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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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试读：
前言
本书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简单地界定为绝大多数人口都以土地为生的国家）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右翼专制（即法西斯政权）和左翼专制（即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
对于人类社会学学者来说，所有问题的产生都不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就有必要简要地指出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早在十多年以前，在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这本书的撰写之前，因为看到了俄国和中国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时都还是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这一非常明显的事实，我开始怀疑工业主义是否真是20世纪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根源。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确信，如果不把亚洲的制度和历史考虑在内，我们是无法充分地从理论上理解政治体制的。因此，对于农村中各个不同的阶级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势力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对亚洲社会投入与西方社会同样多的关注，这种做法似乎能够让我们有所收获。
本书首先（第一部分）讨论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是如何分别走上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我原本想要在完成这一部分之后再加上德国和俄国的章节，希望能够展示出欧洲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制度的社会起源与议会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之间的差异。但最后我决定放弃这两章，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已经非常冗长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我写作该书的过程中，研究这两个国家的优秀专著已经出版了不少，就算我再用社会历史学的方式对这两个国家进行阐释，也难以锦上添花。当然，为了有助于比较，我仍然会随处引用有关德国和俄国的材料，而且在第三部分的理论探讨中，也会引用到相关的资料。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列出了我在形成关于德国和俄国社会历史观点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资料来源。省略了对德国和俄国的研究，至少给了我一个好处，让我可以在本书第二部分更加详尽地分析在农业问题至今仍然非常严峻的日本、中国和印度所形成的亚洲版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另外，由于西方读者通常不太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因此对我这个知之甚少却着墨甚多的作者，评论家们可能会更宽容一些。
由于本书在内容选择上存在特殊性，因此可能会出现两种反对意见，一是认为范围太宽，单靠一人之力难以有效覆盖；一是认为范围太窄，无法产生可靠的概括性结论。如果有人批评这一任务过于宏大，作为作者，我深表认同。而第二种批评者则可能指出，本书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些小国家，比如可以归入民主一边的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群岛国家或者欧洲南部国家，以及归入共产主义一边的古巴、前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北越和北朝鲜。批评者会认为，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外，那么怎么可能对西方民主或者共产主义制度的发展给出概括性结论呢？把西方民主小国排除在外难道不会使全书形成某种反农民的偏见吗？对于这样一种反对意见，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公允的回答。本书着重研究的是一个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重要历史阶段，这一进程在某些国家已经修成正果；在另一些国家，这一进程表现为通过暴力和其他方式形成新的社会制度，并使得这些特定的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领导者。因此，除了那些因接受外来制度而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国家以外，我重点研究的是那些产生了新制度，并让新制度大行其道的国家，而不是这些制度在其境外如何被传播与接受。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更为依赖大国和强国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形成其政治的决定性原因在其国界之外，而且也意味着其政治问题真的无法与那些大国相提并论。因此，涵盖了小国和大国的有关民主或者专制的历史先决条件的一般性陈述就很可能过于宽泛，以至于反而变成抽象的陈词滥调。
从这一个观点来看，对特定国家，农业社会转变过程的具体分析所产生的效果一点也不小于广泛的概括所产生的效果。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弄清楚农业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如何帮助英国成功地建立起了议会制民主，而印度由于未能成功地解决其非常特殊的农业问题，因而使其民主发展受到了影响。更进一步地说，对于任何一个既定国家，人们肯定会发现，有一系列因果关系难以被纳入某些概括性很强的理论。相反，过于执着于理论总会带来如下的危害：可能由于过于强调了那些能够契合理论的事实，以至于夸大了这些事实在各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程度。出于这些原因，对几个特定国家转型过程的具体分析占据了本书最大的部分。
在试图理解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的时候，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提出非常有益、有时也非常新颖的问题。这种比较的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即有时我们可以借此来从反面粗略地审视一下那些人们已经普遍认同的历史观点。比较可能会带来新的历史结论。实际上，该方法的特征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过程，使得这样的研究不再只是有趣事例的堆砌。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印度农民经受了与中国农民一样多的苦难，但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由此，人们开始对以往关于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产生了怀疑，并对其他国家农民暴动的影响因素有所警觉，希望能够找到共通的原因。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德国，农业精英和工业精英之间的联合，也就是大家通常所称的钢铁和黑麦之间的联姻，给民主制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了解到了这一点，人们不禁会疑惑，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钢铁和棉花之间的联姻没有阻止内战的发生。这样，人们就对建立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显然，比较性的分析仍然无法取代对具体事例的详细考察。
有效的概括好比一张飞行员在横跨大陆时使用的广袤区域的缩略地图。这样的地图和那些非常详细的地图各有各的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只要知道这片区域大致方位的人们来说，没有谁会希望了解每一幢房子和每一条小路的具体位置。但是，如果有人是步行来探索这一区域（就像当前比较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所做的那样），那么，他首先注意到的会是一些细节，然后再逐渐发现这些细节的意义和相互关系。当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探索者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被困在一片由各种细节性事实构成的灌木丛中（在这一灌木丛中寄居了一群专业人士，他们激烈地争论着这些灌木究竟是松木林还是热带雨林）。最终，探索者走出困境时可能身上遍布伤痕。如果让他画出一张关于这个区域的地图，那么可能会有招待过探索者的当地居民责怪他忘记了画上他家的房子和空地。在旅程结束时，如果这个探索者打算为后来人粗略地记录一些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的话，可能招致更大的批评。我现在所做的也无非如此——非常粗略地勾勒出我最主要的发现，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张值得我们一起探索的这个区域的缩略地图。
从这里所研究的一系列事件中，人们可以分辨出从前工业世界进入到现代世界所经历过的三条主要历史道路。第一条，我认为，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个术语会因其马克思主义内涵而引起许多学者的警觉，撇开这一事实不谈，它也确实比较模糊，存在着一些劣势。但是，基于接下来适当时候会解释到的原因，我仍然认为有必要用资产阶级革命来指称某些特定的暴力性变革，这些变革发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化现代民主社会的进程中，被历史学家们等同于清教徒革命（或者人们通常所称的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这些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产生了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奋起扫除那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阻止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障碍。尽管扫除这些障碍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城市中的贸易和制造阶级，但这远非事情的全部。这股资产阶级力量所找到的同盟和所遇到的敌人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一开始主要关注的是土地贵族，他们有的像在英国那样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因为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浪潮而在革命或内战中被甩到一边。农民也一样，其主要政治力量可能会与推动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力量相伴而生，但也有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而背后的原因，要么是资本主义的进程彻底摧垮了农民社会，要么是这一进程肇始于一个像美国那样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层的新国家。
通过大革命和内战走出的第一条也是比较早的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相结合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同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不过到了20世纪，却最终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日本是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尽管本书只对后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原因我已经在上文中给出了，在此就不再赘述了。我将这一道路称为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它等同于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形式。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推动力要微弱得多，即使他们采取革命的形式也会遭到失败。后来，力量相对微弱的商业和工业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半议会式政府的支持下推行了建立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其所依靠的主要是从农村招募的、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旧统治阶级心怀不满的那些力量。在半议会式政府的支持下，工业得以快速发展。但是，经过了一段简短而又不稳定的民主时期，国家却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道路当然就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这些国家庞大的农业官僚先是抑制商业后来又抑制工业发展，比起法西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抑制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首先，城市中的工商阶级尽管也在迈向现代化方面进行过尝试，但是由于力量过于薄弱，因而都不能像德国和日本的工商阶级那样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初级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步都没能走出，因此仍然保留着庞大的农民阶层。然而，随着现代世界对农民这一阶层的不断侵蚀，遭受到新的束缚和压力的农民为推翻旧秩序提供了摧枯拉朽的重要革命力量，而当这些国家进入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时期之后，农民却变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
最后，我们从印度那里看到了第四种类型，能够用来解释其迈向现代化的动力为何比较微弱。在那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既没有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革命也没有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因此其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也很微弱。在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表面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形成西方民主的历史先决条件。一个颇具规模的议会政体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印度，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是最为微弱的，所以印度这一实例无法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任何理论体系来加以诠释。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印度这一实例来对这些概括性的结论进行有益的检视。这一实例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革命，因为在压根就没有发生过农民革命的印度，农村的困苦程度与中国几乎相同，但在中国，不论是在尚未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还是在最近这段时期，造反和革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我们尽可能简洁地总结一下，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地主和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本主义）、流产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法西斯主义）和农民革命（导致共产主义）中所起到的作用。农民应对农业商品化挑战的方式是决定政治结果的关键性因素。我希望能在随后的讨论中澄清这些政治标签是否适用，同时也弄清楚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是否存在着一些共通的因素。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说，会有一种形态作为主导形态出现，但是你有可能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次要形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却成了主导形态。因此，在英国以及在法国大革命后期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期间，也存在着一些反动形态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德国却成了主导特征，那就是，旧土地贵族和羽翼渐丰的工商业精英阶层联手对抗城镇和农村里的下层阶级，但是他们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也能赢得下层阶级的支持。实际上，在我们所研究到的每一个社会里，包括美国，这种不同阶级之间形成的具有反动性质的联合总是会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更有甚者，法国的皇家专制制度对于商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与沙皇俄国和中华帝国强大的官僚君主制所带来的影响相比毫不逊色。上述观察所得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坚信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范畴具有超越特定国家实例的可能性。
但是，要求公正地对待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解释与找寻概括性结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还没有检视完所有问题之前是不可能知道某个特定的问题究竟会有多么的重要。这种矛盾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这项研究不够齐整也不够优雅，对此我深感遗憾，但是经过几次重写之后仍然无法弥补这一缺陷。我再次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关于未知领域的探索者的比喻。要知道，其使命并不是为后来者建造一条平坦的、直达目的地的高速公路。假如他是后来者的向导，能够避免把时间耗费于在原路上来回绕圈子和重犯他自己第一次探索时犯过的错误，能够让同伴远离那些最令人讨厌的灌木丛，并且能够及时警告他人小心地绕过那些最危险的陷阱，那么他这个向导就算非常称职了。如果他不小心走错了路，掉进了陷阱的话，那么在他的队伍里还是可能会有人一边取笑他一边施以援手，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正路上来。其实，我就是为了这样一群在一起探索真理的同伴写这本书的。
哈佛俄国研究中心让我拥有宝贵的时间进行研究。我要特别感谢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正好在该中心工作的几位领导：担任主任的威廉·兰格教授、默尔·芬索德和艾布拉姆·伯格森，担任副主任的马歇尔·舒尔曼。感谢他们所展示的赞许和好奇的态度以及极大的耐心。罗斯·迪贝内代托小姐尽管一直琐事缠身，但是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把难以计数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还时时不忘幽我一默。
在我写作该书的整个过程中，我最好的朋友赫伯特·马库塞教授用他独有的温暖人心的鼓励和一针见血的评论给了我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即使对于我的有些观点他并不认同，但是他仍然给了我最多的帮助。另外一个好朋友，刚刚去世了的奥托·基希海默尔教授则通读了我的整份手稿，并且帮助我清晰地表达了那些我一直试图加以明确的隐含主题。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伊丽莎白·卡罗尔·摩尔给我的帮助是如此重要，覆盖了那么多方面，我想只有身为作者兼丈夫的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我们从怀德纳图书馆那些默默无闻而又聪明能干的馆员们尤其是福斯特·帕尔默先生和冯小姐那里受益良多。
感谢那些拥有专业知识、能够帮助核查各种事实的同事，他们对各个章节所给出的意见使我避免了许多愚蠢的错误，还要感谢他们给了我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我的书中找到了与他们专业相关的精神食粮和有待他们进一步探索的专业问题，这种慷慨对我真是莫大的奖赏。不管我立下怎么样的免责声明，只要我在这里列出他们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让人们认为我的观点也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从而暗示“本书达成了学术上的共识”，但是这样的暗示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只是在私下里谢过他们。我从这里提及的人和没有提及的人身上感受到，学者社区确实存在，不只是表面说说的概念而已。巴林顿·摩尔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起源第一章 英国：暴力对于渐进主义的影响1. 英国农村中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贵族力量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从前工业化到现代世界跳跃式转变的国家，当我们通过检视英国的历史开始讲述这种转变的时候，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英国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为何能够发展并不断积累，并最终产生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很久以来当代英国就表现出很大的自由度，在有些核心领域，如言论自由和对有组织的政治抗议的宽容等方面，其自由度甚至远超美国，这似乎不足为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由统治阶级推行的宽容中所蕴含的贵族成分。出于看到全貌的考虑，除了本书所探讨的那些原因之外，我们仍需要关注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想要涵盖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所有可能的原因，似乎是超出了我们设定的任务范围。本章的重点是农村各阶级在向工业化转变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而显著的作用。
基于本书的大致规划，我们需要着眼于贵族和农民（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还有大量的等级，这是英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特征）的命运，并由此开始提出问题。但是在对所有证据进行过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个值得探寻的中心。人们通常认为英国人拥有一种通过和平、公正、民主的流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差异的特别能力，这其实有些虚构成分在其中。要理解这一点，人们并不必耗费太多时间去读英国历史，也不必像标准的科学方法教科书所要求的那样去怀疑。当然，人们对英国人的一般认识不是单纯的虚构，而是带有部分真实性。简单地认为这种认识全是虚构并不能澄清问题。关于1750年后英国工业化历史的惯常写法，凸显了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和平状态（远比法国和平），但却忽视了清教徒革命或者英国内战时代，因而使得上述具有部分真实性的看法固定了下来。一旦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民主进程中，以及推而广之，在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技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暴力和和平革命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17世纪英国内战所引发的社会争斗，其根源是一个远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萌芽了的纷繁复杂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究竟何时正式开始，我们已经不可能搞清楚了，就像我们不可能证明内战是否是必要的一样。不过，这一过程本身所呈现的特征还是相当清晰的。一个现代的世俗的社会通过挣脱强大的、交织在一起的封建主义和教会统治秩序而逐步地成长壮大。更确切地说，从14世纪开始，就有不少迹象表明，商业在乡村和城镇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封建主义开始解体并让位于英国相对薄弱的皇家专制主义，两者都是在日益艰苦的宗教斗争的框架下进行的，这种斗争既折射出与旧文明的衰落和新文明的兴起相伴而生的焦虑和痛苦，同时它本身也是造成这些焦虑和痛苦的原因。
尽管很久以来就以羊毛贸易闻名，但一直到中世纪晚期，英国才开始成为精细羊毛最大最重要的来源。羊毛贸易不仅仅给城镇、同时也给乡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对乡村来说冲击可能更大一些，特别是在政治方面。由于英国的羊毛市场主要是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以及低地国家，因此这些贸易城镇的发展才是逐渐统治英国社会的强大商业动力的源头。分析这些方面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考虑，我们只需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视为最原初的论据。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也在起作用。1348-1349年期间爆发的黑死病使英国人口大幅下降，劳动力供应量大大降低。在罗拉德，黑死病发生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宗教暴动，接着就是1381年那次严重的农民起义。我们在下文还会有机会来检视这些下层阶级的骚动及其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应该主要聚焦于上层阶级。在14世纪后期以及15世纪大部分时期，上层阶级的地位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并造成了很多不同的结果。土地和土地的保有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再把地主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了。尽管封建主义的其他一些方面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长久以来，国王一直在试图让这些制度为自己所用，不断努力以期加强自己的权力，也确实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没有了土地作为根基，封建主义就只能像寄生虫那样生存，利用权贵和国王之间操纵与反操纵的拉锯战获得利益。
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来说，玫瑰战争更像是一场人祸而非天灾，是大大地削弱了他们力量的一次放血，它使都铎王朝从斗争中崛起，极其成功地开始了合并王室权力的过程。出于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考虑，亨利八世的统治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商业化的进程。有一位马克思学派的历史学者曾经指出，亨利八世在1536年和1539年没收修道院资产的做法可能提高了那些新的具有商业意识的地主的地位，而受到影响的则是旧贵族阶层及其对欧洲大陆的叛逆心态。但是，亨利八世统治的后果是他摧毁了作为旧统治支柱之一的教会，这给他的后继者带来了灾难。但即使他不做任何破坏，更深层次的骚动也已经在酝酿了，威胁着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王室极不愿看到的。
都铎王朝的和平政策与羊毛贸易的持续刺激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商业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托尼关于英国内战前经济生活的研究著述，揭示出了在英国内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力量是如何推动整个封建框架不断解体的：在15世纪的动荡年代，土地除了其本身的经济价值，还有军事上和社会上的重要意义；相对于家仆来说，地主可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对付恶邻居，因而更有优势；承租人的数量显然比从土地上获得的金钱要重要得多。但都铎准则严格地限制了牲畜饲养和看护，利用其行政管理权和勤政官僚，严厉地镇压了发生在个人之间的战争，同时由于其削弱了封建主义力量，对金钱的控制开始变得比对人力的控制更加重要……（这种变化）标志着从中世纪的土地观念向现代土地观念的转变，即从视土地为政治职能和义务的基础，转变为视土地为能够增加收入的投资。简而言之，土地的所有权变得越来越商品化了。
只有当都铎王朝的和平政策与羊毛贸易以一种具体的方式相结合，才能形成一种重要力量，推动英国走向资本主义和最终使资本主义民主化的革命。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俄国和中国，强大的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其广阔的疆域。而在英国，统治者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一点成功，这反倒为议会制民主取得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羊毛贸易和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大量饲养羊群的结果与英国正好相反，羊群和其主人成为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君王用来反对地方独立的一个工具，进而推动了僵化的皇家专制主义的发展。英国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16、17世纪其城镇和乡村的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提高主要得益于与国王的对抗，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揭示这种对抗的原因。
在中世纪的观念里，经济活动的价值通常是由其对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所作出的贡献来决定的，迫于情势的压力，这一观念开始动摇。人们不再认为农业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为农民提供支持的一种最佳方式，而在于如何找到对土地进行资本投资的最佳方式。他们开始把土地看成是一种可以自由买卖、自由使用的财产，一句话，就像现代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那样。当然，在封建主义制度中，土地上也有私有财产，但是在世界上产生封建主义的所有地区，土地的所有权都包括对其他人应尽的各种义务和保护责任。这些义务消失的方式，以及这些变化中谁会得益、谁会受损，在每一个封建国家都成为极为关键的政治问题。远在亚当·斯密之前，零散居住在农村的英国人就开始意识到自我利益和经济自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基础。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个人主义主要是来源于资产阶级，但其实，早在内战之前，圈地地主就已经为这些具有颠覆性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这个理念变化最为显著的一个迹象是从1580年左右开始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土地市场的繁荣。年承租费已经上升到了几十年前地产售价的1/3。如果不是农业运作本身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繁荣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繁荣看成是这些变化的一个结果。
在这些变化中，圈地运动是最为重要的。圈地运动这个词本身含有很多不同的意义，被用来指称完全不同的事物，但所有这些事都是当时所发生的而且其相对重要性至今不是特别清楚的。在16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现象就是“庄园地主或者农民不断侵占那些庄园里的人共同拥有或者开放给大家使用的可耕地”。庄园主们既可以通过出售羊毛，也可以通过把土地租赁给那些生产羊毛的人并且不断地提高地租，来大大获利。受到这样一种美妙前景的激励，他们找到了很多合法或半合法的手段逐步剥夺了农民在开放耕地上耕种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牛群、捡拾柴火等各种权利。当然，受到这种圈地影响的土地面积实际上并不特别大——在受圈地影响最严重的一些郡县，这样的土地面积只有总面积的不到1/20——但是，就算我们承认这的确是事实的话，那也不能说这一情况在这些区域不算严重。正像托尼所指出的，有人可能会辩解说，城市人口越来越拥挤对于英国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如果按照人头来均分的话，照这个国家的面积，每一个英国人可以分到大约1.5英亩的土地。“50个庄园中的每一个庄园都有一个佃农流离失所，与一个庄园就驱逐了50个佃农相比，所得到的统计结果是毫无二致的。”但是，其社会结果却是不一样的。最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动乱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基础。“政府决不会只是因为一时兴起而跳起来触犯权贵阶层，同样，民众也不会仅仅因为权贵阶层强行把农田变成了畜牧地而发动暴乱。”
很显然，在过去，土地完全遵循耕种方法的传统规则，而现在大量土地开始逐步变成由个人来支配和使用。与此同时，农业的商品化，意味着封建领主转变为地主，前者往坏里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往好里说也不过就是一个专横的家长，而后者这个所谓的地主则更像是个不断攫取领地上各种物质资源的精明的生意人，双眼只盯着利润和效率。这种现象在16世纪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有像在内战之后以及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那么广泛，而且并不只是局限于地主，也普遍存在于处于相对上层地位的农民中。
这些人就是自耕农，这一阶级界限有些模糊，其上端慢慢地融入了小绅士阶层，而下端则流落为贫苦农民。尽管绝不能由此断定自耕农全部都是不动产保有者，或者他们已经拥有了现代意义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但是他们快速地向着这个方向行进，一路上卸下了所背负的各种封建义务。从经济上来说，他们是一群“野心勃勃的、激进的小资本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剩余资源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很明白开源节流对个人收益的重要性，但是仍然不放弃任何一个提高收益的机会，不管机会来自哪里”。他们可能拥有25到200英亩的耕地和大到五六百英亩的牧地。尽管那些大型的牧羊农场主可以很轻松地降低单件成本并从羊毛交易中获得更多利润，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放牧者仍然主要是自耕农以及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农民。对于自耕农来说，种植可供出售的谷物同样也是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靠近伦敦或者其他发展中的城镇居住的农民，还有那些能够接触到水路运输的农民，显然比其他农民有着更大的优势。
自耕农是“农民圈地运动”背后最主要的力量。这种由自耕农推动的圈地运动主要是针对那些用来耕种的田地的，他们与由贵族牧场主开展的圈地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圈地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是蚕食废物堆积地、共同拥有的土地，甚至连邻居的以及那些忽视了保护自己权利的地主的土地也不放过。在其他一些时候，农民圈地运动通过达成共同的协议来进行，不再采用原先条块分割的方式，而是将大家的土地整合在一起。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些自耕农同样也渴望突破传统农业的常规做法，尝试全新的农业技术以提高收益。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16世纪的自耕农看起来很像19世纪末甚至是后革命时期的俄国富农，只不过与后者相比，前者所处的环境更有利于个体经营。自耕农通常被看成是英国历史上的英雄，而富农则同时被保守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两方视为俄国历史的恶棍，这种态度上的反差深刻地揭示了这两个社会本身及其现代化路径的差异。
推动农业资本主义浪潮的力量和反对旧秩序的斗争的主要胜利者中，都有自耕农的身影，但其中更多的是土地贵族。跟过去一样，这一过程的主要牺牲者是普通农民。造成这样的结果，其原因并不像很多当代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于英国农民有着异乎寻常的固执和保守心态，或者纯粹是因为他们过于无知和愚蠢，一味地固守资本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意识形成之前的老习惯。毫无疑问，他们对旧传统的坚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这一事件中，就像在我们研究过程中会遇到的很多其他事件中一样，我们必须要寻找他们坚守旧传统的原因。其实，要找出其间的原因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在中世纪，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其农业制度让每一个农民都拥有若干狭小的土地，这些土地位置分散形状不一，彼此之间没有围栏，是开放的。收割之后，其他人就在这些土地上放牧牛群，因此收割要集中在一段相同的时间内，这种按周期运作的农业就或多或少地需要进行协作。这种情况下，当然允许有一些个人视情况而随机应变的余地存在，但是人们希望通力合作的需求仍然很强，因此这样的合作就很容易固定下来，成为习俗和惯例，这也是通常用来解决各种纷争的最简单的方法。尽管有时每一个季节都会重新安排土地的使用方式，但是，很明显这是一项过于麻烦的工作。农民们显然更关心如何让公地给他们提供额外的肥料和烧材。更概括地说，由于英国庄园主有保护农民的习惯，英国农民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相对令人羡慕的地位，因此，农民很自然地寻求习俗和传统的保护，希望它们能像堤坝一样抵御这场对他们自己毫无好处的资本主义洪水的侵袭。
尽管农民时不时地能够得到一些来自国王的帮助，但是这一堤坝仍然不可避免地开始崩塌了。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是羊把人吃了。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耕地和可耕公地被当成牧场。在过去能够养活很多人的土地上放牧羊群，单靠一个牧羊人就足够了。要想精确地对这些变化进行衡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变化无疑是巨大的。正如托尼本人小心地指出的那样，与堤坝被内战摧垮了之后汹涌而入的洪水相比，16世纪冲入的大水只能算是涓涓细流罢了。
因此，在英国，最终促使一个现代世俗社会形成的主要力量是乡村和城镇里的商人。与法国的情形构成反差的是，这些英国商人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依赖皇家家长式的庇护。当然，很多时候会有人乐意与国王合作，因为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当内战日益临近，富裕的城镇市民开始逐步转向，认为贵族垄断即使算不上是对生产力的束缚，至少也阻碍了他们自身愿望的实现。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头两个国王确实也做了不少努力，试图减轻这些社会发展趋势给农民和城镇贫苦大众带来的影响。大量农民被迫流离失所，这逐渐开始威胁到原先良好的社会秩序，并开始此起彼伏地引发暴动。一位严谨的历史学者称这个时期的皇室政策为“间歇性的善意施放”。在十一年暴政期间，查理一世撤销了议会，完全依靠斯特拉福德和劳德进行统治，他们开始加强了向农民们施放善意的努力。一些诸如刑事法庭和债权法院之类的皇家法院确实保护了农民，使其不会因为圈地而被驱逐出去。
在试图推行这些政策时，国王并没有通过罚款大肆敛财。因为强制推行各种政策已经超出了国王的能力。与法国君主不同的是，英国的国王未能建立起可以在农村贯彻自己意志的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真正在乡村维持秩序的通常是绅士阶层，他们正是国王的保护性政策所打击的对象。因此，国王政策的主要后果就是惹怒了这群人，他们高举起“每个人都有权利随意处置自己私有财产”这面大旗，而且坚信这么做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皇家的策略反而让城乡有商业化意识的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紧密的反抗国王的力量。在农业领域，斯图亚特的农业政策绝对是失败的，该政策加速了内战的到来。这场内战是“个人权利与将宗教裁决权作为最后依靠的皇家权威之间”的冲突。至此，究竟谁的个人权利处于危险境地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了——当然不是仍然占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大众的个人权利。2. 内战时期的农业状况
鉴于这样一个大致的背景，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这样一个论断：反对国王、反对皇家维持旧秩序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具有商业化意识的土地贵族和自耕农，其中后者的力量比前者要弱一些，所以才有下面这个导致了内战的重要因素出现（尽管不是唯一的）。16世纪和17世纪城镇商业的发展在英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农产品市场，从而开启了一个推动农村向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进程。商业影响力的侵入形成了一种新情况，而且变得越来越普遍，面对这种情况，农民和地主中的不同群体（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或者城镇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别）分别采用了不同的适应方式，其取得的成功程度也有所不同。那些拥有头衔的贵族向来喜好到处炫耀，也有着不少宫廷关系，因此总的来说不太可能转变，当然也有一些贵族在尽力适应。农村主体中大多数具有进取精神的成员成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他们主要是那些数量庞大但是相对分散的人群，其社会地位一般来说比贵族低一点，但是比自耕农要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绅士阶层。这些绅士阶层所获得的成功并不完全是由农业活动带来的。这些能够放眼未来的绅士一般都与城镇市民中的上层或者是资产阶级（大家都能接受的狭义概念下的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个人关系和商业往来。当时，决定了英国农村社会结构改变的历史趋势的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阶层。从绅士阶层和土地贵族的经济类型、社会结构和相应观念之间的反差来看，当时存在着一种“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与其说是社会性的，更不如说是区域性的。有很多绅士停滞不前或者走下坡路。倒是经常能够发现有不少贵族地主还挺能顺应潮流，并且最大程度地利用好自己的财产”。“停滞不前”的通常就是那些相对来说无力改善土地的经营状况，同时又缺乏能够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商业或者政府关系的绅士。这些“怒火中烧、怨气冲天的人”可能转而支持克伦威尔和清教徒革命并成为其一部分激进的推动力，尽管这一推动力的更主要力量来自更为底层的社会。因而，在商业和部分工业的影响之下，英国社会自上而下地开始分解，使得因为工商业的发展而积聚起来的极端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就像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那样，类似的事件发展进程也是其他诸如法国、俄国和中国等现代革命的大致特征。在这一进程中，旧有秩序被打破，那些受到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影响而走投无路的社会阶层开始揭竿而起，在摧毁旧制度的暴力行动中承担了所有的“脏活累活”，为新制度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在英国，这种类型的脏活累活中，最主要的就是砍下查理一世脑袋这一象征性的举动。要求惩治国王的首要需求来自军队。公众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军人们更多来自绅士以下的社会阶层，基本上就是自耕农和农民。处决查理一世的时候，克伦威尔和他的手下官员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公众。事实上他们不得不使用武力迫使议会通过处决令。即使是那样，也有很多人（49个议员）拒绝对国王进行审判；59个议员在死亡判决书上签了字。有不少迹象表明，认同弑君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贫穷的绅士，而拒绝审判国王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富裕绅士。但是，这两个群体很多时候相互交叉；机械的社会学分析无法精确地筛选出当时的政治情绪。不难想象的是，君主立宪制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但是，查理一世的命运对后来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警示。后来的英国国王中再也没有谁敢于坚决维护皇家专制制度了。克伦威尔后来试图建立独裁统治也不过就是希望在此次事变后还能把一切重新整合起来而已，因此并不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半独裁统治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对旧制度的摧毁是很明显的。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中承担了脏活累活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在英国内战中并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除了参与了一些简短而重要的象征性行动以外。
有很多因素将同一社会阶层中主张现代化的人和主张维护传统的人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一种共同的对底层社会也就是“劣等人”的恐惧。这些联结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这一次革命中，各阶级之间的结盟从来就不甚清晰。查理一世极尽能事地向绅士们献殷勤，有证据表明他确实曾经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成功。尽管斯图亚特王朝对圈地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有这么多富裕绅士还是颇为支持皇家事务，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在面对是否应该推翻国王和教会这两个维持社会秩序最主要的支柱的抉择时人们很难期望那些有钱人仍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最终他们会用一种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新形式欢迎两者的归来。在紧随英国清教徒革命之后，在其他三个地方发生的大革命以及美国内战之中，人们也同样表现出了对旧有秩序保护财产权的模棱两可态度。在另一方面，起义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直截了当的。他们反对国王和来自底层的激进分子对地主财产权的干涉。1641年7月，长期议会废除了星室法庭这个皇家用来对付圈地运动的最主要武器，同时也是皇家专制政权的主要象征。克伦威尔和他的同伴以果断的决心和技巧化解了来自军队内部、平等派和掘土派的威胁。
清教徒革命始终都并没有被激化成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界限分明的斗争，在此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这种斗争会牵扯经济、宗教和宪法问题。没有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问题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就是说清教徒主义的社会基础仍然有待分析。但是，有不少迹象表明后来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断清晰起来。随着各种戏剧性的革命事件的发生，人们开始面临那些他们无法再控制住而且也无法预见其意义的事件，简而言之，随着革命的两极化进程的进进退退，无论贵贱，很多人都开始感觉自己正处于一个极为可怕的处境，要想做出决定非常困难。对个人的忠诚时常让人们背离他们参与革命的初衷，不管他们对自己的初衷清楚还是不清楚。
在经济方面，内战并没有造成土地财产从一个群体或者阶层向另一个群体或阶层的大规模转移（在这一点上，托尼的看法可以说是错误的）。英国内战对土地所有权的影响可能比法国大革命更少，关于后者，现代研究已经证实了托克维尔的论断，他认为农民阶层拥有财产先于法国大革命，他们所获得的财产并不是来自出售大革命期间的流亡贵族资产。在英国，议会方面长期缺乏足够的资金，因此会通过直接管理保皇党们的庄园以及干脆直接没收他们的财产来提供战争军费。同时，那些帮助保皇党派系的人则千方百计回购这些庄园，结果就是为自己的敌人提供大笔钱财。就这样，大部分庄园资产都物归原主了。有一个研究提到发生在英国东南部的交易，该研究的作者本来的题目比这个更宽泛，其研究表明截止到王政复辟，共和政府所出售的财产的3/4被主人追溯。而在1660年前，只有不到1/4的财产物归原主。在王政复辟之后，国王和教会的人不能再保有自己的财产，不过作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提供任何统计数据。
但是，光是提出这一证据并不能否认清教徒革命是一场革命。在法律和社会关系这些领域里，清教徒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随着星室法庭的消失，农民丧失了能够阻挡圈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保护伞。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尤其是在大将军管辖下的后期，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来控制圈地运动的影响。但是，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努力了。尽管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会怀疑这些支持革命的绅士阶层的社会特征，但是最终他们赢得了胜利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随着王政复辟，圈地者开始变本加厉”，当然刚开始时大家可能尚未感受到其全部影响。内战通过摧垮国王的权力为圈地地主扫清了主要的障碍，同时为“地主委员会”最终统治英国做好了准备。“地主委员会”这个名称对18世纪的议会来说可能是一个过于坦率的称谓，但这一称谓还是相对精确的。
反对给内战贴上资产阶级革命标签的批评者是正确的，他们强调当时的冲突并没有使得资产阶级最终夺取政治权力。就像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的那样，乡村的上层阶级始终保持着对政治机器的有力操控，这一点不仅仅是在18世纪，甚至在1832年颁布了修正法之后仍是如此。但是，如果考虑到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那么这个观点又有些无关紧要。早在内战之前，资本主义的影响已经渗透并且改变了大多数的农村。圈地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家族圈子中很难判断某一个人是如何发家、如何衰落的。对于一个由议会民主和资本主义结成的联盟来说，斗争的结果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尽管这一胜利并不彻底。就像一个现代历史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贵族秩序得到了保全，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态，因为现在是以金钱而不再是出身作为其基础的。议会自身则变成了土地资本家的工具。整个国家现在开始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辉格党和托利党以及他们的关系户和同盟者的利益”。
为了更好地理解内战成果的重要性，有必要从细节中抽身出来，从大历史角度进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所宣称的原则是，运用私有财产实现个人利益不应受到限制，辅以市场机制，必然会使社会整体的财富和福利不断增加。在英国，这样的精神是通过“合法”和“和平”的方式逐步取胜的，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可能给农村和城镇带去了比内战本身更多的暴力和苦痛。尽管推动资本主义的原初动力最早可能来自中世纪时期的城镇，但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和城镇一样迅猛，原因是农村从城镇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使得摧毁旧秩序的熊熊烈火蔓延到整个农村。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原则与英国内战期间被取代的原则是直接对立的，这些被取代的原则包括：在政治方面，依靠宗教力量维护统治权威；在经济方面，为消费而生产而不该为个人赢利而生产。没有17世纪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这些原则的胜利，很难想象英国社会怎么能够在18和19世纪和平地实现现代化——从某种程度来说它确实算得上一个和平的进程。3. 圈地运动及其对农民阶级的破坏
在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的过程中，革命暴力所作出的贡献可能与和平改革一样，事实上在英国，革命暴力也确实奏响了一场和平改革的序曲。但是，并非所有带来历史影响的暴力都是采取革命形式的。很多暴力也可能是在合法的框架下发生的，甚至是一种与西方立宪民主道路并行不悖的合法框架。内战之后产生并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圈地运动就属于这种情况。
半个世纪之前，有许多学者把18世纪的圈地运动视为几乎万能的土地贵族用来摧毁英国自主农民阶层的主要工具。后期的学者逐渐耐心地驳斥了这一论断。时至今日，除了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外，恐怕已经很少有历史学者愿意接受这个观点了。毫无疑问，过去这种解释在细节上有错误，也会让人们对一些会影响到其核心观点的证据产生怀疑。但是，这些早期的学者紧紧地抓住下面一点不放，他们认为圈地运动对农民来说已经是最后一击了，它彻底摧毁了英国农民社会的整体结构（这一结构在传统乡村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事实上，在现代研究中，已经不再有人持这一观点了。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农民社会就已经遭到了冲击。战争本身消灭了国王，而国王是农民在反对土地贵族侵吞土地方面的最后一个保护伞。尽管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的官僚统治并不是很有效，但是这种统治至少有时还在试图阻挡一下土地贵族对农民的侵害。在经历过这场地震的最后几次震动——王政复辟和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到18世纪，英国最终开始实施议会统治。尽管国王绝不可能只是一个摆设，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干涉圈地运动的进一步推进。议会也不仅仅是一个地主委员会而已；由于郡县制度的腐化，城市的商业利益群体在议会中找到了一些间接的代表。而农民直接接触到的当地政府甚至比以前更牢固地被操控在绅士和贵族手里。随着18世纪的发展，教区（其中15000个左右的教区构成了英国的政体）的公共商业交易不再公开进行，最终使得那些可能在中世纪出现过的英国政体中的大众化和民主化特征丧失殆尽。
此外，正是议会最终操控着整个圈地运动的进程。表面上，地主根据议会推行的法令来进行的圈地程序是公开和民主的。但实质上，是那些庞大的财产拥有者在全盘掌控整个圈地进程。因此在批准圈地计划之前，议会就需要获得“3/4到4/5”的赞成票。但是，赞同票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显然指的是财产量而非人数。选举权不是数出来的，而是称出来的。一个拥有更多资产的人的决定权可以远远超过由许多小财主和村民组成的一整个社区。
18世纪大地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事实上应该部分归因于早在内战之前就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些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地贵族拥有的权威，以及各地都缺乏约束这种权威的强有力的官僚机制，即使在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也一样。内战本身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土地贵族的地位，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形成强烈的反差。有些情况下已经能够找到一些证据表明，在清教徒革命过程中，土地财产的分配相对来说变化甚微。所有在1640年居住在北安普顿郡和贝德福德郡的大家族在一个世纪后仍然居住在那里，只有极少数例外。
英国土地贵族由于很早就适应了商业世界，甚至已经发展成为引领大家向新世纪迈进的领头人，因而并没有被商业世界的巨大冲击所卷走。尽管与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相比，18世纪的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关联开始相对减少，但是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正像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所观察到的那样，18世纪的英国，其统治阶层并不是一些“平均地权主义者”，与同时期的德国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既不是城市文明也不是农村文明。英国的统治阶层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宅第里，并没有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也没有住在领地庄园里，也不像在意大利那样住在小镇的宫殿里。
历史学者们有个共识，那就是从1688年到拿破仑战争末尾的那个时代可以称得上是大地主产业的黄金时期。在一些重要的农村区域，大地主占据了大量的土地，有时候会损害到一些小绅士们的利益，但受到最明显伤害的还是农民。没有人会跳起来否认圈地运动总体上的重要意义，或者否认由于大地主们不断侵吞这些土地而使无数的农民丧失了使用农村公地的权利这一事实。这个时代，农业技术得到改进，例如农村开始大量使用肥料，耕种新品种农作物，并且采纳了作物轮种法。如果受限于原先的共同耕种的原则，那么就无法在所有的田地上推行新的耕作技术，因为对于小农场主甚至是略好一些的农场主来说，他们很难筹集到使用这些新技术所需要的资金。毫无疑问，农场规模的扩大，其背后的动力在于农场主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付出更低的成本。
那时候的人们因为意识到这些优势而激动不已，当然可能是有些过于激动了。这些农村资本家和城镇里的资本家一样，总是宣称他们自己在获得大量个人财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利益，以此来为自己给他人带来的痛苦进行辩护，这一点事实上与所有的现代革命者如出一辙。如果不去考虑这些所谓的能够给社会带来利益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圈地运动为什么如此残酷。
我在这里提及农村资本家时似乎是把他视为一个人，事实上他是两个人：大地主和大承租农场主。大地主属于贵族阶层，他从不亲手劳作，尽管他总是时刻关注自己的进账，但一般都是指派自己的管家来进行具体的管理。在处理政府公文之前，沃尔波尔总是先看一下管家给他准备的账目。对于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农业运作发展来说，大地主的贡献主要就是体现在法律和政治方面；通常来说，具体的圈地都是由大地主一手操纵的。那些缺乏足够仆从种地的大地主们通常会把自己的土地租赁给大承租农场主，后者中有不少会使用雇工。在18世纪稍早时期，土地拥有人就“很清楚所谓好的产业就是那些能够承租200英亩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们所承租的产业，这些大农场主能够定期支付租金并且负责维护耕地。在这一阶段，整合所拥有的资产、圈地和用年租来替代终生租赁，这三种最重要的改善农业收成的方法，都可以算作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而且在实践中，这三种方法可以以多种形式组合使用”。大承租农场主在经济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地主承担沉重的赋税负担（承租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能够迫使地主这样做），但也很少会给承租人提供任何运营资本。当然，承租人也并没有期待地主能够给他们提供运营资本。但是，根据一个近代历史学者的判断，恰恰是这些大承租人和富裕的个人资产拥有者，而不是那些被追捧的少数“有进取心的地主”，才是农业发展的真正先驱。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些最迅速、最彻底的变化发生的时间跨度到底有多长。但是，看上去最有可能的是，到1760年，圈地运动已经积聚起相当大的能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圈地运动以最快的速度迅猛发展，但是到1832年之后就基本停滞了，只是那时英国农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粮食价格不断上升，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力，这两个主要因素吸引（或强迫）地主不断增加土地拥有量并且更加合理地耕种土地。
因此，在英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大型产业变得越来越庞大，并且越来越多地开始遵循商业化的运作规律，这一切最终摧毁了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农民社区。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很有可能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议会所推行的那轮圈地运动浪潮只不过是让早就已经开始的对农民财产的侵吞变得合法而已。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发现商业对农民社区的入侵通常会造成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倾向。在英国，至少早在16世纪，就已经能觉察到这样的倾向。在受圈地运动冲击最厉害的中心区域，在该村庄根据议会法令进行圈地之前，村庄里农民拥有的土地中，70％就已经被圈走了。到1765年，在工业化发展迅猛的区域，只有30％的家庭仍然拥有土地。剩下的都是没有土地的劳动力、缝制工和小商贩。70％以上的小农拥有少于1/5的土地，而10％左右位居顶端的特殊家庭则拥有3/5的土地。在那些18世纪中期之后最容易被圈地的地区，类似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为了找到那些受到影响的地区，我们可以找一张英国地图来看看，如果把这张地图上已经有公地被圈起来的郡县用阴影表示出来，那么我们就能看出事实上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农村被圈了地。受到圈地运动影响的这一地区中也许有一半（主要是在英格兰中部地区，还包括一块向北延伸的狭长地带）受到的冲击是最为严重的，该地区农民的土地有1/3到一半甚至更多都被圈走了。
通常社会在发生巨变的过程中，受变化伤害的人的命运是很难被察觉到的。在圈地运动进程中，有财产需要捍卫的人通常来说总是会比那些没有财产的人更有能力经受住冲击。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许多小业主们仍然会因为圈地运动而遭受到巨大的伤害，再加上他们需要为扎篱笆和挖沟渠支付成本，因而被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自身财产权非常脆弱的人以及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的人都未能出现在历史记录中，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需要捍卫的财产。“这些无地或者近乎无地的劳动力与那些因为土地合并而无法生存的小租地者才是圈地运动的真正牺牲者，除非人们能够时刻把他们记在心中，否则他们也会因为不被统计在列而成为牺牲者。”早在圈地运动之前，这些底层群体的经济和法律地位就有所不同。大多数贫苦家庭——例如租赁田地的村民——通常会拥有一座小房子，有权耕种一些零散的田地，或者也可能拥有一头牛、一头猪或者几只鹅等等。人和家畜通常还是能够勉强度日的，这其中多半是因为他们有权使用公地。对于这些村民，特别是对那些只能依赖惯例而不享有法定权利使用公地的劳动力来说，丢失了这种权利也就意味着灾难。“法定的所有者把实际上归众人所有的公共用地都剥夺过来归自己独用，这意味着，当初那张隔离不断壮大的劳动力队伍与彻底的无产阶级的帷幕已经被撕开了。毋庸置疑的是，这张帷幕很薄很脆弱，但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一旦被彻底夺走，而且还不提供任何替代，那就预示着这些劳动力除了通过高强度的劳动外将无法获得任何收益。”那些地位最低下的农村底层人群就这样被甩在一边，要么成为不断壮大的农村劳动力队伍中的一员，有时被驱遣着在圈地时帮着扎篱笆、挖沟渠、铺道路，有时还得去干那些尚不能进行高效率机械化操作的农活，要么逃往瘟疫流行的城镇，加入贫苦的工人阶级队伍。现代学者总是倾向于认为，那些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村民和无地的劳动力通常会继续待在土地上，而只有剩下来的“实在无法吸收的多余的”那些劳动力和村民才会最终成为工业劳动力。但总的来说，只有年轻人、未婚者或者是乡村手工业者才愿意背井离乡，而且也只有这些人才有可能被新的工业雇主所接纳。至于那些已经年长的拖家带口的人，则很难像前者那样接受新的培训，而且他们也不太容易彻底脱离乡村生活。他们继续留在土地上，不得不求助于属于他们的“最后的权利”——乞求救济。在莱斯特郡的一个村庄里，“就像是在成千上万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其他教区一样”，公地被圈，共有权利被剥夺，加上市场对现金的需求，使得需要救济的贫穷人数稳步上升，到1832年“乡村里接近一半的家庭是依靠固定的济贫基金为生的，接受不定期救济的家庭则更多”。在前一个世纪，这些家庭都曾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场主，或者是还不至于那么困窘的村民，他们可以通过公地经济来维持日常生计。在公地制度运作相对较好、基本能够满足大家需要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乡村经济平等的基础，并能够支撑起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相对较为强盛的过去，农民为保证自己的权利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在18世纪，一些小农场主们由于受到圈地运动和商业的最后冲击，丧失了任何抵抗和反击的能力。从此，公地消失了，新经济制度在乡村取得了胜利，旧有的农民社区最终解体了，这一切似乎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整体地回顾一下圈地运动，同时参考现代的研究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圈地运动与工业的兴起极大地增强了大地主阶层的势力，摧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根基，使后者无法再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归根结蒂，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此外，对于那些“剩余的”农民来说，讨论来自城镇或者工厂的拉力与走出农村世界的推力相比哪个更重要，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是哪种情况，与传统的乡村社区生活相比，这些剩余农民最终的结果不是屈辱就是苦难。导致这一结局的，是长期以来存在的暴力和胁迫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主要是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下发生的，尽管最终形成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民主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无视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大规模地采取暴力这一事实。4. 资本主义的胜利与贵族统治
19世纪本身是一个和平转变的时代，这一时期议会民主站稳了脚跟，不断创新，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先例。在检视农业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之前，最好简短地停顿一下，思索一下17世纪和18世纪的两次暴力行动（第一次是公开的、革命的，第二次是合法的、更为隐蔽的）究竟是如何为19世纪的和平改革铺平了道路。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是篡改历史；而断定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则是试图用过去来为当下提供正当理由，因此都是不可取的。社会历史学者们可以做的无非就是指出社会结构变化中一种或然性的联系。
也许，一次暴力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以牺牲国王为代价来巩固议会的力量。议会是一个灵活的制度，该制度一方面搭建了一个舞台，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愿望而进入这个舞台，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种机制，用来和平地解决这些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说通过内战而形成的议会过去主要是那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土地贵族利用的工具的话，那么现在它不止于此，就像经验将显示的那样，它能够承载更多。这一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基础，使其敢于在内战之前卷入针对国王的暴力对抗，这一事实与议会力量的加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将英国与其他那些议会力量并没有得到发展的国家各自的发展进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一点显现得更为清晰。那些土地贵族（包括绅士和贵族）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商业特征也意味着，当时并没有太多贵族群体对工业自身的进步坚定不移地加以反对。尽管有不少属于他们群体的成员表达出许多相反的情绪，但是公平地说，在土地贵族中最具影响力的那一部分扮演的是在政治上为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角色。在19世纪，他们以新的方式继续这样做。
另一个主要后果是对农民阶级的破坏。这一点对和平的民主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亚于议会力量的加强，尽管这一结论有些残酷无情，但是其根据却是有力的。这意味着在英国，不存在像德国、日本和印度那样强大的反动和保守力量，因而其现代化取得了进展。当然，它也意味着以俄国和中国方式发生农民革命的可能性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被剔除了。
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议会民主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事实上，当时关于议会和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未来的社会将会怎样，大多数人只不过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已。18世纪的商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已经开始显现出土地利益相关群体与商业利益相关群体之间冲突的迹象。商业利益相关群体中有影响力的人试图推动激进的对外政策以获得更多的原材料和市场，而绅士阶层则退缩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土地赋税是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时代，自己也需要缴付更高的赋税。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激进地呼吁要重新检视英国过时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腐化的议会。关于18世纪的政治就是一群小团体在进行无谓争斗的这种陈词滥调显然是大错特错的。尽管英国因失去了美国这个殖民地而宣称自己处于革命行动的边缘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这时候新社会新文明与旧社会旧文明之间的对立所产生的问题，与17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在新时代转换了形式而已。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终止了所有改革的希望。更具体地说，一旦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其温和阶段，在这一阶段路易十六逃往瓦雷纳，后又重新被捕，这撕碎了人们对自由前景的“幻觉面纱”，此后大革命开始进入激进阶段，曾经同情该革命的英国人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小皮特不再宣称所谓的改革，英国开始进入一个压制期，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它的根本特征是，城镇和乡村里的上层阶级，在爱国和保守的口号下拉近了距离，共同反对法国的激进主义和暴政，抵御可能危及到他们特权的任何威胁。要不是因为滑铁卢战争结束了革命和军事专制的威胁的话，英国是不太可能在19世纪重新走上（尽管步伐有些缓慢）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道路，这一道路在18世纪末期曾经被放弃过。英国的和平的民主发展道路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欧洲大陆政权不会给英国带来任何威胁。
为了深入理解这一反动的阶段为什么相对来说比较简短，以及一个旨在追求自由的社会运动为何能够在19世纪重新开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地主阶层以外的人群。在世纪之交，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都达到了顶峰，他们接下来要做的无非就是防御和让步了，对于这一点，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们被侵蚀的过程是很缓慢的，其经济基础仍然很坚固。在这里使用一些陈词滥调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尽管城镇里的资本主义影响力在“上升”，但是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土地贵族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城镇里的更为现代的资本家们已经依靠自身的经济成就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这一成就，正如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其背后有着很长一段历史。地主的领导替资本家们铺平了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英国资本家并不必依赖一个普鲁士王国及其容克贵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他们打破内部的贸易壁垒，确立了统一的法律体系以及现代货币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先决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不久就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作为第一个全面实现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靠国家给予的些微帮助将全球的大部分区域转化成为他们的贸易区域。由于拿破仑战争，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封闭阶段，但在此之后就通过和平的方式向外扩张，获取外国资源，在19世纪把英国变成整个世界的工厂。至于资本家的其他一些任务，例如对劳动力的进一步训练，英国的工业巨头在国家或者土地贵族们给予的帮助极少的基础上就能轻松完成。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英国的国家镇压机器相对薄弱，这要归因于内战的后果，归因于君主制的演进，归因于对海军而非陆军的依赖。结果，与普鲁士不同的是，由于不存在一个由陆军和官僚体制支撑的强有力的君主制，议会民主的发展比较容易。
与此同时，拥有土地的绅士和比他们社会阶层略高的人牢牢地掌控了政治权力。他们占据了内阁的席位，垄断了农村地区的代表权，还以城镇的代表身份参与议会。在地方上，他们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像最近一个历史学者指出的那样，旧统治阶级在19世纪中期仍然牢牢地操控着一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政治制度仍然是贵族和绅士阶层们尤其是那些大产业世袭者的手中玩物。”这一制度的核心圈可能都不超过1200人。
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利用这些杠杆时，也受到了来自其他阶级的强烈挑战。过多地关注绅士和贵族在政治机构中的地位的牢固程度，可能会让大家对他们所拥有的权力造成错误的印象。1832年通过的修正法案尽管赋予了工业资本家选举权，却让那些最为热情的资产阶级拥护者感到失望，也让那些最为激烈的资产阶级反对者暂时减轻了一些恐惧，不过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资产阶级已经显露出其锋芒。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也是如此。虽然土地贵族并没有遭受任何灾难，但是他们认识到了其权力的局限。
同样，面对1838年到1848这十年间发生的宪章运动，英国政府并没有推行任何强硬的反动政策。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保守派政府在维多利亚女王和威灵顿公爵的鼓动下，动用了军队，私拆私人信件以获得情报，并且审判了秘密组织的首领——尽管陪审团宽以待之。保守派政府还利用这一机会对当时的激进媒体发起了攻击。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执掌政权的辉格党更加宽松。内政大臣约翰·罗素爵士甚至不准许对1838年秋天召开的宪章运动会议进行干涉。除了几个比较短暂的时期，政府并没有太关注宪章运动分子。罗素的私人文件中只有一次提到了该运动。唯一一次的流血冲突是在一次暴乱中，有22个宪章运动分子被打死，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发生之前没几天，身为辉格党人的英国总检察官曾经吹嘘说可以“不流一滴血”地平息该运动。
由于宪章运动确实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暴力倾向，因此可以说它是对自由原则的重大考验。统治阶级之所以对它采取相对温和的处理方法，原因有三方面。首先，当时有一股强烈的舆论，倾向于采取措施来缓和民众的不满，反对使用暴力。这种舆论反过来可以一直追溯到英国过往的历史经验，至少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教徒革命。罗素是一个教条主义的辉格党人，他一贯主张自由，极力捍卫人们谈论政治问题的自由，使其免受侵犯。其次，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缺少强有力的镇压机器。第三，旨在改善穷人状况的法律陆续颁布，加上经济情况的好转，使得宪章运动在发展成真正严重的威胁之前就丧失了动力。
在19世纪前半期甚至包括后来，这样的情况与同时代（以及后来）德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资产阶级力量要微弱得多，得仰仗土地贵族来帮助他们对抗民众的不满，推行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政治和经济措施。而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相获取民众的支持。1840年后，地主阶级在有关工厂的法律中找到了一种回击制造业主对谷物法的攻击的渠道，尽管制造业主中间也有不少开明人士支持缩短工时。
因此，强烈反对民主发展的观点在19世纪英国土地贵族群体中从来就不是主流。在德国，曾经发生过议会中的保守派代表们一同起立为奥尔堡·雅努绍先生发出的号令鼓掌欢呼的事情，他说：“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必须能够永远这样命令任何一个军官：‘赶紧去找10个士兵来，把国会给干掉！’”在英国历史上，我们是不可能找到类似的保守势力的。
19世纪的英国不同于发生上述情景的德国的原因之一是，英国的绅士和贵族与德国的容克贵族不同，前者借助政治力量来支持其摇摆不定的经济地位的愿望并不强烈。即使是谷物法的废除也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带来严重的影响。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1850年以后的农业状况反而比以前更好了，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经营者努力利用几十年来取得巨大进步的农业技术，产业管理也越来越带有资本主义商业企业经营的特征。当然，农业的产业管理和资本主义商业企业经营还是存在不少差异的。在上层阶级中，寻找一些管家来负责统管各种日常事务是司空见惯的做法。地主阶级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参与体育、文化和政治活动，而管家的任务则具有了许多专业的特征。当然，主要还是大地主在进行决策和承担责任，至于管家则负责管理一些日常琐事。绅士阶层尤其需要在自己管理还是把各种事务委托给城镇里的律师之间作出选择，这些律师通常并不了解农业的经营方式，因而有些绅士会认为律师就是靠牺牲地主的利益而获得财富。土地贵族分享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普遍进步，不断被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同化。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土地贵族反对资本主义或民主发展的理由要少得多。
在19世纪，跟在更早的时期一样，富裕的贵族、绅士以及商业和专业人士中的上层群体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摇摆不定。在多数个体案例中很难分清楚一个人到底属于这一类别还是另一个类别。这种困难以及人们在试图对英国阶级结构进行统计分析时所产生的迷惑感，本身就是关于英国阶级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从数量角度看，在19世纪的英国和德国，商业和土地贵族之间的相互渗透可能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有一些统计证据表明这种渗透在普鲁士更为广泛。有一个研究人员宣称，他发现，1918年之前好多年，普鲁士下议院成员中平均有78％以上的人来自普通阶层和新晋贵族。而在另一方面，平民在外交和行政管理这两个德国关键的权力部门中所占的比例分别只有38％和43％。对1841年到1847年英国议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40％的成员与商业有关，余下的60％则与商业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在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些证据方面存在着许多棘手的技术问题。例如，不同国家的统计数据真的具有可比性吗？把英国议会里40％的人与商业有关和普鲁士下议院里78％的人来自平民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合适吗？我对这样做是心存怀疑的，不过我也相信，即使技术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仍然无法获得任何有价值的进展。
对于社会流动性进行的定量研究只能使我们非常有限地了解社会机理及其运作机制。在19世纪的普鲁士，与贵族有关联的资产阶级成员通常会受到贵族的习惯和观念的影响。而在英国，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即使我们在衡量流动性时找到一种技术上完美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对英国和普鲁士的社会融合程度进行完全相同的数字解读，我们如果据此认为这两个国家在这一方面是相似的，一定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当统计数字被用来将社会渗透发生的整体的结构性情境从情况的本质中抽象出来的时候，这些统计数字可能把不够警觉的读者引入歧途。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统计方法变得非常时髦了。权力的拥有者在行使权力时不一定只考虑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尤其是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时。
英国的商业和工业精英群体也逐渐沾染上贵族的特质。1914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所有关于英国的陈述都会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要炫耀自己显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不得不在乡村拥有一座别墅和一片绵延的绿草地。但是，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土地资产越来越只成为地位的象征而不再是政治权力的基础。
美国内战的结束，蒸汽机轮船的兴起，使得美国能够把谷物运往欧洲，这是英国农业萧条的部分原因，而农业萧条极大地破坏了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同样的情况大致也发生在德国，在这里对照德国的情况来考察英国是很有帮助的。在德国，那些容克贵族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维持其地位，并与德国其他地方的农民小业主们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农业战线。德国从来就没有类似英国的废除谷物法那样的经历。
相反，德国领先的工业力量实现了钢铁和黑麦之间的联姻（在1902年关税推行时到达了顶峰），还获得了他们期待的海军建设项目。由容克贵族、农民和工业利益群体组成的这一联合政府，是围绕着帝国主义和反动计划而建立起来的，给德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结合。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历史是很漫长的。对英国来说，帝国主义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替代性选择，也许甚至只是其附属物，而不是由发达资本主义而引发的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为了解决农业问题，1874-1879年的保守派政府推行了一些缓和性的措施；从1880年开始，自由派要么听任事态自由发展，要么主动地攻击农业利益群体。从总体上来看，农业被放任自流，也就是说，可以体面地自杀，所得到的不过是人们几滴虚伪的眼泪而已。要不是因为这时英国的上层阶级大多数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是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转移到工业和贸易上来了。迪斯累里和他的继任者们显示，保守主义的民众基础通过一些改革能够在民主的背景下得以维护和持续。当然，就像劳合·乔治通过1909年预算对土地贵族进行攻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宪制危机那样，在英国此类斗争依然存在。到这个时候，尽管还有人表示不满，但是农业问题和对土地贵族的权力的质疑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它彻底让位于新的问题，即如何找到将工业领域的劳动者整合进民主共识中去的方式。
回首19世纪，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英国在走向民主的进程中脱颖而出？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从充满暴力的历史中沿袭下来的因素了：一个相对强大而且独立的议会，一个拥有自身经济基础的商业和工业利益群体，一个不算严重的农民问题。其他一些因素是19世纪本身所特有的。土地贵族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情境下进行治理，在与其他阶层争取民众支持的同时吸收新鲜力量，有时通过审时度势的让步避免了重大的失败。推行这种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国家不存在任何强大的镇压机器。而这一切之所以变得可能，是因为英国统治阶层的经济地位慢慢地被削弱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使自己能够不费力气地从一种经济基础转移到另一种经济基础。最后，之所以能够推行这种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的政策，是因为英国拥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他们能够精准及时地看清问题，并有效地解决问题。我们绝对不该否认稳健睿智的政治家们的历史作用。但是，仍然有必要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这一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同样睿智但行为激烈的政治家们所创造的。Tawney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研究人员还在强调羊毛交易和农业变革之间的关联。但是，到16世纪中叶，从粮食生产转向绵羊饲养的潮流开始衰退，土地越来越匮乏，劳动力出现过剩，而粮食价格开始急速上扬。从1450年到1650年，尽管羊毛贸易的特征有所改变，但羊毛价格却急剧上升，间或有一些极为剧烈的波动。详情请见Bowden的Wool Trade，xviii，6，和在219-220页的表格。第二章 法国的演变和革命1. 与英国的差异及其根源
决定英国社会民主发展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拥有土地的绅士和贵族阶层脱离国王获得了独立，二是这一阶层为了应对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基础并在发展壮大的贸易和制造业阶层而将农业商品化，三是英国最终解决了农民问题。法国社会则是通过一条不同的路径进入现代世界的。法国的贵族阶层，或者确切地讲，这一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并没有想方设法获取高度的独立，而是变成了国王的附庸。尽管在18世纪的后半叶，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贵族统治的终结。与英国土地贵族转而采取商业化的农业运作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法国波旁王朝的贵族阶层则不断压迫农民，巧取豪夺。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以及之后，我们看到有些区域的农民财产逐渐被剥夺并集中到了贵族手中。与英国相比，法国的商业和制造业是比较落后的。从16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旧有政权下的法国社会，所有主要的结构性变量和历史趋势都与英国截然不同。我在本章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法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最终政治结果为何会出现相似性。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两国之间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相似性，因此法国大革命就成为我们探讨的核心议题。
不同于18世纪的英国贵族，法国贵族主要依靠从农民那里剥削财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一差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迷雾一般的法国早期历史，因此对于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试图深究这一起源是不明智的，因为即使是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都没有对此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到14世纪晚期以及15世纪，上述差异的许多基本特征已经开始显现：法国庄园主的领地的面积是比较小的，他们较少关注其耕种。庄园主们把自己领地的一部分拿出来，分成小块划拨给农民以获取一部分收入，这样自己的领地似乎就缩小了。如果有可能，庄园主倾向于把领地整块地出租，很多时候其租约条款写明他希望将来某一天仍然能够收回自己的领地，但这并不总是能够如愿的。贵族通常在远方打仗，而且在土地上耕种的劳动力很难找。至少对于很多人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尽可能地将种地的负担甩给愿意管理大片土地的佃农，或者直接甩给农民。法国的贵族很早就已经开始通过严格的法律规定来争取一种更为明确的法定地位。
法国贵族拥有可能不那么清晰但非常确定的法定地位，同时他们对农民上缴的租金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两大特征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把法国贵族与英国绅士阶层区别开来。随着城镇的不断壮大，早期农民有可能找到其他的谋生手段，因此多数人利用城镇对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摆脱了奴役。到大革命时期，农民已经拥有了事实上的个人财产权。
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也使上述情形得以持续。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由农奴负责对大块领地进行耕作的制度至少在14世纪晚期就开始有所变化。在中世纪末期以及现代早期，尤其是在16世纪，不断增加的金银供应量抬高了物价，有迹象表明贵族的收入开始出现危机。佩剑贵族中的绝大部分都损失惨重。他们丧失了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王及其手下能臣得以轻而易举地扩展王室权威，这一过程在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当然，贵族们并没有因此而坐以待毙。面对遭遇到的各种灾难，很多人都试图寻找出路，有人不再充当收租人，而是开始重建自己的领地。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缺乏从事羊毛贸易的经济基础，而在英国，贵族们所拥有的经济基础则使他们能够推行羊毛贸易政策。
相比于处于困境的贵族，那些在城镇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开始从贵族那里获取土地的资产阶级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一过程从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城市财富的涌入导致了庄园地产的重组。在法国的部分地区，由于土地的新主人开始生活在自己的庄园中，管理地产，更看重其盈利性，从而产生了与英国相似的状况。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相似而已。在17世纪乃至后期的法国，土地获得的利润不是来自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而仍然是来自农民交付的租金。正像布洛克所观察到的那样，从大型庄园领地上获得的财富来自一系列零散的土地单元的小额租金，有些甚至是实物。尽管收租这一任务更多情况下是委托给某个中间人的，但是要获得成功，仍然需要进行管理，而且需要的是小心谨慎、事无巨细甚至诡计多端的管理方式。
对于那些律师来说，上述情形再理想不过了，而且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官僚们在不断向外延展自己的势力时需要与旧贵族斗智斗勇，因而不得不借用律师的力量。而那些富裕资产阶级在拥有大量田地之后，也希望进入上层社会，要么通过王室赋予的贵族地位，要么通过购买官位。尽管这些穿袍贵族——只有路易十四才能够对他们不断表示出蓄意的蔑视——总是给国王招惹麻烦，但是他们在协助国王与地方主义以及旧佩剑贵族的斗争中，是国家专制主义的重要工具。由于王室官僚体制有很多地方可以加以利用，尤其是18世纪时，王室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在王室官僚体制中浑水摸鱼，对于法国的富裕资产阶级具有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也使得他们不太可能采用英国的方式来管理其庄园领地。
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在法国，土地向大庄园集中这样的“回归”趋势很有限，并不像英国或者德国东部地区那样普遍。乡村中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农民手中。因此整体上来看，法国的土地制度仍是集中制（大庄园所有）和分散制（农民所有）共存。法国并没有出现过广泛的圈地运动。总的来说，大领主更愿意维持从农民那里收取租金的现状，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去。直到18世纪后半期，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
佩剑贵族势力的衰落与国王权势的集中和扩展是同时发生的。在整个16世纪和随后的历史中，国王剥夺了贵族所拥有的众多法定职能，向他们征兵征税，干涉他们的事务，并且迫使他们听从最高法院的裁决。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这些贵族势力被大大削弱，他们不是在凡尔赛养尊处优，就是在外省默默无闻。但是，这并不完全是真实的状况。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太阳王已经把这些人整治得不再具有任何危害性了，但是他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大多不利于王权的巩固。他给那些佩剑贵族在教会里安排了很好的位置，因为当时的教会收益颇丰，甚至比国家收入还多。但是，为了回报教会帮助他照顾好这一部分贵族，他不得不保护教会不受任何异端邪说的影响。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撤销了《南特敕令》。王室的另一个巨大代价是战争。尽管路易十四已经把旧贵族从中央政府中赶了出去，但是却不得不把军队和教会交付给他们。长期的战争一直是宫廷贵族热衷的话题，这有助于形成一种让贵族们效忠国王的氛围。
很多贵族因为凡尔赛的炫耀性奢侈消费制度而倾家荡产。在外省，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科尔贝手下的监督官进行的调查研究揭示，当时贵族们的贫困状况是非常普遍的。因此，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把贵族专制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失败联系起来，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强化。一直到最近，历史学家还在描绘巴黎炫目的寄生式贵族生活方式，以及农村贵族在农业发展基本停滞的状况下逐渐腐化却仍然相当自傲的情形，所有这些描述都试图在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和革命暴力造成了贵族制度的消亡。1960年以来，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orster）发表的研究，则大大地扭转了人们的常规印象。他更为精确地找到了英国和法国农村现代化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背景和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帮助。由于农业商品化的作用对于当前这本书的总体论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此稍作停顿、更仔细地检视这一情形将是一个明智之举。2. 贵族阶级对农业商品化的反应
对于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头10年来说，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让我们对下面这一论题产生怀疑：与英国相比，在法国，不仅仅是贵族阶层，而且是社会各阶层推动农业商品化的动力都不足。当时法国所面临的农业核心问题和英国所面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解决那些不耕种的人的吃饭问题。从谷物贸易中可以看出，大城市周边地区因应市场需要而进行农业生产的动力已经打破了农业死水一潭的状态。在那些地区，主要的受益者似乎是相对富裕的农民而不是土地贵族。存在农产品市场的区域通常不会超出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周边地区以及边境上的某些出口集散地。除了巴黎的农产品供应是来自内地之外，大多数区域都是来自邻近地区。
通常人们认为谷物问题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对来自有限区域的有限供给进行控制。少数几个大城市对市场化生产需求的拉动力主要体现在物资紧缺时期，但这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有些地方（主要在巴黎附近）的商人及中介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搜遍整个农村，买下所有剩余谷物。这种做法激起了很大的愤恨，因为它扰乱了当地的物资供给，并与现行的惯例和法规背道而驰。尽管那些富裕的庄园主通过租金形式得到谷物，然后委托城镇商人将之出手，但是通常来说，常规的做法是商人会直接从那些富裕的农民手中购买粮食，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这些农民能直接跟贵族争夺有限的市场并取得成功。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即使法国存在过有进取心的地主，并且能够以英国方式耕种土地，他们也未被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可能确实存在着几个这样的地主，但是显然不能说他们起了什么重要作用。18世纪时期，当商品化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法国贵族们的应对方式显然是与英国完全不同的。
只考虑谷物贸易有可能给人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葡萄酒也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商品。事实上，葡萄酒对于18世纪的法国农业乃至整个法国社会来说，就像羊毛对于16和17世纪的英国农业和社会一样重要。一个喜欢用统计数据说话的学者就曾经计算过，法国旧有政权后期的一个普通年份所生产的葡萄酒就高达30亿升，这个数量用当时整个英国商船队来运送都运送不完。让一个人喝下其一年内生产的所有葡萄酒，就像让一个人穿上自己生产的所有羊毛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种植葡萄或者饲养羊群都意味着不得不进入市场，都要依赖国王和宰相，都要试图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学会比优雅仪态、玩弄宝剑、赠送礼物和其他贵族生活方式更实际的商业方法和记账方式。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而且这些相似之处也显得无足轻重。
葡萄酒贸易和羊群饲养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著名的法国经济历史学家C. E.拉布吕斯既有高卢人的热诚又有美国式的统计狂热，试图用海量的统计数据证明葡萄酒贸易的一次长期不景气是导致法国经济总体上的落后状态和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我看来，这一结论虽然咄咄逼人，但却不令人信服，它与工业落后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建立起来。他做了两个大规模的研究，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原初计划好的，而且他几乎把自己的研究完全局限于农业问题。说多喝葡萄酒有助于解决经济落后问题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冥想，但是拉布吕斯自己所推论出来的一些事实表明，对于18世纪的法国来说，这种前景是不现实的。按照他的估计，法国制造的葡萄酒中90％都是法国人自己消费掉的。法国到处都有葡萄酒生产地：在32个旧有政权的财政区中，只有北部和西北部的3个区是不产葡萄酒的地区。交通闭塞、酒文化风靡全国以及基本上自产自销——所有这些事实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葡萄酒只是一些平常的酒而已，可能比现在的酒的品质还要低劣一些，根本不是什么赢利颇丰并可助经济一臂之力的奢侈品。
能够带来很高商业利润的葡萄酒似乎跟今天一样，产自法国同一些有限的地区。靠近水路、运输便利是18世纪波尔多港口一个巨大的优势。18世纪，葡萄酒为波尔多当地及其周围地区很富裕同时又很有商业意识的外省贵族提供了经济基础。葡萄转成了黄金，黄金又转成了许多迷人的形式各异的文化，从跳舞女郎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个声名卓著的哲学家不时地被冠以“葡萄酒行业的游说者”的称号，当然这一称号是现代人发明的）。对于贵族自己来说，来自葡萄酒的利润到此为止，就像他们在波尔多所做的那样。葡萄酒业并不能做到像养羊那样，成为纺织业的基础。它也不能像大麦种植那样，为城市人口提供粮食。在任何情况下，改变的动力都是来自城市，而不是来自农村。农村所发生的一切主要是通过社会变化才体现出其重要性，而这些社会变化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大多数人口中可能已经蔓延，也可能尚未发生。
法国的葡萄酒生产在农民阶级中并没有像英国农业商品化那样带来大规模圈地运动之类的变化。葡萄种植业只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类型，尤其是在使用人工肥料之前的时代，它需要大量有相当技能的农民劳动力，在土地或设备方面所需的资本数量则相对较少。而英国的情形总的来说则完全相反。18世纪法国农村社会可以令人满意地解决好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问题——当然是从贵族阶层的角度而不是从农民的角度来说的。出人意料的是，先进的葡萄酒生产区域和商业影响已经深度渗透的谷物种植区域在社会结构方面并不存在多少差异，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略过细节问题。根本的差别非常简单：法国贵族迫使农民留在土地上，并且使用封建手段来榨取更多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这些产品。在葡萄酒领域，贵族们的法定特权变得特别有用，他们通过这些特权能够千方百计地阻止农民把葡萄酒弄到波尔多去，以免农民们的酒与来自贵族庄园的酒在那里展开竞争。小的葡萄种植者不得不将自己生产的葡萄酒直接出售给贵族庄园主，因为前者无权把葡萄酒带到城市去销售，而且也缺乏足够的资源作支撑，不能等到最有利的时机再出售葡萄酒。
在18世纪的波尔多，只有穿袍贵族才能获得建立在葡萄酒基础上的丰厚利润，他们是一些法定的贵族，其来源主要是资产阶级，不过，对于法国18世纪的穿袍贵族世家这一整体来说，资产阶级的来源可能更多的是属于遥远的过去的事情。过去的军队贵族，也就是佩剑贵族，既不富裕也不张扬，他们似乎是波尔多地区400多个贵族家族中的绝大多数，其中只有少数在波尔多社会中出人头地，大多数则住在死气沉沉的城镇里或者附近地区，通常蜗居在被白杨树包围着或者深藏在乡村深处的庄园里。大约100英亩左右的大麦种植地和几百里弗尔的贵族养老金给他们提供了既非艰苦又非富裕的生活，但极端地讲这种生活是很褊狭的。教区庄园主，其中很多是退休了的军官，每年收入不超过3000里弗尔，这样的收入以一个依靠葡萄园来保证生活富足的贵族标准来看几乎等于赤贫。至少是在这一区域，旧有的军队贵族和新晋的穿袍贵族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整个法国，一定有很多与这些教区庄园主的状况差不多的贵族。没有进取精神的贵族很可能占了多数——我怀疑是绝大多数——尽管没有可以导出这一观点的确切证据。当今天的一个社会学家觉察到这一对比时，有些问题几乎会自动地跳到他们的头脑中。是否存在一些法律和文化上的障碍阻止了佩剑贵族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这些障碍对于解释法国贵族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或者解释一场伟大的革命如何压倒这些贵族是否具有重要的作用呢？
层层叠加的证据让我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我认为，对于理解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马克思和韦伯都将其追随者——特别是那些一字一句都试图做到最科学的追随者——引到了对这些问题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上，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贡献是极有价值的。不过，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证据吧。
文化和法律上的阻碍主要体现为贵族对商业和废止规则所持有的偏见，所谓废止规则是指任何贵族一旦参与了有失身份的职业就会丧失其贵族身份的规矩。关于废止的法令主要是针对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这一法令试图划清大规模批发业务和国际贸易活动（这是国王不顾第三等级的反对而积极鼓励的）与那些被禁止的小规模商业活动（例如经营一个小零售店）之间的界线。在农业领域，1661年更新的一个规定明确禁止贵族的耕作面积超过他的土地四犁即一只犁所能耕种的面积的4倍。维护这些法令以及支持这些法令的公众舆论背后的主要力量是国王。但是，即使是在路易十四当政期间，这一方面的政策也是模棱两可、令人困惑的。国王希望拥有一批生活优越的贵族来充当自己的附庸，同时还能帮助他驯服民众，当他看到贵族贫困潦倒时还会深表关切。但是，国王并不希望看到这些贵族能够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从而获得挑战王权的能力。
鄙视通过耕种获得更多财富这一偏见可能更多地影响着那些最高级的贵族和不直接地受宫廷生活习俗影响的贵族。凡尔赛那种疯狂的奢靡生活远比看管奶牛和农民精彩得多，这种生活会让一个贵族因为对自己靴子上沾染上粪便并散发出臭味而感到无地自容。在另一方面，有不少贵族通过在西印度群岛耀武扬威地驱赶一批属于自己的黑人奴隶干活而获得了大量财富，并以此躲避国内的法令。然后，他们回到凡尔赛或者巴黎，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宫廷生活。换句话说，对于高等贵族来说，成功的商业化耕种需要他们暂时地离开上流社会。在18世纪的头25年里，公众对于那些低人一等的职业的偏见似乎还是非常强烈：卡雷引用了一些那个时代的人的通信材料，其中包括一个公爵的故事，他曾经经营了一个专卖调料的商店，因此引发了那些调料企业的忌妒，后来这件事情变得人人皆知，街头小混混们跟在公爵身后喊道：“他在床上拉屎！”到了18世纪后期，一股强大的舆论潮流开始了反向流动，这有利于贵族的商业活动。英国以及英国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他们的农业实践，在法国上层社会中都变得非常流行，有一段时间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政策。关于贵族经商的正当性问题的小册子满天飞。在这个过程中，逃避经商禁令的行为越来越普遍，许多贵族参与了商业经营，但是仍然隐藏在前台人员和中介的后面。
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在18世纪，文化和法律上的障碍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于外省的贵族（这里我们主要对他们感兴趣）来说，这些障碍基本上就是一纸空文。正如当时一份小册子所指出的那样，当农村的贵族将他的大麦、葡萄酒、牛或者羊毛卖出去时，已经没有人会谴责他掉价了。只要佩剑贵族有机会，或者也许我们可以说，只要面对这样做的诱惑，他们就不会拒绝通过经商来赚钱。在法国图卢兹附近，一个可以从大麦种植获取丰厚利润的区域，旧时代的贵族的习惯和观念也变得完全商业化了，与那些准资产阶级的穿袍贵族毫无二致。关于这些外省贵族的整体状况，福斯特提出了如下的论断：外省贵族绝不是一个乏味、单调和贫穷的农村绅士，更像是一个活跃、精明和富裕的地主。这些形容词显然不是指他们拥有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夹子，而是指他们对家族财富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出的是“资产阶级”这个名词所隐含的节俭、自律和严格管理。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这种法规和偏见无法有效地阻止商业观念和商业行为在法国土地贵族群体中的传播。在这里我们找不到所谓法国农业相对而言落后于英国农业的任何解释。
那么当时法国农业真的很落后吗？福斯特前面所描绘的那种贵族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呢？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目前只能是暂定的。如果我们能够为农业商品化的渗透程度设定一些指数，并且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地图上描绘出渗透程度的差异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能够发现相当一部分区域中的所谓的农业资本主义精神已经非常强烈了。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就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而言，付出大于回报。因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定性的问题，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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