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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弗格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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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崛起试读：

专家媒体热评

台湾《联合报》历史是当下的借镜。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人心惶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新书则从4000年货币发展史中寻找突围脱困的智慧灵药。

香港《明报》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弗格森的《货币崛起》，仿佛就是从货币发展史透视当前的金融困局。达尔文主义正是弗格森演绎说理的重要依据，金融体系不断随环境改变更新，它的演化有赖于灭绝和新生。

豆瓣网虽然金融发展史这个主题看似有些深奥，但善于将历史说得通俗易懂的弗格森通过大量娓娓道来的生动事例，使得它对每一个哪怕是对金融一无所知的人也都变得通俗易懂。

专家推荐 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解读经济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维度：历史、逻辑和数据。历史是相似的，因此以历史为鉴，可见人心；逻辑是一致的，给予逻辑的支点，能够产生撬动地球的力量；数据如果是真实的，也许挖掘数据，能够解开“无形之手”的奥秘。这本著作，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货币的成果。目前次贷危机阴影尚未消退，可能许多读者认为，货币崩溃、华尔街败局、金融赌局之类更能反映当下情形，而本书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奇文共赏，疑义与析，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阅读没有公式、数据、图表和冗繁注解，语言浅白的这本书，仍然让我相当不适应，如同高一脚低一脚地崎岖惯了，反而不适应坦途。读完此书后，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本举重若轻的著作，给金融专业人员以一种新的视角。也让我更深地理解，所有的历史可能都是虚假的，除了“历史”这两个字；所有的小说都是真实的，除了“小说”这两个字。

对于货币，解读是如此之多，有的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是货币”，有的说“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money is what money does）”，有的说金本位才可靠，信用本位不可靠，有的则说要建立超主权国家的货币，凡此种种。本书给予了我们一个隐含的答案：货币是基于国家能力的信用竞争选择。因此，金银天然是货币，因为金银昂贵，无用，易于分割而难以复制，这对早期竞相追逐货币的政府和个人是严厉而现实的制约。但世易时移，在凯恩斯那里，黄金变成了“一截短短的、野蛮的金属崇拜的尾巴”。真正的欧元之父罗伯特·特里芬则尖锐地讽刺说：“人们走遍天涯海角寻找和开采黄金，竟然是为了把它们埋入更为壁垒森严的地窖！”看起来，如果某种货币当下最流行，那么就暗示着该货币背后的国家实力在全球信用竞争中胜出，但这种竞争优势不是天然和永久的。如果市场经济的一个维度是信用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那么货币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书从银行、债券、股市、保险一直讨论到房地产，看起来更像是从金融机构的类型，而不是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去讨论问题，或者说这种安排多少有些听其名，而不是观其行。关于银行的起源，我宁愿相信弗格森的说法，即银行和高利贷者相关，也不愿意相信银行起源于替公众储藏管理黄金的金匠，或者起源于早期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的货币汇兑者（money exchanger）的说法。如果读者有兴趣，不难发现，从管仲、吕不韦直到山西票号的传奇，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并不逊色于西方。

中国民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了解，可能起源于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货币战争》，历史上的确存在，并且仍然存在着这个神秘而骄傲的家族，但在我看来，他们被卡通化了。读者如有兴趣，可能更容易发现，作为“金融波拿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更为广泛流传的是遗产继承方面的铁血戒律，只能表亲内结婚、绝不允许透露家族财产、违者失去家族财产继承权等森严规定，显示了早期欧洲金融世家的骄傲或恐惧。

在作者讨论股市部分的内容时，多少讨论到了华尔街，这个充满光环和失落、贪婪和丑闻的场所。对于华尔街的争议，近百年来从未曾停歇，到底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街”引领了“华尔街”，还是相反？犹太人的投资银行和新教精神的投资银行有什么异同？美国是个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国度，华尔街尤其如此，因此华尔街的英雄们除非已经死去，否则，要么成为神龛中的偶像，要么沦落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次贷危机之后，独立投行制度暂时消失了，但从历史维度，我宁愿相信：商业银行的幸存，也许在于其能吸收公众存款不断补充流动性；投资银行的不幸，在于在承销和经纪业务之外做了太多的自营业务。因此，也许次贷危机并不表示华尔街的失败或者银行业的胜出，甚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投资银行会再度卷土重来。

本书还讨论了保险，历史学家可以纵横捭阖，而金融研究人员很少有兼通银行、证券、保险等诸多领域的，因此对作者讨论保险的部分，我不发表意见。我只是担心如果保险费率不足以抵补风险，而需要通过保险基金的运用才能获得收益，那么保险机构所承受的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是非常沉重的。弗格森还介绍了房地产问题，有趣的是，我更愿意相信，次贷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危机。从联邦政府的层面看，从里根开始延续至今的减税思潮，弱化了联邦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削弱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导致财政赤字堆积如山。“供给学派”这个餐桌上的经济学也许害苦了美国联邦政府。从美国家庭的层面看，过去30年，美国家庭成员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并不显著，倒是双亲工作家庭不断增加；股市和房地产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掩盖了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次贷危机暴露了华尔街的困厄，在其背后，实质上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由此看来，美国信用消费的黄金时期已经逝去，节俭时代悄然降临了。

弗格森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全球货币崛起的时代有很重要的地位，G7（7国集团）代表性不足，已经过时了，G20（20国集团）说多做少还不是主角，作为G2的“中美国”可能登堂入室。这样的陈述当然令人激动，但现实中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从金融和经济规模上看，中国赶上日本还有待时日，更遑论美国！本书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结论，回到金本位或者商品本位是困难的，类似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可能也很渺茫，未来的货币崛起，是一场大国实力竞争在全球或者区域的表层浮现。货币的地位是海面上的冰山，而国家能力则坚硬地在海面之下沉默着。

我们在见证一个纷扰的时代，货币是其中的强音；我们也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复兴，这就是中国。有幸生活在这个华彩和凋敝交织的年代，进行观察、阅读和思考，是我们最大的幸运。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导言

2007年，美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4万美元，充其量同比只增长了5%，而由于生活费用上涨了4.1%，实际收入仅增长了0.9%。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在自1990年以来的18年里仅仅增长了7%，实际上几乎没有变化。现在，我们把普通美国人收入状况与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收入作一个比较。2007年，布兰克费恩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股票奖励在内）达到6850万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5%。同年，高盛公司净收入达到460亿美元，超过了100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包括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安哥拉、叙利亚和突尼斯等。高盛公司的总资产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不过，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并不是金融界头号收入大户。老到的对冲基金管理人乔治·索罗斯收入囊中的是29亿美元。与上述两家对冲基金的领导人一样，城堡投资集团总裁肯·格里芬拿到手的也远不只20亿美元。然而与此同时，全世界还有近10亿人每天仅仅赚得1美元以维持生计。

我们为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公平而生气？为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和拥有上亿美元红利的银行家而感到愤怒？为富人、穷人和巨富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而沮丧？这种想法并非只你一个人有。在西方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对金融和金融家经常性的敌意始终存在。这种敌意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金融家借助放贷维持生计，是千方百计依附于农业与制造业这两种“真实”经济活动的寄生虫。这种敌意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债务人的数量往往超过债权人，而且前者对后者很少抱有好感；二是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和金融丑闻，足以使人们把金融视为造成贫穷而非繁荣的非稳定原因之一；三是全世界各国的金融服务几百年来往往被少数族群所掌控，即使他们不再拥有土地和公职，但他们在血缘、信任基础上建立起严密的网络组织，享受着来自金融方面的成功喜悦。

我在本书中要提出的建议是，尽管我们对“不义之财”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见，但货币是人类进步的根源。套用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我曾在上学期间如饥似渴地观看过他那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科学进化史》）的话来说，货币的发展始终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正如今天许多人都明白的，与那些要榨干负债累累的家庭的最后一滴生命之血，或者拿孤儿寡母所有储蓄去投机的吸血鬼不同，金融创新始终是人类进步（从物质极度匮乏到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高度繁荣）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文明兴起的进程中，从古巴比伦到今天的中国香港，信贷的发展与所有其他技术革新都是同等重要的。银行与债券市场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辉煌奠定了物质基础。公司融资成为荷兰和大英帝国立足所必需的基石，就如同美国20世纪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保险、抵押融资和消费信贷的发展一样。或许，只有金融危机才能预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

每一次重大历史现象背后都隐藏着金融秘密，本书要展开阐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我认为，文艺复兴标志着艺术与建筑市场的繁荣，原因就在于意大利商业银行家采用了东方数学，即阿拉伯数字；荷兰共和国的崛起，意味着在衰落的哈布斯堡帝国基础上成立的首家现代股票市场的成功；法国大革命是苏格兰杀人犯所操纵的股票市场泡沫破灭而引发的间接结果。可以说，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与威灵顿公爵联手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阿根廷由于在金融方面犯下了愚不可及的错误，使这个19世纪80年代世界第六大富有的国家沦为20世纪80年代到处充斥着通货膨胀而毫无生机的国家。

阅读本书，你会懂得那些居住在世界上最安全国家的人们也最有保障的缘由。你会发现，英语民族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解决了他们买卖房屋的难题。也许最重要的是，你会看到，在其他种种现象之外，金融全球化如何使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之间那条熟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让债权人中国如何成为债务人美国的财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每一次重大历史现象背后都隐藏着金融秘密。

有时，货币的崛起似乎已不可阻挡。2006年，全球经济总量在47万亿美元左右，而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是51万亿美元，超过其10%；各国国内与国际债券总值达到68万亿美元，超过其50%；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达到473万亿美元，超过其10倍还要多。我们所处的这个金融的星球正在开始使土地星球相形见绌。金融星球旋转的速度似乎也更快。每天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额达到2万亿美元。每月全球股票市场成交额达7万亿美元。每周、每天、每时、每刻，总有一些人在一些地方交易。新兴的金融模式一直在演进。例如，2006年，杠杆收购（通过借贷为公司提供并购资金）总量飙升至7530亿美元。“证券化”爆炸式的增长，个人债务如住房抵押贷款被“分级”然后捆绑，并重新包装出售，使得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资产支持证券和担保债权凭证全年保险高达3万亿美元以上。金融衍生品的数量—来自证券如利率互换或信用违约掉期的合约增长得更快。到2007年年底，所有“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不包括那些公开的交易）的名义值近600万亿美元，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这些金融衍生品几乎无人知晓。新的机构也在不断增加。第一家对冲基金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到1990年，已经有610家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达380亿美元。今天全球对冲基金数量已超过7000多家，管理资产规模达1.9万亿美元。与被视为真正的影子银行体系的“管道”（conduit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一样，私募股权也在不断扩张。如果说过去的4000年见证了思想家的进步，那么我们现在则似乎是要在见证金融家的进步。如果说过去的4000年目睹了人类向思想家攀升，那么我们现在似乎正经历人类向金融家迈进。

1947年，美国金融部门总产值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而到2005年已经占到7.7%。换句话说，为美国雇员所支付的工资里，每13美元中就有大约1美元是为从事金融工作的雇员提供的。金融领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才的地方。追溯到1970年，我的母校哈佛大学仅有5%左右的男生从事金融工作。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5%。到2007年比例更高。根据《红色哈佛》的说法，2007届毕业生中，有超过20%的男生和10%的女生期盼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银行。谁会责备他们呢？近几年，从事金融工作的毕业生所获得的综合收入，几乎是那些毕业于常春藤学校在其他经济部门工作的学生收入的3倍。

在2007届学生毕业的时候，全球金融增长势不可当—对纽约和伦敦的恐怖袭击阻挡不了，中东的战争阻挡不了，当然更不用提全球气候变化了。尽管美国世贸中心遭到毁坏，阿富汗和伊拉克燃起战火，还发生了一系列极端气候变化，但从2001年晚些时候一直到2007年中期的这段时间，金融的持续扩张表现突出。确切地说，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9·11”事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了14%，然而在随后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它又恢复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的水平。而且，尽管2002年是美国股票投资者失望的一年，然而市场的高涨随后在2006年秋季就超越了先前的顶峰时期（也就是网络狂热的高潮时期）。截至2007年10月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经过5年的经济低迷期之后，上涨近一倍。事实上，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并非异常。在2007年7月31日之前的5年里，全球证券市场年度回报率都达到了两位数（只有两家例外）。新兴市场证券涨势强劲，特别是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不动产增值显著。无论是投资于商品、艺术品、陈年佳酿，还是狂热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都有利可图。

如何解释这些奇迹？按照某家学派的说法，最新的金融创新，为全球资本市场效率带来了根本性的改进—允许风险分摊到那些最有承受力的市场主体上。鼓吹者热衷于谈论“周期灭亡”。飘飘然的银行家们举办了诸如“卓越的演进”之类的主题会议。2006年11月，我在巴哈马群岛来佛礁这个别具特色的豪华商务场所就参加了一次此类会议，我的演讲主题是，流动性的急剧下降很快会到来，随后通过全球金融体系传递下去，我们对那种期待美好时光永远持续下去的观点应持谨慎态度。我的听众显然对我的论点无动于衷，我被视为一个“危言耸听者”。其中一位参加那次会议的投资者竟然建议组织者明年不要请外来的演讲者。之后是放映电影《欢乐满人间》，它唤醒了我童年的回忆。茱莉·安德鲁斯的影迷们可能记得，这部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长盛不衰的歌舞剧，剧情是围绕金融事件展开的，讲述的是自1866年以来从未在伦敦发生过的金融挤兑事件。

在影片中，非常巧合的是雇用保姆玛丽·波萍斯的家庭的男主人名字叫班克斯。班克斯先生是一个银行家，是富达信托银行的高级雇员。在班克斯先生的坚持下，新保姆带着班克斯的孩子去参观他所在的银行。在那里，班克斯逼着小儿子迈克尔从口袋里掏出两便士零用钱，在银行开了个账户，为的是要教导他责任的意义、投资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迈克尔却更喜欢花钱买东西去喂银行外面的鸽子，因此他对爸爸喊道：“把钱还给我！把钱还给我！”更不幸的是，一些银行客户无意中听到了迈克尔的喊声，其结果是他们开始从银行提款。大规模的储户挤兑风暴很快出现，迫使银行停止付款。班克斯先生的孩子无意中的童言童语最终导致银行破产。班克斯本人被银行解雇，并发出了“世事无常”的凄凉感叹。英国北岩银行前首席执行官亚当·阿普尔加思也曾发出同样的感慨，他在2007年9月目睹了顾客在银行各分支机构排队提取现金的类似情景，而北岩银行此前宣布向英格兰银行要求获得“流动性支持便利”。

2007年夏秋发生的冲击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为我们发出了信号，揭示出了金融历史中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每一个泡沫迟早都要破灭。看跌者迟早都要多于看涨者。贪婪迟早都要转向恐惧。在我2008年最初几个月撰写本书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是因为美国公司在研发新产品方面更糟糕了吗？还是因为技术革新的步伐突然放缓？都不是。2008年经济不确定性的近因源于金融，准确地说，是源于一种被委婉地称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务违约激增而造成的信贷危机突然爆发。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从亚拉巴马州到威斯康星州的贫困家庭都能通过贷款买房子。纽约和伦敦等地银行把这些同类贷款打包并重新包装，变为担保债权凭证，出售给德国地方银行和挪威市政部门—他们因而成为有效的抵押债权人。这些担保债权凭证由于已被分割成“片和块”，所以有可能向最初的借款人进一步索取利息支付，并因而成为10年期美国国债利息的可靠收入来源，因此值得被给予AAA评级。这就把金融炼金术提升到了新的高端水平，使铅变成了黄金。金融历史中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每一个泡沫迟早都要破灭。看跌者迟早都要多于看涨者。贪婪迟早都要转向恐惧。

然而，当一年或两年的“诱惑”期满，原来的抵押贷款利率重置，借款人负担加重，开始拖欠。这暗示着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并引发了房价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跌幅。接下来，就是缓慢而最终呈爆炸性的连锁反应。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价值暴跌，其中包括许多事实上并非次级抵押贷款类的担保工具。由银行所创设的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持有证券的金融工具，像管道和结构投资工具等面临严重困难。银行由于涉足证券，资本和债务比率下降到监管值的底线。美国与欧洲中央银行为了尽快减轻银行的困难，降低了利率，并借助特殊的“定期拍卖工具”提供资金。然而，在撰写本书时（也就是2008年5月），无论是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出售债券还是银行间相互拆借，银行贷款利率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经济中官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和最低贷款基准利率。私募股权原本打算为公司并购提供融资的贷款，如今也在以高额折扣寻找落脚点。更严格的信贷条件对股票价格形成了压力，持有大量“长期”股权头寸的对冲基金不得不承受这种痛苦的后果，使用借入资金。与此同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和欧洲银行在蒙受巨大损失之后，不得不既向西方中央银行寻求短期援助以重建其储备，同时又要求亚洲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注入”资金，以重建其资本金基础。

所有这一切对一些读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银行资本负债率的增长虽然听起来像是由市场内部因素如投机等引起的，但其实这是美国银行系统“伟大的收缩”。这种“伟大的收缩”由于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也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爆发和蔓延而一直备受责难。如果美国银行由于次贷危机与信贷紧缩造成的损失超过它们迄今已承认的2550亿美元，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于，银行由于资金下降，相应地要缩小其资产负债，信贷收缩有必要更大（也许是10倍大）。如果债务证券化的“影子银行体系”和资产负债表外的机构受到这场危机冲击，信贷收缩可能更严重。

这意味着这场危机不仅影响美国，而且影响整个世界，因为欧洲特别是亚洲经济体的出口仍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欧洲经济似乎注定要衰退，特别是那些出现与美国类似的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亚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和美国摆脱亚洲1997～1998年经济衰退的情况相似，具有不确定性。针对美国银行系统中的流动性，美联储所作的降低利息从而减轻信贷紧缩的努力，加大了美元贬值的压力。与20世纪70年代甚至40年代相比较，美元的贬值与亚洲工业持续增长的巧合导致商品价格不断飙升。无须多言，我们在2008年年中，目睹了一场通货膨胀的世界战争。欧洲经济似乎注定要衰退，特别是那些出现与美国类似的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

如果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读上述段落时没有感到忧虑，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他的金融历史知识太贫乏。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有一部分是为了启蒙教育。英语世界有相当高比例的一般公众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这是确凿的事实。根据2007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信用卡持有人中，每10人就有4人对他们最经常使用的信用卡没有足额缴纳每月应缴款项，尽管信用卡公司要收取惩罚性高利率。将近1/3（29%）的人表示，他们不知道信用卡收取利息，还有30%的人声称信用卡利息低于10%，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信用卡公司的收费大大超过10%。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金融知识“不太多”或“根本没有”。2008年的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不明白复利是怎么计算的。在布法罗大学管理学院研究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一群有代表性的高中学生中，仅仅有52%在回答一组有关个人理财和经济问题时得分；只有14%的被调查者知道，在过去18年多的时间里，从事股市投资要比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获得更高的回报；不到23%的被调查者知道，如果储蓄账户持有人的收入足够高，所得税征收利息要从储蓄账户扣除；59%的人根本不清楚公司养老金、社会保障和401（k）计划之间的差别。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2006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进行的一项公众金融知识调查结果表明，5个人中就有一个不知道通货膨胀率为5%、利息为3%将对储户的购买力产生什么影响。1/10的人不知道一台最初售价为250英镑的电视，折扣为30英镑与折扣为10%哪一个更优惠。在上述事例中，这些调查提出的问题是最基本的。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只有少数受访者才有能力解释“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之间的差异，只有很少人能清楚债务担保凭证和信用违约掉期之间的区别。

政治家、中央银行家和商人经常哀叹公众对金钱一无所知—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一个社会如果期待大多数人承担管理自己的支出和税后收入的责任（即期待大多数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并确定有多少储蓄以备退休之用、是否领取医疗保险），无疑是在为未来制造麻烦，因为其公民可能没有能力作出明智的财务决策。

我认为，理解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术语复杂性的第一步是找出它们来自何方。只有理解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的起源，你才更容易理解它目前的作用。因此，我决心就货币和金融历史提出一系列简单的历史问题，并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部分予以介绍。本书的第一章追溯了货币与信贷的起源，第二章讲述了债券市场，第三章讲述了股票市场，第四章讲述了保险，第五章讲述了房地产，第六章讲述了国际金融的兴衰。每一章都会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什么时候货币不再是金属，并变异成纸币，然后完全消失？难道真的是债券市场通过制定长期利率控制着世界吗？中央银行在股市泡沫和萧条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保险不一定是保护自己远离风险最好的方式？人们夸大了投资房地产的好处吗？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经济是维系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之一吗？或者仅仅是幻想？

在试图把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小额信贷的金融历史阐述得很透彻时，我发现这无疑在为自己制定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如果能够吸引普通读者更多地关注现代金融体系，这些似乎值得尝试。当然，许多情节出于简洁明了的目的而必须省略。

我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有三点认识尤其突出。首先，贫穷不是贪婪的金融家剥削穷人的结果，它与金融机构缺乏，也就是与银行缺乏（而不是它们存在）有关，这是因为只有当借款人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信贷网络时，他们才能够逃脱高利贷的魔掌，而且只有当储户把他们的积蓄存在可靠的银行时，他们的钱才可以从有闲阶层流向需用钱者。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穷国的世界，可以说在理论上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内部最贫穷的地区。就如我的出生地格拉斯哥，那里的一些人每天只挣可怜的6英镑，但当地高利贷利息一年可高达百分之一千一百万。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

我的第二个重要的认识同平等和缺乏平等有关。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正是对我们人性不足的反映和放大。我们从不断累积的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资料中了解到，货币放大了我们人类过度反应的倾向—从良性循环中的极度兴奋转向恶性发展时的过度沮丧。从根源上来讲，繁荣与衰败是我们情绪波动的产品，而金融增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让幸运者和聪明人富有，使倒霉蛋与平庸者贫困。金融全球化意味着在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之后，世界再也不能被清晰地划分成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困的欠发达国家。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越强，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识丰富的人机会越大，而金融文盲趋于贫困的风险更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体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强调“世界是平等的”，因为相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言，资本回报率一直在飙升。这种回报前所未有的庞大，使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最后，我开始认识到，要准确预测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和规模远比其他事情艰难，因为金融系统如此复杂，其中非线性的，甚至混乱的关系如此之多。货币的崛起从未平稳，每次新的挑战都会引起银行家新的反应。正如安第斯山脉一样，金融历史不是一条笔直上升的曲线，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锯齿形不规则的高峰低谷。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在比自然界进化更严格的时间框架内，金融历史看起来就像行动演化的典型事件。“就像自然界一些物种灭绝一样，”美国助理财政部部长安东尼·瑞恩于2007年9月在美国国会指出，“一些新的融资工具相比之下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不太成功的。”这种达尔文式的语言看起来显然是贴切的。金融机构的伟大死亡也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一种假想，因为一场人为灾害正在缓慢而痛苦地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来酝酿发生。

难道我们正处于金融世界中“伟大的死亡”边缘？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几乎定期发生在地球生命演化历史中，像寒武纪末大灭绝造成90%的地球物种消失，或白垩纪第三纪的灾难造成恐龙灭绝。这是许多生物学家们有理由担心的一个设想，因为人为的气候变化破坏了全球的自然环境。而金融机构的伟大死亡也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一种假想，因为一场人为灾害正在缓慢而痛苦地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来酝酿发生。

基于上述这些理由，无论你是正在努力维持生计还是妄图要成为世界的主宰，今天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了解货币的发展。如果本书有助于消除读者在金融知识和其他知识方面的障碍，那么我付出的辛苦就值得了。

第一章 货币与信贷：贪婪之梦

导读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没有货币的世界

殖民者在疯狂掠夺贵金属的过程中，或许没有想到，在一个封闭社会，黄金的增加表面让人更加富有，但并不会使社会变得富裕。因为货币多了，只会使物价走高。而今天的重商主义者或许也没有想到，消耗巨大的本国资源和劳动换来的外汇储备，其实也是一堆随时可以贬值的纸。

莎士比亚剧中的放高利贷者、意大利板凳上的货币兑换者推动了信贷的发展。也正是他们，为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衍生品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为现代人实现贪婪之梦创造了工具。

货币进化的重要标志是商业银行的诞生，而中央银行的出现则意味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贯穿金融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是：银行储备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应是怎样？金本位制到底是币值稳定的基础，还是如凯恩斯所言为“野蛮的残余”？同样，贫穷的根源到底是源于金融家的贪婪，还是金融机构的缺失？信用与信贷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基石？透过货币崛起的足迹，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货币的世界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过去100让多年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者，甚至那些极端的保守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嬉皮士，他们曾经梦想拥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货币仅仅是资本家剥削的工具，取代了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连传统充满温情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一书中所设法证明的那样，货币是商品化的劳动，剩余价值是雇用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以满足其对剩余价值积累的贪得无厌的追求。这种观念依然在发挥着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共产党人仍然渴望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

几年前，哥伦比亚奴卡克·马库原住民民族意外地走出哥伦比亚瓜维亚雷河畔圣何塞的亚马孙热带雨林。他们是一个为时代所遗忘的部落，此前与世隔绝，生活主要靠捕猎和采摘野果。他们没有货币的概念，也没有未来的概念，在居住于城市附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依靠国家的救济品生存。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怀念丛林时，他们笑了。令这些曾经习惯于在单调乏味的奔波中寻找食物的原住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完美的陌生人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并未要求他们予以回报。

然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与奴卡克·马库人相比，许多存活到近代的游牧狩猎部落并不平静。例如，居住在厄瓜多尔的希瓦罗人，近60%的男性死于暴力；巴西雅诺马马人的死亡数字将近40%。当两个原始部落群体偶然相遇的时候，他们为争夺稀缺资源（比如粮食和育龄妇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从事商业交换。游牧狩猎式的社会没有贸易，他们往往采取突袭。他们也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惯，一旦找到食物他们就会吃掉。因此，他们不需要货币。

超越贪婪的梦想

事实上，也有比奴卡克·马库人更高级的社会没有货币。印加帝国—500年前南美洲存在的最先进的社会就没有货币，印加人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稀有金属的。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汗水”，白银是“月亮的眼泪”。在印加帝国，劳动被视为价值单位。此外，印加经济往往依赖的是严酷的中央计划和强迫劳动。然而，1532年，与哥伦布一样，一个去寻找新世界和可以货币化的贵金属的男子颠覆了印加帝国。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是一名曾在1502年左右跨过大西洋去寻宝的西班牙上校的私生子。皮萨罗领导的三次探险之旅，第一次是在1524年到秘鲁，这使皮萨罗成为首批穿过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的欧洲人。他们到达的地区是不毛之地，粮食匮乏，所遇到的原住民对他们充满敌意。不过第二次探险中他们在通贝斯地区受到了欢迎，那里的居民把他们看做“太阳之子”，极力劝说他们留下来。皮萨罗在返回西班牙后，他“拓宽卡斯提尔帝国疆域”、“担任秘鲁总督”的计划获得了西班牙王室的批准，于是，他拼凑了三艘船，组织了27匹马和180名士兵，配备了当时欧洲最新式的武器装备火枪和机械弩。第三次探险于1530年12月27日从巴拿马起航。征服者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实现他们的目标：与刚去世的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两个不和的儿子之一阿塔雅尔帕见面。阿塔雅尔帕贸然拒绝了瓦尔韦德要他皈依基督教的建议，并把《圣经》扔在地上。此后，他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西班牙人利用印加人对他们马匹的恐惧去消灭他的军队（印加人并不认识这种动物）。鉴于印加人的军队在数量上远多于征服者，这实际上是一场非常令人吃惊的政变。阿塔雅尔帕不久就认识到皮萨罗真正在寻求的是什么，因此他设法通过黄金和白银赎回自己的人身自由。印加人在随后的几个月上缴了13420磅重的黄金和26000磅重的纯银，但皮萨罗仍然决心处死他的俘虏，并于1533年8月公开将阿塔雅尔帕绞死。随着库斯科的陷落，印加帝国在西班牙人的掠夺狂欢中四分五裂，摇摇欲坠。尽管1536年发生了曾被视为傀儡的曼科·卡帕克领导的起义，但以新首都利马的建造为标志，西班牙的统治已稳步建立起来了。1572年，印加帝国正式解体。

皮萨罗本人生于暴力，也死于暴力。1541年，他在与其同伙争吵之后，在利马遇刺身亡。但是，他留给西班牙王室的遗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梦想。这个征服者一直受到埃尔多拉多传说的蛊惑—印第安在传说中被称为黄金之地。在皮萨罗的士兵称为上秘鲁的地方，只有荒凉的山地与雾气，那些不习惯于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呼吸极为困难，但他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极为宝贵。最高峰海拔4824米的赛罗里科山—字面意思是“富山”的发现，成为关于货币的所有想法的最高体现：一个银矿山区。1545年，当一个名为狄耶哥·瓦帕的印第安人发现白银储量丰富的银矿之后，他改变了世界经济史。

印加人无法理解那些欧洲人对黄金和白银贪得无厌的欲望。“即使把安第斯山脉所有的积雪都变成黄金，他们仍然不满足。”曼科·卡帕克抱怨道。印加人无法明白的是，对皮萨罗和他的部下来说，白银不仅仅是闪闪发光的金属装饰物，它可以铸为货币，可以作为计算的单位，具有贮藏价值，也就是具有便捷的购买力。▲波托西的赛罗里科山：西班牙帝国的富山

为了开矿，西班牙人首先雇用附近村庄的居民。但是由于环境非常恶劣，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不得不引入强迫劳动制度，即从16个高地省份征召年龄在18至50岁的男子，每人一年要工作17周。矿工的死亡率极高，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断接触到在提炼过程中产生的汞废气（即地面银矿被加工成汞合金化合物，经过水洗，然后通过加热燃烧还原出银）。矿井中的空气也有毒（现在依旧有毒）。矿工要下降到700英尺深的竖井中，经过长时间的挖掘，把装在麻袋里的矿石绑在背上，爬上爬下。因岩石的坠落砸死和致残达数百人。波托西山被称为“地狱之口，每年有众多矿工掉进去，为满足西班牙人的贪婪欲望而丧生”。有人把这些矿山称为“该死的地狱”，并指出“如果21个健康的印第安人星期一走进去，到星期六可能只有半数能一瘸一拐地出来”。1638年，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弗赖·安东尼·卡兰查写道：“每个在波托西铸造的比索，都有相应的10个印第安人死于矿山深处。”由于当地劳动力资源的枯竭，成千上万非洲奴隶被贩运到那里充当“人骡”（human mules）。即使在今天，赛罗里科山仍然有一些可怕的，令人窒息的竖井和隧道。

波托西成为被强迫去那里工作的矿工的死亡之地，也是西班牙突然暴富的地方。1556～1783年间，从“富山”提取的纯银达4.5万吨，随后这些纯银进入造币厂变成货币，并被运到塞维利亚。波托西尽管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但迅速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其人口在顶峰时期达到16万～20万人（大大高于同期欧洲其他城市）。皮萨罗的征服让西班牙王室更为富有，这早已超越了贪婪的梦想。

贵金属的价值

按照传统的说法，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其好处在于消除低效率的易货交易；货币是一种计价单位，有利于估价和计算；货币具有贮藏价值，使经济贸易得以长期进行并超越地理距离。为了优化所有这些职能，货币的理想形式应该是有价值、负担得起、耐用、可兑换、便携和可靠的。金属如金、银和铜，由于符合这些标准的绝大部分，数千年来被视为货币的理想材料。已知的最早货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是考古学家在埃斐索斯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发现的（在现在的土耳其伊兹密尔附近）。这些由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铸造的货币由金银混合而成，铸有狮子的头像，是雅典四德拉克马银币的前身。标准的银币背面铸有雅典娜女神的头像，正面铸有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到罗马时代，有三种由不同金属材质制作的硬币：奥里斯（金）、第纳里（银）和悉斯特提由斯（铜）—按照涉及到的金属的相对稀缺程度排列顺序；所有的货币都要一面铸有执政者的头像，另一面铸有传说中的罗马奠基人罗莫路和勒莫。这些硬币不是古代地中海唯一的货币，但它们显然是首次出现的货币之一。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秦始皇开始统一铸造标准化的青铜钱币，这些圆形方孔的货币通常标明自身的重量（例如半两，大约是半盎司）。

罗马的铸币制度要比罗马帝国本身延续的时间长。当时，罗马仍然用法兰克国王（768～814年）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估价。困难的是，到800年查理曼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西欧白银长期短缺。伊斯兰帝国统治的南地中海以及近东地区更发达的商业中心对货币的需求更大。因此，落后的欧洲贵金属流失严重。查理大帝时代的第纳里银币极为稀缺，24个第纳里银币就可以购买加洛林王朝的一头牛。在欧洲一些地方，胡椒和松鼠皮代替了货币；动产意味着土地，而不是货币。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人寻求两种方法去解决。他们可以出口劳动和货物，用奴隶和木材换取巴格达白银，或从非洲换回科尔多瓦和开罗的黄金；也可以通过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战争，掠夺贵金属。十字军东征像随后的征服活动一样，是为了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也是为了缓解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短缺情况。

十字军东征花费昂贵，回报却不大。为了解决货币的困难，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政府均未能找到解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小钱中的大问题”的途径，难点在于如何在不同金属制成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更小面额的货币经常会短缺，也面临着币值贬值和品质降低的情况。在波托西和新世界的其他地方，征服者们发现了丰富的白银（尤其是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西班牙征服者似乎因此已经打破了百年历史的制约。最初的受益人当然是赞助此次征服活动的卡斯提尔国王。这支船队曾经达到100艘船的规模，每年要跨越大西洋运载170吨的白银，然后停靠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所有收入的1/5归王室，在16世纪后期占王室高峰期总支出的44%。西班牙的新财富刺激了整个欧洲大陆。西班牙的古银币“八里尔银币”（piece of eight）成为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性货币，不仅资助了旷日持久的西班牙在欧洲的战争，而且还迅速扩大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

然而，新世界所有的白银并不能平息荷兰共和国的叛逆，不能使英格兰从西班牙王室获得安全保证，也无法把西班牙从不可阻挡的经济衰退和帝国衰落中挽救出来。和点石成金的麦达斯国王、16世纪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一样，发现充沛的贵金属与其说是上天的恩赐，不如说更像是上天的惩罚。原因何在？他们采掘如此多的白银来支付其征服战争的费用，导致金属本身价值急剧贬值，也就是说白银的购买力降低了。这场所谓的“价格革命”，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影响范围覆盖整个欧洲。300年没有表现出持续上升趋势的粮食费用显著上升。英国（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全面的价格数据）的生活费用在此期间增长了7倍。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每年平均约为2%）来看，通货膨胀率并不高，但根据中世纪的标准而言，面包的价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增长。在西班牙，充足的白银也充当了“资源诅咒”的角色，和今天拥有丰富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一样，缺少生产性经营活动动力，同时加强了独裁者的“寻租”，而牺牲了民主制度。

西班牙人一直未理解的是，贵金属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货币是别人愿意给你的唯一的价值。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断货币发行的政府富有，但并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在同等条件下，它只会使物价走高。

事实上，除了历史的偶然性，货币在西方人的思维中长期等同于金属并没有任何理由。大约在5000年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用泥版记录交易，涉及大麦、羊毛或白银等金属。当然，银制的银环、银块或银片充当了货币（如同粮食），但泥版在充当货币角色时与其一样重要，而且有可能更重要。如今留存的许多泥版提醒我们，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书面记录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写历史、诗歌或哲学，而是在做生意。对这种古老的金融工具，我们无法不怀以敬畏之情。虽然这些泥版是泥土制成的，但它们要比在波托西铸币厂铸造的银币历经岁月冲刷的时间更长。其中一块保存完好的泥版（出土于今天的伊拉克），可以追溯到阿米蒂塔纳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1683年至公元前1647年），它指出了持票人在收获季节应领取的具体粮食数额。另一块泥版记载了阿米萨杜克国王的命令，要求在结束旅程之后给予持票人一定数量的白银。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断货币发行的政府富有，但并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

我们也许很熟悉这些基本的概念，因为现代纸币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只不过纸币是纸做的，而不是泥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任何一张10英镑的纸币上都印着那句神奇的话—“兹承诺付总额为……（英镑）给持有人”。钞票（起源于7世纪的中国）是一张张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它们只是承诺支付（因此最初在西方被指定为“本票”），就像4000年前古巴比伦的泥版。10美元的背面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但是，当你接受这些付款时，你要相信的那个人是钞票正面这名男子（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继任者—在编写本书时恰好是前高盛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当美国人以自己的货物或劳动来赚取美元时，他实际上是相信保尔森（以及暗中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会再犯西班牙人的错误，而不是仅仅印刷更多的钞票。▲公元前二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泥版（正面与背面），泥版上所刻的文字说，埃米尔·米拉在收获季节将支付泥版的持有者330斤大麦

今天，尽管美元的购买力在过去50年里已经下降了很多，我们仍然或多或少满足于纸币，更不用提几乎都是由垃圾铸成的货币。这些货币都不具有储存价值。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满足于我们甚至不能看到的货币。今天的电子货币没有物理化，它可以从我们的雇主，流向我们的银行账户，再转向我们最喜欢的零售商店。正是这种“虚拟”货币主导了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供给。普通美国人手头持有的现金仅占货币量度，也就是被称为M货币的11%。今天大多数货币无2形化的特点，也许是货币真实本质的最好证明。那些西班牙征服者不明白的是，货币实际上就是一个信任问题，甚至是一种信仰：信任体现于为我们支付薪水上，信任体现于货币的发行中，即个人使用或者机构兑现支票或转让支票。货币不是金属，而是一种记名信托。无论是以白银或者泥版作为货币，还是纸币，或出现在液晶显示器上的虚拟货币，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从马尔代夫的贝壳到太平洋雅普岛圆盘巨石，什么都可以充当货币。现在看来，在这个电子时代，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充当货币。

货币明确了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美索不达米亚泥版。这些泥版显然是贷款人保留下来的（通常是在一个密封的陶土容器中），每一次交易都被记录在册，以记录借款人还款数额和还款日期。古巴比伦的贷款制度显然相当复杂。债务可以转让（“付给持票人”，而不是指定债权人），泥版收据或汇票签给在皇宫或庙宇存入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人；借款人要支付利息（这个概念可能起源于畜群的自然增长），利率往往高达20%。从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起，数学的应用预示着复利这类工具有可能应用于长期贷款。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借款人还款承诺的根本信誉基础之上（并非巧合的是，英语中的“信用”一词就来源于拉丁美洲的“我相信”）。债务人可能获得一定期限延缓偿还，正如《汉谟拉比法典》条文规定，债务每隔3年可以得到减免，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私人和公众贷款人通过活动把债权追讨回来。与此相反，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私人金融业务在扩大。到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的埃吉布家族已成为强势的地主和贷款人，其商业活动远至乌鲁克南部和波斯以东。那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成千上万泥版表明，当时有为数众多的人曾向埃吉布家族借款。埃吉布家族5代人的繁荣史表明他们通常靠收债为生。

倘若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已发明信用，这并不十分确切。大多数巴比伦人贷款很简单，他们只是从王室或宗教寺院借贷，后面讨论的现代意义上的信贷并未建立起来。然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没有借贷的基础，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几乎就不能腾飞。没有日益扩张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网，当今的全球经济将停滞不前。有首著名的歌曲写道，货币并不能使地球旋转，恰恰相反，货币令人吃惊地让人员、货物和服务融入世界各地。

货币的崛起场面始终蓬勃壮观，而引人注意的是扎根于这个世界的信贷观念是多么落伍，多么不合时宜。

高利贷的后果

13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多个城邦彼此争斗不休。数字体系（i，ii，iii，iv……）是已不复存在的罗马帝国的众多遗迹之一。它不适合复杂的数学计算，更不用说满足商业的需要。这一难题在比萨更显突出，那里的商人不得不对7种不同形式的流通货币进行烦琐的计算。相比之下，与过去查理大帝时代一样，无论是阿巴斯哈里发帝国还是中国宋代，东方世界的经济生活更为先进。为了开发现代金融，欧洲需要改变现状。在这方面，被人称为“比萨的列昂纳多”的年轻数学家斐波那契起了关键作用。

年轻的斐波那契是总部设在如今的阿尔及利亚贝贾亚的比萨海关官员的儿子，他自己沉浸于所谓的结合了印度和阿拉伯方法的数学“印度法”研究。他引入的这些方法使得欧洲人的计算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今，斐波那契最广为人知的是斐波那契数列（0，1，1，2，3，5，8，13，21……），这个数列从第三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随着数列项数的增加，前一项与后一项之比越来越逼近“黄金分割”。这种模式反映了在自然世界中发现的某些重复现象（例如蕨类植物和海洋贝壳的分形几何学）。1202年，斐波那契撰写了《珠算原理》一书。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斐波那契数列只是他引入欧洲的众多东方数学思想中的一部分，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分数的解释以及现值的概念（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最重要的是，斐波那契引入了阿拉伯数字。他不仅把十进制介绍到欧洲，使得各种计算远比用罗马数字容易得多，他还指明如何把它应用于商业记账、货币兑换，尤为重要的是应用在利息计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珠算原理》中的许多例子借助一些商品如皮革、辣椒、奶酪、油和香料等来表达，因而显得更生动。这使数学开始应用在赚钱方面，特别是应用在贷款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人贷款给某商家100英镑，每月每英镑收取利息4第纳里，他每年获得回报30英镑。我们必须计算本金的减少及上述30英镑的利润。我们要知道需要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和多长时间把钱收回……

意大利商业中心（诸如斐波那契的家乡比萨、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是滋生金融种子的肥沃土壤，而威尼斯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东方的影响，因而成为欧洲的伟大贷款实验室。西方文学中描述的最有名的放贷事件发生在威尼斯并非偶然。《威尼斯商人》的故事精辟地阐明了数百年来妨碍斐波那契数列理论转化为有效的金融实践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是经济，亦非政治，这些障碍是文化。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是根据14世纪意大利一本名为《笨蛋》的小说改编成的（这本书收集了许多故事和逸事，是作家乔万尼·菲奥伦蒂诺于1378年写的），讲述了一个嫁给正直的青年绅士的富家女儿的故事。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友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夏洛克借了3000金币高利贷。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给别人钱不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又侮辱过他，所以借机报复，在借约上声称3个月期满还不上钱，就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抵债。安东尼奥因船失事，不能如期还钱，夏洛克就提起公诉，要安东尼奥履行借约。正如夏洛克所言，安东尼奥是一个“好”人，意思并不是特指品质方面，而是指他有“足够”的信用。夏洛克指出，借钱给商人（或他们的朋友）是有风险的。安东尼奥的船只散布在世界各地，但他的财产还有些问题：那些船只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水手也不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老鼠，水里有老鼠，陆上有强盗，海上有海盗，还有风浪、礁石各种危险。

正因为如此，任何放贷者借钱给商人，比如航海远行一段时间的商人，都需要得到应有的补偿。我们通常会要求补偿“利息”，即偿还贷款的总额要超出所借款项或“本金”。如果金融家放贷给商人，不能通过某种方式为其资金获得风险回报，仰仗于海外贸易的威尼斯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

但是，如果安东尼奥不能履行其还债义务，夏洛克真的从他身上割下“一磅肉”，这样做事实上会造成安东尼奥的死亡。为什么夏洛克会变成这样一个恶棍？其实，夏洛克只是历史上众多放债者之一，而放债这一行当又往往被少数族裔所把持。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犹太人在威尼斯已提供商业信贷近一个世纪。他们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但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被隔离的犹太居民区。

威尼斯商人如果想借钱的话，为什么不得不找犹太人？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通过放贷去收取利息是一种罪过。1179年，拉特兰第三届大公会议规定，高利贷者，也就是借钱生息者要被逐出教会。1311～1312年间，即使探讨高利贷是不是一种罪过，也会被维也纳大公会议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谴责。基督教高利贷者只有给教会补偿才能埋在圣地。这些高利贷者尤其为成立于1206年和1216年（数学家斐波那契的拉丁文代表著作《珠算原理》刚出版）的方济各会与多明尼教派所憎恨。我们不应低估这种禁忌的影响力，尽管它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无疑已经受到削弱。

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有一幅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壁画《但丁和“神曲”》，描述的是佛罗伦萨伟大的诗人但丁举着他的新书《神曲》。但丁在他光彩夺目的杰作中，专有一部分描写高利贷者。但丁把他们放在了第七层地狱：他们的双眼迸发出他们的痛楚，他们用双手扑打这里，扑打那里，时而抵挡烈焰，时而抵挡灼热的沙地。夏日里的狗儿所做的动作也与他们不差分毫，一旦被跳蚤或苍蝇或牛虻所叮咬，狗儿也会这样抵挡，时而用嘴，时而用脚。尽管我把目光投向某些人的面孔，却辨认不出任何人，因为酷毒的火雨在纷纷落下，烧灼他们，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袋挂在脖颈，每个钱袋都有某种颜色和某种花纹，他们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钱袋一味地看个不停。

犹太人也不允许放贷收取利息，但在《旧约圣经·申命记》中有一个便利的回避条款：“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换句话说，犹太人可以合法地放贷给基督徒，而不能放贷给犹太人，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遭到社会排斥。

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根据1497年的一项法令，犹太人不是被迫皈依基督教，就是逃往奥斯曼帝国去寻求避难。他们随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奥斯曼港口与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犹太人出现在威尼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509年，当时生活在梅斯特的犹太人为了逃离康布雷联盟战争而来到那里。最初，威尼斯市政府不愿意接受难民，但它很快就发现，这些犹太人是有效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来源，因为可以向他们征税以及借款。1516年，威尼斯政府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到一个指定区域内居住，这个区域位于一家老铸铁厂，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犹太居民区。这些犹太人每天晚上以及在基督教节日时只能待在那里。那些在威尼斯居住有两个多星期的犹太人，要穿背部印有“O”的黄色衣服或者戴黄色（后来是大红）的帽子或头巾。居住仅限于许可的规定期限内，每5年要重续许可。1541年，威尼斯政府与一些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达成类似协议，这些犹太人被安排在另一块聚居区。到1590年，威尼斯大约有2500名犹太人。犹太聚居区的建筑物有七层楼高，目的是为新来者提供住宿。

在整个16世纪，威尼斯犹太人的地位仍然是卑微的、脆弱的。1537年，当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威尼斯参议院下令扣押“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其他土耳其臣民”的财产。1570～1573年之间的另一场战争导致所有犹太人被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但后来战争结束以后，这些犹太人被释放，其资产被返还。为了避免这种经历再出现，犹太人请求威尼斯政府，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允许他们是自由的。幸运的是，他们的谈判代表丹尼尔·罗德里奥，一个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犹太商人，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谈判家。1589年，他成功地获得许可，所有的犹太人被准许获得威尼斯臣民的地位，允许他们从事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活动，并允许他们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然而，一些重要的限制依然存在。犹太人不准加入同业公会或从事零售贸易。此后对他们从事金融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而对他们的许可在公布18个月后被撤销。当时，犹太人作为公民要比威尼斯法院的夏洛克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例如，1623年，莱昂·沃尔特拉起诉安东尼奥·达拉·多纳，因为此前一名骑士曾向沃尔特拉借了某些物品并由多纳担保，然后这名骑士“消失”了。1636～1637年间，一桩涉及贿赂法官的丑闻牵涉到一些犹太人，犹太人似乎再次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夏洛克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并未完全脱离威尼斯的现实生活。事实上，莎士比亚的剧本相当准确地描绘出早期信贷的三个关键要点：在处于萌芽阶段的信贷市场，放贷人索取过高利率的权利；法院在解决金融争端时不诉诸暴力的重要性；人数较少的债权人在面对人数居多的充满敌意的债务人的强烈反击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当然，夏洛克最终失败了。虽然法院确认他有权坚持索取那一磅肉的权利，但法律禁止他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时流出一滴血（合约上只写了一磅肉，却没有答应给夏洛克任何一滴血）。而且，因为夏洛克是犹太人，法律规定如果造成货物损失和基督徒的死亡，就要用他的性命及财产来补偿。夏洛克只好答应，并遵依判决，改信基督教。故事中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夏洛克。《威尼斯商人》就经济学以及反犹太主义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当债权人属于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时，为什么债务人总是不履行他们对债权人的还款承诺？为什么夏洛克们总是输掉官司？

放高利贷者，总是与他们“捕食”的对象—穷人形影相伴。他们活跃在东非一带，但是要了解原始资金贷款的运作，其实没有必要非去发展中国家。据英国贸易和工业部2007年的报告显示，在英国，约有16.5万个家庭使用非法贷款，借款总额每年高达4000万英镑，而偿还的金额是借款金额的3倍。一个放债人，不论其种族，为什么几乎总是不受欢迎？要想了解其中缘由，您需要做的就是去访问我的家乡—英国格拉斯哥，这座城市的东部一直是滋生高利贷的肥沃土壤。在格拉斯哥的谢特尔斯顿等地区，也就是我祖父母生活的地方，映入你眼帘的是被废弃房屋的钢制百叶窗和上面有各种涂鸦的巴士收容所。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经济生活曾经围绕着博伊德炼铁厂工人的工资袋而运转，现在则围绕着打入失业者邮局账户的失业金而运转。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男性预期寿命是64岁左右，与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相差不到13年，而这意味着这里的新生男婴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积蓄他的养老金。▲放高利贷者被捕：杰拉尔德·劳由于非法放贷被警察带走

格拉斯哥的这些贫困地区是高利贷理想的活动场所。在格拉斯哥希林登地区，20年来，杰拉尔德·劳是放高利贷的头号人物。他把佩斯利西大街商船上的酒吧作为办公室，尽管他本人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流程很简单。借款人把他们的福利册或邮政局现金卡交给杰拉尔德·劳，以换取贷款，而杰拉尔德·劳在他的贷款册上记录贷款条件。当贷款到期时，杰拉尔德·劳会迫不及待地收取他的利息，并将现金卡还回借款人。贷款册本身很粗糙，是一本随意编写的交易记录汇编，只记有贷款人的姓名和绰号以及交易规模，比如“贝尔德15”，“基波100”，“贝纳德特150”，“威卡夫1210”。杰拉尔德·劳向他的客户收取的标准利息率令人惊讶—每周为25%。通常情况下，如果借款10英镑，一个星期后要偿还12.50英镑（本金加利息）。然而，杰拉尔德·劳的客户往往不能按时还款—这其实不足为奇。该地区有些人一天只挣5.90英镑，因此他们借款更多。很快一些客户欠杰拉尔德·劳数百英镑，甚至上千英镑。他们陷入债务危机的速度并不让人吃惊，因为每周25%的利息一年按复利计算就是1100000%以上。

从长远来看，欧洲利息呈下降趋势。但为什么今天英国的一些人要为微不足道的小额贷款支付8位数的利息？这些贷款确实应该违约拖欠，除非你神经不正常。杰拉尔德·劳的一些客户实际上可以说是弱智低能。而杰拉尔德·劳那些心态正常的客户觉得，无论怎样被敲诈，背弃还贷承诺是不可取的。正如一家苏格兰报纸评论的那样：“他的受害者害怕拖欠贷款而毁了他们的名声。”目前尚不清楚杰拉尔德·劳是否在现实中诉诸暴力，在每一笔高利贷后面，是否就像夏洛克的故事所显示的，都潜伏着隐含的威胁。

人们往往谴责放高利贷者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杰拉尔德·劳为他的行为付出的代价是被判处10个月监禁。然而，我们必须设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首先，他能够抓住在谢特尔斯顿地区没有主流金融机构为失业群体提供信贷的机会。其次，杰拉尔德·劳必须是贪婪的或者说是无情的，因为他的那些小客户事实上很可能违约拖欠贷款不还。高利贷者所面对的最根本的困难就是，他的商业规模过小，因而利率不能太低，而高利率使得违约成为可能，只有使用恐吓手段才能确保贷款人继续还款。因此，高利贷者要学会如何放债，以克服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他们过于慷慨，他们将无利可图；如果他们过于铁石心肠，像杰拉尔德·劳那样，贷款人最终会报警。

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越来越大。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债权人，特别是当债权人是外邦人时，有着先天的劣势—夏洛克并不是这类型的唯一放债人。14世纪早期，意大利金融一直掌控在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和阿奇艾乌奥利三大家族手中。由于他们的两个主要客户—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不愿偿还贷款，这三大家族的银行在14世纪40年代倒闭。如果这些说明了放债人潜在的劣势，那么美第奇家族的崛起则证明，放债人也拥有潜在的影响力。

也许，没有任何家族能像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留下如此深的时代印记。这个家族诞生了两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两位法国王后（卡特琳娜、玛丽）、三位大公（佛罗伦萨大公、内穆尔大公和托斯卡纳大公）。恰当地说，正是马基雅维利这个最权威的政治权力理论家书写了他们的历史。美第奇家族赞助了从米开朗琪罗到伽利略的几乎所有艺术和科学天才。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遗产仍然环绕在今天前往佛罗伦萨的游客周围。你可以看看卡法鸠罗庄园、圣马可修道院、圣罗伦佐教堂，还可以参观16世纪中期柯西莫·德·美第奇大公居住过的宏伟宫殿：从前的碧提宫、翻修的韦奇奥宫和带有庭院的新市政厅，一直延伸到阿尔诺河。但是，所有这一切辉煌的起源是什么？比如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要为这些杰作付钱，钱从哪里来？简单的答案是，美第奇家族是外汇交易商，是货币兑换同业公会成员。他们渐渐被称为“银行家”，就像威尼斯的犹太人一样，坐在街头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美第奇家族最初的“银行”（更好的描述应该是摊位）位于卡瓦尔康蒂宫殿附近，离佛罗伦萨的主要羊毛市场不远。

早在14世纪90年代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称呼可能更多的是“流氓”而非“银行家”：一个没有起色的小团伙，以低暴力事件而非高融资活动著称。1343～1360年，美第奇家族至少有5人因为资本罪而被刑事法院判处死刑。对于乔万尼·美第奇来说，让美第奇家族活动合法化是他的奋斗目标。他通过勤奋工作，节俭持家，精打细算，最后成功了。

1385年，乔万尼成为一家银行罗马支行的经理。这家银行是由他的亲戚、佛罗伦萨放贷人维埃里·美第奇经营的。在罗马，乔万尼以一个外汇交易员的身份而声名卓著。从诸多方面来看，教皇都是理想的客户，因为他提供了一定数量流入和流出梵蒂冈金库的不同货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多种铸币共存的时代，有些是黄金，有些是白银，有些是贱金属，这使长途贸易或纳税很复杂，需要把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乔万尼清楚地看到，更大的机会在佛罗伦萨。他在1397年返回佛罗伦萨。到1420年的时候，他把业务移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自己在威尼斯和罗马成立了银行分支机构，他还从两家佛罗伦萨羊毛工厂获取收益。后来，他在日内瓦、伦敦和阿维尼翁增设了银行分支机构。

美第奇家族早期业务中特别重要的是商业汇票，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融资手段。如果一位商人欠另一位商人债务—只有等到交易完成几个月后才能用现金支付，那么债权人可以给债务人出票，还可以使用该汇票作为支付手段，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以低于票面的价格从愿意充当中间人的银行套取现金。征收利息被视为高利贷而受到教会的谴责，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精明的交易者从此类交易中获利。这是美第奇家族业务的本质。没有支票，说明只是口头上的，并记录在银行册子里。没有利息，储户被赋予自由裁量权（公司每年利润的一定比例），以补偿他们的资金所承担的风险。▲长凳上的银行家：昆丁·马苏斯的《银行家》（1514年）

乔万尼的“机密簿”（libro segreto）让这个家族的崛起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心翼翼保存账簿的故事。按照现代标准，这里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虽然早在14世纪40年代，复式簿记方法在热那亚广泛使用，但美第奇家族并没有系统地使用这种方法。尽管如此，现代研究者对美第奇家族整洁有序的账目也有深刻的印象。档案还包含了一些早期美第奇家族的资产负债表，一边是记录准确的准备金和存款（作为负债），另一边则是贷款客户或商业票据（作为资产）。美第奇家族没有发明这些技术，但他们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技术在佛罗伦萨的应用。而美第奇家族成功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经营规模庞大，不如说是多元化经营。早期意大利银行一直是单一的经营结构，很容易被违约债务人拖垮。美第奇家族银行建立在特殊的定期重新谈判合同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多重相关的合伙关系。银行分行经理并不是雇员，而是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他们从利润份额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报酬。正是这种权力下放，让美第奇家族银行获得了巨额利润。美第奇家族银行在1402年拥有大约2万弗洛林金币资本，在册职员最多17人；1397～1420年所赚取的利润为151820弗洛林金币，大约每年是6326弗洛林金币，年收益率为32%，仅罗马分行公告的年收益率就超过30%。这种经营模式在佛罗伦萨纳税记录上得到证明，记入其中的乔万尼的资产一页接一页，加起来总计是9.1万弗洛林金币。

1429年，乔万尼的临终遗言是告诫他的继承人，要保持其财务敏锐性的水准。26个名字中带有美第奇的男子出席了他的葬礼，所有参拜者都对这位自封的黑社会头目表示敬意。到1458年庇护二世（Pius II）成为教皇的时候，科西莫·美第奇有效地掌控了佛罗伦萨城邦。正如教皇本人所言：“政治问题在他家中得以解决。他选择任职人员……他决定和平与战争以及法律管制……他就是无处不在的国王，除了名分。”外邦统治者应与他本人接触，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接近佛罗伦萨的其他人。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指出：“他拥有的声誉，从衰落的罗马一直传颂到今天，普通公民不曾享有。”波提切利创作的最流行的肖像—一位令人关注的英俊小伙子—实际上是献给过世的银行家科西莫·美第奇的，旁边的题词是“国父”。1469年，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接管了美第奇家族银行，崛起的黑道家族—柯里亨家族，也完全建立在银行的基础之上。▲美第奇家族银行总分类账细目

在波提切利的《博士来拜》中，反映了美第奇家族已经取得的成就。经过仔细观察，画中的三名智者都来自美第奇家族：给婴儿耶稣洗脚的老年男子是科西莫；在他下面，稍微靠右边，是他的两个儿子皮耶罗（穿红衣服）和约翰（穿白衣服）。另外，图上还有洛伦佐（穿浅蓝色长袍），以及紧握着剑的朱利安。这幅画由银行公会负责人委托所绘，作为礼品送给美第奇家族。这或许应该被称为对美第奇家族的崇拜。尽管美第奇家族一度令人讨厌，但现在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几乎被捧上了天。

佛罗伦萨共和国对超级金融富豪美第奇家族的打击，不可避免地引起反抗。但从1433年10月到1434年9月，科西莫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仍从佛罗伦萨被流放到威尼斯。1478年，洛伦佐的弟弟格里诺在巴齐家族策划的“巴齐阴谋”中被谋杀。由于受到洛伦佐忽视业务而热衷政治的影响，银行蒙受了损失。分行经理，像阿维尼翁的弗朗切斯科·萨塞蒂、来自布鲁日的托马索·庞蒂那瑞等变得权力更大，而监督更少。越来越多的银行依靠吸引存款，其来自贸易和外汇的收益变得更加不稳定。银行开始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布鲁日分行冒险贷款给勃艮第公爵查尔斯，伦敦分行向从未全部偿还贷款的爱德华四世放贷。为了保证公司的平稳发展，洛伦佐侵吞了市政蒙阿尔多特（一种共同基金，用于支付女儿的嫁妆）。1494年，在法国将要入侵的一片混乱中，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出境，所有财产被没收和充公。多米尼加传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指责美第奇家族给城市带来厄运，呼吁净化“虚荣的篝火”。他的呼吁得到回应。一群暴徒闯进美第奇家族居住的宫殿，并焚烧了大多数银行的记录（今天那些幸免于难的文件上，黑色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洛伦佐本人借用他在15世纪70年代创作的歌词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如果你会很高兴，那就这样做。明天还不能确定。”

然而，当富有的佛罗伦萨精英—不论是煽动叛乱者萨瓦纳罗拉还是平民暴徒—设想替代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时，他们很快开始眷念这个大家族。1537年，17岁的科西莫·美第奇被召回到佛罗伦萨，并于1569年被授予托斯卡纳大公爵号。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一直到1737年，延续了200多年。这个家族盾形徽章上硬币形状的图案，不断地提醒人们这个家族的起源。

银行的诞生

虽然其他人也尝试过，但美第奇家族最先把成功的金融业务转为世袭的权力和地位。他们的成功在于吸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金融方面，小是不行的。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分散他们风险的方式：与以往所有金融机构相比，他们把银行做得更大、更多样化。而且通过从事外汇交易以及借贷，他们减少了违约拖欠贷款不还的可能性。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分散他们风险的方式：与以往所有金融机构相比，他们把银行做得更大、更多样化。

意大利银行体系成为北欧国家的样板。这些国家（特别是荷兰和英国，也包括瑞典）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实现了商业上最大的成功。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决定性的金融创新浪潮，现代中央银行的先行者首次亮相。17世纪见证了三个新型机构以其不同的方式，提供服务于公众以及私人的金融职能。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成立于1609年，最初是为了解决商家在荷兰遇到的多种货币流通的实际问题—那里有不下14个铸币厂铸造的不同货币和众多外国货币。威瑟尔银行允许商家建立指定一种标准货币的账户，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或过户。（我们今天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交易，不需要涉及现实的有形货币。一个商人要付款给另一位商人，只需要安排他在银行的账户进行扣款并相应地记入对方的账户。这个系统的限制只是要求威瑟尔银行保持存款与贵金属、货币储备的比率接近100%。直到1760年，该银行的存款余额不到1900万弗洛林金币，而其金属货币储备超过1600万弗洛林金币。因此，银行挤兑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手头有足够的现金，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由于某种原因而希望一次性提出存款的储户需求。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保证了银行的安全，但它无法履行现在被看做银行的决定性特征：信贷创造。

在近半个世纪后的斯德哥尔摩，随着1656年瑞典央行的成立，这个屏障被打破了。虽然它与荷兰威瑟尔银行执行同样的职能，但该央行还设计了一个街道银行，为的是方便贷款以及商业付款。对于贷款金额超过其金属货币储备问题，据说引入了后来被称为“部分准备金体系”的做法，利用了将储备的货币放贷出去可能有利可图这一事实。由于储户极不可能全部提款，因此只有一小部分钱必须作为给定期限内留在瑞典央行的准备金。因此，银行的负债主要是其存款—支付利息，贷款则成为银行的资产—收取利息。

17世纪第三个伟大的创新发生在伦敦—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进行战争融资（把政府的部分债权转为银行股权），它被赋予了独有的特权。从1709年起，只有英格兰银行唯一获准以股份制为基础开办（见第三章）。从1742年起，英格兰银行部分垄断了钞票发行，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独特形式，旨在促进付款，而不需要交易双方拥有支票账户。

为了理解上述三个创新的影响，哈佛商学院一年级MBA学生做了一个简化的“货币游戏”。游戏一开始，名义央行代表政府支付教授100美元，作为教授进行咨询的报酬。这位教授把钞票储存到一名学生运作的一家名义上的银行，并收到一张存款单。为了简便起见，假设这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0%，它把10美元存在中央银行，把90美元贷给它的客户；而客户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他的贷款—他把钱存在另一家银行。因为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10%，所以9美元存在中央银行，其余的81美元贷给其他客户。经过几次之后，教授要求学生计算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由此导入了现代货币理论的两个核心定义：M—也称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它等于中央银0行负债总额，即现金加上私营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也称为“狭义货币”，它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存款需求。当1钱被存放在三个不同的学生银行时，M为100美元，而M为271美元01（100美元+90美元+81美元），这简洁地说明—尽管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现代部分准备金体系是如何允许信贷创新以及货币创新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教授之后突然要求他的第一名学生还他100美元，这名学生不得不拿出他的准备金，并要求第二名学生还贷，由此产生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M紧缩，如同扩张1时一样迅速，这清楚地说明了银行挤兑的危险性。因为第一家银行只有一个储户，教授试图提款的总额是它准备金的10倍。第一家银行的生存明显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及时收回贷款，而第二家银行的客户是否要从第二家银行收回他的所有储蓄，以此类推。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能够很容易收回贷款，这个问题本质上与贷款的流动性和贷款人的资信有关。挤兑是银行在满足顾客方面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使银行最终破产。

必须承认，上述货币供给的定义多少有些随意。M的规模总额1中包括旅行支票。M包括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存款凭2证。M包括的范围更广泛，包括存在海外市场的欧洲美元，以及银3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赎回协议。我们无须在这里探讨这些技术问题。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一，银行内部和银行间不需现金的交易；二，部分准备金体系；三，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方面的垄断地位，随着这些内容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货币通过极其重要的途径逐渐形成。货币不再被理解为—正如16世纪西班牙人所理解的那样—开采出贵金属铸造成货币，现在，货币反映的是银行的具体负债（存款和准备金）的总和。在正常情况下，信用是一笔钱：银行的总资产（贷款）。货币的一部分仍然包括贵金属，其增加的部分将会存于央行的金库。货币的绝大部分，由那些纸币，以及被确认为“法定货币”的货币与名义上存于存款账户的看不见的货币构成。金融创新接纳了无生命力的波托西的白银，并把它变成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这种基础建立在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之上，并服务于越来越多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从事信息收集和风险管理。它们的利润来源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负债费用和资产收入之间的差额，不把准备金降低到导致银行挤兑的地步。挤兑是银行在满足顾客方面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使银行最终破产。货币指的其实是信用，而非金属，此种观念在马德里似乎从未被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意大利银行系统在北欧金融中心得到改善，但这个国家却出人意料地远远落在后面。丰富的贵金属惩罚了强大的西班牙—他们未能开发出一套复杂的银行系统，而是依靠安特卫普商家的短期现金预支换回白银。货币指的其实是信用，而非金属，此种观念在马德里似乎从未被接受。事实上，1557～1696年，西班牙王室最终拖欠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不少于14次。伴随着历史记录，波托西所拥有的白银不可能保证西班牙信贷风险的安全。在现代世界，权力将属于银行家，而不是破产者。

银行的演变

经济的快速增长（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并随后在整个19世纪扩展到西欧和欧洲的延伸地区北美及澳大利亚广阔的定居点）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7世纪以来银行业的发展，金融史学家尚无定论。毫无疑问，金融革命要领先于工业革命。虽然引发工业革命的纺织品加工和钢铁生产的决定性的突破，并未严重依赖银行的融资。但是，银行在欧洲大陆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英国更重要。实际上，是更先进的金融机构促进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要从中寻求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徒劳的。这两种进程相互依存并自我强化，这种观点才是合理的解释。这两种进程伴随着经常性突变（技术创新）、新事物形成（新型公司的创造）和间断平衡（危机将决定哪些公司生存以及哪些消亡），表现出了明显的进化特征。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大部分的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空中楼阁。”在他出版《国富论》后的年代，金融创新呈爆炸之势，欧洲和北美各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激增。历史最为悠久的是票据贴现银行，为从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商人提供融资。在亚当·斯密时代，伦敦已经成为一些非常成功的银行如巴林银行的基地，这些银行专门从事大西洋两岸的商业金融服务（这类业务后来才为更多人所知）。由于监管的原因，几乎所有的英国银行在此期间都是私营银行。一些银行专门从事伦敦城里的商业金融服务（伦敦东部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商业金融中心）；一些银行开展地产业务，也就是所谓的“乡村银行”，其兴衰与英国农业收成好坏密切相关。

金融演变和自然演变的决定性差异在于所谓的“智能设计”作用，要知道管理者是人而不是神。英格兰银行经过长期的试错过程之后，渐渐地开发出公共职能，1826年重新获得了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并在英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逐步接管了乡村银行的货币发行业务。英格兰银行在同业往来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银行间越来越多的“结算”款项要通过英格兰银行完成。随着限制商业票据贴现率的《重利限制法》于1833年被最终废除，银行能够充分利用其位于城市的大银行规模优势。银行贴现率越来越多地被看做“货币市场”（主要是通过商业汇票贴现进行短期贷款）最低的短期利率。

40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依旧是，银行储备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在19世纪40年代，时任总督的霍斯利·帕麦尔的观点就是准备金只需包括1/3金币或金条，实质上其受到再贴现业务量的调节。当时英国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会在货币过量发行与通货膨胀方面冒很大风险。1844年皮尔主持通过《英国银行法案》，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商业银行业务的银行部；二是独立的货币发行部，它被赋予没有黄金保证的1400万英镑银行券发行额度，可以持有未指定用途的金币和金块，并根据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平衡来决定增减，即银行券发行数额不得超过黄金保证的数额。然而，一再发生的危机（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发生三次危机）清楚地表明，这种过于僵化的束缚，使得《英国银行法案》在每次危机中都不得不暂时中止，以避免流动性的彻底崩溃。危机爆发之后，在见证了欧沃伦格尼银行因大规模挤兑而倒闭后，《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哲特才把英格兰银行在危机中的作用准确定位于不考虑罚息而自由提供信贷的“最终贷款人”，以防止流动性危机。

应当强调的是，沃尔特·白哲特并不能完全解决维多利亚时代的货币问题。根据每盎司黄金兑换3英镑17先令101/2便士的汇率，一英镑可以兑换成一定的、不可改变的黄金数量，这一神圣的原则创立于大师辈出的牛顿爵士时代。在应对这一神圣原则的挑战时，沃尔特·白哲特并不比19世纪其他杰出的经济理论家更高明。为了弄清楚当代有关金本位制的讨论，就要在诸多方面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屈从于贵金属，正如3个世纪之前的征服者一样。“贵金属仅仅是货币，”城市贵族巴伦·奥费斯迪宣称，“纸币能成为货币是因为它们代表贵金属货币。否则，这就是诈骗。并非所有的储户都能获得贵金属货币，因此存款不是货币。”如果这一原则得到遵守，并且英国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真正取决于英格兰银行储备的金币和金条数量，那么英国经济的增长将完全窒息—即使考虑到19世纪新金矿发现的扩张效应。

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由于受到限制，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黄金储量实际超过流通中的纸币价值。这使新型银行，特别是吸纳存款的银行激增，使货币扩张成为可能。1858年以后，股份制银行的限制被取消了，为几大商业银行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伦敦西敏寺银行（成立于1833年）、国民银行（1834年）、伯明翰米德兰银行（1836年）、劳埃德银行（1884年）和巴克莱银行（1896年）。自欧沃伦格尼银行倒闭以来，起源于比利时（兴业银行）、法国（信用动产）和德国（达姆施塔特银行）的类似工业投资银行在英国的发展不太成功。重要的是，事实上银行并没有购买工业企业的大宗股票，而是吸纳存款，为新银行贷款的不断扩大奠定基础。

20世纪之交，新的储蓄银行的激增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到1913年，英国储蓄银行吸纳的存款达2.56亿英镑，大约占英国存款的1/4。与那些被称为“大银行”的诸如德国达姆施塔特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相比，德国储蓄银行的资产超过它们2.5倍还多。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银行的居民存款总计近12亿英镑，而流通中的纸币仅有4550万英镑。目前，货币主要存于银行，虽然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却从未被忘却。

尽管存在差异，但最先进的经济体基本上遵循了英国的做法，即通过独有的央行和存款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大型机构进行调节。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德意志帝国银行成立于1875年，日本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分别成立于1882年、1907年。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银行业表现出明显的集中倾向，具体体现为乡村银行数量的下降—从高峰时期1809年的755家到1913年减少至17家。

金融业在美国的演变迥然不同。在那里，议员唯恐银行家势力过于强大的观念，两次扼杀了央行（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萌芽，因此直到1913年才通过立法创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直到现在，美国金融界才真正开始享有充分的发展自由。1864年颁布的《国家银行法》，在建立私营银行和欧洲标准的最低资本金要求方面，大大降低了障碍。与此同时，建立跨州银行还存在障碍。这些法规条文合并后的影响就是，银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数量急剧攀升，从1899年不足3600家激增到1922年高峰期超过8200家。大批资本不足的银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隐患，恐慌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常态。在那场大萧条危机中，最令人惊叹的是，运作超过15年的货币部门加剧而不是减轻了银行危机。1933年，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大大降低了美国银行遭受挤兑的脆弱性。然而，银行业仍然高度分散，直到1976年缅因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州际银行合法化的州。到1993年以后，在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新的银行危机（见第五章）之后，全美的银行数量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首次低于3600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黄金兑换体系的努力，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错误。

1924年，凯恩斯把金本位制贬为“野蛮的残余”。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黄金兑换体系的努力，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错误。毫无疑问，金本位制有其优势。固定汇率有助于在贸易与降低交易成本方面预测定价，而长期平稳的价格可以给出一个通胀预期。金本位制还可能降低政府奉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借贷成本。基于金本位制的货币钉住单一商品或其他货币的困难在于，决策者被迫选择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要独立的国家货币政策—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换言之，这是一个“三角困境”，即所有货币部门中只能在汇率稳定、资本流动和国内经济稳定三者之间同时选择两个。央行力求在钉住汇率制下保持货币价格稳定，尽管钉住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短期利率波动幅度更高。如果货币供给受到限制（如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黄金的供应随需求而变），这可能意味着通货紧缩。钉住汇率制度可以传输金融危机（如1929年后金本位制恢复过程中所发生的）。相比之下，主要基于银行存款的货币体系和浮动汇率摆脱了这些制约因素。金本位制已经垂死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其存在不再有意义的日子—1971年8月15日终于到来了。那天，尼克松总统关闭了所谓的“黄金窗口”—此前美元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这扇窗口可以换取黄金。从这一天开始，货币和贵金属之间百年联系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破产与成功的循环

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以蓝调、烧烤和破产而闻名于世。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银行家，也就是美第奇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如何解决不可靠的借款人所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孟菲斯无疑是值得拜访的地方。

美国每年平均发生150万～200万起破产案，几乎所有涉案个体都选择了破产而非履行不可控的义务。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破产案发生在田纳西州。与16世纪的威尼斯或目前格拉斯哥的某些地区相比，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一过程似乎相对无痛。大部分陷入困境的孟菲斯借款人可以逃避或至少减轻其债务，而免于人格耻辱和人身伤害。让人难解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建立在易于失败的经济基础之上。

当我2007年夏天首次访问孟菲斯时，我对无处不在的、宽松的信贷和容易破产的现象困惑不解。我沿着一条靠近城市中心的典型街道散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商场和快餐店，这是田纳西州人主要的消费区。之后是一个“税务顾问所”，随时准备帮助那些缺少现金的人申请低收入税收抵免。我看到了一家提供汽车贷款的商店，在它的隔壁是次级按揭公司，还有一家提供预付工资的支票兑现店（200%的利息），还有一家百货公司大小的当铺。为那些典当全部家产的人提供便利的场所是“伦塔中心”，那里同时提供廉价的家具和电视机出租。街上还有给献血者支付55美元的“献血中心”。现代孟菲斯为“血本无归”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全新的释义。与一磅肉相比，一品脱的血液可能不是那么难以放弃，但它们令人不安的相似。

不过，在孟菲斯拖欠债务的后果不像威尼斯的安东尼奥那样面临严重的死亡风险。在参观完“献血中心”之后，我的下一站是乔治·斯蒂文森的办公室，这名律师通过为在田纳西州西区的美国破产法院的破产案提供咨询意见谋生。在我前往田纳西州的旅途中，未获解除破产的破产案在孟菲斯地区就有大约3万件，所以我并不惊讶地发现破产法院挤满了人。这一系统似乎运转非常平稳。一个接一个陷入债务困境的个人和夫妻坐下来与代表他们与其债权人谈判的律师进行交谈。甚至还有一个解决迅速破产的快捷通道，但平均只有3/5的破产案与债权人达成了协议。

走出不可持续的债务并重新开始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特色。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还没有债务人监狱，而英国债务人曾经因债务拖欠问题最终在监狱煎熬多年。自1898年以来，每个美国人都一直享有清算或个人自愿重组的权利。不论贫富，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把破产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几乎等同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中蕴涵的这种理论是为了鼓励创业，以促进建立新的企业。这意味着即使人们的计划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出差错也有机会得以喘息，从而使天生的冒险者通过试错学习吸取教训，直到他们终于弄清楚如何赚取100万美元。毕竟，今天的破产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成功企业家。

乍一看，这个理论似乎在发挥着好的作用。许多美国最成功的商人早期的努力并未如愿成功，其中包括番茄酱大王约翰·亨利、马戏团掌门菲尼亚斯·巴纳姆和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有这些人最终富甲一方，至少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去尝试、去失败，然后重新开始。然而，如果细细琢磨，你会发现在田纳西州却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在孟菲斯破产法院的民众并不是破产的商人。他们只是普通的无力支付账单的个人—年老的美国人如果没有投保私人医疗保险，往往会突然面对大量的医疗费。破产的设计旨在帮助企业家和他们的生意，但现在98%的破产案属于非商业类。破产的主要驱动力丧失了创新精神，而转变成消费信贷。2007年，美国消费者的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5万亿美元。早在1959年，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平均不到16%，而现在达到24%。今天的金融历史学家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种消费贷款爆炸式增长的原因，并估算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这种后果似乎有可能在破产率不断攀升的地方—如田纳西州等地—发生）。

在我们可以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金融体系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市场在过去20年经历的非同寻常的全球化。回答问题必须基于货币和银行的演化，而其中负债是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货币创造和金属货币之间联系的突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和信贷繁荣，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衡量广义货币输出在过去100年的流动性比率，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就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广义货币在“黄金兑换窗口”关闭前约占70%以上，到2005年上涨一倍还多。在欧元区，这种增长趋势异常突出，从1990年超过60%到今天不到90%。与此同时，发达世界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下降。欧洲银行资本现在不足其资产的10%，而20世纪初约为25%。换言之，银行不仅考虑吸纳更多的存款，而且它们把其中较大比例放贷出去，并尽量减少其准备金量。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银行业总资产大约相当于这些国家的合计国内生产总值的150%。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国际银行业总资产在2006年12月约为29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63%。纽约1908～2008年黄金价格走势图

那么，货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不再拥有其价值，正如它在金本位制时代？如今的美元是在1957年设计的。自那时起，其购买力相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而言下降了惊人的87%。在此期间年通货膨胀率平均超过4%，是欧洲所经历的波托西白银引发的所谓价格革命速度的两倍。如果有人在1970年花费1000美元购买黄金作为储蓄金，在黄金窗口仍然开着的条件下，他将买到超过26.6盎司的黄金。在撰写本书时，黄金交易价格接近每盎司1000美元，他可以卖掉他的黄金获得26596美元。

没有货币的世界将会比如今的世界情形更糟糕。把所有的放债人仅仅视为盘剥不幸的债务人的吸血鬼的想法是错误的。高利贷者的行事方式也许如此，但银行自美第奇家族统治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逐步走上正轨，正如罗斯柴尔德三世所简要提出的：“促进钱从所处的A点流动到有需要的B点”。简而言之，信用与债务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与为国家创造财富的采矿业、制造业或移动电话同等重要。很少有人把贫穷直接归因于滑稽的、贪婪的金融家。造成贫穷的原因往往是缺乏金融机构和银行，而不是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存在。正如格拉斯哥的居民，只有当借款人有机会获得有效的信用网络时，他们才能逃脱高利贷的魔掌；只有当储户可以把他们的钱存在可靠的银行中时，货币才能从有闲阶层流动到需用钱者。银行的演变是货币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因此，银行的演变是货币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起源于2007年8月的金融危机，与传统银行的放贷，或确切地说，与2007年银行破产数量关系甚微。这次金融危机的首要原因在于“放贷证券化”（银行把初始贷款重新包装再销售出去）的兴衰。银行兴起之后，随后促使现代金融体系的第二大支柱—债券市场诞生。

第二章 债券市场：人性的奴役

导读

在银行创造了信贷之后，债券的诞生便成为货币崛起过程中第二次伟大的革命。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毫无疑问，它也是债券市场之父。战争消耗了资源，损失了人口，而最终体现为钱财的缺乏。自己向自己借钱，这就是城邦国家解决军费短缺的办法，并由此创造了债券市场。

战争创造了债券市场，也创造了主宰债券市场的巨人，进而让金融家成为战争的另类主导者。内森·罗斯柴尔德用债券资助了战争，更在战争中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借用货币发动了战争。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战争创造了货币。

战争不仅创造了债券市场，增加了货币供给，并带来了另外一个魔鬼，这就是通货膨胀。我们印象中的阿根廷是足球、马拉多纳和庇隆夫人的传奇，但我们还应该知道，阿根廷曾经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今天，这个国家的昔日繁华已似水流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阿根廷从世界之巅跌落？

债券聚集了民间的闲散资金，通过金融机构资助了战争与经济发展，而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也提醒我们，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现代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要在保持币值稳定与维持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平衡。如何控制外债水平，如何保持汇率稳定，如何在面临货币危机时进行自救和国际协调，成为全球化时代货币部门的重要课题。

债券的“杀人执照”

在银行创造了信贷之后，债券的诞生便成为货币崛起过程中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政府（以及大型公司）通过发行债券，从范围更加广泛的人们和机构（而不仅仅是银行）那里借用资金。下页图展示的是一张日本政府发行的面值10万日元的10年期债券，以及一张1.5%的固定利率息票—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所积累的838万亿日元庞大国债的冰山一角。这张债券包含有日本政府的承诺，即在未来10年内每年向任何该债券持有者支付10万日元的1.5%的利息。债券的最初购买者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市场价格出售债券。在本书撰写之时，该债券价格约为102333日元。为什么？因为强大的债券市场就是这么认定的。▲日本政府发行的10年期债券与息票

大约800年前，债券市场从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中悄然萌芽，发展至今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当今国际市场交易的债券总市值约为18万亿美元。而国内市场交易的债券（例如日本投资人持有的日本政府债券）市值则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0万亿美元。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否愿意（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并不清楚）—都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债券市场的影响。首先，我们积攒下来以备年老之时使用的资金中绝大部分都被投资到了债券市场。其次，因为债券市场规模庞大，而且政府被看做最值得信赖的借款人，所以可以说，债券市场为整个经济设定了长期利率。当债券价格下跌时，利率将会上涨，其后果就是给所有借款人带来痛苦。它的具体运作过程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10万日元待存，那么购买10万日元的债券不但可以保证本金安全，同时还能为存款人带来定期利息。更精确地说，如果债券按照1.5%的固定利率或“息率”付息，那么10万日元的债券每年产生的利息就是1500日元。但是，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要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利息率计算。该债券当前的市场价格为102333日元，那么市场利率或当期收益率应为：1500/102333=1.47%。现在设想一下这种情形—债券市场开始因为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而感到恐慌。假如投资人开始担心日本政府可能无力支付此前承诺的年度利息；或投资人开始对日本货币也就是日元的健康状况担心，因为债券以日元结算，利息也用日元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恐慌的投资人会抛售他们手中的债券，进而导致债券价格下跌。而只有当债券价格足够低廉，从而弥补日本政府违约或货币贬值等不断增长的风险的时候，才会有购买者购买债券。我们不妨假定我们的债券价格下跌到了8万日元，那么收益率是：1500/80000=1.88%。也就是说，突然间，日本整体经济的长期利率上涨了0.41%—从1.47%上涨到1.88%。那些在市场变化之前为了保障退休生活而投资债券市场的人，将会蒙受22%的损失，因为他们的资金与债券价格以同等幅度下降。如果投资人在市场变化之后想要办理抵押贷款，他们会发现每年至少要多付0.41%（按照市场上的说法，41个基点）。管理着世界上最大债券基金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负责人比尔·格罗斯说：“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是所有市场之本；信贷成本以及利率（关于基准债券），最终决定股票、房产以及所有资产类型的价值。”即使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上涨，都能使政府本已庞大的财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偿还的债务，从而导致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蒙受巨大损失。

在政治家看来，债券市场之所以强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每天都对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作出判断。但是，债券市场真正的能力在于，能够通过较高的借贷成本对政府施加影响。即使只是0.5个百分点的上涨，都能使政府本已庞大的财政支出增加更多待偿还的债务，从而导致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蒙受巨大损失。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关系中，存在着一条反馈回路：更高的支付利息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债券市场将会更加糟糕，债券再次遭到抛售，利率再次上涨……政府迟早都要面临无法回避的三选一的困境：拖欠部分债务，印证债券市场最严重的担心？或者为了稳定债券市场，削减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从而惹恼选民或既得利益集团？抑或力图通过增加税收而降低财政赤字？债券市场的建立，为政府借款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在危机阶段左右着政府政策。

那么，“债券先生”是如何变得比伊恩·佛莱明所创造的邦德先生更强大的呢？还有，为什么债券和邦德都具有“杀人执照”？

债务如山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说是债券市场之父。在彼得·范·德·海登非凡的版画《财富之战》中，存钱罐、钱袋子、硬币桶以及藏宝箱—大部分都配备着剑、刀和长矛—在一片嘈杂的混战中互相攻击。镌刻在版画下面的荷兰诗文写道：“金钱和财物，一切战争和争吵的缘由。”诗文同时还说：“只有当你能够筹集到战争所需的钱财时，战争才有可能爆发。”同金融史上许多其他事物一样，通过专为政府债务设立的市场给战争筹集资金，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

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的中世纪城邦—佛罗伦萨、比萨和锡耶纳都处于互相争战或与其他意大利城邦争战的状态之中。这是人力和财力耗费都很巨大的战争。不过，各个城邦都不会让自己的公民从事战争这样的脏活，他们雇用军事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召集军队，吞并敌人的土地、掠夺财宝。在14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众多军事承包商中出现了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威武的风采现在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壁画上仍然清晰可见—这幅画最初由一个佛罗伦萨人委托他人所作，以表达其对这位“无与伦比的领导人”的崇敬之情。尽管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但这个雇用兵领袖竟然是一个生长于英国斯拜尔·赫丁翰的艾塞克斯男孩儿，他就是约翰·霍克伍德。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代表意大利城邦娴熟地四处征战，意大利人称他为“一个敏锐的人”。为了奖励霍克伍德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佛罗伦萨人送给霍克伍德多处房产，位于佛罗伦萨郊外的蒙特奇奥城堡就是其中之一。霍克伍德是一名雇用兵，愿意为任何出钱者卖命，不管是米兰、帕多瓦、比萨还是教皇。佛罗伦萨韦奇奥宫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壁画描绘了1364年比萨和佛罗伦萨的军事冲突。那时候霍克伍德正在代表比萨作战。不过，15年后，他又转而投奔佛罗伦萨，其最后的军事生涯都效力于佛罗伦萨。为什么？因为佛罗伦萨能付给他钱。▲彼得·范·德·海登的《财富之战》版画，下面的荷兰诗文写道：“金钱和财物，一切战争和争吵的缘由。”

连年争战的军费开支使意大利各城邦陷入危机。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政府开支也达到了税收的两倍。为了向霍克伍德之流支付酬金，佛罗伦萨陷入了财政赤字。从托斯卡纳国家档案中，人们可以发现佛罗伦萨的债务如何增长了百倍，也就是从14世纪初的5万弗罗林，增长到1427年的500万弗罗林。这确实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并因此被称为“公共债山”。到15世纪早期，借款金额已经占到了城邦收入的70%。那座“债山”几乎超过了佛罗伦萨年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

佛罗伦萨人从哪里能借到这么一大笔钱呢？答案是：从他们自己那里。实际上，富有的市民是被迫借钱给城邦政府的，因为这样可以取代缴纳财产税。作为对这些强制性借款（贷款）的回报，市民将会获得利息。从技术层面来讲，这笔借款对于市民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不是“高利贷”（正如我们所知，高利贷是教会明令禁止的）。因此，作为一种对源于现实或假设的强制投资的成本补偿，利息支付能够与教规达成契合。正如苏萨的霍斯特西斯大约在1270年所记录的那样：如果某个擅长从事贸易和集市交易并因此从中获益的商人出于对我的仁慈，把他原本用于做生意的钱借给急需的我，那么我有义务为他支付利息。

佛罗伦萨金融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如果投资者急需现金，他们可以把这些贷款出售给其他市民。换句话说，它们属于流动性资产，尽管那个时候的债券只不过是皮封面账簿上的一些条条道道。

事实上，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到14世纪早期，已有2/3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缴纳钱财以支撑城邦公共债务，尽管大多数筹款来自那几千个富人。美第奇家族的放贷业务不仅证明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财富规模，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城邦财政的支持力度。佛罗伦萨金融系统能良好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美第奇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贵族把持着政府及其金融命脉。这种寡头权力结构为债券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那些不负责任的世袭君主不同（他们可能专断地违背对债权人的承诺），佛罗伦萨发行债券的人通常就是购买债券的人。因此，他们对看到自己获得利息非常感兴趣，这不足为奇。佛罗伦萨把它的市民变成了最大的投资人。

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筹到能够支持毫无收益的战争所需的款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限制。随着意大利城邦债务的增加，他们不得不发放更多的债券；而他们发行的债券越多，他们拖欠偿付的可能性就越大。威尼斯在12世纪末期就开发出了一套公共债券体系，比佛罗伦萨还要早。“老山”是14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及其他敌手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筹资方式。1463～1479年间，随着和土耳其连年战争的延续，一座新的债山堆积而起。公共债券的投资人年收益率为5%，每年分两次偿付，利息来源于城市的各种消费税收（对各种消费品比如盐等所征收的税）。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人也是强制放贷，但在二级市场上，投资人可以把债券卖掉套现。然而，在15世纪末期，威尼斯连续的军事失利大大削弱了债券市场。那些在1497年价值为80（低于其面值20%）的威尼斯“新山”债券，到1500年价值降到了52，1502年年末重回75，然后在1509年从102猛然跌至40而崩盘。1509～1529年间最低点的时候，“老山”价值仅为3，而“新山”价值为10。

现在，如果你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购买政府债券，显然要面临风险，即参战国可能无法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要搞清楚利息的支付是否基于债券面值。如果你能以5%的利息购买到收益率为面值10%的债券，你将能赚取50%的可观收益。事实上，你所期望获取的合理回报，在你准备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债券市场从整体上为经济设定了利率。如果城邦不得不支付50%的利息，那么，可靠的借款人有可能获得某种战争溢价。因此，1449年，当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同时在伦巴第地面以及海上开战时，其遭遇债券极度贬值和利率飞涨的严重金融危机并非巧合。同理，1509年债券市场暴跌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威尼斯军队在阿格纳德罗的溃败。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是相同的：商业活动搁浅，最后停止。

不只是意大利城邦对债券市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北欧地区，那里的城邦政权在不与教会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也在竭力填补赤字。那里出现了一些不太相同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禁止在贷款的时候收取利息，但《高利贷法》并不适用于被称为“普查”的中世纪契约，这种契约允许一方从另一方手中购买年支付流。在13世纪，这种年金方案开始从法国北部的城邦（如杜埃、加来）以及佛兰德的城邦（如根特）发行。他们采用两种形式：遗赠年金—购买人可以将其遗赠给后嗣，或定期年金—购买人死后即告废止。卖家而非买家有权通过偿还本金赎回年金。到16世纪中期，年金销售大约拉动荷兰的收入上升了7%。

法国和西班牙皇室用同样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们以城邦作为媒介。在法国，巴黎市政厅代表君主筹集资金；在西班牙，王室债券需通过热那亚的圣乔治公司（一家购买城市征税权的私人财团）和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现代证券市场的先行者）筹集资金。然而，投资人对王室债务进行投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各个寡头统治的城邦对其债务，都有可能不履行债务清偿；同样，专制的统治者也是不可信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了解到的，西班牙王室在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就发生了一系列毁约事件，分别在1557年、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1652年和1662年全部或部分停止债务清偿。

西班牙陷入金融困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西班牙试图染指荷兰北部叛乱省份，但最终失败所产生的巨额开支。这些叛乱省份抵制西班牙的法律，这成为西班牙金融和政治历史上的分水岭。在共和体制下，联合省融合了带有民族国家性质的城邦优势。他们把阿姆斯特丹开发成一个综合多种有价证券的市场，从而有能力筹集战争经费：这些债券不仅包括终生和永续年金，还包括抽签公债（投资者凭此购买并获得大量收益的概率微乎其微）。截至1650年，当地已有超过65000名年金收入者把资产投到一种或多种债券上，从而帮助荷兰筹集到了维持长期战争的资金，进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随着荷兰从自卫到帝国扩张的转变，其债务飞速增长，从1632年的5000万盾飞涨到1752年的2.5亿盾。不过，荷兰债券的收益率下降较为平稳，1747年的降幅只有2.5%—这一方面表明联合省的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也表明投资人对荷兰政府违约偿付的可能性并不担心。

1688年的光荣革命将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逐离英国王位，荷兰新教的奥伦治王子随即上台，这些变革加上其他方面的创新，打通了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英吉利海峡通道。英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国的明显不同。英国国王拥有的土地已被售出，这早于其他地方；他们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增加议会的权力去控制王室的花费了。他们在建立只靠薪水而不是贪污维持生存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光荣革命突出了这种差异。从那时开始，不再会有违约偿付的情况发生（1672年的“财政署止兑”让伦敦的投资人记忆犹新。当时英国王室深陷财务窘迫境地，国王查理二世不得已而采取止兑措施），不再会发生货币贬值，尤其是在1717年金本位制实施后。王室财政将由议会详细审查，并将努力解决斯图亚特王朝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债务，通过亨利·佩尔汉姆爵士“整理公债基金”来实施，这一景象在1749年达到高潮。法国的金融政策与此恰恰相反，政府违约偿付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筹集为市民服务的款项，法国政府办公室被变卖用于筹款；税收被私有化或“外包”，预算少得不可理喻；三级会议（法国议会最重要的事情）休会，上台的议长力图通过发行长期公债和联合养老基金筹集资金，相关条款对投资人极其优惠。18世纪中期的伦敦债券市场欣欣向荣，政府的“统一公债”在债券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债券流动性强（也就是说债券容易出售），这对外国投资人（尤其是荷兰的投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在巴黎，相比之下，债券市场远远落后。法国的金融分化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

英国统一债券的成功

著名的英国统一债券（尽管有争议）是所有发行过的债券中被证明最成功的，因此值得我们了解。在18世纪末期，投资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投资：一种是收益率3%的债券，另一种是收益率5%的债券。它们是同一类型的债券，都属于永久债券，没有固定的到期日，如果债券市价等于或高于其面值（“票面价值”），政府能够回购（赎回）。下页的插图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统一公债—一份部分印刷、部分手写的收据，标有投资金额、债券面值、持有者姓名和日期：1796年1月22日，收到安娜·霍伊斯夫人101英镑，按100英镑支付利息或股份或联合股份，收益率为5%……在英格兰银行内可流通。

假定霍伊斯夫人花101英镑购买了面值100英镑的统一公债，她的年收益率将稳定达到4.5%（尽管这不是投资的最好时机）。当年4月，年轻的科西嘉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领导法国军队在蒙特诺特取得了第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20年，拿破仑对英帝国的债券和金融市场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但他完全不顾及欧洲的和平，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哈布斯堡皇族和波旁王族。要打败拿破仑，英国政府将会债台高筑。当政府债务上升时，个人持有的债券价格将下跌—最低的时候，英国财富缩水30%。▲安娜·霍伊斯1796年1月购买的收益率为5%的统一公债

1796年，很少有人会预测到，这个矮个子科西嘉人能成为法国的皇帝和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尽管如流星划过），至少安娜·霍伊斯夫人没有预测到。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伟大的（更加持久的）壮举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发生。在拿破仑滑铁卢溃败的几年当中，在法兰克福昏暗的犹太人聚居区内，一个“金融波拿巴”横空而出，他是债券市场的主导者，有人还说他是欧洲政治的统治者，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

“金融波拿巴”罗斯柴尔德

这段文字是由英国激进的下院议员托马斯·邓司肯在1828年发表的，他所指的那个人就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内森是一家银行伦敦分行的创始人，这家银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债券市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得富裕—富到足以在全欧洲建造41处华贵房产的程度。其中沃德斯登庄园位于白金汉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就是内森最伟大的曾孙，对这座庄园进行了整体镀金重建。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说法，他们家族杰出的先辈内森“个子不高、肥胖、有魅力、极其聪明、万众瞩目……我无法想象他会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伊夫林·罗斯柴尔德有相似的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伦敦圣·史威丁巷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办公室内，伊夫林凝视着内森·罗斯柴尔德的画像说：“我认为他意志坚定，深谋远虑。”

尽管通信记者都受制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内森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件却很少被保存下来。从我们可以看到的内森写的一封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手写体，像他们的所有信件一样，非常难懂的犹太德语（德语音译成希伯来语），其中描述了他所谓的犹太人的职业道德，可以看出他对不够机智的兄弟们缺乏耐心。我写信告诉你们我的意见，因为给你们写信是我的该死的责任……我阅读你们的信件不止一次，甚至可能上百次。你们要好好反省一下，饭后我通常不做什么，我不看书，不玩牌，不去剧院，我唯一的爱好是我的生意，受此驱动，我读了阿姆谢尔、詹姆斯以及卡尔的信件……迄今为止，卡尔的信件（提到在法兰克福买一处更大的房子）令我忧虑……所有的这些都是废话，因为只要我们生意好，我们有钱，每个人都会奉承我们，那些没兴趣通过我们去赚钱的人将会羡慕我们。我们的萨洛蒙对人对事都太过和蔼，如果一个寄生虫在他耳边耳语点儿什么事，他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高尚的人；而真相是，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有各自的利益。

内森的兄弟们称他是“首席将军”。1815年萨洛蒙疲倦地抱怨道，所有你曾经写到的就是—“付这儿，付那儿，发这儿，发那儿”。凭借天生的金融天赋，内森从法兰克福偏僻的犹太人胡同起家，进而掌控了伦敦的债券市场。不过，我要再说一次，金融创新的机会源自战争。

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1815年6月18日早上，在威灵顿公爵的率领下，67000名英国、荷兰和普鲁士的联军警惕地注视着离布鲁塞尔不远的滑铁卢战场，迎面而来的是由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兵力不相上下的法国军队。滑铁卢之战使英国和法国20多年来不断发生的冲突达到顶点，但那不只是两支军队间的战争，也是两种融资体系之间的一场竞赛：一方面，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依靠掠夺生存（占领区的税收）；另一方面，英国靠债务来维持。金融创新的机会源自战争。

从未有过为了军事冲突筹款而发行这么多债券的情况。1793～1815年间，英国的国债增加了3倍，达到7.45亿英镑，是英国全年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大量债券的发行对伦敦的金融市场影响深远。自1792年2月以来，具有代表性的面值100英镑、收益率为3%的统一公债的价格因为滑铁卢之战，已经从96英镑跌到60英镑以下，在某一时期（1797年）曾跌破50英镑。这是令安娜·霍伊斯夫人烦恼丛生的时期。

根据一个由来已久的传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取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内森根据战争胜负对英国债券价格的影响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投机成功。一些版本的故事说，内森亲眼目击了那场战役，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风暴，在威灵顿军队取得胜利的官方消息传来之前提前到达伦敦。他在债券价格大涨前购买了债券，金额在2000万～1.35亿英镑之间。后来，德国纳粹尽力渲染了这一传说。1940年，约瑟夫·戈培尔核准发行了《罗斯柴尔德之死》，书中描述了一个油嘴滑舌的内森，他通过贿赂一个法国将军，从而确保威灵顿军队的胜利，然后在伦敦误报战役的结局，为的是造成投资人对英国债券的恐慌性抛售，随后他以极便宜的价格猛力吸货。然而，1815年的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内森的发迹不是因为威灵顿军队的胜利，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可能因此被毁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也不是因为滑铁卢之战。

在排除一系列错误消息干扰之后，英国军队自1808年8月以来，一直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当时是威灵顿公爵，接着是亚瑟·威尔斯利爵士领导英国军队远征在前一年遭到法国入侵的葡萄牙。接下来的6年中，英国军队经常要把人员和物资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通过向大众出售债券，的确能为英国政府筹集到大笔现金，但钞票对远方的西班牙战场却几乎没有一点用。为了给军队提供给养，支持英国盟军共同抗法，威灵顿公爵需要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货币。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把债券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变成金币，然后把金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而在战时，从伦敦往里斯本运送几尼金币，成本很高，而且危险重重。然而当葡萄牙商人拒绝接受支付汇票时，威灵顿公爵除了运送现金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也不是因为滑铁卢之战。

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个小有成就的法兰克福古董交易商及证券经纪人的儿子，在1799年才到达伦敦，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英国北部的新兴工业区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购买纺织品然后出口。直到1811年，他才在伦敦进入银行业。为什么是那个时刻呢？英国政府开始求助于他解决政府的金融需求了吗？答案是，内森作为一个欧洲大陆的黄金走私犯，通过突破拿破仑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在英格兰和欧洲之间开始进行贸易，拥有丰富的经验。（诚然，破坏法国政府的威信只是眨眼间的事，但在纯粹的重商主义者的眼里，黄金从英格兰流出会不断削弱英国的战果。）1814年1月，财政大臣授权首席代表约翰·查尔斯·赫雷斯“雇用绅士（内森），用最隐秘的方式在德国、法国和荷兰大规模地收购法国的金币和银币，总价值不超过60万英镑，从现在开始两个月内，尽可能完成这项工作”。这些金币要送到停泊在荷兰港口的英国舰船上，然后运送给威灵顿公爵。现在，威灵顿公爵已经穿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完全要凭借罗斯柴尔德兄弟横跨海峡的信用网络去完成大规模的黄金转运工作。他们成功完成了英国政府委托的任务。威灵顿公爵很快就“获取充足的货币供应”一事写信表示感激。正如赫雷斯写的那样：“罗斯柴尔德圆满完成了我们的各种服务委托，尽管他是个犹太人，我们还是要对他充满信心。”到1814年5月，内森已为政府转运了将近120万英镑的黄金，是最初计划的两倍。

毋庸置疑，运送数量巨大的黄金即使是在战争末期也是非常冒险的。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来看，任务艰巨，收费高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任务的原因，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现成的银行网络—内森在伦敦，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詹姆斯（内森最小的弟弟）在巴黎，卡尔在阿姆斯特丹，萨洛蒙在内森认为可能需要他的任何地方。内森五兄弟遍布欧洲，他们利用市场间的差价和汇率差赚钱—这个过程就是套汇。比如说，如果巴黎的金价高于伦敦金价，在巴黎的詹姆斯就会卖出黄金，然后把现金发到伦敦，伦敦的内森就会用这笔钱购买更多的黄金。事实上，他们代表赫雷斯所进行的交易量足够影响到价格波动，进而提高营业收益率。另外，内森兄弟也会帮助英国政府为英国的同盟军支付大笔的津贴。到1814年6月，赫雷斯统计后得出内森兄弟已经完成1260万法郎的津贴支付业务。首相利物浦勋爵曾评论说，“罗斯柴尔德先生”已变成“一位非常有用的朋友”。他对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说：“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那时，内森的兄弟称内森是“债券交易之王”。

拿破仑在1814年4月退位后被放逐到意大利的小岛厄尔巴岛，在那儿他继续统治一个小帝国。但那个小岛太小，根本容不下他。1815年3月1日是会让那些在维也纳会议上商讨重建欧洲秩序的君主和大臣惊恐不已的日子—拿破仑重返法国，下定决心复兴他的帝国。拿破仑伟大军队的退伍军人重新集结到他的旗下。内森·罗斯柴尔德听到这一“坏消息”后，立刻开始购买黄金，凡是他和他兄弟可以买到的所有金条和货币都予以购进，并转由赫雷斯运给威灵顿公爵。罗斯柴尔德家族供给的金币总价值超过200万英镑，足够填满884个盒子和55个桶。同时，内森继续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军提供津贴支付服务，在1815年，他和赫雷斯共计完成了980万英镑的交易。这种服务的佣金从2%～6%不等。拿破仑重返法国政坛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富人。但是，内森低估了购进数量如此庞大的黄金的风险，正如内森曾设想的，与拿破仑的所有战争一样，新的战争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他差点犯了致命的错误。不论内森多早收到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威灵顿公爵对滑铁卢之战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称“这将是你一生中能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战争”。在经过一天的艰难冲锋与反冲锋以及英勇防御之后，姗姗来迟的普鲁士军队最终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威灵顿公爵来讲，这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并非如此。毋庸置疑，内森·罗斯柴尔德能提前得知拿破仑军队溃败的消息是件欣慰的事情，这归功于他的信使的速度比给英国内阁传递战况的威灵顿公爵的官方信使亨利·珀西少校快将近48个小时。不论内森多早收到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不希望战争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他和他的兄弟拥有一大笔钱，战争一旦结束，就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战争筹款了。随着和平的到来，战胜拿破仑的伟大军队将会被裁减，战时联盟将会解散，这一切意味着士兵不再有工资，不再需要为英国的战时联盟支付津贴，战争期间飞涨的金价注定要下跌。内森面临的不是传说中的巨大利润，而是惨重并在不断加大的损失。英国统一公债的价格（1812～1823年）

但是，内森面前还是有一条可能的出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在债券市场上用他们的黄金做一次大规模、高风险的对赌。1815年7月20日，伦敦《信使报》晚间版报道说内森“大量买进债券”，即政府债券。内森的赌注是，英国取得了滑铁卢之战的胜利，政府借款预期会减少，英国的债券市场价格会飞涨。内森不断买进，英国政府债券适时开始上涨，而内森继续买进。尽管他的兄弟苦苦恳求他卖出变现，内森还是鼓足勇气一直坚守到第二年。到1817年年末，债券价格最终上涨超过40%后，他才卖出。算上英镑的购买力和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内森的利润在今天价值6亿英镑。这是金融史上最大胆的一次交易，也是从拿破仑军队的溃败中侥幸夺取的金融交易的胜利。胜利者与失败者的相似性对当代不会没有影响。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劲敌—巴林银行的一个合伙人的话来说：“坦白说，我没有勇气去完成这样的交易。他们计划周密，富于智慧，执行敏捷—他们长于金钱和基金的运作，而拿破仑长于战争。”奥地利首相普林斯·梅特涅的秘书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简直就是“金融波拿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就是金钱的先知。”

统治国际金融市场

在某种程度上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讶的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半个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统治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当代人来讲，他们经常从神秘的角度，寻求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取得非凡成就的解释。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一则记录，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拥有巨额财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神秘的“希伯来法宝”，这个法宝让伦敦分行的创始人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欧洲货币市场中的大人物”。19世纪90年代，类似的故事在俄国犹太人聚居区中流传。正如我们所知，纳粹倾向于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归结于操纵债券市场的消息以及其他精明的举措。即使在今天，罗斯柴尔家族的神话仍在流传。根据2007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宋鸿兵的那本畅销书《货币战争》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所谓的对美联储的影响，继续控制着全球货币系统。根据2007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宋鸿兵的那本畅销书《货币战争》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所谓的对美联储的影响，继续控制着全球货币系统。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发迹，在日益国际化的伦敦债券市场扮演了主导角色。他们通过建立资本金基础和情报网络—比其劲敌巴林银行要先进得多，在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据估计，1815～1859年，他们设立的伦敦分行发行了14种不同的主权债券（sovereign bonds），面值总计将近4300万英镑，是伦敦所有银行发行的债券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尽管英国政府债券是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最主要的债券，他们也出售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和巴西的债券。另外，1830年后，他们独家发行比利时政府的债券。特别要指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现金从政府那里购买新债券的发行份额，然后把这些债券分销到他们遍及欧洲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网络中，从中收取佣金。只有当从买家那里收到所有的分期付款后，它们才会把债券款项汇给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付给君主借款人的价格和他们卖给投资人的价格差很大（在首次公开发行后，再设定一个价格）。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以前就存在大规模的国际借款，尤其是在热那亚、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但不同之处在于，自1818年以后，伦敦债券市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下，他们坚决主张大多数新的借款国发行债券要用英国货币标定，而不是本国货币，并在伦敦或其他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支机构的市场支付利息。随着1818年收益率为5%的普鲁士债券的首次公开发行，一套新的标准确立起来了。经过漫长而不断反复的商讨之后，这些债券不仅在伦敦，同时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发行。德国法律专家约翰·海因里希·班德在他的著作《论国家债券交易》（1825）中指出，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任何政府债券的持有人……选择就近的分支机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取利息”。可以肯定的是，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生意，他们同时是债券交易商、套汇商、黄金交易商和私人银行家，也是保险、矿山和铁路投资商；不过，债券市场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与弱小的竞争对手不同，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投资于那些用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具有“投资等级”的证券上。到1829年，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发行的证券没有一家出现违约偿付情况，尽管在那个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次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多次危机中的首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蒸蒸日上。当内森在1836年去世的时候，其个人财富相当于英国国家收入的0.62%。1818～185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5处分支机构（法兰克福、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和维也纳）总资产从180万英镑上升到950万英镑。1825年，他们的总资产是巴林兄弟银行和法国银行的9倍多。到189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达到4100万英镑，超过德国最大的5家股份银行的资产总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日益发展成跨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管理各处分公司的资产。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不断增加。为了维护家族事业，他们对5个分公司的契约定期进行修订，并严格执行堂表亲联姻制度。从1824年到1877年，内森的父亲迈耶·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对新人结为连理，其中不少于15人是近亲联姻。此外，家庭都统一虔诚信奉犹太教，当其他犹太人家庭发生背教或混婚情况时，都会进一步加强他们作为“高加索王族”（即犹太）的观念。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金融系统具有某种深刻的变革意义。

老迈耶·罗斯柴尔德反复告诫他的5个儿子：“如果你不能让人们爱你，那就让人们怕你。”他们作为债券市场的统治者，凌驾于19世纪中期的金融世界之上。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恐惧超过对他们的热爱。与欧洲老牌贵族阶层的土地资产相比，具有更高收益率和更多流动性的新式财富的兴起令右翼反动分子哀叹不已。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金融系统具有某种深刻的变革意义：债券体系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哪里都能活下去，即使没有工作，也可以靠他们债券的利息生活，靠他们便携的资产生活，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生活，并成为首都城市的中坚力量。当各种不同的精英聚集生活在一起，知识分子、社会当局和债券高度集中，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海涅看来，作为“推翻旧贵族统治的三大恐怖人物”之一，罗斯柴尔德是与黎塞留、罗伯斯庇尔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黎塞留摧毁了旧权力，罗伯斯庇尔消灭了旧势力的残余，而罗斯柴尔德为欧洲造就出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把政府债券体系提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利……资助从前的特权阶级。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组建了新的贵族政府，但这一切都是基于最不可靠的东西—金钱……金钱比水更具流动性，比空气更不稳定……

同时，左翼激进分子对政界涌现出的一股新生势力表示不满。这股新生势力拥有对政府财政和大多数政策否决的权力。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发行债券的成功，有人把内森作为保险经纪人“无价值的联盟”画成漫画进行讽刺，帮助欧洲平息自由主义政治之火。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他和外国势力的联系，尤其是协助奥地利，帮助该国政府反对欧洲的自由”。自由主义史学家朱尔斯·米舍莱于1842年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认识很多欧洲国家的王子，以及不计其数的交易所经纪人。他把所有经纪人和国王的名字记在心中，甚至不用看通讯簿就能和他们谈话。他曾对其中某人这样说道，‘如果你任命这个人当部长，你的账户将出现赤字。’”可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在19世纪30年代，密西西比州州长一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来到美国，就讽刺“罗斯柴尔德男爵”“体内流着犹大和夏洛克的血，品行如同他的这两个同乡”。19世纪末，平民作家哈维把罗斯柴尔德银行描述成一条巨大的黑章鱼，触须延伸到世界各地。

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允许或制止战争，这引来了大众的强烈不满。1828年，普克勒尔-姆斯考（Pückler-Muskau）指出：“如今在欧洲，不管是谁，好像都没有能力去发动战争。”20世纪早期的一位评论家曾尖锐地提出：大家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同盟反对的话，任何欧洲国家或任何大国通过国家债券认购，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吗？

我们不妨假定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战争，战争毕竟让内森·罗斯柴尔德们完成了一桩最大的买卖。如果没有战争，19世纪各国对发行债券的需求会很少。正如我们所见，战争加大了风险，会打压现有债券的价格（像16世纪的威尼斯），债务国一旦战败或者丧失领土后会无力偿付利息。到19世纪中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已从经纪人变身成基金经理，专注打理他们巨大的政府债券投资。现在，战争冲突对他们来讲将会得不偿失。基于这种原因，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统一。也基于这种原因，他们不忍看到美国陷入两败俱伤的内战。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英国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决定了拿破仑战争的胜负结果。现在，他们通过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决定美国内战的胜负结果。现在，他们通过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决定美国内战的胜负结果。

美国内战与债券市场

1863年5月，美国内战已进行了两年，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攻下了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迫使南方邦联军队在约翰·C·佩贝尔顿将军的率领下向西撤退到密西西比河畔的维克斯堡。佩贝尔顿将军的军队击退了联邦军队的两次进攻，最终在联邦军队的重重包围下，弹尽粮绝。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日，佩贝尔顿军队投降。从此开始，密西西比河牢牢地掌握在北方的手中，而南方却被一分为二。

维克斯堡之战被视为美国内战伟大的转折点之一。然而，从金融层面来看，那并非决定性的战役。在那一年多以前，维克斯堡下游200英里处—密西西比河在此处流入墨西哥湾—就发生了决定性的战役。1862年4月29日，海军上将戴维·法拉革特攻破圣·菲利普的堡垒，从而控制了新奥尔良。这场战役相对于一年后的维克斯堡之战而言，伤亡不大，战时不长，但给南方带来的损失惨重。

南方邦联筹措资金的方法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因为归根到底，南方邦联的产业能力或者人力资源如同他们的资金一样匮乏。他们在军事方面付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懈努力。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经验不足的南方邦联财政部在没有现成可用的中央税收系统的情况下，通过向其市民出售债券支付军费开支，并筹集到两笔巨额贷款，分别是1500万美元和1亿美元。但是，在南方自给自足的农场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镇中，流动资金很有限。为了渡过难关，据说，南方邦联声称，他们已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希望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家族王朝能帮助他们打败北方军队，如同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曾帮助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军队一样。

上述想法也不完全是空想，在纽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对美国陷入内战感到惊骇。作为民主党的全国主席，他一直是史蒂芬·道格拉斯最重要的支持者。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史蒂芬·道格拉斯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竞争对手。贝尔蒙特强烈抨击林肯的“没收充公和强制解放”政策。詹姆斯的第三个儿子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在战争开始前，在家信中表达了对南方邦联的同情。于是，北方的某些评论员就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南方邦联。“贝尔蒙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所有的犹太人……都一直在购买南方邦联的债券。”这一消息刊登在1864年的《芝加哥论坛报》上。一位林肯的支持者谴责“犹太人、杰斐逊·戴维斯（南方邦联总统）以及所有的魔鬼”是邪恶的群体，反对联邦政府。当贝尔蒙特于1863年访问伦敦的时候，他亲自告诉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很快北方军队将获胜”。（不过有人怀疑就是此人说服英国帮助南方邦联的。南方邦联部长犹大·本杰明本身就是犹太人。）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选择支持南方邦联，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奴隶制度。南方邦联的信贷风险较高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毕竟，南方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在他是参议员的时候，公开主张拒绝偿付州债务）。这股猜测之风弥漫整个欧洲。当南方邦联在欧洲市场试图出售传统债券的时候，投资人表现出的热情并不高。但是，南方邦联有别出心裁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通过棉花。这是南方邦联经济的支柱产业以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他们的办法是，不仅把南方棉花的收成作为出口换汇的资源，而且把棉花收成作为发行一种新债券的后盾。当法国埃米尔厄兰格公司代表南方邦联发行棉花支持债券（cotton-backed bond）时，来自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反应更为积极。这批英镑债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们把棉花以每磅6便士的战前价格出售。这批英镑债券的收益率是7%，20年到期。尽管南方军队受挫，这批债券在战时也下跌不多，最简单的原因在于债券价格是以棉花作担保的。由于战时棉花需求增加，棉花价格也攀升。实际上，这批债券的价格从1863年12月到1864年9月已经翻倍。尽管南方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被击败，但棉花的价格在上涨。而且，南方邦联处于优势地位，通过控制棉花供货量的方式，随时可以进一步提高棉花的价格。

1860年，利物浦港是英国纺织行业进口棉花最重要的港口，而纺织行业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经济的重要支柱，其80%以上的棉花进口来自美国南部。南方邦联领导人认为，利用这一点能帮助他们迫使英国在战争中站在他们这边。为了给英国制造压力，他们对所有出口到利物浦港的棉花实施禁运。这一举措的实施效果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棉花每磅价格从61/4美元。上涨至271/4美元。从美国南方进口的棉花数量自1860年的260万包锐减到1862年的不到7.2万包。英国曼彻斯特南部地区的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棉纺厂，雇用了大约400名工人，而这个数字只是位于兰开夏的国王棉纺厂的一个零头。国王棉纺厂总共雇用了30万名工人。没有棉花供应，工人也就无所事事。到1862年年末，半数的工人不得不被解雇，兰开夏总人口的1/4处于穷困潦倒等待救济的状态，他们称此为“棉花饥荒”。这只不过是场人为的饥荒。那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当然，棉花禁运不仅仅导致英格兰北部人们的失业、饥荒和暴乱。棉花短缺也拉动了棉花价格上涨，由此提升了南方邦联发行的棉花支持债券的价值。对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来讲，这是一种无法抵挡的投资。《泰晤士报》编辑约翰·德莱恩曾提到，后来的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就购买过一些这种债券。▲被裁掉一部分的南方邦联附息棉花债券

然而，南方邦联操纵债券市场的能力依赖于一个条件：如果南方邦联最终无力偿付利息的话，投资人有权拥有棉花实物。如果抵押，只有货物在债权人手中才可以实施。这就是1862年4月新奥尔良的陷落成为美国内战的真正转折点的原因。随着南方邦联的重要港口被联邦军队攻占，那些想把南方棉花作为抵押的投资人不得不突破联邦海军的封锁，这种封锁不是一道，而是两道。鉴于驻守在密西西比河周围的联邦海军实力不断增长，投资人的前景黯淡。

如果南方邦联能设法坚守住新奥尔良，直到收获的棉花装船运抵欧洲，他们就可能在伦敦售出300万英镑的棉花债券。或许，一向规避风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有可能冲破各种融资阻力。不过，他们解除了厄兰格贷款，因为他们认为“这笔贷款投机性太强，会引来更多疯狂的投机者……我们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名望的人做过这种交易。”南方邦联过于自信，他们停止了棉花供应，直至无法挽回。到1863年，兰开夏郡已从中国、埃及和印度找到了新的棉花来源。此时，投资人对南方邦联棉花支持债券迅速丧失信心，这严重打击了南方邦联的经济。▲南方邦联路易斯安那州面值5美元的“灰背”美元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枯竭和仅有的两份无足轻重的外国贷款，南方邦联被迫通过印刷没有后盾支撑的美元钞票，以满足战争及其他方面的花费—总价值达17亿美元。美国内战中的交战双方都不得不印刷钞票，这是实际情况。但到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的“绿背”美元按照金价仍然约值50美分，而南方邦联的“灰背”美元仅值1美分—在1864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枉然。南方各州和市政府纷纷印刷自己的钞票，这使情势进一步恶化。再加上南方邦联的纸币印刷技术低下，导致钞票很容易被复制，伪币泛滥。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于是发生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的物价飞涨了大约40倍，而北方的物价仅上涨了60%。在1865年4月，也就是南方邦联军队将领投降前夕，南方的经济正走向崩溃边缘，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南方战败最明显的预兆。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对的。那些投资南方邦联债券的人最后损失惨重，一无所有，因为获胜的北方联邦政府不承认南方邦联的债务。最后，南方邦联除了印钱筹措战争经费之外，别无选择。历史上抵制债券市场的企图，最终都会在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和军事屈辱中结束，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

食利者的安乐死

19世纪，被南方邦联债券搞得倾家荡产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在美洲，让这些债券投资者大失所望的远不只南方邦联，因为这只代表了最北边的欠债情况。在里奥格兰德河南部地区，拖欠债款和货币贬值的现象相当普遍。发生在19世纪拉丁美洲的种种迹象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暴露了20世纪中期即将到来的最普遍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些最有可能投资债券并能从即息偿付中获利的社会阶层，在当时最禁不住打击。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拉丁美洲共和党人较早地发现，如果债券持有者大部分是外来者，那么拖欠造成的伤害就不会那么严重。所以，拉丁美洲早早地发生了债务危机也就并不意外了。1826年9月，当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同时拖欠早些年在伦敦发行的债券时，第一次大规模的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了。

在诸多方面，债券市场还是很有威力的。到19世纪晚些时候，拖欠债款的国家面临着许多风险，如经济制裁、财政制约，甚至是军事干预（至少来自五个方面）。格莱斯顿在1882年威胁埃及，如果埃及政府不能对欧洲（包括他自己）持债人兑现还款承诺，英国将对其发动进攻。从投资者的考虑角度来说，大英帝国对于“新兴市场”的大力支持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治保护，排除了许多风险。在大英帝国之外，也有国家因拖欠债款而受到军事威胁。比如在1902年，由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临时组建的海军舰队对委内瑞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而在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对其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和有效）的保护。

但从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说，债券市场存在着很多漏洞。在伦敦城这个19世纪最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富有的投资者还是少数。19世纪早期，英国持债人的数量不足250000人，仅为当时该国人口的2%，而他们拥有的财富则是该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还多，他们的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左右。1822年，来自国债的利息收入大约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公共开支的一半，超过了该国非直接消费税收的2/3。直至1870年，上述比例仍没多大变化，分别为1/3和超过一半。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税收制度：许多常用必需品需要征税，用以向少数人支付利息。难怪像威廉·科贝特这样的激进派会奋起抨击。在1830年创作的《骑马乡行记》一书中，科贝特这样写道：“所有的国债、税收和赌博都是导火索，民众很自然地被激怒了……为了人们那点可怜的收入。”他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整个国家都会毁在“那些向民众放贷以维持这个罪恶社会体制的人们……包括借贷股票经纪人和储蓄经纪人……犹太人和所有征税者”的手里。

如此激烈的言辞并没有动摇那些人（在法国，像食利者这类人，他们从政府公债中获得“年金”收入）的地位。相反，1830年之后的几十年成了这些欧洲食利者们的黄金年代。拖欠变得不那么频繁了。由于金本位制，纸币变得更加可靠。暂且不谈日益普及的公民选举权，食利者们的成功引人注目。储蓄银行（政府经常要求储蓄银行发行公债作为其本金）的日益崛起，真正将社会间接地纳入到了债券市场中。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社会生活方面，尤其当与经济生活交织在一起时，这些食利者们依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巴林银行、格莱斯通银行的中坚力量。最终将这一切结束的并不是民主制或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由那些欧洲精英们导致的一次财政货币灾难，这个灾难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将这一切结束的并不是民主制或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由那些欧洲精英们导致的一次财政货币灾难，这个灾难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通胀背后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对通货膨胀给出的著名解释中说：“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它是并且只能是一种货币的增长量超过产出量的货币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发生在交战国各国内部的现象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高通货膨胀率现象的出现需要五个基本的条件：1.战争导致物品短缺；2.战争导致政府从中央银行进行短期贷款；3.政府进而将债务有效地变成现金，增加了货币的供给量；4.公众通货预期转移，货币平衡需求下降；5.进而商品价格上涨。

但是，纯货币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通胀过程在一国要比在其他国家更能快速深远地发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导致的结果会各式各样。如果把1914～1918年间主要交战国的所有公共花费汇总，就会发现英国的总花费远远超过德国，法国的总花费远远超过俄国。以美元为单位，在1914年4月至1918年3月间，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共负债额的增加值远远超过同期的德国。事实上，1913～1918年间，德国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上涨百分比（1040%）远高出英国（708%）或者法国（386%），但是该百分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分别为1116%和961%。与1913年相比，到了1918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品批发价格要远远高出德国。1918年德国柏林的生活消费指数是战前的2.3倍，这个变量在英国则为2.1倍。那么，按照这些数字显示，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是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变得一文不值的是德国马克，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货币？问题就在于战时和战后的债券市场。

战争期间，所有陷入战争的国家都被战争债券牵引着。那些之前从未买过政府债券的小额储蓄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开始投资战争债券。然而，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不同，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无权涉足国际债券市场（德国最初拒绝在纽约债券市场投资，之后一直被排除在大门之外）。而协约国则可以在美国或是富有的英帝国出售债券。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则被排斥在外，只能在自己国家出售债券。柏林和维也纳虽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远比不上伦敦、巴黎和纽约。结果，德国及其同盟国在国内出售债券愈加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发行了过量的战争国债，超过了投资者的承受范围。很快，德国和奥匈政府就开始向其中央银行求助购买短期贷款，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中央银行购买的短期国债数额的上涨预示着通货膨胀的到来，因为与出售公众债券不同，将这些票据兑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到战争结束时，差不多1/3的德意志债务都是“浮动的”或者说是未清偿的。而且，德国政府发行了过量的货币，仅仅是由于战时价格管制，才未使整个国家陷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战败使得这些国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之前，各方都向纳税人和债券持有人保证，只要战争胜利，敌人将会为这些债务埋单。可是事与愿违。这些国家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意味着国家的破产。那些先前投资债券的人本希望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战败和革命意味着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德意志帝国的债权人不得不为这场灾难埋单。比战败更严重的是，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间频繁爆发的革命，更让这些投资者难以安心。还有在凡尔赛召开的巴黎和会，让这个稚嫩的魏玛共和国背上了一笔数额未定的赔款债务。当1921年债务最终确定时，德国人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数额惊人的高达1320亿“戈德马克”（一种战前马克）的外债。这笔赔款相当于国家收入的3倍多。尽管并不是所有这些债务都即刻生息，但预计的偿付款占到了1921～1922年间德国1/3以上的财政支出。那些寄希望于德国的投资者在1921年夏天对未来并不乐观。而战后流入德国的外资仅仅是一些短期的投机货币或“热钱”，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不久就又流出了。

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1923年的那次恶性通货膨胀看成是《凡尔赛条约》导致的恶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德国人愿意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通胀与条约的签订有很大关系。德国人一直声称，战后的巨额赔偿是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除了印制更多的钞票以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去应对赔偿。通货膨胀是马克贬值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所有这些都忽略了德国国内货币危机导致的国内政治隐患。魏玛共和国的税收系统是脆弱的，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新生的政权对于那些拒绝纳税的高收入人群而言缺少合法性。与此同时，公共支出的开销没有合理的预算，政府尤其对公共部门的工资出手大方。远在与战胜国签订赔偿协议之前，税收不足加上过度开支，就导致了德国在1919～1920年间巨大的财政赤字（超出国民生产净值10%）。1923年，也就是德国中止偿付战争赔款那一年，财政赤字已相当惊人。更糟糕的是，那些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对稳定德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在1920年中期，当机会摆在面前时也无动于衷。德国财政界精英们大都盘算着，在货币贬值失控的情况下，那些战胜国会被迫修订先前有关战争赔款的协议，结果会使德国出口的商品与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相比价格低廉。事实上，局势也是这么发展的，德国马克的贬值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德国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处于战后发展衰退期时，由这场通胀引起的1920～1922年间的经济繁荣，导致进口需求大大增加，这样便消除了原来预期的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对局势作出错误估计。当法国从德国官方一心要还清债款的伪善承诺中醒过神来时，他们终于决定通过对鲁尔河流域工业区发动军事进攻来收回赔款。结果导致德国宣布总罢工（“消极抵抗”），用更多的纸币进行赔付。恶性通胀终于发展进入到最后阶段。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确实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政治现象，即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根本缺陷所导致。事实上，面对敌国战后日益减少的国内收入，确实有危害性更小的方式去解决德国国内和国外债权人相冲突的索赔要求。但是，许多德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国内经济停滞和他国挑衅并存的状况下，最坏的结果终于发生了—德国自身货币和经济体系全面崩盘。到1923年20年底，大约有4.97×10德国马克在流通，每天大约有200亿马克在市面上流通，而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最高的百分之1820亿。当时的价格水平平均是1913年的1.26万亿倍。但是，确实还有一些短期的好处出现。到1922年最后一个季度为止，通过鼓励消费、限制存款以及加速通胀，德国国内生产的总产量和就业机会大大增加。正如我们看到的，贬值的德国马克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但是，最严重的时刻直到1923年才到来。德国工业产量降到了1913年水平的一半；失业率达到了最高峰，工会成员中有1/4失去了工作，1/4的人靠做临时工维持生计。不过，这并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这场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打击，以及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创伤。艾利亚斯·卡内蒂后来在描述他年轻时在遭受通货膨胀打击的法兰克福地区的那段经历时写道：“严格而具体地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群体现象。这是货币贬值的一个‘安息日’，人与钱之间奇怪的相互作用—钱代表了人，人代表了钱，人们感觉自己和手中的金钱一样‘恶劣’，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糟。金钱和人都被局势摆布着，同样都感到毫无价值。”▲高通胀率的代价：1923年11月面值10亿的德国马克“贬值”是通货膨胀的主要产物。这不仅仅限于货币本身，那些以该货币计算的一切形式的资产、收入以及债券，都会变得一文不值。对于德国来说，一场通货膨胀扫清了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堆积如山的内债，成功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但却难以逃脱战前就欠下的大笔外债。通货膨胀对于税费也同样有着不小的影响，债券的持有人、拿固定工资的居民都会受到牵连，甚至还会影响到中上阶层人们的生活，包括那些食利者、高级公务员以及各类专业人才。唯一能够幸免的就是企业家们—他们调高价码、买进美元、投资实业（如房产、工厂），或者使用正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恶性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长期不良后果：银行受损、利率高企，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并让经济蒙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对于德国来说，恶性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小觑。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发表了有关“食利者的安乐死”见解。他说，相比带来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虽然让那些“食利者”大失所望，却更能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知道哪种结果更恶劣。但就在那之前4年，凯恩斯本人还曾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后果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很隐蔽地没收公民相当一部分的财富，通过这种方法，政府不但可以没收，而且可以肆意地没收。这种手段使许多人变得穷困潦倒，但却为另一些人谋得了福利。关于这种对财富的肆意重新分配，不仅仅从国家安全和稳定性上，而且对于现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可信度也造成了威胁。对于那些得到横财的人来说……他们是受益者，但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抨击的目标。对于资产阶级，通货膨胀对他们造成的伤害绝不低于无产阶级对其的冲击。而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长久的债务关系（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基础）全然变得杂乱不堪，甚至失去了效用……“现在还没有一个巧妙、可靠、能够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法。”凯恩斯把自己的见解归功于列宁对他的影响。虽然没有记录表明列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但他的同事博利舍维克·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印钞厂比做财政补给的机枪，把火药都射进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背后。

苏联的经历提醒我们，德国并不是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衰退的国家。除苏联以外，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当时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和波兰，它们在1917～1924年间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拖欠了沙皇的全部债务之后，恶性通货膨胀随即而至。俄国的债券持有者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匈牙利和希腊所经历的货币、债券市场的陷落崩溃。

如果说恶性通货膨胀与世界大战的失利息息相关这比较容易解释得通，但这一切仍然是个谜。在近期，也有许多国家由于经济上的困窘拖欠了外债—要么直接拖欠支付利息，要么采用货币贬值的间接手段。然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子没能随着世界战争的结束而消散，究竟是为什么呢？

通胀的政治与货币推手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老板比尔·格罗斯是以在赌城拉斯韦加斯玩21点起家的。在他眼里，投资债券总是有那么点赌博的因素在里面，即通货膨胀的加剧并不会使投资债券年利率带来的收益缩水。正如格罗斯所说的：“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而固定利率仅有5%时，这说明债券持有者的收益落后了通货膨胀5%。”正如我们所见，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削减了投资资本总额和应得利息的购买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上稍微有通货膨胀的风吹草动，债券的价格就出现了下滑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通货膨胀率的直线飙升，相对债券市场而言，美国内华达州的赌场成为了当时最佳的投资场所。格罗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美国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时的情景（1980年4月通胀率最高时甚至近15%）。他说：“那时的债券市场十分糟糕，当时的熊市不仅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历史上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更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年收益率是负的3%，与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一样糟糕。而今天，仅少数国家的通胀率在10%以上，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还在遭受着恶性通胀带来的困扰。追溯到1979年，全球至少有7个国家的年通胀率在50%以上，有60多个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英国和美国就位列其中。在这中间，受到通胀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阿根廷。整个20世纪，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史切切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

阿根廷曾一度是繁荣兴旺的代名词。“阿根廷”的名字意为白银之地，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坐落于拉普拉塔河岸。拉普拉塔河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白银之河”。这个名字不仅仅指这条河颜色浑浊的河水，也指取自于河水上游沉淀的白银。根据近些时候的估算，阿根廷在1913年曾位于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国家之列。在非英语国家中，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稍低于瑞士、比利时、荷兰和丹麦。1870～1913年之间，阿根廷的经济飞速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和德国。阿根廷的国外资金投资甚至与加拿大相比肩。世界上两个哈罗斯百货商店的位置也绝非随意为之：一个位于伦敦的骑士桥，另一个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佛罗里达大道上。当时的阿根廷有能力，也有志于成为南半球的英国，甚至美国。1946年2月，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裴隆将军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银行。裴隆对于自己的所见大为惊讶，他赞叹道“这里的金子实在太多了，过道都无法通行了”。

而整个20世纪，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史切切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的经济表现明显不如其邻国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其中六七十年代尤其不理想。到了198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回降到了1959年的水平。相比1913年，当时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72%，而1998年这一数字则降为34%。阿根廷逐渐被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甚至邻国智利赶超，这令阿根廷人难以释怀。而这一切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一种解释是由于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52年、1956年到1968年、1968年到1970年以及1974年，阿根廷在这几年期间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而1975～1990年间，年通胀率甚至达到了三（甚至四）位数，其中1989年达到顶峰，高达5000%。另外一种解释是由于债务的拖欠：阿根廷曾分别在1982年、1989年、2002年和2004年四次拖欠外债。但是，这些解释并非那么可信。1870～1914年间，阿根廷同样遭受了至少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通胀率均保持在两位数，同时也至少两次拖欠债务。要想真正了解阿根廷经济衰败的原因，从政治和货币角度观察通货膨胀现象是很有必要的。

土地寡头曾力图把阿根廷的经济建立在对英语国家（这些国家在大萧条时期曾遭受了重创）的农业出口上。大规模的移民（如同在北美）得不到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居无定所，这导致城市工人阶级人口过多，产生比例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开阿根廷军事政变先河，随后军事对于政治反复不断的干预，为裴隆统治下新兴的准法西斯政治铺平了道路。表面上看，裴隆为人民提供了高额的薪水，为工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为阿根廷的实业家们提供了保护性关税。而1955～1966年间，裴隆曾企图倚仗货币贬值来调和农业和工业的利益。1966年，另一场军事政变之后仍未能兑现原先的许诺，技术现代化的变革没有实现，反而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货币再度贬值。1973年，裴隆再次当选阿根廷总统，恰巧世界通货膨胀来袭，这一次阿根廷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飙升至444%。又一场军事政变让阿根廷陷入了暴力的僵局，数以千计的人被蛮横拘押或者“失踪”。从经济层面上讲，发动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让阿根廷背负了快速增长的外债，截至1984年，外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尽管这还不到20世纪初阿根廷债务顶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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