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史景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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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试读：
前言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关于张岱我们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飞烟灭。我们或许会认为，到张岱这一代，离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远的时间距离，造成几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维幅度；但是对张岱来说，要胸怀如此浩瀚的历史，非但没有严重的断层感，而且只有岁月悠悠的心满意足。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定皆平淡无奇。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注重错综的尊卑关系。晚辈与长辈同堂，必得顺其旨意。婚姻大事由长辈安排，虽然富有人家的男性还可纳妾，但庶出之子在家里的地位却次人一等。男性长辈形式上虽拥有无上权威，但实际掌握家庭财政琐细、负责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亲或其他女性亲人也会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过之后渐渐由男性长辈接手，承担教导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责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竞争激烈的考试科目以儒家典籍为主。由于女性不得出仕或参加科考，所以能识文断字的女性多是名门闺秀，这些人也成为通俗白话小说和史书的读者，爱好吟诗作对。
举凡攸关家道兴衰的兆头和预言，一般家庭都不会等闲视之，多半会成为家族轶事流传下来。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并蓄；虔心向佛与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冲突。孩童夭觞、女人难产身亡是常有的事，不过男人也一样活不久，年过半百还能生龙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
就工艺技术而言，中国自进入明朝就无特别出色的转向。丝织和瓷器制造技术久负盛名，且水平之高，独步世界。能工巧匠辈出，除擅长冶金、玉雕、制造灯笼和漆器，亦专精茶、盐、棉、陶器、家具等日常用品技术。水利工程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运河大量淤积，必须时常疏浚、筑堤和排水。此外，天文与地理之学十分发达，除历书精准关乎朝廷威望和天文历算的正确度，同时，各省及边疆有司丈量土地，绘制税册、粮册的作业，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图。中国在这些方面虽仍不断寻求突破，国家的基本发展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即便许多方面摆脱不掉历史的承袭，但明代的文化领域可不是如此停滞不前。张岱成长的年代，明代政经虽积弱不振，社会风气却活泼奔放，逸乐和标榜流行的气氛，弥漫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文[1]化活动中。这是一个宗教和哲学上所谓折中主义（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佛教改革派别及慈善事业大为兴盛，女性受教育者日众，同时一方面深究个人主义为何，却也在扩大检验道德行为的基础；大胆创新的山水画，最知名的戏曲，最有影响力的章回小说，细腻非凡的治国方略和政治理论，以及植物、医药、语言事典的编纂，这一切都构成了张岱的童年世界。正因为对知识和个人可能性的狂热感，连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社会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作品，连同天文、算术书籍翻译成中文，结交来自北京与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这些跨文化的冲击体验，张岱或多或少都了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除了小说和短篇故事以外，他[2]写过很多当时流行的东西。
不过虽说是一切照旧，有些变迁已在悄悄冲击张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扩张。虽然没有精准的数据，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种记录显示，明朝肇建时（1368）的人口数大约是八千五百[3]万，到张岱出生时，人数已攀升至一亿八千万，或许还不止。这无疑给土地和农耕带来新的重担，于是改良稻种使田地能一年收成两次甚至三次，针对沼泽、沿海平地进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时将人口刻意朝西南和东北地区迁徙，以减轻部分负担。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连带把各式各样的新奇作物横渡太平洋带到中国，只是当时少有人能感觉到它们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发现能有效医治疟疾的奎宁等药用植物，以及烟草等其他适合中国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贸易船只带来的是美洲大陆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精美商品；当然也不乏船只运载着香料和稀有的药用植物，如主要用于医治痢疾的鸦片。
张岱的祖先或许是在一个世纪前，也许更早，从与西藏交界的四川往东海迁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绍兴城。当时上海市镇虽称繁荣，但还谈不上商业中心，而绍兴已是一个文化与经济的重镇。张家迁往绍兴时，正巧遇上16世纪农耕和土地所有权在地方的重大变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时挖沟疏浚以开垦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农业所得下降，有鉴于此，许多在家乡属经营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户人家，开始往城市移动。这个阶层原先在农村还能扮演领袖，成为小农和贪得无厌的朝廷之间社会和经济冲突的缓冲；迁居城市后，他们渐渐脱离农业经营上的现实与挑战，反而一头栽进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种惬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产交给专门管理人与管家这批新的中间人管理。张家可能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因此张岱从小生活锦衣玉食，但社会责任感也相对薄弱。[4]
结果农业税收大幅带动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风气，市镇的文化多元，以及促进绍兴等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庞大的财源几乎没有回流农村，去投资改善农耕技术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虽然毫无疑问，像绍兴长期依靠河道与运河运输民生物资，部分农家也因此能将农产品销往这些新兴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乡经济和生活形态的差异日扩，已成社会的发展基调。
往昔的读书人，特别是张岱大力推崇的读书人，早已看出社会弊病所在，经常冒着丢官甚至丧命的危险，也要大声疾呼。当然，对张岱或历代有志之士来说，中央朝廷的集权，与在朝为官从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们要面临的现实。也拜这些所赐，张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了解暗藏的积弱不振，这确实很像他小时候爱看灯笼，仿佛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种种暧昧不明。
因当时朝廷修史与京城邸报每周新闻的传播，明朝多位皇帝惊人的荒唐行径也为市井小民所知。张岱出生时，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万历。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为止的整个万历年间，国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许是这位皇帝种种怪异的行为举止，激发张岱钻研历史，特别是阅读人物传记更成为他终生的嗜好。张岱弱冠之时，神宗深居内廷，宫里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见圣上的男性，他们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权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学、交相挞伐，惹恼万历皇帝，让他难以忍受，往往好几个月拒绝到外殿接见官员。为表反弹，文人和遭罢黜者开始结社倡议改革，虽议论酣热，但对圣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严厉整肃的下场，于是朝政日败，危在旦夕。
张岱对明史有很透彻的理解。上溯至14世纪中叶，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村，贫无立锥之地，一度还出家为僧，游方四海。后来，朱元璋展现运筹帷幄的军事长才、果敢的决断能力，历过经年征战，驱逐蒙元的异族政权，一统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强大的官僚体系，透过组织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农村的社会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极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干练、眼界开阔闻名。太祖把皇位传给皇孙惠帝，新君学问渊博，对理想的中央集权方式有其见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弑君，随即践祚，是为成祖。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远航至非洲东岸和[5]波斯湾，宣扬天朝国威与成就。
尽管这类远洋航行因耗费不赀而作罢，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后继者，还是师法开国君主们酷爱夸耀、展露军威的习性。几任皇帝斥[6]资重建北方残缺不全的边防城墙，成为后世所知的“长城”，却完全抵挡不住北方蒙古铁骑虎视眈眈的侵扰。15世纪中叶，明英宗自认神武，结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圈禁，付了赎金才获释。英宗最后又从继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夺回皇位，不过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难以磨灭。16世纪初，明武宗与宦官在皇城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与宫女全在帐篷生活，此荒诞之行又耗费白银不知几百万两。
16世纪中叶，眼见东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而荒芜，明朝皇帝却束手无策。所谓倭寇，除了海贼，还有对朝廷不满的地方领袖和沿海居民，当政者统称“倭寇”，容易理解但不无误导之嫌。至于东北边防，在张岱出世前不久，万历皇帝曾有大胆之举，他调遣兵马、水师驰援朝鲜，成功协助朝鲜国王逐退兴兵来犯的倭军。这次出征虽大有斩获，但到17世纪初，靠近朝鲜边界的部落开始结盟，在中国北边集结成新兴的潜在敌国。这股势力与归顺的汉人通力合作，并以“旗”制编纳混杂而成的新军队，自称“满洲”，宣布缔建国号为[7]“清”，于崇祯十七年（1644）攻陷北京，终结明朝国祚。
对于这些事情与北京明廷官僚庞然复杂的体系，张岱的理解或是透过阅读，或是从家人口中得知。事实上，从1540年代至1640年代百年间，张家有几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层级任职于六部，并与朝廷首辅大学士还颇有渊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级官衙当差。中国的行政体系层层节制，下起县，中经像绍兴这样的城市，迄至省城，上达京师。张岱很清楚整个指挥系统的错综复杂，以及在朝为官伴随而来的吉凶祸福。许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亲身经历，他自孩提时代听过后就深埋心底，也让他立意要试着描绘官场的欺诈虚矫本质。为了求真，张岱认为无须美化自家人的经历。事实上，张岱的著述令人惊愕之处，就在于他坦言亲人的苦难，甚至对父亲和直系亲人也没有例外。
四十岁前，张岱的生活周旋在读书与享乐两端之间，但对张岱而言，这样说也许不算恰当，因为做学问一样是其乐无穷。的确，张岱虽然镇日苦读却多年不成，然而实实在在地读书、反复思索与记忆，却让他不得不认为能与历代宗师为伍，本身就是无上荣耀。对张岱来说，历代伟大的史家、诗人、文论家从不曾逝去，他们立下的标准经常是无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们，就令人思之振奋了。
明朝灭亡时，张岱四十八岁，尔后他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终。他反复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雾笼罩的路径，于眼前重现，诸多遗忘的嘈嘈低语，也咆哮四起。张岱丧失了家园与安逸的生活，书卷与亲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后半辈子的任务，就是要重塑、撑起毁坏前的世界。面对满洲异族的统治，他已垂垂老矣，无力起而反抗，也无法再长年流离，于是他选择赁居在名噪一时的名园“快园”，日子必须重新开始。
张岱的一生，就在崇祯十七年发生惊天动地的转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梦想不得不面对冷酷现实，转为阐释王朝败因。满人问鼎中原，随之兵祸不断、烽烟四起，张岱在山僧的掩护下，辗转避居南方山庙之间。张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飘零的岁月，还是随身携带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这或许是实情，总之张岱约在1670年代完成了这部巨制。现存的手稿复印件显示，当时这部书已可刊刻印行，不过整部著述到1990年代才在中国问世，这使张岱并非以史书留名，反倒因简短、警句式散文这种迥别的文体享有盛誉。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体之一。散文讲究文体雅致，竭尽所能雕章琢句，以彰显作者的多才多艺，笔触要敏捷、不拖泥带水，以捕捉飘忽情绪或瞬间刹那，同时利用语气上的对比或急转直下，勾引且震惊读者。张岱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文体一直很受欢迎，他自己后来也成为散文大家。从许多例子来看，驰名的散文大家同时也是游记作家（travel writer）。他们以浪迹天涯、游山玩水闻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断四处流浪，敏于音调、悖论，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笔虽扼要洗练，但也处处旁征博引。
不过明亡后，到顺治二、三（1645、1646）年间，张岱逐步体认到，这类文体特别适合追忆夙昔，把已沦丧的世界一点一滴从灭绝中抢救回来。北方农民叛军和清兵入关并作，是亡明的两大力量，然而张岱个人生命的巨大灾厄，终究化为开启他心房的锁钥，让堆累蓄[8]积的记忆释放出来。张岱流离失所时撰写的《陶庵梦忆》手稿，篇幅虽短但感情丰沛，多亏友人保存，我们才有幸在日后分享他心灵永无休止的探索。
无论如何，张岱其人仍难以尽述。他曾享尽富贵却也尝尽磨难，不过其现存著作却透露，他甘于寓居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不仅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写，也为同为明朝遗民的同志而写；张岱将乡愁置于对当下的关怀之上，好坏自由后人评断。他生于、长于龙山山麓，中年归返龙山，只为将心中了然之事理个清楚。
我们不能说张岱是寻常百姓，但他的确比较像是寻常百姓，而非闻人。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一点一滴挽回对明朝的回忆。我们无法确信他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他都想留给后世。注释[1] 明代社会 英语世界有关明代社会的介绍，可参考《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七册，上卷，第八册，下卷；《明人传记辞典》（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二卷；《明史研究》（Ming Studies）期刊，1975年至今，其中收录明史学术领域风行的研究和新的出版品。另外，还有三本引介明代社会的佳作，卜正民（Timothy Brook），《纵乐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黄仁宇（Ray Huang），《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2] 张岱生平 英语世界最早的传记研究是房兆楹（Fang Chao-ying），《张岱》（Chang Tai），收录在恒慕义（Arthur Hummel）主编，《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西方世界第一本全面性研究张岱名著《陶庵梦忆》的作品是卡发拉斯（Philip Kafalas）的《怀旧与阅读晚明散文：张岱的〈陶庵梦忆〉》（Nostalgia and the Reading of the Late Ming Essay: Zhang Dai’s Tao’an Mengyi，1995）。笔者还受惠于胡益民在2002年出版的两本张岱研究，以及佘德余在2004年出版的张岱家世研究。李渔（1610—1680）几与张岱同一时代，作品类似。就像张岱，李渔是读书人，也是情感丰富的专业作家，领有表演戏班。有关李渔，可参考韩南（Patrick Hanan）引人入胜的著作，《李渔的独创》（The Invention of Li Yu）。另外，还可参考Brigitte Teboul-Wang的《陶庵梦忆》法译本。[3] 明代人口 相关数据援引自《剑桥中国史》，第八册，下卷，页四三八。[4] 明代土地所有权 薛涌，《农业城市化》（Agrarian Urbanization），耶鲁大学历史博士论文，2006年。[5] 明代政治 最近有关明太祖的研究，见史妮文（Sarah Schneewind）主编，《明代开国皇帝的图像》（The Image of the First Ming Emperor）；有关宦官和读书人的议题，见达德斯（John Dardess），《血与史》（Blood and History）；有关道德和治理的议题，见贺凯（Charles Hucker），《明代的监察体系》（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包筠雅（Cynthia Brokaw），《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韩德琳（Joanna Handlin），《晚明思想中的行动》（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有关这段期间佛教的复兴，详见于君方（Yu Chun-fang），《中国佛教的复兴》（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6] 明代长城 林（Arthur Waldron），《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蓝诗玲（Julia Lovell），《长城》（The Great Wall）；有关明朝征战蒙古的失败，见《剑桥中国史》，第七册，上卷，页四一六至四二一。[7] 满洲逐鹿中原 详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两大册；司徒琳（Lynn Struve），《南明史》（The Southern Ming）。[8] 张岱的《陶庵梦忆》 卡发拉斯，《清澄的梦：怀旧与张岱的明朝回忆》（In Limpid Dream: Nostalgia and Zhang Dai’s Reminiscences of the Ming，2007）。笔者还受益于Brigitte Teboul-Wang法译的《陶庵梦忆》（1995）。关于张岱喜爱的小品文或散文文体，见叶扬（Ye Yang），《晚明小品文》（Vignettes from the Late Ming）。第一章 人生之乐乐无穷
张岱居处前有广场，入夜月出，灯笼亮起，令他深觉住在此处真“无虚日”，“便寓、便交际、便淫冶”。身处如是繁华世界，实在不值得把花费挂在心上。张岱饱览美景，纵情弦歌，画船往来如织，周[1]折于南京城内，箫鼓之音悠扬远传。露台精雕细琢，浴罢坐于竹帘纱幔之后，身上散发茉莉香气，盈溢夏日风中。但见妩媚歌伎，执团扇、着轻纨，鬓髻缓倾。灯笼初燃，蜿蜒连蜷于河道之上，朦胧如联珠，“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一直要到夜深，火灭灯残，才“星星自散”。
灯笼、河道甚教张岱神往，他所留下对年幼的追忆也与灯笼、河[2]道有关。张岱三岁的时候，家中老仆带他到王新的屋外去赏灯。王新是名鉴赏家、古玩收藏家，也认识张岱的母亲。小小年纪的张岱坐在老仆肩上，四周景物尽收眼底：灯笼晶莹剔透，彩花珠灯，羊角灯外罩缨络，描金细画，穗花悬挂，张灯百盏。张岱后来回忆此景，觉得虽是流光夺目，当年看来却是觉得有所不足。灯笼不够亮，也不够密，灯笼之间仍有烛光不及的暗处，往来行人必须小心摸索，甚至得自己提着灯。赏灯虽是一大盛事，但总会听到有人抱怨诸多不便。
张岱一族住在绍兴，绍兴人几乎生来就会品赏灯笼，盖因此地富庶繁荣，住起来舒适惬意，多能工巧匠，亦不乏识货之人。张岱曾说绍兴人热衷造灯，不足为奇，“竹贱、灯贱、烛贱。贱，故家家可为[3]之；贱，故家家以不能灯为耻”。每逢春节、中秋，从通衢大道至穷檐曲巷，无不张灯生辉。绍兴人通常把灯挂在棚架上，棚架以竹竿立于两端，中间以横木固定，简单而结实。横木可挂七盏灯——居中之大灯唤作“雪灯”，左右各有三个圆灯，称为“灯球”。
这类往事栩栩如生，深深烙在张岱的心中：“从巷口回视巷内，[4]复叠堆垛，鲜妍飘洒，亦足动人。”绍兴城内的十字街会搭起彩绘木棚，棚子里头悬挂一只大灯，灯上画有《四书》、《千家诗》的故事，或是写上灯谜，众人挤在大灯之下，抬头苦思谜底。庵堂寺观也以木架作灯柱挂灯，门楣上写着“庆赏元宵”、“与民同乐”。佛像前有红纸荷花，琉璃火盏，熠灯生辉。附近村民都会着意打扮，进城东穿西走，团簇街头，挤挤杂杂买些东西。城内妇人女子或是挽手同游，[5]或是杂坐家户门前，嗑瓜子、吃豆糖，至夜深才散去。
张岱对河道最早的印象也是来自幼年经验。张岱五岁曾随母亲至绍兴城东的曹山庵礼佛。曹山庵居高临池，这处水池是三十多年前张岱外祖父为放生所凿。那天天气燠热，张岱母子泛着小舟，浮于池上，四只西瓜置于竹篮内，浸在水中，使其冰凉。张岱记得，有条“大鱼如舟”，突然冲撞舟底，小舟几欲倾覆，舟上香客船夫魂飞魄散，但[6]见大鱼将四只西瓜悉数吞去便迅速潜没，留下水面上一道波纹。
多年之后，当年场景再度上演，但这次更为惊心动魄。此时张岱四十一岁，到杭州城外不远处吊祭故交，有人约他去观海潮。张岱久闻观潮乃当地一大盛况，值得一看，海潮自江口汹涌而来，当地文人墨客无不颂赞。但是张岱亲眼见过之后，却总是失望而归。不过，张岱这次还是去了，两个朋友尾随而至，攀爬到塘上，但见滔天巨浪，[7]奔腾而来，令张岱大开眼界。
张岱这么写着：“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水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尽力一礴，水击射溅起数丈，着面皆湿。旋卷而右，龟山一挡，轰怒非常，碎龙湫，半空雪舞，看之惊眩，坐半日，颜始定。”
潮水从海宁方向过来，远则有如受到惊动而振翅飞起的千百小鹅，近则如百万白狮奔腾。潮水再接近，则刮起大风，看的人都赶紧走避。等到潮水以雷霆之势打到堤岸，溅起数丈水花，在半空飞舞，看得张岱心惊目眩，坐了半天，心神才稍定。
凡有往事袭上心头，无论大小，总能教张岱逸神，琢磨个中况味。他随笔记下：“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张岱心想，不知以此水煮茶，滋味如何？于是试了几回，发觉泉水若置放三宿，待石腥味散去，而后用来煮茶，更能烘托茶香。[8]若是取水入口涡卷，以舌舐颚，泉水特有的味道更为明显。
张岱的三叔张炳芳饱历世故，品味精纯。叔侄二人切磋品鉴，百般调配，以各处名泉煮各地名茶，找出最能相配的茶与泉。这对叔侄的结论是：取斑竹庵泉水，放置三宿，最能带出上等茶叶的香气，再注入细白瓷杯，茶色如箨方解，绿粉初匀，举世无双。至于茶叶应否杂入一两片茉莉，叔侄二人意见不一，但都认为最好是先将沸水注入壶中少许，待其稍凉，再以沸水注之：看着茶叶舒展，“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遂将此茶戏称为“兰雪”。
张岱总是想尝试各种新奇口味，还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张岱曾养过一头牛，研制做奶酪的方法。张岱取乳之后，静置一夜，等到乳脂分离。以乳汁一斤、兰雪茶四瓯，掺和置于铜壶，久煮至既黏且稠，如“玉液珠胶”。待其凉后，张岱认为其吹气胜兰如“雪腴”，沁入肺腑似“霜腻”。张岱还拿它做更多的尝试：以当地佳酿同入陶甑蒸之，或掺入豆粉发酵，或煎酥，或缚饼，或酒凝，或盐腌，亦可用蔗浆霜温火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模成带骨鲍螺状。无论何种料理妙方，张岱都将烹调秘诀锁于密房，“以纸封固，虽父子不轻[9]传之”。
不出五年，也就是约万历四十八年（1620），张岱和三叔张炳芳命名的兰雪茶已经甚受名家青睐。但是却有不肖商贾以兰雪之名，在市场上哄售劣质茶，而饮者似乎并不知道。后来，就连斑竹庵禊泉的水源也不保。前有绍兴商人以此泉酿酒，或在泉水旁开茶馆，后又有地方贪官一度封泉，想将泉水据为私有。这反倒让斑竹庵禊泉的声名更大，引来无赖之徒，向庵内僧人讨食物、柴薪，若是不从便咆哮动粗。最后，僧人为了恢复昔日宁静，就把刍秽、腐竹投入泉水，决庵内沟渠以毁泉水。张岱三度携家仆淘洗，僧人三度在张岱离去后毁泉。张岱最后只好作罢，但说来讽刺，一般人还是难挡“禊泉”的昔日名[10]气，继续以斑竹庵不洁的水来煮茶，还盛赞水质甘洌。
但是，这种事情张岱也看开了，而且他也深谙水源流通之理。他写到另一处清泉时说：“惠水涓涓，繇井之涧，繇涧之溪，繇溪之池、之厨、之，以涤、以濯、以灌园、以沐浴、以净溺器，无不惠[11]山泉者。”所以，张岱认为，“福德与罪孽正等。”
张岱愈是发展某种感官，品味也愈是因而改变。张岱既然求好灯，自然也会寻访造灯的巧匠。张岱找到一位福建的雕佛师傅。这位师傅雕工极细，抚台曾请他造灯十架，耗时两年才完成。可惜灯还没造成，抚台就已辞世；当地一名李姓官员也是绍兴人，将灯藏在木椟中，带回绍兴。李某知张岱好灯，便把灯送给张岱。张岱不愿无端受礼，当场就以五十两白银酬谢李某。五十两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张岱认为这还不及真正价值的十分之一。在张岱心中，这十架灯成为他收藏的压[12]箱宝。
其他巧匠的作品也充实了张岱的收藏。绍兴匠人夏耳金擅长剪彩为花，再罩以冰纱；张岱大叹巧夺天工，“有烟笼芍药之致”。夏耳金还会用粗铁丝界画规矩，画出各种奇绝图案，再罩以四川锦幔。每年酬神，夏耳金一定会造灯一盏，等到庆典结束，常常以张岱所出的“善价”卖给他。张岱还办了龙山灯展，为此向南京巧匠赵士元购灯。赵士元精于造夹纱屏与灯带，当地匠人无人能及。张岱的收藏品日丰，他也发现家中有一小厮很会保养灯，“虽纸灯亦十年不得坏，[13]故灯日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