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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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调的逻辑试读：
自序
时间过得真快！21世纪转眼过去15年，中国经济成长经历又一轮波澜壮阔的宏观周期起落，目前正处于下行调整关键阶段。本书收录内容，部分是对近年宏观经济形势的零散评论，大部分是有关胡温主政时期10年宏调史的评论文章。这些文字记录了我对21世纪中国开放宏观经济成长运行的点滴观察思考，也体现了我愿意结合历史演变背景来分析探讨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习惯。
重视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研究21世纪中国宏观经济，至少应有两点意义。一方面，21世纪初年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的展开过程及其不同侧面表现，无论在深化拓宽对开放宏观经济重大问题学理认识方面，还是在对正确把握当代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驱动力量和现实机制上，都提供了很多鲜活重要的经验事实与素材。历史与逻辑具有统一性，认知当今经济变革大时代的内在规律与逻辑，应有历史演变的观察视角。
另一方面，近年中国经济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减速调整，目前仍面临下行压力考验。就如何看待目前形势与展望前景而言，无论学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存在较多分歧。在经济形势“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背景下，借鉴中国宏调史观察视角，重视从系统分析早先扩张阶段的失衡因素形成机制与特点入手，结合当前现实情况，探讨认识本轮调整为何难的实证根源，对正确把握经济未来走势不无裨益。
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已成为昭然于世的经济现实。中国经济开放追赶及其伴随全球经济格局演变所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虽已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重视，并已取得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观察研究还远远不够，学术研究与理论认知仍明显滞后于经济实践发展。基于对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的观察思考，笔者在近年有关开放宏观经济学课程与讲座中，在过去10余年主持协调“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梳理和思考。有关研究论文和报告收录于《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03—2013）》一书中，并于2014年出版，有关短篇评论文章同时结集于《搞对价格管好货币》一书并出版。
本书收录了笔者过去两年多有关21世纪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的评论文章。内容大体分三块。一是2013年年初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财新《新世纪》杂志上就胡温时期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发表了60篇系列评论文章，对21世纪初10年宏调史涉及的部分问题，从时间纵向与专题横向两个角度做了初步梳理与探讨。二是对十八大以后我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零散评论文章，主要在FT中文网、《改革》杂志等媒体发表。三是从双重调整和历史观察角度分析目前经济形势特点的研究报告的缩写文章。这些文章的讨论内容与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21世纪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课程的努力相一致，体现了我对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一些特征性现象的观察思考兴趣。结集出版之际，出版社编辑把这些文章分拆编排为4个部分11章节，形成这本小书的内容结构。
感谢汪丁丁教授和胡舒立女士对于最初写作10年宏调史系列评论的热情鼓励和支持，感谢财新《新世纪》不同时期编辑人员朱长征先生、叶伟强先生、李增新先生等人的支持，感谢FT中文网编辑徐瑾女士、《改革》杂志编辑杨哲宇先生的热情合作。最后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王斌社长亲自过问本书出版，特别感谢黄维益和刘淑娟认真专业的编辑，使得这本小书得以出版。
卢锋2015年11月底于北京西郊天秀园住所前言十年宏调回头看
2012年11月17日，周小川在“财新峰会”发表主题演讲，对过去10年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从10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据悉，周小川此演讲本为“2012年雅克布森基金讲座”准备，由于未能按计划赴日本演讲，改在国内用中文发表。
周小川担任过不同部级领导职务，但更可能作为中央银行家被历史记录。这次演讲被看作是他10年主政央行货币政策遗产的一次小结，注定会成为研究21世纪初中国货币政策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央行行长是比较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高级职位，周小川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货币政策设计实施原委，娓娓道来又亮点频频，其实是中国转型背景下央行专业化水准提升的一个标志。如果说朱镕基当年兼任央行行长时以凌厉的手段为严治通胀垂范，周小川则在提升央行高层专业化水准方面成绩显著。
周小川重视历史反思的意愿取向，也为当下需要。十八大以后出现全国上下热议改革的可喜局面。“温故而知新”，开创未来改革发展的新局面，需要系统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和规律。细察10年经济运行轨迹，总结宏观调控（以下简称“宏调”）经验教训，对未来改革探索具有史鉴意义。
过去10年非同寻常，经济成长有很多新现象值得反思，宏观经济运行有很多新矛盾值得探讨，政策实践有很多新经验值得总结。例如，周小川在演讲中四次提到21世纪初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此“双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实践相联系的特征现象和新鲜经验。
传统发展经济学“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储蓄与贸易缺口，国际收支标准形态应是经常项逆差与资本项顺差匹配。然而21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逐步出现双顺差现象，进入21世纪后，双顺差规模更扩大到大国范围绝无仅有的地步。其规律含义值得探讨。
与此相联系，人民币面临趋势性升值压力，成为中国开放宏观经济面临的又一全新问题。人民币汇改发轫于开放之初。没有当初引入“出口换汇成本”对官方出口汇率大幅贬值，不可能有早年特区开放的成功探索与突破。
然而，初期十几年汇改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封闭体制遗留的实际汇率结构性高估失衡，新时期汇改则需解决如何应对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派生本币趋势性升值要求问题。有管理浮动汇率制虽早在1994年已成定论，但新时期重回比较灵活的汇率制仍极为困难，对此尤其需要总结经验反思解析。
新时期开放经济内外部平衡方式也令人困惑。外汇储备过量增长，意味着国民储蓄大规模流出，似乎显示内需不足。然而10年宏调的大部分时期，有关部门用各种方法抑制国内投资，可见“内需不足、储蓄过度”并非经济运行的自发结果。抑制较高收益国内投资，海量投资低收益外国国债，对这样的组合现象需理性探讨和科学解答。
另外，还有很多具有认识挑战性的现象：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得仰仗外需，如何解释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总需求率先V形回升？既然早已确定主动、渐进、可控的正确汇改方针，为什么汇改实际进程仍明显滞后？如果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真是我们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失衡要等到21世纪初才得以凸显？为何其他很多国家受国际货币体系影响，却并未普遍面临类似困境？
为什么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而宏观调控政策却治冷易治热难？如何看待宏调工具选择上表现出来的“十八般武器”一起上的宽泛化特点？如何看待产能过剩对宏调政策的分析支持含义与实践效果？如何看待货币过量冲击下不同物品价格的响应特点？积极宏观政策与刺激政策是一回事吗？如何理性评估“4万亿”刺激利弊得失？这些有待探查问题的清单，很容易增广加长。
系统探讨上述现象、问题、矛盾及其背后的规律内涵，无疑是经济学研究引人入胜的题材，也或许能对未来政策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一部分宏观调控知多少第一章从胡温景气到习李宏调胡温景气与宏观大势
经20世纪90年代深度改革与入世（世界贸易组织）开放洗礼，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迎来新一轮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开放景气增长的来临与胡温主政大幕拉开之际重叠，日后经济史学家或会称之为胡温景气。
虽然“金砖国报告”在21世纪之初预见到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增长格局中脱颖而出，然而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范围、强度和影响，还是超出几乎所有观察人士的预期。
以钢铁为例，世纪之交国内外权威报告预测，中国钢铁产出与消费规模到2020年将达到1.5亿吨左右。然而事实是，2005年中国钢铁产量已经超过3亿吨，2011年产量达到6.85亿吨。我国钢铁产量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15.6％快速提升到2011年的46％。
汽车市场扩张是又一特征事实。芝加哥大学福格尔教授1999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预测，2015年中国汽车年购置量将超过1000万辆，引发与会者普遍质疑。然而实际上中国汽车产量2009年就超过1000万辆，2011年达到1380万辆。
2003年高盛的“金砖国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预测结论：中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将在2041年第一次超过美国。当时这个预测不啻石破天惊。然而2003年以后的实际情况显示，晚近10年中国实际经济的追赶步伐，远远超过该报告预测的速度。
事实是，2003—2011年以汇率折算的中国美元GDP年均增速，比美国GDP年均增速约高15.6个百分点。即便这个追赶速度未来回落到11％，中国也会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体量最大的经济体。这将比高盛报告预测的时点提前20年。
追赶提速由三方面原因决定：一是我国年均略高于10％的实际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二是较高通胀率使我国名义GDP更快速追赶；三是不同于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较高通胀下快速增长，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规律“倒逼”本币汇率大幅贬值，晚近时期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对外竞争力仍趋势性提升，顺差失衡“倒逼”人民币名义汇率持续升值。
快速成长使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大幅提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0—2005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率约为7％，到2005—2010年增量贡献率上升到21％。2011—2015年这个指标值将提升到29％。
10年宏观经济短期走势可分两个时期。前半期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是高增长时期，增长率几乎都在两位数以上。以铁本事件为标志的2004年紧缩措施，使2005年经济增速一度走缓。然而2006年宏观经济重拾强劲增长势头，2007年在经济增速、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飙升等方面达到整个时期的峰值。
后半期从2008年下半年至2012年年底，经济运行仍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速。然而在内外新环境下，经济走势经历了三阶段异乎寻常的波动。
一是经济增速较快滑落阶段。2006年和2007年经济偏热增长与通胀伴随一般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飙升，政府实施多方面紧缩调控政策引导经济减速下行。同时，国际金融危机酝酿爆发，我国出口需求急剧收缩。内外下行力量作用下，经济增速较快滑落：2008年四季度降到7.6％，2009年一季度跌入6.6％这个10年最低位。
二是经济增速V形回升。2008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并以“快、重、准、实”方式贯彻实施。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又得超常刺激政策助推，货币与信贷增长率2008年年底便触底反弹，钢铁、工业增加值增速等周期先行指标2008年底止跌回升。总需求2009年二季度反弹，2010年一季度达到11.9％这个危机后峰值。
三是经济增速趋缓回调。刺激措施推动经济V形回升，带来稳就业等方面成效，凸显中国领跑全球经济复苏的能动作用。然而超强刺激措施有副作用，信贷与货币超常扩张引入后续通胀压力。房地产再次成为资产价格泡沫化重灾区，2008年11月刺激政策问世后不到一年半期间，官方房价指数竟飙升四成以上。
高通胀推动宏观政策转向紧缩，2010年二季度后经济增速持续趋缓，2012年二、三季度回调到7.6％和7.4％的偏低水平。
纵览1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基本特点可用三句话描述：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宏观政策运用“治冷难治热”，宏调工具选择“偏于宽泛化”。经济易热难冷“易热不易冷”是晚近10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特征事实。冷热指实际经济运行与潜在增长水平之间的相对状态。偏热大体指总需求及其决定的短期经济增速高于潜在增速并伴随通胀压力，偏冷则相反。
精准衡量经济潜在增速存在困难，学界对我国潜在增速估值也无定论。一般认为，过去10多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应在9％～10％。以此参照，2003—2007年我国实际增速都超过10％，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12.7％和14.2％，前半期经济增速偏快应是不争事实。
2008年以及2010—2011年经济增速仍在9.5％～9.8％这一不低的水平。2009年一季度增速滑落到6.6％的低谷，然而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总需求很快V形回升，全年增速仍达8.9％。唯有2012年比较例外：受内外因素制约，稳增长政策比较注意避免过度刺激，经济增速略低于8％，为7.8％，是10年中唯一经济增速偏弱的年份。
经济运行易热难冷，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强。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发展阶段特点决定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另一方面，转型环境仍存在一些深层体制扭曲因素，往往会对经济运行带来过快增长冲击和压力。
后发优势使得我国能以相对低廉的代价引进和研发新技术，并与我国不可贸易要素结合推动经济增长。本国投资与外国资本流入，使物质资本规模较快扩大。各类劳动者通过正规教育、迁移择业、干中学等渠道积累人力资本，加上适龄劳动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上升，都有助于提升潜在供给能力。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和参数快速变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追赶。
改革开放降低制度成本，为中国经济持续追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体制支撑条件。如没有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筚路蓝缕的改革，没有随后改革开放不断突破，建立起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架构，上述常规增长因素的绩效必大打折扣，增长持续性也难保证，中国追赶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的大格局也无从谈起。改革开放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中国做对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为潜在总供给持续高增长注入可靠动力。一方面，中国道路具有深刻的国情特点，然而就其合规律性内容而言，与一般发展原理及国际比较经验其实也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我国体制转型环境下一些特有的扭曲因素，经常对经济增长产生过度助推力，对宏观经济易热难冷的特点也有重要解释作用。
我国干部选用体制与地方竞争机制，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动力源。各行政区在招商引资方面激烈竞争，行为类似处于同一市场的大公司。主政官员无论源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利动机，还是出于做好政绩更快升迁的自利考量，对扩大投资多上项目无不力争上游。地方主政官员并非由本地选民选举产生的较高流动性，使其行为更具有冲破预算约束的投资饥渴症特征。
我国独一无二的城乡分割土地制度，为经济增长装上又一台强有力的增长发动机。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市场广泛交易。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在大农业范围运用也很少受限，农民拥有土地长期承包权，其使用、配置、收益权也可通过市场交易。但农地不许通过自发市场流转方式进入城市化建设。城市化所需新增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国家征地渠道，首先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性为国有土地，然后再经由国家垄断的一级市场供地。
这套独特历史环境下演变来的独特土地制度，为政府参与和调控经济活动提供了“利器”。农地一旦投入城市建设，有可能发生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增值溢价。现行土地制度硬性规定农地只能在农业部门利用，逻辑上潜在断定农地主人放弃农地的机会成本仅限于未来农业预期收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溢价大部分成为土地经营方——地方政府占有或控制收益。
新时期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经济扩张提供新能量来源。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出让金额从2001年的49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02万亿元，10年增幅高达60倍。政府经营土地收益用作资本金，能通过抵押贷款在获取投资项目资金支持方面产生放大效应。土地经营市场的宏观顺周期性质，使得地方政府在影响经济政策取向上通常采取“做多不做空”立场。
基本面条件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充足，扭曲性因素则为增长引入过度风险。“双引擎”的强大驱动力，派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呈现“易热不易冷”的不对称现象。宏调治冷难治热
如果说晚近10年宏观经济表现的特点是“易热不易冷”，从宏调政策成效看则显得“治冷难治热”。当然治冷也有不易之处。不过应对经济增速偏低偏冷时，各类政策工具协调性较强，各方利益比较一致，只要政府愿意出手，政策实施与收效会比较快捷和明显。
4万亿刺激政策是显示宏调“治冷”得心应手的典型案例。当时经济增速一年快速下跌4个百分点，同时出口急剧收缩，2009年出口年度降幅高达16％。内外冲击下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失色，经济“长冬”“L形”走势难免之类的观点，一时广为流行。
然而随着刺激措施推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很快扭转跌势，如钢产量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都在2008年底止跌回升。2009年一季度数据，通过货币信贷及部分实体经济先行指标，已清晰显示宏观经济V形回升态势。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大幅反弹及货币信贷猛烈扩张，提示宏观经济“冷与热”两端风险实际已悄然移位。我国现阶段宏调“治冷”确实身手不凡。
这段宏调实践还提示，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即便面临2008年底那样的经济低迷形势，大手松货币也会带来通胀与资产泡沫问题。2012年宏调政策目标再次以“稳增长”为关键词，或许借鉴了早先过度刺激的经验教训，转而采用较为温和宽松的政策引导经济逐步企稳回升。2012年经济减速调整态势，与宏调治冷功能较强判断仍并非矛盾。
应对经济偏热通胀则颇为不同。由于多方面原因，宏调政策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胀，要来得比较麻烦，甚至不无纠结。
首先是识别判断经济过热就要多一些周折。2003—2004年出现第一波经济走热和通胀形势。此前信贷增长率从2001年上半年的10％增长到2003年的20％以上，同期货币增长率也从12％～13％上升到近20％的高位，钢产量和工业在2002年逐步进入增长高位区间。虽然先行指标明显提示经济偏快倾向，但由于世纪之交的通缩背景条件，加上2003年上半年非典冲击引入不确定性，各方难以就经济面临通胀形势形成共识。
观察宏观调控政策情况，2003年虽有一些部门性逆周期调节措施出台，宏观政策整体方针到2003年年底和2004年年初才明确实现向“治热”紧缩方面调整。但由于通胀形势已然形成，后手调控自然要麻烦一些。后来对2006—2007年、2010年两波通胀形势的判断，也受不同因素影响而发生不同程度滞后。
关键宏观统计数据系统误差，不利于较快识别经济过热和通胀。例如，统计部门会在几个阶段发布与修正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据。最早通过统计公报发布最近季度与年度增长率，次年统计年鉴公布增长率确定值，最后可能还会公布利用普查数据调整数。观察不同时段统计数据误差发现，最先公布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值最低，随后统计值通常会提升调高。
例如当初统计公报发布2005年GDP增长率为9.9％，后来调整为11.3％，即最初公布数比调整数低估1.4个百分点。2006年最初公布增长率是10.7％，后来调整到12.7％，最初公布数低估2个百分点。2007年增长率从11.4％调整到14.2％，最初低估2.8个百分点。
有意思的是，观察2001—2011年历年误差方向，都是最初数据被低估，误差简单加总值11.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最初低估、后来调高”会对宏观形势研判引入系统偏差。如果2006年和2007年年初就知道2005年和2006年GDP分别增长11.3％和12.7％，而不是最初统计公报发布的9.9％和10.7％，对较早判断2006—2007年经济过热与通胀或许会有助益。
识别判定通胀较为滞后，还受到利益关系微妙作用。过度景气与经济过热虽不好，但短期会给各类市场主体——投资方、企业、地方“诸侯”带来利益，客观上有利于扩大就业。现实利益考虑使决策部门识别通胀更可能偏于审慎。“在晚会高潮时撤掉酒水”注定不受欢迎，这个宏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效应在我国转型环境中也有现实表现。
对宏观经济偏热、通胀形成事实判断后，我们治理通胀方法的一些特点，也不利于“治热”措施速收快刀斩乱麻之效。关键在于用汇率、利率两个基本价格工具调节有过多不便之处，实际运用较为滞后欠缺。以治理2003—2004年通胀为例，虽然2004年年初宏调政策已转变为以治理通胀为主，然而2004年10月才用升息工具，汇率变动要等到2005年7月才姗姗来迟。
与价格调节受局限相联系，“治热”政策工具选择初期往往较倚重部门性调控措施。如治理第一波通胀时，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投资占据较突出地位，信贷调控也一定程度上瞄准特定产业部门目标。好比医生治病，如果不能较早用特效药，而是较多针对直接症状用药，治理过程难免更为曲折复杂，宏调“治冷难治热”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宏调改革加减法
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大国经济成长所需的开放宏调体制架构意义重大。其要点不在具体的宏调政策调整，而在宏调模式与宏调机制的转轨。
因为，如何判断特定时点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采用宏观政策调节总需求，这类宏调政策运用属于短期性和技术性问题。哪些部门采用什么方式宏调，宏调是否恪守市场经济合理边界，是否足够尊重市场主体基本权利，这些则关乎市场经济基本规则，属于长期性和体制性问题。
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包含对宏调之手加以规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宏调改革是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环节之一。由于多样化宏调往往与一些既得利益纠缠在一起，加快改进完善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的宏调架构，也是政府部门切实转变职能的重要切入点。
宏调改革出不了“破立”二字。
破是做减法。30年宏调探索，特别是近10年开放大国的宏调实践显示，改革需做四道减法题。
一是在认知和概念上做减法。宏观经济变量指内涵外延大体能覆盖国民经济的整体变量，宏观调节则相应指通过调节宏观变量达到宏观大体均衡状态的干预举措。科学和严谨地界定宏观和宏调范围，减掉原本不属于宏观和宏调内涵的因素和对象，是宏调改革的认识前提之一。
二是要在宏调主体方面做减法。在科学界定宏观与宏调界限的基础上，一些部门职能定位需“去宏调化”，改变宏调“九龙治水”的格局。随着环保宏调、土地宏调、农业宏调等类似概念逐步淡出，宏调职能向少数宏观管理部门收拢，有助于更有效地发挥宏调政策功能，并提升对宏调政策成效的可问责性。
三是减少用行政手段搞宏调。这一点上下早有共识，政府采用这类手段时也表现出克制，但仍时有发生。如半年暂停建设用地供应，直接查大案推宏调，行政限价，对房地产市场超常管制，等等。通过改革建立更有效调节宏观波动的体制，进一步减少行政宏调发生概率，对市场经济长治久安运行有积极意义。
四是在“产业政策宏调化”上做减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升，早先必要的产业政策或许也应瘦身。另一层意思是实施产业政策需与宏调适当区隔。产业政策应界限清晰、相对稳定，宏调则因时而异、相机抉择，二者混合利用会派生更多任意干预与微观调控。产业政策独立于宏调政策，有助于提升产业政策的规则性与透明度，促进宏调体系建设和提升效率，助推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与避免过多的微观干预。
做好加法更关键。只有建成新体制，才能改好旧体制。加法不到位，减法难落地。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增加汇率杠杆的调节功能上做加法。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的运行经验显示，在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的背景下，本币实际汇率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面临趋势性升值压力。如名义汇率调节不够灵活，实际升值规律就会经由各种传导机制通过国内通胀“顽强地”释放出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宋国青教授2004年提出“汇率是纲”，确有认识穿透力。汇改已取得不少进展，下一步需深化改革，制度性限制货币当局汇市干预，使汇率机制基本完成向市场化方向转轨。
二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更好地发挥利率的杠杆调节作用上做加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很多成就，然而目前存贷款利率仍维持2004年引入的“上下限”管制，超稳定利差与银行准入垄断相结合，形成金融体制转型的一道难关。新时期银行应对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升，货币市场基础建设也有长足进步。需排除既得利益干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更好发挥利率价格调节功能创造体制条件。
三是应调整现行央行体制，在提升其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上做加法。借鉴国际比较经验，特别考察和总结10年宏调实践的经验，适当扩大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利大于弊。这方面改革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等局部利益的过多影响，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增强其可问责性。
四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扩充财政宏调功能上做加法。改革时期我国财政宏调功能从无到有初步发展，不过受体制转型进程制约，这方面功能发挥仍较为有限。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将减少政府财政直接投资比重，推进结构性税制调整。加快建成大国公共财政体制，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制度建设，同时也有望提升财政总量“自动嵌入”与“相机抉择”两重宏调功能。宏调改革呼之欲出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新总理李克强以清新朴实的风格，宣布“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等三项施政目标，阐述“能够牵一发动全身的”的三方面改革议题。宏观金融改革与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公正改革一起，将在新政府的改革议程中占优先地位。
谈改革思路，李总理开宗明义指出，“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为此将提升财政预算制度的透明度，“在金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阐述社会公正改革要旨时，他指出要“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把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权提到社会公正的高度加以强调。
新一届政府央行行长由周小川留任，中投负责人、财政部原常务副部长楼继伟调任财政部部长。这两位学者型高官学养好、经验丰富、改革思路多，主管两大宏观金融部门，应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宏观金融改革。
新总理亮相表态与关键财经部门的人事布局，给人以宏调改革呼之欲出之感。经济持续发展依靠转型升级，其基本动力应来自市场的力量，包括价格和竞争机制的引导和激活作用、企业家潜能的充分发挥、劳动者为各自梦想努力工作等。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结构与促转型的功能，政府需承担一大责任，就是要利用政策工具维持利率、汇率等基本价格大体合理，维护宏观环境的大体稳定。
否则，在价格扭曲、金融抑制、宏观失衡的环境下，借钱炒作资产就能赚得钵满瓢满，原本致力于实业的企业也会倾心于投机炒作捞浮财，市场机制作用会事与愿违地“诱使”经济向资产泡沫化方向“转型”。微观主体通常不会改变宏观失衡，而只会对给定价格信号和环境做反应。政府垄断货币权并掌控宏调权，在理顺价格与维持宏观稳定方面负更多的职责。
通过宏观金融改革建立新的以总量和价格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宏调政策架构，是30多年改革实践持续探索的重大问题。宏调探索虽取得诸多重要进展和成就，然而探索过程并未完结。回望新时期宏调实践，仍存在深层矛盾与问题有待破题与解决。
一是宏调涉及的一系列关系仍有待在认识上厘清。包括政府经济管理对象与宏观调控对象之间的关系，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与宏观调控机构之间的关系，宏调涉及的“总量、价格、间接”工具手段与“产业、计划、法律、行政”工具手段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有待在学理和实践上给以科学的界定与区分。
二是宏调体制选择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问题。宏调实践显示，如果不通过加快宏观金融改革，使得汇率和利率等基本价格杠杆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不仅无法更好地采用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的方式管理总需求波动，反而会客观上给通胀预期管理造成困难，在控制结构性物价上涨以及房价间歇性飙升方面面临被动局面。
三是宏观金融体制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的关系问题。例如在管制利率下，货币过度扩张，即通胀会导致负利率，不仅加剧宏观失衡，而且对国民收入分配带来负面影响。假定较合理状态下储蓄方应得2个百分点上下的实际正利率，用居民银行存款规模等数据匡算，2010—2011年的负利率可能给城乡居民储户带来万亿元规模的损失。这与政府增加居民收入政策目标显然不一致。
四是过渡性宏调模式难免带来负面影响。宏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意味着，在市场兼容性宏调机制尚未健全的背景下，过于宽泛的替代宏调方法会大行其道。这种模式虽有贡献，然而其中包含的过多非市场因素，会对市场经济秩序与规则完善带来不利影响，甚至派生旧体制因素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回归，不利于实现十六大时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新时期宏调实践内在矛盾与问题，可用一个简单的逻辑链条描述：价格搞不对是逻辑起点，货币难管好是传导环节，通胀压力大是直接后果，体制改不动是深层影响，宏调宽泛化是突出表现。只有在宏观金融领域进行系统改革，才能冲破宽泛化宏调模式背后的系统均衡。
新政府开局之际宏调方针展现出“求稳”与“谋变”两重思路。求稳是要通过短期宏观政策工具运用，培育2012年年底经济增速企稳回升的势头。谋变则要力推宏观金融改革，突破一段时期以来形成的宽泛宏调与部门利益结合形成的阶段性体制格局，构建一套适应追赶期开放大国经济成长所需要的宏调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论宏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确定六大领域改革议题，部署15方面重点改革任务，是中国改革史上又一里程碑式事件。
类似历次改革文告，改进宏观调控也是这次《决定》涵盖内容之一。《决定》提出“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把“科学的宏观调控”作为“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之一。宏调“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决定》要求，“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回顾历史，宏观调控是改革时代的产物。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概念，要求“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第一次提出宏观调控：“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求“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
依据十四届三中全会体改决定有关阐述，“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
十六大以来更多强调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要求“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由此可见这次宏调表述的新意和特点，明确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宏调手段，提出宏调机制化，体现决策层宏调理念创新。针对危机后形势发展，要求“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这是全新表述。再提“科学的宏观调控”，折射高层意识到需系统反思与应对这个复杂问题。
成熟市场经济下宏观政策对象主要指总需求管理与稳定政策，侧重调节开放宏观经济的总量关系及其平衡，宏观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的特点，央行和财政部等是主要宏调职能部门。中国20余年探索宏调体系仍未基本定型，与转型期宏调实践的一些特点有关。
我们对宏调目标和对象界定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总量平衡，而且涵盖结构优化目标；为此在政策工具上就需要借助计划、产业政策等多样化工具；在政策实施主体上表现为很多部门参与宏调。对象宽、工具泛、主体多的宏调体制虽便于灵活施政，然而宏观经济波动短期变异度较高，宏观调控有相机抉择特点，与结构演变和产业政策取向比较稳定的属性难以兼容一致，实践中难免导致宏观调控微观化或过多干预常态。
经验表明，如果宏调目标过宽、宏调工具过泛、宏调部门过多，许多政府部门能较为随意地“以宏调名义”干预投资、信贷、准入等方面微观经济活动，势必妨碍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目标。也就是说，具体宏调举措是技术性问题，但宏调规则、范围、方法则是体制性问题，并在经济实际运行层面具体定义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作用的真实边界。
体制市场化程度会制约宏调科学化程度，然而宏调宽泛化与微观化也会固化甚至强化体制中非市场因素，反转制约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实现程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决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将为破解科学宏调难题提供新机遇。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时间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预见，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成熟之日，也就是科学宏调目标实现之时。届时“宏观调控”这个体制转型期的特色名词，其中带有计划体制遗迹的“控”字或许会被舍弃，最终采取“宏观调节”或“宏观管理”之类表述。习李宏调有深意
2013年9月4日，习近平主席接受土库曼斯坦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系统阐述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调政策；9月3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也简要介绍了国内宏观经济与政策情况。两位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强调目前宏调要为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打好基础，显示中国宏调政策远近结合的思路更加清晰完整，也折射出当时宏调方针与早先宏观经济演变特点的内在联系。
新政府接任半年以来，国内宏观经济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然而，经济增速阶段性趋缓也引发国内外多方议论，近来国外一些媒体出现新一轮看空中国经济的舆情。上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在重要外事活动场合介绍经济形势并定调宏调，尤其令人关注。
两位领导人客观介绍了国内目前经济形势的特点。习主席特别提到2013年“上半年实现了725万人就业”，显示劳动力市场平稳运行。还指出在上半年我国总需求“7.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内需贡献了7.5个点，经常账户盈余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李总理指出，“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稳定运行”，说明近期数据显示“市场预期明显向好”情况。领导人并未回避经济增速趋缓的现实与经济运行的局部困难。
习近平主席坦承：“我们确实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困难，但这些问题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我们有能力处理好。”李克强总理表示：“我们不敢有丝毫松懈，更不敢掉以轻心。前进中还面临不少严峻困难和挑战，有些是可以预见的，有些是难以预见的。”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达不刻意追求短期过高增速。他指出，“如果采取过去的发展方式，可能有更高速度”，然而我们宁愿接受目前速度作为“良性调整的结果”。这与他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言“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与他2013年4月在博鳌论坛及6月在“习奥会”（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上阐述的“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的思路，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二人聚焦宏调不约而同地论及短期宏调与长期发展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李克强总理也表示，将致力于“完成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两位领导人强调宏调政策要“功在当下利在长远”，颇含深意。对此，既可从一般学理上认识，也需从新时期经济增长背景与目前形势特点去解读。依据经济学原理，一国宏观经济长期由潜在增长能力及结构性变量决定，短期则主要考虑总需求变动及其与潜在增长能力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短期经济可持续运行是长期潜在增长能力持久释放的前提，宏观经济管理的短期与长期内容相互制约，实施短期宏调政策自然需着眼长期可持续性。
另外，我们习惯理解的宏调政策内涵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总需求管理方面措施，还涵盖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内容。在经济转型的环境下，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长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短期增长守底线的同时，对结构调整与推进改革给以更大政策优先度，是目前宏调政策的基本取向，也自然凸显短期宏调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
强调宏调政策长短衔接与远近呼应，还有一个特殊的现实背景，就是早先经济扩张阶段派生一些不可持续的矛盾，需要直面与应对。我国新时期经济成长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由于种种体制和政策不完善的原因，通过货币扩张偏快与通胀不平衡分布的效应，在个别或少数领域积累了一些高杠杆与高风险的因素。适当治理和化解这方面遗留问题与矛盾，是保证经济增长后续进入长期快车道的必要条件。
例如，少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增长偏快蕴含风险，需要在全面审计、比较准确了解相关情况的基础上适当化解。又如，近年银行表外业务与各类理财产品规模快速扩张与期限错配的潜在风险也需适当规制防范。再如，钢贸、光伏等个别行业，先前过度扩张或违规借贷现已面临风险暴露情况。
这些个别部门与地区的潜在风险具有可控性，关键是要尊重经济可持续增长规律的要求，真正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与化解。
回顾分析新时期开放景气增长与宏调政策得失，特别是反思总结新时期通胀的形成机制与作用特点，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当下宏调经济走势的特点与成因，更好地理解目前宏调方针的内在逻辑。第二章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宏调工具宽泛化
依个人浅见，探讨中国发展可能发生的偏差，最不用过分担心的就是全盘西化。30余年改革开放从未出现过有广泛政治和社会影响的全盘西化主张和力量。中国决策层20世纪80年代就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八大重申“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面临的真实问题，更多是现代与传统、特色与惯例、国情因素与普适因素，在边际上哪个多一些哪个少一些的问题。
宏调工具选择宽泛化的特征，是上述判断的一个佐证。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通常采用较有普遍共性的手段调节宏观经济。我国情况不同，晚近10年发展出极为独特的宏调体系和工具组合。对这套宏调手法需细致评估，然而无论对错得失都与全盘西化风马牛不相及。
宏调工具宽泛化是指宏调工具和手段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十八般武艺一起上。对10年宏调政策演变过程与具体内容进行梳理可见，晚近10年实际在宏观调控背景和语境下运用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可能不下30种。这不仅远超出通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类型和内容，也是通常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难以观察到的特征。
几十种宏调手段大体可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总量参数型工具”，包括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财政税收、支出、赤字规模调节等财政政策工具；法定汇率调控等。这类宏观政策工具主要针对总需求发挥调节作用，与市场经济环境下行为主体非歧视原则及公平竞争机制兼容度较高。
第二类是“准入数量型工具”，在汇率、利率等基本价格变量难以达到均衡的前提下，数量手段对管控货币信贷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凭借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独特土地制度，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数量有时也被作为宏调手段加以利用，以至于坊间把中国特色“地根”调节与常规“银根”调节相提并论。有关部门在产能过剩的概念命题下对特定行业投资进行准入限制也被用作重要宏调手段。
第三类是“产业调控型工具”，主要指针对农产品和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采取的调控措施，这类措施有的跟第二类信贷数量管制存在某种交叉性，但其主要调控切入点是针对流通领域或需求面因素，直接影响和调控价格意图在政策设计中具有更大权重。例如2007年一度对生猪生产供给实施密集调控措施。2009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针对房地产出台四轮一道比一道更趋严紧的调控举措。这些举措表面看似为产业政策，其实相当程度是针对通胀背景下物价上涨的宏调措施。
第四类是“行政干预型工具”，即直接诉诸国家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如2008年年初国家发改委负责人直接发布价格管制令，一定程度上具有短期冻结物价的含义。针对2004年经济增长偏热和显著通胀的形势，有关部门一段时期暂停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以求强行抑制投资驱动的经济扩张势头，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行政干预型”宏调手段。
过去10年最具震动效果的行政性宏调手段，应是2004年4月底国务院直接查处江苏铁本钢铁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题为《坚决维护经济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凸显这个不同寻常的查处举措背后的宏调政策含义。
这四类宏调政策工具中，第一类工具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虽然这类总量工具利用也有不少特色创意和做法，但总体看与一般教科书模型结论以及国际通常经验比较一致。后面三类宏调手段或有超常属性，或是独创做法，与我国转型体制环境具有深刻内在联系。
表1-21 世纪初中国部分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梳理宏调宽泛化的得失
如何看待宽泛宏调模式的利弊得失？首先，应肯定这套宏调范式体现了我国体制转型期宏观经济管理重视国情的务实特点，突破教科书模式有助于从不同方向探索管理大国转型与追赶阶段宏调经验。最近10年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政府高度重视宏观管理，宏调政策保证大体稳定宏观环境，都发挥了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对我国宏调实践的成功经验方面，无疑应充分肯定与深入研究。
从未来改进要求着眼，更应关注现有宏调模式的局限。这一宏调范式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确实还有不能很好兼容的因素。市场经济需要鼓励竞争，然而宽泛宏调范式意味着对投资等市场经济活动频繁采用审批、核准或“没有审批的审批”方式干预，差异性与歧视性准入管制层出不穷。厚厚一本产业政策目录，如兼作宏调依据相机抉择地裁量实施，难免会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抑制市场经济内在活力。
市场经济需尊重微观主体合法决策自主权，保障各类产权、合约与规则的有效性，培育市场行为主体“有恒产有恒心”的稳定预期，促使人们行为理性化并巩固市场经济基础。如果宏调过于宽泛并不时干预微观，特殊场合下出台超常政策有损产权原则，则会由于突破游戏规则和改变政策预期对市场经济长治久安带来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价格调节作用，现有宏调模式则多少以“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的逻辑悖论为前提。汇改多年难摆脱“被动反应”格局，使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价格工具难以灵活发挥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虽有不少进步，然而在存款利率数量管制关键环节尚未能“起脚射门”。汇率与利率调节受过多限制，负利率间歇发生，金融抑制有增无减，金融寻租与资产泡沫化难以根治，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宏调宽泛化既是深层改革滞后和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也是妨碍改革推进甚至客观促成旧体制某些因素复归的根源。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可以在宏观调控名义下，不受限制地干预市场微观决策，情急之下甚至可以改变市场规则，那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也就难以界定。
回顾2004年采用超常手段整肃铁本作为宏调重头戏。当年客观形势确有特殊之处，这个超常举措作为权宜之计也可理解。不过采取这样的重手调控措施后，回头实施鼓励扶持民营经济政策，以求贯彻十六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其无形与有形困难增加不止一点点。改革初期邓小平处理“傻子瓜子”极为审慎，强调个案处理方式与稳定公众政策预期之间的微妙关系，确有独到而高超之处。
从政策运行绩效观察，宽泛化宏调模式也面临多重挑战。晚近时期我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快速增长，学界分析宏观经济的数据条件和技术能力显著提升，都为有效实施宏调政策提供有利条件。不过宏观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与困难，集中表现为较多年份经济增速偏快偏热，通货膨胀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经济运行更呈现“过山车”式跌宕轨迹，这固然与外部环境影响有关，同时也显示已有宏调范式存在局限。
货币总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需求管理的关键变量。20世纪80～90年代，财政透支与商业银行再贷款倒逼央行货币过度扩张，新时期这两大压力不复存在，为管好货币提供了较好条件。然而，面对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的大好形势，我们在退出盯住汇率体制上过于保守迟缓。汇率动态低估加上其他原因，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一度过快增长，使实现“管好货币”目标面临新挑战。货币增幅过大为宏观经济运行引入不稳定因素，央行虽使出浑身解数多方应对，结果仍因被动成为“全球资产规模最大央行”遭遇质疑。
宽泛化宏调模式虽然选择度大，不过表面优势也与内在局限联系。多种调控工具并用，提振经济时难以辨识各自作用与累积效果，容易刺激过火，紧缩时则又因类似机制作用易使经济降速过大。例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在4万亿刺激政策号召下，十八般宏调武器齐上阵，确实很快扭转经济减速态势，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也同时很快派生新一轮通胀，需很快采用超常手段治理。近来领导人谈及宏调政策，常提“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政策效果叠加难辨与宏调工具过于宽泛，二者显然不无联系。宏调认知需反思
2004年初夏，有机会跟周其仁先生去苏皖湘地区调研土地问题。时值21世纪开放宏观景气勃然而起，胡温时期第一轮紧缩调控大幕拉开，收紧土地供应是热点关注问题。调研前后月余，所见所闻，大开眼界；又有其仁一路解析，或纵论宏观，或细说掌故，更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20世纪80年代，高层读破香港经验，明白城市化过程中“有地便不缺钱”的道理，借鉴土地批租方式启动政府主导的土地市场化进程，成为推进我国城市化的重要驱动力。初期主要在沿海利用，进入21世纪后在更大范围发力，构成当时宏观景气的重要微观基础。
政府利用土地市场推进城市化也是双刃剑。且不论与维护农民占有方权属权益多有矛盾，就宏观经济而言，土地开发“凭空起转”的供地融资机制具有强大投资扩张效应，对有效管理总需求与维持宏观稳定构成新挑战。当时土地制度助推经济走热已明显表现出来，收紧建设用地供应成为宏调重要内容。
国务院2003年7月起便多次就整顿开发区与土地市场秩序发文，2004年4月出台“三个暂停”举措使土地调控达到高潮。“把好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两个闸门”，是当时宏调的重要抓手。于是，“土地是政府可调控的一种重要资源，国土资源部门应该积极地参与宏观调控”，成为宏调政策的流行提法。学界有关“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研究结果层出不穷。
土地是否真能成为适当宏调工具？如果说政府针对早先土地规制疏漏加强管理，收紧土地供应对投资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与特定时点宏调政策指向正巧吻合，这时土地政策的确可能产生宏调效应。不过评估土地是否能成为常规宏调方法，不仅要看一时效果，还需全面考察土地要素与宏观经济关系特点，留意土地数量变动特征与宏调工具要求是否一致。
在2004年由其仁先生主笔的土地调研报告中，对土地充当宏调手段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除了学理依据与国际经验不支持“土地宏调工具论”之外，一种重要考量是行政部门对土地数量调节相对僵硬与滞后，难以像货币政策那样对宏观形势变动做出灵敏反应，或者像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那样有可能对宏观变动做出自发性逆周期反应。
当时那次暂停供地强势调控，在特殊环境下作为权宜之计或可理解，不过毕竟存在相当大的经济成本，远高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节成本。并且这类调控手段难免会强化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对违例政策的预期，诱致相关方在下一轮周期中提前反应，从而放大宏观波动。
另外，“供地调控”建立在现行征地和审批体制大体不变的前提下。问题在于，改变供地融资负面宏观效应，改变征地政策负面分配效应，还需在根本上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寻求长期治本之道。因而，2004年土地变局虽有宏观效应，但就此把土地泛化为宏调手段能否成立仍有待商榷。
我国宏调政策还有一个标准表述，就是认为宏观调控“要综合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调的观点也需探讨。在法制社会下，任何个人和组织行为都要合法守法，政府施政也不应例外。宏调干预无疑也应以合法守法为前提。即便是采用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等经济手段，也必须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实施，然而这不等于说宏调手段应包含“法律手段”。
法律作为一种特定制度形式，具有“概括性、普遍性、严谨性”的特点，确立和修改特定法律，要经过立法机构立案、起草、讨论、表决等较长程序，形成后相对稳定。宏观经济波动则具有短期和周期特点，常规宏调政策手段或需满足自发逆周期调节要求，或便于进行相机抉择与灵活应用功能，与法律规范的程序性与稳定性要求不尽一致。
例如，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对污染排放等具有负外部效应的行为实施必要干预与管制，这类规制往往借助制定相应法律法规的方式加以贯彻。一旦确立为相应法律法规条文，显然应超越宏观经济周期相对稳定地实施，不宜成为针对宏观经济短期变动频繁调节的对象。
土地属于部门对象，改变供地量虽或有宏观效应，不等于说土地就是常规宏调工具。法律是更为一般性的准则规范，实施宏调无疑应合乎法律，然而法律与宏调手段其实不一致。把特定部门对象抬升到宏调层面，或把更一般性的规范与宏调具体内涵混同，构成宏调过于宽泛的认知背景，不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界定宏调合理范围。宏调部门知多少
我国有多少政府部门参与宏调？其实也没有严格精准的统计。有评论文章认为，我国中央政府部门中除了外交部之外，其他部门多少都会参与宏调，所言好像过于笼统。笔者梳理10年宏调演变过程，发现用不同方式参与宏调的部门应有10多个。
当然，在参与宏调频繁程度、重要性与权威性等方面，不同部门之间会有较大差异。发改委、财政部、央行无疑是我国三大常规宏调主力部门。央行与财政部参与宏调与国际经验一致，不过其宏调实施方式仍有与转型经济环境相联系的特点。
央行基本职能是管理货币发行与实施货币政策。货币影响总需求和一般物价水平，货币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之一，因而央行是主要宏观管理部门之一。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初夏在华北解放区成立，人民币1948年年底开始在华中与华北解放区流通，经过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中国人民银行已历练成长为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国央行。
10年宏调史显示，央行宏调作用趋于加强，央行政策在宏观周期变化的一些关键阶段表现出较好前瞻性。例如2003年经济走出通缩后很快积聚通胀风险，央行较早重视房地产金融过度扩张风险，出台121号文件加以调控。对4万亿刺激伴随信贷货币扩张过快问题，央行认知较早并于2009年6月在公开市场操作上反向微调。央行重视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在现实可能范围内积极推进。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以及央行网站数据质量，央行在政策沟通与提升施政透明度等方面的努力，也得到较多认可赞许。
不过受转型期多方面条件制约，央行政策仍多有可改进之处。货币政策仍较为倚重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存准率”）等数量手段，利率调节相对呆滞。尤其值得探讨的是，受汇率稳定目标约束，加上其他结构性原因，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扩张仍偏快，不利于央行运用货币手段更好地维护宏观稳定。完善大国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如何更好地发挥央行功能仍有较大潜力可发掘。
财政部执掌的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都是覆盖国民经济整体的标准宏观经济变量。财政收支作为总需求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变动对总需求发生“自主”作用，还会通过乘数效应对宏观经济产生广泛影响，财政部承担宏调职能也属国际惯例。
新中国60多年财政管理体制经历重要深刻演变。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改革时期经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重大改革，逐步从高度集权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分税分级的“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晚近10年，财政调节不仅在支持经济建设与民生需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财政手段调节总需求的功能也得到重视与彰显。
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管控范围无远弗届，反倒不存在利用财政手段调节宏观经济的命题。20世纪90年代末，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通缩，政府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预算内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标志着我国第一次出台积极财政政策。2004年新一轮偏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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