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采民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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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贤皓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试读：
《诗序》作者考辨
陈允吉今吾人所见之《毛诗序》，其作者究属何人，争论由来已久，百千年间，异说纷纭，犹如聚讼，四库馆臣称之为治经者第一争诟之端，良有以也。观乎众说，各布方圆，所得有浅有深，持论或然或否，推之者尊为圣人不刊之言，抑之者诋为村野妄人所作。乃至采摭片语，立异求胜，管中窥天，难睹全豹，徒使后之读者，愈增困惑迷离。予之于《诗》，无所知识，盖读有关《诗序》作者之众说，较其得失疑似，于纠葛纷烦之中，稍具一得之见，不敢以发明自期，特聊申一说以俟博达者鉴焉。故稽索其争论始末，诠次其有关论述，作一考辨云尔。一 两种不同记载及争论之引起
寻本溯源，关于《诗序》作者之记载，有史可征者，始自郑玄，其《诗笺》释《南陔》云：“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其篇端云。”又梁代沈重按郑玄《诗谱》义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郑氏此说，今未见汉代其它资料足以佐证。班固《汉书》论及《毛诗》，谓其“自云子夏所传”，可见《毛诗》子夏所传一说，班固尚且存疑，则子夏作《序》云云固不待论矣。其后王肃《孔子家语》注，亦云《诗序》为子夏所作。迨至梁代，萧统编纂《文选》，以《毛诗序》一篇，题为子夏作。然而“毛诗”之名，始于汉河间献王时，子夏生当东周，《诗》无齐鲁韩毛之分，即令此序真为子夏所作，何得名之谓“毛诗序”乎？观其所题，已见其抵牾之迹矣。
卫宏作《毛诗序》一说，论者多援《后汉书·儒林传》为本，《范书》云：“卫宏字敬仲，……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其实有关卫宏作《序》之记载，并非始于范晔，三国吴人所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早有详述，前人于此多见疏略。（《陆疏》一书，未为争诟者所援引，此处暂且不论，将于后篇详谈）今观《后汉书·儒林传》所言，至为简单，卫宏所作之《毛诗序》，果即郑玄所笺之《诗序》乎？蔚宗未尝明言。大抵三国晋宋之间，谓子夏作《序》及卫宏作《序》两种记载并存，本无互相驳诘争诟，云子夏作《序》者，未曾言卫宏作《序》之非；以卫宏作《序》者，亦无片词驳子夏作《序》之论，两种记载原不干犯。
洎于《隋书·经籍志》，始云：“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作，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隋志》所云敬仲润益之词，与《范书》所载卫宏作序明显不合，征引前代史料，更无确实根据。谅此辈于原无争论之两说中，滥作调人，随情分合，强以己意附会，遂将两说串联一处。《隋志》所说，本不可靠，郑振铎先生《读毛诗序》已加指出，观其所谓“先儒”之言，无虑梁陈间人所言。盖八代之季，社会崩析，兵燹屡起，典籍荡然，卫宏所作之《序》，固即郑玄所言之《序》否，至此益发难明。一无资料可供查证，二有儒生牵混扯合之因，《诗序》作者之争诟，实始于此。
有唐中叶，韩愈以维护道统自任，然其见解，与汉儒并不一致，始疑《诗序》非子夏所作。其云：“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又云：“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借之子夏。”上述两语，见于宋代李樗、黄櫄之《毛诗集解》及明代杨慎《经说》之中，仅存片言残语，未知其将《诗序》作者归之卫宏否？韩愈以为汉世治《诗》儒生，欲显立其学，以《序》托名子夏借以自重，揭示根本，不失为有识之见。然观其列举子夏不序《诗》理由者三，似亦未能切中要害，宋程大昌《考古编》及清范家相《诗瀋》，均谓其所持论据不足说明问题。
唐时论列《诗序》，韩愈而外，复有成伯玙《毛诗指说》，以为整篇《大序》及各篇《小序》之首句均为子夏所作。彼之议论颇详，于兹撮要录之。言云：“今学者以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无惑。如《关雎》之序，首尾相结，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编入文什。其余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至。《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如此之类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也。”又云：“毛公作《传》之日，汉兴，已亡其六篇，但据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见诗体，无由得措其辞也。又高子是战国时人，在子夏之后。当子夏之世，祭皆有尸，灵星之尸，子夏无为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所加，非子夏明矣。”成氏以子夏作《序》，于《小序》仅止首句，而将《小序》首句与以下申续之词分别论之，抉疑苏隐，深有得矣，其后苏辙、李樗、程大昌之论，实由成氏首发其端。成氏以《大序》全篇及《小序》首句归属子夏，拘泥成见，未能尽脱旧说藩篱，至于定《小序》首句以下申续之词为后人所作，可谓切中理实，见识自属精到，此点拟于后篇再行论述，于兹不赘。
概而言之，关于《诗序》作者问题，自汉迄于三国晋宋间，原有两种不同记载，一云子夏作，一云卫宏作，所云《序》者，未必专指一篇，当时两说并行不悖，本无论争可言。至于《隋志》，乃取梁陈间人旧说，将两说串联一处，以调停者自居，强古人以就我。由是误作羼厕，问题旋生，后世争诟，即此造端。此中情形，吾侪宜加留意焉。二 宋代关于《诗序》作者之争论
爰及赵宋，时迁事异，统治阶级力求改造经学，以适应其现实政治需要。是故宋世儒生，一变汉学旧风，习尚专守，渐见不同，时人论《诗》宗旨，多与汉儒乖异，简而论之，乃一反《诗序》之潮流也。
北宋欧阳修负一代文宗之誉，所作《诗本义》，开始摆脱《诗序》之羁縻，专以己意求取诗义。唐五代间，尚不敢明白非议《传》、《笺》，而至宋世，异说渐多，指斥汉学，蔚为风尚，推其本源，实为此书首先发难。欧阳修论《诗序》作者，未有明确判断，以为“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指《诗序》）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又云：“今考《毛诗序》语，与孟子说《诗》多合。”推其论旨，大略以为《诗序》出于孟子之后。
北宋论《诗序》之作者，其影响较著当推苏辙。苏氏以为《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辞，惟发端之句，为古之序也。以故苏辙所撰《诗集传》，于《序》只存发端一语，其余悉从删汰。其论《诗序》作者云：“今《毛诗》之《序》……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予窃疑之。子夏尝言《诗》于仲尼，仲尼称之，故后世之为《诗》者附之。要之岂必子夏为之，其亦出于孔子或弟子之知《诗》者欤。然使诚出于孔氏也，则不若是详矣。孔氏删《诗》三百十一篇，今其亡者六焉，诗之序未尝详也。《诗》之亡者，经师不得见矣，虽欲详之而无由，其存者将以解之，故从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说，是以其言时有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辞。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所集录也。”
苏辙以《小序》发端一语出自古序，与成伯玙论旨可以互相证发。盖苏氏之前，丘光庭《兼明书》对此亦有涉及，指出《郑风·出其东门》，《传》意与《序》不同，足资补证《小序》首句当在毛公作《传》之前。苏辙取成氏之说，因加发挥，具论更详，按其论点，与郑玄释《南陔》所云，不无相合之处，厥后王得臣、李樗、程大昌辈，皆以辙说为祖本。《四库总目提要》言及苏氏《诗集传》，云：“案《礼记》曰，《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蘋》者乐循法也，是足见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小序》之体，实肇于斯。王应麟《韩诗考》所载，如《关雎》刺时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刘安世《元城语录》亦曰，少年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云云，是《韩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又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作《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皆与《毛诗》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辙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由此言之，苏氏之论大致可信矣。然而苏辙以《诗序》为卫宏所集录，《四库总目提要》亦赞同此说，《提要》云：“史传言《诗序》者，以《后汉书》为近古，辙以为卫宏所集录，亦不为无征。”殊不知关于《诗序》作者问题，于《后汉书》之前百余年，《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早有详尽明确之记载，更不辨卫宏所作之《毛诗序》，果即为郑玄所笺之《毛诗序》否？而范晔所云“今传于世”，果至苏辙当时亦传于世间欤。凡此种种，四库馆臣不加考察，遽而信从，岂非失于偏乎！
迨及南宋，理学大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改弦更张，当时儒生排斥汉学之风弥炽。王质《诗总闻》摒弃《诗序》，专以己意逆诗。郑樵作《诗辨妄》，以为《序》乃村野妄人所作，攻击《诗序》不遗余力。朱熹继起，乃作《诗序辨说》，按《诗序》逐条指摘诘难。盖南宋反对《诗序》思潮之中，郑朱二人实为最力者，而渔仲则尤甚。
郑樵《诗辨妄》谓：“《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言《诗》力主不为古说所泥，以为“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诋斥《诗序》，锋芒毕露。然细按其论，并非旨在真正摆脱儒学束缚，举其大端言之，实乃迎合统治阶级改造儒学之需要，故其持论，常多武断之处。譬如其论《诗序》非子夏所作云：“设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皆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又云：“诸风皆有言当代之某君者，惟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魏”疑当为“曹”），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书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若《序》是春秋前人作，岂得无所一言？”樵谓《序》非出于子夏，其结论或是，而详其论据，则甚为偏颇。其谓《毛诗》不出于齐鲁，由是以为《诗序》必非出于子夏，然曷不可言子夏至于毛公，师相授受历时甚久，人事变迁，殊难详悉，安能以一方之地而限之？况子夏又尝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赵魏近邻，《毛诗》之出于赵，未尝不可，郑氏以此诘难，岂非隔靴搔痒乎？复观其以魏（曹）桧二风无言指某君，遽而断定《诗序》出于《史记》之后，此亦似是而非之论。盖曹桧二国，小国也，古史记载多所从略，《左传》称季札观乐，至桧而无讥焉，《诗序》作者未详其事，亦在情理之中。郑樵必谓《诗序》附会《史记》而成，盖自身失于偏从之惑，吾侪何尝不可反唇相讥，而言《史记》参照《诗序》耶？
郑樵《六经奥论》又曰：“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郑氏所诋村野妄人，大概即指卫宏。上引郑氏此论，后世诋《序》学者常为援用，乃不知此亦出于郑氏一孔之见，徒造臆说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申惠栋《九经古义》驳之曰：“栋案，《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见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服虔《解谊》云，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守之事，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此秦风《车邻》序也。太尉杨震疏云，朝无《小明》之晦，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铭》云，挈壶失职，刺流在诗，此《齐风·东方未明》序也。……当时已用《诗序》，何尝至黄初时始行邪？”惠氏所用季札观乐一条，诚如梁启超云，乃是出于偶合，不足以为援据，然以下诸条，可见东汉时已有用《诗序》之文，虽此未能证实《诗序》必非出于卫宏，然郑氏臆说之不确，于此昭然可见矣。郑樵极力排诋《诗序》，以为《诗序》决非子夏所作，其论证虽多疏阔，然其批驳汉儒附会之说，自有可取之见，《诗序》至于郑樵，尊奉之习日益废弛矣。
周孚《非诗辨妄》一书，专与《诗辨妄》相诘难。周孚以郑樵所谓《诗》、《书》未必字字可信，实非《六经》之福，斯论颇涉卫道。然而周氏立论，并非完全秉承汉儒，质其渊源，实多本于苏辙。周孚驳难郑樵之论，自身常有支吾之处，对于同题症结所在，时而采取回避态度。顾颉刚先生《非诗辨妄跋》，于孚颇多批评。平心论之，《非诗辨妄》枝蔓虽多，然亦不乏可取之见。其论《诗序》之作者云：“郑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说非也。吾以为不若苏子之言，曰是诗也，言是事也，昔孔氏之遗说也。其反覆烦重，类非一人之辞者，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可见孚于郑樵并非一笔抹杀，以为“郑子之所疑者似矣”，对于《诗序》全出子夏之手亦抱怀疑态度。然彼言《诗序》为卫宏所集录，亦本于《隋志》与苏辙《诗集传》，未可以为笃论也。
至于朱熹，集宋学论《诗》之大成。观朱氏论《诗》之大要，一为反对汉儒之说，一为反对东莱吕祖谦之《吕氏家塾读诗记》，极力将《诗经》纳入其理学思想体系。其所作《诗序辨说》，受郑樵影响颇深，黄震《黄氏日抄》云：“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虽东莱不能无疑焉。”《诗序辨说》于前人尊奉《诗序》之习，则竭尽其抨击之能事，曰：“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
朱熹论《诗序》作者，云：“《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唯《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玄）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则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朱氏以《诗序》首句已不得诗人之本意，即谓首句亦非古序，此说无乃失于私断欤？盖古人之见解，与宋人不同，时隔千载，学风迥异，宋人心目中诗之本意，古人未必以为如此也。况古人治《诗》，何能语语皆中？不得诗之本意，此亦常见之现象，何能以此即言首句非古序耶？《小序》首句为秦火前语，斯时去诗人作诗之日亦已邈远，《序》中所云有不合本意者，势所难免，恶可由此断定彼必出于汉人之手？朱熹论《诗序》作者，牴牾之迹颇多。《诗序辨说》云，《诗序》为卫宏所作；而《朱子语类》又云：“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而范晔所云卫宏之《序》“于今传于世”，指蔚宗当时也，朱氏漫无辨别，误以为赵宋时亦传于世，观其立论根据，已觉不甚周密矣。
郑樵《诗辨妄》出，则周孚作《非诗辨妄》；朱熹《诗序辨说》问世，而后马端临《文献通考》曾详加诘难，以为朱熹“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于公平。”其论《诗序》作者，谓：“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玄）谓毛公始以寘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去其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宋元之间，非议郑樵朱熹者，亦与汉儒之说不同，对于子夏作《序》旧说，一般都不信从，而以为《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及《诗经》师承流传实际情况，吾以为斯言亦近之矣。
程大昌《考古编》，有《诗论》十七篇，以为《小序》不出于子夏，然《序》首发端之语，为古序无疑，以下续缀之辞，出于卫宏。又云《关雎》序首以下之辞，与《论语》言《诗》之旨不类，当亦为卫宏所作。其《诗论十》云：“谓序《诗》为子夏者，毛公、郑玄、萧统辈也。谓子夏不序《诗》之道，而疑其为汉儒附托者，韩愈氏也。《诗》之作，托兴而不言其所从兴，美刺虽有指著，而不斥其为何人。子夏之生，去《诗》亡甚远，安能臆度而补著之欤？韩氏所谓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晔之传卫宏曰，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受学，作《毛诗序》，……于今传于世。……则今传之《序》，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较卫宏，其上距古诗年岁远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晔固明言所序者《毛传》耳，则《诗》之古序非关宏也。古《诗》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而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
又《诗论十三》云：“班固之传毛也，曰，毛公之学自谓出于子夏，则亦以古《序》之来，不在秦后，故以子夏名之云耳。”“若夫郑玄直指古《序》以为子夏，则实因仍毛语，无可疑也。子夏之在圣门，固尝因言《诗》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则汉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程氏继韩愈之后，指出汉儒以《诗序》托名子夏之原因，是可少补前人所未备言者欤。
程大昌之论《序》，大旨本于成伯玙、苏辙。观程氏《诗论》，其中思绪颇乱，时有模棱两端之见，含糊苟且之处，不知其所从裁。其论《诗序》之作者，既如前语所云，又见其《诗论九》曰：“大抵疑其（指《诗序》）传授，或出圣门焉耳，然则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则虽博引曲喻，深见古诗底蕴，学者亦无敢主信也矣。”其意晦而不显，真令读者无敢主信矣。《诗论十三》以班固之语随意引申，以为古《序》之来不在秦后，亦属牵强附会。程氏又以子夏不序《诗》者，因其知不及。倘论卫宏不序首句，则诚如斯理，而其所云发端之古《序》，如为“知及”之人所作，则斯人当出于子夏之前矣，可谓遇处乱说，至于大谬。盖《诗经》齐鲁韩毛，各自树立，分道驰骤，四说互异，由此观之，《诗序》定是子夏后世之人所作，岂能出于“知及”之人乎？程大昌以《序》首以下之词为宏语，大抵沿袭宋人之通病，前论已详，毋用于此复辨矣。
宋世学者，处于社会思想变动时期，尤以好立己见为尚，故两宋之际论《诗序》之作者，意见纷纭不一，繁杂众多。上所述举，仅其大端而已。除此之外，王安石、程颢、王得臣、曹粹中、叶梦得、李樗、黄櫄、范处义诸家，各自为说，其间亦颇有可采者。然宋人立说，时有根据不足之病。王安石以为《诗序》为诗人自作，不知根据何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驳之云：“《序》若诗人所自制，《毛诗》犹《韩诗》也，不应不同若是。况文意繁杂，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论也。”又王得臣以为《诗序》首句非孔子作不可，此论全然无据，更不足论辨矣。如是诸说，各持一孔之见，固为平庸牵强之论耳。曹粹中《放斋诗说》、李樗《毛诗集解》，其说与苏辙大同小异，中间不无可取之处，不复于此引录。
元明之间，理学盛行，士子科举，必以《朱传》为准，关于《诗序》之作者问题，大多秉承朱熹之说。虽有杨升庵《经说》为汉学张目，张次仲《待轩诗记》、朱朝瑛《读诗略记》继苏辙、程大昌之余踪，然其间论争，大抵未能越出宋人门限，故略而不论。三 清代《诗序》作者问题争论概况
爰及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尤重尊崇儒术，倡言复古，经学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理学思想体现至此已不能适应需要，当时治经家学风习尚又为之一变。至于晚清，改良思潮渐起，强调托古改制，上溯秦汉今文，寻找思想武器。故有清一代，关于《诗序》作者问题，论争复起，异说之多，益甚于宋。今以其议论大旨，归纳三派分别略而述之：（一）倡言反宋复古之汉学家；（二）经今文学家；（三）受郑樵朱熹影响之一派。（一）清初诸儒治经，反宋之见渐见端倪，阎若璩《毛朱诗说》、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惠栋《九经古义》接踵而起，倡言反宋复古。毛奇龄务与朱熹立异，陈启源致力驳宋而申毛，攻击宋学，尤为激烈。后陈奂《诗毛氏传疏》问世，集合清代汉学《诗》古文之大成，其论《诗》倾向，亦偏于复古，必欲将《诗经》一归于《毛传》，乃至郑玄尚且有所非议，况于后世之学者哉？王鸣盛《蛾术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论及《诗序》之作者，大旨亦与之相同。清代汉学家论《诗》之旨，标榜追求古义，诚如翁方纲《范家相〈诗瀋〉序》云：“言《诗》者，蕲合于圣人而已。”其间非宋之论，往往抱残守阙，然于经史文辞，音韵训诂，考订缜密之处，实非宋儒所能及也。
清代汉学家论《诗序》之作者，多归之于子夏。陈奂云：“卜子子夏亲受业于孔子之门，遂括诗人本志，为三百十一篇作序，数传至六国时，鲁人毛公依《序》作《传》，其《序》意有不尽者，《传》乃补缀之，而于诂训特详。”
清儒将《诗序》归之于子夏，意在重新确立《序》、《传》权威，而其论据则不可靠。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孟子说《北山》之诗云，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即《小序》说也。惟《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汉儒谓子夏所作，殆非诬矣。”翁方纲《诗附记》因之而云：“钱大昕引孟子，谓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用《北山》篇序语。愚按小雅《北山》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孟子用《序》语无疑也。……钱氏援据孟子，以见此《序》在孟子前，足以证《诗序》是子夏作。”又有以为孟子所云之高子，即徐整所云“子夏授高行子”之高行子。予以为此事绝不足以证明《诗序》出于孟子之前，更不足以说明《诗序》为子夏所作。殆钱氏云孟子论《诗》与《序》说相同，即谓孟子取引《序》说，安能言之成理乎！吾侪何以不可反言《诗序》引孟子之说乎？况孟子自云论《诗》之旨，乃“以意逆志”，未尝言及本于《诗序》也。至于以高子为子夏所授之高行子，其说尤为不伦。借令子夏确曾手作《诗序》，高子果为子夏所授，则高子言《诗》，谅必本于《诗序》矣，何于《小弁》一篇，竟称之为“小人之诗”，其说与《诗序》全然不同，而使孟子谓其论《诗》为“固”哉？钱氏此论亦失之于固，可谓显而易见。
清代汉学家为子夏作《序》之论张目，大都失之于固，然咸以为今传之《诗序》决非卫宏所作，其论颇可参稽。朱彝尊治经虽不独宗汉学，但生值清初，颇受时风影响，其《曝书亭集》云：“论者多谓《序》作于卫宏，夫《毛诗》虽后出，亦在汉武时，《诗》必有《序》，而后可授受，韩鲁皆有序，《毛诗》岂独无序，直至东汉之世俟宏之《序》以为序乎？”其《经义考》又云：“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今《独断》所载《周颂》三十一章，其序与《毛诗》虽繁简微有不同，而其义则一。意者《鲁诗》、《毛诗》风之序有别，而颂则同也。”诚哉是言，考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毛亨受学于荀卿；又《汉书·儒林传》云，浮丘伯受学于荀卿，盖《诗经》鲁、毛两家初分之时，其意相乖必不甚远，竹垞以此推订《诗序》之出，必非迟至卫宏之时，斯为是矣。
又翁方纲《诗附记》云：“《后汉书·儒林传》，卫宏敬仲从九江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今传于世，故论者有谓《诗序》是卫宏作。……沈重谓《序》是卜子、毛公合作；陆德明谓卜子作《序》，毛公足成之。……而卫敬仲之《序》，在《后汉书》谓今传于世，又岂得以今所读《诗序》当之乎？”
翁氏以为卫宏所作之《序》，非吾人今日所读之《诗序》，《后汉书》所谓“今传于世”之“今”，非后世读者之“今”也。斯说于王鸣盛《蛾术编》中更有详述，云：“《后汉书·儒林传》言，卫宏作《毛诗序》。汉人解经，名称甚繁，安知宏《序》非章句训释之书，而郑樵辈据此，遂以为宏序。……愚谓《序》若系宏所作，康成焉肯作《笺》？宏于康成虽云先进，然宏为光武议郎，究系同代之人，辈行相望，相去不为甚远，宏若附益《小序》，康成亦必能辨。若云明知而姑徇之，康成一代大儒，名且出宏之上，即或推重而援引其言亦可矣，何至尊之与经相配，而退处于传注之列？郑于毛公尚多别异，未尝专从，宏之去毛，地望卑矣，时代近矣，何反推以配经乎？”又云：“若谢曼卿《训》、卫宏《序》、马融《传》，皆已不传，后人无由知其书为何语，赵宋妄徒突出指《序》为出自卫宏。”
黄以周《经说略》云：“《诗序》之作，纷纷不一，说厥《序》者曰，《序》系卫宏作，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受学，遂作《诗序》，……《郑志》云，《丝衣》序高子之言，非毛公后人著之。据此，《诗序》在毛公之前其传已久，而卫宏晚出，其《诗序》岂毛公所及见乎？抑郑君与卫宏时代不甚远，岂卫宏作《序》，郑君有不及知，而妄为斯说乎？且《范书》言宏作《序》，别为之《序》耳，非即今之《诗序》也。是犹郑君序《易》，非即《十翼》之《序卦》；马融《书序》，非即百篇序也。”
翁方纲等此论，虽未提出更加确凿之证据，然比诸郑樵朱熹辈以《范书》不甚明确之一语，即断言今存《诗序》为卫宏所作者，较为合于情理，此将在后文详加论述。顾自梁、陈间人，暨《隋志》以来，将卫宏之《序》与郑玄所笺之《序》混为一谈，浑而莫辨，而翁、王诸人，起而疑之，考其源流而不迷途径，为解决问题提供一条重要线索。近世顾实所订《重考古今伪书考》，驳姚际恒以《诗序》为卫宏所作之论，全引《经说略》文字，不可不谓为有见地也。（二）清代经今文学家论《诗》，俱宗鲁、齐、韩三家，动辄指斥《毛诗》，对于《诗序》，更是其非议之焦点。今文家论《诗序》之作者，可以魏源《诗古微》、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皮锡瑞《诗经通论》为代表。
魏源《诗古微》，为今文家论《诗》之重要著作，其中排诋《毛诗》殊为激烈。魏源于清初汉学家，颇多抨击，谓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为“墨守帚享之学”；对宋儒郑朱等辈亦有不满之词，观其论旨，实乃处处为三家《诗》张目。关于《诗序》之作者，魏源未尝直接表示明确之结论，然《诗古微·毛诗传授考》中引《后汉书》卫宏作《序》之说，而引《经典释文》之时，则删去子夏作《序》之文，推究其意，大概主张《诗序》为卫宏所作。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为《序》之首句为刘歆所作，其余则为卫宏所补。彼云：“《毛诗》伪作于歆，付嘱于徐敖、陈侠，传授于谢曼卿、卫宏，《序》作于宏，此传（指《后汉书·儒林传》）最为实录。然首句实为歆作，以其与《左传》相合也。宏《序》盖续广歆意，然亦有时自相矛盾者。”康氏论古文之伪，多出臆断。其以《左传》为刘歆伪作，梁启超尚且以为失之太过，而论刘歆伪造《诗序》，更属不可信从。大抵康氏以刘歆为箭垛，每有问题纠结无法解释之处，一皆归咎于歆，盖其立说自有政治意图，非致力于史料考据也。而近人张西堂氏，一秉康氏遗说，于《诗经六论》中断言刘歆作《序》自是铁案，不容置疑。嗟夫！何其自信如此耶，何乃颛守门户若是耶？以他人观之，则不知其所以矣。
皮锡瑞《诗经通论》虽亦排诋《诗序》，然能汇集诸说，广征博引，故其立论证据颇为丰富，对子夏作《序》之说，辨疑极详。顾皮氏以《诗序》为卫宏所作，亦惟以《后汉书·儒林传》一语为依据。而今文学家断《毛传》、《诗序》为伪，以为《史记》记载不及于《毛诗》，故《毛传》、《诗序》当是伪作无疑。其说貌若有理，细按则难于成立，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尝辨之曰：“案史公涉猎既广，或有粗疏，不必为讳。《三家诗》之先师，韩婴于孝文帝时尝为博士，后至常山太傅，与董仲舒论于上前；申公尝以弟子见高祖于鲁南宫，至武帝时受聘为大中大夫；辕固亦为孝景博士，与黄生争论上前，后复拜为清河太傅，此三人皆显名汉朝。而大毛公则素未仕宦，小毛公亦仅为河间博士，踪迹既隐，汉廷未知其人。故史公著三家而不著毛公，直由隐显使然，初无他故。《史记》所不见，而见于《汉书》者多矣，……悉可指为班生妄造邪？”文学家论《诗序》之作者，除辨子夏作《序》之非而外，其它论述则可取者鲜矣！（三）清儒讨论关于《诗序》作者问题，继郑樵朱熹之轨辙，或受其影响较深者，可以姚际恒、崔述为代表，观其议论主旨，无非断定《诗序》为卫宏所作。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其谓子夏作者，徒以孔子有起予者商也一语，此明系附会，绝不可信。谓毛公作者亦妄也，毛公作《传》，何尝作《序》乎？郑玄又谓《诗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则亦信《序》而为此说，未必然也。世又谓‘大序’（按：此处“大序”指首句下续申之词）自是宏为之，‘小序’（序首发端之语）则系古序。案汉世未有引《序》一语，魏世始引之。及梁萧统《文选》直以为子夏作，固承前人之误也。……大抵小大《序》皆出于东汉，范晔既明指卫宏，自必不谬。其‘大序’固宏为之，‘小序’亦必汉人所为。何以知之？《序》于《周颂·潜》诗曰，‘季冬献鱼，春鲔献’，全本《月令》之文，故知为汉人也。”姚氏以汉世文章未有用《诗序》者，不过拾宋人牙慧，前文已加驳正，于兹无复多辨。其又以《潜》序证《小序》首句亦非古序，而必出于卫宏，亦无根据。何则？古代典章制度，本为客观存在，《月令》可以载之，《诗序》何不可载？《序》语虽与《月令》同，但仅寥寥数言，讵可即以证实《诗序》必出于《月令》之后而至汉人始能为之？姚氏采摭片言，冀以立说，凿空架言，实不足数。
清代除今文学派之外，非薄《诗序》最力者当推崔述。彼以朱熹攻《序》之论尚不够痛快，遂从而加甚焉。崔氏之识力，自是姚际恒辈所不及，其论子夏作《序》之非是，颇为精当。《读风偶识》云：“嗟夫，《本草》、《内经》世以为神农、黄帝之所作矣；《六韬》世以为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经》明明载西汉之郡县，而公然以为出于禹益；《月令》明明载战国之躔度，而公然以为作自周公。彼术数之徒，浅学之士，苟欲尊其所传以欺当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亦蹈是习也。”崔氏此论，虽将后代窜入之词与《山海经》原文混糅不分，然所云汉人好为托古之病，实亦适中要害。《读风偶识》进而论述《诗序》托古之社会根源，乃在朝廷敦重经术，设置学官，诸家角立，务期相胜，以致傅会时尚，尽力托古。崔氏指出此点，为宋儒所未道。由此观之，则《诗序》非子夏所作益明矣。
崔氏于成伯玙、苏辙以《小序》首句为古序之说，亦相非难。《读风偶识》云：“余按《序》之首句，与下所言相为首尾，断无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时刺乱者，语意未毕，尤不可无下文，则其出于一人之手疑也。况宏果续前人之《序》，蔚宗岂得归功于宏，而谓今所传者为宏作乎？”同书又云：“《诗序》乃后汉卫宏作，……惟《后汉书·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则《序》为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后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记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今卫宏作《诗序》，现有《后汉书》明文可据；如谓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从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征者，而惟无征之言之是从也。”
崔氏所言《小序》首尾一贯，不见续缀之迹，此说与事实不符。陈澧《东塾读书记》云：“今读《小序》，显有续作之迹。如《载驰》序云，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以上文三句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不婚于齐。此亦已说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娶，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此以上文两句简略，故亦复说其词，显然是续也。”陈澧之论，对于《小序》原文与以下续申之词，概念较为混淆，但未始不可证明现存之《诗序》非一人所作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云：《将仲子》、《椒聊》二篇，《序》首与以下之文互有牴牾，可见崔氏之论《序》语首尾一贯之不确。按《后汉书·儒林传》之云卫宏作《诗序》，具体指意本不甚明，翁方纲、王鸣盛、黄以周等已疑其当别为一篇。而早在《范书》之前，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诗序》作者问题早有明确之记载。崔氏无暇顾及，惟取《范书》一语片面理解，颛固自信若是，吾人孰不可执其辞而返问曰，不知崔氏“何以不从其有征者”乎？四 区分《序》首与以下续申者之进一步论述
如上述三派而外，清代论《诗序》者，继踵成伯玙、苏辙、程大昌者颇多，大抵不专主汉宋，参酌诸说择善而从，故其论较为持平。今举朱鹤龄、王崧、黄中松、范家相及《四库总目提要》分别条具论列之。
朱鹤龄为陈启源莫逆之交，而治《诗》学风倾向于淹博通达，不若陈氏专主《毛传》，颇有调和汉宋而兼采之旨。关于《诗序》作者，朱氏云：“大约首句为诗根柢，以下则推而衍之，推衍者间出于汉儒，首句则最古不易，观于《六亡诗》之序，止系以一言，则后序多汉儒所益明矣。”
王崧《说纬·诗大小序》云：“有一诗即有一序，以著作诗之由，程氏所谓古序是也。诗既见录，播之于乐，而复用以造士，其《序》与之并传。孔子正乐，取而订之，以授子夏，递传至毛公。惟其有序，始知指意之所归，不然孔子距作者已远，安能臆断于数百载之下？然则发篇两语为古序，出于国史，确然无疑。郑氏所谓古尝合编，毛公分冠者，殆即此也。《关雎》一序或经孔子节裁，其余各序续而申之者，由子夏以至毛公，又由毛公以至郑氏，相传解释，各有润益。”此说实为采掇诸说而成，彼所谓国史、孔子作《序》，则本于程颢、王得臣，其说诚不足据信。黄以周《经说略》云：“如《诗序》出自国史、孔圣，则齐鲁二家当与正经并传，不应删削《序》说，韩序亦当与毛合一，不应别生异议。何以《关雎》一篇，《毛诗序》以为美，而三家皆以为刺乎？《芣苢》、《汝坟》诸篇，韩毛两序说不归于一乎？谓《诗序》出于国史、孔圣者，可以知其非矣。”复观《关雎》序论《诗》之旨，与《论语》全然不类，宋时程大昌已加指出，故王崧所云《关雎》序经孔子删节之说，乃属无稽之谈。王崧又谓《诗序》自毛公直至郑玄各有润益，盖亦出于推想，并无事实根据。
黄中松《诗疑辨证》，于《诗序》亦有论述，其云：“今观《维天之命》序有孟仲子之言，《丝衣》序有高子之言，皆子夏后人，则《序》不全为子夏作矣。若果太史所题，则变雅中刺厉刺幽之诗，家父凡伯辈当厉幽在位作耳。太史近在同朝，随作随可采，何由即称厉幽乎？若在后王之时，太史追题，则方作时何所称据乎？然使《序》至东汉时始有，则孔子教门人学《诗》，而未明《诗》所由作，浑然读之，何由取益乎？孟子言颂（即“诵”字）《诗》读《书》，必知人论世，则《诗》之有《序》久矣！《序》与《诗》同出，不可尽废，但其中鄙浅附会者不少，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所闻异词，不免乖舛耳。”黄氏所论，谓孟子之时已有《诗序》，其诖误正与钱大昕相同，前已辨之。至谓《序》、《诗》出于同时，更属荒谬。然黄氏举出《序》中高子、孟仲子之言，证明《序》必非子夏全作；又以变雅篇章，证明《序》非国史所记，颇为有见。《诗疑辨证》对于《诗序》作者之论述，不免含混其词，未尝有明确之结论也。
范家相《诗瀋》于《诗序》作者，论述颇为可观。范氏受学于毛西河，而其说与西河殊不相同。顾镇称其说《诗》以《注疏》、《集传》为两大枢纽，惟其合者从之，间出新义。关于《诗序》作者，范氏之论大要本诸成伯玙、苏辙，而不尽相同。《诗瀋》以《汉书·艺文志》但言《毛诗》云出于子夏，未尝言及子夏作《序》；即为毛公，亦未睹其有子夏作《序》之论。以为“其曰‘传’者，不过经师之递相传授云尔也。其间闻见异词，记录舛误，故得失时见，岂子夏笔之于书以授学者哉？如毛公谓是子夏所作，何不于《序》首明标子夏之名，如标孟仲子、高子之文乎？是非特《小序》非子夏所作，即《大序》亦非出于西河（指子夏）之手无疑。”又云：“盖圣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未闻有自作一书，自注一经以垂后世者。《论语》、《孝经》、《礼记》皆记述之言，又其门弟子之所录也。子夏在孔门年为最少，晚而设教西河，其尊所闻以传经于来学则有之矣，作《序》则未之闻也。”
范家相虽疑子厦作《序》之说，而又不蹈宋人之弊，未将《诗序》遽然归于卫宏。《诗瀋》云：“《毛序》行于新莽之世，去敬仲已百数十年，立之学官流传天下久矣。敬仲以一人之私见，起而更益之，其谁肯信？且汉时最重师传，敬仲乃苌之七传之子弟，岂敢擅更古《序》乎？盖孟喜传《易》，诈言王孙之枕膝，而梁丘贺疾起以证之矣，宏乌能明目张胆以诈伪哉？况毛公本古《序》以作传，使宏伪《序》，宁不与《传》相左？若云《传》亦为宏伪作，则《郑笺》具在，何并不一字及宏乎？”观范氏上述论列，于理甚惬，然其所作之结论，只是指出一个大概轮廓，其云：“今详其文义，牵合联缀，实杂出于秦汉经师之手，非一人所作也。”《四库提要》参稽众说，作出总结，比诸《诗瀋》，其论证更为确实详明。其云：“案《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屿也。……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岂非说经家第一争诟之端乎？考郑玄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各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程大昌《考古编》亦曰，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无辞，知其为秦火之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朱鹤龄《毛诗通义》又举《宛丘》篇序首与《毛传》异词，其说皆足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证。丘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与《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鸤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与《序》意不相应，《序》若出于毛，安得自相违戾？其说又足为续申之语出于毛公后之明证。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两句，与《毛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略同。……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两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提要》承接成伯玙、苏辙、程大昌、范家相之论，参合众说，论证充实，其所作结论，大体可信。然将《序》首之语及以下续申之词以毛苌为分，则犹不免未达一间，窃以为失诸疏略。何则？盖《提要》以《毛传》之作者较论《序》首及以下续申之词，则论《诗序》之作者，无疑亦当以《毛传》之作者为分。关于《毛传》之作者，班固惟言毛公，后人遂误以为毛苌，实为传讹。观郑玄《诗谱》云，大毛公作《诂训传》，小毛公传其学，河间献王立为博士。大毛公者，毛亨也。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明言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徐整亦云大毛公作《诂训传》。皆未有毛苌作《传》之说。果如《提要》所云以毛苌为分，则《序》首之语，亦可能为毛亨所作矣，俞正燮《癸巳类稿》虽有此说，然亦臆测之词，与郑玄释《南陔》之论不合。若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经师所附，则无异排斥毛苌续《序》之可能，于理未安。故《提要》之结论，不若改成“《序》首二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亨以下弟子所附。”如此，则毛苌亦囊括于续申《序》说之弟子之列矣。
关于卫宏作《序》间题，《提要》于此未有明言，但苏辙《诗集传》之提要中云：“史传言《诗序》者，以《后汉书》为近古，而《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辙以卫宏所集录，亦不为无征。”乃知《提要》所指毛苌以下子弟，实隐包卫宏于内，盖四库馆臣对于《后汉书·儒林传》之记载无法解释，乃至调和折中，俯为迁就，如此则何以使人抉别疑似哉！五 考辨与结论
关于《诗序》作者之论争，反映出深刻之政治背景，其意义诚非一具体问题所能概括。顾自汉武排黜百家，独尊儒术，二千年之中国封建社会，经学乃统治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当是时也，君臣诏旨奏章，士庶行事进业，无不引用经义，依傍孔教，舍此而几无以自立。至于历朝替代，政情变化，风动波震，影响所及，意识形态，与世推移，而经学固首当其冲焉！综观历代经义解释，纷纭竞繁，枝蔓滋多，各持极端，较衡异同，考据某一问题，竟成百世悬案，虽大体不离名教，亦轨迹时出殊途，推求其间原因，亦与当时政治之关系所致也。古人论《诗》，尊之为经。而《诗序》者，盖经古文家提挈三百篇之要旨，流传千数载之旧籍，秦汉之际论《诗》之著作，详具完整者所存唯此一编，故由来涉及《诗经》之评价看法，时以《诗序》为其争讼焦点，论者或誉或毁，言贬言褒，自有其不同政治目的，体现出各种思潮特征。由此言之，关于《诗序》作者问题之争，非特一纯粹材料考据问题，实与时政风尚密切相关，此乃治《诗》者诚不宜忽视者也。
既如前文论列，所谓《诗序》为子夏所作者，驳斥之论甚多，实属不可据信，良由汉儒欲崇其学，托名子夏所致。按汉儒托古之习，为一种社会现象，非惟某人偶尔妄言而成。汉世统治者尊崇儒术，欲兴经学，则非导以利禄不可，治经之务，成为博取名利之捷径。《汉书·韦贤传》载，当时邹鲁谚语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又《汉书·夏侯胜传》云：“始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是以通晓经义，致身显贵，即为当时儒生群趋之鹄的。诸儒所传之学，苟得立于学官，则黄金紫绶，何须更言？而汉时之争请立学者，各怀其私，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故求名期利之儒生，常托其所治之学为古之某“圣贤”所作，以此抬高身价，排斥异己。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无敢出入，于本师之言，必宗信无疑，遂使谬种流传，托古之风，盛行当世，甚至托言《易卦》为文王所演，《尔雅》为周公所作，古代伪书之多，殆先由此。观夫当时以《毛诗序》为子夏所作者，与曩时熟肉铺自号“陆稿荐”，剪刀铺托名“张小泉”，可以相为比喻，斯说之不足信从，此不待烦言而可解者。然而汉儒托古之风，断非一二人巧施小慧，信口雌黄，实反映出政治经济于学术思想之制约关系，学风习尚既成，乃至笼罩一切，于儒生中鲜能有例外者，故自大小毛公以来，终于汉世，云《诗序》出于子夏，绵世授受，主信不疑，虽云郑玄之类“鸿儒耆硕”，亦不能觉其为妄也。
汉魏晋宋之间，迄数百年，治《毛诗》者于子夏作《序》之说，未见敢以为疑者。俟至有唐，韩昌黎、成伯玙以异论辨难，对《诗序》作者间题乃独抒己见，固以时隔地远，旧学形势衰微，唐时政治对学术影响之表现方式特点，比诸汉世，亦渐有异。逮于赵宋，风习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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