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新疆图志》校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史明文 曹志敏 整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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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新疆图志》校理试读：

前言

新疆地處歐亞大陸腹地，爲東西交通孔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東扞長城，北蔽蒙古，南連衛藏，西倚葱嶺，居神州大陸之脊，勢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則足以屏衛中國，鞏我藩籬；不得則晉隴、蒙古[2]之地均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爲之動摇”。因此，中原王朝强盛時多經營西域。新疆是多種文明薈萃之地，爲東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創新的樞紐地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新疆各族人民一方面以開放的胸懷吸收著外來文化，並不斷地融合、創新，進而創造出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豐富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寶庫；一方面她又向外部世界傳輸著中華文化，在中外和東西文化交流中起著橋梁作用”。[3][4]早在先秦時期，新疆與中原就有文化交流。自西漢張騫通西域後，新疆與中原地區時通時絶，但經濟文化交流未曾間斷。逮至清朝，其鋭意經營西北，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採取“因俗而治”的策略，實行軍府制、札薩克制、伯克制等，不斷加强對新疆的統治。同治年間，阿古柏侵入新疆，對新疆社會造成極大破壞。光緒初年，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清政府逐步改變原來的統治政策，光緒十年（1884）改[5]設行省，推行郡縣制，進一步加强統治。清政府在加强統治的同時，也進行文化建設。清朝統一新疆後，即著手纂修新疆地方志，乾隆年間編纂了《西域圖志》，之後，在新疆的邊臣疆吏不斷編纂區域性方志，如松筠編纂《新疆識略》，和瑛纂修《回疆通志》《三州輯略》等。逮至清末，王樹枏出任新疆布政使，網羅人才，纂成《新疆圖志》。

王樹枏（1851～1936），字晉卿，號陶廬老人，河北新城人，清[6]末民初著名學者，被譽爲“北方文學巨子”。他自幼聰慧，博聞强識。早年就讀于保定蓮池書院，受業于黄彭年，與吴汝綸、薛福成、馬其昶等交遊。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步入仕途，先後任職于四川、寧夏、甘肅等地，辦事幹練，頗有惠政。曾入張之洞、陶模[7]幕府，協助他們辦理奏摺等事務，“氣鋭而識敏”，深受器重。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新疆布政使。在新疆期間，他設武備學堂，督練新軍，改革幣制，興辦實業，爲新疆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他還提倡新式教育，大力培養人才，積極推動地方文化建設，創辦新[8]疆通志局和輿圖局，編纂《新疆圖志》。宣統三年（1911）王樹枏因事被劾開缺，由新疆返回内地，寓居山西、北京等地。後又出任清史館總纂、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總裁、萃升書院主講等職，1936年卒於北京。王樹枏著述宏富，有《尚書商誼》《學記箋證》《陶廬文集》等數十種著作。在方志學領域也頗有成就，早年即參與《畿輔通志》的編纂工作，到新疆後主持纂修《新疆通志》，後又參加《奉天通志》《河北通志》《法源寺志稿》《冀州志》《新城縣志》等地方志[9]書的纂修，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新疆圖志》纂修時，清政府正處於内憂外患、風雨飄摇之中。新疆孤懸塞外，“新政”舉步維艱，政局動蕩，變亂四起，英俄虎視眈眈，局勢十分危急。光緒三十二年（1906）王樹枏出任新疆布政使，鑒於新疆久未纂修志書，“慨然念先朝沐櫛之勞，文治武功，歷時愈遠，益湮没墜失，無可徵信，迺招集二三博雅同志之士，分纂[10]《新疆圖志》”。此時，新疆雖危機重重，但纂修省志的時機已經成熟。首先，經過長期經營，新疆聚集了一批知識分子，如封疆大吏幕府内的幕僚、各級官吏及謫戍廢員。這些人既有政治經驗，又學有專長，是纂辑地方文獻的理想人選。王樹枏把他們聘入新疆通志局，參與修志事宜。其次，清代中期以來，西北史地研究之風興起，至清[11]末已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赴新疆任職的官員和謫戍之人也留下了很多詩文、遊記等記載新疆歷史地理、風俗人情的文獻，這些文獻爲《新疆圖志》的編纂提供了豐富史料。再次，清末新疆實行“新政”期間，設立學堂，進行社會調查，積累了大量資料。適逢清政府提倡修志，頒布《鄉土志例目》，諭令各地撰修鄉土志，新疆也積極響應，[12]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宣統二年（1910）編寫39種鄉土志。鄉土志的編寫，爲《新疆圖志》的編纂提供了很多可利用文獻。《新疆圖志》的編纂較爲複雜，參與其事者有七十餘人，“是書分類較繁，則分纂諸家甚衆，而服官於此者復居多數。有初稿甫定即行奉檄他出者，有甫成半稿經後賢接續者，有一志數門分員編纂者，[13]雖經諸總纂所酌易，亦各隨其識，略删潤之”。“先後編纂者，新疆藩司新城王樹枏實基其始，候選道文水王學曾實集其成，而一時協[14]纂、分纂，亦頗有博雅淹通之士”。王樹枏是倡導者和組織者，並親自纂寫分志十餘種，對《新疆圖志》貢獻最大。王樹枏離開新疆後，編纂工作由王學曾主持，進行了後期的修訂、補纂與印行工作。參加稿件撰寫的作者多爲學識淵博的學者，如宋伯魯、裴景福、鐘鏞、朱清華等，高水平的編纂群體與獨特的體例，使《新疆圖志》獨樹一幟，被梁啓超譽爲“前無所承，體例亦多新創，卓然斯界後起之雄”[15]，爲其他方志所仿效，如《奉天通志》。[16]《新疆圖志》共一百二十卷，分爲《建置志》《

國界志

實業志

關於《新疆圖志》的編纂過程和版本情况，筆者在《〈新疆圖[18]志〉版本研究》中有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二

稿本《新疆圖志》是新發現的一種版本，現藏於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稿本的發現，爲研究《新疆圖志》的作者、編纂等問題提供了新資料。（一）稿本《新疆圖志》版本概况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新疆通志》1函12册，包括《分界條約》1册，《物産志》1册，《祀典志》1册，《沿邊事蹟考》1册，《實業志》1册，《物候志》1册，《新疆全省物候表》1册，《國界志》1册，《（初稿）兵制志》4册。此12册均以紙撚爲裝訂綫，除《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實業志》外，其餘均爲毛裝。《分界條約》共38葉，封面題“分界條約”。所用稿紙爲朱絲欄，四周雙邊，綫魚尾。半葉10行，行20字、21字不等。楷書抄寫，字體工整。《物産志》共9葉，封面題“物産志”。行書抄寫，無行格，半葉11行，行31字、34字不等。首葉題“新疆通志·物産志·植物類·穀品”。《祀典志》共22葉，封面書簽題“祀典志”“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背面有浮簽“鎮西、綏來、婼羌、葉城覆文均未到，莎車廟壇方向道里待查”。正文前2葉是序文，後20葉爲表格。序文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表格所用稿紙無行格。“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框高20厘米，寬14.5厘米，朱絲欄，半葉11行，雙魚尾，象鼻處題“新疆通志”四個朱字。《沿邊事蹟考》共36葉，無封面。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字體工整，每行19字、21字不等。内有眉批、圈點、删改、浮簽，對體例、内容進行了增删和改動。《實業志》共12葉，無封面。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每行21字。存總序和農事兩部分。《物候志》共27葉，封面題識“定本己酉四月初六日晉卿自記”。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卷首題“新疆物候志”，文中有很多眉批、删改和浮簽，應爲王樹枏在他人謄録的基礎上做了修改。《新疆全省物候表》共9葉，不用“新疆通志”稿紙。所用稿紙爲朱絲欄，半葉9行，每行字數不等。分上下兩欄，上欄寫月份，下欄寫節氣名稱及作者按語。表後有“物候附説”。末頁有朱筆題字：“54.11.2。山西介休冀孔瑞。￥420000。《新疆志稿》共10册，《分界條約》一册，《長安宫詞》一册，《鑪藏道里新考》一册，《沿邊事蹟考》一册。”《國界志》共12葉，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每行19字、21字不等。封面題“國界”。本册稿件比較雜亂，有三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種字體：一爲楷書，字體工整，應是原稿；一爲行書，字體秀美、工整，僅4頁，爲增補的内容；一爲行書，字體潦草，是在楷書抄寫的稿件上進行的批改。文中眉批、圈點、删改、浮簽較多，多爲統一體例、删改字句、增加内容而作。《兵制志》共4册61葉。封面題“兵制志初稿”，1～4册分别爲13葉、22葉、9葉和17葉。使用“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楷書抄寫，每行22字。《兵制志一》和《兵制志二》書名題“新疆通志”，而《兵制志三》和《兵制志四》則題“新疆圖志”。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新疆圖志》版本信息如上所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76年編輯油印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録》中對此稿本有著録。《新疆通志》，稿本，一函一二册，殘，志460/1910。紀事止於[19]清宣統二年（僅據殘存數册）。

這是最早著録稿本《新疆通志》的書目。此後，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中，也有簡單的著録。[20]

[宣統]新疆通志，（清）佚名纂。稿本。科學。

比較詳細的著録，是紀大椿等在《新疆現存方志概覽》中的描述：

[宣統]新疆通志，殘稿本。其中物候志，王樹枏撰，定本；兵制志，初稿本；祀典志，陳阜鈞撰；實業志，僅得農事、工藝、商務三[21]篇；國界志、物候志等均殘缺。

從上述内容來看，紀大椿等應對稿本有所瞭解，但没有進一步探討。後來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均沿用這一著録。《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著録如下：《宣統新疆通志》，（殘稿本），王樹枏等纂。其中《物候志》（定稿本）、《兵制志》（初稿本）王樹枏撰，《祀典志》陳阜鈞撰，《實業志》僅有農事、工藝、商務三篇，《國界志》《物候志》等均殘缺。[22]《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的著録與此基本相同。

[宣統]新疆通志，王樹枏、陳阜鈞纂。其中物候志，王樹枏撰，定本；兵制志，初稿本；祀典志，陳阜鈞撰；實業志，僅有農事、工[23]藝、商務三篇；國界志、物候志等均殘缺。（紀大椿）

古籍編目員將這12册古籍合爲一函，題作《新疆通志》，大概因爲它們使用了“新疆通志”專用稿紙抄寫，或者在卷首題名“新疆通志”。但實際上，在1949年前，並没有刊印出版過以“新疆通志”爲名的方志。據筆者研究，可以肯定它們實際上就是宣統三年（1911）刊行的《新疆圖志》的稿本。（二）稿本《新疆通志》的内容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新疆通志》並不完整，而是僅存12册的殘本。各部分具體内容如下。《分界條約》共有《科布多幫辦大臣副都統銜法福靈阿巴圖魯奴才清額奏爲塔城北段牌博建立完竣中俄互换條約》《塔界條約》《塔城東北條約》《南段條約》《阿科條約》《伊犂中俄分界條約》《劉襄勤諮文》《金將軍諮文》《南路分界約記》《南路分界約文》10部分，其中《塔界條約》《塔城東北條約》《南段條約》《阿科條約》《伊犂中俄分界條約》《南路分界約文》爲分界條約原文或節文，《南路分界約記》詳細記録了簽訂“南路分界條約”的過程，其他三種爲清額、劉錦棠、金順因界約而寫的奏摺或諮文。《分界條約》是纂修《新疆圖志》時抄録的資料。《物産志》僅存9葉，内容爲“植物類·穀品”的一部分，其體例是首先列出穀物名稱，接著加以解釋，並用雙行小字注出蒙古語、回語對該穀物的稱呼，然後説明在新疆的産地，最後以按語的形式説明穀物名稱在古代的沿革情况，如：“青稞，無皮穀也。蒙古謂之布爾察克，纏回謂之阿爾帕。”《新疆圖志》無此志。從現存的内容來看，該志衹是羅列新疆物産名稱，抄録古代典籍，如《説文解字》《廣雅疏證》《廣韻》《集韻》《詩經》等文獻對此物産的解釋，較爲[24]烦瑣。《祀典志》不分卷，當爲未完稿，存序言及壇廟表。序言與《新疆圖志·祀典志》序言内容基本相同。壇廟表有八個，壇廟表一、二爲鎮迪道屬，壇廟表三爲伊塔道屬，壇廟表四、五爲阿克蘇道屬，壇廟表六、七、八爲喀什噶爾道屬。在每表内，略述該地區的社稷壇、文廟、先農壇、關帝廟等壇廟的位置、建置情况。如《壇廟表二》“鎮迪道屬·哈密直隷廳”表内“關帝廟”欄目下的内容爲“一在城西北郊三里，光緒十八年副將蕭元亨重修。一在城北一百七十里天山，光緒三年辦事大臣明春重修”。而《新疆圖志·祀典志》共兩卷，卷一爲“文廟典禮”，詳述文廟所祀先公、先賢、先儒位置及禮節、樂章、祝文；卷二爲“秩祀祝文”，抄録告祀山川祭文及關帝廟、社稷壇、城隍廟、文昌廟等祝文。東方學會本無壇廟表，通志局本雖有壇廟表，[25]但内容與稿本有差異。《沿邊事蹟考》應爲纂修《新疆圖志》時所整理的資料長編。殘存的内容爲嘉慶十八年至光緒三十四年九月發生的事件。它以時間爲綫索，把新疆沿邊所發生的事件簡明扼要地加以叙述，類似於大事編年。如：“道光二十六年，俄人建闊撥勒城、唯爾訥城于巴爾開什湖南”；“同治十年，俄人乘亂入我伊犂，辭曰代收代守”；“光緒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伊犂將軍長庚奏俄人借巴爾魯克山明年九月十年期滿，請預先知照俄使，以便届期收還。奉旨允准。”從眉批等改動的内容來看，應是初稿，這些内容經過篩選、改寫，成爲《國界志》的一部分。《實業志》體例雖與《新疆圖志·實業志》相同，但内容差别較大。稿本《實業志》首頁第一行題“實業志”，下有小字“農事、工藝、商務”；第二行爲“總叙”，先結合歷史，綜論實業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然後簡要説明新疆實業凋敝狀况，最後指出“作實業志，紀農工商以見當今民生之情實焉”。稿本《實業志》“農事”的内容比《新疆圖志·實業志》“農”的内容幾乎多一倍，其叙述新疆屯田沿革、土地耕作、溝渠灌溉、農作物播種等情况較爲詳細。《物候志》與《新疆圖志·物候志》内容相同，眉批、浮簽多爲作者統一體例、調整條目次序作的按語。《新疆全省物候表》與《新疆圖志·物候志》不但體例不同，而且内容也有很大差異。《物候志》内容比《新疆全省物候表》豐富，在叙述具體事件、動植物時，二者也有差别。如對冰燕的描述，《物候志》爲：“冰燕生於冰山，比家燕小，形色皆相似，群飛，巢於冰雪之中。每極寒時，卵於冰上，不待孚伏，卵裂自生。出卵後日食冰雪，月餘，毛羽豐滿。總兵徐學功同治初被難博克達山中曾見之。土人呼爲冰燕。《方言》：‘涅，化也。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新疆全省物候表》的記載是：“常聞徐學功總戎談伊同治初率鄉人入博克達山深處避難，十二月見燕子群飛，比家燕略小，形色均同。異而察之，皆巢於冰厚山上。詢據土人云：每冬遺卵於冰，至冬至後極寒卵裂，小燕即生，不待伏。出卵後，日則食冰雪，夜仍卧冰上。月餘，毛豐，始飛。此語選初聞甚疑，恐徐信口妄言。上年權篆迪化，[26]接見老於入山之人，詢之果然。”《國界志》僅存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的部分内容，稿件中有眉批、圈點、删改。這部分内容比《新疆圖志·國界志》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記述的事情少，但在叙述同一事件時基本相同。《（初稿）兵制志》保存較爲完整，内容與《新疆圖志·軍制志》基本一致，衹有個别字句略有不同，如《新疆圖志·軍制志一》“歷代”中“名曰統禦，實則羈縻而已，所謂……”，稿本作“名曰統禦，實則羈縻，晁錯所謂……”；又“鄭吉迎之，乃因並護北道”，稿本爲“鄭吉迎之，乃因使吉並護北道”。這種字句差異並不多見。此外，《新疆圖志·軍制志》是三卷，名爲《軍制志》；稿本是四卷，名爲《兵制志》。稿本的《兵制志》卷三、四合爲一卷，構成前者的卷三。軍制與兵制内涵基本一致，在這裏二者没有差别，衹是在最後定稿時選擇了編纂者認爲最合適的稱呼。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新疆圖志》及其各分志的定名，在編纂中有一個反復思考的過程。

從以上介紹可知，《物産志》爲《新疆圖志》所無；《實業志》《國界志》各存1册，内容不完整；《祀典志》體例和《新疆圖志》迥異，《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新疆全省物候表》是修志時抄録的資料；僅《物候志》《（初稿）兵制志》較爲完整。但綜合稿本《新疆通志》的版本狀况和文字内容，它與今本《新疆圖志》的關係是：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的稿本。（三）《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稿本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圖志》的稿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第一，從《新疆通志》所存内容來看，它與《新疆圖志》有前後的繼承關係。《祀典志》《實業志》《物候志》《國界志》《兵制志》是《新疆圖志》的分志，其中《兵制志》内容最接近定稿，其他各志與定稿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些差别，但從總體上來講與《新疆圖志》内容相符，並不是另有一種《新疆通志》存在。我們説它是稿本，因爲所存稿件均爲抄寫，有圈點、眉批、按語等修改，從行文上來看，有的稿件不如定稿流暢、規範；另外，還有《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新疆全省物候表》等爲纂修《新疆圖志》時所整理的資料彙編。

第二，從《新疆通志》稿本的署名來看，他們就是《新疆圖志》的作者。稿本《新疆通志》有兩處題名。一是《祀典志》封面書簽題“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陳阜鈞字鎔皆，湖南湘鄉人，曾客吐魯番同知曾炳熿幕。在王樹枏所纂《新疆訪古録》中，提及他在庚戌（宣統二年，1910）十月曾將吐峪溝出土的《佛説菩薩藏經殘卷》贈給[27]了王樹枏。而1911年刊印的《新疆圖志》“纂校銜名·分纂”中，也有“湖南廪生臣陳阜鈞”的記録。因此，這一《新疆通志》本的《祀典志》從内容來看，也證明了後來刊行的《新疆圖志·祀典志》就是由陳阜鈞擔任分纂的。二是《物候志》的封面題識“定本己酉四月初六日晉卿自記”。己酉當是宣統元年（1909），晉卿則是時任新疆布政使王樹枏的字。他在那個時候也兼任《新疆圖志》的總纂官和兼辦局務。《物候志》的封面題識證明了他對各分志審閲的時間。

第三，從《新疆通志》的名稱互用來看，《新疆通志》就是《新疆圖志》的前身。爲了纂修《新疆圖志》，王樹枏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於省治迪化布政使衙署設立了新疆通志局，作爲纂修方志的[28]專門機構。從上文可知，當時印製的稿紙象鼻題“新疆通志”，因此稿本《新疆圖志》有時也題“新疆通志”，如《兵制志一》。此外，天津圖書館所藏64册通志局本《新疆圖志》書根書名均題“新疆通志”。一省之志爲通志，這是清代修纂省志的通例，但是方志也有注重輿圖而圖文並重的特點，因此稱“圖經”“圖志”者，也代不乏例，在乾隆年間纂修的《西域圖志》即是典型。但是，從現在的《新疆通志》殘稿本來看，其中《兵制志三》和《兵制志四》雖然用了“新疆通志”專用稿紙，但是在卷首則題“新疆圖志”。由此可見，在纂修開始，書名可能援各省通例而定名《新疆通志》。但在編纂過程中，在邊疆地區從事地圖測繪的工作被肯定，又有《西域圖志》作爲榜樣，最後便定名爲《新疆圖志》。

還需要辨明的一個問題是：這一稿本《新疆通志》也不能等同於民國時期曾經籌備編纂的《新疆通志》。民國年間，新疆地方政府擬修《新疆通志》，但未成功。第一次是1932年金樹仁主政期間，聘請張德善爲新疆通志館館長，籌備修志事宜。張德善雖然收集了很多資料，但1933年被盛世才下獄，其家人將資料全部焚毁，修志未果。第二次是1943年，在錢海嶽的主持下準備撰修《新疆通志》，並在報紙上進行了短暫的討論，但終因新疆三區革命爆發，戰亂四起，修志[29]化爲泡影。這兩次修志都衹停留在醖釀階段，没有撰寫稿件，所以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藏《新疆通志》不可能是民國時期準備纂修新疆通志時的稿件。1983年以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開始了由86部專志組成的《新疆通志》編纂工作，目前在陸續出版中，這與當年的稿本《新疆通志》自然更没有實際的聯繫了。

綜上所述，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新疆通志》實爲《新疆圖志》稿本。古籍編目員將其命名爲《新疆通志》，從編目理論上來講，符合書名項的著録規則，但從内容上來看，將其定名爲《新疆圖志》，或者括注爲《新疆圖志》，以便讀者瞭解二書的關係，則更符合實際。（四）稿本《新疆圖志》的價值

稿本《新疆圖志》雖爲殘本，所存内容不多，但對研究《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以及新疆歷史文化仍有一定價值。《新疆圖志》纂修時間較短，印行倉促。對於《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分工情况、史料來源，由於資料缺乏，目前學術界還没有梳理清楚。稿本《新疆圖志》爲解决這些問題提供了一些綫索。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尤其值得重視。

1.爲考察《新疆圖志》各分志的編纂過程和作者提供了新材料《新疆圖志》成於衆人之手，參與其事者70餘人。由於書中没有注明各分志的作者，後人衹能根據王樹枏、鐘鏞、宋伯魯等人的自述或刊行的單行本來考定各志的作者，但這些資料有的相互矛盾，如《新疆圖志·交涉志》的單行本《西畺交涉志要》一題鐘鏞撰，一題吴[30]棣棻撰，作者到底爲誰，還需要進一步探討。稿本《新疆圖志》爲考察分志作者提供了很多信息。如稿本《祀典志》題“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可知此稿應爲陳阜鈞所撰，而魏長洪、高健《〈新疆圖[31]志〉各分志作者摭拾》認爲《祀典志》爲魏承耀所作。魏長洪没[32]有説明其依據，可能來自採訪資料或採用馮永軒之説。陳阜鈞、魏承耀二人均爲《新疆圖志》分纂，《祀典志》可能出自二人之手，但稿件究竟如何纂成，是二人分工撰寫，還是魏承耀在陳阜鈞稿件的基礎上做了修訂，仍需要深入探討。但稿本《祀典志》的出現，對確定其作者是有參考價值的。再如《新疆圖志·物候志》，一般認爲是王樹枏所撰，筆者通過考察稿本《物候志》和《新疆全省物候表》，認爲定本《新疆圖志·物候志》是王樹枏在張應選《新疆全省物候表》[33]的基礎上撰成的。

2.爲瞭解《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提供了重要信息

關於《新疆圖志》的纂修過程，資料較少，無人做系統梳理，多數研究者涉及此問題時語焉不詳。而瞭解這一過程，不僅可以作爲我們利用《新疆圖志》的重要參考，也爲清末新疆的文化活動提供了很好的參照。稿本《新疆圖志》爲我們提供了以下信息。

第一，新疆通志局爲修志印製了統一的“新疆通志”稿紙，作爲撰寫稿件、抄録資料的專用紙。這一信息筆者還没有發現其他資料記載。印製修志專用稿紙，用來抄録資料、撰寫稿件，既可以規範《新疆圖志》纂修工作，也説明王樹枏等人對修志的重視。這也是纂修工作的一個環節，對研究《新疆圖志》的編纂有一定價值。

第二，新疆通志局爲了纂修《新疆圖志》，曾徵集資料，編纂資料彙編。王樹枏在纂修《新疆圖志》之前，已參與過《畿輔通志》等方志的編修，積累了一定的修志經驗，宋伯魯、王學曾也修過地方志。他們應該深知徵集資料、編制資料彙編在修志中的作用。《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是資料彙編，《沿邊事蹟考》内有很多眉批、圈點、浮簽，説明這些資料經過多人修訂。《祀典志》内有浮簽“鎮西、綏來、婼羌、葉城覆文均未到，莎車廟壇方向道里待查”。這説明新疆通志局曾向新疆各地徵集過資料，可能如纂修鄉土志時的做法一樣，擬好條目，讓各地如實填寫，最後彙集成册，供修志參考。

第三，其爲考察《新疆圖志》稿件的修訂過程提供了依據。《新疆圖志》稿件的撰寫較爲複雜，正如凡例所説：“是書分類較繁，則分纂諸家甚衆，而服官於此者復居多數。有初稿甫定即行奉檄他出者，有甫成半稿經後賢接續者，有一志數門分員編纂者，雖經諸總纂所酌[34]易，亦各隨其識，略删潤之。”王樹枏追述纂修經過時説：“《新疆圖志》開局以來，余自撰成《國界志》八卷、《山脈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訪古録》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禮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其《建置志》則余仿漢地志創撰一卷，而屬同年宋子頓伯魯照式續成之。《實業志》則余創撰森林、漁業二門，屬門人鐘鏞笙叔續成，又經余一一改定潤色，始成定本。”[35]鐘鏞論及此事時也説：“佗若宋先生作《建置志》若干卷，余爲補譔一叙，故有叙無書；郭先生作《職官表》若干卷，余爲補譔十三序，故有序無表；裴先生作《水道志》，僅成于闐河、葉爾羌河一卷，旋[36]詔赦入關，余爲續成之。”由此可知，《新疆圖志》由草稿到定稿經歷了較爲複雜的過程。《祀典志》小序與《新疆圖志·祀典志》略有不同，後者在文筆上較爲順暢，而在内容上失去了一些有用信息，正文則完全不同，詳見前述。《實業志》序言和所存正文與《新疆圖志·實業志》差别較大。《新疆全省物候表》與《新疆圖志·物候志》序言相同，内容相差不大，衹是在叙述上略有不同，而正文體例二者完全不同。將稿本與定本仔細比勘，參以王樹枏、鐘鏞、宋伯魯等人的追憶，結合字體、文筆、章法，可以勾勒出某些分志稿件的撰寫脈絡。

第四，其反映了《新疆圖志》初稿與定本在體例與内容方面的變化。《新疆圖志》定本有29種分志，輿圖與文字並重，内容十分豐富，體例也較爲嚴謹。但仔細研讀，發現有些分志内容與體例略有不符，如《祀典志》序云“爰志祀典，並表壇廟，後之官斯土者備覽觀焉”。《新疆圖志·祀典志》卷一爲“文廟典禮”，卷二爲“秩祀祝文”，通志局本有壇廟表，東方學會本全部删去，可知撰者最初的意圖是有壇廟表，後來删去，不但有悖於體例，也失掉了很多有價值的内容。筆者推測，《新疆圖志》最初的設想是應有很多表格，後來或删去，或把表格改爲文字表述，如《交涉志》單行本有“俄領事館員暨附屬營表”“俄商貿易歲計表”“各屬教堂調查表”，而定本把表格改爲文字表述。王樹枏自述撰有《土壤表》一卷，《新疆圖志·土壤志》序云“今取《周官》土會土宜之法，分晰列表，爲今之有守土責者察焉”，可知《土壤志》最初也有表格，後來衹以文字表述，没有採用表格。此外，稿本《新疆通志》有《物産志》，定本無。這説明《物産志》最初也爲《新疆圖志》諸志之一，後來删去。從所存《物産志》來看，其不用“新疆通志”稿紙，内容多爲徵引古書資料，十分煩瑣。《新疆圖志》中有因内容變化而更改分志名稱的，如《新疆圖志·道路志》初稿爲鐘鏞所撰，後收入其《新疆志稿》中，題爲《新疆郵傳志》。可知此志最初名爲《郵傳志》，後來由於内容增多，更名爲《道路志》。

3.稿本所保存的原始資料爲瞭解清代新疆地方文化提供了稀見資料

稿本《新疆通志》有些内容爲其他文獻所無，有些内容比《新疆圖志》豐富，對研究新疆歷史文化頗有價值。如《祀典志·壇廟表》把新疆各地的廟宇、祠堂匯爲一表，略述其興廢沿革和地理位置，這些壇廟既是普通民衆特殊的活動場所，也是地方基層政權宣揚社會主流思想、培育民衆文化認同、控制社會中下層群衆精神活動的重要地方。《祀典志》保存的這些珍貴資料，爲我們研究清政府在新疆的統治思想及治理措施，中原文化在新疆的傳播及其與新疆本地文化的衝突、融合，普通民衆的信仰及文化認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是《新疆圖志》傳世稿本中的一部分，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新的稿本可能還會陸續面世。由於《新疆圖志》出於衆人之手，有些作者如王樹枏、宋伯魯、鐘鏞等，均攜帶所撰稿件入關，寓居西安、北京、瀋陽等地，所以他們所撰的稿本可能還存世，衹是没有被發現。這些稿本如果被發現，會爲我們研究《新疆圖志》的成書過程，提供十分重要的資料。三

稿本《新疆圖志》的發現十分偶然。我在做論文《〈新疆圖志〉版本研究》時，爲了搜集資料，首先查閲各種工具書，然後按圖索驥，根據綫索去圖書館逐一翻閲相關文獻，抄録需要的材料。2010年1月，我去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查閲《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所著録的《新疆通志》。當時，我還没有看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録》《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新疆現存方志概覽》等文獻，不知道《新疆通志》的内容，衹是想瀏覽其目録，以免遺漏與《新疆圖志》有關的資料。但當我打開函套，看到《祀典志》封面有“分纂委員陳阜鈞呈稿”時，眼前一亮，迫不及待地快速查看每册的名稱，然後翻看幾頁，發現文中有眉批、浮簽、塗抹，内心非常激動，覺得發現了新資料，坐下來仔細閱讀。後來經過與通志局本《新疆圖志》反復比較，確信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新疆通志》實際上就是《新疆圖志》的稿本，於是就寫了《稿本〈新疆圖志〉探析》一文，寄給新疆師範大學《西域文史》編輯部。不久收到主編朱玉麒先生的回信，朱先生肯定了我的判斷，並對論文提出修改意見，鼓勵我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由於我寄去的稿件比較粗糙，朱先生花費大量心血，對論文做了較大修改，刊于《西域文史》第六輯（2011）。我在研究稿本《新疆圖志》的過程中，逐漸産生了將其整理出版的設想，於是利用節假日斷斷續續去抄録，然後進行點校，再録入爲電子文本。2014年，稿本《新疆圖志》作爲《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藏稀見方志叢刊》中的一種，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給整理和研究帶來極大便利。我根據影印本仔細校對抄録的文字，並把未抄録的部分整理成電子文本。比較遺憾的是影印本内容不全，遺漏了《國界志》和《分界條約》兩部分，《實業志》也有遺漏。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新疆圖志》包含九種文獻，但衹有《物産志》《祀典志》《實業志》《物候志》《國界志》《（初稿）兵制志》六種屬於纂者所寫的《新疆圖志》草稿，《分界條約》《沿邊事蹟考》《新疆全省物候表》應該是爲編纂《新疆圖志》而做的資料彙編。本次整理將《物産志》《祀典志》《實業志》《物候志》《國界志》《（初稿）兵制志》作爲正編，把《沿邊事蹟考》和《新疆全省物候表》作爲附録，不收《分界條約》。《分界條約》内容上文已簡述，《新疆圖志》雖然引用了部分内容，但條約都有固定的文本，不宜作爲稿本看待。《新疆全省物候表》和《沿邊事蹟考》雖不是《新疆圖志》的稿本，但關係十分密切，對研究《新疆圖志》的編纂過程具有重要價值，所以作爲附録一併收入。《新疆全省物候表》與[37]《新疆圖志·物候志》的關係，已有專文論述，不再贅述。《沿邊事蹟考》是《新疆圖志·國界志》稿本的基礎，其理由如下。首先，《新疆圖志·國界志》的部分内容與《沿邊事蹟考》完全相同，如《沿邊事蹟考》第四條：“咸豐三年，俄人潛兵至伊犂迤西吹河界外、納林河北岸沙喇塔拉斯一帶哈薩克遊牧境内，建築炮臺七座。”此條在《新疆圖志·國界志一》中也是第四條，内容完全相同。其次，《新疆圖志·國界志》有些内容是在《沿邊事蹟考》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如《沿邊事蹟考》第一條：“嘉慶十八年，俄羅斯人至塔爾巴哈臺屬之哈達蘇卡倫外，向哈薩克索取安集延人口，伊犂將軍晉昌檄協領哈芬布前往查辦。哈芬布出卡外數十里，摘傳兩國頭目開導議償。奉旨：卡外之事不應越界管理，將晉昌議處。”此條在《新疆圖志·國界志一》中也是第一條，但内容略有不同：“嘉慶十八年，俄羅斯人至塔爾巴哈臺屬之哈達蘇卡倫外，向哈薩克索取安集延人口。伊犂將軍晉昌檄協領哈芬布出卡數十里，傳兩部頭目開導議償。奉旨：卡外之事不應越界管理，將晉昌議處。”《新疆圖志》將《沿邊事蹟考》中的“哈芬布前往查辦”“摘”删去，將“國”改爲“部”。這是改動比較少的條目，還有一些改動比較多的條目，如《沿邊事蹟考》第八條：“光緒四年，全疆勘定，金順奉旨派提督殷華廷赴俄古鏡臺，與俄官議伊犂事，土爾其斯坦總督稱須由駐京公使辦理。九月，上命吏部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往俄都會議。”此條在《新疆圖志·國界志一》中爲第十五、十六條，作：“四年，新疆亂匪平，金順奉旨派提督殷華廷赴俄古鏡臺與俄官議還伊犂事，土爾齊斯坦總督答曰：‘有駐京公使在，不敢專也。’九月，上命吏部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使俄都會議。”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新疆圖志·國界志》在《沿邊事蹟考》的基礎上進行了增補、删改，因而可以作爲稿本《新疆圖志》的附録。

本次校理以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藏稿本爲底本，以通志局本爲對校本，以官書局本、黄册抄本、分志單行本爲參校本，並參考《新疆識略》等相關資料進行整理。

通志局本與黄册抄本同源，應該是最接近稿本的版本，所以用作對校本。儘管通志局本有些印刷錯誤，但已經過朱筆改正，而且通志局本容易查閱，又有影印本，便於整理工作。黄册抄本雖然内容最完整，訛誤也少，但查閱困難，且它比通志局本多出的内容稿本也没有，所以把黄册抄本作爲參校本。官書局本刊印雖然早於通志局本，但爲殘本，訛誤多，所以也衹作爲參校本。

通志局本是《新疆圖志》完整的初印本。宣統三年（1911）六月至十二月，《新疆圖志》各分志陸續完稿，經新疆巡撫袁大化審閱後由新疆官書局使用木活字印行，這個版本被稱作通志局本。由於當時新疆局勢危急，印刷倉促，讎校不精，訛誤較多。通志局本《新疆圖志》現存數量較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著録了43家收藏單位，估計存世的應該有百餘部。通志局本框高19.5至20厘米，寬13.5至14.5厘米。半葉9行21字，小字雙行，行21字。四周單邊，單魚尾，白口，象鼻題“新疆圖志”，版心題分志名稱和葉碼。全書共116卷，卷首1卷。封面書簽作“新疆圖志”“少魯題籖”“辛亥冬月”。通志局本《新疆圖志》印刷錯誤很多，文字的脱、訛、衍、倒较多。後來進行了統一校改，用朱筆改正了部分誤字，所以現存通志局本中有很多朱筆改正原文讹误的地方。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影印出版的《中國邊疆史志集成·新疆史志》即以通志局本爲底本。

目前發現的官書局本爲殘本，存世不多。筆者查閱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此版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官書局本《新疆圖志》僅存2函15册，有《物候志》《山脈志》《禮俗志》《兵事志》《國界志》5種分志。官書局本爲鉛印本，各册版式基本相同：框高20厘米，寬14.5厘米；半葉10行或11行，行26字，小字雙行；四周雙邊，無行格；黑魚尾，白口，象鼻題“新疆圖志卷”，版心題卷數和葉碼，版心右下方鐫“新疆官書局印”。

黄册抄本是《新疆圖志》修成後呈交給中央政府供審查的樣本，也是最完整的版本。此版本最初保存在憲政編查館，後流入藏書家之手和圖書館，現藏于天津圖書館。黄册抄本全書共123册，一百二十卷，每册均以黄色皮紙作書衣。書長28.5厘米，寬16.7厘米。無行格，無葉碼，半葉10行，行20字、21字、22字不等。小字雙行，半葉20行，行22字。用紙爲白棉紙。有“天津市人民圖書館藏任氏天春園捐贈圖書之章”“天春園圖書印”“任氏振采”藏書印。

稿本中有單行本的分志衹有《物候志》和《國界志》。《物候志》的單行本有三種，一是題名《新疆物候志》的官書局本鉛印本，二是題名《新疆小正》的聚珍仿宋印書局排印本，三是題名《新疆歲時記》的抄本。

官書局本《新疆物候志》一册，封面浮簽題“新疆物候志”。框高20厘米，寬14.5厘米。四周雙邊，無行格，雙魚尾。半葉11行26字。象鼻題“新疆物候志”，版心題“卷一”和葉碼。版心右下方鐫“新疆官書局印”。首頁第一行題“新疆物候志”，第二行下部題“新城王樹枏撰”。全書有油漬，是鉛活字排版印刷的痕跡。子目頂格，正文空一格。在19葉“金夫入山”條“小金廠卡巴山”有朱筆眉批“並無脱字，不必空格”。通篇有朱筆校改誤字，删誤字時，有時在誤字上加點“、”，有時畫圈“○”，將改正的字寫在旁邊。《新疆小正》本是王樹枏將《物候志》從《新疆圖志》中析出的，作爲《陶廬叢刻》的一種，1918年由聚珍仿宋印書局印行。此版本半葉10行21字。黑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題“新疆小正”，版心下方鐫“聚珍仿宋印書局印”，牌記爲“戊午中秋校印”。此版本書後有王恩綬跋。臺灣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廣陵書社《中國風土志叢刊》等即以此本爲底本影印。《新疆歲時記》目前筆者見到兩種，均爲抄本，一藏於國家圖書館，一藏於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這兩種抄本均抄自《新疆小正》本，從字跡來看應爲一人所抄，内容、版式和字體相同。《新疆歲時記》一册，書高27.5厘米，寬15.2厘米，竹紙。半葉9行17字，無行格、版框，版心下半部題葉碼。封面題“新疆歲時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封二有方形朱印“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圖書”，首頁第一行題“新疆歲時記”，天頭有橢圓形印“興亞院華北聯絡部調查所圖書”，後有王恩綬跋。《國界志》的單行本題作《新疆國界圖志》，宣統元年（1909）刊，爲《陶廬叢刻》之一。封面書簽題“新疆國界圖志八卷”，内封有“宣統元年歲次己酉十月刊行”和“陶廬叢刻二十三”。首頁第一行作“新疆國界圖志卷一”，第二行作“新城王樹枏”。框高18厘米，寬14.5厘米。左右雙邊，上下單邊。黑口，版心上部題“國界一”，下部題葉碼和“陶廬”。半葉10行21字。

稿本的情况比較複雜，有浮簽、眉批、旁批、增删，有些地方經過多次修改，塗抹、删改的字跡模糊，無法辨認。從稿本的改動情况來看，既有王樹枏的修改，也有作者自己增删字詞的情况，二者從字跡上很容易辨認，但作者自己修改的很少。王樹枏在對文本修改、批注時使用了一些符號：在句前畫“〇”表示對該條目有批語，在字詞上畫“〇”或點“·”表示將該字詞删除，在語句段落上標“「」”表示將該句或該段删除，“△”表示誤删恢復。爲了盡可能保留原稿信息，筆者整理時做了一些技術性處理：第一，正文以王樹枏修改後的文字爲准，將修改前的文字以脚注的形式列出；第二，將王樹枏統一體例、評論内容、提示格式等眉批、旁批作爲脚注；第三，將浮簽增補的内容在脚注中予以説明；第四，對於原稿的修改情况，在脚注中予以説明，王樹枏修改的文字均以“王樹枏删”“王樹枏增”“王樹枏改”的形式説明，其他增删情况應爲作者自己做的修改，均作“删”“增”；第五，版本校勘及資料辨析等則出校勘記，列于文後。

稿本《新疆圖志》的整理始於2011年，幾年來整理工作時斷時續。在此過程中，2012年，李之勤先生的《西域史地三種資料校注》出版，内有《新疆圖志·國界志》；2015年，朱玉麒先生主持整理的《新疆圖志》出版，本书參考了上述成果，特此説明，志不掠美。

在整理稿本《新疆圖志》過程中，得到衆多師友的幫助。我的導師張鐵山先生一直關心研究進展情况，經常提供各方面的幫助。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古籍部主任羅琳先生，莫曉霞女士和師弟姜勇先生爲查閱資料提供很多方便。朱玉麒先生不但在諸多方面給予指導和幫助，還無私地提供資料。2013年，在朱玉麒先生的幫助下，稿本《新疆圖志》被列入“新疆師範大學自治區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項目”，得到資助，爲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條件。本書即該項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2014年，《稿本〈新疆圖志〉校理》得到“首都師範大學史學叢書”出版資助，纔得以有機會出版。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的鄧瑞全先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宋月華女士、李建廷先生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葛曉愛女士在出版過程中給予很大幫助。本書的文字録入全部由史占文先生和桂花女士完成，爲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没有他們的辛苦工作，我們也無法完成此項研究。在此一併致謝！[1] 王樹枏，今人論著中多作“王樹楠”，也作“王樹柟”或“王樹枬”。清末民國時期王樹枏出版的著述中多題作“王樹枏”，如《陶廬叢刻》及單行本《新疆禮俗志》《新疆訪古録》等，其後人撰寫的傳記中也作“王樹枏”，如王會安撰《王樹枏傳略》。本文統一作“王樹枏”。[2] 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新疆圖志·建置一》，東方學會本，1923。[3] 苗普生、田衛疆主編《新疆史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10頁。[4] 參見余太山《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苗普生等《新疆史綱》、韓建業《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等論著。[5] 關於新疆建省的時間，文獻記載有分歧，但光緒十年（1884）新疆正式建省已成爲學術界共識。參見紀大椿《論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耿占軍《清季新疆建省時間小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期）、齊清順《清代新疆行政體制變革的重大勝利——紀念新疆建省110周年》（《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吴福環《我國邊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舉措——論新疆建省》［《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等論文和鐘興麟《新疆建省評述》（新疆大學出版社，1993）、阿地力·艾尼《清末邊疆建省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等論著。[6] 姚永概：《陶廬文集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76）影印1915年《陶廬叢刻》本，文海出版社，1967。[7] 柯劭忞：《陶廬文集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76）影印1915年《陶廬叢刻》本，文海出版社，1967。[8] 參見王樹枏《陶廬老人隨年録》（中華書局，2007）、鐘鏞《新疆志稿》（《湖濱補讀廬叢刻》本，中國印刷局，1930）、裴景福《睫闇詩鈔》（黄山書社，2009）等。[9] 參見王樹枏撰，謝道弘編《陶廬全書書目考》（1936年鉛印本）、劉芹《王樹枏史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褚紅《王樹枏〈畿輔方言〉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戴良佐《近代方志名家王樹枏》（《新疆地方志》2001年第1期）等論著。[10] 王樹枏：《新疆志稿序》，《湖濱補讀廬叢刻》本，1912。[11] 有關清代西北史地學的研究成果，參見賈建飛《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章永俊《鴉片戰争前後中國邊疆史地學思潮研究》（黄山書社，2009）、郭麗萍《絶域與絶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侯德仁《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群言出版社，2006）、方立軍《嘉道年間的西北邊疆史地學》（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3）等論著。[12] 馬大正：《新疆地方志與新疆鄉土志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89年第6期。[13] 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新疆圖志·凡例》，東方學會本，1923。[14] 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新疆圖志·序》，東方學會本，1923。[15]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第373頁。[16] 正編一百一十六卷，補編四卷，共計一百二十卷。[17] 史明文：《〈新疆圖志〉版本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18] 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版本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19]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録》，1976年油印本，第615頁。[20] 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中華書局，1985，第240頁。[21] 紀大椿、齊清順、苗普生、胡曉鵬：《新疆現存方志概覽》，《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8年第3期。[2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地方志》，新疆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第307頁。[23] 金恩輝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第29-10頁。[24] 關於《新疆圖志·物産志》的具體研究，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物産志〉探析》，《新疆地方志》2014年第2期。[25] 關於《新疆圖志·祀典志》的具體研究，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祀典志〉研究》，《從有序到混沌——慶祝張公瑾教授八十華誕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26] 關於《新疆全省物候表》與《新疆圖志·物候志》的具體研究，參見史明文《〈新疆圖志·物候志〉作者及版本考略》，《前沿》2011年第4期。[27] 王樹枏：《新疆訪古録》卷一《北凉佛説菩薩藏經殘卷》，聚珍仿宋印書局，1919年印本。[28] 參見蔣小莉《〈新疆圖志·建置志〉的成書及版本研究》，《西域文史》第5輯，科學出版社，2010，第159～183頁。[29] 關於民國時期兩次撰修新疆通志的始末，參見許力《民國時期兩次修志均成泡影》，《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3期。[30] 袁同禮認爲題吴棣棻撰的《西畺交涉志要》爲贗本。參見袁同禮《重印〈新疆交涉志要〉序》，載《袁同禮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第272頁。[31] 魏長洪、高健：《〈新疆圖志〉各分志作者摭拾》，《新疆地方志》1999年第2期。[32] 馮永軒《評〈新疆圖志〉》（《馮永軒文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第126～132頁）中有“修纂人及其著作”一節，其中有“魏建勳著《祀典志》”。[33] 史明文：《〈新疆圖志·物候志〉作者及版本考略》，《前沿》2011年第4期。馮永軒在《評〈新疆圖志〉》中認爲李晉年“著有物候志，王晉卿《陶廬叢書》中之夏小正，即此志之變名也”。《新疆圖志·物候志》的稿件形成過程很複雜，從目前發現的資料來看，李晉年可能參與了初稿的寫作，但流傳的單行本作者均題王樹枏，如刻本《新疆小正》、抄本《新疆歲時記》。[34] 袁大化修，王樹枏等纂《新疆圖志·凡例》，東方學會本，1923。[35] 王樹枏：《陶廬老人隨年録》，中華書局，2007，第73頁。[36] 钟镛：《新疆志稿·跋》，《湖滨补读庐丛刻》本，1931年铅印本。[37] 史明文：《〈新疆圖志·物候志〉作者及版本考略》，《前沿》2011年第4期。國界志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

按：稿本《國界志》記事時段爲光緒十一年至十八年，内容與《新疆圖志·國界志四》相當。字體有三種：一是楷書，工整，清晰；二是王樹枏審閱時做的補充、删改，字跡潦草，有很多塗改，有些字跡模糊，很難辨認；三是薛福成《與英外部商定派員會立坎巨提頭目疏》，行書。本册有原稿，有審閱者訂補，有浮簽。句首有“○”標記者爲審閱者增補的内容。稿本《國界志》體例爲編年體，按照時間順序記載與國界有關的事件；而《新疆圖志·國界志》類似於綱目體，先按時間順序列出事件爲綱，然後徵文考獻，詳細叙述事件的經過。因此，稿本《國界志》中的有些内容，在《新疆圖志·國界志》中爲説明綱的注解。校勘内容分兩部分：一是稿本本身的修改情况，如删改、增補、眉批等；二是稿本與通志局本的差異。

十一年，設塔克墩巴什卡倫。[1]

十五年，阿富汗與什克南構兵，什克南人請徒苦爾巴即愛烏汗。[2][3]依充蘇滿卡頭目，旂官張鴻疇建蘇滿卡倫。[4][5]

十七年四月，新疆巡撫魏光燾飭張鴻疇赴蘇滿防邊。喀什噶爾道向邦倬稱，蘇滿立卡之後，俄領事嘗言英人及阿富汗人垂涎帕地，[6]英人楊哈思班亦言俄人垂涎帕米爾，英屬阿富汗以帕地密邇，恐爲[7][8]俄有，争之甚力。近聞俄人塔什干總督調布魯特馬數千匹運糧，帶兵巡邊，而英嗾阿人借防俄以覬覦帕地，奪我要區，不可不爲之備。[9]乃檄張旂官鴻疇出蘇滿數十里，以備不虞。[10]

五月二十七日，魏光燾檄知府海英、縣丞李源鈵、都司張鴻[11]疇查勘西南邊界。

六月二十二日，俄兵越界遊弋，詭稱巡邊。魏光燾移文塔什干總[12][13]督詰之，塔什干總督次阿拉依，旋將俄兵調回。

十七年六月初一日，喀什噶爾道向邦倬禀巡撫：俄領事於五月十二日來文，稱塔什干總督巡邊，赴中俄交界之帕米爾，先行知會[14]。當即備文照會，以大小帕米爾係中國管地，貴國總督衹能到交界之地。領事與王委員面稱：此次巡閱，係俄屬之卡拉庫爾側之霍洛[15]果斯帕米爾，並非中屬之滿蘇塔什干之帕米爾，特將原文送還。喀什道復照會領事：請明書俄屬之帕米爾，領事竟不收受，並不忍面[16]談之語。喀什道以俄情叵測，詳述先後情節，禀巡撫魏光燾。[17]

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俄馬兵分三起越界，一赴塔墩巴什與[18]阿黑素睦爾瓦，一赴雪底拉，一駐伯什拱拜孜。其步隊駐蘇滿，又於阿克塔什、塔墩巴什交界之畢依比達坂豎杆粘帖，安撫布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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