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大华、叶韬、张学立、黄承伟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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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试读：
前言
一
反贫困是全人类、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全球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反贫困的工作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针对曾经庞大的贫困人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而建立发展的、并获得不断完善的、系统性的反贫困机制与反贫困工作体系，取得了重大成效，成果有目共睹。中国的反贫困工作，正从经济建设、社会政策发展、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创新、社会活力与社会合作能力成长、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与反贫困的社会参与等方面开始全面推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和重要经验。
贫困人口发展能力提升、地方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建设综合推进、全面推进基础教育与基本卫生健康服务、积极城镇化战略与贫困人口就业支持、逐步完善的城乡统筹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乡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体系完善、环境与农村产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社会参与扶贫路径探索与机制建设等，都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要领域，系统性、开放性、综合性、多样性的反贫困工作体系正在形成。中国在反贫困领域的所有重要尝试，不仅有力地回应了本国反贫困工作的现实需求，也将为全球反贫困斗争提供重要的经验支持。
基于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与反贫困工作关联的总体判断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开放和扶贫是彼此融合的，提倡用开放意识推动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开放和扶贫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扶贫成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可以使扶贫迈向新台阶。
我国山区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2/3，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于西部山区农村，东、中部区域的山区农村也是该区域贫困人口的相对集中地，山区发展与中国反贫困工作有很大的重合。贵州基本上全省皆为山区，山区发展和贵州反贫困工作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农产品市场化率总体较低、市场机制还有待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科学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公共服务支持相对不足、社会政策供给水平相对低下、劳动力综合素质相对不佳、开放意识和开放能力相对不高，等等，总体上构成了山区贫困的基本表现。更加开放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更具创新性的政策支持机制，更加良性互动的人与自然关系，更加便捷的社会参与渠道和更加完善的社会参与机制，是当下山区发展与反贫困工作推进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但从另一角度看，山区往往更具生物多样性、地形地貌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气候多样性、物产多样性等特征，又为山区特色生态产业、环境友好型工业项目、生态旅游业、养老服务业等的发展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企业参与、社会参与、区域间互动协作的共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参与动力和广阔的参与空间，而这些产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亦能为山区劳动力就业提供重大支持，充分支持山区发展具有的后发优势，使得山区发展与反贫困工作的推进有充分的结合机会。
基于对中国几十年反贫困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为回应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和反贫困工作机制的深化需求，支持中国反贫困体制机制创新与全球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关联，促进区域内实施开放战略支持扶贫开发与发展模式创新，在成功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2014年年会的基础之上，本分论坛2015年年会将主题定为“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
二
开放式扶贫是开放和扶贫的辩证统一体。开放能促进发展的硬、软环境改善，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社会治理结构的完善，在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科教文卫水平的同时，改善区域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就业、提升区域福利，还为扶贫机制创新提供基础。而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推进和模式创新同时也能增进地方社会活力，促进社区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更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供支持。（一）反贫困工作领域与工作目标开放
应充分认识贫困的本质和反贫困工作的根本目标，扩大反贫困行动的工作视野与工作领域。充分认识到贫困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同时也反映于环境、文化、社区可持续等方面，发展政策更具包容性和平等性等诸多层面。反贫困工作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收入增加的问题，可持续、有效的反贫困工作，最终既体现于人民群众的现金收入增加、物质生活改善、拥有财产总额增大，也体现在贫困群体作为反贫困主体资格的充分落实、其平等发展权利得到更大程度实现、社会合作机制可持续成长、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永续提升、贫困地区社会政策水平不断提高、社区社会资本得到持续增强等，还体现为有尊严、有价值、有保障的生活得到支持。（二）反贫困行动模式开放
在积极总结以经济成长为主要目标、以产业发展为主要手段的过往扶贫开发工作经验的同时，亦要充分审视过往工作模式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反贫困工作的主要工作模式，需要从过往的政府完全主导扶贫开发工作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贫困群体多元主体参与的反贫困模式转变；要考虑从主要支持产业发展向支持贫困地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转变；要考虑从主要支持大型项目向在支持大型项目推动的同时支持贫困群体的综合能力成长转变；要在产业带动的同时兼具考虑支持社会合作，增加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成长；项目类型要从单一的支持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包括社区福利成长、社区建设、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能力提升的项目组合模式转变。（三）反贫困参与机制开放
重新审视反贫困行动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区域反贫困战略和规划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支持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作为反贫困行动主体；要考虑建设社会组织、企业便捷参与的渠道和机制；要在扶贫开发工作推进及区域反贫困行动中重视治理机制的建设，扶贫项目本身也需要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要完善项目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各环节中的相关群体参与机制，充分调动参与方的积极性并保障参与方的参与权益。
三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开放和扶贫是彼此融合的，提倡用开放意识推动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开放和扶贫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扶贫成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可以使扶贫迈向新台阶。
相对于“扶贫”，“反贫困”概念更强调贫困群体的主体性角色，更强调治理视角，更侧重支持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支持其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并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获益。反贫困工作成效需要以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成长作为考量基础，这正是中国社会在借鉴发展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本土创新要解决的问题。
贵州是中国反贫困主战场之一，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抓紧抓紧再抓紧、做实做实再做实”的指示要求，贵州在扶贫开发领域的机制创新、方法创新对于中国反贫困战役将具有重要贡献和特别意义。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内解决国内贫困及因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对外协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发展共识，共同寻求全球市场正义和公平秩序，是当下中国该当承担的责任，也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分论坛邀集联合国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内公益机构、境内外社会发展与反贫困领域专家进行对话，分享全球反贫困工作经验、推进反贫困共识，探讨中国在全球反贫困行动中的角色与能力，支持中国在国内反贫困工作推进过程中探索全球责任承担，共创美好人类未来。
分论坛设置了以下四个议题：①以社会参与为基础的反贫困行动新战略；②企业社会责任与扶贫机制创新；③农村社会治理与反贫困；④山区发展与绿色减贫。
分论坛预期成果：①与会嘉宾就开放式扶贫的理论、工作模式、创新机制进行探讨，完善对开放式扶贫的总体认识，达成对开放式扶贫的基本共识。②形成“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2015贵阳共识”并发布。③与会嘉宾对反贫困与治理的关系进行充分讨论，形成支持中国开放式扶贫发展的支持性建议。④与会嘉宾对贵州喀斯特贫困山区的开放式扶贫经验展开讨论，形成对经验的基本共识性认识。⑤推进参会国内知名基金会、知名企业支持贵州反贫困事业的初步行动共识，推动其与本分论坛形成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支持本分论坛的发展，与贵州相关地区及专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支持贵州的反贫困工作。
四
2015年1月27日，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副主任杨小翔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与院长吴大华、副院长索晓霞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筹备“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事宜进行座谈交流。双方回顾了2014年分论坛举办过程中的做法、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认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组委会在总结中将我们分论坛作为“优秀分论坛”继续保留，这是对我们的高度评价。初步商定，2015年分论坛主题为“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山地特色农业与开放式扶贫”，主办单位为国务院扶贫办、北京大学、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单位拟定为中国国际扶贫研究中心、贵州省扶贫办、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大学及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当时在场的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州长杨永英也表态积极加入，力争将分论坛打造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专业性分论坛。这标志着2015年分论坛的正式启动。
2015年4月17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研究员、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雷明教授、武汉大学中国减贫研究中心主任向德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张琦教授一行到贵阳，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分论坛第二次筹备工作会。贵州省扶贫办、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大学、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等相关领导与专家出席本次会议。经会议讨论决定，本次论坛主题定为“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
本分论坛是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31个分论坛中的4个重点论坛之一，国家和社会各界对此寄予厚望，亦是全球关注此次盛会时瞩目的焦点之一。国务院扶贫办主要领导、联合国官员莅临，北京大学领导、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国际国内知名基金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参会，知名企业代表、著名学者汇集，援外培训班非洲代表到会，贵州本土学者及企业代表参加。可以说，论坛理念、参会嘉宾、举办方式全方位、深层次凸显开放性。
本次分论坛由国务院扶贫办、北京大学、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扶贫办、贵州民族大学、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黔西南州人民政府、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普定县人民政府承办。分论坛由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单位、基金会、社会组织联合承办的举办方式，凸显了反贫困主体的开放性。
本次分论坛成果丰富多元立体，有政策建议的严肃性、有学术研究的深入性、有实践行动的可操作性、有慈善事业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本次分论坛为政策制定和实施寻找学术支撑，吸纳社会、市场资源；为社会组织、企业家找到参与反贫困的合理有效的渠道。本分论坛在推动政府高层有关扶贫开发工作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以及在推动政界、商界、学界、公益领域等多边合作方面将具有可预见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考虑到内容的相关性及分论坛影响力的持续性，经编委会商议，我们将对厉以宁、汤敏、何道峰、毛刚强等四位著名学界专家的访谈、农村社会治理与开放式扶贫研讨会、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5）暨第五届中国百村调查研讨会专家代表发言录音进行了整理，同时征集了本土有代表性的参会专家学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论文与案例，形成了本书，留此存照。同时，也希望本书的出版，为各地反贫困工作决策者和一线工作者提供一些智力支持。
基于对与会代表及各位作者的尊重，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都提请作者审校，文章观点并不代表编辑团队的立场和认识。由于水平有限，在编辑成书的过程中错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谅解并批评指正。“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分论坛编委会二○一六年五月一日 上编论坛研讨 会前访谈
◎ 厉以宁：生态文明建设与开放式扶贫融合发展的根本出路在坚持改革
◎ 汤敏：开放式扶贫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 何道峰：扁平化社会需要每个人的赋权
◎ 毛刚强：开放式扶贫必须解决农村社区治理问题
策划：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分论坛文秘组、宣传组
访谈人：赵佳、单丽卿、舒星厉以宁：生态文明建设与开放式扶贫融合发展的根本出路在坚持改革
访谈人：赵佳，博士，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社会扶贫处副处长
访谈时间：2015年6月26日
访谈地点：北京嘉宾简介：
厉以宁，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2013年12月12日在2013年第十四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荣获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
问题一：您如何看待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之间的关系？
我在陕西等地的调查得出一个印象：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开发是可以并重的。主要的例子：汉江上游最近几年因为要保证丹江口引水到北京、天津，因此就对陕西汉江流域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不准建设新的工厂，以免污染汉江；二是农业不准用化肥、农药，这同样是为了避免汉江遭到污染。在这种形势下，汉江，以及汉中、安康、商洛一带（上述三地水源都流入汉江）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多困难。调研后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可以一并解决，主要走三个道路。第一，大力发展旅游业，用旅游业带动本地经济。旅游业的发展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比如说汉中、安康的一些景点都可作旅游点，发展旅游可以增加就业，增加收入，特别是农民办农家乐、家庭旅馆，既扶贫又保护了生态。第二，当地的气候适宜种茶树，发展茶产业。茶树一般是不用化肥的，使用绿色肥料、有机肥料，所以可以发展茶树。汉中地区的茶叶是很有名的，能够销到全国各地。第三，在当地发展适合本地特色的手工业。手工业品能够打开销路，也不会给当地带来污染。
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与扶贫开发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有了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比单纯的金山银山要好，而且可以既做绿水青山，又做金山银山。从这里得出经验：扶贫开发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可以并重的、兼顾的。
问题二：您如何评价中国开放式扶贫的工作模式及相关影响，开放式扶贫下一步机制创新的方向应如何把握？
各地扶贫都有不同的模式，不能一概而论，适合贵州毕节地区的不一定适合华北。所以，现在一个办法就是贫困山区搞成连片，乌蒙山区，就是云贵川交界的地方；武陵山区，就是鄂西、湘西、贵州和重庆的交界地；秦巴山区，就是汉水两岸；大别山区，就是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用山区把不同类型概括起来，这可能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一定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增加就业，同时也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来源，可以实行滚动式扶贫。民营经济也包含了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贵州毕节就大力引进外省的民营经济，改造国有企业，促进股份制企业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地方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更好地为当地服务。
同时，还要鼓励农民走出贫困山区。过去单个农民出去打工，困难在于不能持久，存在着夫妻分居、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虽然农民在外打工赚了钱，但家庭并不一定幸福，所以应该建设新社区。中国城镇化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新社区就是新农村的改制，新农村改制后变成了新社区，新社区就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农民在当地安家后，可以就近发展小微企业，就近打工，就住在新社区。像四川广安就有很多农民宁愿住在新社区，也不住城里。
农业本身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比如我们考察过的贵州黔西县，大量种植草莓，种植草莓一年可以收入9万元，种植梨一年可以收入5万元，种植粮食一年才收入1000元。这样可以就近解决发展的问题，有的种植蓝莓，有的种植草莓，还有的种植蔬菜。
总之，中国的扶贫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说哪个模式是放之全国而皆准的。
问题三：贵州省对扶贫开发和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贵州毕节就开展了综合改革试验，您也为此贡献了很多真知灼见。新形势下，请您谈谈贵州在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路上应该注意什么？把握哪些原则？
我根据自己在贵州扶贫的经验，首先必须强调改革。贵州毕节之所以出名，有三个方面的改革走在前面。
一是引进外地民营资本改造国有企业，促进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产权对国有企业改革至关重要。对其他贫困地区的国有企业来讲，可以吸取此方面的经验。
二是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培训。不能单纯地输出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得有质量，要掌握一门技术。我在毕节农村的墙上看到一条标语：不读完初中，不外出务工。话虽普通，含义却深刻，因为一定要让农民掌握技术。云南的楚雄也是贫困地区，楚雄很有意义的一个做法就是建立职业教育园区，包括高等、中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各种短训班。专门培养准备到外面打工、有一技之长的人，包括维修家用电器、修理摩托、裁缝、厨师、木匠、车工、钳工等都需要培训，根据需要可以上短训班，或者进入学校学习。贵州毕节和云南楚雄都把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培训看得很重。还有，在内蒙古通辽市的扎鲁特旗，农民日子过得好（包括养牛、养羊），但因为该地属丘陵牧区，各家各户住得比较分散，孩子没地方上学。基于此，通辽市在城里建立了教育园区，里面包括寄宿制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周围的农民、牧民把孩子送到这里住校，解决了孩子们上学难的问题。现在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周六、周日学校没课，很多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会进城看孩子，这也相应地带动了山区牧民老人进城买房。当地的商品房价格比较便宜，大约在1000～2000元/平方米。买了房子后，孩子上学更方便，老人生活更安定，农村的青壮年牧民也可以更加安心的劳动，也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各地有各地的经验和做法。毕节一直以来对教育高度重视，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三是农民的自主创业。外出不一定就打工，只要有谋生之道，完全可以从事诸如豆腐坊之类的小生意。各地都有相关的小微企业免税、减税等优惠政策。毕节有个小微企业园区（相关做法借鉴了重庆的经验），小微企业进入园区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感觉自己有组织了，有人管我了，遇到困难也可以有地方解决了。
总之，扶贫改革中对现有经验要总结、推广，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都要提到改革为首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要以改革作开路。汤敏：开放式扶贫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访谈人：单丽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访谈时间：2015年6月25日
访谈地点：北京嘉宾简介：
汤敏，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北京市、广州市政府金融顾问团顾问，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问：《贵阳宣言》把开放式扶贫作为减贫的一个重要理念，您如何看待开放式扶贫这一理念？
汤：我觉得提出开放式扶贫这个观念非常好。过去我们提扶贫，想的是政府的责任，最多涉及企业的责任，要企业捐点钱、投点钱。但是扶贫中的一个最大的资源——社会资源，还没有调动起来。现时代的扶贫，特别是我们现在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最近习总书记在贵州召开的扶贫大会中提出来，202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贫困人口的界定还要具体看贫困线怎么划，但是贫困人口至少涉及五六千万，这么多人还处于贫困线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而艰苦的任务。
另外，现在的贫困跟几十年前的贫困不一样了。之前的贫困可能更多地涉及地域性，即整个地区都很贫困。但是现在，除了集中连片的地域性贫困之外，关键是那些在村子里有特殊需要的群体，因病、因缺乏劳力而导致的贫困。那么，面对这些贫困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有的放矢的方式，依靠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生产做起来的逻辑已经不行了。村子里那些有能力的人可以利用机会，但是没有能力的人就会更加困难。这些情况意味着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扶贫模式，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主要以政府扶贫为主，当然扶贫这个事情政府可以主导，问题是我们怎么把社会动员起来？社会扶贫，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抓手，最多只是把企业动员起来，捐一点钱，但是老百姓呢？
在制度层面也还有很多的障碍。比如说，现在要注册民非、注册一个基金会都非常困难。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到底下真正去操作还是非常困难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就必须快刀斩乱麻，需要有大动作去破解才行。再这么稀里糊涂推下去，以各种借口来推脱，或者对社会上扶贫的力量老是抱以怀疑、警惕的态度，这样做怎么能把群众动员起来？毛主席都说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我们现在在扶贫领域一定要有大动作，否则的话，很多漂亮的口号就只能是流于形式。开放式扶贫这个提法很好，但是还要看怎样真的引导出大的动作来。
其实，我们现在设计很多模式，但是这些模式每推进一步都面临重重障碍。比如我们现在谈的电商扶贫，贵州在设计一个电商扶贫的模式。现在农村电商开展也很快，富裕地区、中等收入地区很快就把电商的市场给占领了。贫困地区，路又远、产品也可能不标准，因此没有去做推广。城市就那么点市场，富裕地区和中等收入地区把市场占满的话，贫困地区会更穷，更加缺乏机会。所以这个事情就必须赶紧采取一些办法。电商扶贫就必须优先让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来做。这种优先就不能只是口号式，而要拿出真正的办法来做。否则，电商可能更容易导致马太效应，使贫困的地区更贫困。现在还有点市场，以后可能市场都没有了。
问：那您觉得贫困地区或者贫困家庭是否有能力做电商呢？
汤：有没有能力就得要靠培训和帮助。没有能力，我们是去等，还是去做、去解决？如果他们自己有能力的话，可能早就富起来了。现在这个能力就得我们去培训、去解决，给他们特殊的帮助和政策，否则什么叫扶贫。
问：在贫困人口能力建设方面，您如何看待政府、社会组织和贫困群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角色问题呢？
汤：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政府主导，反贫困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来主导，但是主导不等于一家单独来做，也不意味着全部的责任都在政府身上。政府的主导怎么导？是朝向自己的资源导，还是想着怎么把老百姓发动起来？其实我们城市里有很多资源，大家都愿意献点爱心，愿意做点事，但是现在大家没有渠道。你说城市人怎么去做，去捐点衣服、捐点钱？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谓的开放式扶贫就只有这点招，叫大家捐钱、捐衣服。现在就得要真的找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式的东西上了。否则，几年一晃就过去了。
问：您能否结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一些实践来谈一下自己的扶贫理念，以及下一步的设想呢？
汤：我们现在主要做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是教育扶贫。因为从扶贫的角度来说，最根本的是要做到贫困不传代，就是不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继续贫困下去。如果他的教育不好、教育质量不高，尽管他受到的教育可能比父辈要多一些，但是在他那一代人来说他还是最底层的。所以，如果不把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做上去，我们的贫困会一代一代往下传。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搞好了，他们的下一代就不贫困了，就有可能在市场里面竞争，他要有了竞争力就可能把整个家庭带上来。所以，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从长期来看，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
教育质量怎么提高？我们现在提的都是硬件，怎么把教室盖好一点、设备弄好一点。国家的钱绝大部分都在做这件事情，但这是不够的。硬件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更主要是软件。以前抗日战争的时候，西南联大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师出的最多的。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没有什么硬件，草棚里面上的学。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不把贫困地区的教师质量提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是，用传统的办法，贫困地区的教师质量能提高吗？稍微好一点的教师就调到县里去了。人往高处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是把互联网做到教育里面，我们把中国最好的课程，人大附中的课程通过互联网直接上到全国18个省、130多个乡一级的中学进行实验，效果非常好。这些乡里的学生利用互联网上人大附中的课，再加上当地老师的配合，我们称作双师教育。他们平均的成绩都提高了20分以上，而且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们天天能看到人大附中的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当地老师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每节课都能跟着人大附中老师在学，经过一两年变化就明显体现出来了。我们能够把人大附中的课接到互联网，我们也可以把贵阳一中、北京四中等最好的课拍下来，通过互联网送到农村去。可以让乡村教师来挑，看哪个更加合适。这个就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质量不好的问题。而且这个是可以通过很低的成本、大规模推广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可以做。大学我们也在试验，我们跟北京大学一起开创业课，然后把北京大学的创业课通过互联网直接送到全国100个其他大学里去，其中很多都是三本院校，包括贵阳工学院之类的学校。他们可以直接上到北京大学的课，跟北京大学的学生同堂上课、同堂作业、同堂考试。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地解决贫困的方法。
我们友成基金会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农村电商培训。我们现在率先在农村贫困地区培育电商，先给他们做培训，让贫困地区的农村电商发展起来，也是通过互联网。现在互联网基本已经通到村子里了，个别没有的可以通过卫星。但是这个不能靠友成基金会单打独斗，国家得支持，得来主导。这样大家能够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现在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往往被忽视和忽略了。
现在我们的试验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了，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地推广。因为作为一个基金会，我们没有能力做大规模推广。第一，政府应该关注民间的这些试验。现在很多政府，只要不是上级派下来的，我就不管。大家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方式，这样肯定做不起来。第二，政府还需要资源投入，如果光靠民间的资源肯定是不够的，小打小闹做几个、几百个试验可以，但是要做几十万、几百万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往往说，我财政没有这笔钱。你做得好的，他还是不能支持，没钱。第三，也需要地方民间组织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不能只靠政府一家。要政府和民间组织一起来推动，共同来做。有钱出钱，没钱出力。但是，政府得主导，因为教育是政府的事情，电商是政府的事情。首先政府要关注这些。民间只是参与、帮助和协助，主导应该是政府。
问：您在贵州做的电商试验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吗？
汤：现在我们还是在做试验，也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但是未来大规模推广的时候就不是小打小闹的了。因为我们只有五年时间，时间不多了。
问：对比中外扶贫经验，您觉得国外哪些扶贫理念应该引入中国？中国的扶贫实践又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哪些启示呢？
汤：我觉得第一个，国际经验我们可以引进，比如说国外扶贫中有大量的民间机构参与，国外的NGO是非常活跃的。第二个，我们也不能迷信国际经验，因为中国的扶贫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减贫速度最快。没有哪个国家说五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经验，但是在扶贫的问题上，中国应该走到世界的前面。
中国在扶贫的问题上过去已经走在世界的前面了，未来应该走得更前面。中国扶贫最重要的本土经验是政府主导，政府花大力气把经济做起来，把农村带动起来。这是一个经验，但是仅仅有这个经验还不够。这些经验要是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总书记也就不需要到贵州去开会，也不需要说扶贫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沉浸在过去的成绩里面，或者老是想要挖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现在谈的都是下一个阶段的扶贫。何道峰：扁平化社会需要每个人的赋权
访谈人：单丽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访谈时间：2015年6月27日
访谈地点：美国嘉宾简介：
何道峰，男，1956年出生，云南宣威人，云南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历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市场流通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以来，何道峰先生以志愿者身份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定代表人。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
问：《贵阳共识》把开放式扶贫作为减贫的一个重要理念，您如何看待开放式扶贫这一理念？
何：我对开放式扶贫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它是相对完全国家主导式的扶贫而言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因为扶贫本身也是分阶段的，比较早的阶段是政府对那些极端贫困的人的一种救济。
事实上，中国的扶贫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制度性的改革扶贫，中国的扶贫应该主要归功于中国农村体制的改革。因为中国从1978年到2000年的扶贫历程中，贫困人口减少了2.6亿多，其中绝大部分，60%～70%的贫困减少靠的是制度改革，主要得益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化改革，剩下的一部分依靠政府主导的扶贫行动。
第二个阶段是八七扶贫攻坚开始的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不是一种救济，而是更加关注经济上的带动效应，是依靠市场经济的联动机制来对贫困人口产生一种牵引。以这种牵引力和政府的动力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那么，现在就到扶贫的第三个阶段。扶贫的症结已经不再是贫困本身。因为当年的绝对贫困已经比较少了，主要问题是相对贫困。这种相对贫困再完全依靠政府主导或者市场主导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了，因为市场现在已经失灵了。从某种程度上看，市场正在制造相对贫困，在扩大贫富差距。政府的干预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它对于绝对贫困可能会是有效的，但是未必能够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因为你在进行干预的时候，如果方式不对，别人未必会很感谢你。相对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物质上的问题，也是精神上的问题，它也表现为一种心理落差。从物质条件来看，很多贫困人口未必是生活真的过不下去，但是由于社会中有很多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虽然相对于过去来说，贫困者的经济条件已经改善了，但是他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问题和负担。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仍然采用完全政府主导的做法，那就无法有效地应对当前贫困问题带来的挑战。
我觉得基于对当前中国贫困问题的重新认识，开放式扶贫这个理念还是很重要的。它是从一个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角度，构造社会平等的机会，构建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环境，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
在当今这样一个社会里，强调开放式扶贫的理念是很有意义的。社会在往前走的过程里，政府经常以为我给予你东西，你要感恩。但是垂直的社会正在走向扁平化，扁平化的社会需要每一个人的赋权。赋权意味着power，赋权就是让个体觉醒，那他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力，而不是简单地追求物质，或者像以前那样吃饱了就要感恩。赋权的过程会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阻挡的社会潮流。所以，赋权就要用多元化的、平等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也使得虽然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贫困人口未必会感谢政府。所以呢，做事本身是重要的，做事的方式也变得更加重要。
问：那么，在一个扁平化的时代里，社会组织能够在扶贫方面做些什么呢？
何：社会组织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我刚才讲的，时代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采取居高临下的、垂直的方式来做事，那政府在很多时候可能就替贫困群体做了选择，而政府所做的选择未必是贫困群体想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用从上往下的视角来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个是他们需要的。可是，这真的是他们需要的吗？社会组织的不同，在于它可以用平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的下层，用平等的眼光和观念去理解贫困群体的需求。这样他们所找到的需求就会更加具体、更加切合实际、更加落地。这样产生的效果是一种人心与人心的碰撞，很少变成运动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因为要求速度、求效果，往往容易变成一种运动式的。但是运动式的东西难免忽略掉真正的需求，就容易背离扶贫对象的需求，产生的效果就会与愿望相背离。所以，社会组织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以一种平视的眼光、角度，去寻找真实的需求，那就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具体，就像水和沙子那些细小的东西，它们才可以漏到缝隙里面去，让社会中的很多矛盾得到化解，也让贫困对象的需求满足得更好。所以，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不仅仅从物质的角度、还能从心理角度来解决社会问题。
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说，中国的政府已经是比较有能力的政府了。但是为什么社会还是有那么多的问题、冲突和矛盾，对政府也还是有那么多批评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从高处看下去的视角容易导致运动式的解决方案，运动式的做法就容易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社会组织就比较容易契合实际的需求，它不仅能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也有利于解决心理层面的问题，在扶贫的过程中对社会和谐会有很好的作用。坦率地说，这个社会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大量的财富来提升幸福感，幸福这个概念可能来自于不同群体所面临的那个小环境，他是否感到被尊重，是否有安全感。对于这些问题，社会组织是能够协助政府来解决的，它能用扁平的方式与受益人沟通。
问：那您能否谈一下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定位和功能呢？
何：我们完全就是从受益人的需求出发来解决问题，我们做的事情都比较具体，注重跟受益人、捐赠人之间的平等交流。我们基金会不是一个机构，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平台，联系受益人和捐赠人，由此解决社会贫富悬殊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这样来促进社会和谐。我们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社会捐赠，在调查受益人需求的基础上，跟捐赠人发出呼吁和倡导，这样让大家在这个共同的平台上来一起表演。我们是这样定位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一方面关注受益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考虑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满足的，也要看社会上的人是否关注。因为坦率地说，社会上的捐赠人并不只是单纯的捐赠钱物，在这个捐赠、与受益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得到一种人生的力量，他从社会的苦难中寻找到自己的动力，所以对他来说捐赠不是失去，他也得到很多东西。这就是一种平视的角度，并不是由捐赠人来解决受益人的问题，而是捐赠人和受益人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
问：作为一个扶贫的实践者，您觉得在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当前的政策存在哪些问题？
何：如果你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者学者，那你就要去研究这个制度存在的问题，然后去呼吁、推动制度的改变。但是如果你是行动者，不管你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你都要寻找路径去克服。用鲁迅的话，人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走的人多成了路，但总要有人先走，那你就成为先走的那个先驱就可以了。作为一个行动者来讲，不需要有那么多抱怨，因为不管面对什么情况，你只要去寻找心中的路径和动力就行了。所以说，政府的制度存在各种问题是客观的，不同的人应该从不同的路径去努力，大家共同来烧这个火，大家共同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慢慢地往前推进吧，其实也不能太着急了。我是一个行动者，不是学者，不会去提那么多的批评，因为批评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批评了也改变不了它，那又何必呢！与其作一个整天抱怨的怨妇，不如做一个实干的主妇不是更好吗？毛刚强：开放式扶贫必须解决农村社区治理问题
访谈人：舒星，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记者
访谈时间：2015年6月25日
访谈地点：贵阳嘉宾简介：
毛刚强，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拥有十余年反贫困与社区发展工作经历，是贵州民间公益的主要推动者，也是贵州本土专业性、职业化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的主要推动者。曾在贵州50多个村开展过农村社区工作，培育、支持过贵州几十家本土社会工作机构、各种专业性社会服务组织、发展机构的成立与发展。近几年来，与乌当区、花溪区、观山湖区等多地党委政府合作，在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发展和治理、农村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探索的一批成果现已在贵阳市全面推开，并受邀在江苏省太仓市等地支持、指导当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建设工作。是2014年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2015年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分论坛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记：您参与扶贫工作有多久了？
毛：从2000年左右开始，我就以志愿者身份开始关注并参与贫困农村的教育支持。2002年初参加一个国际性发展机构，开始以项目工作的方式参与反贫困工作，主要工作领域为农村社区灾害管理和基于环境可持续的农村社区发展。2005年开始自己组建机构，用行动研究的方法，从社区治理视角探索农村社区发展和反贫困工作。在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曾在超过50个村子开展过不同工作内容的尝试。
记：这次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论坛的一个议题，就是开放式扶贫与农村社会治理。您在十年前就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从反贫困的角度看，究竟什么是农村社区治理？治理与反贫困有什么关系？
毛：从宏观层面看三农，中国农业还是以小农生产为主，中国的乡村还是“相对均质化”的乡村，整个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在流动。中国的农业发展，不仅要回应粮食安全问题，还要承担农村社会稳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农业安全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从大的方向上看，农业的发展，扶贫工作的推进，绝不仅仅是要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还要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来看这些问题。所以，农村产业发展和扶贫工作，必然是一个多元参与、多视角审视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合作、社会协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
从贫困地区农村具体情况来看，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扶贫开发工作，必然面临资源禀赋差、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区位不占优势、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乡村精英大量外流等问题。贫困人士之所以贫困，除了机会、资源等外部原因外，其自身的市场能力、技术能力、信息能力弱也是重要原因。贫困地区发展和反贫困工作的可持续，必然要求社区层面、贫困群体层面建立合作与协作机制。有了合作与协作，就可以分担市场、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成本，提供乡村就业发展机会从而使得留在乡村的精英可以服务于农村社区发展，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民群体才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可持续地解决贫困问题，这就是社区主体性问题，也是农民主体性的重要内容。农村社区合作与协作，本质上要解决农民参与机制，农民公平分担发展成本、平等分享发展收益的机制，以及农村合作组织的决策机制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扶贫部门、地方政府、乡村精英、贫困群众共同参与、协作推进，这本身就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范畴。所以，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本质上是要解决农村社区的治理问题。
一直以来的农村扶贫工作，往往都是从农村产业发展的角度推进的。我们都知道，从增收的角度讲，常规农业、大田作物、传统养殖很难获得较高的市场回报，加上远离中心市场、基础设施薄弱，以农村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扶贫工作，必然只能发展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都高的“特、优”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的推广要解决技术成本、信息成本分担的问题，需要社区合作；而“优质”农产品是要通过品牌战略实现的。品牌的核心是品质，品质保障的核心是生产过程的严格控制。但千家万户的小农，每户都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怎么去做好监督与管理？谁能去监督管理？这就是直到今天中国都还没有一个真正叫得响、市场表现和经济表现都挺好、以农民合作生产为主的生态农产品品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不适合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大规模生产也生产不出“生态”的产品。小型家庭农场联合体，土地、劳动力、资金多元合作的生产方式，协作分担市场本成、技术成本、信息成本，建立自律、互律、他律相结合的生产过程管控机制，是优质品牌农产品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一面是扶贫，另一面也是乡村治理。
记：要做好这些工作，对扶贫工作者的能力要求太高了，有什么建议？
毛：我个人认为，扶贫工作其实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搞扶贫的人，从学科上来讲，经济学、行政管理、农业、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环境工程等你都得要了解；你既需要懂经济，也要懂农业、懂灾害管理、懂乡村社会，还要懂得项目规划、项目监测管理，还得懂农村社区工作方法。扶贫工作虽然是政府主导，但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社区行动、贫困群体共同行动为基本工作原则。要做好这一点，你还得懂农村社区发展。农村社区发展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社工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把扶贫工作做好，搞扶贫的人必须要懂得学习，要让自己专业化。这个专业化，既包括扶贫项目管理的专业化，也包括技术支持专业化，还包括工作方法的专业化，这些都应该是扶贫工作机构应该具备的能力。
这些能力从哪里来？首先，专业理论与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农业技术也是可以学习的；在农村社区工作方面，中国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农村社会工作组织、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者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都是可以学习的。需要扶贫系统建立自己系统的学习和能力成长机制，向专业领域学习，要在实践过程中建立不断反思与知识生产的机制。另外，国家层面、各个地方需要建立真正为扶贫工作提供支持的智库机构，要支持机制创新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的经验系统；扶贫部门也要建立同市场合作、与专业组织合作的合作机制，在工作目标、工作领域、工作机制上要更加开放。这既是开放式扶贫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开放式扶贫的精要所在。
记：您也谈到反贫困工作的社会目标问题，能不能也说说您的看法。
毛：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一些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因素是较难支持到当地通过农业发展增收的。这些地方怎么办？提升社会政策水平就至关重要，大力支持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条件改善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就十分必要，同时，支持当地可持续生活的社区服务更是必须，比如“三留人员”的照顾，社区灾害应对，社区公共设施管理、社区为基础的基本保障等。和经济收入增长一样，这些内容同样是支持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可持续、有尊严生活的基本内容。所以，在推进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扶贫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大力提升当地社会政策水平，支持社区服务和社区福利的发展。另外，从公共品提供的效率来看，靠外部力量到社区来提供服务成本太高，推动社区合作，支持社区团结，发展社区组织，以社区参与为基础建立社区服务的供给和社区福利的生产及公平分配机制，这是反贫困工作需要有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将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相结合的重要内容，更是开放式扶贫“工作目标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编论坛研讨 主会场部分
主办单位：国务院扶贫办
北京大学
贵州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贵州省社科院
贵州省扶贫办 贵州民族大学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
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 普定县人民政府
会议时间：2015年6月27日 19：00～21：30
会议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
录音整理：黄孝慧 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校对：王莺桦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 副教授
张建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 副教授在“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分论坛上的致辞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谌贻琴尊敬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协调员诺德厚先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先生，来自非洲的各位朋友，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参加201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参与“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讨论交流。我谨代表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
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至今面临的重大议题，关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反贫困工作本质上则是全球正义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美好人类世界建设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直以来，中国在全球反贫困斗争中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是国际社会反贫困力量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是贵州乃至整个中国在反贫困斗争中最根本的战略选择，也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这些经验，成为全球反贫困斗争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曾经庞大的贫困人口，中国持续三十多年建立并获得不断完善的、系统性的扶贫工作机制与反贫困工作体系，取得了重大成效，成果有目共睹。伴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反贫困工作，正从经济建设、社会政策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培育贫困群体主体性、激发社会活力、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扩大社会参与等方面全面推开，开展了一系列机制创新。
贵州是中国反贫困斗争的重要战场，目前正大力实施开放战略，也在积极探索开放式扶贫工作机制创新。结合经济发展可持续、环境可持续、文化可持续、贫困群体能力成长可持续的开放式扶贫，更加注重社会参与、多元合作。以“增能”为基础的贫困人群发展能力提升，综合推进地方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建设，全面推进基础教育与基本卫生健康服务，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与贫困人口就业支持。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乡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体系完善，环境与农村产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社会参与扶贫路径探索与机制建设等领域，都成为开放式反贫困工作的重要领域，系统性、开放性、综合性、多样性的反贫困工作体系正在形成。贵州在扶贫领域内的机制创新，也成为国家反贫困斗争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反贫困领域的所有重要尝试，不仅有力地回应了本国反贫困工作的现实需求，也将为全球反贫困斗争提供重要的经验支持；在着力通过开放创新回应自身贫困问题的同时，中国也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斗争，为构建全球和谐正义、实现千禧年目标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今天，大家汇聚一堂，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与开放式扶贫议题，互相分享经验、共同寻求创新、积极建立共识，对于更加持续有效的反贫困事业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一定会有非常积极的产出。我个人非常期待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预祝“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论坛取得圆满成功！阿兰·诺德厚代表海伦·克拉克女士致贺词并致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海伦·克拉克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阿兰·诺德厚尊敬的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本场分论坛主席刘远坤先生，尊敬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先生，尊敬的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谌贻琴女士，尊敬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再次来到贵阳参加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的分论坛。在此我想感谢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以及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邀请我在本论坛致辞。很高兴看到今年参与分论坛的与会者十分多元化，还有来自非洲的朋友。
正如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主题“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新议程、新常态、新行动”，今年是全球行动变革性的一年。这一年，各国将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并执行新的发展议程，也将就发展和气候变化融资达成新的全球协定。我们必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制定可持续发展新规划，保护地球，惠及众生。很高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女士为论坛发来了致辞。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宣读。“很高兴能向参加此次论坛的嘉宾们表示问候，本届论坛主题定为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今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成员国将通过一项新议程，即以可持续发展目标替代千年发展目标。这一雄心勃勃的转型性发展议程，将覆盖世界各国的所有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解决许多当今世界正面临的相互关联的挑战。
毫无疑问，自联合国千年宣言签署以来，我们获得了巨大发展和进步，1990年至2010年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了近二分之一。在同一时期，中国成功地使超过6亿人脱贫，为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的扶贫成就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
消除贫困仍然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新的全球议程中，我们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努力实现减贫目标。
35年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于为中国的减贫努力提供支持。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与中国一道，推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强中国的国际参与度。就在昨天，我们发布了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报告，为2015年后中国和G20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建议。
消除贫困，并保护生态系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正致力于此。我们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取得成功。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将建立一个更富可持续性、更坚韧、更公平的世界。
我预祝此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期待论坛获得丰硕成果！”
正如致辞中所言，减贫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过去二十年，各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全世界仍有超过十亿人口饱受贫困之苦。在中国，有大约7017万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众所周知，贫困和边缘化的群体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弱，受其影响也最严重。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解决贫困核心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为开放式扶贫创造有利环境、激励反贫困创新以及采取多维措施来解决贫困问题。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指导我们共同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抗击贫困的要点。
包容性绿色增长和多维贫困。环境方面的挑战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的确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复杂和最深刻的挑战。除了收入贫困，其他生活水平指标如营养、母婴健康、女性赋权和不平等也同样重要。
随着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加剧，在这几个方面改善和维持民生的任务将愈发艰难。
在此背景下，绿色经济转型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避免环境进一步恶化。
正如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所述，包容性绿色经济有助于减少多维贫困、实现可持续和更公平的发展。中国政府计划针对存在不同问题的人群提供有区别的帮助以缩减贫困。有必要采取具体行动确保政策和相关措施的执行，使所有人和社区受益于绿色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
创新社会保障政策框架以减少贫困。众所周知，强大的社会保障机制对抗击贫困至关重要。中国始终将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这对新兴经济保持增长十分关键。目前，中国正在设计遍及全民的社会保障方案，加之一系列养老金和临时社会救助体系的改革，预计2020年全民皆可享受该方案。我们认为这些社会保障措施是全面抗击贫困的基础，能够保护人们不落入“弱点缝隙”，同时也确保最脆弱的群体能够受到保护、享受社会服务。可预见未来几年将出现迅速的人口变化，即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因此建立遍及全民的社会保障方案对减贫政策框架非常重要。
为了支持这方面的努力，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撰写新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通过此报告，我们将探究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与创新是如何解决不平等以及其他发展挑战的。我们相信一旦这些政策框架得以运行，将产生广泛影响并最终惠及更多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中国人。
最后，我想强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是构建我们期待的未来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要努力同时实现二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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