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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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传奇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被儿子逼死的一代霸主

楚成王

楚成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姓芈，名頵（一作恽），楚文王的小儿子。

芈頵自即位以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大力发展国力，灭国十二，扩地千里，争霸中原，使楚国声威大震，是春秋时期名副其实的一代霸主。

可惜的是，这位霸主晚年却因识人不明，被儿子逼得自杀身亡。

楚成王儿子身上的造反基因，来源却是楚成王自己。

想当初，楚成王正是杀掉了自己的亲哥哥——楚王堵敖，才得以当上国君。

这血腥的一幕在46年后重演，正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话说回来，楚成王的确是个有为的君主，他在位时，屡屡对周围的国家用兵，先后灭掉了今河南省南部和西部的申、息、邓等国，并伐黄服蔡，多次向郑国进攻，边境线不断北扩东移，这架势猛如迅雷，势不可挡，把中原的一些国家吓得直打哆嗦。

郑国当时在今河南省新郑一代，它被楚国打疼了、打痛了、打怕了，便向东边的齐国求救。

当时的齐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多次召集周边的诸侯小国会盟，是个霸主国家。

齐桓公为了救郑，便率领齐、宋、陈、卫、郑、许、鲁、曹、邾八国军队进攻楚的盟国蔡国，蔡军不战而溃，联军一路打到召陵，锋芒直抵楚的北境，楚成王派使者去质问齐桓公：“你们在北边，我们在南边，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国家，怎么招呼也不打，就一下打过来了，我们怎么得罪你们了吗？”

齐桓公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是管仲会说话，胡编道：“从前召公曾经对我们的先君说，‘你们有权讨伐无礼的诸侯，捍卫周王室的尊严’，你们楚国没有按照义务向周王室进贡包茅，周昭王南征后也没有回来，这些难道不是你们楚国的责任吗？”

使者把这话传给了楚王，楚王一听，气坏了，召公那是周文王的儿子啊，都多少年前的旧事了，召公和齐国的先君姜子牙说了什么话，现在谁知道啊，即使他说了这话，又有什么法律效应呢，召公只不过是个周朝的一个权臣而已，又不是君王。

但是眼看联军人多势众，好汉也不吃眼前亏啊，楚成王咽了咽胸口上的这口气，让使者回话道：“没有以诸侯礼向周王室进贡包茅，实有此事，这是寡人的过错。但是周昭王南征，淹死在汉水，我们也无能为力啊，你们问汉水去吧！”

楚成王这话，前一句谦卑，后一句强硬，刚中带柔，柔中带刚，既表示愿意合作，又表示不会吃冤枉亏。

齐桓公见威慑楚国低头，顺便抢些便宜的任务没有完成，心中实有不甘，因为联军这次浩浩荡荡而来，耗费巨大，自己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只是让周王室讨了便宜而已。

齐桓公不是傻瓜，没有利的事情，谁会去做呢？

于是联军继续进逼楚国，到了陉（今河南郾城县南），楚成王派屈完带兵抵御，看着严阵以待、雄纠纠气昂昂的楚军将士，齐桓公也不禁生了怯意，两军从春天一直相持到夏天，谁都不敢轻易进攻。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钱粮在一天天变少，士兵在一天天变老，将帅的心也在一天天疲惫。

终于两方面都有点耐不住了，只不过是那份自尊心还在坚持。

楚国看出了这点，便派屈完去前去讲和，屈完的话很不客气：“你们到底要怎么搞，打还是不打，你们要是讲道理，咱们服气，你们要是不讲道理，方城和汉水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你们人再多也没用”。

齐桓公见实在占不了任何便宜，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只好言和，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何必一条道黑到底呢？万一联军先支持不住了，被迫后撤，岂不是面子上更挂不住。

于是联军偃旗息鼓，退回召陵，与楚国结了盟，这才离去。

这回，楚国可是在各路诸侯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强壮的肌肉，一下子声名鹊起，楚成王受到鼓舞，开始图霸中原。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欲称霸，这人可谓是春秋时期的堂吉诃德，外强中干，却又好大喜功，还不识时务，自视甚高。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与齐、楚盟于宋地鹿上（今安徽阜阳），要求承认他为霸王，楚成王假意一口答应下来。这年秋天，宋襄公又邀陈、蔡、许、曹、楚等国君在盂地会盟（或作霍，在今河南），欲在会上成为霸主。

轻车简从的宋襄公，到了会盟地后，便向各国君主提议：“各位，君命天授，我宋国乃是前朝商的嫡裔，帝高辛的后人，正宗皇胄贵嗣，又是本朝公卿，在座各国中唯一的公国，所以各位应该在我的领导下，统一旗帜，‘尊王攘夷’，维护周王室的尊严，你们说好不好？”

其他诸侯都不答话，他们看着楚成王的脸色呢！

只见楚成王黑着脸，瞪了一眼宋襄公，说道：“好一个皇胄贵嗣，要是你都能做霸主，那我算什么？”，说罢一声令下，身边的武士，如狼似虎，扑向宋襄公，宋襄公身边的几个卫兵早吓得魂飞魄散了，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宋襄公就被楚成王拘禁了起来。

楚成王押着他进攻宋的国都商丘，宋军坚守，数月不下，这时周围的诸侯跑出来求情，楚成王这才释放了宋襄公，罢兵回国。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争霸之心，于公元前638年夏，进攻附楚的郑国。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泓之战于是爆发。

当时楚军进抵泓水南岸，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

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宋国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大王，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可以等他们渡了一半时，突然袭击，也许能获得胜利！”，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不要！我们是仁义之师啊，怎么能干这种卑鄙的事情呢？等他们过河，我们再进攻！”。

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向宋襄公道：“大王！他们刚刚上岸，列阵混乱、立足未稳，这时我们突然发动进攻，也许能获得胜利，再晚就来不及了！”，宋襄公又白了他一眼，说：“不要！你要知道，我们宋国可是仁义之师啊，怎么能干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呢？等他们排好阵型，我们再进攻！”

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宋襄公这才大吼一声，下令进攻，道：“上天保佑大宋，仁义之师必胜！我的勇士们向前冲啊！”

一阵战鼓轰鸣中，两军交锋，很快便分出了胜负，楚军实力强大，一经激战，宋军便是大败。宋襄公的亲军全部被歼，宋襄公的大腿也中了一箭，受了重伤。

战后宋国人都怨恨宋襄公指挥不当，让国家遭受这样惨重的失败，失去大片的土地，还被迫向楚国重重纳贡，但宋襄公却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向臣民辩解道：“你们知道吗？古代行军打仗，即使关键的时候，也不能失去大礼，做不仁不义的事情，我们作为君子之国，就不能去伤害那些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捉拿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兵、不能依靠险隘的地形来打击敌人，不能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形的敌人。我这样做是遵从上天和古代圣贤的指示，有什么错呢？诸位，我完全就没有任何不当的地方啊”。

宋襄公的话只能让他的臣民更加鄙视他，在一片抱怨声中，不久便死于了腿伤恶化。

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最终葬送了他的性命，也成就了楚成王的霸业，此时楚国的势力已经到了黄河以北，中原各国无不以诚惶诚恐之心来面对这个巨人。

楚成王虽然在国家事业上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家事上，特别是储君的选择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以致白白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按周公所定的“宗子维城”的世袭制，楚国的王位继承人当属长子商臣。但是楚国有自己的习惯，类似草原民族，有“幼子守家”的风俗，王权嗣位常由小儿子继承。

在周礼和楚俗之间，楚成王左右摇摆，使得储君的位置一直没有得到确定。

商臣富于心计，经常把珠玉环佩等小玩意送给成王身边的近臣，以拉拢讨好。于是不少人为商臣说话，把他吹嘘得象树上的花一样。

楚成王听了不少关于长子商臣的好话，便动了立储的念头，他向令尹斗勃咨询说：“商臣这孩子不错，有先王的遗风，你看他做太子，怎么样？”

斗勃是个明白人，知道商臣的底细，便回答道：“大王，您还年轻，现在考虑立太子是不是早了点！”

楚成王道：“不年轻了，我都老了！”

斗勃又道：“恕臣直言，即使要立太子，也不能立商臣。首先，自古楚国的习俗，是幼子守家，立少不立长，我们不能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其次，商臣这孩子，眼睛象蜂，声音象豺，一看便是性情残忍，阴险狡诈之人，如果立他为太子，楚国将来说不定会出什么祸乱，请您三思啊！”

楚成王不听斗勃的劝谏，一意孤行，立商臣为太子，并安排潘崇做他的老师。

商臣果然是小心眼的人，听说斗勃反对立自己为太子，心中愤恨，便想伺机除掉他。

公元前627年，许、蔡两个诸侯国叛晋附楚。晋襄公拜阳处父为大将，兴师讨伐。楚成王便令斗勃为主将、成大心为副将，率楚军援救许、蔡。两军隔泜水相持两个多月，眼看到了年底，晋军粮草将尽，阳处父渐渐着急起来。他想退军，但是怕被楚军探明虚实，乘势追击；又怕自己担上畏楚恶名，被人耻笑；于是苦苦思索，终于让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派使者前往楚军大营，传话道：“我奉了我们将军的密令，特来相告，晋楚两军相持了这么久，难分胜负，白白消耗军资，对谁也没好处，还不如痛痛快快打一场，一决雌雄。将军如果想决战，我军愿意退后30里，让你们渡过济水布阵，然后一决胜负，如果你们不敢过河，那么就请先后退30里，让我军渡过济水布阵，然后再作决战。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斗勃早就知道晋军粮草将尽，此时听闻晋军这番狂妄的口气，心中有气，便准备渡河击晋，副将成大心连忙劝阻，要他防备晋军有诈，说万一晋军在楚军半渡之时，突然发动袭击，就不妙了。

斗勃一听有理，便传令全军后退三十里地，重新结寨，等待晋军过河，进行决战。

阳处父见楚军后退，大喜过望，连忙遍告全军说：“哈哈，你们看啊，楚国的将军斗勃，怕了我们晋军，不敢渡水决战，早已逃之夭夭了。现在敌人跑了，我们再渡河就没有必要了，不如等到明年开春，天气转暖，再行战事不迟，你们说好不好啊！”士兵听闻，欢呼一片，于是，阳处父率晋军大摇大摆地凯旋回国，一路欢天喜地。

楚军等了两天，不见晋军有什么动静，便派人去侦察，这才得知晋军早已撤离。

斗勃不战而归，楚成王非常生气。商臣一看时机到了，便进谗言道：“两军相持了两个多月，斗勃就是迟迟不肯出击，最后还主动退让，避开晋军，让人家白白成就霸名，听人说他是接受了阳处父的贿赂。他这样做，对得起楚国的臣民和父王您吗？”

楚成王听罢大怒，派人给斗勃送去一把剑，让他自杀。斗勃本来想进宫申辩，不料在宫门口遭到商臣的阻挡。求见不得，洗冤不成，斗勃仰天长叹一声，当场拔剑自刎。

这件事从头到尾，成大心都看在眼中，记在心底，他埋葬了斗勃的尸骨之后，便身穿囚衣，冒死进宫，向楚成王一五一十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楚成王开始有了醒悟，对太子商臣动了疑心。不久，他又看到一个近臣身上佩戴着自己赐给太子之物，觉得奇怪，便追问其此物从何得来，甚至不惜动刑逼问，近臣实在抵赖不了，只好如实道出原委，说是接受了商臣的贿赂。楚成王这才彻底恍然大悟，既痛悔斗勃之死，又后悔不听斗勃之言，于是开始疏远太子。

楚成王的小儿子王子职很聪明，楚成王一直很喜欢他，便想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不过此时商臣已经在朝中渐渐培植了一批势力，楚成王也不敢贸然行事。

正在这时，嫁到江国的王妹江芈回国归宁，居住宫中。楚成王便对江芈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江芈沉思道：“老哥，这是大事啊，不可轻举妄动，弄不好会出乱子的，不过，要是能找到商臣的过错，就能名正言顺地废掉他！”

楚成王的身边早就有太子的耳目，这话果然很快就传到商臣耳中。

商臣连忙找师傅商量对策，潘崇道：“我有方法，可以验证这话的真假，你姑妈江芈，性情急躁，一发火，什么事都藏不住，太子可为她设宴，故意激怒她，从中窥探一二！”

商臣依计行事，摆下丰盛的宴席招待江芈，开始时对江芈非常恭敬，亲自倒酒替江芈祝寿，还姑妈长姑妈短的叫个不停，好不亲热，可酒过三巡之后，商臣渐渐露出怠慢的意思。他先是让厨子直接给江芈送菜，自己不再起身，后来又自行和周围的侍者说话，不搭理江芈，江芈很不高兴，连连发问，商臣还是充耳不闻，江芈果然勃然大怒，站起来厉声道：“你这臭小子，这么无礼，怎么配作太子？”

商臣这才转过头，桀骜道：“我是太子，将来父王会把王位传给我，你能拿我怎么样？”

江芈怒极而笑，道：“哈哈，你这竖子，还想当太子，别做春秋大梦了，你父王早就想废了你，不识好歹的东西，走着瞧吧！”说罢，甩袖登车而去。

回到宫中，江芈怒气未消，径自去见楚成王，恨恨地说：“商臣这孩子，太傲慢无礼，无法担当国君的重任，应该马上废掉！老哥，我看他面目凶恶，拖得久了，怕出意外啊。”

楚成王点头道：“妹子，有了你这句话，我就下定决心了，明天早朝，我就晓喻众臣，废掉商臣！”

江芈听了大喜，正要告辞。楚成王又道：“云梦虞人进献了一头野熊，我让御厨正在烹调。你在晚上酉时来我宫里，我已经约了王子职，咱们三人一起品尝熊掌，商议大事"。江芈连忙点头答应。

那边说道商臣探听了楚成王废储的虚实后，心中惶恐不安，便急忙赶去见师傅潘崇，询问对策。

潘崇想了一想，问道：“太子你能放下身价，侍奉王子职做楚王吗？”

商臣连连摇头：“他比我小那么多，我做不来。”

潘崇顿了一顿，又问：“那么你愿意逃到别的国家去吗？”

商臣道：“无缘无故地逃到别的国家，自取其辱，我也做不到。”

潘崇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除了这两条，再也没有别的方法了。”

商臣痛苦失声，跪倒在地，苦苦恳求。

潘崇盯着商臣，皱着眉，阴沉沉地说：“良策嘛，还有一条。但就怕你下不手……”说到这里，潘崇止住话头，默然不语。

商臣一听对这话，似乎有所觉悟，站起身来，咬了咬牙，冷冷道：“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不忍心呢？先生请直说吧！”

潘崇靠近商臣，低语一番，商臣的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目光先是惊恐，然后是淡定，其中还透着些许残忍，最后竟是兴奋了。

这天傍晚，商臣托言宫中有变，率军围住王宫。手持利剑，闯到楚成王面前。

这一年，楚成王已经即位46年了，46年前，他也曾这样率兵出现在楚王堵敖的面前，一样的场面，一样的形势，一样的结局，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商臣用沾满血的利剑，在楚成王面前砍杀了几名内侍和宫女后，便让人把白绫打个结，扔在地上，两头让两个武士拉着，然后对楚成王说：“父王，您过来，把头放在这里，闭闭眼，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商臣的表情依然如以前那般温驯，没有任何变化，似乎就象昨天晚上给父王请安一样，脸上还挂着微笑，可是眼睛里却闪着奇怪的光芒，黑夜里狼眼一样的光芒。

楚成王脸部的肌肉抽搐着，他还不想死，他还想见心爱的小儿子最后一面，他哀求道：“能让我吃完御厨做的熊掌，再说好吗？”

商臣呆了半刻，脸上的表情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之前的温驯一扫而光，顷刻间脸上布满了阴云，如同饿狼露出尖牙一般，失声咆哮道：“你想等王子职来救你吗？你始终就是不喜欢我这个儿子，无论我怎么做，你自始至终只喜欢那乳臭未干的小子！”

楚成王知道，此时任何的言语和哀求都无济于事，只能徒找羞辱，他万念俱灰，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凄然问了一句：“我死后，你准备给我什么谥号？”

商臣脱口而出：“灵！尊你为楚灵王”。

楚成王摇了摇头，表示不满意！

商臣想了想，语气平复下来，道：“成！父王你为楚国扩地千里，成就霸业，是有成之君！你生前孩儿不能为你尽孝，你死后我自当全力维护你的威名！”

楚成王点点头，惨然一笑，抓起地上的白绫，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商臣向两旁使了一个眼色，两个威猛的武士两头一用力，“嘎登”一声，楚成王便气绝身亡了。

这时御厨刚刚把做好的熊掌端出来，看见这一幕，惊恐不已，手一哆嗦，盛着珍贵熊掌的食器便立马掉落下来，撒了一地。

这无比美味的熊掌，楚成王再也吃不到了，叱咤风云的一代霸主，就这样怀着对生的无比眷念，死在亲生儿子手上，此刻站在一旁的商臣突然潸然落泪，伏地痛哭。

这天晚上，王子职和江芈也未能幸免。

第二天，商臣临朝告谕群臣，昨晚楚成王暴疾而亡，自己身为太子，将自动成为新王。

他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

第二章　揭秘历史细节

中国古代官员如何上班

历史的细节远比今天的电视剧精彩。《中国式官场——回望千年潜在规则》一书，通过史料碎片缀织拼接的方式，复原了古代官场的些许风貌和具体细节，读来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

鸡鸣即起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借光行路

上朝规矩，除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可以骑马或坐椅轿外，其余人一律步行入宫；又因随从不得跟入的缘故，没人给你举灯照明。说是黎明开会，但若是把从宫门步行到朝殿（开会的大殿）这段距离算上，加上御史整队、等候传呼，得提前一些时间抵达。明高启《早至阙下候朝》诗云：“月明立傍御沟桥，半启拱门未放朝。”所述便是常参官提前到达的情景。适值黎明前的黑暗，进宫之后，叫人如何择路而行？据《天咫偶闻》记，明代紫禁城皆有路灯照明，天启时太监魏忠贤当权，才下令尽废路灯，方便夤夜出入。其后，该制度又为清朝继承，紫禁城内，除朝房及各门外，绝无灯火，理由为消弭火患。结果便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想像其万一相撞或“追尾”之情景，唯有《三岔口》可比。因为无灯照明，还发生过有人在雨夜趋朝时因路滑失足跌入御河溺死的意外，如按现在的制度，当视为工伤死亡，应予抚恤。

当然，这种上班时的牺牲绝不会发生在王公大臣身上。清制，凡亲王与部堂长官上朝，皆有专人打灯引至景运、隆宗二门；军机大臣则有角灯导入内右门。还有，奏事处官员、各部院衙门递奏官和各省提塘官，因为他们提前送到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许会成为皇帝在朝会上提出讨论的议程，因而也特许给灯。上述这些灯火，就是广大“无光”上班族防备工伤的借光之源。大体办法，各自赶早，如等早班车似的站在东华门外，远远看见有灯过来，便蜂拥而上，亦步亦趋。没赶上这趟的，只好再翘首以盼下一个“有光”上班族到来。

可惜，导演们拍了这么多清宫题材的影视剧，从未落实过这个“借光上班”的真实细节。

站队有学问

参加朝会者来自各个部门，品秩亦有高低，所以开会时要进入指定的位置，这叫“朝班”，即朝参班次的意思。又因为官员经常会升级降级，或在不同部门间调来转去，所以具体到个人而言，朝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的机关会议，出席者应坐的位次，照例都由会务组使用“名牌”标示，对名入座，不会搞错，古人没发明这个办法，所以“乱班”现象时有发生。《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神宗时，因朝会时开时辍，“班行遂无定序”。有一次，一个阁部官员和一个监察官员互争位次，请编制朝班的蔡献臣分辨是非，老蔡谁也不想得罪，便引成例：如按常朝，你是对的；如按大朝，他亦不错。由此可见，各种朝会有不同的位次安排，这是在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否则一上班就要出错。

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七至九时，这里多指九时）结束，称“散朝”、“放班”或“退朝”。五代以后，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朝时，皇帝并不上殿与百官见面，而是将宰相或首辅等一些重臣召入内殿开小会。小会开完后，宰相出来，领着百官在殿廷行礼后，宣布退朝。《梦溪笔谈》记载，宋神宗即位之初，韩琦任宰相，遇到小会时间过长，便照过去的习惯，让其他官员自行退朝。王陶任御史中丞后，为此弹劾韩琦。皇帝因此下令，如遇执政大臣奏事到辰时还未结束，“即一面放班”，就是允许百官自己退朝，以后便定为制度。

退食——官员的优惠待遇

对于参加朝会的官员来讲，退朝即意味着上班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准备吃饭，故退朝又叫“退食”。《诗经·召南·羔羊》有“退食自公”一语，唐代起，京朝官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请客的“朝食”，“退食自公”遂成典故。元傅若金《寿王左丞》诗：“焚香凤阁春开宴，鸣玉龙墀午散朝。”因见“退朝”与“散朝”又有微妙区别——散朝应该把吃过朝食的程序也计算在内，而此时已是中午了。

参加朝会，是古代京朝官每天按时上班的第一要务，凡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或朝班失仪，都属于违纪，历代均有处分条例。唐代起，凡盛暑、雨雪、泥潦，酌免朝参，谓之“放朝”，这一制度为以后历朝沿袭。唐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怀微之》诗云：“归骑纷纷下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明李东阳《早朝遇雨途中即事》诗云：“纵道君恩屡放朝，端居未敢忘巾栉。”所述都是因天气缘故放朝。设想拂晓即起、五更趋朝的辛苦，难怪要当“君恩”歌颂了。

但放朝不等于放假，班仍旧要上。即使是正常天气，京朝官在退朝就食之后，亦多要去各自所属的机关“署事”，也就是办公。至于那些没有资格出席朝会的一般官员，以及属于办事员、勤杂人员范围的书吏、衙役等，也当在每天卯时（早晨五至七时）即去机关工作。

京朝机关又分内朝和外朝两类，内朝如中书、门下等，就在宫禁之内；外朝如尚书、六部等，亦多毗邻宫禁。在宰相或内阁直辅总理政务的朝代，退朝后而“朝食”尚未开饭前，各部门的人多借此机会就近请示，或跟到相府，情形十分热闹。唐高宗时，某日，尚书左丞杨刚退却回衙，就有人堵着他讨申诉批复，杨说：朝会刚散，还未吃朝食哩，等吃过后一定审慎处置。诉者反唇相讥：“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大唐新语》卷一）

午休时间自由支配

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上，载有京朝官统一的下班（称“散值”）时间，规定是春分后于申正（约下午四时）散值，秋分后于申初（约下午三时）散值；又，明沈周《暮投承天习静房与老僧夜酌》诗云：“临昏细雨如撒沙，城中官府已散衙。”这个“临昏”的“散衙”，就是机关下班。我推度，早晨六至七时报到，下午三至四时回家，从秦汉到明清，古代公务人员每日上下班的时间大抵如此。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晚归早出》），则可解释为当时的京朝机关多集中在皇城区域，与百官居住的生活区相隔颇远，所以回到家时，照例是“逼夜”了。

还有一个问题：上班到下班之间的一个段落——吃中饭以后，是否有一段午休时间？宋代史学家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开篇云：“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是说他在任职有资格参加朝会的谏议大夫期间，每天退朝会食之后，便博览唐宋史杂著，同时纂辑自己的见闻以补缀，最后积累成这部专述唐宋典例的《春明退朝录》。因知虽然还在“班头”上，但中饭以后，照例有一段午休时间可供个人自由支配。

地方政府的上班与下班

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京朝相似，也有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然后各自办公的程序。按制度，包括各科书吏、各班衙役在内，所有的“做公”人员，都必须以击响云板七声为号，于每天黎明准时上班，然后书办分别领取各个科室的印章（签押），衙役分别进入各自班次的岗位，以及秘书、侍从开启公堂之门等，亦都有不同的信号，一点不得含糊。

这是明清的习俗。在此之前，官府的上班信号，还有一个从升旗到击鼓的流变过程；上古时，公府称牙府，各级牙府都有自己的旗帜，称“牙旗”。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称，古时，凡太守开始办公，皆以“建牙”即升起牙旗作为标志。其后字称讹变，“牙”转为“衙”，办公信号也从建牙变为“衙喏”，就是“兵卒鸣鼓而声喏，每日早晚皆然。不独州郡如此，其他曹职处往往皆然”。苏东坡《入峡》诗云：“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霸柑。”即此谓也。又，元杂剧《窦娥冤》第二折里楚州太守桃杌令：“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可知元代的衙门，仍以击鼓为上下班的信号。

子史杂著中所称的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具体落实为五时还是六时，或七时，按清人何耿绳《学治述略》上的介绍，春冬二季是卯正一刻发头梆，约合现在早上六时，夏秋二季是卯初一刻，约合现在五时半左右。但官吏们正式开始办公的时间，又要稍后一些，冬春二季是辰正一刻，约合现在八时左右，夏秋二季是辰初一刻，约合现在七时半左右。

点名签到很重要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违纪防不胜防

不过这都是写成文字的条令，事实上，古人较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元代的《至元新格》谓：“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因知只要当天该办的公事了结了，就可以下班。其中吃中饭是一大关节，许多京朝机关都在午饭后，仅留一两个官员值班，余多回家，唯吏胥书办、役夫勤杂仍坚守岗位。比较而言，在总汇政务部门如中书门下、尚书内阁供职者，或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机要秘书之类，须全日制坐班。

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条专门针对州县官的警告：“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因知天高皇帝远，地方衙署考勤制度的废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再作进一步考察，或许上层的出勤违纪现象，反倒比下面更严重。以唐代为例，甚至连出席朝会这种高级政务活动，“淘糨糊”者也大有人在。如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御史台曾有专奏揭述，道是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不参加朝会，其实是在外宴游作乐，请“准常条已倍书罚”（《唐会要》卷六十）。相似的记载宋代也有，如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右巡使（相当于中央纪检委干部）张亿一气弹劾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石中立等三十三人托辞生病不赴朝会。皇帝下诏警告百官，对于那些动辄称病缺席旷职者，朝廷要派医官检验核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零二）。

此外，前紧后松也是一条规律。如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同上）。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旧唐书》卷一七）。处罚力度之如此减弱，恰能说明中央对官僚集团的控制力量日益松弛。

一样迟到，两样心情

清初诸帝抓考勤颇严，乾隆时，翰林修撰钱在上书房为皇孙、皇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一四）。到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秦始皇至死未灭的诸侯国

公元前221年，秦军虏齐王建，灭齐。秦王嬴政完成了海内一统的大业，结束了诸侯国兼并和混战的战国时代。但有一个诸侯国一直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这个国家就是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二所提到的卫国，“始皇时卫未尝亡也”。

卫国最早的国君是卫康叔，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平定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后，把原来“三监”的封地，改封给康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康叔赴任之时，牢记周公旦的谆谆告诫——《康诰》、《酒诰》、《梓材》，遵照周公旦的教诲，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开辟私田，畜牧、手工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使卫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卫康叔之后，在其继任者治理下，卫国继续发展。特别是第十世卫武公，修康叔之政，自儆、励治、百采众谏，察纳椎言。《国语·楚语》记：“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卫国政通人和，百姓和集，一派盛世。卫人深感其德，赋《淇澳》（《诗经·卫风》）赞美其高风大德。国君的封号也由伯爵晋为侯爵，再晋为公爵。

公元前719年，卫国第十二世君卫桓公被其弟州吁弑杀。此后统治者内部一度为权而争、互相残杀、淫纵乱伦，致国家岌岌可危。毗邻的翟人{古代的北方民族}乘机侵扰，直至卫懿公被翟人所杀，卫国差点亡国。公元前660年，卫懿公的继任者卫戴公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齐桓公以卫屡次遭侵，国政混乱，率领诸侯伐翟，为卫筑都城楚丘，立戴公弟毁为卫君。《史记·晋世家》记载“过卫，卫文公不礼。”说的就是这位势利眼——看不起逃亡的晋公子重耳{后来即位成了晋文公}的卫君毁。他的没远见，是导致“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的原因之一。但不管这位卫文公如何，“存邢救卫”为齐桓公这位霸主赢得了声誉。

战国时，卫国的地域东和南到山东菏泽一带，西到河南滑县，北到河南河北交接的地方，国都在今河南濮阳。《战国策·叙录》里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卫国就是五个千乘国之一。卫国地处中原，土地丰饶，受到大国攻伐。智伯两次计划伐卫，一次给卫君野马四百，白璧一，想麻痹卫国；一次以太子假装逃亡投靠卫国来找借口，都被卫国大臣南文子识破了。由于卫国事先警觉，做了准备，智伯的军队到了边境就停止了前进。赵敬侯利用赵国刚平地方进攻卫国，卫国危急，向魏国求救，魏王亲自领兵与赵军战，击破赵国刚平，攻占中牟，赵国国内混乱。赵国向楚国求救，楚国袭击魏国的后方，攻占棘蒲、黄城。这次由于赵、魏、楚的矛盾，卫国得以渡过危机。秦国也觊觎卫国，一次，秦国攻卫国的蒲{河南滑县}，卫国派使者胡衍去秦国向樗里疾游说：如果秦国攻得急，卫国就会连同蒲一起投降魏国，魏国必然强大。以前魏失去的西河之外，无力收回，如果并卫以后，就有力量收回了。要是那样的结果，秦王必定怨你。樗里疾听了觉得有道理，在得了蒲地三百金后撤了兵。这次卫国又利用秦魏的矛盾保存了自己。{《战国策》卷三十二}

战国末期，魏安釐王趁秦、赵长平之战互相削弱的机会，乘机攻卫，“攻尽陶卫之地”，{《韩非子·有度》}“削卫之地方六百里”{《吕氏春秋·应言》}。卫国在卫嗣君时，只剩下濮阳一地了。随着国家的衰落，国君的称号也由“公”贬号为“侯”{成侯十六年}，再贬号为“君”{嗣君五年}，这是强势所逼的无奈选择。

公元前252年，卫怀君朝魏，魏国扣留并杀害了怀君。魏改立卫怀君的叔父，是为元君。元君是魏王的女婿，所以魏国杀怀君立元君。公元前242年，秦国在攻占的魏国的东地和卫国地方置东郡，卫都濮阳成了秦东郡郡治所在地。卫元君及追随他的臣民被迁到野王县。公元前229年，卫元君死了，他的儿子君角继位。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称始皇帝。不管秦始皇在统一过程中如何残暴，手段如何奸诈，但对卫国这样无关痛痒的小国——占其地，设郡治，强壮了自己；迁其君，留其爵，防范了其乱，昭示了恩德，表现出了千古一帝的气度。同秦始皇相比，那些自身已处危险境地，在唇亡齿寒的形势下，依旧相互攻伐、趁火打劫、损人不利己的王侯们，其国家败亡是在所难免的。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即位，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绝祀。延续了八百余年，历三十世四十三位国君，出过吴起、商鞅、吕不韦、荆轲等政治名人的卫国，灭亡了。

第三章　历史的谜团

永久谜团：岳飞背上精忠报国究竟何人所刺？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昭示爱国心迹，历来为人称道。但是岳飞背部的字究竟是何人所刺，《宋史》没有详细记载，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岳母刺字，激励岳飞报效国家。也有人考证说，岳飞背上刺字乃是宋朝兵制使然。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究竟从何而来，历史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历史上确有其事，很有可能源自岳母鼓励儿子上战场的意愿，但不是岳母亲手所刺。《宋史·岳飞传》有记载，当岳飞入狱之初，秦桧等密议让何铸审讯。岳飞义正词严，力陈抗金军功，爱国何罪之有？并当着何铸面“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浩然正气，令何铸汗颜词穷。

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认为，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但极有可能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宋代实行募兵制，为了加强对士兵的管理和控制，要求“刺字为兵”。

关于岳飞背部刺字还有一种说法，岳飞久怀报国之志，曾三次从军抗金杀敌。他于宣和四年（1122年）19岁时第一次应募入伍，背部刺字大约是此时所为，因为北宋末年“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贯彻执行。所以岳飞在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字明志。

游彪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分析宋代的兵制，可以推断岳飞背上的字不是因为他当兵才刺的。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正规军完全靠募兵的时代。汉唐和元明清都是实行征兵制，所谓征兵就是一种兵役，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都要被强行服兵役。

两宋的募兵制则是国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国家出钱雇佣他们。所以宋代的军队都是国家花钱养的雇佣兵，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游民、饥民和犯过法的人都可以应募入伍，这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和控制，“刺字为兵”就成为了一种规范运作的制度，只要是应募入伍的士兵，都要刺字作为标记。赵匡胤认为应该把兵和民分开，兵民分开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南宋人牛弁《曲洧旧闻》也说：“艺祖（即宋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字以为兵。”据古书零星记载，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类似于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即成。

岳飞刺字的内容和部位，都不符合宋代士兵刺字的规定。

宋代有两种军队需要刺字，一种是禁军，就是国家的作战部队；一种是厢军，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兵，国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桥补路等，都是由厢军来完成。禁军和厢军都有各自固定的番号，为了便于识别和管理，士兵刺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各自所属部队的番号，不会是其他的内容。这样使得士兵不能随心所欲地流动和逃跑。

还有牢城兵，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林冲，他犯罪之后被发配到沧州当兵，这种兵是带有徭役性质的，也会刺上诸如牢城第几指挥之类的标记。

所以游彪教授说，从岳飞背部刺字的内容——“尽忠报国”来分析，不可能是他应募当兵的时候刺上去的。而且刺字的部位也不符合宋代的规定，宋代给士兵刺字叫做黥面，最开始刺在脸上，人为地把士兵和社会普通阶层分开，这对士兵是一种歧视。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武将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文官尤其是进士出生的人，社会地位都很高的，武官都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尚文的时代，连军官都受到歧视，更不用说普通的士兵了。当然也不乏有开明的士大夫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歧视士兵的做法并不太好，希望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后来有很多刺字就改刺在手臂、手心、手背或者是虎口上了。

而且给士兵刺字的目的是防止士兵逃跑或者犯法，便于管理和控制，所以才会选择刺在脸上和手心手背这些相对明显的地方。如果像岳飞那样刺在背上，太隐蔽了，根本没有任何标识作用。所以这也说明岳飞背部的“尽忠报国”不符合“刺字为兵”的募兵制度。“尽忠报国”为什么后来误传成为了“精忠报国”？

现在也有一些关于岳飞的史料记载，把“尽忠报国”写作了“精忠报国”。游彪教授认为这很可能和宋高宗有关系。

岳飞在对抗金兵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了表彰岳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御赐了“精忠岳飞”四个字给岳飞，并且让手下人做成了一面写有“精忠岳飞”的旗帜。以后凡是岳飞出征的时候，都会带上这面写有“精忠岳飞”的大旗帜。到了明清以后，“尽忠报国”就变成了“精忠报国”，这实际上是明清人的误解。

游彪教授说，明清时期，把“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更多的是在宣扬一种帝权，因为“精忠”这两个字是宋高宗御赐的。想要激励当时的老百姓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发扬这样一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占统治地位，汉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到了明朝，尽管朱元彰建立起汉人统治的政权，但实际上明朝时期，外患仍然很严重，北方的蒙古势力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全体老百姓用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来巩固和捍卫汉人的政权。所以“尽忠报国”就慢慢流传成了“精忠报国”。

女人最能淫乱的朝代

唐中宗李显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中宗李显的身世、经历之奇特，在唐朝诸帝中无出其右，在中华所有封建帝王中也属罕见。李显一生两次被立为储君，两次被废又两次登基，为君之路波折起伏，李显一家父亲是皇帝，弟弟是皇帝，儿子是皇帝，侄儿是皇帝，更要命的是母亲也是皇帝，简直可组成一支皇帝梦之队去打蓝球，但在这支超级显赫的队伍中，李显却是个最差第六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在家庭生活上也是窝窝囊囊，糟糕透顶。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是何人，当然是老妈、老婆和女儿，但李显一生中的这三个重要女人却把他害惨了，都视其如玩物，都曾起了干掉他的心思，李显一辈子都身处三个女人的淫威之下受尽迫害，却无处藏身也无处申冤，你是皇上啊，只有别人向你感冤，怎么自个也申起冤来。

首先是来自老妈的迫害。李显的老妈就是大名鼎鼎的女皇武则天，则天大帝的皇位正是从儿子手上抢来的。公元683年十二月，高宗在洛阳死去，遗诏中命令太子柩前即位，这位太子便是李显，李显个性是遗传自老爸的胆小懦弱，本来轮不到他当太子，但不幸的是他的两位同母哥哥李弘和李贤，相继被立为太子又先后被老妈干掉，这位子只好传到他了，鉴于之前已有三位太子被废（还有一位异母哥哥李忠），天生胆小的李显在当太子期间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唯老妈是从，总算干满期限，熬到老爸归天，自己登基。

即位后的李显与当太子时判若两人，翻身农奴成主人了嘛，他一反常态，开始严肃起来，有一天，中宗准备提拔自己的丈人韦玄贞当待中，也就是宰相之一。诏书发出去后，另一个宰相裴炎却坚决不同意，固执地对中宗说韦玄贞没有经过考核和公示，所以暂时不能晋升。中宗一听就火了，严肃地对裴炎说道：“我让他当宰相怎么了，我一高兴还要把江山让给他！”裴炎显然并未被这康慨大义的言语给吓倒，他清楚地知道谁才是说了算的人，一转身就把中宗的话原封不动传给了武则天。武则天一听也火了，这孩子算白生了，娶了媳妇忘了老娘，要把皇位让给外人，她立刻以天后的名义召众大臣召集到乾元殿，并下令羽林将军程务挺等带兵入宫。高宗归天时曾有遗诏中明确指出：“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处分。”这其实是说，凡是军国大事，设官任职，出征和戎等都要听的武则天意见，李显忘了，大臣们可没敢忘，于是大伙齐集乾元殿，武则天当众宣布了废黜中宗的命令。李显被这阵势吓傻了，再也严肃不起来，他万分委屈地问老妈：“我犯了什么罪？”武则天怒斥道：“你想把天下交给韦玄贞，这难道是小罪吗？”于是李显被贬为庐陵王，送往房州监视居住，此时李显当皇帝尚不满两个月，大臣都还没认全，说废就给废了。

老婆开始出场了。李显被废黜发配到房州刚刚5天，又被转到了均州，来年三月，他又被迁回到了房州，然后就开始熬年头，一直在房州苦苦地熬了近15个年头。在这些年中，朝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被废后，由弟弟李旦继位为君，不久，李旦上表逊位，母后武则天走出幕后，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一代女皇，在这期间，李唐宗室子弟被杀戮者不可胜数。李显闻听后心惊胆颤，这才直正认识到老妈实力超强。接着，扬州徐敬业以及宗室琅玡王冲、越王贞等人也相继起兵。他们都打出了反对武则天、匡复中宗的旗号。李显得知后，非但没燃起复位的希望之光，反而吓得四肢冰凉，他担心心狠手辣的老妈会借此杀掉他，事实上老妈也确实正有此意，只是这些判乱迅速被扑灭，李显才得以拾了一条命。多年来李显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寝食难安，噩梦连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但终究是没死成，原因是有个坚强的老婆支持他，李显的老婆韦氏因为李显蒙难，皇后也当不成了，跟着李显落难房州，但韦氏是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女人，这点倒是与婆婆蛮象的。每当李显因为看不到前途而长嘘短叹时，韦氏就及时站出来大声斥责李显没有出息，训斥完了，又温言相劝，给他分析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道理。在韦氏的不断打气鼓励下，李显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对老婆的感激之余，李显心里明白，他又给自己找了个老妈。公元698年的一天，李显接到了武则天的诏书，诏书宣称庐陵王有病，需来神都（洛阳，武周都城）治疗，着其即刻启程，这诏书把李显吓得不轻，以为老妈终于要动手了，这个念头使得他立刻就得了软骨病，瘫软在地呈烂泥状，关键时刻又是韦氏站出来，扶起烂泥领旨谢恩，并立即起程。到了洛阳方才知晓，原来不是杀头，而是又要立他当太子，这个情况让李显恍然如在梦中，世事难料啊，这十五年来的经历似乎是在下飞行棋，由太子而皇上进一步，再由皇上贬为庐陵王退两步，如今又立为太子又进了一步。情况是这样的，武周帝国在立储问题上刚刚发生了一场宫廷争斗，李显被从新立储正是这场争斗的结果。

武则天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她亲手杀了两个儿子，软禁了两个儿子，相对于皇位而言，母子亲情不值一题，相对于李氏皇族而言，她更愿意武家人继承她的皇位。武则天打算从侄子们当中选一个当太子（实际上应该叫皇太侄子），其中武承嗣和武三思是呼声最高的人选。这两位也表现出了当储君的强烈愿望，搞了一些联名上书，万人签名之类的把戏，但大臣们的心里却是向着李氏家族的，他们在替意识里始终把自己当作是李氏王朝的人，武则天以高宗老婆的身份晋位为皇帝是可以接受的，但要他们效忠于武承嗣或武三思却是万万不能，李显虽懦弱无能，必竟是李氏一脉，于是重臣们极力反对由武承嗣或武三思当太子而力挺李显重新出山。这场的激烈太子PK赛使武则天陷入了焦急和茅盾之中，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人挺身而出，寥寥数语说服武则天，导致李显最终上位，这人便是宰相狄仁杰。

狄仁杰道：选侄子当太子当然可以，但这世上还没听说做姑妈能得享太庙的，倘若陛下选侄子继位，陛下千秋后恐难进宗庙受祭祀，但如果让儿子即位，即使他们对陛下再有怨恨，也不会把她这个母亲怎么样的，而母亲得享太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番话显然说中了武则天的要害，以她当时的认知程度，对享受死后的荣耀是十分看重的，于是下定决心召回李显，重新立为太子。到了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而这时在身边常陪侍她的是男宠张易之、张宗昌兄弟俩，一切政令均由面首兄弟负责传递，就是宰相们和太子李显也很难见到武则天。宰相们害怕武则天一旦病逝面首兄弟借机作乱，于是，宰相张柬之联合其他大臣以及羽林军将领，领兵五百前去请太子李显即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李显恢复了他的烂泥本色，他先是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表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后来在大家以死相逼之下只得免强同意，却又四肢瘫软，连马都骑不上去，张柬之等人心里直呼所选非人，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否则就被要万箭穿心，只得命令士兵强行将烂泥抱到了马鞍上，向皇宫进发。

这场政变因为谋划得当，拥李派大臣取得了全胜，张氏面首被杀，然后，张柬之、崔玄暐进宫对武则天说张易之兄弟要谋反，已经被诛杀，请求她让位给李显。重病中的武则天只好同意了，直到此时，李显才战战兢兢地在武则天面前出现，他趴跪在老妈跟前，极力辩白自己是被迫来的，既然来了就不得不进来拜见圣上，主要是叙叙君臣、母子之情，只字不提让位一事，在老妈面前，李显永远处于绝对弱势，无论武则天是否处于重病之中。难而武则天已经明白禅位一事大局已定，无可更改，也许在女皇的内心深处也是这么想的。一天后，李显复位称帝，武则天让出了皇宫，自己搬到皇城西南的上阳宫养病，李显则给母亲上了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不久，武则天病逝，她与高宗合葬一处，以一个妻子的身份。

超级老妈终于离去，李显压力骤失，信心立刻暴棚，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之前不就是因为任用丈人而倒台的吗，现在我就要用集体任命干部来加倍过瘾，他先把弟弟相王加为安国相王，拜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又给妹妹太平公主加了镇国太平公主的称号，以表彰二人的拥立之功。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也加官晋爵，封赏有加。就在李显发狠过皇帝瘾时，又一个女巨人的阴影已消然逼近，这个女巨人便是韦皇后。在十余年的落难生活中，婆婆武则天说一不二的气势，至高无上的权势以及神圣威严的气度都让韦皇后这个儿媳妇羡慕不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原本就权欲极强的她也梦想着有一天也像婆婆那样做个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女皇帝，如今这个梦想已接近实现，重登大宝的李显还不如他的父亲高宗，而自己显然与婆婆不相上下，要想成为第二个女皇完全有可能，当然还不可操之过急，要先做一番布置，于是在韦皇后的安排下，韦氏家族的人进入了中央的政府机构，堂兄韦温当上礼部尚书，其他的人也有的做了将军。自家人安排妥当后，韦后又作了一个惊人决定，她打算给李显找顶绿帽子，要知道哪怕是武则天也只是在高宗去世多年之后才使用面首，看来韦后是想在这项指标上率先超过婆婆，韦后要找的绿帽不是别人，正是储君候选人之一的武三思，武则天的亲侄子，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些困惑，武三思是李显的表兄弟，却成了韦后的情人，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显然会造成一些伦理上的混乱，然而当事人却似乎并不在意。

武三思是武则天之兄武元庆之子，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成为女皇心腹，先后担任夏官尚书、春官尚书，并封为梁王，食邑千户，此人虽小有文才（全唐诗中录有其诗作），但性情狡诈，性格残忍，权欲极重，武则天时期即以专权跋扈闻名，李显复位后，武三思却能低首奉迎，对李显大表忠心，初登皇位的李显见先前跋扈异常的表兄此时如此温顺听话，大为高兴，竟引为知己，视为心腹，因此，武则天病逝后，武三思反而权势更大，被李显封为司空，进开府仪同三司。但武三思志不在此，作为曾经的皇位继承候选人，他打心眼里瞧不起李显，但此时朝野上下人心思唐，武三思只得暂时按下野心，积蓄力量，以图日后。就在此时，韦后却找上门来，两方各怀野心，各取所需，很快就组成了一对政治情人。作为皇帝的表兄、知己，皇后的情人，武三思时常进宫“探望”李显与韦后，三人围座谈心，其乐融融。李显不在宫中时，武三思照样入宫“探望”韦后，两人围被交心，其情切切。倘若武三思三天不进宫，李显（注意不是韦后）便坐立不安，就要与韦后一道微服私访，去到武三思的住处家访，三人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韦氏与武三思调笑戏谑，对饮亲狎，李显亦视以为常，甚或在武三思、韦后互讲“荤段子”调情时陪着傻笑。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韦后的安排下，武三思次子武崇训娶了李显之女安乐公主，三思、李显成了亲家，情人韦后成了武三思的亲家母（瞧这关系乱的）。从此以后，亲家武三思出入后宫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武三思进宫与韦后玩纸牌赌博游戏，赌桌就设在李显的龙床上，两人都上了龙床，一边摸牌，一边摸手，笑声连连，欢语阵阵，我们的李显皇上此时也没闲着，正兴致勃勃地坐在一旁小凳上给两人记牌分，加减乘除，好不忙碌。

凭借着亲家三人组的特殊关系，武三思肆无忌惮地扶植党羽，安插亲信，不臣之心日显，朝中有反对他的大臣如宰相张柬之等，皆为武三思陷害而死，一时之间，武三思把握朝政，气焰熏天。但武三思能够如此得势专权，除了有亲家母加情人照顾之外，还有一个女人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这个女人就是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当看这个名字便能令人浮想连翩，而她确实是位非凡的女子。上官婉儿是太宗、高宗时代的重臣上官仪的孙女，高宗时，上官仪因忤逆武则天而被杀，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道作为犯官家属没入后宫带罪执役，上官仪以文采闻名天下，上官婉儿继承了祖父的天分，而身处困境的状况非但没有埋没天分，反而使得上官婉儿在逆境中迅速成长，她跟随着宫中女官读书识字，未及十四岁便能下笔千言，文采斐然，更难得的是她的相貌和她的文采一样出众。武则天很快便得知了小才女的存在，不顾其犯官家属身份将她调到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性格艰忍的上官婉儿心里十清楚，想要恢复家族的荣耀与辉煌，就得趁早收起复仇之心，死心塌地追随武则天。她从最初从事一些文书佐理工作起，后逐渐参与撰拟诏书，参决奏章，慢慢地百官奏牍都由她先行过目，并加拟签，武则天只要在上面批一个字就颁行天下，上官婉儿成了领袖最信任的身边人，成为除武则天以外最具权柄的女人，这时她还只是个19岁的小姑娘。上官婉儿从少女时代起便长伴武则天周围，与李显、李旦等皇子自小相识，皇子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位聪慧而又美丽的女子的存在，他们都对上官婉儿起了爱慕之心，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李显。然而历经身世巨变又经武则天亲手调教的上官婉儿早就不把爱情放在第一位，相较于男人本身而言，她更看重于男人的权势，她周旋于诸皇子之间，长袖善舞，谁也无法得到她的全部。在跟随女皇二十余年后，上官婉儿被指定负责修订周史，武三思此时则成了她的同事，在朝夕相处之中，武三思强悍熟男的外形与如日中天的权势吸引住了上官婉儿，两人迅速陷入“办公室爱情”之中，武则天也有意成全，将上官婉儿许配给了武三思。但武三思最终未能争得太子之位，老相识李显“王者归来”，并最终登基，上官婉儿迅速认清了形势，她要求武三思切不可灰心也不可妄动，而是要亲近李显，保住权力，积蓄实力，待羽翼丰满之时，天下自然归之。武三思一一照办，顺带还亲近了亲家母，上官婉儿却并不为意，反而与韦后打成一片，亲如姐妹。

李显始终对上官婉儿未能忘怀，但总是不能如意，当皇子时，他争不过兄弟，第一次当皇上时，他也想学父亲高宗，找个由头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弄进后宫，但龙椅尚未做热就被老妈赶下台，自身尚难保，第二次当皇上倒是自由了，但人家已是武三思的老婆，自个与三思既是亲家又是兄弟，怎能给他戴绿帽子，李显满怀惆怅，只好给上官婉儿封官以求自慰，李显封上官婉儿为昭容，又令婉儿专掌起草诏令，使得其重掌大权。上官婉儿对韦后想当女皇的心思洞若观火，她便想利用韦后的野心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两个权欲女人的联合使得大唐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武则天时代，以女主君临天下，着实让天下女子扬眉吐气，则天大帝又多重用女官，谢瑶环、上官婉儿等皆是其中的佼佼者，大唐女权运动初兴，到了李显时期，天下被女人统制的惯性尚未消失，李显为君又黯弱无能，以李显亲姐姐太平公主为首的公主系和以韦后为首的后宫系都想当女皇，上官婉儿表面与太平公主和韦后关系都不错，但实际上却想鱼翁得利，最终由武三思夺得天下，自己再通过控制武三思来掌控天下。为此，她不断向韦后进言提高手下心腹女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声称这些姐妹将成为未来成为女皇的得力干将。上官婉儿还不断请求提高公主们的地位，这既笼络住了诸公主的心又分散了太平公主的权力，上官婉儿让李显女儿安乐公主坚信她也是能够继承皇位的，尽管李显还有两位皇子，但他们并非韦后所生，这将给韦后所生的安乐公主成为皇太女提供了极大的可能，这些言论点燃了安乐公主的野心。在上官婉儿和韦后的极力推动下，在皇上李显的大力支持下，各类公主们异常活跃，活动能力和权势都大大增强，相反皇子们却无声无息，她们打着李显的旗号，纷纷卖官鬻爵，竟相建造豪华宅第，并广纳男宠淫乱。李显深陷在自己老婆、姐姐、女儿、老相识等各色权欲女人的包围之中无法自拨，他完全放弃了抵抗，任由她们胡来，皇权已转化为女权。李显对大权旁落可无动于衷，有一人却坐不住了，这人便是太子李重俊。

李重俊是李显的第三子，公元706年被立为太子，立储虽早，却注定是个悲剧人物，虽有太子之名，而无太子之实，他的悲剧性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他的男性身份，李显一家是一个女权极度膨胀的家庭，祖母武则天是五千年不世出的强势女皇，姑妈太平公主是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公主，对皇位觊觎已久，母后韦氏想学婆婆当女皇不是一天两天了，同父异母妹妹安乐公主是有史以来最有权欲的公主，早存有当皇太女挤掉他这个皇太子的野心。第一家庭这种阴阳失调的状况让李重俊无法得到太子应有的权力，而父亲李显早期为祖母所制，如今被姑妈、母后架空，无力支持太子，他为此极其郁闷，却毫无办法。其二，他非韦后亲生，韦后看他不顺眼，想废掉他，安乐公主从没当他是哥哥，反视之为绊脚石，就连武三思父子也仗着韦后与安乐公主欺侮戏弄他。其三，他的性格缺陷，李重俊性格刚强，但性情急燥，容易意气用事，无法戒急用忍，受了几回气之后就控制不住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打算奋起反抗了。促使李重俊起事的导火索是：附马爷武崇训劝安乐公主请求李显废掉李重俊，而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而上官婉儿则利用职务之便及时地将这种心怀叵测的意见列入朝议之中，并串连武三思的亲信党羽成功地在朝堂制造出吁请废黜太子的舆论，李重俊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打击，怒火使他失去理理智，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将武氏、韦氏、安乐公主等排挤、欺侮、陷害过他的人通通杀掉。李重俊曾担任左卫大将军、杨州大都督等武职，虽未打过战，却是带过兵，有一批忠于他的军队将领，于是，在公元707年7月的一天夜里，李太子便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诈，右羽林军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讳之，沙吒忠义等，“矫诏”集合了左右羽林军三百余人，李重俊先领兵杀向武三思府邸，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正在府中饮酒作乐，羽林军杀入府中，两人卒不及防，倾刻间便被砍为数段。武三思父子毙命后，杀红眼的李重俊还不过瘾，命令士兵向皇宫进发，想学太宗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只可惜命运不济，他的对手是上官婉儿。

此时，李显、韦后、安乐公主正与上官婉儿一道在宫中玩游戏，闻报太子领兵杀来，三人皆吓得魂飞魄散，只有上官婉儿镇定如常，她指挥若定，先让待从领着李显和妻女们登上了玄武门以避兵锋，又请李显调派右羽林军大将军刘景仁速调两千羽林兵士屯于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当叛军来到宣武门下，李显便依照婉儿的指令登上城楼向叛军喊话，李显喊道：你们都是忠于我的人，如今为什么要叛乱，如果你们能够及时改正错误，斩杀掉领头的人，将有享不尽的富贵。乱军见皇帝亲自现身，太子“矫诏”之事穿帮，加上李显登楼一呼极具诱惑力，立即倒戈，斩李多诈、李承况、独孤讳之、沙吒忠义于玄武门前，李重俊率部属百余人出肃章门向终南山方向逃奔，见兵变平息，李显来了精神，马上派人追杀儿子，同时厚葬武三思父子。不久，李重俊被部下杀死，并把首级献于朝廷，李显用儿子的头祭了武三思、武崇训的灵柩。经此一役，武氏算是被消灭了。但韦后与上官婉儿这两个女人的势力更大了，安乐公主此时也不安分起来，想利用储君暂缺的时机，实现她的皇太女之愿。

安乐公主是李显的第七个女儿，小叫名李裹儿，是李显与韦氏赴房州时韦氏在途中分娩的，因当时情况窘迫，李显匆忙中撕下所穿襟袍的一部分做襁褓裹其身，遂有此名。李裹儿是李显与韦后在患难状况中抚养长大的，三人感情特别深，李显与韦氏对李裹儿十分宠爱，自幼听其所欲，无不允许，所以安乐公主从小就养成了骄横任性的脾气。待李显重回东宫后，李裹儿己十多岁了，长得是姿性聪慧，容貌美艳，武则天看见李裹儿，也格外欣赏她的秀外慧中，遂封为安乐公主，此时，李显、韦后、安乐公主是吉祥的一家。

但李显登基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母后韦氏权欲高炽，幕后操纵李显，并有最终当女皇的念头，姑妈太平公主权势极大，呼风唤雨，原本就骄横任性的安乐公主看在眼里，顿起效仿之心，加上上官婉儿、武崇训的串唆，安乐公主愈发觉得这皇位她也有份。一次，安乐公主缠着李显半开玩笑地要李显封其为皇太女，李显抚着公主的脖子笑着说：等你母后做了女皇帝，再立你为皇太女也不迟。这虽是玩笑话，安乐公主听起来却象是打了强心剂，当储君的愿望更为强烈。太子事变中，安乐公主的老公武崇训被杀，但她却毫不伤心，因为她早就与武崇训的堂弟武延秀有了私情，武崇训之死正好给两人创造了由地下情人转正为公开夫妻的机会，从此武延秀公然出入公主府，与安乐公主夫妇一般同起同卧，李显见到女儿很快就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也乐见其成，干脆就把武延秀配给了安乐公主。但对于女儿要求立为皇太女一事，李显却始终未有明确答复，也许他觉得此事太过惊世骇俗，安乐公主可不答应了，她天天跑到李显那胡搅蛮缠，李显不胜其烦，只得让她参与中枢决策，分享皇权，同时，在生活腐化上对她更加加纵容。

安乐公主在李显默许下，插手朝政，势倾朝野。她把国家官爵按品级明码标价，公开兜售，不管是屠夫酒肆之徒，还是为他人当奴婢的人，只要纳钱够数，便可由公主授官，一时所授官职竟有五六千人。安乐公主还常常自写诏书，拿进宫去，一手掩住诏书上的文字，一手却捉住了李显的手在诏书上署名，一千年后的大清康熙朝初期，权臣鳌拜也常常捉住小皇帝的手强签诏令，就是跟安乐公主学的，但李显与康熙不同，他是自愿的，竟然也不看到底写些什么，就签名了事，当是宰相以下的官员多出其门。常有一些有案底的劣徒，因走了安乐公主的门路，忽然诏书下来拜了高官，不但吏部衙门不知，李显也莫名其妙。安乐公主在生活享受上的腐化堕落更是登峰造极，公开以骄奢淫逸为荣，艰苦奋斗为耻，她大兴土木，广建宅第，并进行豪华装修，不仅在建筑规模上完全模仿皇宫，甚至精巧程度上超过了皇宫。长安有一个昆明池，是西汉武帝时开凿的，安乐公主嫁出宫后心中常记念昆明池畔的风景，便仗着李显宠爱，请求把昆明池赏给她，李显可怜怜吧吧地说：这万万不可，昆明池自从前代以来，从不曾赏人，你爹不能违背祖宗成例。况且池中鱼每年可卖得十万贯，后宫中花粉之资，全依靠它了。今若将这池赏给你，会使妃嫔们失去颜色。李显不肯给，安乐公主也自有办法，她强夺民田，开凿了一个大池，取名为定昆池，池边草木风景，全照昆明池一样，沿池造着许多亭台，并拆迁移民了许多渔户、猎户住在那里，公主自己也常常打扮成渔婆猎户的样子在池畔大开化妆舞会。尽管有了新欢武延秀，安乐公主仍然觉的需要补充男人，便引诱绑架了一批俊美少年充作面首，日日狂欢，夜夜笙歌，好不快活。安乐公主还与生母韦后，“好姐妹”上官婉儿交流淫乐经验，交换男宠使用，诺大后宫竟成了三人的淫乱俱乐部。安乐公主的干政揽权、恣意妄为已经使得另一个女人感到了威胁，这个女人就是太平公主。

宋代政治的制衡之道：分相权　夺兵权　多重监察

宋代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使五代以来“朝纲混乱，武将乱权”的传统被迫终止。

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马背上夺取的天下，靠一个“陈桥兵变”摘走了后周小皇帝的皇冠，这个以武力和玩弄权术起家的能人一上台，便马上充分暴露了对武将的不信任和对权力失衡的无法容忍。不单是反感而已，赵匡胤连同他的后代们一起建立起皇朝时代堪称最为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使五代以来“朝纲混乱、武将乱权”的传统止于宋。

不再独大的丞相

赵匡胤夺取天下后做了一件著名的事情。公元964年，一次性罢免了同为后周旧臣的三个丞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以谋士赵普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同时皇帝又发现跟他多年的赵普也不可靠，竟背着自己收受吴越王钱缪贿赂，于是设立了一个叫“参知政事”的职务作为掣肘的副手。

这件事情，意义深远，确立了宋王朝中央形成了“两府”格局：一个是宰相，另一个参知政事。而在统兵的将领们被解除军权后，皇帝特设了一个“武府”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为其最高长官——这个“枢密使”却规定不得由武将担任，只授予文职，连同其副手“枢密副使”也基本由文官充斥。

这两府分管文武，在宋代中央王朝有效实现了对宰相力度最大的分权——另立了一个规格与之完全对等的最高军事机构，两府的正副首脑合称“执政”。

不仅如此，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也体现了权力制衡的要则。在宋代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二相二参、二相三参，二相四参的现象。因此朝廷之上政见不同常会导致两种声音，皇帝便能够进行权衡与制约。

而宋代数次官制变革的总趋势又是参知政事的功能不断增强以削弱相权。到了治道年间（公元995年），“参知政事”得以和宰相轮日执事，处理重大公务时更可与一把手同升于公堂。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杰出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早年便“议论高奇”，“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神宗未登基便久闻大名，即位后便起用他主持改革。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他在这个位置干了1年又10个月后升任宰相。而他在参知政事任上便已形同宰相了，上台当月便设制置三司，负责变法具体内容的规划和起草，诸种新法纷纷出台。

由此可见，王安石当时虽然任职参知政事，实际上与宰相共同主持朝廷上下的工作事务，是宰辅机构的首脑之一。

皇帝除了抬参知政事压制宰相外，还通过抬高三司使（相当于现在财政部长）的地位来绕过相权直接掌控财政权。三司是盐铁、度支和户部的合称，相当于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其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而皇帝则经常直接插手三司的任命及其他事务，造成三司的独立倾向。

带兵不统兵，统兵不带兵

在军事部门的设置上，宋代建立了枢密院和三衙相互制衡机制。尽管枢密使与宰相同列，但却必得由文官担任，而武将是不允许出任最高军事长官的。同时枢密院与三衙分别负责军事决策与平日练兵，两部门互不相属。三衙之间更是不许有任何瓜葛，其武官也多为中下级军官，出征则由枢密院临时指派将领，这便造就了宋朝300多年时间“兵不知将，将不统兵”的局面，有效防止了军队对皇权构成的威胁。

在《水浒传》里，陷害林冲的太尉高俅手握重兵，能节制十个节度使征讨梁山，而帐下牙将极多，这在现实的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宋代绝不许有身为太尉（为武职）的将领可以长期握有兵权；而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受到高俅迫害却只得兀自受缚则比较符合历史真实，因为林教头手中没有任何调兵权可言。

在历史上，抗金名将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加害致死，恐怕更多也是出于宋廷对军事将领军权膨胀的疑惧相关，文献记载当时南宋半数军队都有“私军”的性质而被冠以“岳家军”“韩家军”等称谓。岳飞死前已担任清远军节度使，而节度使这种军事封疆大吏早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就废除了，非战时危急时刻是不可能出现的，而连金军都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叹息，而更加恐惧的应该是宋高宗赵构。难怪明代文征明说：“区区一个秦桧怎么能置岳武穆于死地呢？怕是宋高宗指使的吧。”

监察后面还有监察

宋代中央行政权完成了事实上的多重分割，臣子们谁也无法做到独断专行。即便如此，他也将时刻面临来自另一个体系的官员的监督，这就是极具宋代特色的“多重监察制度”。

宋代最高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沿袭的是唐代的制度。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中丞”，简称“兰台”，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加检察院一把手。这个重要的职位规定与宰相有血缘或门生、举荐关系的人都不得担任此官职，是皇帝从外部言论上制约宰相最重要的棋子。

而且宋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宋神宗去世后，政治主张保守的司马光上台为宰相，尽废王安石任上颁布的新法，但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助手蔡确、韩缜、章悖还分别把持了宰相与枢密使等高职，但当时御史刘挚弹劾蔡确在神宗驾崩时没有按时守灵，说这几个人结党营私，他们便被迫辞职下台了。

御史台的威力可见一斑，而除开御史台，剩下还有谏官。他们有封还诏令的权力——当皇帝或者中书有命令下达，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的，可以封还！我们熟悉的“包青天”包拯在当谏官时就经常干这种事情。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可以反反复复进谏，包拯距离很近，话说激动时还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宋仁宗只好忍气吞声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所以皇帝和宰相，经常被他们扫面子，但也只能将这些政令进一步修改。

监察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司法部门，宋代在这方面也是慎之又慎，设立多重机构实现监察的客观公正性。在中央，名义上的司法部门是刑部，但事实上大理寺、御史台甚至开封府都拥有复合的司法权，从这点上说，开封府的包青天的确是可以判理天下案的。

另外，设立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军头引见司等机构受理直接诉讼，类似于今天的信访办。而皇帝也经常参与诉讼案。比如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月，京城一个叫牟晖的百姓击登闻鼓，诉家奴丢失了一只小猪，宋太宗亲自下诏赐千钱作为补偿，事后太宗对大臣说：“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我亲自操劳，是可笑了点，但我拿这种认真的态度处理天下事，应该就会没有冤案了啊。”

加强司法监察的另一个举措是朝廷定期向全国各地设派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带有钦差性质的官员明察各地案情，前段时间热播的《大宋提刑官》就是这类官员。

宋代在监察制度的设置上达到了近乎繁琐的地步。在通过监察机关加强对司法的监察的同时，宋代又规定了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和互察制度。

以上考察的官场制衡机制，基本有效维系了宋代三百年间的行政运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成功的机制除了技术上的可操控外，还要有软性的精神支撑。在宋代，皇帝便贯穿了“仁”的治世思想，宋代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得滥杀大臣，优待读书人，当时的大臣用现在的话来说比较有“幸福感”。

但我们要记住一点：宋代的官场制衡恰恰而且只能在皇权的指挥棒下才能有效得以运转，封建专制统治是这种制衡安身立命的前提。所以，这种官场的制衡还是仅仅被道以“权术”而已。

第四章　中国古代人的生活

古代人的称谓

珍贵旧影：旧中国小脚女性悲惨写真

爷很不高兴。有一个结论，我曾经以为是历史常识。那就是中国过去之所以有女人裹小脚的习俗，是出于儒家传统。如果这个结论属实，儒家的理念实在是太反人类了，至少是压迫女性。

不过我最近几年真正用了些心，发现事实并不是那样。有人拿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来证明，儒家一开始的传统就歧视妇女。这是很不公平的。孔子那句话，可以体会他的语境，就是和女人打交道受了挫折，发发牢骚。就像今天有人在家里给老婆抓破了脸，追女朋友吃了闭门羹，在哥们儿中间自我解嘲“唉，女人啊，真难对付。”这很难算是歧视妇女。事实上孔夫子，确实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他又一次去见名声不大好的大美女南子，给子路批评得大红脸，在学生面前诅咒发誓，“我和她要有见不得人的事，天打五雷轰啊！”（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论语》这种把大宗师难堪的一面都记录下来的做法，恰恰让我觉得非常亲切。总之，从儒家的主要经典里，尤其是先秦儒家，很难找出儒家歧视女性的证据。倒是基督教更有很多白纸黑字论证女性对男性依附关系的文字，比如《圣经》里“哥林多前书”中讲“男人是女人的头”。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干脆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排骨变的。

具体到女人裹小脚这个中国特色。余英时先生早已指出裹小脚并不是来自于儒家传统，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宋明理学“我想指出一个重要却被长期忽视的事实，理学的创立者程颐（1033-1107）的所有后代，直到元代都忠实沿袭不缠足的家族传统”这并非孤证，我爷爷和奶奶的家族，都是江南的书香门第，几代都是正统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家族的女性可考证的，即使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母亲到祖母一辈也并不缠足，那可以上推到上上个世纪的中叶。另一个辅证是，为什么同是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和日本都没有这个习俗呢？

可是缠足这个陋习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我外公家是山东的三代贫下中农，他14岁就参加了八路，他的母亲就是裹小脚的。这种习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本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m,E.），兰格（R,T.）编著的《传统的发明》给我很大的启发。里面介绍了很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欧洲民族传统，其实是被发明出来的。比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原来以为，男人光屁股穿短裙是苏格兰的传统。这才知道，这种短裙的式样是到了17世纪才在苏格兰男人中普及，进而成为整个苏格兰民族的标志。而它普及的直接原因，是英格兰对苏格兰起义的镇压，原来只有一小部分苏格兰人穿裙子，后来在英格兰的民族压迫下，反而越来越多的苏格兰男人穿裙子，以此来表达无言的情绪，我们和你们英格兰人不一样。甚至英格兰统治者来个“禁裙令”也控制不住，最后终于默许一堆光屁股穿短裙的男人骄傲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缠足也是这样，最早的中国人并无缠足之习气，不过欣赏女子足弓纤瘦的审美倾向倒是有的，苏东坡曾做《菩萨蛮》一词，咏叹“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就像西方人爱欣赏芭蕾舞一样，拿足尖点地是很疼的，要从小练，我小姨年轻时候被选进部队文工团，跳芭蕾，把脚指头都跳变形了。后来经常听她控诉“万恶的芭蕾舞”。而且《宋史·五行志》记载宋代的缠足，并没有像后世那样伤筋动骨地弓弯足趾，只是使脚显得“纤直”，大概就像现在有些时髦女穿很尖的高跟鞋一样，当时称这种式样叫“快上马”，主要在一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贵妇人中流行。

可考证的残酷的，从幼女开始的缠足，是从蒙元时期开始在民间流行的。这一趋势，到了满清入关，满州统治者对汉族男人，推行“留头不留发”，以比南京大屠杀更残酷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实现了征服，对于汉族的女人，也不许缠足，但后来出于各种考虑就放弃了，而这反而激发了“缠足”之风在民间的更加普及，到了女子以不缠足为耻的地步。

美国著名的黑人女作家爱丽斯·沃克，一生的创作比如《紫色》、《寻找母亲的花园》几乎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尤其是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压迫。而她诠释的背景，是黑人被作为黑奴贩卖到美洲，反抗而被压迫，在黑人男性的挫折和屈辱感，无处发泄，最终转移到黑人女性身上，以诸如经常殴打老婆这样的举动来找回自己“男人的尊严感”。

而可以想象，历史上的汉族男人在被他们眼中的“蛮族鞑子”征服统治的过程中，那种强烈的屈辱感，只会比黑人男性更加强烈。而这种屈辱感，在被镇压后，最后转化为了对女性的压迫。要求女性守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让女人裹小脚，都是失败的汉族男人为了在家里找大丈夫的感觉而发明的规矩，这其中也包含着一种民族情绪。相比在被异族征服下的中国男女关系，汉唐时代的女性地位更符合现代特色，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异族的统治，按照汉唐政治的发展轨迹，武则天之后，中国也完全可能发展出像西方王国那样有合法性的女性君主。

我的这番考据，目的并不是像余英时那样主要是为儒家辩护，我倒是觉得所有汉族男人需要反省，而不要以为把自己的不争气推到一个儒家传统上就解脱了，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人身上的坏毛病一点儿没少。

至少历史上苏格兰男人做得比我们要好，人家男人自己坚持穿裙子，不像我们大多数男人乖乖地剃了头，却逼着女人裹小脚。当然另一种解释是，蒙元、满清当时对待汉人，远比历史上英格兰人对待苏格兰人更加残酷野蛮。

不过这段历史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今天的同胞，特别是我们汉人的男性，我们都是被征服者的后代，我们身上有怯懦和虚伪的基因。尤其在我们感觉自己在崛起的时候，不光要记住自己被欺负的历史，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在我们被别人欺负的同时，也一直有欺负更弱者的倾向。

中国古代酷刑之凌迟

中国历史上，各代正式颁行的法律中规定的刑罚有不少都带有残酷性。早在尧舜时期，三苗就开始实行“五虐”之刑，包括“截人耳鼻，椽阴黥面”等。夏代以“大辟、膑辟、宫辟、劓、墨”为五刑，周代以“墨、劓、宫、刖、杀”为五刑，这些都是伤残人的身体直至把人处死的酷刑。经春秋、战国、秦到汉初，刑罚的名目略有变化，如大辟的执行方式又分为车裂、凿颠、腰斩等，但大体不出五刑的范围。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废除肉刑，单以后的死刑仍然使用车裂、枭首等，直到清末都保留着凌迟。死刑之外，各代都通用笞杖鞭督枷等，已经废除的宫、劓、刖等肉刑在后世又不断被恢复使用。法律中规定的有些较轻的刑罚如流放、充军、苦役等，虽然不应属酷刑的范围，但它们常常以笞杖、黥面或釱趾等肉刑为附加刑。终集权社会之世，残酷的肉刑一直没有从朝廷的法典中废除。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凌迟”了，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

凌迟需要剐3600刀，非常具有技术性，下面就来谈谈如何培养一个凌迟刽子手。

刽子手，一般多为世家操此业，所以形成了一套训练方法，首先，在条案上铺五层宣纸，在上面剁肉，肉剁为馅，纸不许破，以后依次递减，直到一层宣纸，然后，以猪为练习对象，练习剐，也是五层宣纸，最后一层宣纸（因为猪与人在构造上比较类似）最后，开始用尸体，当然是犯人的，最后，大概经过五年左右的训练，就可以出师了。

凌迟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刽子手要给犯人捆上渔网，然后猛拍犯人的心窝一掌，然后操着刀子，灵巧地一转，要把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犯人的右胸脯上旋下来。这一刀恰好要旋掉乳粒，留下的伤口酷似盲人的眼窝。他的徒弟或助手要在一旁高声报数。接着刽子手要将手腕一抖，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这第一片是谢天。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要旋掉左边的乳粒。第二片肉摔在地上，是谢地。这两片肉的学名叫钱肉，专祭天地！现在犯人的胸脯上，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流血，但很少。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的一掌，把犯人的心脏打得已经紧缩起来，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地减缓了然后，刽子手用一块干净的羊肚子毛巾，蘸着盐水，擦干犯人胸上的血，让刀口犹如树上的崭新的砍痕。刽子手在犯人的胸脯上切了第三刀。这片肉还是如铜钱大小，鱼鳞形状。新刀口与旧刀口边缘相接而又界限分明。这凌迟刑别名又叫“鱼鳞割”，确是十分地形象贴切。第三刀下去，如果露出的肉茬儿白生生的，只跳出了几个血珍珠，预示着凌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成功的凌迟，是流血很少的，开刀前，突然地一掌拍去，就封闭了犯人的大血脉。他的血此时都集中到腹部和腿肚子里。这样才能如切割萝卜一样，切够刀数，而犯人不死。否则血流如注，腥气逼人，血污肉体，影响观察，下刀无凭势必搞得一塌糊涂。情况正常的前提下，刽子手会把第三片肉甩向空中，这一甩谓之谢鬼神。

优秀的刽子手总有一些办法来对付第三刀的特殊情况。如果碰到血流如注、无法下刀的情况，应急的办法是劈头盖脸地浇犯人一桶冷水，让他突然受惊，闭住血道。如果凉水闭不住，就浇上一桶酸醋。《本草纲目》认为醋有收敛之功，劈头浇醋，盖取其收敛之意也。如果此法也无效，那就先在犯人的腿肚子上切下两块肉放血。但这种方法往往会使犯人在执刑未完时就因血竭而死。这时众看客的目光都会随着刽子手的刀尖转，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刀尖上的钱肉转。钱肉上天，众人的眼光上天；钱肉落地，众人的眼光落地。

古代的凌迟刑，要将切下来的肉，一片片摆在案头，执刑完毕，监刑官要会同罪犯家属上前点数，多一片或是少一片，都算刽子手违旨。宋朝时一个粗心大意的刽子手执凌迟刑时多割了一刀，被罪犯家属上告，丢了宝贵的性命。所以这个活儿并不好干，干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想想吧，既要割得均匀，还要牢牢地记住切割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啊，这就得灌参汤了，一般要割整整的一天，有时还要按照上边的吩咐，将执刑的时间拖延三五天，这就使执刑的难度更加巨大，一个铁打的刽子手，执完一个凌迟刑，也要累倒在地。后来的刽子手们学精了，不再把割下来的肉摆放在案子上，而是随手扔掉。老刑场的周围，总是有大群的野狗、乌鸦和老鹰，所以每逢执凌迟刑，就成了这些畜生们的盛大节日。

刽子手还要向监刑官员和看刑的群众展示从犯人身上脔割下来的东西，这个规矩产生的法律和心理的基础是：一，显示法律的严酷无情和刽子手执行法律的一丝不苟。二，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束恶念，不去犯罪，这是历朝历代公开执刑并鼓励人们前来观看的原因。三，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无论多么精彩的戏，也比不上凌迟活人精彩，这也是京城大狱里的高级刽子手根本瞧不起那些在宫廷里受宠的戏子们的根本原因。

甩完第三片后，刽子手就开始割第四刀了。这时犯人血道已经闭住了，可以一直割了。如果犯人身体健康、肌肉发达，那么他（她）的肉一定很脆，很好割。这样的犯人才会有的肉。如果凌迟一个胖如猪或是瘦如猴的犯人，刽子手就会很累。累是次要的，关键是干不出好活。刽子手心情一定要安定，趁血脉避住了，一定要用五十刀切尽胸肌。如此割下第五十片钱肉时，犯人的两边胸肌刚好被旋尽。至此，刽子手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一。徒弟或助手要给他换上一把新刀。此时犯人的胸膛上肋骨毕现，肋骨之间覆盖着一层薄膜，那颗突突跳动的心脏，宛如一只裹在纱布中的野兔。

但目标不是心脏！如果是男犯，旋完了胸脯肉之后，接下来就应该旋去裆中之物。这地方要求三刀割尽，大小不必与其它部位的肉片大小一致。一般说来，男犯人，最怕的不是剥皮抽筋，而是割去裆中的宝贝。原因并不是这部位被切割时会有特别的痛苦，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恐惧和人格上的耻辱。绝大多数的男人，宁愿被砍去脑袋，也不愿被切去男根。无论多么强悍的男人，只要把他的档中物一去，他就再也威风不起来了，这就跟剪掉烈马的鬃毛和拔掉公鸡的翎毛一个道理。刽子手要用一只手把那玩意儿从窝里揪出来，拿刀的一手要快如闪电，一下子，就割了下来。他的徒弟或助手高声向看客报数：“第五十一刀！”然后刽子手的徒弟或助手要把事先准备好的盘子端过来，由刽子手抠出男犯人的睾丸，因为它们已经缩进囊里，必须一刀旋下来。然后再次弯下腰去，抠出了另一个丸子，一刀旋下来，这是第五十三刀。然后将它们放在盘里，而不丢弃，原因是很多人认为能治病，往往重金求购。

这时的犯人，脸早已胀开，血沫子从他的嘴里噗噜噗噜地冒出来，原因是太痛苦而乱咬，可能咬烂了舌头，根本就没法子下刀。要挖去一个疯狂的死刑犯的舌头，像是虎口里拔牙齿。这时助手要向犯人浇冷水，刽子手迅速伸手捏住犯人的喉咙，往死里捏，犯人那条紫色的舌头就会自然吐出唇外。于是用另一只手拿刀子，将刀尖一抖，就将犯人的舌头割下了。这是第五十四刀。这时，执刑的速度必须加快，切割的肉片必须缩小，血管密集的部位必须回避。用两百刀旋尽犯人大腿上的肌肉，用五十刀旋尽犯人双臂上的肌肉，在犯人的腹肌上割了五十刀，左右屁股各切了七十五刀。

这时的犯人内脏器官由于失去了肌肉的约束，都在向外膨胀着。尤其是肠胃，就如一窝毒蛇装在单薄的皮袋里蠢蠢欲动。第四百九十刀要割下了犯人的左耳，接下来的一刀旋下犯人的右耳。按照规矩，此时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剜掉犯人的双眼，一种是割去犯人的双唇。但犯人的嘴唇一般早已破烂不堪，所以大多数刽子手都选择挖犯人的双眼。最好能等到犯人闭眼时下手！因为即使对杀人如麻的职业刽子手来说，剜去目光炯炯的眼睛，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让刀尖沿着犯人的眼眶转了一圈……第四百九十七刀第四百九十八刀是另一只眼，这只肯定是睁开的，原因不详。程序如上，第四百九十八刀……第四百九十九刀，旋去犯人的鼻子。这很简单。最后，一刀戳中了犯人的心脏，一股黑色的暗血涌出来，结束了这残酷的刑罚……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南朝宋后废帝皇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赵恒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景德年间，御史台曾审问杀人贼犯，定案之后，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剐”字原作“呙”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卨”，明朱国帧《通幢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卨之”。并注解说，卨，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复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水游传》中也有这样的情节，请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李逵）说：“今****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以上所引用《水浒传》中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形，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

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集权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世宗朱厚煾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实际上，明代的凌迟之刑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璋用刑峻酷，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十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帧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坐，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

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尽管对太平天国没有好感，却不能不说他们几个都是汉子）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曾仕和、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

第五章　皇太极

皇太极如何运用手腕宰割手握重兵的八旗诸王？

皇太极原来领有正白旗，他成为新罕王以后照例也要领有两黄旗。于是，皇太极变通了一下，他把正白旗、镶白旗换成正黄旗、镶黄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们的两黄旗转眼成了两白旗。这次“换旗”实际也是皇太极加强自身力量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三尊佛”的力度，皇太极洞若观火，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是，凡事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皇太极用十六年的时间赢得储位，所以，他也需要时间来削弱乃至消灭“三尊佛”现象。

皇太极走的第一步棋是“掺沙子”，所谓“掺沙子”就是通过扩大八旗各旗头面人物的数量做到进一步化解旗主贝勒的集权。就在皇太极即立的当月，也就是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皇太极就和诸贝勒商量，扩大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固山额真）的权限，总管大臣可以和诸贝勒一起共议国政，本旗的行军、围猎、出行等事务，都归总管大臣指挥、调遣。以往，后金规定议政的权力只限于身兼议政大臣名义的八旗旗主，现在皇太极把它扩大到了总管旗务大臣身上，一下子拉进来了八个人。当然，这八个人选并不都是由皇太极一个人决定的，还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实权贝勒点头才行。除了这八个人以外，八旗原来还设立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即梅勒额真），现在还要设每旗两名的调遣大臣，一共十六名。佐管旗务大臣辅佐总管旗务大臣，掌管刑律；调遣大臣是上传下达的角色，位在佐管旗务大臣之下。这样算下来，八旗旗主贝勒的权力又进一步被稀释，总管大臣、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们虽然要服从旗主，可也能够对旗主原本很大的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特别是十六名佐管大臣、十六名调遣大臣中多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人有的就是皇太极掺进来的“沙子”，这正是皇太极的深意所在。

当时（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八旗各旗总管旗务大臣的名单如下：正黄旗纳穆泰，是开国元勋扬古利的弟弟；镶黄旗达尔汉，是努尔哈赤早期亲信杨书的儿子、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红旗和硕图，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里之子；镶红旗博尔晋，就是那位给阿敦鸣冤叫屈的三等副将；正蓝旗托博辉，是努尔哈赤的堂叔龙敦的儿子；镶蓝旗固三泰（一作顾三台），努尔哈赤的女婿；正白旗喀克笃礼；镶白旗彻尔格，他是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的第三子。这里的多数人都是原来该旗旗内的头面人物，像彻尔格因为皇太极的“换旗”，从镶黄旗满洲变成了镶白旗满洲，实际也是没有变化，正红旗的总管大臣和硕图是两红旗旗主代善的女婿，也就是满洲称呼的“和硕额驸”（汉人俗称“郡马”）。托博辉有点特殊，他的老爹龙敦是努尔哈赤三祖索长阿的第四子，从一开始就和努尔哈赤作对，努尔哈赤攻打尼堪外兰时，龙敦就泄漏了进军的时间。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妹夫噶哈善是他的左膀右臂，龙敦唆使努尔哈赤的异母兄弟萨木占杀害了噶哈善。可是，随着努尔哈赤的“买卖”越做越大，身为龙敦的儿子的托博辉，转而跟随努尔哈赤，跻身到了八大臣的序列中。他们这八个人在日后的政局起伏中也是荣枯不同。总体看来，这八位总管旗务大臣主要还是和本旗旗主关系密切才得任此职的。所以，这次掺沙子因为是在皇太极初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可威力不是很大。

走出“掺沙子”的第一步，皇太极的第二步就是“挖墙脚”。其实，“挖墙脚”本来就是皇太极的拿手好戏，当年在储位之争拉开序幕时，皇太极已经在进行暗中的“挖墙脚”活动了，他拉拢进来的岳托、萨哈廉、德格类、济尔哈朗，哪一个不是其他各旗的骨干墙脚？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挖墙脚”也有新的政治含义。那时候拉拢岳托等人是为了登上大位，现在继续笼络这些人是为了分化瓦解，前者不尽是通途可也目标一致，现在看似简单却难上加难。

因为岳托首倡“大义”，所以，皇太极即位后给岳托的酬庸也很重，他劝说代善把名下的镶红旗让出来由岳托担任旗主贝勒，代善也没有多想，自然同意。后金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借口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背盟实施*，代善、萨哈廉领军前往征讨，一战获胜，萨哈廉因此受封贝勒。至此，当初两位首先提议皇太极即立的功臣岳托、萨哈廉都先后得到擢升。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衔努尔哈赤宁远兵败之恨再度起兵伐明，兵到锦州城下遇阻，明军在守将的得力指挥下，再创后金军。后金军在锦州城下屯兵14天，硬是一无所获。五月下旬，皇太极转攻宁远，此时镇守宁远的正是明朝名将袁崇焕，因为地形对后金军不利，尤其不利于开展以骑兵为主的野战，代善、莽古尔泰、阿敏都劝阻皇太极不要急于和明军展开厮杀，就军事素养来说，代善明显高于皇太极，但皇太极不听，他说：“当年父汗进攻宁远不克，如今我进攻锦州又不克，大金野战之兵尚不能取胜，日后如何张我国威？”皇太极不审时度势，空洞地把军事打击上升到政治高度上来，其目的并不全是什么“张我国威”，而是张扬他个人新罕王的权威。皇太极督率阿济格等人带领亲军护卫亲自出战，济尔哈朗、萨哈廉等“五虎将”立刻跟上，代善等人见此情景也只好放弃主张，跟着一道冲锋。这场战役的结果诚如代善等人所料，后金军再度遭受重创，而且这一战的具体损失较之努尔哈赤宁远大败还要惨重一些。身为觉罗宗室的大将拜山在此役中阵亡，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代善之子）也受伤。同时阵亡的还有备御巴希等。这里顺便提一句，拜山的儿子顾阿岱、孙子莫洛浑后来也是死于疆场之上，有清一代，宗室之中祖孙三代沙场殉难如拜山者并不多见。如果说上次宁远大败是事前努尔哈赤骄狂的结果，那么这次宁远再败就是皇太极瞎指挥造成的。虽然战争输掉了，可皇太极还是有些政治上的收获，从济尔哈朗、萨哈廉不顾一切地紧跟自己的行动并因此摆脱了三大贝勒的干涉来看，皇太极似乎从中找到了日后收拾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的不二法门。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再犯明境，劳师远征。代善、莽古尔泰坚绝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后果非常危险，如果明军堵截在后，且粮草匮乏，如何为继？代善、莽古尔泰的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错，如果不是因明朝崇祯皇帝的愚昧无知错杀了袁崇焕的话，这一次远征的结果显然不容乐观。代善等人再度否决皇太极的意见，令皇太极大为光火，众贝勒进帐询问皇太极部队的进程时，皇太极和盘托出事情的原委，岳托、萨哈廉、杜度、济尔哈朗、阿济格、豪格等贝勒都支持皇太极的决策，他们主动去说服代善和莽古尔泰，代善二人在众小贝勒的解释下终于同意皇太极的计划。皇太极领军攻陷遵化随即直驱北京，他本以为袁崇焕遇警无法抽身，哪知道就在皇太极向北京进发时，袁崇焕已经先于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九日抢先到达蓟州，后金军精锐次日才进抵此处。当皇太极的后金军出现在北京城下时，袁崇焕、祖大寿等人虽兵不足万，仍旧力战阻敌，皇太极并没有捞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皇太极以数万之众奔袭千里，空手而返，自然说不过去，这就萌发了他使用离间计的念头。应该说，皇太极的这出反间计本身并不高明，取材也十分粗陋，大概是他夜读《三国演义》的心得，他几乎完全照搬“蒋干盗书”那一节，偏偏赶上昏聩无知的崇祯皇帝以及他手下笨得可爱的几位太监，意外地成就了皇太极，袁崇焕被捕并惨遭杀害。清人最惧袁崇焕，他们立国创业的所谓“太祖”、“太宗”都先后败在袁崇焕的手下，如今袁崇焕一死，关外的格局发生了巨变，清朝人编写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

皇太极北京之行不虚，不仅除掉了劲敌袁崇焕，还发现自己历年以来的“挖墙脚”特见功效，这次奔袭战如果没有岳托这些小贝勒的鼎力支持，根本就无法达到除掉袁崇焕的目的。而且，代善、莽古尔泰虽然位高权重，可在众小贝勒的围攻下仍然不能不按照皇太极既定的意图行事。皇太极已经从这些微妙的变化中看到了他重新赢得努尔哈赤生前一样的权威的希望。天聪初年，皇太极一力擢拔他的“五虎将”，特别是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三人备受宠信，萨哈廉曾经说过：“汗（皇太极）待尔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等，过于己子，细心恩养，迥异众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213页，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皇太极虽然和岳托名义上是叔侄关系，实际他是把岳托当做弟弟看待，这点皇太极后来在崇德年间曾经追述过：“（岳托）我母自幼抚养之弟”、“（岳托）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朕亦视之如弟。”《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24，下册第1564-1565页；《清太宗实录》卷64，第18页。皇太极还把岳托的长女视如己出，这也是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具有的情分。为了拉拢岳托，皇太极不惜降格以求，这说明了皇太极在政治上的老到。需要指出的是，岳托虽然在皇太极嗣立、分权等一系列问题上担任了主要角色，但他和济尔哈朗、豪格、萨哈廉等人唯命是从、毫无原则的紧跟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鲸吞正蓝旗

继阿敏之后，三贝勒莽古尔泰也成为皇太极菜板上的另一块鱼肉。就莽古尔泰其人来说，皇太极并不怎么放在眼里，因为他有勇无谋、名声又差，对他的汗位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莽古尔泰生性桀骜不驯，又兼有兄长的名义，尤其当年皇太极和他一起在储位争夺中彼此配合默契，将来难免不留下不利于皇太极的口实。再者，莽古尔泰一旦垮台，正好给皇太极“五虎将”中的另外一员虎将德格类腾出上升空间，正蓝旗也将在皇太极的手掌之中了。这应该是皇太极清洗莽古尔泰的全部如意算盘。

如果说对阿敏的清洗，皇太极采用了直捣腹心的策略，那么在对付莽古尔泰的问题上，皇太极则是采取了“敲山震虎”、“打草惊蛇”的办法。换句话说，皇太极是故意激怒莽古尔泰从而给他整治莽古尔泰提供必要的借口。后金天聪三年年底，后金军奔袭北京，在攻打蓟州时，皇太极突然更换左翼的统帅，把莽古尔泰换了下来代之以代善，而且也没有对莽古尔泰说清楚理由。天聪四年十一月，皇太极和莽古尔泰行猎，莽古尔泰强夺属下的两件猎物被皇太极所指责，莽古尔泰归还了猎物，还把一头野猪送给皇太极作为赔罪的表示，可哪知道皇太极非但不要野猪，还把野猪射死，讥讽莽古尔泰“见识浅薄”。莽古尔泰也不示弱，天聪五年，皇太极装模作样地写信征求诸贝勒对他执政的评价，其他贝勒或者拍马吹捧、或者言不及义，只有莽古尔泰据实批评皇太极，同时还为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做出辩解，皇太极看完莽古尔泰的来信，不禁大怒。皇太极利用自己的权力，给正蓝旗派差很多，而且还把正蓝旗所属的十个牛录拨给皇太极长子豪格的镶黄旗统领，这无形中更加刺激了莽古尔泰的怒火。

后金天聪五年八月，二人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起因是在围困大凌河时，莽古尔泰向皇太极汇报说：“昨天的厮杀，我们正蓝旗损失很大，罕王是不是应该把派给镶黄旗出差的属于正蓝旗的护军还给我们？”莽古尔泰的请求并不过分，可是，皇太极有意激怒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地问莽古尔泰：“听说你们正蓝旗每次派差都常常违反规定出现失误？”莽古尔泰看皇太极非但不同意拨还护军反而借题发挥，不免火气上升：“我们正蓝旗是派差最重、最大的一个，但何时都能做到尽人尽责，现在罕王指责我们违规，不知道从何而来？”皇太极又故意说道：“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可能是有人诬告；当做如果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我就要严加处理。”莽古尔泰怒不可遏，他反驳道：“罕王你应该公开说明是非曲直，为什么唯独和我为难，我莽古尔泰因为你是罕王，一切都顺从，而你一再如此仍不知足，难道是要杀了我吗？”情急之中的莽古尔泰居然忘了必要的忌讳，女真人有握刀的习惯，莽古尔泰在愤懑中不断用手摩擦刀柄，站在一边的德格类当然知道莽古尔泰这些身体语言的错误容易给人造成误解，马上赶上去拦住兄长，莽古尔泰迁怒于德格类，竟拔刀出鞘，这下子完全达到了皇太极最初的目的，“御前拔刀”，这样的罪名本身就是死罪，连代善也转而对莽古尔泰不满起来，认为他太不懂君臣的礼节了。皇太极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反而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走到一边对众贝勒诉苦说：“我自继承汗位以来，一直留心治国的道理，十分谨慎，哪知道这些谦逊的行为竟然成为他莽古尔泰轻视我的依据。”等他回过身来却又大骂身边的侍卫：“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处？他莽古尔泰御前拔刀，你们却跟瞎子一样站在那里不动。”当晚，莽古尔泰准备向皇太极赔罪，皇太极哪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莽古尔泰，他当即拒绝与莽古尔泰见面。

大凌河战后，众贝勒根据皇太极的旨意，公开议处莽古尔泰“御前拔刀”的罪名，最后一起认定应该革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爵位，降为普通贝勒，夺去五个牛录、罚银一万两入宫。天聪五年年底，参政李伯龙提出莽古尔泰不应该再与罕王并坐受贺，皇太极虚晃一枪地说道：“以前都是并坐，现在忽然改了，让外面听说还以为出了什么乱子，何况外面也不知道他莽古尔泰的罪状。”众人当然知道皇太极这是故意而为，内心巴不得莽古尔泰快点下课才好，所以，代善首先提出来不愿意再像以往那样与新罕王并坐，情愿下来，众人也是一致同意，皇太极顺水推舟立刻同意，这样一来，自天命十一年九月以来的“三尊佛”现象开始土崩瓦解，皇太极初步完成南面独尊。

平心而论，莽古尔泰绝非良善之辈，他手刃生母以邀宠努尔哈赤，其人之恶毒暴露无遗，在构陷褚英、代善等活动中，莽古尔泰都以急先锋的面孔出现。但是，自皇太极即立以后，莽古尔泰非但没有什么“小动作”，反而相对比较尊崇皇太极，虽然不及代善的恭顺，可也大体上说得过去。至于他要回护属于自己正蓝旗的护军更是无可非议。有的清史研究者盲目地站在皇太极胜利者的立场上指责莽古尔泰，说莽古尔泰是“从本旗的利益出发”云云，这是以成败论英雄的缺陷。试问，皇太极调发莽古尔泰十个牛录的护军难道是从大局出发吗？明明知道正蓝旗损失很大却没有相应的补充，难道是从后金汗国的最高利益出发吗？皇太极故意打压莽古尔泰的做法让一直紧跟他的镶红旗贝勒岳托不以为然。他素来刚正、了无私心，在阿敏准备在朝鲜逗留的问题上，岳托为了国家的大局与之抗争，他明确指出，阿敏所带三万精锐对于后金汗国来说无异于空国而来，御前缺少足够的兵力阻挡蒙古或者明军的侵扰，如果边疆一旦遇警，很难预料胜负。他要求阿敏即刻和朝鲜方面议和，迅速班师。当阿敏不同意时，岳托又找到济尔哈朗，要他向他的兄长说明利害是非，他甚至强硬地对济尔哈朗说：“你要跟你的二哥（阿敏）去便去，我自己亲领两红旗班师，我相信两黄旗、两白旗也会跟我走。”阿敏鉴于岳托、济尔哈朗等人的反对，这才改变自己的主张。阿敏后来在永平丧师，岳托虽然参与了对阿敏的清洗，但在岳托看来，阿敏确有应得之罪，并非空穴来风。然而，这次处理莽古尔泰完全是皇太极以个人意志强加给集体，不但无理，而且手段毒辣。岳托撇开众贝勒独自为莽古尔泰辩解道：“三贝勒莽古尔泰坐在一边痛哭流涕，必有隐衷，他到底有什么明显的罪过？罕王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过节？”《清太宗实录》卷30，第25-26页。岳托为莽古尔泰鸣不平种下了他自己日后遭皇太极暗算的恶果。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愤懑而死，历史上记载他的死亡是“暴卒”，也就是突然死亡，死前“口不能言”，症状非常奇怪，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诸子中身体非常健康的一位，史料上也没有记载他曾经患过什么恶疾或者顽症，这样一个健硕如牛的人居然在遭到处罚之后的一年中愤懑而死，本身就很怪异，联系到三年后即天聪九年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德格类也是这样的暴死、也是这样的“口不能言”，以及稍后正蓝旗家奴冷僧机的突然告发和正蓝旗遭到皇太极的全面吞并等，似乎都在一种既定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咄咄怪事，我们认为，莽古尔泰的暴死和皇太极有着直接的关系，很有可能是皇太极指使他人害死乃兄，当然，这种推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史料的支持，只作为一种意见提出。

莽古尔泰死后，他的七个儿子，包括长子在内都没有承袭正蓝旗旗主的份儿，倒是同母弟德格类被皇太极选中，继为正蓝旗旗主。这样，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中除了萨哈廉之外，都已经得任旗主贝勒。

德格类本来和皇太极的关系非常密切，皇太极清洗莽古尔泰以后能够撇开莽古尔泰诸子直接选定德格类为旗主也说明了这一点。天聪五年三月，皇太极给大贝勒和议政贝勒以及八旗总管大臣们写去几封信，冠冕堂皇地要求他们对自己治国的得失提出匡正。德格类很快上疏给皇太极，对皇太极的五年统治加以肉麻的吹捧，他说：“要我看，自罕王即位以来，尊重兄长、友爱弟侄，恩养百姓、赏罚分明，没有什么过失可言。”皇太极很高兴，七月设立六部时，德格类任掌户部，皇太极曾经表扬岳托、多尔衮、德格类三人管理的兵部、吏部和户部“办事妥帖、不烦朕虑”。皇太极的本意是要德格类指挥的正蓝旗像济尔哈朗的镶蓝旗那样对他无命不从、无话不听。可是，既已得宠并在即立和控制正蓝旗等一系列问题上给予皇太极最大帮助的德格类却在这件事上和皇太极开始有了分歧。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女真人的军事征服的主要副产品就是掠夺，他们通过掠夺积累物质财富，八旗各旗除正黄旗、镶黄旗地位特殊外，其他并无伯仲之分，可是在贫富上面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主要和各旗旗主的军政能力分不开。正蓝旗旗主原来是莽古尔泰，他以勇猛善战著称，正蓝旗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第一线，加之德格类谋勇兼备，所以，正蓝旗较之其他各旗相当富庶，相比之下，两黄旗也要为之逊色。清崇德六年，皇太极调查满、蒙十六旗的贫富状况，结果发现，镶黄旗下有十个牛录非常贫困，皇太极大怒，对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大加呵斥。可是，德格类尽管守着这么富庶的正蓝旗，却对皇太极没有更多的孝敬，反而在天聪九年还与皇太极唱了一出对台戏。后金汗国设有牧场，德格类就牧场的官员任免问题对皇太极提出：“牧场的官员任命要谨慎，现在担任这类官职的人不称职，因为这个牧场事关我们八家（指八旗旗主），所以，要选用能干的人。”皇太极一听就火冒三丈：“什么叫‘我们八家’？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事关你们诸贝勒的事情就要谨慎，事关汗国的事情就无所谓？”这次谈话是在天聪九年六月，当时皇太极已经逐渐有意全面加强罕王的集权制，而削夺“八王”的既得利益，德格类在这个当口还不能跟上形势，头脑中还残留着“八王共治”的痕迹，自然令皇太极大为不满。到了下半年，察哈尔的囊囊太后来归，皇太极让代善娶她，代善不愿意，阿济格、德格类等人就劝皇太极迎娶囊囊太后，德格类还说这是“上天所赐”。其实囊囊太后贫穷，也无姿色，皇太极当然不愿意背上这样的累赘，德格类原本是好意却被皇太极误会为逼婚，同时，德格类因为包庇同母姐姐莽古济，更致皇太极的怀疑，盛怒之下的皇太极甚至以辞位作为要挟，德格类因此被罚银500两。就在德格类被罚的第八天也就是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初二，德格类突然暴死家中，也是“口不能言”，德格类早不死、晚不死，偏偏死于和皇太极关系开始僵化之际，其死因不能排除政治谋杀的嫌疑。24天以后，莽古济属下的奴仆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有谋反迹象，从而爆发了后金（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杀戮即正蓝旗遭吞并事件。

皇太极吞并正蓝旗、残杀莽古尔泰后代这起清朝入关前最大的政治杀戮中有两个关键性人物、即莽古尔泰同母妹莽古济和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莽古济因为与莽古尔泰、德格类同母所生，感情一直很好，莽古济说起来也算是后金汗国里面几个数得着的喜欢干预政务、吹枕头风的女人之一。她本是都堂乌尔古岱的妻子，后来乌尔古岱因为受到贬黜抑郁而死（详见本章第一节《皇太极崭露头角》），莽古济就转而嫁给了蒙古敖汉部落首领锁诺木，成为满蒙联姻的产物。可是，莽古济却对锁诺木原来的妻子也就是锁诺木的好友托古的妹妹深怀嫉妒，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莽古济甚至要杀害托古本人。莽古济并不是孤立的，她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镶红旗贝勒岳托和镶黄旗贝勒豪格（皇太极长子），莽古济很有可能动用了家长的威严，要弟弟德格类、女婿岳托、豪格在皇太极面前奏请杀掉托古。莽古济原来和皇太极的关系也不错，天聪初期，皇太极经常到莽古济那里做客，过年时还专门给莽古济行家庭的礼节，把莽古济看做亲姐一般。莽古济原以为凭着这些关系除掉一个托古并不费事，哪知道托古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早就看出来皇太极垂涎正蓝旗，所以，几次利用所谓酒后吐真言的机会向皇太极诉说德格类、岳托、豪格等人的“不轨”。皇太极疑心自来很重，尤其是他准备全力对付正蓝旗的时候，更把德格类上书要求杀掉托古看做是政治事件，同时，他对于岳托、豪格与正蓝旗的姻亲关系也洞若观火。其实，岳托、德格类、豪格之所以能够成为姻亲，皇太极原本很受用，德格类、豪格、岳托都是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行列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皇太极夺位的骨干，他们之间最终“亲上加亲”，在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皇太极看来简直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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