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巴巴拉·塔奇曼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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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试读：
前言
英国在以色列复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起源是本书的主题。英国支持以色列复国有两个动机，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政治的。宗教的动机是向创造《圣经》的民族偿还良心债；政治的动机是帝国战略要求英国必须占有这块土地。1917年，英国人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发现面对的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棘手的领土。英国可以直接夺取巴勒斯坦，不必顾忌谁是其古代宗主，但英国人没有这样做。就在艾伦比（Allenby）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这个宣言表达了一种怪异的态度——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回到那片土地定居。作为征服者对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自愿承诺，这份宣言创造了一种新型保护国关系。后来，虽然这份宣言被发起人所摒弃，但它却导致一个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一个丧失主权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国家又重现了。
巴勒斯坦这片圣土，是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发源地，其历史之复杂使得其绝不能像英国管理其他征服地一样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进行征服。历史上，这片土地是众多民族的战场——希伯来人和亚述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罗马人和叙利亚人，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土耳其人和欧洲人。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正如寇松勋爵所说，对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英格兰来说，它是“地球上最神圣的土地”，是基督教经文的诞生地，是十字军东征之地，是“我们埋入教堂墓地后脸要朝向的那片土地”。不仅如此，这片土地是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是三个大陆交汇的桥头堡，是帝国战略的焦点，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地，通往印度和摩苏尔油田的必经之地。
显然，巴勒斯坦注定是大英帝国的囊中之物。然而，为什么英国要在即将得手的时候加上《贝尔福宣言》呢？用帝国思维难以解释这一点。远在不列颠成为帝国之前，甚至于在成为海上强国之前，不列颠人对巴勒斯坦就形成了一种依恋，形成这种依恋的原因，是精神的、感情的、伦理的、宗教的，或统称为文化的。在这些文化因素中，英译《圣经》及其对未来的预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圣经》是一本史书，记述了希伯来人的历史和被希伯来人排斥的先知的历史，但按照托马斯·赫胥黎的形容，《圣经》被英国人采纳并当作“英国人的史诗”。此后，可以说英格兰的一只脚就踏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了。另一只脚，因帝国的需要，也必须踏上来。1830年，爆发了“东方危机”，英国的这种需要变得很明显。到了1917年，这种需要又被一位作家总结为“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
本书试着回溯上述两个动机的本源和发展历程。这两个动机，一个是文化的，另一个是帝国的；一个是精神的，另一个是物质的。简言之，就是回溯《圣经》和“利剑”是如何使英国最终实现对巴勒斯坦托管的。帝国方面的动机是很容易便能加以追踪的，因为它是基于地理、时间、战役、协约及权力政治方面的客观事实。另一个动机的基础比较松散：神话、传说、传统和理念。尽管如此，这些方面的线索在历史的脉络中、在驱动政府和国家行为方面同样重要。正如特纳（Turner）教授所言，“历史源自神话”，此后变成了“社会的记忆”，当人们想为自己当前的行动和信念找理由时可以加以利用。
如果不是为了遵循时间次序，这本书本来可以采取倒叙的方式，就像一本侦探小说那样，从结局说起，然后追踪至犯罪的原始动机。这种倒叙的写法不会使读者误认为本书前面几章谈到的情况必然导致本书的结局，实际上这些情况确实不代表某种必然性。当时许多国家与英国一样同巴勒斯坦保持着类似的关系。法国在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比英格兰更大的作用。德国进行的宗教改革和《旧约》教化同样深刻。荷兰与黎凡特的贸易量更大，并先于英国为犹太人提供庇护。把英国历史上与巴勒斯坦相关的各种事件、矛盾和影响收集在一起加以描述，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想说明它们都在“社会的记忆”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最终才导致英国对以色列人复国的支持。在1830年前，这个最终结果并不是必然的。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的冒进，标志着迈向这一结果的逻辑进程的开始。到了1874年至1878年间，迪斯累里（Disraeli）获取了苏伊士运河和塞浦路斯，这可能使武力征服巴勒斯坦变成必然。此后，再无回头的可能。
1918年，艾伦比将军进入耶路撒冷，实现了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未竟事业。但这次胜利不意味着以色列的复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理查的尝试——如果基督教没有提供对这片圣土的依恋之情的话——艾伦比根本不可能成功。有一件事，既奇怪，又讽刺——犹太人收复家园，部分是依靠他们送给非犹太人的宗教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我们这个时代，贝文尽全力想取消《贝尔福宣言》，这是历史上无法涂抹掉的悲剧。考虑到犹太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们也许能把贺瑞斯·普伦基特爵士庄严地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说的一句话用在以色列身上：“这是一件英国人想牢记，但爱尔兰人想忘却的事。”
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占领者总是遇到灾难，犹太人的遭遇就是首例。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打败了所有的占领者。如今，这片土地最初的占领者又回来了，也许上述诅咒就要失灵了，或许这块历史上最有名气的土地终于该有和平了。第1章起源：公认的神话1.寻找祖先“我们关注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园。这话我说过，以后我还照样说。”
说话人是英国人，约克大主教威廉·汤姆逊博士（Dr. William Thomson），这番话是他在1875年于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做演讲时说的。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巴勒斯坦是他的家园，因为他从那里获得了“赖以生存的法律”和“我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显然他在说《圣经》，这是一本有关希伯来人及其先知的书。后来，正如托马斯·赫胥黎所言，这本书成为了“英国人的史诗”。
几千年以来，英国人一直向往着巴勒斯坦，寻找自己的根源，就好像大马哈鱼从大海洄游自己的出生地一样。远在现代考古学提供科学答案之前，英国人就隐约感到自己的祖先来自东方。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就是寻找祖先——或许是先找上帝，再找祖先。人自从有了思想之后，就一直在猜测祖先是谁，给祖先画像，给祖先编故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自己的祖先具有双重人格，混合了特洛伊人埃涅阿斯（Aeneas）的孙子布鲁特斯（Brutus）与挪亚（Noah）的孙子歌篾（Gomer）的人格特质。简言之，英国人的祖先是古典希腊罗马神话和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传说的合成品，是从人类文明的摇篮小亚细亚迁徙而来的民族。
这些为英国人画像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有趣的是，几个世纪之后，人类学家从所收集到的头骨形状、头发颜色、燧石碎片，发现不列颠的祖先确实来自上述地区。可以说在凯尔特人迁入不列颠之前，不列颠的居民即使不是来自中东，也应该是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寻找英国祖先的成果仅是一具石器时代的人体骨骼，它蜷曲着身体，躺在被挖掘开的地穴中，是那么的沉默，那么的裸露。
他是谁？从何处来？民间传说先于考古学找到了答案。不列颠的祖先来自小亚细亚，那是个遥远的、令人感到飘忽不定的地方，在大洪水之后，挪亚这家人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为世界繁衍后代。当然，民间传说不是科学事实，但科学事实并非想有就有。真理是可以证实的事实。当真理还难以获得的时候，民间传说必然挺身而出。历史学家约翰·莫里斯－琼斯爵士（Sir John Morris-Jones）曾经把民间传说定义为“对过去的通俗叙述”。他还补充说，民间传说“是有待我们分析和解释的数据”。所以，民间传说往往比事实更能影响国家的行为。国家的历史支配国家当下的行为——这里的历史指国民所相信的历史。历史，按照拿破仑的精辟说法，“是公认的神话”。
不列颠神话的起点是布鲁特斯、歌篾以及他俩的祖父埃涅阿斯和挪亚的传奇轶事。埃涅阿斯这个人，真的生活在特洛伊城吗？挪亚真的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某地？谁有答案？但我们能说，从据说是埃涅阿斯和挪亚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走出了大批移民，他们迁徙到了西方。也许在凯尔特人迁入不列颠群岛之前，在不列颠岛的原住民中仍然流传着他们东方祖先的轶事和传说。所以，有关布鲁特斯和歌篾的神话，可能跟考古学家提出的理论有同样可靠的基础。而考古学家做出的结论与神话也相去不远。
无论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初期，就是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不列颠完成了向基督教的第二次皈依，这时有关不列颠的神话开始成形。在公元后的头三个世纪里，罗马人占领了不列颠，不仅带来古典神话，还带来了一种源自东方的新宗教，这就是犹太—基督教。新宗教在凯尔特人中间广泛传播，形成了稳固的信众基础，熬过了公元410年罗马人的撤退和接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异教涌入。与此同时，不列颠人，至少其中与罗马官僚有直接接触的人学会了拉丁文，熟悉了拉丁通行本《圣经》（Vulgate）。英格兰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章（由不列颠人所作，而非罗马人）是吉尔达斯（Gildas）的书信（Epistle），这篇大约写于公元550年的文章，显示出作者对《旧约》十分熟悉。吉尔达斯的故事讲述了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对他的同胞的进攻，而且还把这些人的进攻与亚述人和非利士人对古代以色列人的蹂躏相提并论。每打完一仗，他就引用《旧约》进行比较，每一页都有对《摩西五经》、《先知书》或《诗篇》的引用。
二百年之后，英国历史之父尊者比德（Venerable Bede），对不列颠民族的起源提出一些谨慎的推测。他说不列颠的始祖来自西徐亚（Scythia），古代地理学家用这个地名称呼黑海沿岸地区。这里的人认为亚拉腊山（Ararat）是挪亚方舟登陆的地方，世界上的种族都源自挪亚的后裔。比德说，一个来自那个地区、名叫坎布里（Cymbri）的部落，是不列颠的最早定居者。在寻找不列颠最古老居民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坎布里这个来自东方部落的名字，或是凯布里、赛布里等上百种其他拼法。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说法，这是个真实存在过的部落，出现在欧洲的北部，与条顿部落相伴，有些部落成员在高卢定居下来，另外一些则去了不列颠岛。
比德关于布鲁特斯和挪亚其他子孙的记述并非毫无根据。作为不列颠人的祖先，布鲁特斯等人的名字，最初是出现在身世神秘的南尼厄斯（Nennius）写的《不列颠人的历史》（Historia Britonum）中。南尼厄斯，可能生活在8世纪，也可能是10世纪，可能在英格兰，也可能在爱尔兰或威尔士，他究竟是两个同名人，或者是另有他人，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在脚注中争论的问题。无论他是谁，南尼厄斯在诺曼人征服英国前留下了一部真正的手稿。他的手稿，按照波拉德（Pollard）教授的说法，“不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行径与恶龙的行径区别对待”。谁都不会寄望于南尼厄斯在不列颠人起源问题上过于谨慎。他坚定地说，不列颠是以布鲁特斯的名字命名的。布鲁特斯在12世纪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富有激情的笔触下变得相当大众化。不过，更谨慎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遵循《圣经》的权威，选择了歌篾作为英国的始祖。在《创世记》中，歌篾是雅弗的儿子，雅弗把外邦人的岛屿分给了儿子们。
宗教改革运动把歌篾确定为英国最古老的居民，而不是布鲁特斯。伴随着宗教改革，作为上帝启示录的《圣经》，变成了终极权威，而《创世记》被视为唯一可以接受的，甚至唯一可以想象的人类起源记述。在中世纪，像杰弗里那样极具色彩的叙事手法非常普遍，但后来遭到了质疑。约翰·贝尔（John Bale）是亨利八世时代的历史学家，他说：“如果我们发现那些东西里有迷信的成分，我们就要用《圣经》去衡量。我们可以容忍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贝尔之后有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他曾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列颠起源问题。他抛弃了布鲁特斯，决定用歌篾。针对歌篾，他说：“歌篾的后人被称为坎布里……我们不列颠人，或者说我们坎布里人，是歌篾的真正后代。这是我对不列颠人起源的判断，或者说是我的推测。”卡姆登具备真正科学家的谨慎，他警告说，寻找英国始祖的工作也许永远不会成功，“因为这些最初的定居者躲在古代阴暗的深处（如同在密林中），即使我很勤奋，也只有极渺茫的希望甚至根本没有希望从这么多被遗忘的岁月里把他们挖出来”。
在卡姆登之后，寻找英国始祖的工作变成一个知识融合的过程，就是把《圣经》中的故事与不断积累中的古人类科学知识及其迁徙情况融合在一起。当一个世纪之后弥尔顿（Milton）写作《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时候，上述过程已经把歌篾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部落。弥尔顿声称，那种认为雅弗的某个儿子在不列颠定居下来的看法，简直是一个“古怪的虚构”。不过，他没有质疑歌篾的后代在大洪水后去北方和西方定居这件事。歌篾的后代，此时一般被认为就是辛梅里安（Cimerii）部落——这个名字源自歌篾，是学者们根据希伯来文、希腊文、凯尔特文字母的互换性，在论文里推导出来的。
今天，人类学家蔑视把语言作为研究历史的线索的做法，而把文物和骨骼视为路标。他们宣称，语法结构才是种族关联性的指标，而不是留存下来的外来词汇。他们说早期的研究人员用语言而不用骨骼是走错了路。然而，他们的结论，似乎与他们的前辈根据《创世记》所做出的推断没有什么惊人的差别。他们所做的，仅是把歌篾这个人，用一个来自东方的部落取代，而这个部落就是不列颠凯尔特人的祖先。
生活在那个我们喜欢称之为“黑暗时代”中的比德找到了坎布里，而在现代人类学之光的指引下，坎布里被留下，但歌篾逐渐消失了。所有这一切表明，虽然民间传说是“对过去的通俗叙述”，但并非总是被科学所取代。2.阿尔比恩的腓尼基人
传奇故事让歌篾或布鲁特斯这两个具体的人做了不列颠人的祖先。但在摩西的时代，确实有一些种族在古代阿尔比恩（Albion，即英格兰）和迦南之间就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往来，不过这些种族早就消失了：腓尼基人和前凯尔特人。生活在提尔（Tyre）和西顿（Sidon）的腓尼基人是古代杰出的水手和商人。他们虽然没有指南针或六分仪，但可以在陌生海域航行，甚至还去过大西洋。在《列王纪》中，他们为所罗门王驾驶三层桨座战船，最远的地方到过他施（Tarshish）。他施，就是古代加的斯（Cadiz）。
英国人有求古之心，认为这些种族发现了不列颠，在不列颠定居或与不列颠人做贸易。虽然并非证据确凿，但英国人与腓尼基人有联系是有可能的。但令英国历史学家以如此大的激情为这一观点辩护的原因，并不是这一可能性，而是其与历史上的知名民族、《旧约》中的真实人物发生的联系。
腓尼基人和前凯尔特人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集中在锡这种东方在青铜时代使用过的合金上。大约在这一时期，康沃尔（Cornwall）有锡矿开采。提尔的市场上有锡制品买卖，这一点可以从公元前600年的先知以西结（Ezekiel）的叙述中看到。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的文字记载，这里交易的锡来自锡岛（Isles of the Cassiterides），这个岛名没有提供一点地理信息，因为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仅表示“产锡的岛”。然而，希罗多德之后的古典地理学家都认为，这个锡岛要么是康沃尔附近的锡利群岛（Scilly Isles），要么就是康沃尔本身。
由于卡姆登最先以现代语言阐释了歌篾—坎布里—凯尔特谱系，他也是第一个指出腓尼基人与古代不列颠有关联的人。16世纪，欧洲古典学术复兴了，英国学者追随卡姆登，挖掘出了古代与锡贸易有关的所有佐证。他们高兴地发现，用这种办法可以把英国的历史提前到与古希腊、特洛伊，以及《圣经》的发源地相同的时代。17世纪有一位剑桥学者艾利特·萨姆斯（Aylett Sammes），他对这个理论非常狂热，甚至写了一本叫《源自腓尼基人的古不列颠史》（The Antiquities of Ancient Britain Derived from the Phoenicians）的书，他在这本书里证明“古代不列颠人的绝大部分语言、习俗、宗教、偶像、政府组织和官阶，显然全是腓尼基人的”。
此外还有一个线索，腓尼基人掌握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用贝壳制造紫色染料的工艺，在康沃尔和德文郡的海岸边发现了青铜时代之前这类贝壳的堆积。
石器提供了比锡和贝壳更重要的证据。不列颠原始社会时期的太阳崇拜者，在巨石阵（Stonehenge）和埃夫伯里（Avebury）树立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石头纪念碑，虽然谁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但它与古代迦南人用圣石供奉诸多当地的神明巴力（Baal）的做法显然存在联系。博莱斯（Borlase）博士是研究康沃尔人的考古学先驱，他在自己的家乡康沃尔挖掘了大量史前坟冢。他认为在英国发现的这些“粗大的石碑”是由造访不列颠的腓尼基人树立起来的，为的是纪念本民族的神灵。他早在1769年就写道：“众所周知，古代迦南诸民族沉迷于用如此笨重的大石头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博莱斯以及之后的一些学者认为，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400年发现了不列颠。有意思的是，现代考古学家也认为巨石阵和埃夫伯里的巨石纪念碑，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树立起来的。这些学者认为巨石纪念碑不是腓尼基人或德鲁伊宗教祭司（Druids）所为，而是陶盆人（Beaker）的作品。陶盆人是印欧种族，最初居住在地中海西部的土地上，在公元前1800年的青铜时代初期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了不列颠。这是个骨骼健硕、肌肉发达的游牧族群，主要依靠放牧为生，但也具备农业技术，他们有较圆的头颅，建造圆形的坟冢。他们赶走了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长形的脑袋，坟冢也是长形的。考古学家特别喜欢陶盆人，他们的迁徙范围惊人，遗留下的陶器碎片、金属钮、带扣遍及欧洲。然而，无论具有何种资质，他们被发现的年代太晚，在诵读《圣经》的民族的想象中，他们做不了祖先。一具躺在坟冢中的遗骸，无论身旁有多少陶器碎片和带扣，都不如《旧约》中令人极为熟悉的古代提尔和西顿的统治者那么具有吸引力。
这一传统后来有了正式的表述。皇家艺术学院的主席莱顿勋爵（Lord Leighton）受命在皇家伦敦证券交易所中绘制一幅名为“古代商贸”的壁画。在他的壁画中，蓄着黑胡子的腓尼基人，铺开紫色的布料，等着热切的不列颠人拿兽皮和锡锭来交换。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赢得了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战争。此后，腓尼基人逐渐退出了历史，对东方的控制权转移到前进中的意大利人手中。不久之后，意大利人成了巴勒斯坦和不列颠的主人，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3.罗马治下的朱迪亚和不列颠
当不列颠从史前的迷雾中浮现出来，出现在《恺撒战记》中的时候，犹太人的圣殿仍然在挺立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从恺撒的统治时代算起，至犹太人的圣殿于公元70年陷落为止，罗马征服了朱迪亚（Judaea）和不列颠。犹太人和不列颠人一起成为了罗马帝国的臣民，无处不在的罗马军团把这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庞培在公元前63年进入了耶路撒冷。当时马加比王朝（Maccabean dynasty）软弱的继承人向罗马求救，借以对抗他同样衰弱不堪的兄弟。事毕，罗马人就留了下来。庞培把朱迪亚降格为行省。到了希律王统治时期，朱迪亚升格为附属王国，但仍旧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在同一时期，不列颠的内乱也为罗马征服者的进入铺平了道路。虽然恺撒在最初的战役中打败了不列颠人，但无法彻底征服，因为高卢人和罗马帝国本土也出现了麻烦事。但罗马的阴影笼罩着不列颠。到了公元1世纪40年代，将阴影变为现实的机会出现了，当时罗马皇帝是克劳狄（Claudius），而不列颠的国王是辛白林（Cymbeline）。国王的儿子们造反了，部落之间相互斗争，贡品的多少引发了争执，这些问题使不列颠陷入了内战。在这个过程之中，一名首领来到罗马求救，透露给罗马人他自己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首领带回了急于参与内战的罗马军团。书生气十足的克劳狄，虽然不是战士，但也并不愚蠢，他像军人一样看出这是个征服的机会。当内战的硝烟散去后，罗马人依旧挺立着。克劳狄亲自来不列颠欢庆胜利，并在国内竖起了一座凯旋门庆功。
不列颠和犹太有着相似的遭遇。在同一个十年里，不列颠的凯尔特部落在布狄卡领导下起义，而犹太人在尼禄帝国的另一端也起义了。这两支起义部队，从开始就没有希望获胜，都依靠狂热的爱国主义激励士气，凭借绝望的勇气坚守阵地。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公元61年，罗马的残暴激怒了布狄卡女王，她为了争取自由，组织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驾驶着带刺的战车，在罗马人的村落里横冲直撞。如此盲勇的举动是无法长久的。罗马人的增援部队横渡了英吉利海峡，打散了女王的叛军，屠杀了她的人民，这标志着凯尔特人的不列颠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最后一次试探。六年后，犹太狂热者也试图推翻罗马统治。起义军阻挡韦斯巴芗和提图斯的军队长达三年的时间，但最终耗尽了粮草。耶路撒冷在猛攻中陷落，犹太人的圣殿被大火烧毁，此后再也没有复原过，犹太人就此失去了国家。
所有国家都败在罗马手下，可犹太人仍然想打败罗马，驱使犹太人的念头该有多么疯狂？英俊的提图斯问道。他提醒犹太人注意，不列颠人最近被打败了。巴勒斯坦和不列颠在这位年轻的将军、未来的罗马皇帝、“上帝的宠儿”面前交汇。那天，他极力想制止负隅顽抗的敌人的疯狂和自己军队的暴怒，但他失败了，只能看着圣殿在大火的怒号和噼啪声中变成了废墟。从圣殿的墙里面，能闻到街上几个月以来饿死的尸体发出的恶臭。在墙外，树立着像森林一样的十字架，上面钉着平民腐烂的尸体。这些人饥饿难忍，在晚上想爬出这座死亡的城市，但被围城的罗马人抓住，钉在了十字架上。城墙只给城市带来了死亡。周围的景象使提图斯想起另一道没有能守住的城墙。“我问你，”他向战俘提问道，“有什么城墙能比环绕不列颠人的海洋更难攻破？但他们仍然屈服在罗马人的武力之下。”
如果说犹太和不列颠的相似性使提图斯感到震惊的话，那么这种相似性给耶稣时代的英国人的印象更为深刻。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是神的旨意，因为不列颠人是异教徒，而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对于基督教时代的人们，韦斯巴芗作为惩罚犹太和不列颠的工具出现，显然是上帝的干预。韦斯巴芗是个完全的物质主义者，从来没有听说基督教的上帝。如果他知道后代说他是上帝的工具，肯定会大吃一惊。
历史的浪漫性似乎决定了，在犹太人和不列颠人的命运短暂相会的时刻，两个反抗民族之间肯定有某种接触。我们知道，罗马征调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参加辅助军团，执行遍及帝国各处的军事任务，犹太人和不列颠人自然也包括其中。在焚烧布狄卡女王的叛军控制下的伦敦（Londinium）时，这支罗马军团中会不会有犹太士兵？在提图斯军团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战斗中，有没有不列颠士兵？
如果真能找到什么证据的话，那应该是在当时的两位最伟大的史学家的档案中，一个是罗马人塔西佗（Tacitus），另一个是犹太人约瑟夫斯（Josephus）。他俩都记载了亲身参与的事件，约瑟夫斯写下了《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塔西佗留下了《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但两者都没有提供证据说有不列颠人在朱迪亚作战，或有犹太人在不列颠作战。
约瑟夫斯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中都有犹太人；看看古代作家提及犹太人团体的作品就能验证这一点，这些作品涉及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从波斯到西班牙都有，但不列颠是个例外。或许犹太商人或巴勒斯坦奴隶跟随罗马人的脚步来到了帝国这个最偏远的角落，这是很有可能的。即便如此，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在相隔二百年的时间里，在伦敦的地下分别挖出了一块砖头和一枚犹太硬币，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猜测，但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什么。这块砖是1670年在马克街发现的，制造于罗马时代，砖面上的浅浮雕表现的是参孙火烧狐狸尾，驱赶狐狸进入玉米地的场景。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并不是只有犹太人知道《旧约》故事。此外，犹太人极少在图像中表现自己的形象。这枚硬币虽然是在朱迪亚铸造的，铸造时间大约在公元132—135年间那段困难的岁月里，当时西蒙·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Cochba）从罗马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实现了独立。但这同样不能证明有犹太人住在伦敦，因为硬币可能是由商人带入的，或罗马士兵在战场上拾得的战利品。
但这使人想起另一桩有趣的巧合。不列颠将军塞维鲁（Julius Sextus Severus），作为罗马皇帝的使节，应诏去巴勒斯坦镇压了巴尔·科赫巴狂暴的起义。如同两代人之前的提图斯，他用可怕的方式惩罚了犹太人。从那时起，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除少数人外几乎全部被驱逐出巴勒斯坦。
虽然存在这些事例，但想寻找在那段时间里不列颠人和犹太人交往证据的历史学家仍然会无功而返。此后，这两个民族的命运出现分化。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却在放逐中保持了民族意识。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园里，但在一系列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下丢失了民族意识。第2章不列颠的使徒：亚利马太的约瑟
寻找民族起源，与寻找宗教起源是重合的。民族自豪感需要英国教会有自己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要去巴勒斯坦寻找，他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约瑟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耶稣的秘密信徒。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但当公会投票决定把耶稣交给彼拉多（Pilate）的军队的时候，他默默地坐着没动。后来，约瑟公开地要回了耶稣的尸体掩埋了。他是最先加入耶稣新教派的富人，必定在当时被视为“阶级叛徒”，因为耶稣的加利利福音不是针对富人和贵族的。
他的传说集中在英格兰最古老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Abbey of Glastonbury），人们认为这座修道院是他创立的。在丁尼生（Tennyson）的《国王的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中，一名修道士说：
我从古老的经书上看到，
约瑟在古时候来到了格拉斯顿伯里，
那里有一位不信教的君主，名叫阿佛古斯（Arviragus），
把一片沼泽中的小岛给了约瑟
让他建立起一座古老的小教堂。
丁尼生的约瑟显然取材于马洛礼的著作《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在马洛礼的描述中，约瑟“幸运地来到这片在当时被称为伟大的不列颠的土地”，他“说服”了那个统治这片土地的“伟大异教徒”，“此后人们都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马洛礼的著作并非是这一说法的起源，而是几个世纪来半历史半传说传统的积累，每个记录者都在前人叙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经过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浪漫诗人的加工，约瑟已不仅是使不列颠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和带来圣杯的人，还是不列颠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亚瑟王的祖先，而且是亚瑟王和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大卫王之间的神秘联系。
为什么英国人把自己的历史与约瑟这个人物相联系而不是其他人？也许答案是他确实从巴勒斯坦来到了不列颠。使徒们纷纷从朱迪亚出发，到远方去传播福音，而通往不列颠的罗马大道也是通畅的。至少没人能证明约瑟没有来过不列颠，因为证明一个事物的不存在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历史记录如此少的情况下。约瑟至少有一个重要资历：他参与了基督教的诞生过程。在十二使徒中，罗马选择了彼得，西班牙选中了雅各，法国挑选了腓力，而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绝对不会满足于挑这十二个使徒之外的任何人。
我们不知道谁最先把基督教带到不列颠，并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不列颠人皈依基督教也许是个缓慢的渗透过程，通过已经皈依的罗马人慢慢传播，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渗透方式类似。耶稣死后仅二百年，当时的作家便在谈论不列颠的基督教团体了。到了公元314年，不列颠凯尔特人的教会已经相当成熟，并派遣三位主教作代表参加了阿莱斯会议（Council of Arles）。但神秘而模糊的起源不能满足后世的英国教会。他们需要一个英勇而古老的祖先，于是约瑟逐渐被认定为来到不列颠的最早使徒。
历史证据无法证明这一点。在仔细研究了教会残存的证据之后，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的结论是，一切关于公元1世纪使徒在不列颠布道的说法，都是基于“猜测、误会或者神话”。亚利马太的约瑟是大家认可的神话。
这个神话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到中世纪末期，约瑟被正式认定为英国教会的创始人。这件事有确切的时间点——1431年，在巴塞尔会议（Council of Basle）上，各国教会历史的长短决定了相应国家教会的座次和其他事关正式礼节的敏感问题。英国提出约瑟作为依据。英国代表还与西班牙代表发生激烈的争吵，双方用拉丁语争吵了数日。英国人坚称约瑟到达不列颠的时间先于雅各到达西班牙，并且大家都知道雅各其实未到西班牙就被杀死了；格拉斯顿伯里提供了约瑟在英格兰的真实证据，虽然他仅使很少人皈依基督教，但重要的不是人数，而是年代有多古老。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英国代表团的两位领队——伦敦和罗彻斯特主教写下了如下纪念文字：
……在英格兰，情况是清楚的，因为可以找到非常古老的书和档案做依据，特别是巴斯主教区著名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档案。这些档案证明，亚利马太的约瑟在12名随从的陪伴下，逃脱了希律王或朱迪亚罗马高官的迫害，来到了英格兰。在那个地方（英格兰），他宣讲他所见到和听到的基督圣迹；就这样，他使无数英国人皈依。这些因他皈依的人送给他无数物品，他后来都留给了他建立的基督教堂，而他建立教堂的时候彼得正在安条克（Antioch）布道。后来，约瑟建立的教堂成为一所大修道院，感谢基督，这座修道院被保留至今。
在这段纪念文字中，我们遇到了神话变成历史的关键节点。
约瑟传说的发展动力来自英国人一直以来对罗马的忌妒——英国人渴望能够宣称自己的教会早于罗马教会。英格兰想绕过罗马，把自己的信仰之源直接追溯至巴勒斯坦的圣地，而约瑟恰好能满足这个愿望。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后不久首次有不列颠自己的使徒的说法出现，这位使徒目睹并参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并复活的全过程，从巴勒斯坦来到不列颠进行布道。撒克逊人的一切文化被诺曼人唾弃，而凯尔特文化得到复兴。有关亚瑟王的故事突然流行起来，这些故事把不列颠的凯尔特战士和圆桌骑士改造成骑士时代的英雄，同时还融入了寻找圣杯的传说，而曾经的犹太公会成员——亚利马太的约瑟成为故事的主角。
在12世纪至15世纪之间，编年史家和诗人们不仅相互借鉴，还竞相添油加醋，使传说故事变得越来越高尚、具体，越来越像真正的证据，形成一种包含了福音书、“伪经”、凯尔特民间传说、法国浪漫故事的奇怪混合物，最后变成了不列颠民族传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1464年，约翰·哈丁格（John Hardyng）写的有关不列颠历史的诗篇中，将“亚利马太的约瑟与韦斯巴芗来到不列颠，给这里一部分人民施洗”作为事实叙述。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原先比较纯粹的宗教皈依故事，越来越与圣杯的故事紧密相连，而十字军东征为此添加了大量素材。在英格兰，圣杯的传说结合了凯尔特人有关亚瑟王及其骑士的故事，并且在一长串记录者的加工下成为伪历史。其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沃尔特·迈普（Walter Map），他于1170年写成《寻找圣杯》（Quete du Saint Graal）、《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d’Arimathie）、《梅林》（Merlin）等书。学者们认为，他写作约瑟和圣杯的故事是受亨利二世的委托，基于政治考虑。亨利想领导一个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的英国教会，为寻找理由，他利用了有关约瑟和圣杯的传说，并授意迈普写作并进行传播。与此同时，亨利在一次盛大的仪式后，挖开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墓地，并声称发现了亚瑟王以及其妻子圭尼维尔（Guinevere）的墓穴，此举进一步提升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荣耀。从此，格拉斯顿伯里被正式认定为埋葬古代不列颠英雄国王的地方。亨利的真实目的是想把格拉斯顿伯里的地位提升到坎特伯雷之上，因为贝克特（Becket）大主教在这里被杀害，而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去那里参拜大主教的坟墓。
这时，约瑟的声望迅速上升。不仅他和他的后代被视为圣杯的保护者，他还被认为是亚瑟王的祖先。此后，中世纪的编年历史学家又对故事进行了加工，将之作为真正的历史一样描绘：在上帝的神旨下，约瑟被派往不列颠，这片土地是“赐予他个人和他的使命的”。约瑟在不列颠的后代通过一系列追溯，追及一位夫人，即尤瑟·彭德拉根（Uther Pendragon）的夫人，她生下了亚瑟王，“因此亚瑟王是约瑟的子孙”。这位作者被人称为格拉斯顿伯里的约翰，他生活在公元1400年左右。
在约瑟身上，逐渐汇集了几种珍贵的民族符号，不仅有圣杯，还有那把给予亚瑟君主地位的神圣利剑。那把利剑最初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被誉为“世间最好的利剑”。这把利剑被带出圣殿，交给了所罗门。所罗门把它送上一艘非凡的船，出海去寻找利剑的真正主人——一位完美的骑士，“我的最后传人”。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加拉哈（Galahad），在传说的魔力下，他变成了所罗门和约瑟的后代。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了约瑟从叙利亚带回的那只白盾，盾上有鲜血染成的十字架。在马洛礼写的《亚瑟王之死》中，约瑟临终前把白盾交给了500年之后才出生的加拉哈，并且也称加拉哈是“我的最后传人”。
大卫王的利剑和所罗门的船，都是后期加入的传说，出现在15世纪的版本中。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瑟和他的骑士的故事越传越真实，在史书中成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并参与了与入侵不列颠的撒克逊人进行的早期战役。也许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愿意把他们与《圣经》中鼎盛时期的以色列国王联系在一起。或者这又是一条将凯尔特人传说追溯至巴勒斯坦的线索呢？
传说中还有几个希伯来元素。约瑟这个名字有混淆，因为《旧约》中还有另一个叫约瑟的人，即雅各的儿子。15世纪出现了一篇足有800页的长诗，由亨利·龙尼利克（Henry Lonelich）写成。诗中记述，约瑟在抵达不列颠后发现，统治不列颠的是一个“异教徒”，名叫加诺（Gaanor）大公，居民是“撒拉逊人和其他异教徒”。这显然是中世纪版本的“法老和埃及人”。跟法老一样，大公产生了一个异象，但他的“撒拉逊”（Saracen）随从无法解读，于是约瑟被叫来解读，并被大公认为是正确的。跟但以理（Daniel）解读了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梦一样，大公随即表示他准备放弃自己的神，转而信奉约瑟的上帝，于是皈依了基督教。
另一个希伯来符号是渔夫王（Fisher King），他是约瑟和圣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约瑟死后，他一直担任圣杯的保护者，直至加拉哈出现。在某些版本的故事中，渔夫王最初是依瓦莱卡王（King Evalak），他是叙利亚的武士，陪伴约瑟在东方漫游，是最先皈依在约瑟门下的人。他之所以获得渔夫王的美名，是因为上帝让他去捕鱼，供他和约瑟在野外活命之用。就像犹太人传说中的海中巨兽要为等待弥赛亚到来的信众提供食物，或者像《诗篇》中的海中巨兽是上帝“提供给在野外生活者的食物”，这些鱼只有仁义的人能吃。圣杯作为制造生命的宝物，能使荒芜的土地重获生机，在很多教派中都有这类法宝。这个宝物可以是盘子，也可以是杯子，或像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的史诗《帕西法尔》（Parzival）中描述的那样，是一块神圣的石头，自创世之初即已存在。这块石头被学者们与以赛亚（Isaiah）的“根基稳固的宝贵房角石”、世界中心之石、雅各的枕石、所罗门圣殿的基石等联系起来。凯尔特人的传说中也有这样的主题，英王加冕所用的斯昆石（Stone of Scone）被认为原本是雅各的枕头，被雅各部落中的移民带到了爱尔兰，之后辗转到苏格兰，最后被英格兰征服者偷走。这块石头在1951年又戏剧性地再次出现，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用汽车把它运回了苏格兰。
把凯尔特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建立在约瑟和圣杯传说的泥沼中是愚蠢的。一旦有探寻者冒险走近这片不实之地，就会立即陷入传奇和传说、不同宗教、吟游诗人和歌手、基督教和异教神话、东方和凯尔特神话的流沙中。学者们在这片充满神话和文献的沼泽中绝望地挣扎着。这样的主题是清晰准确的天敌，艾略特（T. S. Eliot）在《荒原》（The Waste Land）中的故作朦胧，以及圣杯传说的愈发离谱即是印证。
然而，在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的英国传统中，约瑟一直被视为来不列颠布道的使徒。16世纪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认为约瑟确实是不列颠的使徒。威廉·达格代尔爵士（Sir William Dugdale）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655年所著的《英国教会的修道院》（Monasticon Anglicanum）中，通过对古代修道院档案的研究进一步探索英格兰的历史，也认可了这一点。此时正值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的独裁统治期，有关主教制度的争议震撼英格兰，这促使一位神学家为了澄清英国教会的本源，投身于对晦暗过去的研究之中。研究成果之一是理查德·布劳顿（Richard Broughton）的《大不列颠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ie of Great Britaine），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权威证据确凿证明，亚利马太的圣约瑟和他的虔诚追随者来到不列颠布道、生活，并在死后埋在现在的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
如果布劳顿的论断不够严谨，那么与他同时代的教士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则是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托马斯·富勒在保王派与清教徒的争端中保持了独立立场，并写作了17世纪可读性最强的几部著作之一。但是他在1635年出版的《不列颠教会史》（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中也无法完全否定约瑟故事的真实性，尽管他承认“传说被修士大大夸张了”。在承认公元1世纪的情况缺少可证实的资料后，富勒留下一句名言，应该作为不那么坦诚的历史学家的箴言：“由于我的材料有限，我不会夸大结论。沉默胜过谎言。”
到这个时候，无论是增添什么正面或反面的证据，显然都无法把约瑟搬出英国历史了。也许他真的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应用现代科学手段发现的证据证实古代传说的情况。实际上，考古学家已经在格拉斯顿伯里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湖中村落。根据考古学家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的描绘，这个村落的情况与约瑟传说中那个沼泽地中用柳条编筑建造的教堂如出一辙。“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教堂的创始人选择了一块沼泽地……他们砍倒土地上蔓生的灌木和柳树，经过艰苦劳动之后在沼泽地中建起了一座人工岛……在上面盖起60间原始房屋，编条为墙，踩实泥土成地板，用芦苇铺成屋顶……在围墙内，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而充满生机的人类村落。”
也许就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安全状态，使格拉斯顿伯里的古老传统保存了下来。后来，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日子里，一场大火烧毁了原始社区，但被烤焦的泥土保存下房屋的形状。当它两千年后被发掘出来时，仍然留有编制的芦苇和柳条的痕迹。此外还发掘出了具有叙利亚工艺风格的石块，显示了其与约瑟的家乡存在某种联系。
正如研究古不列颠历史的权威弗里曼（Freeman）教授所言：“我们不必相信格拉斯顿伯里的传说是事实，但这些传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伟大的事实。”第3章“耶路撒冷啊，我们站在了你的大门内”：朝圣的浪潮
从不列颠出发，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群，在罗马帝国的日暮黄昏和中世纪的晨曦中出发了。
朝圣的人流，在公元4世纪初就有了，当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正式的国教，即使不算国教，至少也是受到优待的宗教。他的母亲海伦娜（Helena）也皈依了基督教，决定去寻找福音故事的遗址。她于326年来到了巴勒斯坦，在进行一些简单的发掘工作之后，她“发现”了钉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圣墓。此后，她和她的儿子在巴勒斯坦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教堂、纪念碑、旅馆，这使得整个基督世界感到兴奋，引发了一股朝圣的浪潮。
在这个时期，凯尔特不列颠的历史被笼罩在迷雾中。但有证据表明不列颠人在公元4世纪开始朝圣，即使证据在不列颠找不到，也能在巴勒斯坦找到。386年，圣哲罗姆在伯利恒写道：“不列颠人刚学了点宗教，马上就离开西方的太阳，去寻找他们仅是在《圣经》或传说中听到的地名。”这也被同时代的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城市）主教帕拉弟乌斯（Palladius Galatea）证实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勒斯坦。在那本以传记的方式描绘修道士、苦行者、隐居者和其他地方名人的书里，帕拉弟乌斯谈到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朝圣者，指出有些朝圣者甚至来自“波斯和不列颠”。圣哲罗姆在一封信中也提到来朝拜的不列颠人数目相当多，但这些朝拜者的虔诚心显然不能令作者满意，因为他在告诫潜在的朝圣者时说“在不列颠跟在耶路撒冷一样容易找到去天堂之路”。
这些朝圣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去的——徒步。从北部的爱丁堡起，罗马道路横跨欧洲、巴尔干、小亚细亚，最后抵达朱迪亚。从不列颠出发的朝圣者，先来到多佛尔，跨过海峡至加来，然后跟着罗马军团的足迹经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从布林迪西（Brundisium）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抵达马其顿，穿过色雷斯来到拜占庭，最后经安条克和大马士革抵达耶路撒冷。还有另外一条路径，从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坐船渡海抵达迦太基，沿着环绕地中海的罗马大道走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埃及和西奈沙漠，最后抵达目的地。
也许最早一批去朝圣的不列颠人，是受海伦娜和君士坦丁与不列颠的特殊渊源所驱使的。根据中世纪末期广泛流传的说法，海伦娜生在不列颠，她的父亲是威尔士国王，但当时的不列颠人是否这样认为我们无从知晓。历史上，君士坦丁的父亲确实是在约克郡（York）被杀的——由于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时常袭击不列颠，他率兵征讨。就在这个地方，君士坦丁被罗马军队拥为罗马皇帝，并开启了他对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生道路。
从圣哲罗姆提供的证据看，仅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到耶路撒冷朝圣就变成了一种习俗。圣哲罗姆对朝圣者的过度热情很不满，他抱怨说：“耶路撒冷如今成了全世界人的旅游度假地，如此大量的男男女女朝圣者使本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诱惑聚集在一起。”圣哲罗姆天性不喜欢这样，他是个坚定的禁欲主义者，长期呼吁罗马妇女放弃洗浴、情人和其他世俗享乐。然而，在他和他狂热的弟子罗马贵妇保拉的信件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勒斯坦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万国之都”。学习希腊文只能在雅典，学习拉丁文只能在罗马，保拉写道；同理，“如果谁没有拜访过基督教的雅典，我们能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教育完成了吗？……世界上最优秀的基督徒正聚集在这里”。
然而，耶路撒冷逐渐让位于罗马，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于590年确立教皇制标志着基督教权威正式转移到了欧洲。耶路撒冷仍然是基督徒的精神家园，正如艾凡赫的修道院长所说，耶路撒冷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朝圣者仍然把这座城市视为朝圣的目的地。然而，穆斯林在637年征服了这座城市，它与罗马帝国的短暂联系就此结束了。此后，除了十字军东征时建立的短暂的耶路撒冷拉丁王国时期，巴勒斯坦陷入了不同形式的穆斯林统治之下，先后有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塞尔柱和奥斯曼土耳其王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8年。
耶路撒冷立即被伊斯兰教徒接纳为圣地。此时它被纳入伊斯兰统治下的时间极短，就如同从穆罕默德的床头柜上跌落的杯子，在落地前被主人接住的瞬间那么短暂。就在这短暂间隔中，先知穆罕默德做了他那段著名的梦，他梦见自己在午夜骑着那匹有翅膀的白马前往耶路撒冷，并升入天堂。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是比较晚才信仰一神教的，如今，在占有这座被两个古老宗教视为圣地的城市之后，终于得以利用这座城市的威望。他们继承了其创始人的精明，在《古兰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借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和习俗。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奥马尔（Omar）曾去圣石（Holy Rock）朝拜，那里是亚伯拉罕准备献祭以撒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在清除掉基督徒用来亵渎犹太圣殿的污物后，他决定把这里用作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建起奥马尔清真寺。在这片大卫统治过、耶稣布道过的土地上，穆罕默德成为至尊。
尽管如此，欧洲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因源源不断的朝圣者而得以维系。奥马尔制定了包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原则，尊重他们作为其他一神教徒的信仰，有条件地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居住，在交付一定的税款后可以继续拜访圣殿。奥马尔本人因此而获利甚丰。但这些优惠条件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政策。在实行宽容政策的统治者治下，如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朝圣者基本没有什么危险。哈伦·赖世德在801年给查理曼大帝送去耶稣圣墓堂的钥匙表达友谊之情，并承认查理曼大帝是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但极端反基督教的哈里发也有几位，比如疯狂的哈里发哈基姆（El-Hakim），简直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尼禄。他于996年放火烧毁了耶稣圣墓堂，并屠杀了数千教徒。此后有几位哈里发爱财胜过荣耀，他们允许基督徒居留，恢复了朝圣者的权利。
欧洲各地的朝圣者长途跋涉来到圣地，部分出于虔诚之心，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参观、触摸圣地，获得与历史名人相关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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