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搏杀——中国历史中的政权游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殷坤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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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搏杀——中国历史中的政权游戏试读：

书名：历史大搏杀——中国历史中的政权游戏

作者：殷坤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5-01

ISBN：9787510802799

本书由北京创品世纪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2000年中国帝王集团的博弈史——《历史大搏杀》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诠释中国帝王集团政权博弈的大作。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审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发展，揭示了隐潜在历史表象之下的潜规则，即围绕着帝王，外戚、太监、士人官僚集团以及其他势力为了争权或合纵或连横，乃至兵戎相见的残酷血腥。◎ 作者这样说过：“研究中国帝王史，上要看政权操控者即不同的统治集团，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看到历史大势的变迁，这才是研究历史的初衷，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读过《历史大搏杀》，你会惊奇地说：“原来故事中还有故事！历史可以见证未来！”◎ 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是静止的，停滞的，是没有历史的。读过这本《历史大搏杀》，你会发现并非如此，中国文明在历史中前行发展，自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只是这一逻辑与西方迥异而已。◎ 如果历史仅仅是历史，

那就太简单了。《历史大搏杀》将历史照进了现实，照进了我们生活的此刻，一定意义上说，读这本书就是读我们自己。

引言

在中华民族的头上，始终有着一道看似难以打破的魔咒。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五千年来盛衰治乱的循环从未终止。借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来说，中国进行了长达五千年的箱体振荡。从箱底崛起，一路高歌猛进撞上箱顶，然后又跌回箱底，很少能够长时间地停留在箱顶的高位，更从未能够突破箱顶。

从秦始皇开始，那些大一统帝国的缔造者无一不渴望自己建立的帝国代代相传，“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是私心，也是公义，既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福祉，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局面。但纵观历史，各朝各代，别说“万世”和“无穷”，连延续三百年以上的都一个也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频繁的朝代更迭、历史变换中，一代一代的帝王将相们，以他们的生命做赌注，围绕着统治万民的权力争斗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的历史戏剧。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你方唱罢我登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一个帝国兴盛、衰落，继而毁灭。然后，在原来帝国的废墟之上，又一个新的帝国开始建立，强盛，衰落，灭亡。时间流逝，朝代更迭，改变的是帝王的姓氏和国号，不变的是权力游戏仍然是这出戏剧的主角，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帝国制度轰然倒地。盛衰兴亡的循环是否就此终结？权力游戏是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心？我不知道，也许只有时间，只有历史能够给出答案。

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言：“如果仅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于现在，那他恐怕就连现在也把握不了。”要打破这个宿命，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历史为什么会这样。

俗语有云：“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国家帝王也一样，兴起时都是君贤臣能、万众一心；而到毁灭时却各不相同，有的为权臣所篡，有的被外敌入侵，有的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崩溃，有的则在军阀混战中沦亡。然而，要真正地认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揭开笼罩在历史面庞上的团团迷雾，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外敌入侵、阉党专政、女主祸国、权臣当道、军阀割据等等表面现象上，我们必须深入这些现象之下，找到决定帝国命运的钥匙。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溯历史的长河，重新审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衰！三皇为始，五帝为尊，夏商周三代以远，此前传说众说不一，真实情况还有待考古学家们的发掘。所以我们将从真正的帝制时代秦朝开始，顺着历史的脉络，重新梳理两千年的中国帝制发展，揭示出隐藏在帝制表象之下真正的历史核心——权力游戏！殷坤2010.3于湖北

第一章 秦：突然崩溃的帝国

一、伟哉，始皇帝！

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齐国。没有人可以抵挡如狼似虎的秦军。齐国，这个根正苗红，实力雄厚，在战国时代称王称霸，不可一世的“老牌强国”，就这样无可奈何地亡了国。随着齐国的灭亡，整个天下只剩下一个国家，那就是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大秦帝国正式建立。

大秦帝国建立之后，做了一件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事：开创中华帝制。

首先是建立皇帝制度。把国家君主的名号由“王”改为“皇帝”。而且把皇帝特殊化，使皇帝区别于其他所有的人。比如，皇帝颁布的任命称“制”，区别于官府发布的其他任命文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以区别于官府的其他命令；皇帝独霸了“朕”这个原先所有人都能用的第一人称。

许多人认为，改称“皇帝”，不过是为了满足秦始皇的虚荣心。比如柏杨先生，就说：“嬴政搞出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意，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但是，易中天先生就表示反对，他认为：“秦始皇的更改名号，并非心血来潮。”“秦发动的这场‘革命’，并不只是要换个‘朝代’，而是要用一种新的制度（帝国制度）取代旧的制度（邦国制度）。秦始皇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自称‘始皇帝’，即‘新制度的第一人’。”对此，我认为易中天先生说得比柏杨先生更接近真理。皇帝的出现，在政治上具有一种极强的象征意义，它将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与此前的夏、商、周以及东周以来的齐、楚、燕、赵等诸侯国区别开来。它在告诉世界：作为皇帝的君主是比作为王的君主更强大的统治者。然而，光是改一个名称并不是什么大事，关键的举措在后面。

在秦始皇的主持之下，大秦帝国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将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层级节制的官僚体系。我们先说废分封。当时，丞相王绾等人认为，各国刚刚被消灭，齐、楚、燕、赵等地距秦国本土又远，如果不封土建国，管理上恐怕鞭长莫及，压制不住当地的反政府势力。所以，他们“请立诸子”。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持反对意见的也有，这个人就是李斯。他当时官居廷尉，是九卿之一，比王绾的官小。但是，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他站出来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两种观点，谁对谁错？当时，秦始皇拍了板，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终秦之世，没有分封一个诸侯。当时虽然仍在执行二十等爵位制，但是无论多高的爵位，都是“但有封名，而无食邑”，这是与之前大不相同的。

然而，这两种观点的斗争却远没有结束。汉代很多人都认为秦之速亡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实行分封。于是，西汉初年，刘邦广封刘氏诸侯王。再比如贾谊就说应当“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而司马迁也支持他的说法。西晋时，司马氏诸侯王更是遍布天下。直到唐代，这个问题仍然处于热议中。赵蕤在《长短经》中对郡县制和五等分封制进行了比较，指出：“郡县而理，则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则有纵横之祸。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致理之具，但经始图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故贵於五等耳。”最终的结论竟是五等分封优于郡县。柳宗元的《封建论》则更是谈论此问题的千古名篇，他是反对分封的，他说：“故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我们现代人很容易就会得出郡县制比分封好的观点。易中天先生就称提出这个制度的李斯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而且说“这就是秦始皇的历史贡献”。我当然也认可这样的说法，但是为什么王绾、刘邦、司马迁、贾谊一直到唐代的赵蕤都认可分封制呢？这些人，都是智商相当高的精英，他们的想法自有其道理。

其实，两种观点都是从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但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李斯的话，包括后来秦始皇的话，并没有什么高深之处，王绾等人不会看不到周王朝正是因为分封而分裂。他们为什么会主张分封？其实，他们的话里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所担心的是郡县制并没有如此强大，不设置诸侯控制不住，所谓“不为置王，毋以填之”。也就是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皇帝）的统治力是否足够强大？是否强大到能够支持在如此广大的疆域上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

雄才伟略到目空一切的秦始皇是决心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他愿意尝试一下。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措施将他在秦王国的统治权扩张到整个帝国。在这个过程中，他所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但秦始皇用更加空前的魄力为中华帝制打开了生存之门。如果说，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华帝制一直在孕育中的话，那么他这位千古一帝，正是这个制度的助产师。这，正是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之所在。

在建立中华帝制的过程中，秦始皇遇到了哪些阻力呢？阻力决不在王绾等人的反对，秦始皇的耳根子硬着呢，自己打定了主意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现实的阻力在技术层面上，也就是说，如何将皇帝的统治从皇宫里一直推行到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身上。

为此，秦始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不同于分封制的管理体系。在中央建立了分工协作的三公九卿制度。所谓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主管监察。所谓九卿，实际上不止九个，有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少府、治粟内史、中尉等，也是各司其职。比如治粟内史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是管谷子的。三公九卿各司其职，都受皇帝的领导。中央政府之下，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郡设有郡守、郡尉和郡监各一人，与三公的职责相应；每个郡下辖若干县，县的首长为县长或县令；县下面有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这样的官吏，分管教化、司法、赋税、治安等；每个乡分为十个亭，每个亭有亭长、亭父、求盗等官吏，也是各有各的职权。从中央的皇帝到最基层的行政组织亭的亭长，都是吃国家俸禄的公务员。一个类似于现代政府的庞大行政体系建立起来了。这个体系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组织形式和行政模式，可以说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有了这套先进的行政体系还不够，秦始皇要面对的现实困难还有由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不统一的国情。比如，文字不统一就是最显著的困难。同样一个字，秦国是一个写法，楚国又是一个写法。如此一来，政府的命令传递起来就很容易出错。再比如，重量单位不统一。就说亩产吧，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中央政府怎么能确切知晓各地的收成情况？中央政府不了解各地的情况，又怎么定税，怎么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还有，货币不统一，各地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交流。中央和很多地区间道路不通，无法实施有效控制。诸如此类的实际困难，摆在了秦始皇的面前。

秦始皇就是秦始皇，这个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千古一帝用一种超乎常人的气魄，将不统一变成了统一。一切在秦始皇看来不利于统一大业的事物都必须予以彻底地清除。具体说来有四点。一是统一文字。传统的说法是秦始皇以秦小篆统一了天下文字。但有人考证，在实际使用上，隶书比小篆更常见。不论是以何种文字进行统一，可以肯定的是，从秦始皇开始，为了对庞大的帝国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文字以保证行政体系内部信息传递的畅通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二是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统一度量衡，并将有关的法令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一个出土的秦国秤砣上有这样的文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根据出土文物的情况，统一度量衡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各地都有秦代标准的量器和衡器出土，相互之间误差很小。三是统一货币，统一以黄金为上币，单位是镒；以秦国原先的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后者就是著名的秦半两钱。最后，修驰道，建立勾通整个帝国的交通网络；“车同轨”，减少马车行驶中的阻力。

统一是中华帝制中的应有之义，但这只是其内涵的一部分，不是其全部。中华帝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统一到皇帝那儿。秦始皇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就是普天下的百姓不知道皇帝为何物，同时反抗皇帝的势力还很大。

先谈前一方面。在西周朝分封制下，有一个周天子高高在上，但对于老百姓而言，有没有这个天子，并不重要。周天子事实上和他们不发生任何关系。同理，国君也是高高在上，和他们没关系。那么和普通老百姓有关系的是什么人呢？只有封地的领主才和他们发生关系。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就已经有了变化，国君开始直接统治百姓了。老百姓开始通过官吏而与国君发生关系，但周天子依然只是处于虚位。在统一天下之时，秦王嬴政在秦人眼里是国君，在赵人、楚人等山东各国人的眼里是不是国君呢？恐怕更多的人把他当成侵略者。秦始皇称皇帝，就是不再做他秦国的国君而是要取代周天子做天下的主人。那么，如何使这个从来不和百姓发生任何关系的“天子”在老百姓心中实实在在地树立起权威，就是秦始皇必须解决的课题。

秦始皇除了通过皇帝制度向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以外，还采用了两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巡视天下，向普通百姓彰显皇帝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即使是今天有如此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长时间舟车劳顿也会疲惫不堪。可是秦始皇从统一之后，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坐着马车四处巡视。再加上他还给自己定任务，每天得看一百二十斤的奏章，可以说秦始皇恐怕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累的一个。不但累，而且危险。比如在博浪沙不是差点儿被张良雇请的大力士给暗害了吗？那么，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冒这么大的风险四处巡游是为了什么呢？别以为他就是一旅游发烧友。虽然看看自己统治下的帝国到底是个啥样子也是秦始皇的心愿，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皇帝的存在。至于老百姓是像刘邦那样想着“大丈夫当如是”，还是像项羽那样想“可取而代之”，都不在秦始皇的考虑之列。秦始皇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皇帝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这个世上最有权势的人。

其二，不但要让老百姓知道世界上有皇帝，而且要让老百姓知道皇帝具有无上权威。比如，他在巡游的路上，到处刻石纪念。这石碑上刻的可不是“秦始皇到此一游”，而是歌功颂德之语，为的就是告知天下，皇帝有多么伟大，以便树立皇帝的无上权威。再比如，他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在上天面前秀一下自己的统治地位。他还用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手段向世人表示甚至于连神鬼都不能高于皇权，都不能侵犯皇帝的无上权威。比如，他巡视到湘山，在渡江的时候遇上了大风浪，差点儿没能上岸。有人说这是湘君发怒了。秦始皇问：“湘君何神？”博士们回答道：“此是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大家知道，尧舜是五帝中的两位，秦始皇心想：“我是皇帝，比尧舜的级别还要高呢。他们的女儿、老婆，算什么东西？”于是下令：把这湘山上的树全给砍了，并且把山也涂成红色。这就算是给湘君穿上了囚犯的衣服，让她服刑。可以说秦始皇用尽一切可以用的手段，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皇帝的权威，以昭示天下，皇帝是天下的主人。

搞定了前一方面，后一方面的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对于反抗皇帝的势力，秦始皇用了一个简单而粗暴的办法，就是打压。一边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将其冶铸成十二个巨钟、金人，每个都重达千石，置于宫廷之中。另一边将天下豪强富户共十二万户迁徙到咸阳，加强了对各国原先的贵族和地方豪强的控制，这是防范措施。对于那些真敢威胁自己的，那就是大开杀戒了。比如，公元前211年，有人在一颗陨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秦始皇一怒之下，把周围的人家全部诛杀。

在秦始皇疯狂地改革创制的同时，大秦帝国北伐匈奴，南取百越，盛极一时。

二、以攻立国

一个强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秦始皇得意地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是，历史并没有按照他个人的意志演进。大秦帝国，这个他一手创立的强大帝国甚至没有凭借惯性向前走得更远一些，竟然追随他而去了。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三十七年），秦始皇病死在了出巡的路上。第二年，大泽乡一位农民的儿子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结果“一夫作难”而群雄并起，大厦将倾，巨手难擎。短短三年时间，烽火燃遍了帝国每一个角落。起义军的矛头直指帝国的心脏咸阳。

公元前207年，三世子婴去帝号称王，携妻儿老小，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皇帝的玺符，走出城门，跪倒在路旁，恭候刘邦的大军进入咸阳。至此，大秦帝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何以如此？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大秦帝国“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对此，有人这样解释道：“可以骑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以耕战立国，以刑杀立威。可是，天下统一了，国家安定了，就应该采取守势，不能动不动就把老百姓抓去修长城、建宫殿，更不能动不动就杀人。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所以，秦国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看清‘攻守之势异也’的天下大势，因‘仁义不施’而导致了亡国。”

原因真是如此吗？不。秦国从建国以来就没施过什么“仁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守势”。秦，一直是以攻立国。几百年来，秦国正是在强劲的进取之心驱使之下不断摧毁自己前进的障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成就帝国伟业。让我们来看看秦国是如何崛起的吧。

推动秦国兴起的核心力量首先是秦人的历代领袖。从最早的部落首领秦仲父子到独霸西戎的秦穆公，到立志变法图强的秦献公、秦孝公，到杀其人而用其法的秦惠文王，到击败楚赵两大强国从而奠定统一基础的秦昭王，最后到开创帝国时代的秦始皇，他们没有一个只想做一个守成之君，他们的志向一个比一个高。

我们先从秦人的祖先说起。秦人的祖先可不是一直在西边放牧的游牧民族。当年，他们是商人（我说的是商朝人，可不是生意人哦）手下的得力干将。秦人和商人用现在的话讲，叫做战略合作伙伴，血缘关系很近。商朝末年，周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殷商灭亡，而少了大靠山的秦人先祖只好让出中原沃土，作为周人的奴隶被迁到西部去放牧。西周幽王时，西部少数民族作乱，秦人在首领秦仲父子的带领下帮周人作战，立下了战功，但秦仲却因此战死。这时，关中实在太乱，于是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迁往洛阳。周平王对秦仲之子秦襄公（严格意义上讲，说这话的时候还不是“公”）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秦国从此建立。

公元前623年，经过与犬戎等少数民族一百多年的战争，秦国终于在秦穆公的领导下消灭了西戎这一强大的对手。据史料记载，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独霸了关中、陇西的大部分地区。按理说，秦国有了这么大片土地，该改攻为守，好好地守土安民了吧？不，相反有了这些资本，秦穆公雄心勃勃地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中来了。但是，挡在他面前的，是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晋国。有这个强悍的大国挡道，秦国的势力范围始终不能越出殽函以西。

后来，一直挡着秦人东进的超级大国晋国，像前苏联一样分裂了，称三家分晋。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国成了秦国的头号对手。如果你以为魏国比晋国弱小，那你就错了。魏国在李悝的主持下进行了变法，废除了奴隶制，创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且在吴起的主持下实行征兵制，是当时全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从前公元413年开始，秦魏之间战争不断，但是秦国基本上没有胜绩。特别是在公元前389年，秦国倾举国之力，以五十万大军伐魏，结果魏国仅以五万人迎击就大获全胜。

面对失败，秦人没有放弃，他们选择了变法图强。公元前384年，从魏国流亡归来的秦献公即位，他当即对阻碍秦国发展的奴隶制进行改革。当年就宣布废除了野蛮的人殉（也就是用人来陪葬）制度。第二年，秦献公又将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秦国东部、地近河西地的栎阳（今陕西临潼北）。献公迁都一方面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河西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摆脱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的束缚。此后，秦献公实施了编制户籍，取消国野之别，推广县制，允许商业资本活动，并开征商税等一系列措施。由于这些改革，秦国国力有了回升，又赶上魏王逼走了大军事家吴起，终于在公元前366年，终结了逢魏不胜的历史，大败魏、韩联军于洛阴。接着，公元前364年，又在石门大胜魏军，斩首六万级。又过了两年，秦军再次在少梁大败魏军，俘虏了公孙痤。

但是秦献公却并没有完成将秦国建设成为战国时期一流强国的重任。就在少梁大战之后不久，秦献公病逝，其子嬴渠梁继位，是为秦孝公。孝公意识到以自己个人的能力并不足以让秦国强大起来，于是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要知道，这个时候秦国虽然不算特别强大，但也是大国啊。公布求贤令就等于中国石化、上海宝钢这样的特大型企业在央视打广告高薪招聘总经理，而且还不限学历，不要求工作经验，只要“能出奇计”，那就不但有高薪，还有股权激励。这还不天下震动？苦于找不着工作的士人们都跃跃欲试。因此，随着这个求贤令的公布，另一支推动秦国兴起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是士人，其中有以谋略为主的知识分子（文士），也有以攻城略地为所长的军事将领（武士）。

最初到秦国来的是商鞅。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他的名字原来叫做“卫鞅”或者“公孙鞅”，因为后来被封为商君所以习惯上称他为商鞅。商鞅几次与秦孝公交换政见，并与当时秦国的高官们进行了辩论，最后终于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以暴力手段强制推行变法，血腥镇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经过二十年的时间，秦国不但完全建立起了封建制度，而且还发展出了一整套以工作业绩为职务升降标准的非世袭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仅保障了秦国在战国时代的日益强大，而且为统一天下以后整个帝国官僚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最初的模板。因此，可以说商鞅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商鞅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法运动，其影响是空前的。

变法的主要内容归结起来就在“耕”和“战”两个方面。

从“耕”的方面来讲，商鞅发布垦草令，“开阡陌封疆”，打破了井田制，允许和鼓励老百姓开荒地进行农业生产，而且规定一个家庭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超过一定产量，就可以免除徭役。原来老百姓被固定在井田里，生产得再多，也得不到实惠，大多数都得上缴，现在国家把田分给个人，多劳多得，当然劳动热情就高了。

秦国是一个人少地多的国家，如何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呢？商鞅一边通过对商人、游民进行打击，迫使他们去务农，一边采用开荒免税的政策挖邻国的墙脚。三晋一带正好人多地少，于是就有不少人举家迁往秦国。如此一来，秦国农业自然蒸蒸日上。有人可能要问了，老百姓富了，可剥削他们的贵族该不高兴了吧。才不是呢。老百姓的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却远不如GDP增长得快。因为商鞅建立了人头税。国家给你田让你种，你就得交税。原来在公田上你可以出工不出力，现在政府管你在哪儿种田，是人就得交税。为了交税，你就得拼命生产，而生产得越多，国家和贵族们得到的也越多。于是国家或者说贵族集体的收入反而比原先增加了。结果在变法之初那些称变法“不便”的人，过了几年之后改口说“便”了。

从“战”的方面来讲，商鞅一是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原来地方政府首脑都是当地大贵族世袭的，因此就不怎么听中央的招呼。现在全部改成郡县，郡县长由中央任命，你敢不听招呼，就给我滚蛋。

其二，实行军事化的户籍制度。过去老百姓都是“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个亲情比较浓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不但常常不听政府命令，而且还相互仇杀，白白损失人力物力。商鞅一面下令严禁私斗，一面通过对大家族加税的办法迫使大家族分散为小家庭，然后让他们相互监视。结果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淡了、人情味没了，而组织纪律性提高了，更听指挥了。

其三，建立军功爵位制度，奖励军功。商鞅规定，立了战功，不但赏赐田地，而且在战场上斩敌人脑袋一颗，授爵一级，可担任工资五十石的官吏，斩首两个，授爵二级，可担任工资一百石的官吏。好嘛，敌人的脑袋那不是人脑袋，那是金砖啊。砍人家脑袋就跟挖金子一样。想象一下吧，在秦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您想要发家致富吗？去打仗吧！去砍敌人的脑袋吧！”正因如此，有记载说当时秦人听说要打仗，一个个像中了五百万一样兴高采烈。

老百姓为了能够得到官位、土地去打仗，贵族们也要为了保住自己的爵位去拼命打仗。因为商鞅还规定了，那些在战场上立不了战功的贵族，爵位要取消，变成平民回家种地。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整个国家变成了一支军队，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

变法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前354年，秦国军队夺取了魏国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前352年，商鞅又率领军队包围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迫使魏国守军投降。前340年，商鞅再次率军队大举讨伐魏国，迫使魏国把河西大部分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躲避秦国锋芒，魏国甚至把国都也迁到了远离秦国的大梁（开封）。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虽然他杀死了商鞅，但是由于看到变法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因此并没有毁掉变法的成果。那些反对变法的贵族始终也没能恢复被变法夺走的特权，而老百姓同样可以通过军功而封侯拜相。秦国依然执行着“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任人唯贤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之下，越来越多的优秀士人来到秦国，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从秦国的贵族和平民中涌现出来。

在秦惠文王统治的二十七年间，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身居高位。这一时期，主持秦国大局的重臣先后有名将犀首公孙衍、著名外交家张仪、人称“智囊”的樗里子、著名军事家司马错、甘茂等人。在他们的领导之下，秦国国力大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前330年，公孙衍伐魏，夺取了战略要地河西。第二年，又攻占汾阳、皮氏、曲沃、焦城等地。张仪则通过推行连横政策，瓦解山东六国联盟，迫使魏国臣服。樗里子也于前317年率军大胜五国联军，斩首八万。而司马错的功绩更大，在他的力主之下，秦惠文王否决了张仪的伐韩主张，转而出兵伐蜀，于前316年灭了巴蜀，占据四川，从而使秦国“擅巴蜀之饶”，为秦国统一天下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惠文王之后，经历了秦武王短暂的执政时期，秦昭王上台了。秦昭王先后以魏冉、楼缓、范雎和蔡泽等政治家为相，在军事上不但依旧重用司马错等老将，又从行伍中提拔起了名将白起等一批年轻将领。在他执政期间，秦国先后对战国后期实力最强大的楚国和赵国发动了灭国性的战争。前280年，司马错率大军从四川出发，越过崇山峻岭，出其不意地直插战国时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楚国的右肋，攻占楚国的黔中郡，形成了对楚国的钳形攻势。

柏杨先生评价司马错的这次军事行动时称：“司马错的伟绩，跟汉尼拔进击罗马帝国，先后辉映，都是直捣敌国后门。秦军此次出击，战争升高到另一种形态，使六国同时面对随时都会覆灭的厄运。”两年后，白起攻陷楚国首都郢都。从此，楚国这个从春秋时期就雄踞中国南方的巨无霸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

打败了楚国之后，整个天下只有经历了胡服骑射的赵国能够与秦国抗衡了。打垮赵国，就扫清了统一道路上最后一块绊脚石。一次擦枪走火似的事件，使得战国后期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长平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前260年，秦军大举进攻已经归附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率赵国军队驻守上党城南边的长平。双方交战数次，赵军失利。廉颇知道，这么打下去肯定不行，于是便坚壁不出。秦国因为是在敌国作战，远离本土，后勤补给压力很大，而且时间拖得越长，赵国获得其他国家帮助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时，秦国宰相范雎派人到赵国实施反间计，买通赵孝成王身边的亲信，让他们中伤廉颇而举荐赵奢之子赵括。赵王听信谗言，不顾蔺相如和赵括之母等人的劝告，下令赵括取代廉颇领兵抗秦。结果，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中了白起的埋伏，赵军大败，前后四十五万人被秦军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秦昭王去世后仅六年，他的曾孙嬴政便登上了秦王的宝座。在处理完内乱之后，秦始皇嬴政重用王绾、李斯、尉缭子、王翦、蒙恬等人，只花了十年的时间就统一了天下。

回顾秦国崛起的历史，我们看到，几百年来秦国一直以攻立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更是以严刑峻法著称，只重视耕战，不知仁义为何物。然而其国内，按秦昭王时亲自到秦国出访的荀子说法：“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上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可见，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导致秦帝国崩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三、秦何以暴

长期以来，秦国一直被冠以“暴”的名号，比如苏洵的《六国论》中即有“暴秦之欲无厌”之语，而秦国推行暴政也一直被认为是秦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秦国“暴”在什么方面呢？

最常为人提及的就是刑罚严酷。

西汉晁错说，秦帝国“法令烦惨，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这话没错，秦法极其严格，一点儿小罪就可能判死刑，而光死刑就有夷三族、灭宗、坑、年裂、体解、磔、腰斩、弃市、戮、剖腹、绞、囊扑、蒺藜、凿颠、抽肋、镬烹、定杀、赐死等十几种。《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记载过，秦始皇几次亲自下令实行大规模的连坐。这在秦国不算什么，当年商鞅在渭水边断案，一日之间渭水便被血染成了红色。山东六国更重视礼治或德治，法律制度没有秦国严格而且刑罚较轻，将秦国的一套直接施行于山东六国自然引起一些反感。山东六国的人肯定也不习惯，很容易违法。有记载说，当时每年判刑的案件以千万计，弄得监狱像集市一样热闹。但是，光这个就足以亡秦吗？秦人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上百年，不也挺好吗？这是习惯问题，时间足以解决。后来西汉帝国的法律体系其实就是照着秦法的模子刻出来的，比如一人犯法，家属连坐的“收帑相坐律令”就还在执行。这个被人谈论最多的暴政，其实不算特别暴，不是主要问题。

其二，大规模地征伐，无休止地用兵。

比如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而且长期在北方驻军、筑长城进行防御。人们往往把北伐匈奴的时间定在前215年，根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资治通鉴》上面讲进攻匈奴是因为卢生进献了一部天书，上面有“亡秦者胡也”的话，于是“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卢生进献《录图书》是在前215年。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不对，因为《史记·蒙恬列传》和《资治通鉴》都明确指出蒙恬“暴师於外十馀年”，前215年距蒙恬被杀只有五年，据秦国灭亡也只有八年。这不是矛盾了吗？况且，五年的时间修长城，够吗？如果按照蒙恬被杀的时间往前推十一年，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前221年，在这一年蒙恬还参与了灭齐的战争。可见，蒙恬在灭齐之后就立即被秦始皇派往北疆讨伐匈奴，这仗一打就是十一年。

在北伐匈奴的同时，秦始皇还同时对南越进行了征伐，也是兴兵动众。《资治通鉴》记载：“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打仗就打吧，更要命的是，为了打仗还得修大量的军用工程。在北方修万里长城被后世骂了两千年。不光是修长城，还有当时的军用高速公路直道。CCTV有过关于这个的纪录片，工程量之大不亚于长城。最终由于工程难度太大，没有修成。在进攻南越的过程中，为了运送粮食、军队，也修了很多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灵渠。打仗、修工程还有驻军，老百姓自然不堪其苦。

其三，大兴土木。

阿房宫被人骂了两千年，不过考古发掘告诉我们骂错了，阿房宫只建了一个夯土台基。但是，秦帝国大兴土木绝对不假。比如说他在骊山修的秦始皇陵，按《史记》的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异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现代考古发现地宫东西长一百七十米，南北宽一百四十五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标准运动场，中心点的深度约三十米。修这个陵墓，总共花了三十八年，最多时动用人力接近八十万人。当真是老子天下第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再比如被项羽一把火烧了的咸阳宫，据说是每灭一国，就将其宫殿照原样在咸阳边上建一个，最后是从雍门到泾水和渭水，全是宫殿。

当然，还有沟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络驰道，平坦的地区有六十九米宽，比现在的京沪高速还要宽将近一倍。

搞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起今日的四万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是市场化运作，那倒或许能拉动内需。但是那年月是无偿剥削，官吏们鞭子一挥，给我干活去。你敢不去吗？小心全家人头落地！

秦国为什么会推行暴政呢？

暴政，顾名思义，是暴虐的政策。为什么实施这样的政策，这就需要进行一下政策分析了。一个政策的出台，背后一定有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远的不说，就说燃油税吧，不是有利益集团的反对，怎么会一拖十几年？扯远了，回到秦帝国这里，秦帝国由什么人统治？或者说，在秦帝国的统治阶层中有哪些政治势力？搞清这个问题，我们自然明白秦何以暴了。

帝国没有议会，帝国政府里只有三种人，一是皇帝，二是贵族，三是官僚。

皇帝只有一个，不用多说。

贵族分成两类。一是皇族贵族。他们是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包括皇帝的兄弟、儿子等等。二是后族贵族。一般而言，包括皇帝的妻子及其家人，也就是后、妃加上外戚。皇族的政治资本是他们与皇帝的血缘关系，而后族的政治资本是与皇帝的姻亲关系。

官僚呢，从出身来看分四种。一种是凭借自己的学问当官的知识分子，一种是凭借战功当官的军事将领阶层，一种是凭借自己家族在地方上的财富和势力当上官的地方豪强，最后一种是皇帝的奴仆，即宦官。

这七种人，构成了从秦到清中华帝国中的七大政治势力。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是这七大势力的斗争史。

单就秦帝国来讲，前面讲秦国崛起时我提到了两股推动力量：一是君主，二是士人。后者，其实又分为两种人，知识分子（文士）和军事将领（武士）。这就构成了秦始皇时代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以蒙氏和王氏为代表的军功阶层和以李斯和诸博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他四种势力，宦官（赵高等）和皇族（扶苏等）力量比较弱，被打击得比较厉害的是地方豪强，也就是原来山东六国的贵族，后族在史书上并无记载，好像压根就不存在一样。

由这个权力结构我们就可看出，皇帝居于最上层，统治着整个帝国，在皇帝之下是军事将领集团和知识分子阶层共同构成的官僚体系。在这种政权结构之下，政策主要体现了皇帝、军事将领集团和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诉求。

皇帝的诉求因人而异。秦始皇征服欲很强，野心很大。早在他当秦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当然，他不会说出来，但有这么一件事暴露了他的野心。

前238年，嫪毐因为和太后也就是秦始皇的母亲赵姬的奸情败露而发动叛乱。叛乱平息以后，秦始皇将母亲囚禁在秦国故都雍县的萯阳宫。而且放下恶话说，凡是敢就太后之事进谏的，把他剁成几截，扔在宫外！而且说到做到，先后杀了二十七个劝他的人。这时候，又有个叫茅焦的人来劝他。大家都觉得茅焦肯定是去送死，所以他的亲戚朋友害怕连坐，全都跑了。一开始秦始皇根本就不想见他，但茅焦说了：“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

秦始皇听说还有这么个不怕死的人，心想：“这么牛？故意找茬是吧！”非得见一见不可，就让他进来。同时又下令说：“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烹之，是安得积阙下哉！”非把他给煮了，不让他与殿外的二十七个一起凑成二十八宿。

茅焦进门之后，行完礼，说：“臣闻有生者不讳言死，有国者不讳言亡。讳言死者不可以得生，讳言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闻也，陛下欲闻之乎？”这话把秦始皇说懵了，秦始皇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何谓也？”

茅焦接着道：“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说着就直接脱衣服准备受死。秦始皇突然醒悟过来，赶紧向茅焦道歉，而且封他为上卿。自己亲自驾车去把太后接回咸阳。

对于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柏杨先生就说：“茅焦每一句话都在刺激秦始皇发疯，而秦始皇竟没有发疯，简直不可思议。可能秦始皇正在寻觅一个下台阶梯，而茅焦适逢其会。无论怎么吧，茅焦的言论并没有说服力量，而只有激怒力量，竟然发生说服效果，以致使我们怀疑经过的真实性，假定是真的，我们怀疑是不是出于秦始皇的安排。”

其实，打动秦始皇的正是“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这句话。这相当于在说：“你再这么搞，会尽失民心，统一天下就难了！”他在乎天下人对秦国、对自己的看法，而因此能够压制内心的怒火，正说明他具有极大的野心。如果秦始皇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他管别的国家人怎么想？

由于他野心大，征服欲强，所以凡是不服他的，他都要去讨伐。执行对外侵略的政策就很好理解了。

秦始皇的另一特点就是自信心极强以至于自大。比如，中国传统一般都对祖先非常崇拜。儒家也好，道家、墨家、法家也好，都动不动就提先王和古代的圣贤。秦孝公在求贤令上也把自己的父亲献公和祖先穆公都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但秦始皇显然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自己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君主，别说他的父亲、爷爷、曾祖、高祖比他差得远，就是古代的三皇五帝也没他伟大。所以，他才自称皇帝。这种自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一切都追求最好。宫殿要最豪华，陵墓要最大，不计成本。

同时，他本人又比较认同法家思想。他读了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著作以后非常兴奋，说要能见到这个作者，死而无憾。于是就进攻韩国，强迫韩国把韩非送到秦国来。所以严刑峻法自然也不在话下。

军功阶层的政治资本来源于军事成就。不打仗，就没有战功，没有战功就无法在朝庭中立足。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军事将领主战的情况。比如，前192年匈奴冒顿单于写信侮辱吕后，当时上将军樊哙就跳出来道：“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其他将领也都说要出征。

有没有军事将领反对对外作战的情况呢？也有。一是军事将领们认为仗打不赢，比如白起在秦赵邯郸之战时，就反对进攻邯郸，而且直接拒绝出战。理由就是打不赢。再比如当樊哙大言不惭地要以十万人扫平匈奴时，名将季布就说：“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

二是军事将领与地方豪强势力结合形成地方军阀，其手下的军队已不再是国家军队而是他私人的军队。比如清末在镇压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就主和。

在秦帝国，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当时最强的对手就是匈奴，但与秦、赵交战当中都是不占上风的。比如赵国李牧为将时，就曾大破匈奴，使匈奴十几年不敢逼近赵国边境。所以，可以推断秦帝国军事将领大都是好战分子，对外扩张正合他们的胃口，不但不会阻挠这一政策的出台，而且还会积极鼓动。

在知识分子中，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知识分子，在秦帝国政府中的地位显然高于以诸博士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而且这些儒生本身也过于迂腐，一味强调复古。这就很不合秦始皇的口味。比如齐人淳于越就说：“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结果是在政治斗争中这些儒生败下阵来，书被焚，人被坑。最后，秦帝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全是不讲仁政，只讲刑法的法家人士。民生问题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所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强化统治力量。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当权的三大政治势力都是偏暴政的，因此暴政自然会推行下去。

四、脆弱的节点

推行暴政就一定会灭亡吗？有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得狠了，反抗自然就大了，暴政推行的结果，当然是亡国了。是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秦始皇活着的时候，秦帝国没有崩溃呢？终秦始皇一生，大秦帝国始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充其量只出现了几次恐怖袭击事件和一些诅咒。

还是前面的那个比喻，人民是水，政府是船。不过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船抗风浪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一米高的浪，万吨级远洋巨轮一点儿也不在乎，而小舢板恐怕就早被打得没影儿了。

一个帝国统治力的强弱由什么来决定呢？由他的政权结构决定。

秦始皇时期，秦帝国的政权结构是皇帝统治下的军事将领和知识分子（主要是法家）联合执政。这个结构统治力是很强大的。军事将领具备镇压反对派的力量，而法家知识分子不但懂得用刑罚来统治，也知道如何安抚平民。比如，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以李斯、冯去疾为代表的法家知识分子纷纷上书劝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他们说：“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这个政权结构的问题在于皇帝是一个极其脆弱的节点。皇帝只是一个个体，变数太大。在中华帝国时代，皇位的每一次更迭注定是一次政权结构的调整。首先是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偏好。比如，扶苏就和秦始皇政见不同。其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换了，用人的标准可能不同。因此官僚队伍往往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冯唐老兄不就是正好很不幸地没踏准步点儿吗？他年轻时，老皇帝喜欢用老将；等他老了，新皇帝喜欢用年轻人了。真是背运至极！第三，皇帝一换，那么跟皇帝有关的血缘、姻亲关系也都变了。原来是亲弟弟，现在成叔叔了；原来是小舅子，现在可能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别忘了，皇帝老婆可多了）。所以，皇帝一变，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

在大秦帝国里，由于秦始皇将权力过分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而又没有册立太子，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所以这个问题更加突出，皇帝这个节点更加脆弱。

结果秦始皇一死，在赵高的主持之下，发生了著名的沙丘之变。秦始皇的幼子胡亥在赵高的扶持下篡夺了兄长扶苏的皇位。这是一个关键点。当胡亥继承皇位以后，大秦帝国的政权结构发生了一次突变，统治力迅速下降。

先看皇帝本人。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都不能否认秦始皇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有几大长处。

其一是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这在建立帝国制度的过程表现无遗，毋庸多言。

其二，知人善任。在他的手下，没有酒囊饭袋。当时他所倚重的几个重臣蒙恬、蒙毅、李斯、王绾、王翦、王贲、章邯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即使是身边的宦官赵高，也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史记》说他“通於狱法”。

其三，知错就改。举一个例子，秦始皇发动第一次灭楚之战时，王翦说非出动六十万大军不可，而另一位将军李信说二十万足够了。秦始皇笑话王翦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于是命李信等率兵二十万伐楚。结果，大败而归。秦始皇放下架子，亲自到王翦家请求他出山，而且将全国六十万秦军尽数交给王翦，最终一举灭楚。这种政治家的风范是在战国时代很少见的。比如秦昭王当秦军在邯郸被多国部队内外夹击、战局极为不利时，一怒之下杀了当初反对进攻邯郸并且拒绝出征的秦国名将白起。

其四，注重调查研究，因此很难被下属蒙蔽。皇帝巡游天下，势必接触到下层官吏甚至百姓，国家治理的情况秦始皇是清楚的。再比如，秦始皇还喜欢微服出访。中国历代皇帝中，正史记载微服出访的人很少，其中就有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秦始皇微服出访时遇到强盗了，于是就下令严打，“大索二十日”。

反观秦二世胡亥，比起他老爹简直是一个天下，一个地下。先看用人。他重用赵高，对赵高是言听计从，而除他以外，几乎不重用任何人。再看办事。他对于整个帝国的国情完全不掌握。最初有人来报告农民起义的情况，他反倒问他们的罪。到后来，来的人都只说虽然有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了，不足为虑。直到起义军打到咸阳附近，他才知道起义的规模原来这么大。到这个时候，他也没醒悟过来，甚至更加躲到深宫之中，连大臣都不见了。

再看军事将领集团的变化。

赵高和李斯立胡亥为帝，当然就必须除掉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扶苏和支持他的蒙恬。他们合谋假造了诏书，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但是赵高、李斯大权在握，哪容你蒙恬分辨？不久就派人以皇帝的名义逼蒙恬自杀。蒙氏一族尽数被杀。一时间，军功阶层人人自危。

不久之后，起义军四起，这正是用得着军功阶层的时候。但是，就在这关乎帝国存亡的关头，中央却对军事将领极不信任，大加斥责。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当章邯和项羽在今河北平乡一带激战之时，赵高等却在章邯背后使阴招。结果章邯无奈之下，全军投降。秦帝国从此完全丧失了镇压起义军的军事力量。

知识分子的情况也不妙。

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已经失去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了。不过当时取代他们的是其他谋士，也算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调整。到秦二世时，其他知识分子也混不下去了。他一上台，就“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

当各地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消息传到秦二世那里。秦二世召集博士来商议。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些强盗，都主张派兵前去镇压。秦二世很不高兴，下令把这些人都治罪。后来，李斯、冯去疾等高官也因为劝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杀。不久之后，又出了一个指鹿为马事件。赵高牵了头鹿来，对秦二世说这是马。旁边的人凡是不跟着赵高说这是马而说这是鹿的，全被赵高给杀了。这么一来，知识分子们在秦政府里哪里还待得下去？只好转而投靠起义军。比如追随陈胜的，有孔鲋；追随刘邦的，有萧何、叔孙通等人。

皇族宗室更是深受打压。不只扶苏被杀，秦二世其他兄弟也被杀了不少，而且都是冤杀。比如公子将闾在被诛杀之前认为自己各方面都做得很好，质问使者：“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死也得让人死个明白呀？可是，使者很冷漠地回了一句：“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对天大呼三声：“天乎！吾无罪！”自杀了。这一场大杀戮的结果是皇族内部人心惶惶，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所有可能支持大秦帝国的力量，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宦官。赵高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赵高本人有政治能力吗？有一点儿，但很不够，多的是阴谋手段，少的是治国方略。当他用各种阴谋手段把所有的政敌都赶尽杀绝之后，突然发现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只剩下了他和秦二世两个人。

两个人，说段相声还可以，想要统治偌大一个帝国，没门儿！

所以，大秦帝国的崩溃，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建立的帝国制度本身存在一个脆弱的节点——皇帝。这个节点是所有统治力量的结合点。一旦这个节点出了问题，整个帝国的政权结构就会发生致命的突变。而秦帝国很不幸地成为这个缺陷的第一个受害者。

秦帝国倒下了，继之而起的是西汉帝国。他们必将从秦帝国的崩溃中总结经验。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第二章 西汉：自家人？娘家人？

一、自家人靠得住

经过四年多的战争，汉王刘邦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西汉帝国。然而，要巩固这个新兴的帝国却不那么容易。

刘邦，说老实话，不怎么讨人喜欢，但是政治水平是有的，而且他是从最底层起来的，所以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西汉帝国建立以后，他就着重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

这个关系其实也好调整。一句话，休养生息。详细一点就是：废除秦朝苛法、豁免其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解放生产力，“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同时鼓励生育，增加劳动力。

为什么能这么调整呢？其一，统治者本身欲望不强。大家想想当时的统治者是些什么人。刘邦，地痞流氓；樊哙，杀狗的；韩信，没落贵族，属无业游民；萧何，小官吏；周勃，吹鼓手……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张良，爷爷和父亲都是韩国大官，但也受过穷。这些人原来都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不知道怎么享受奢华。就好比一个成天坐公交车上班的人，现在突然有了一辆奔驰接送，当然会很满足，绝对不会想再弄一架私人直升机。其二，现实需要休养生息。秦代已经紧到极点了，油水已经榨干了，谁都看得出来，不松下来是不行的。其三，秦帝国崩溃的教训太深刻了。这些从被统治者转变而来的统治者心里清楚得很。

调整的效果很明显，国内迅速安定了下来。

国内刚安定下来，没想到国外又出了点儿事。匈奴人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之下崛起了。最开始刘邦也没把匈奴人放在眼里，毕竟他没有国际政治经验，又生活在南方，估计对于匈奴有多厉害，一点也不知道。结果，好家伙，差点儿被人包了饺子。自那以后，西汉的对外策略就一个字，“忍”！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的实力不足，更重要的是还有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

在楚汉争霸的过程中，刘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这七位都是战功赫赫的功臣或者功臣之子。他们分别是：楚王韩信，长沙王吴芮、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韩信（韩国公子，一般称之为韩王信以便和名将韩信相区别）。这七位都手握重兵，势力极大，他们所掌控的七个诸侯王国，加起来几乎占了半个中国。这些王国势力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大汉帝国的稳定。

刘邦本人对他分封的这些异姓诸侯王也并不相信。封他们为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比如说，韩信。前203年，正当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的时候，已经攻占齐国的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刘邦一听，顿时七窍生烟，大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和陈平劝他道：“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为守。不然，变生。”要刘邦做个顺水人情稳住韩信以防他倒向项羽一边。刘邦一听，觉得有理，这才又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封韩信为齐王。第二年，韩信还是按兵不动，并不帮刘邦进攻项羽。于是刘邦没办法，只好依照张良的建议，又把陈县（今河南淮阳）以东一直到东海的广大土地都封给了韩信。这才换得了韩信的支持。后来刘邦虽然用突袭的办法夺了韩信的印信，但是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是改封为楚王。

西汉政权稍一巩固，刘邦就对这些异姓诸侯王开刀了。

首先消灭的是燕王臧荼。臧荼本是燕王韩广手下将领，前207年受韩广派遣南下救赵于巨鹿。后来又追随项羽。项羽封他为燕王，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调到偏远的辽东当辽东王。韩广一肚子火，不愿搬迁，臧荼就率兵把韩广给灭了，占据了燕和辽东两地。后来楚汉之争初期，臧荼偏安北方，处于观望状态，既不助项，也不帮刘。到前203年，韩信以破竹之势荡平赵国，臧荼见势不妙，立即表示归顺刘邦。刘邦建国后，继续承认他的燕王地位。前201年，臧荼宣布独立，发动叛乱，而且攻下代地。不过臧荼也就那么点本事，就打打游击，欺负下韩广，趁火打劫还行。当刘邦带着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卢绾等将领亲征，他就打不过了。只两个月，就兵败被擒。刘邦又封卢绾为燕王。

刘邦最不放心的诸侯王是韩信。消灭了燕王臧荼以后，刘邦立即想到韩信会不会反？正好有人举报韩信阴谋造反。刘邦和大臣们商议，诸将都说我们带大军去把他给灭了。这时候陈平站出来，问刘邦道：“陛下精兵孰与楚？”刘邦回答道：“不能过。”陈平又问：“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刘邦回答：“莫及也。”话说到这儿，其实已经不用陈平再说后面的“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大家已经都明白了，根本就打不过韩信嘛。

打不过，怎么办呢？玩阴的。这是陈平的绝活。于是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以巡游云梦为名把韩信骗来抓了，削了他的兵权，贬为淮阴侯，把他软禁了起来。其实从这件事情上，足以看出陈平其实已经料到韩信不会反，否则让刘邦去巡游，那不是送死吗？同样道理，刘邦敢去，也是料到韩信不会反。那么他为什么要削夺韩信的王爵和兵权呢？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韩信能力太强，现在不反，难保他将来不反。而一旦他反了，谁也控制不住。所以趁他没反，先把他给治了。

刘邦刚把这个韩信给治住，另一个韩信真的反了。韩王信联络匈奴，起兵造反。刘邦又亲自率兵去打他。韩王信毕竟不是韩信，打不过刘邦，战败以后跑到匈奴去了。

不久之后，又有人告赵王张敖谋反。刘邦把张敖抓了起来，削除了他的王爵，任命陈豨为赵国丞相去统治赵国。陈豨虽然不是赵王，但却取得了赵国的控制权。正好又有案子牵涉到他，。于是陈豨在赵国也反了。

这个时候，刘邦已经越来越觉得这些异姓诸侯王是一个也不能相信了。同时，这些诸侯王发现自己的同类一个个被杀，也都加强了戒备。很快韩信、彭越、英布都有了反状。所谓反状，其实都是属于“有人控告”，是真是假都不一定，即使是真的，也是逼出来的。比如，最后一个英布，当他发现其他异姓王，特别是韩信和彭越一个接一个被干掉了以后，知道自己想躲是躲不了，只能起兵造反了。

英布可不比韩王信、臧荼，他是当时的名将，一旦起兵造反，就不那么容易对付。刘邦与英布激战两年，而且自己也身负重伤，这才战胜英布，将这最后一个诸侯王消灭掉。这个战争刚打完，取代新封的燕王卢绾又反了。

面对七位异姓诸侯王一个接一个造反的局面，刘邦觉得很迷惘，很痛苦。刘邦的《大风歌》并不是在志得意满、衣锦还乡时写成的，而是在征伐英布的战争间歇期，苦于国家不能安定而吟唱的。史载刘邦将英布击败之后，下令手下继续追击，而自己则回长安养伤，途经家乡沛县，与父老乡亲们一起喝酒。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喝完酒往往去KTV唱歌一样，刘邦也要娱乐一下。就是在这种半醉半醒的情况下，刘邦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但自己唱，还让大家跟着反复地唱。大家唱着，刘邦又起身而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哭得稀里哗拉，场景很是悲凉。

刘邦找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应该说，没有。如果找到了，他不会“泣数行下”。无奈之下，他选择了相信自家人。于是，他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分封了大量刘氏皇族子弟为诸侯王。比如，在把韩信贬为淮阴侯的同时，把韩信的楚国分成两半。在淮东的一半交给刘贾，封刘贾为荆王。在淮西的部分，交给弟弟刘交，仍然称楚王。再比如，就在他唱完《大风歌》之后不久，在离开家乡时，加封沛侯刘濞为吴王。对刘氏子弟他也不见得真放心，比如封完刘濞以后，就警告他：“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

为了巩固刘氏江山，刘邦又定下规矩，“非刘氏不得为王”，并且杀了白马盟誓。在他看来，西汉的江山还得靠刘氏皇族来保卫。而事实上，广封刘氏为王也的确巩固了西汉帝国。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在这个时期，吕氏的势力急速上升。到吕后死时，皇帝非常小，吕产、吕禄身为相国、上将军，实际上把持住了军政大权。眼看大汉江山就要落入吕氏的手中了。这个时候，刘氏皇族的力量显现出来了。

齐王刘襄首先举兵反抗，他通告天下，说：“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於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在地方上是刘襄等诸侯起兵，在中央则有朱虚侯刘章积极联络其他反吕势力如周勃、陈平等人，发动政变。刘章并亲自率领千余人以入宫保卫皇帝为名，击杀了统领南军的相国吕产和长乐卫尉吕更始。《史记》称：“硃虚侯首先斩吕产，於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高度评价了刘章在这次政变中的功绩。当时听到吕产被杀的消息之后，周勃也长出了一口气，道：“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

刘氏皇族势力的强大，周勃、陈平、灌婴等人也不得不选择一个刘氏皇族成员来继承皇位。正如汉文帝手下的谋士宋昌所指出的：“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政治势力是不可能有机会篡夺皇位的。于是，在众人的推举之下，代王刘恒入主长安，继皇帝位，是为汉文帝。

自此，大汉帝国的基本政权结构已经形成。这就是：皇帝为核心的皇族势力为基础，以周勃、灌婴等军事将领和以陈平、袁盎、张释之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为保障。比起秦帝国来，皇帝这个脆弱的节点周围多了一层皇族作为保护。

看上去似乎不错。但是，自家人就真的靠得住吗？

二、自家人也靠不住

汉文帝刘恒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数得着的好皇帝。他继续推行汉初轻徭薄役、休养生息的政策。一方面，他一再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鼓励农耕。他将田租由原来的十五分之一削减了一半，定为三十分之一。又规定男子从二十岁开始才服徭役，比以前推迟了好几年。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他本人非常节俭，在位期间没有新建一座宫室。有一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一看预算说是要花费百金，立即决定不修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好皇帝，他的皇位却并不稳固。从出身来看，他不过是刘邦的庶子，母亲薄姬也并不受宠。从他自身的政治实力来看，他在继任前的封地代国在今天山西省中部，当时是偏僻的地方。讨伐诸吕的时候，他也没出兵。当初大家选他来当皇帝，一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二是因为他势力比较小。

最早跳出来反叛的是齐王刘襄的弟弟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势力很小，叛乱很快就被扑灭。这次小的叛乱使汉文帝多少意识到了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为了防止其他诸侯王叛乱，在前169年的时候，汉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将亲儿子原为淮阳王的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国土北到泰山，南到高阳（今河南省杞县高阳镇），地处国家的中央，有四十座大城，是实力很强的封国。比起原先芝麻大一点的淮阳国来，对于中央的拱卫作用更加明显。同时，他还把一些大的封国，进一步肢解。比如前164年时，将齐国分割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济北六国，将淮南国分割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对于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汉文帝也是不大放心的。比如发动政变扶持汉文帝上台的周勃就因为被人告发谋反，被汉文帝下令关入了监狱。

汉文帝对政权结构的微调起到了一定作用，诸王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军事将领集团也都老实了。但当他的儿子汉景帝继任之后，却暴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即位时，用苏轼《晁错论》中的话来讲是：“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虽然汉文帝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略，诸侯王每一个都不大，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却已占据了天下的大半，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很小，只有十五个郡。

这就有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诸侯王们会造反。在汉景帝下令削藩之前，虽然有晁错口口声声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但是，在七国之乱发生前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七国之乱平定以后，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和《汉书》都指出七国之乱是被逼出来的。《史记》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汉书》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至于说七国的罪状，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男女关系，胶西王卖官，这都算不上是罪大恶极。当然也有人，比如易中天先生说：“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推论下去：“如果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并举出朱棣、曹丕的例子。

其实这两个例子举得都不恰当。朱棣也是削藩逼反的，而曹丕根本就不能算诸侯王，曹操已经是实际上的皇帝，只是没有加冕而已。我们要问，作为诸侯王，他造反的动机何在？在诸侯并立的情况下费尽心力当个并不能统治天下的皇帝，比起稳稳当当作诸侯王，哪个更划算？如果要统治天下，那就要把其他所有的诸侯王干掉，得花多大力气？得冒多大风险？在我看来，皇帝只要善待诸侯王，不去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大多数人不会产生造反的动机。在七国之乱以前，真正有谋反行动的只有刘兴居一人，原因是他认为他们兄弟（他和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是亲兄弟）在平诸吕的过程中出力很大，不但没得到皇位，连封地都是从刘襄的齐国里分出来的，所以心理不平衡。

真正的问题在于诸侯王的分裂倾向，在于诸侯王国的存在对中央统治力的削弱。帝国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统治力，能够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使用。而诸侯国，无论他们个头儿有多小，无论他们有没有真正发动叛乱的动机和能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削弱了中央政府或者说皇帝动员整个国家各类资源的能力。每一个诸侯国都有分裂的倾向。比如说，当时各诸侯国往往不遵守法度，楚王不是在太后丧期乱搞男女关系吗？这就影响到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再如，当时吴王大力发展炼铜铸钱产业，“以郡山铸钱”，结果“富埒天子”，比天子还富有。当时吴钱与汉文帝支持的邓通铸的邓钱一道遍于天下，这就是公然与中央争夺货币的铸造权。由于财力雄厚，吴国还“诱天下豪杰”，与中央争夺人才。这一切都与中华帝制皇权至高无上、中央集权相冲突，与统一相冲突。

从汉文帝开始，西汉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现，这些皇族诸侯王并没有紧紧地围绕在自己周围。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略解决不了诸侯分裂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削藩，变封国为郡县。汉景帝和晁错虽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前154年，汉景帝下令削藩，矛头直指势力最大的吴国，削吴国会稽等郡。吴王刘濞当即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共同起兵造反。七国之乱爆发。

吴楚等国实力很强，一旦起兵叛乱，声势很大。他们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二十万大军向长安扑了过来。一时间，黑云压城，长安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晁错，这位极力主张削藩而且料定吴楚必反的人，面对七国联军也慌了手脚。他出两个馊主意。

一是杀袁盎。袁盎是什么人呢？他是晁错的政敌，总说吴王不会反。现在，吴王反了，所以晁错就要治袁盎的罪。袁盎是朝庭大臣，他说吴王不会反，最多也只能说是判断失误，罪不至死啊。再说，没有证据表明袁盎是吴国的内应，杀了他也不能挡住七国联军。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二是请皇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前线危险，后方安全。况且汉景帝也不是汉高祖，没打过仗。你让他去打仗，不等于让他去冒险吗？哪有这样的忠臣？所以苏东坡就责怪晁错没有担当，说他“己为首难，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自己惹出来的弥天大祸却躲在最安全的地方，而让皇帝去冒险，“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这个馊主意连忠臣义士都会感到气愤，汉景帝自己肯定就更生气了。

皇帝正生气呢，袁盎来了。袁盎对汉景帝说，七国之乱就是晁错主张削藩弄出来的，“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袁盎这一招，你也不能说他坏，谁叫晁错先要杀他呢？有道是，你不仁，我不义。就看皇帝听谁的了。

汉景帝这个时候已经发现晁错根本没有镇压七国联军的办法，于是决定试一试袁盎的办法。他授意丞相庄青翟等诬告晁错不忠，把他骗到长安东市腰斩了。晁错这个可怜的家伙，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呢。奉旨行刑的中尉（相当于公安部长）陈嘉没有告诉晁错朝庭要杀他，晁错也没想到汉景帝要杀自己，恐怕还以为是要去开会呢。

既然杀了晁错，袁盎拿着皇帝赦免吴楚七国、退还被削封地的诏书就跑去找吴王刘濞求和。

我常想，如果当时刘濞真的答应了和议，带着军队回去了，那中华帝制恐怕也就走到头了，大汉帝国就将步西周的后尘，重新走上邦国制的道路。汉景帝的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各封国的自治地位。如此，若干年以后，搞不好中央政权又会衰落，而地方封国又会再次爆发兼并战争，新一轮的春秋战国又将展开。这个结局多恐怖！

很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吴王刘濞做了一件不利于自己但却非常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大事。他拒绝了中央政府的和议。他居然狂妄地说：“我已为东帝。”吴王的这个举动，彻底粉碎了汉景帝求和的幻想，迫使汉景帝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对抗七国联军了。

汉景帝一旦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反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来。他派太尉周亚夫率中央军主力反击吴楚联军，派郦寄领兵进攻赵国，栾布率兵入齐，大将军窦婴驻守荥阳接应。

吴楚联军西进到梁国的时候，遇到了梁国的拼命抵抗。梁国虽然也是一个封国，但是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这也是原来汉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布的一步棋。如果吴王等七位诸侯王起兵只是反对削藩，那么梁王刘武也肯定是支持的，因为他也可能是削藩的对象之一。但是，当吴王拒绝了汉景帝的和议之后，梁王刘武就一定支持自己的亲哥哥而绝不允许这个和自己血缘关系很远的吴王来当皇帝。

于是，吴楚联军和梁王刘武在睢阳城展开了激战。梁国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毕竟实力弱于吴楚，在吴楚联军的持续进攻之下，刘武有点儿顶不住了。不断地向中央军统帅周亚夫求救。但是，周亚夫料准了刘武要和刘濞拼命，而且也知道刘武的梁国实力不弱，所以根本不为所动。刘武又向哥哥景帝求援。景帝手中没有多少军队，只好命周亚夫援助梁国。周亚夫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绝服从，还是按兵不动，只是派出少量部队袭扰吴楚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刘武见中央军不来救援，只好拼命死守。

吴楚联军久攻不下，只好绕过睢阳来攻击周亚夫的中央军。周亚夫以逸待劳，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击战，最后大破吴楚联军。吴楚两国是七国之乱的主力，这两国一被打败，其他几国也就先后溃败。七国之乱就此平定。

平定了七国之乱以后，地方诸侯王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扼制。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封国林立，往往违法乱纪，不服中央调遣。其中有一些大国甚至仍旧“城连数十，地方千里”，比如说梁国，在七国之乱中立下大功，但它作为一个庞大的诸侯国同样影响到国家的真正统一。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继续削藩吗？没有，而是采取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老办法。比如，梁王刘武死后，汉景帝把梁国一分为五，将他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但是，这只是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竞争对手，并不能解决中央统治力不足的问题。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汉武帝。前127年，他听从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

所谓推恩令，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诸侯王死后，其封国分割成若干块再度分封给他的儿子。嫡长子继承王爵，而其他儿子都封侯。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老办法，但是一个重大的区别在于，贾谊的办法是把一个王国分割成若干个王国，而经过实施推恩令之后，一个诸侯王国，变成一个王国和若干个侯国。

王国和侯国区别很大吗？很大。根据西汉的法律，最初诸侯王在其封地以内具有统治权。封地的官员除了国相是由中央委派，其他人全部由国王任命。后来，到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削减了王国的官员数量，但是官吏仍然是独立于中央政府，因此诸侯王具备独立的行政权。侯国则不同。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一切行政事务都归郡管。列侯只有封地上税赋的收益权，没有行政权，当然也就没有了兵权。

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土地大幅增加了，所能调动的资源也大量增加了，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从诸侯的角度来看，原先只有嫡长子能够继承，其他儿子什么都没有，现在其他人也能封为列侯，日后生活有了保障。也是好事。双方都赞成，推行起来阻力就小。推恩令下后，王国纷纷上书请求分封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而且，汉武帝下令颁布《左官律》，降低诸侯王国的官员等级，又颁布《附益法》，不允许诸侯与士人结交。从此以后，这些诸侯对于政治事务就真的撒手不管，当起甩手掌柜来了。主父偃的这一招，比晁错强硬地削藩还是高明多了。

汉武帝还嫌诸侯太多，又以各种方式削夺封国。既然这些诸侯们没有了行政权，要对付他们就简单得多了。比如，前112年，汉武帝以进贡的黄金成色和数量不足为由，一次就削掉了106个侯。

经过汉武帝这么一通整治，诸侯林立的情况算是画上了句号。

三、小舅子解决大问题

皇族这支在刘邦建立起来的政权结构中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到汉武帝时完全退出了西汉帝国的政治权力体系。谁来填补他们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呢？

自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帝国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就在不断壮大。

早在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后来汉文帝在前178年也曾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还没有形成为民间选拔人才的制度。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前140年冬10月，汉武帝命令丞相、御史、诸侯和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前134年11月，汉武帝又下令各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同年五月，武帝命令被举荐的贤良对国家大政方针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交给他亲自查看。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此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提出的让高官们按期从官吏、百姓中举荐人才的主张，将普通百姓也纳入到征召的范围之内。一时间，大量知识分子涌入朝庭，像公孙弘、桑弘羊、主父偃、张汤等人都身居高位，权倾一时。

政权中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大量增加，有力地支持了皇帝的统治。儒家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忠君爱民。忠君，那么就会对任何想要篡夺皇权的势力发动反击；爱民，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过度伤害平民。但是，知识分子并不能填补刘氏诸侯王的空缺。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军事才能，并不能统帅军队，不统帅军队就不能有力地拱卫皇帝。

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就是：军队交给谁？

这个问题在刘邦削平异姓王时其实就已经提了出来。刘邦之所以要灭韩信等人，其实就是对他们手握军队指挥权不放心。在消灭他们之后，刘邦的办法很简单，中央军队，刘邦自己带；地方军队，刘氏诸侯王带。

刘邦死后，中央军无人统领。吕后曾经动过把所有军事将领都除掉的心思。当时她与谋士郦食其商议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这事被郦商知道了，心想：这还不把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全给逼反了？赶忙去找郦食其，阻止道：“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吕后听了他们的话，总算是没有弄出大乱子。但吕后对军功赫赫的将领们还是很不放心的。跟刘邦信任刘家人一样，吕后信任吕家人，把军权给了吕氏掌握。

诸吕被除掉以后，军权又回到了皇帝手里。汉文帝时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皇帝握着军权问题也不大。到了汉景帝时期，出了七国之乱。晁错让皇帝带军队去亲征，皇帝知道自己没那本事，就不干了。军队交给谁呢？只能交给周亚夫、栾布等军事将领。但即便如此，皇帝还三顾茅庐似的请了一个人出来，在这些军事将领的后面既支持他们，又防着他们。这个人就是窦婴。他好歹也是皇帝的表弟，怎么着也比周亚夫这样的不沾亲带故的人要让皇帝放心。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周亚夫等人威望更高，皇帝就更不放心他们了。

周亚夫是个粗人，没什么心眼儿，做什么事情都按自己的原则办，不会见风使舵。皇帝想废太子，他不同意；皇帝想封自己的小舅子为侯，他又不同意。这更加让皇帝觉得他难以管理，对他很不满。有一次，汉景帝请周亚夫吃饭，上了一大块肉，但故意让人不给周亚夫餐具。周亚夫一看，这怎么吃啊？当即就叫人拿餐具来。汉景帝说：“此非不足君所乎？”周亚夫虽然没有大发雷霆，但肯定极为生气。当即站起身来，象征性地拜谢了一下就不辞而别。汉景帝望着他的背影道：“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嫌周亚夫不太顺从，怕不能辅佐新皇帝，于是心里已动了杀机。

皇帝动了杀机，你想不死就很难了。不久就有人告周亚夫买兵器谋反。周亚夫的儿子的确买了一些盔甲，是准备作为陪葬品用的。但是审判的人说了，你即便不在阳间谋反，也是准备到阴间去谋反。这种混账理论周亚夫当然无从辩驳，只好绝食五日而死。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汉帝国里，军事将领始终是不受信任的，皇帝始终防着这些人。这种重文轻武的情况就导致西汉在汉武帝之前相当文弱，对外就是一个“忍”字。但是，这种忍让并没有带来和平，匈奴仍然经常入关侵略。

这种状况在汉武帝时有了彻底的改观。汉武帝终于找到了一个既放心又有能力的人统兵，这个人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

卫青是个私生子，最初只是平阳公主家中的奴隶。他之所以能够由奴隶变为将军，关键在于他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上了，纳入宫中。凭借着这层关系，卫青也进宫当差。随着卫子夫越来越得宠，卫青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先是当上了侍中（这个官职后来地位比较高，但在当时只是普通的侍从），后来又升至太中大夫。

外戚在西汉初期一度是势力很大的一个集团。在吕后执政时期，诸吕权倾朝野。皇族和知识分子、军事将领们一起除掉吕氏之后，外戚集团势力大受打击，大家也都防止外戚再度东山再起。当初选择汉文帝而不选择起兵的齐王刘襄，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刘襄的舅舅很厉害。所以，文景两朝对于外戚的防范是比较严的，外戚势力比较弱。举一个例子，窦太后曾经要求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询问丞相周亚夫的意见，周亚夫就以汉高祖白马盟誓“非有功不得侯”为依据给否定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皇族和军事将领都不受信任，不能担任位高权重的职务。虽然汉武帝一上台就连连下诏要求各地举荐人才，但是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总得有个过程。于是，在中央政权就出现了人才危机。

谁来填补这个空当？此时恰逢皇帝年幼，而皇太后和太皇太后都还活着，那么当然所能想到的就是外戚了。一时间，汉武帝的表舅窦婴和亲舅舅田蚡两位外戚分别担任丞相和太尉。

外戚比起皇族来有一个政治优势，他没有篡位的法理基础。皇族对皇帝的威胁根源在于他们同姓，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有了继承皇位的法理基础。有了法理基础，就有了野心。哥哥能当皇帝，弟弟凭什么只能当诸侯？如果是严格按宗法制中嫡长子继承也就还好一些，问题是继任的皇帝好多人都不是嫡长子。其他皇族子弟可能认为自己的血统还要更高贵一些，自然就容易起贼心。

相反，外戚的政治资本就是和皇帝、皇后、皇太后的关系，一旦失去他们的支持，外戚就什么也不是。比如当年窦婴和皇帝闹别扭，称病不朝。这个时候有个叫高遂的人来劝他说：“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间处而不朝。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之过。有如两宫螫将军，则妻子毋类矣。”这话可谓一针见血，点明了窦婴所能依靠的就是与皇帝和太后关系。而事实也证明，窦婴后来因为推崇儒术而得罪窦太后之后，就立即被罢免了丞相职务，窦太后一死，更是没有翻身的机会。史称：“魏其（即魏其侯窦婴）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卫青崭露头角。前130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这次用兵，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治代县，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卫青首次出征，但他英勇善战，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取得胜利。另外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赏识，加封关内侯。

此后，只要是对匈奴作战，卫青必是主力，而卫青也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望，屡战屡胜。特别是前124年，卫青统率的西路军大败匈奴部众，右贤王率领残部数百骑远遁，“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汉武帝听到胜利的消息，不等卫青班师回朝就“遣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然后又加大司马之号，卫青的三个未成年的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也都因此封侯。

至此，卫青已是权倾朝野。后来，霍去病和霍光也都是因为卫青的关系而得以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干。

汉武帝的小舅子不但帮汉武帝打败了匈奴，更为重要的是帮汉武帝找到了一条解决谁来统兵这个大难题的方案，即外戚统兵。

在经过一系列变动之后，大汉帝国的政权结构总算是稳定下来了。皇帝在上，下面是外戚加知识分子，这三股势力构成了政权的主体。在这个政权结构里，外戚和知识分子都忠于皇帝，因此内部矛盾相对较少，结构比较稳固，特别是在皇帝、外戚、知识分子三方面能力都很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汉武帝时期，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三者都强的时代。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外戚的领袖是著名军事家卫青，此外还有霍去病、霍光、李广利等人也都算得上人才。而在知识分子方面，则有汲黯、董仲舒、公孙弘、桑弘羊等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西汉帝国在汉武帝时期的疆域大为扩张，国力也大增，达到了鼎盛。

四、都是娘家人也不行

汉武帝死后，皇帝很小，政权结构的三角形的稳定结构被打破了。政权结构就变成以知识分子主，外戚为辅。当时霍光、田千秋、金日■、上官桀、桑弘羊五人辅政，其中田千秋和桑弘羊都是正宗的知识分子，金日■也接受了儒家教育，算半个知识分子。霍光虽然是外戚出身，但也是知识分子。跟霍光相反，上官桀则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后来又与皇帝结亲成为外戚。

这种结构由于没有了皇帝这个稳定的结合点，外戚和知识分子之间、外戚与外戚之间、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就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激烈争斗。最后，在政治斗争中，霍光取胜，大权独揽，政权开始由知识分子向外戚转移。不过身为外戚的霍光是个政治家，治国有方，所以在霍光主政的时期，政局还是比较稳定，延续了西汉帝国的强盛状态。

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政权又回到了皇帝的手中。汉宣帝虽然将霍氏的势力从朝中清除，但是外戚势力仍然强大，只不过不再是霍氏，而变成了许氏和史氏。在重用外戚的同时，汉宣帝也重用知识分子，一时间出现了如邴吉、萧望之、韦玄成等名臣，可谓人才济济。政权结构又变成了皇帝、外戚、知识分子的三角形结构。于是就有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汉宣之治。西汉帝国的国力在汉宣帝时期达到了极点。

汉宣帝死后，汉元帝继位，当时辅政大臣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史高是外戚，而萧望之和周堪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权力架构基本延续了皇帝为中心，知识分子、后族为两翼的模式。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另一支政治势力——宦官，悄悄地回到了政治中心。

西汉初期由于接受了秦末宦官赵高专权的教训，宦官势力一直比较微弱。然而，到了汉武帝时，这位与秦始皇在个性、喜好上极为相似、后来被并称为“秦皇汉武”的君主，居然也和秦始皇一样，让宦官进入了政府中枢，担任政府的中书令一职。在汉武帝看来，中书令不过就是替自己传传话、把自己的意见形成文字材料的人，没有什么决策权，根本不会有什么威胁。但是，他却忘记了在秦始皇活着时，赵高也不过就是传传话而已。到汉宣帝时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宦官弘恭、石显掌控了中央政府的办公厅。不过，汉武帝和汉宣帝是两位强势皇帝，宦官只能传传话，并不能影响决策，算不上很有影响力的势力。而汉宣帝一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正如赵高在秦始皇手下算不上个人物，而秦始皇一死就翻起大浪来一样，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制约，手握中央机要的宦官就厉害了。这时，由于汉元帝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加上宦官们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所以汉元帝对宦官非常信任，而他性格又比较懦弱，对宦官没有控制力。结果，以弘恭、石显为代表的宦官势力迅速抬头，立即对原有的皇帝为中心，知识分子、后族为两翼的权力架构形成了冲击。

知识分子一般是不屑与宦官这种不健全人打交道的，萧望之针对宦官势力的抬头，指出重用宦官本不是国家的旧制，又违背了古人不近刑余之人的规定，认为应当革除宦官掌权的弊制，以士人代替宦官担任的要职。同时，为了增强本方的力量，萧望之又引入皇族人物同时也是达学之士的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来对抗宦官，要求皇帝改正错误，史称“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

宦官这边不会束手待毙，而正好外戚史高本人没什么本事，对于萧望之等人很忌妒，于是宦官和外戚联合起来，对知识分子集团发动了进攻。知识分子集团虽然有治国的能力，但是和皇帝的关系没有外戚和宦官这么亲密，结果皇帝支持外戚和宦官。在这种情况下，弘恭、石显二人唆使人上书诬告萧望之等“朋党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要将萧望之逮捕入狱，萧望之不从，被迫饮鸩自杀。这样一来，知识分子集团受到严重打击。西汉政治权力的架构变成了皇帝、宦官加外戚的模式。

就在宦官势力在朝中崛起的同时，另一支势力也悄悄地发展起来，这就是地方豪族。自西汉建国以来，地方豪族一直是受打击的对象。西汉历代皇帝都借修陵寝之机强迫各地豪族迁往京城，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在汉武帝时还对他们大开杀戒，比如杀郭解、杀灌夫。然而到了汉元帝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绝对皇权的衰落。

在皇权比较强的时期，地方豪强的日子是比较难过的。因为地方豪族与皇帝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远，所以在一个强势皇帝面前，地方豪族是无力抵抗的，而要是外戚或者宦官掌权的话情况就好多了。地方豪强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金钱来与外戚、宦官这些人搭上线。

举一个例子，汉武帝要把郭解一族迁到茂陵，郭解托关系找到大将军卫青，让他替自己求情。卫青就跑到汉武帝那里说：“郭解家贫不中徙。”但汉武帝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一句话，把卫青就噎在那儿了。

从汉武帝死后，后族的势力就已经有了超越皇帝权力的势头。汉宣帝虽然强化了皇权，但也只能算是皇帝势力的回光返照。从元帝开始，后来的皇帝一个不如一个，大权都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当权派就要比皇帝好说话得多，给钱就行了。

第二，地方豪强本身发生了变化。

原先这些地方豪强是些什么人呢？相当一部分是原来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的后裔，这些人是否忠于汉帝国？是否还有些人想着复国呢？汉朝的统治者心里没谱。所以，必须大力打击，以免他们对政权产生威胁。但到汉武帝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些地方上的豪门大族与汉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太可能反叛。

这个时候，这些地方豪族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大商贾兼大地主。二是由于经营得法，从自耕农或小地主逐渐发展而来的大地主。三是皇亲国戚及其后代。四是高干子弟，也就是大官僚的后代亲属。尤其是后面这两种人在经济上占的比重比较大。这些皇亲国戚和高干子弟，他们的土地是政府给的，怎么会反政府？

既然皇帝没能力管，这些人又不反政府，那么当然是任由他们发展了。这些地方上的豪强大地主再加上皇族、后族、宦官和其他官僚大地主在地方上巧取豪夺，原本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自然会发生的土地兼并和集中速度大幅加快。与之相对应的，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破产，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不得不卖儿卖女，甚至易子而食。西汉建国以来比较缓和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了起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整个政权摇摇欲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却愈演愈烈。

在外戚和宦官联手打败了以萧望之为首的知识分子集团之后，后族和宦官以及后族之间又开始了斗争。宦官石显在当权十余年之后，由于靠山汉元帝的去世而被一脚踢出朝廷，取而代之的是以元帝的老婆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集团。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这汉哀帝不是王太后所生，是定陶王之子，于是王氏失势，而哀帝的母亲丁氏和祖母傅氏两大家族掌权。同时，汉哀帝是个同性恋者，他的“皇后”董贤也权力无限。这样一来，丁、傅、董三家瓜分了朝中大权，而且相互斗争。

斗了没几年，哀帝死了。董贤是哀帝最宠信的“后妃”，但问题在于他不可能给哀帝生个儿子。没儿子继承帝位，就没了政治地位，哀帝一死，也就只能跟着玩完。哀帝死时，丁太后、傅太后也都已经死了，丁傅两家的政治靠山也没了，倒是王老太后活着。王老太后一声令下，王氏立即重掌朝纲。掌权人，就是王莽。

第三章 新莽：改革不那么容易

王莽经过九年的时间，在策划了一系列的动作之后，登上了皇位，建立了一个名叫“新”的帝国。为了达到目的，王莽煞费苦心。

一是立傀儡。自己想大权独揽，而且将来要取代人家，自然不能找个能干人来当皇帝。不过，王莽做得忒过分了点。他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衎当皇帝，即平帝。这可怜的家伙，当时年仅九岁，而且出生下来没满月就得了重病，一旦病发唇口手足都成青色，而且无法治愈。过了几年，小皇帝长大了，王莽就找了个机会，把他给毒死了，又换一个两岁的娃娃来当皇帝。

二是诛除异己。先是对可能威胁王氏的其他后族实施打击。比如，将哀帝的傅皇后逼死，将平帝母亲及家族全部除掉。同时，对朝中不满自己的大臣也大加打压。如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在王老太后推举王莽当大司马时持不同意见，结果被免官，后来又被处死。对王氏家族内部可能威胁自己的人，王莽也加以铲除。比如红阳侯王立是王老太后的亲弟弟，王莽的叔叔，结果也被遣出京城。

三是大搞形象工程。王莽暗自要手下爪牙为其歌功颂德、封奏请赏，而自己又一再推让，树立贤者的形象。例如，王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时，有关部门奏请赐给王莽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黄金两万斤。结果王莽只接受了四千斤黄金，田一点儿也没要，而且还将接受的黄金中的近百分之八十给了陪嫁的媵家及九族中的贫者。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博足了名声。

四是从理论上对五德终始学说进行改造，为篡汉作好理论准备。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后，儒家学说里面就加入了五行这些神秘的东西。王莽及其党羽对这些学说加以改造，鼓吹王氏取代刘氏是五德的正常转移。

五是显示天意。既然有了理论，当然就得有东西来显示天意。于是就出了一个伪造的符书，书中写明王莽为真天子。

所谓水到渠成，有着极好的名声又没有什么反对派的王莽就这么在“天意”的安排下登上了皇位。

王莽篡汉以后建立的帝国名字叫“新”。但是，这个国家百分之一百地名不副实。除了国号是新的，其他的军队、官员、制度、首都等等都是旧的。由于早在篡汉之前，王莽就已是实际上的皇帝了，所以甚至就连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都可以说是旧的。

这种情况王莽可不愿意看到。怎么办呢？王莽智力有限，想不出什么高招来，只能做一做表面文章。

其一，改官制。一是将原有的官名大加修改。例如，改太尉为大司马；改丞相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改太常为秩宗；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守为大尹如此等等。二是新增官职，例如国师、国将、左伯、右伯、大司徒司直等等。

其二，改行政区划。西汉时地方行政区域为郡县两级，后来在郡之上出现了州这一级，一共是十三个州。王莽篡汉之后，将十三个州改成九个，按照《尚书》的记载重新划分了九州，又在州和郡之间加了部一个级。此外还常把一个郡拆成几个，例如北海郡分出一块来成立了翼平郡，汝南郡分出一块成立赏都郡。甚至有的郡还被拆没了，比如陈留郡。

其三，改地名。把州、郡、县什么的改大改小也就罢了，还连名字也要改。比如长安改名为常安，淮阳改名为新平，东郡改名为治亭，荥阳改名为祈隧等等。有的地方还一改再改。结果不但老百姓弄不清楚，甚至连地方官吏也弄不清楚自己管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大的地名可改，宫殿、城门也要改名。比如未央宫更名为寿成堂，长乐宫改名为常乐室，宣平门改名为春王门。

其四，改币制。最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就是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来西汉的五铢钱用得挺好，但王莽觉得这是刘氏政权的象征当然不能用，于是得改。改成什么样呢？有人说王莽“不以金属为保证金，推行信用货币”。看上去有点类似，王莽说什么是货币你就得拿什么当货币，而且得按他说的比率兑换。这其实也行，但你得弄简单点儿啊。可王莽不干，他从古书上一看，有刀币、有布币，乌龟壳、贝壳都能当货币，那就都用起来。结果，布钱大大小小十种，贝壳做的钱五种，乌龟壳做的四种，再加上金子、银子和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种的铜钱。兑换比率也不见得是整数，比如一大贝值两百一十六钱，这样出去买个菜啥的还不得带个计算器呀。搞到最后，大家都不用钱了。

结果，这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搞下来，国家真是焕然一新，新得上上下下都不认得了。

认不认得小意思，王莽心说，时间长了也就认得了。但他自己的皇位巩不巩固那就是大问题了。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皇权，即王莽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就是对政府的统治权；其二是政权，即王莽控制的政府对广大老百姓的统治权。

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怎么掌握皇权。

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王莽可是个行家里手。他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

其一，削弱原来西汉皇族刘氏的力量。刘氏皇族自从汉武帝下推恩令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了。不过，虽然皇族成员中没有政治影响力很强的个体，但作为一个家族，皇族的经济、政治力量不可低估，甚至在王氏家族之上。新帝国的建立则损害了整个刘氏家族的利益，其反抗可想而知。王莽深知其中利害，篡汉之后，便将刘氏宗亲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例如，将各郡的郡守中凡是姓刘的全部调到京城任谏大夫；将原来刘氏受封的爵位一律降级，王降成公，侯降为子。

其二，广树党羽。削弱对手的同时，王莽不忘增强自己的力量。对于支持自己的人，大加封赏。特别是以立法、封爵的方式规定王氏的皇族地位。由于王莽自认是黄帝后裔，于是将同为黄帝后裔的姚、妫、陈、田四大家族也大加封赏。此外，还加封以往的那些先贤如孔子、周公、少昊、大禹等人的后代。

其三，血腥镇压反对派。自从王莽专权以来，反对王莽的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王莽对付反对派的办法就是血腥镇压。例如公元8年，期门郎张充准备劫杀即将称帝的王莽，没有成功，被诛杀。又如公元20年有个叫马适求的策划举兵造反，结果王莽派兵镇压，数千“郡国豪杰”受牵连而被杀。

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王莽的帝位表面上看是稳定了。但是，我们再看大新帝国的政权结构，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王莽的领导下支撑这个政权的竟然只有王氏家族及其附庸。在这个政权中，没有军功阶层，因为王莽是和平演变而得的政权；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因为其中一部分早就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被斗倒了，而另一部分则因为忠于汉室而拒绝与王莽合作；甚至没有后族，原因是王莽的老婆也姓王，是同族。

那么，王莽所封赏的那些人怎么样呢？能够作为依靠吗？答案不用多说，举个例子就明白了。王莽政权的高层中有个叫王盛的，任前将军，封崇新公。此人原来就是一卖烧饼的，只是由于姓名碰巧出现在表达天意的符命上，就当上了高官。如果说这只是个案，那么按血统来加封的姚氏和周公之类的后人，那可是大批量的。这些人有执政能力吗？能解决西汉后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吗？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如何巩固这个名叫“新”的政权。

巩固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缓解阶级矛盾。王莽和他领导下的这些依靠血缘甚至名字进入政府的官僚们能找到缓解西汉后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办法吗？不能，或者说，有心无力。

有人说：“其实王莽当皇帝前执政多年，又推行法制。如果不是失之过急，会成为和平过渡的好榜样。”我认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对于王莽而言，稳住自己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地位是容易的，而巩固新政权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则要困难得多。在那个时间点上，用任何其他人坐上王莽的位置都很难走出困境。原因很简单，新帝国全盘接下了西汉留下的积重难返的烂摊子。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王莽篡汉之前五十多年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而且愈演愈烈。有何表现呢？

其一，百姓流离。据《汉书》记载，元帝“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到成帝时，类似记载更是常见，如前28年，“旱，伤麦，民食榆皮……流民入函谷关。”哀帝时，“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

其二，饿殍遍地。与大流亡相对应的是大饥荒。在太平年月，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也是过着“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的日子。一旦有天灾或人祸，就出现大饥荒，甚至人相食。鲁迅先生曾在《狂人日记》中写过整个中国历史就两个字：“吃人”，但那是在从抽象意义上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毁灭。在有关西汉末年的这几十年的历史记载中，却是吃人的记载不绝于书。

其三，奴婢成群。没饭吃怎么办？只能到豪门里去当奴婢。结果西汉末年，那些豪族“多畜奴婢”。如王商家族“合资巨亿计，私奴以千数”，官奴婢竟达“十余万”。这些人中虽然有一极小的部分成为“豪奴”，四处横行，但绝大多数却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其四，烽烟遍起。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自然会起来反抗。在西汉末的几十年里，大大小小的起义数不胜数。史书上“盗贼并兴”、“盗贼并起”之类的字眼到处都是，而且经常是“以万数”。比如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东郡有侯氏兄弟五人聚众起义，“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

老百姓如此困苦，不得不起来反抗，这就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从西汉原封不动拿过来的行政体系也毫无执行力可言。

一方面，当时豪强地主为害一方，但是官府却拿他们没办法。例如，哀帝时有个叫赵季的黑社会老大，不但养着一大帮手下，到处收保护费，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而且他还抓着官员的小辫子，官府都不敢惹他。

另一方面，官僚们自己也是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这里所说的官僚还不一定是很大的官。例如，一个小小的栎阳令就可以“适罚作使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那些朝中大员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就举一个例子。熟悉汉史的人都知道陈汤，不熟悉的人也大多听过他那句著名的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此人是汉元帝时期的名将，为安定边疆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个名将，却“常受人金钱作章奏”，也是个贪腐之徒。可见当时官场的风气。

王莽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的，至少他看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两个，一是土地，二是奴婢。

针对这两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归纳起来，有四点。第一，土地国有，不得买卖。第二，按户分田，一户八人九百亩，田多的分给田少的。第三，奴婢不得买卖，改称为“私属”。第四，攻击本制度、破坏本制度执行的，流放。

在此之后，王莽又推行了一项配套改革，即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筦。这项改革非常复杂，简单说，五均就是控制商业、平抑物价；赊贷就是政府借钱给平民；六筦就是将六大产业实行国家控制，酒、盐、铁的政府专卖，钱币的政府铸造和名山大泽的政府管理，再加上对商业的政府控制。

改革的结果如何呢？失败，很失败，一败涂地。改革最终的结果是断送了新帝国。

从王莽推行改革目的上来看，他是为了巩固自己新建立的这个政权。然而，事与愿违，原因何在？我认为，他犯了三个大错误。

第一，改革时机错误。

王莽的改革开始于9年，也就是王莽篡汉的那一年。可以说是，王莽的屁股还没把皇帝宝座坐热就开始改革了。这可不是推行改革的好时机。因为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统治力量要比较强大。这个条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从西汉直接拿过来的行政体系没有执行力，在地方上对豪强地主软弱无力，在中央对皇亲国戚更是没有办法，而且内部还极其腐败。

二是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因为改革本身就会激化矛盾，一些原本隐藏的矛盾会暴露出来，如果当时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那么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就可能引发动乱。当时，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反王莽的势力很强，与王莽集团的冲突很激烈；另一方面阶级矛盾很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王莽在这个时候选择改革，就好比把一个已经极其虚弱的病人放上手术台进行大手术，风险极大。

第二，指导思想错误。

王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恢复儒家所言的先王时代的王道，也就是把上古时代的种种具体制度加以恢复。王莽提出的改革，几乎全部能在儒家经典上找到依据，而且是严格执行。比如说，王莽土地国有，每户八人分九百亩，这个理论依据就在《孟子》里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再比如实行五均，依据在《乐语》里。可以说，“复古”是王莽改革的核心理念。然而，历史是进步的，把被历史淘汰的东西恢复起来，那就是开历史的倒车，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三，改革方案错误。

指导思想不对，改革方案当然就不对。其一，目标不对。当时，私有经营、商品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王莽想退回到奴隶制度下的国有制去，怎么可能？

其二，步骤不对。没有哪个改革是一步到位的，一定是一步一步来。王莽的改革，所有政策没有一个有过渡阶段，都是一步到位。比如，一下子就规定，八个人九百亩，全天下同时实行。奴婢，说不能卖，就不能卖。想一步千里，哪有不失败的？

其三，推进的方法不对。推动改革，是一项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必须想办法化解矛盾，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逼之以罚。而王莽呢？只知道挥着大棒蛮干。

最后，依靠的力量也不对。王莽改革依靠什么人呢？一靠政府，本来改革也的确主要靠政府。但看看他政府里的高官，几乎都是贵戚豪强。二靠富商大贾，比如六筦就是依靠大商人来推行的。靠这些人来推行改革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利用政策巧取豪夺。

也许有人会问，那你说他这个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呢？要拯救垂死的西汉帝国或者说要为西汉帝国补锅，的确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王莽如果好自为之，也不至于弄得天下大乱。他最少有三件事应该做而没有做。一是削弱贵戚豪强的力量；二是整顿吏治，强化政府的力量；三是减轻税赋，缓和阶级矛盾。如果这三件事做好了，国家元气有所恢复了，这时再在制度上进行合理的改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王莽始终没有意识到改革是一件非常难、非常复杂的事情。最终，以他自己近乎疯狂的复古热情推动的改革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反而激化了矛盾，再加上前面所讲过的改地名、改货币这一系列引发混乱的弊政和王莽在对外政策上的胡来，不但老百姓揭竿而起了，知识分子、地方豪族等也开始起来反王莽了。最终，在以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为主力和代表的反王莽势力的进攻下，成立仅十四年的新帝国土崩瓦解。

一通混战之后，东汉帝国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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