔下一幅幅否定西方世界的图景，用一位法国评论家的话来说，是构成“本世纪中写得最真切、最令人心碎的作品”。难道西方世界不正是在否定中前进吗？
我们猜想，萨特之所以宣称塞利纳将永垂不朽，是因为塞利纳恰当地选择和完善了用以表达自己独特思想感情的独特文体，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塞利纳的文学语言风格。
为了勾画一个阴森冷酷的鬼蜮世界，展示社会生活那些腐败、凋敝、荒淫、堕落的画面，必须以讽世之作去写尽世态人情，必须把揭露社会黑暗和描写家庭日常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把重大事件穿插在流水似的日常生活中间，才不至于使人物成为典型和影子，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塑造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
塞利纳基本上按自己的生涯作布局，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总体上无一不是作者所经历的，但又是完全虚构的：童年，学生，学徒，当兵，打仗，复员，游历，求学，行医，涉笔，流亡，被捕，入狱，归来。以日常生活为主线，穿插惊心动魄的情节，以表现市井细民的委琐心理和卑劣灵魂，也刻画神甫、医生、学者、律师、将军等中上层人物的丑恶嘴脸、卑鄙灵魂、无赖手段和贪婪本质。作者往往运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借助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鲜明而集中地揭示寄生虫之流的本质，令其无所遁形。
举个例子，看看怎样讽刺来向巴达缪打秋风的普罗蒂斯特神甫：“神甫身上的长袍很不方便，好像裹着一块呢绒，走动时飘飘荡荡的，活像漂浮着海鲜的鱼汤。”“神甫的牙齿十分糟糕，哈喇黄和金属棕相杂，似绿非绿的牙垢积得厚厚的。”“他赤条条暴露在你的面前，如同一个可怜巴巴的褡裢，虽然煞有介事，自吹自擂地吧嗒吧嗒，说不清道不明……”“总之，来者不善，要看透他庞然而贪婪的实质。”
像这样切中时弊的讽刺佳句到处可见。每每在叙述过程中，讽刺话一针见血刺入事主的要害。简洁，练达，明快，具有爆发力。其主题思想往往用最后一句或几句“怪论”点明，例如：“怯懦和勇敢，没有多大差别。同样一个人在别处是英雄，在这里却是狗熊，并不比别处想得更多。”又如：“真实就是无尽无休的弥留，人间的真实就是死亡。”又如：“我决心给自己打气，打得鼓鼓的，活像一只鼓满理想的癞蛤蟆。”再如军队带着葡萄酒行军：“一瓶瓶的酒像大腹便便的汉子，晃晃悠悠地走着，嘟嘟囔囔地说着野话。”再如：“爱情和幸福只有在电影里出现”，因为“爱情，同一时刻普天下有无数的人在做爱，而死神恰好寓于温情之中，躲在里面尽情享受温暖，热乎乎的，和所有做爱的人分享快乐，多么有趣啊”。
另外，他运用隐喻和比喻得心应手，俯拾即是。记得早在八十年代初，笔者专攻萨特著作，对萨特采用的两则比喻印象特别深刻：一是他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说：“他们好像篮子里的一堆螃蟹”；二是他形容没有头脑的美女时说：“好像拥抱一袋包装漂亮的粪便。”没想到这两个比喻的发明权都属于塞利纳，还有萨特也套用过上述“同一时间普天下有无数人在做爱”的意境。难怪塞利纳在《与Y教授谈心》以及别处大呼别人“抄袭”“剽窃”他的东西，这是后话。我们不妨把“一袋粪便”完璧归赵，请看：“再好的美食到了柔滑温暖的肚子里，必定被人体腐蚀成粪便，在外科医生解剖的眼光下，人体只不过是一袋粪便。爱若脱离身体就不成其为爱，而落到实处的爱只不过是身体机能抖动的尴尬相，是狂热的湿漉漉的失落。”塞利纳这些诙谐的比喻，直言无隐的快意，是来自对人情深切的体验，对世态惊人的洞察，起到了“辞托开心悦耳，意在警顽醒味”的艺术效果。
如上所述，艺术情节的侧重点是描摹世态，捕捉平凡生活的诗情画意，没有详细的铺叙。作品结构颇为松散粗疏，但情节演进十分自然。其世情描写乃至细节描摹生动活泼，呈现一幅幅姿态纷繁的画面，使作品布局跌宕腾挪，此起彼伏。作者基本上采用白描手法，以明快有力的嘲弄笔锋，写尽世态人情。他以冷峻的观察，从常人见怪不怪的事态入手，点染和刻画各式人物：多为市侩刁民，淫妇暗娼，或潦倒落魄之徒，或寄人篱下之辈。每当指斥他们闲游浪荡，秽浊百端，背伦蔑理，所用的语汇往往尖酸刻薄，可谓“秽言以泄共愤”，损人刻毒，甚至词淫语秽，但总是那么形象和令人发笑。
不妨举几个例子：“像瞧屁股眼儿，漆黑一团。”“（我）竭力想弄清马德隆屁股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货。”马德隆针锋相对：“我的屁股是干净的，而你，连你的脚都是脏的哩！”“姑娘们特别喜欢把全人类集中在一个臀部上，唯一的臀部上，以为这是神圣的梦想，狂热的爱情。”
至于黑色幽默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如：“上校的头颅飞走了，脖子上敞开一个大口子，鲜血咕噜咕噜地炖着，好似锅里熬着果酱。”又如：“草地上无处不堆放猪羊牛肉及下水，成群的苍蝇死叮着我们，营营地鸣奏乐曲，好似燕舞莺啼。”
总之，哪怕损人的脏话，哪怕黑色幽默，都是发自作者内心的生命感悟，用一种诚实而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半点掺假，也没有“花架子”，直截了当，干脆利落。凡此种种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塞利纳风格。
然而，塞利纳风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最具有自身审美价值的部分，是他的语言，是他独创的口语体文学语言。他打破了纯熟的传统的文体格局（《赞梅尔韦斯的生平事业》就是用娴熟的传统文学语言写成的），发明了口语体的情感化文学语言，并运用得游刃有余，以“真僧只说家常话”的口气，生动、平实、幽默地讲出深刻、独到、令人启悟的思想；以恰当而明快的方式从容不迫地把自己对审美对象的把握表达出来。
我们知道，丰富多彩的法兰西文学语言是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家共同创造的财富。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塞利纳有着特殊的贡献。他的创新可与十九世纪的福楼拜相媲美。
普鲁斯特指出：“福楼拜是个语法天才。他的天才是一种精灵，其形态是：过去时，代词和现在分词。”“福楼拜个人独创使用限定过去时，不定过去时，现在分词，某些代词和某些前置词，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几乎可与康德相比。”“他巨大而耐久的创新是一种语法创新，但几乎难以辨认，因为它同我们时代的文学语言水乳交融。我们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时，实际是阅读福楼拜的作品，并不知道其他作家只不过鹦鹉学舌。”“（后人）该付给福楼拜多少版税呀！”
虽然塞利纳创新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与福楼拜不同，但普鲁斯特对福楼拜崇高的评价用在塞利纳身上完全合适。
法国文学有史以来，塞利纳第一位把大众语言、民间口语系统地引进文学殿堂，包括口语句法结构以及成语、俚语、谚语、格言、土语、切口、行话等。更稀奇的是，他在此基础上加以全面创新，从而形成塞利纳语言风格。他创造了几千个新词。多得难以精确统计，其中四分之三是多种词类的派生词，派生得那么天趣盎然，叫人难以察觉。最多第一次读到时微微一笑，觉得新鲜有趣，也就放过了。有心人查一下词典，这才发现是个新词。时间长了，慢慢被大家采用，也被年复一年修订的词典采纳了。这里包括创造性使用的俗语、土语等，当然完全由他发明的也占一定的比例。
塞利纳还对句法包括词组和行文结构作了系统的革新，简直是一场小小的语言革命。他另辟蹊径，独创一格，把口语结构形式包括一些以前在笔语中禁用的，大胆地系统使用。我们不妨简要列举一部分：（1）省略否定副词。ne...pas，ne...rien，ne...personne等中的ne。如把je n'ai pas变成j'ai pas（我没有）。（2）省略作为主语的中性代词il（它）。如把il faut s'en aller变成faut s'en aller（该走了）。（3）同义叠用，用来加强语气或强调句中某一成分，又可减少很麻烦的动词变位。如：Nous，on ose pas.（我们不敢。）又如：Je l'ai pas vu，mon père.（我没见到父亲）（4）赘词省略。凡表示恐惧、怀疑、否定等意义的词引出的从句，比较级形容词或副词后的从句，某些连词短语引出的从句，在肯定式时从句中应加赘词ne。此赘词一律让他取消。如：Je crains qu'il （ne）pleuve.（我怕天要下雨）（5）虚拟式的特殊形式。如Bien qu'il soye（soit）.（尽管他是……）（6）加赘词。用来强调句中某一成分。如：C'en est un des hommes，un vrai de vrai.（这是真正的男子汉）（7）疑问词后边加que，避免疑问句中主谓语倒装。如：Comment que toi，t'es venu？（怎么您来了？）（8）连词que作赘词，可避免句中主谓语倒装。如把dit-elle变成qu'elle dit（她说）。（9）重读人称代词在动词不定式前作主语。如：moi，je pars，et toi，rester！（我走，你留下。）（10）改变某些词组固定结构。如把d'un château à l'autre变成d'un château l'autre（从一座古堡到另一座古堡）。
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另外他别出心裁地改变语气表达和标点符号的习惯用法。比如为了加强语气，他喜欢重复运用各种感叹词。如Ah！Ah！Ah！（啊！啊！啊！）一连三个。又如zut！zut！zut！（见鬼！见鬼！见鬼！），重复三次。这对翻译倒不要紧，完全可译的。但有些标点，如惊叹号“！”，有时一整段乃至一整页句句末尾用惊叹号，甚至在句中加惊叹号，而且一加好几个。这就难以完全翻译了，最好必要时多加几个，全篇惊叹号，反而起不到加强语气的作用了。
最叫人费解和头疼的是塞利纳最自鸣得意的省略号（法语中三个点…）。他用三个点表示停顿，在说话时，在叙述中，在一切场合，到处使用。开始很多人不理解，提出批评，甚至责难。塞利纳对此十分恼火，在《与Y教授谈心》中专门作了解释，把“三点”比作音乐休止符，比作铁轨枕木，吹得神乎其神，说什么轨道缺少枕木就无法使火车正常运行，等等。但我们敢说，绝大多数法国读者根本体会不到其中的奥妙。我们更是无法翻译，只好一律取消，尚希塞利纳在天之灵见谅！
但他主张真正的叙述不应是描述，而应是以时而急促时而缓慢的声调和节奏，来抒发追忆往事的一连串话语。他的核心思想是，人说话，尤其说实话，必有感情。作为抒情的作家，塞利纳竭力通过口语或对口语的回忆，捕捉和实录情感，使情感化的口语充当文学笔语的载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口语情感贯串笔语始终。”口语只有遇到逼真之处才能截获情感，即成为情感口语，而用情感口语写出的小说是电影望尘莫及的，无法加以改编的。所以塞利纳认为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凡是可以被电影改编的小说，应当统统死亡。
然而这样的小说是很难写的。他说：“写情感逼真的小说累死人……任何一点点真情实感的笔录都得付出极大的耐心。”晚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一个时代出一两个真正的作家就不错了，“写好一部小说非得叫你累得趴在书桌上动不了窝。”最后这句话确实可信。他胳膊受伤，不肯截肢，留下不愈的后遗症，一生带病创作。他累得精瘦，没有一点点肌肉，大腿和胳膊几乎一样细。精疲力竭了，但思索不断，挣扎不止，一味咀嚼自己的心。他支撑着艰苦的岁月，经受了无穷的苦难，终于洞察了社会人生之后，自由地驾驶人生。虽然无法解救他人的痛苦，却超越了自身的痛苦，从而感悟到人生的真理。通晓英语和德语的塞利纳是法语天才大师，他视语言为生命，为语言陶醉，也为语言牵累。大概没想到他的结局与他赞扬的赞梅尔韦斯相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时间的长河中，生命只是一种沉醉，而真理就是死亡。”
这里，让我们引用《漫游》中一段精彩的议论来结束这篇冗长的译序：“言语貌似无足轻重，毫无危险，如丝丝轻风，似声声轻乐，不冷不热，但一旦传入耳中，即刻印入脑际，变成灰色的烦恼。冷不防，灾祸自天而降。言语好似一堆堆砾石，有露有藏，相得益彰，难以辨认。惟其如此，人言可畏，不管说长论短，都叫你一辈子提心吊胆。人言如雪崩，使你丧魂落魄，吓得你呆若吊死鬼。人言如风暴，来去猛烈异常，使你措手不及，凭情感很难信以为真。因此应当永远仔细提防人言，这是我的结论。”沈志明一九九九年初夏于巴黎二〇〇八年春末删减于上海二〇一二年秋再改于巴黎[1] 雷蒙·普安卡雷（1860—1934），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1913—1920），总理（1912—1913；1922—1924；1926—1929）。[2] 《萨特著作索引》，伽里玛出版社，第六七五页。[3]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一四页。[4]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25—1932）思想要求作家以抽象的哲学公式或教条主义的“革命”口号来代替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描绘。[5] 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十版，第三八六页。[6] 参见《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版，第二页。[7] 参见拙译《驳圣伯夫》译序。[8] 《怀疑的时代》，伽里玛出版社法文版，第七十三页。以下引文分别出自第三十五，九十一，七十二页。文前辅文我们生活在严寒黑夜，人生好像长途旅行；仰望苍空寻找出路，天际却无指引的明星。[1]——瑞士王室卫队之歌，1793[1] 据法国有关学者考证，此歌词系塞利纳所假托，因为王室卫队随着王室于1792年8月10日消亡，而作者注出歌词产生于1793年，显然并非疏忽。文前辅文献给[1]伊丽莎白·克雷格[1] 伊丽莎白·克雷格，美国舞蹈家。塞利纳于一九二六年岁末与她相识。从此他们在巴黎自由同居达六年（1927—1933）之久。《茫茫黑夜漫游》（1932）问世后，塞利纳接见记者时指出：“一位美国女舞蹈家教我懂得了节奏的内涵：和谐与速度。”[1]卷首语
旅行是很有益的，能丰富想象力。其余的一切只令人失望和厌倦。我们的旅行完全是虚构的，足见其生命力。
这是从生到死的旅行。人，畜，城和物，一切都是虚构的。这是一部小说，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利特雷法语词典》指出，虚构的故事从来不出差错。
再说，谁都会虚构故事，只要闭上眼睛就行了。
这是生活的另一面。[1] 这是作者在战后第一次再版《茫茫黑夜漫游》时（1949）写在卷首的导语，“卷首语”字样系译者所加。一
我根本没说什么，委实没想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开场了。阿蒂尔·加纳特约我谈话。他是大学生，我医科班的同学。我们约在克利希广场会面，那是在午后。他有话要对我说，我就从命而来了。他对我说：“别待在外面，咱们进去吧！”我跟着他进去。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这露天座位烫得可用来烤连壳溏心蛋啦！到这边来吧！”天气确实炎热，街上没有行人，没有汽车，空荡荡的。天气寒冷的时候，街上也没有行人。记得阿蒂尔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巴黎人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实际上他们从早到晚闲荡。严冬酷暑不适宜散步，他们不露面，人人躲在屋子里喝奶油咖啡和大杯啤酒。光阴似箭，世代如此。可他们硬说日新月异。变化在哪里呢？怎么变的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只不过他们一味自我欣赏罢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高谈阔论，翻来覆去那么一点儿东西，无非这儿换几个词儿，那儿换几个词儿，尽是些小花招。”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一面用眼瞟着女人，一面侃侃而谈，兴高采烈，洋洋得意。[1]
然后，话题转到普安卡雷总统，正好那天上午总统为小狗展览[2]会剪彩。《时代报》登了这则消息，于是我们谈起《时代报》来了。“嘿！好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时代报》！”阿蒂尔·加纳特挖苦我说，“这份报纸拼命维护法兰西种族，可谓独一无二。”我针锋相对，好像有根有据地反驳道：“正因为法兰西种族还没有形成，才需要维护呢。”“已经形成了！法兰西种族形成了！一个高贵的种族！”他固执己见，“甚至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种族，谁要否认谁就是王八蛋。”接着他把我痛骂一顿。我当然不甘示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他：“不对。你说的种族只不过是一大群像我这样的穷光蛋，满眼长眼屎，浑身长跳蚤，冻得像木头人儿；为饥饿、瘟疫、肿瘤和寒冷所驱，从大陆各地漂泊到这里。由于大海的阻拦，不能再往前了。这就是所谓的法国，这就是所谓的法国人。”“巴达缪，”他表情严肃、略带忧伤地说，“父辈们为咱们积了德，可不能说他们的坏话呀！”“你说得对，阿蒂尔，你说得太对了！他们满腔仇恨，却俯首帖耳，听凭蹂躏、掠夺、宰割，浑球儿一辈子，可谓积了德！你说的一点不错。咱们没有变，袜子、主子没有变，舆论没有变，即或想变，也为时晚矣，干脆不变了事。咱们天生愚忠，鞠躬尽瘁！咱们是无偿的士兵，全球的英雄，有声的猢狲，废话的炮灰，倒霉国王的宠儿。咱们跳不出倒霉国王的手心，一不顺从，他就掐咱们。咱们的脖子始终箍着他的手指，说话不方便，吃东西也得留神，稍有不慎就被掐死……这叫什么生活。”“也有爱啊，巴达缪！”“阿蒂尔，是啊，无穷无尽的爱倾注在鬈毛狗身上，可我还想保持尊严呐！”我回答。“谈你干什么！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此而已。”
他鬼着呐，总之，读者可想而知，舆论对这等人早有定论。“脓包，你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可我的论据非常有说服力。我撰写了一篇祈祷文字，替社会报仇，你听后立即会赞不绝口的。题目是：《金翅膀》。”我顺口背诵起来：“上帝掐算着分秒和铜钱，绝望，好色，猪一般的气恼。插着金翅膀的猪到处钻营，肚子朝天，期待抚爱。这就是他，我们的主宰。我们快快拥抱吧！”“你这篇小玩意儿在现实生活中站不住脚。我拥护既成秩序，不喜欢政治。不过一旦祖国需要我为她抛头颅洒热血，我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决不当脓包。”他慷慨陈词，对我作了回答。
没想到战争正悄悄降临我们俩的头上。我的神志混乱起来。这场短暂而激烈的争论叫我伤神，加上跑堂为小费嫌我小气，我的情绪颇为波动。不过，最后我和阿蒂尔讲和了，气也完全消了，两人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毕竟基本相同。我用和解的语气息事宁人：“总而言之，你的话不错，咱们同处在一艘巨大的战船上服苦役，奋臂划桨。这么说你不反对吧！咱们被关在里面吃尽苦头，但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挨棍子，受煎熬，听吹牛，遭训斥。他们一味叫咱们干活，替他们干活是最叫人难以忍受的。咱们在底舱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发臭，睾丸失灵，无出头之日。而甲板上空气新鲜，主子们逍遥自在，膝上抱着粉红脸蛋儿的美人，香气扑鼻。人家让咱们登上甲板的时候，主子们便戴上礼帽，凶狠地向咱们吼道：[3]‘你们这帮脏鬼，该去打仗啦！’他们下令：‘快把祖国2号的邋遢鬼送往前线！让他们的破船爆炸吧！快！赶快！船上什么都有啊！大家齐声高唱吧！先扯开嗓子试试，高喊：祖国1号万岁！让你们的喊声震撼四方！谁喊得最响亮，谁得勋章，还能得到耶稣赐给的糖果。他妈的！反正他们要是不愿在海上送命，到陆地去送死也行，而且死得更快！’”“完全是这样！”阿蒂尔赞同道，他不那么固执己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在的咖啡馆门前列队走过一支部队，为首的是上校团长，骑马在前。他仪表堂堂，身材矫健。好一个上校团长！我心里一阵热乎，跳将起来，大声向阿蒂尔说道：“我去探个虚实！”说完，急匆匆跑步加入了队伍。“费迪南，你真浑！”他气恼地向我喊道。我的英勇举动使周围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无疑引起了阿蒂尔的不快。
阿蒂尔的这种态度使我有点生气。我并没有停下来，相反跟上队伍的步伐，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咱们走着瞧吧，饭桶！”我及时回敬了阿蒂尔一句，当下跟着队伍拐到另一条街，上校和乐队始终在队伍的前面。这完全是真人真事。
然后，我们经过一条条街道，走了很长时间。队伍里新加入一些百姓，他们的妻子高声向我们鼓劲，向我们扔鲜花。人们从露天座上，在火车站前，从熙熙攘攘的教堂里，向我们欢呼，为我们祝福。爱国者大有人在！不过后来爱国者开始减少，越来越稀少了……天不作美，下起雨来，鼓劲声消失了，路上已无行人。
难道只有我们的部队在继续鱼贯向前吗？军乐停止了。我心里思量：“总之，我亲眼目睹了事情的曲折，就不再有趣了。一切重新开始吧！”我正想离开，但太晚了！营房门在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背后悄悄关上了，我们像耗子似的被关在里面。[1] 雷蒙·普安卡雷（1860—1934），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13—1920）。[2] 《时代报》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如同《泰晤士报》或当今的《世界报》，根本不像阿蒂尔说的那样具有什么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倾向。[3] 作者隐喻法兰西祖国如同一艘大战船：划桨的、坐次等舱的（祖国2号），被送上岸去打仗找死，而坐头等舱的（祖国1号）尽情享受殖民战争带来的果实和荣誉。二
一旦入伍，就得安心待下去。人家教我们骑马，但骑了两个月，最后还得步行，也许骑马的费用太高吧。终于一天早晨，上校跨上坐骑，带着勤务兵走了，不知去向，或许躲到什么小地方去了不像在大路上那样容易找到，原先我们正在道路中央，我陪着上校，用手托着本子让他签署命令。
前面很远的地方，目光所及，在道路中央出现两个黑点。原来是两个德国人在聚精会神地向我们射击，持续了足有一刻钟。
上校团长，他或许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射击，德国人或许也知道为什么射击。但我却不知道，实在莫名其妙。记忆所及，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德国人的事情。我对他们一向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对他们也略知一二：小时候在他们那儿，即在汉诺威附近上过学。那时我接触的是一群爱吵闹的小淘气，眼睛苍白，狼眼似的鬼鬼祟祟，我说着他们的语言，放学后和他们一起去附近的森林玩，跟小姑娘厮混，用四马克买来的弓弩和手枪互相射击，闹着玩。我们一起喝加糖的啤酒。而现在他们朝我们的胸膛射击，真枪实弹，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拦路偷袭。今非昔比，简直是天渊之别啊！
战争把人搞得稀里糊涂的，不可长此以往呀。
这帮人一定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而我却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毫无察觉。
我对他们的感情始终未变。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仍竭力想弄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粗暴，但更渴望离开，非常渴望、绝对渴望一走了之，看来这一切是由某个天大的错误造成的。“这种麻烦事毫无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心里这么想着，不管怎么说……
在我们的头顶上，在夏日炎炎的空气中，离太阳穴两毫米处，也许一毫米，呼啸而过一根根细长的钢丝，这一连串飞速而来的子弹，欲置我们于死地。
在这枪林弹雨中，在这灿烂阳光下，我感到自己完全是废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我那时才二十岁啊。
远处的农庄空无一人，敞开的教堂空荡荡的，好像农民倾村而出，到边缘的乡镇过节去了。他们把所有的财产放心地让给我们：田野，朝天的大车，庄稼，围场，道路，树木，甚至奶牛，拴住的狗，一切的一切，好让我们趁他们不在时安安静静地为所欲为，显示出他们的一番好意。我暗自思忖：“如果他们不出走，事情就会大为改观。要是这里还有农民，我们肯定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无恶不作。在他们面前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今没有人监督我们，只有我们这帮人，就像无人看管的新婚夫妇，什么混账事都干得出来。”
我躲在一棵树后面遐想肚子中弹后倒下的情景，很想在此见到戴[1]鲁莱德，以前听说过他许多次了，此刻很想让他实地体验一番。
这帮德国人蹲在大路上一股劲地射击，漫无目标，好像有放不完的子弹，也许仓库里有的是子弹吧。仗显然没有打完。我们的上校，应当承认，勇敢非凡，令人瞠目！他在道路中央泰然自若地漫步，在弹雨中踱着方步，犹如在火车站月台上等候朋友，不过显得有点不耐烦。
应当立刻说明，我对乡村从来没有感情，总觉得乡村凄凉：无边无际的土疙瘩，见不到人的房屋，不知通向何处的道路。加上打仗，更不值得流连了。这时突然刮起风来，斜坡两边的杨树簌簌作响，夹着那边向我们射过来的脆豆落地声。那些不露面的士兵虚发子弹，总打不中我们，但用千万个死神把我们团团围住，周匝而箍。我一动也不敢动。
上校简直是个魔鬼！我此刻看出，他比狗还凶猛，把死置之脑后。我联想到我们军队里一定有许许多多像他这般勇敢的人，对方军队里也有许许多多。天知道有多少呢？共有一百万，二百万，也许有好几百万？想到这一层，我的胆怯变成了恐惧。跟这种人在一起，什么愚不可及、穷凶极恶的事都可能发生，而且会无限期地发展下去。他们为什么要洗手不干呢？我对人对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持严厉的态度。
莫非我是地球上惟一的懦夫？我这么想着，心里却着实恐惧。我置身于二百万疯子中间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英勇，狂暴，武装到牙齿。戴盔的和不戴盔的，骑马的和不骑马的，驾摩托的和坐汽车的；吼叫，唿哨，狙击；耍阴谋，搞偷袭；跪蹲，挖洞，隐藏；在小径上跳跃，打出一排子弹而后趴在地上，恨不得入地三尺藏起来。为的是摧毁一切，摧毁德国，摧毁法国，摧毁大陆，摧毁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比狗还疯狂，并且自鸣得意（狗却不会如此），比一千只狗还要疯狂一百倍，一千倍，堕落成习，积恶难返。我们是多么糟糕！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卷入了毁灭世界的十字军东征。
人们如嗜欲似的对恐怖上了瘾。我离开克利希广场的时候，哪能想得到这般的恐怖？在真正交战前，谁能预想到人的心灵是如此丑恶，如此无私无畏又如此贪图安逸呢？此刻我被卷入张皇乱窜的人堆里，我们互相开火，互相残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上校始终精神抖擞。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站在斜坡上，不顾周围飞过的子弹，匆匆奉读将军简短的命令，读后把传令撕得粉碎。在众多的传令中难道没有停业恶战的命令吗？上司难道没有向他指出发生了误会，犯下了可恶的错误，产生了差错，或搞错了对象？没有。难道也没有向他指出这是开玩笑的演习，不是真枪实弹的残杀？没有。“坚持住，上校，一切顺利！”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师长戴藏特赖将军手令的内容。上校每五分钟收到一份装在信封里的命令，传令兵恐惧的程度每次递增一分，显得越来越胆怯了。我满可以与他结拜胆怯兄弟，但我们没来得及成为难兄难弟。
这么说，没有发生阴差阳错，我们互放暗枪是名正言顺的喽！就是说不必经过唇枪舌剑就可以大动干戈。这类大打出手的事情想必得到持重的人们的认可和鼓励，如同抽签，订婚，围猎……没有什么可说的啦！但我顿时发现了战争的全部真相。我如少女似的被玷污了。几乎要单枪匹马对付战争，犹如我单独一人从正面和侧面迎击凶恶的猛兽。战火已在我们和对面的人们之间点燃，其势方兴未艾，犹如弧光灯里的两颗炭，一经通电点燃就难以熄灭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上校在内，不管多么狡猾，一律都得赴汤蹈火。要是被对方放射过来的电流触及，上校这匹老马不比我这匹瘦马更经得住火烤，两个肩膀照样扛不住一个脑袋。
被判死刑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这个败类，此刻要能离开这儿，宁愿付一切代价去蹲监狱。时间来得及的话，其实这很容易办到，譬如设想去某处偷东西，这不就成了嘛。从监狱里能活着出来，从战争中则不一定。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空话。假如我有时间该多好啊，可是来不及了：无物可偷。我心里思量，待在一个幽静的小监狱里该多自在啊！枪弹打不着，永远也打不到那儿！我认识一个监狱，向阳而坐，暖融融的。在遐想中记起了圣日耳曼监狱，离森林很近，我很熟悉，以前常常打那儿经过。沧海桑田，世事何常！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见了监狱便害怕，因为不识人生，听信人言。今后再也不信别人的言论、别人的思想了。可怕的是人，只有人是可怕的，永远如此。
这帮魔鬼，他们还要癫狂多久才能筋疲力尽而罢休呢？像这般狂性发作要持续多长时间呢？几个月？几年？到底多久？莫非要到所有的人、所有的疯子全死光不成？直到最后一个？既然事情已山穷水尽，我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索性由我一个人力挽狂澜，制止这场战争，至少结束眼前这一仗。
上校就在近旁闲逛，我凑上去跟他说话，这是破题儿第一遭。刻不容缓，我不害怕了。此时此地，我们不必顾虑得失了。我设想着上校对我大胆打断他的散步一定感到惊讶，他会发问：“你想干什么？”尔后我将向他讲解我对世事的想法，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总之，我们将畅谈人生。两人一起磋商更能深刻领会人情世态嘛。
我正要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但见一个骑兵小步向我们跑来。他疲乏不堪，动作迟钝，没有牵马。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他活像贝[2]利萨留，钢盔翻过来托在手里，满身泥浆，直打哆嗦，脸色发青，比原先那个联络员的脸色还难看。骑兵嘟哝着报告，浑身不舒服，好像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味想呕吐。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家伙难道也不喜欢子弹吗？他跟我一样也没有料想到这一切吧。“怎么啦？”上校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用锋利的目光朝这个幽灵瞪了一眼，很不满意他的打扰。
上校看到这个骑兵衣冠不整，肮脏不堪，紧张得呆头呆脑的样子，心里火冒三丈。他讨厌胆怯，这是不言而喻的。再说那骑兵手上托着的头盔底朝天，像个西瓜帽，有损军容，影响极坏，要知道我们是进攻部队，一支冲锋陷阵的部队啊。这个不牵马的骑兵却以这副德行接受战斗的洗礼，岂有此理！
上校的目光使他蒙受了耻辱。信使控制住摇晃的身子，做立正的姿势，双臂下垂，手指贴着裤缝，俨然像个军人。他直僵僵站在斜坡上，汗水沿着钢盔扣在颌下的带子流淌，上下颌不住地打颤，断断续续迸发出尖细的叫声，犹如一条似睡非睡的小狗，身子随后又摇晃起来。我们弄不明白他究竟想说话还是想哭泣。
我们的德国对手蹲在大道的另一端乘机换掉武器，现在改用机关枪，继续干愚蠢的勾当。这回喷射过来的火焰就像燃烧的大盒火柴，子弹密集地洒落在我们的周围，犹如狂怒的马蜂直向我们刺杀过来。
骑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吐出几句清晰的话来。“巴鲁斯中士刚被打死，我的上校。”他总算一口气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说下去。”“他去找装面包的货车，在通往埃特拉普的路上被打死了，我的上校。”“说下去。”“他被一颗炮弹炸烂了！”“真他妈的！”“就报告这些，上校。”“说完了？”“是的，报告完毕，上校。”“那么面包呢？”上校问道。
对话到此中断，我记得上校刚说完“那么面包呢？”一切都完了。只听到炮火的声响。这种声音，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受到震荡，心想这一下完蛋了，我自己也成为炮火和声响的一部分了。
幸好，火熄了，但声响却久久停留在我的脑袋里，双臂和双腿筛子似的颤抖着，好像有人在背后摇动我。四肢似乎跟我脱离了，后来发现还长在我的身上。硝烟仍旧很刺眼睛，火药和硫黄味儿直冲鼻子，足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的臭虫和跳蚤。
稍后，我想起巴鲁斯中士，那骑兵告诉我们说他被炸烂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再好没有了！我立刻这么想：“团里少了一个大浑蛋！”他曾经为一个罐头告发我，要把我送交军事法庭。“罪有应得！”我心里思量着，战争仿佛在这方面确实还管点用哩。团里还有那么三四个该死的废物，我恨不得他们也像巴鲁斯那样挨炮弹才好呢。
至于上校，我对他并不怨恨，可惜他死了。霎时间他不见了，因为炸弹爆发时，把他挪开了，抛到了徒步骑兵信使的怀里，侧着躺在斜坡上。他们俩死在一起，紧紧地拥抱着，难分难舍。但上校的头飞走了，脖子上敞开一个大口子，鲜血咕噜咕噜地炖着，好似锅里熬着果酱。上校的肚子也裂开了，样子难看至极。在爆炸的一瞬间，他一定非常痛苦。活该他倒霉，要是刚交火的时候便溜之大吉，也不会有这样的惨状：断骨碎肉成堆，淋淋鲜血遍地。
炮弹还在左右附近的地方爆炸。我毫不迟疑地离开了这个地方，终因找到脱身的好借口而兴高采烈。我步履蹒跚，却哼起了小调，犹如划完船尽兴归来，双腿有点不听使唤。“只一发炮弹，只用了一发炮弹就把事情安排妥了！”我心里反复叨念，“妙哉！妙哉！”
道路的另一头不见人影：德国人走了。不过，我很快从这次吃的苦头中吸取了教训，只靠近树木行进。我匆匆奔向营地，急于打听我团派出侦察的人中是否还有别人被打死。我心想当俘虏一定有什么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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