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沃尔弗拉姆·希曼（Wolfram Siemann） ,杨惠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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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帝国与世界(全2册)【基辛格推崇的均势外交代表、马克思笔下旧时代的开明专制领袖】(索恩系列)试读：
METTERNICH. STRATEGE UND VISIONÄR. EINE BIOGRAFIE
By Wolfram Siemann
© Verlag C.H.Beck oHG, München 2016导言1 一个男人——七个时代
在本长篇传记出版之前六年，我已经在一本小册子里简要描述了我对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的印象。各位读者的要求迫使我作出一个说明，我不能用同样的笔法，而是要以较长的篇幅，对这位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生平进行描述和再现。之前出版的小册子让读者先获知了结果，先了解了本应在阅读完这位伟人的人生经历后，方能熟悉的人品和性格。而此书较长的篇幅使我放开手脚，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着手讲述。它赋予了我另外一种角色——形象地说，像是一位有经验的领路人和导游，带着渴望求知的男读者们和充满好奇心的女读者们，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旅游。我们将一同回到对于今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的时代和历史的画卷中，去讲述他那融合了诸多历史时代的生平——鲜有哪位国务活动家有这样的经历——与他用一生所经历的时代，其中有五十年是在共同塑造它们，而后我们会对其进行回顾性的评说。
如果不算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梅特涅家族的历史足迹，那么要叙述的总共有七个历史场面。这七段历史总是被认作改朝换代的标志，[1]并由同时代人从旧秩序（旧制度）向新型的19世纪前进开路的六次历史变革所分开。在这里要策划的，像是一本导游指南，会事先向那些愿意一起参与这段历史进程的读者们，预示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历史经验只有强烈并持续地印在同代人 的集体记忆中，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让他们终生不能舍弃，并一再出现在他们的谈话、回忆和讲解中。同时，我想就每一段划时代的历史经验作些说明，即可以从哪些极端对立的视角来感知这些历史经验。一 梅特涅七个历史时代中的第一个，即从孩提时期到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青少年时代（1773～1788）。这一时期中，敏感的观察家既感到了旧秩序的、社会的穷奢极欲与没落气氛，又感到了令知识分子神往的、弥漫在贵族和平民阶级中的启蒙运动精神。1766～1777年造就了日后欧洲世界在精神、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代领军人物，后文会对这些人物详加描述。这一代人早已被打上了历史叙事学的深深烙印，比如“梅特涅一代（始于1773年）”，以及仿佛是其[2]倒影的“波拿巴一代（始于1769年）”。所有这些领军人物都具有旧式世界主义欧洲的、启蒙式的渊博学识，他们或是与商业大都会伦敦保持距离，或是在熠熠生辉的精神孵化器巴黎中激进狂热，或是在德国大学的讲坛中，以及在德意志各邦都城的书宅里，繁琐地、不慌不忙地沉醉于求证，试图找寻出有着数百年传统的德意志公法与启蒙的理性挑战间的内在联系。二 这个旧式的世界主义欧洲，在一次双重危机的冲击下崩塌了。当先已爆发的大西洋革命在1789年以法国革命的形式涌向欧洲大[3]陆，席卷莱茵河流域国家、奥地利属尼德兰地区以及尼德兰国家时，也深深地将年轻的梅特涅及他的家庭裹挟进来。第一次反法同[4]盟战争期间（1792～1797），德意志人、尼德兰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意大利人及俄国人组成的联盟曾试图抵制新时期的到来。当一些同时代人心灰意懒地对旧式“德国自由”的改革还抱有希望之时，另一些人则相信，不实行“暴力恐怖（Terreur）”将不能打碎那些旧式强国的抵抗。三 那场持续了近二十五年（1792～1815）的世界战争——从今人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其为世界大战——使梅特涅先是以公使的身份、后又作为奥地利皇朝 的外交大臣，经历了民族与帝国之间新型的碰撞。号称“马背上的世界之魂（Weltseele zu Pferde）”（黑格尔语）的拿破仑，为这场冲突打上了他个人的烙印。对有些人来说，拿破仑是位“世纪男人（Mann des Jahrhunderts）”，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这个称呼则等同于最邪恶的军阀暴君。这个历史阶段使同代人迷茫，使被奴役的百姓不知所措，因为此一时期所发生的血腥战争在规模上可谓史无前例，但同时，它又预兆着自由以及人类的道德进步。拿破仑的传奇，似乎恰恰可以象征这个时代的双重面貌。他所发动的战争，以及他采取新的方式为了进步和无情地消灭敌人所进行的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构成了又一种代代相传的经历。四 接下来的时代（1815～1830），囊括了从1814～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到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作为既要防止战争又要防止革命的庞大机制在起作用的、重建欧洲国家体系的全部活动。[5]其间，国务首相梅特涅作为所谓的“欧洲的马车夫”在穿梭忙碌着，他自己也认为，只有不断地对脆弱的欧洲大厦进行必要的修补和加固，才可至少避免爆发新的欧洲大战。按照他的理解，这种战争的毁灭程度将会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战争。他的反对派将他的政策称为所谓的梅特涅“复辟（Restauration）”体制。五 1830年，当七月革命从巴黎开始，进而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南部时，其似乎已处于临界状态，此后，当时的人们对时代的认知就一直在下述两方面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通过大规模起义，必要的话甚至通过联合起来的被奴役人民进行一场大战，以赢得“人民的春天（Völkerfühling）”，并大力鼓吹“青年德意志[6]（Junges Deutschland）”，“青年”波兰、意大利或者匈牙利，等等；另一方面，又怀有一种对文明崩溃的永恒恐惧——因行将爆发且无法驾驭的恐怖活动所致。六 第六个划时代的经历，来自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对一些人来说，这场革命意味着通向自由、民主、宪政的统一民族国家的觉醒；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像梅特涅后来所经历的，大革命宣告了他们流亡时代的开始，以及无法克服的现代化危机，它使新国家主义的潜能迸发出来，并导致 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被破坏殆尽。七 第七个阶段包括消化革命后果和对其的“反动（Reaktion）”，以及在哈布斯堡皇朝和新专制主义中所追加进行的官僚主义式的现代化。如同梅特涅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所描述的，他“从包厢里”［海因里希·冯·西尔比克（Heinrich von Srbik）语］观察着发生的一切，同时也从幕后知悉并掌握着比人们目前所知要更多的历史线索，而他的意见在政治知情者的圈子里则继续受到重视。这一时期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维也纳体系”的崩溃开始，直至正处于产生中的民族国家间的第一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为止。1859年后，哈布斯堡皇朝不情愿地被迫卷入这些重组国家的战争中，而于同年逝世的梅特涅所看到的，则是他的遗产——如果说还有这样的遗产的话——最终被赌输殆尽。
对他来说，这七段划时代的经历接踵而至：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因感到永恒的生存危机而进行的战争、欧洲重建（复辟）、人民的春天、革命引起的现代化危机，以及为重建国家而引发的民族冲突。如果处于其他年代，这七段历史中任何单独的一段都足够整整一代人去消化，而他一个人却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不乏家道传统的伯爵家族的后裔，同时又具有开明的自由精神，他看到的，是几近于包括其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在内的旧秩序的败落，新秩序则在他眼前诞生，而他亦参与其中。梅特涅必须在关于把旧欧洲的（封建的）等级社会引向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争论中展现身手。他出身于由农奴供养的帝国贵族，后来拥有了一个有着400名工人的钢铁厂，从而跨入了早期工业化的工厂主行列。
此前的梅特涅传记，无一例外都是从他几乎静止的人格内核着手，而对他所处时代的那些影响至深的、改天换地的历史经历，在他的人生中是否留下过痕迹、引起过变化，则鲜有关注。从孩提时期直至晚年，梅特涅都可以被称作一个聪慧睿智的人，一个知识分子，而很多人，包括他的主要传记作者海因里希·冯·西尔比克在内，却都将其贬斥为一个僵化的空想家。而这位知识分子则通过不间断的写作，使人们一再相信他四处活动的理由和目的。他不停地阅读，特别是在为时数周的、穿梭往来于欧洲的马车之旅中更是如此。他读书、看报，喜爱阅读历史和文学作品，而且如果不得不看的话，他也会阅读自己政敌写的那些论战性和诽谤性小册子。除此之外，他当然首先要看文件和会谈参考资料。无论在哪儿，他都不断地写信，写给家人、朋友、志同道合者，特别是袒露心扉地写给情人威廉米娜·冯·萨甘（Wilhelmine von Sagan）以及多萝特娅·冯·丽温（Dorothea von Lieven）。这些箴言警句、备忘录、回忆录、书信等，标示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于这些资料对他本人来说十分重要，所以他都没有扔掉，因而在布拉格形成了由他亲自整理的遗存资料［《克莱门蒂纳文献》（Acta Clementina）］，以及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梅特涅家族档案。这些资料成了认识这位不容易让人理解，却容易让人曲解的历史人物的不竭之源。
我作为虚构的导游最为关注的，是引导那些追随我足迹的游客，从时代的深渊里走出来，并向前行。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将那些影响重大的时刻——那些本原的经历——展现出来，从而理解他所做出的行为和判断。这些原始经历在后来的冲突、危机和对抗中，似乎是引起梅特涅采取当时可预见的、令人不快的行动的主要刺激。从这个[7]角度来观察，对18和19世纪之间“鞍形期（Sattelzeit）”［莱因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语］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法制理”“革命”“变革”“民族”“文明”“代理”“人民”“主权在民”等，就可能会有新的理解了。然而从梅特涅的角度去理解所有这些概念，绝不意味着为它们进行辩白。一部像本书一样的传记，不能也不会奉行辩护意图，如今更再没有理由这样去做。将梅特涅那时候所想、所指但没有说出的东西，从他早期的经历中推导出来，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的特权。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本书的宗旨：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
一场内容丰富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也富有成果的辩论，会使人怀疑，即使在所谓后现代的旗号下，进行历史叙事是否还有可能，以及传记作为历史学创作的一个类型——按照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的模式对人的一生进行描述——是否已然成了一[8]种“幻想（Illusion）”［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语］。当然，旧式的、描写主人公个人成长历程的教科书式小说写法，以及与其相关的对主人公进行历史确证的做法，早已消亡，而且就在约翰[9]·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出版他的《史学》（Historik）一书并写出下列语句之时，就已经死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过去的并非是已知的，因为它们已经过去了，而是与其相关的现时和此地还未过去的事物，无论是对古远的、曾经发生的事情的回[10]忆，抑或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残存记忆（在起作用）。”换句话说：过去的事，以及已经逝去的人的一生，是无法按原样“再重构”的：它不能容忍那些流传下来的残简碎片所显现的残缺性和偶然性。但是，让一个人生平的见证，与有充分理由的提问进行对质，仍然是可能的。而假如这样做能展现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使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肖像”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闪烁着“五光十色”［理查德·[11]伊文斯（Richard Evans）语］，那么，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算达到了。2 梅特涅传记作者的代际变化
与其他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相比，梅特涅很早就开始考虑，他本人会给后世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从1820年代起，他就开始从记忆里收集那些此后可用作回忆录素材的场景，他非常清楚，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可以书写回忆录的角色。当然，他只收集那些涉及他本人并且[12]能够对官方文件进行拾遗补缺的素材。历史学者那种真正的科学工作方式，对于他来说，其意义仅仅在于，研究者可以接触和查阅皇室档案，并且“在与当前的工作——‘写回忆录’——有关时，才向时代的卷宗请教；从这种双重来源汲取素材，他们就能够更加容易地对这个伟大的时代进行评判。而此时却有人把这样一个困难的任务，[13]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派到了我的头上”。他说，只有历史编纂学者（Geschichtsschreiber）才能无成见、不偏不倚、公正地评价国务活动家们的行为和目的。由于他对历史学家（Historiker）的评价很高，因此，他将同代人对他的评价与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作了严格的区分，并且只有后者的评价对他才真正算数。1829年，在又记录了一段回忆录之后，他发现，“可以撰写关于19世纪头二三十年所发生的、多如牛毛事件的历史编纂学者还没有出生。很理智的是，不能再要求 同时代之人为那些日后将担当这个崇高职业的人去搜集材料。那些人将以平静和不带偏见的心态，去书写已经过去的、真正的历史，而亲身经历过和积极参与过这些历史事件的人，却一直缺乏这[14]种平静与不偏不倚的心态”。
同样，梅特涅也非常清楚，同代人对他品性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就像他所写的那样，是他们炮制了针对他的那个概念——“梅特涅体制（Metternichsches System）”。在这方面，他同样采取了与历史学家不同的工作方式：“所有国家的档案都存有那些我想要做的，以及我想促进的事务的证据，也有我不想要的，从而我要反对的事务的证据。要对客观历史作出评判，就必须对一些因素的价值，以及对另[15]一些因素的非价值作出抉择。”
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这位拥护由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小德意志邦联”主张的普鲁士政治家，同样也是造访梅特涅在约翰尼斯贝格宫殿（Schloss Johannisberg）的客人之一，甚至于1830年代末曾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地要为他客观公允地撰写传记，并声称，梅特涅将会在传记中看到[16]一位他完全不熟悉的伟大人物。拉多维茨大大地错看了梅特涅，梅特涅则一如既往地对他敬而远之。其实，他认为拉多维茨“头脑古怪”，用童话世界的一幅图画来形容：他是一个“魔鬼（Diabolus rotea）”，这个魔鬼替代了一辆车上的第四个车轮；它属于那种不能在半路停下来的魔鬼，这些魔鬼通过它们本身具有的五花八门的奇思妙想和丰富多彩的语言，在自我陶醉并试图去陶醉别人。一句话：梅[17]特涅将拉多维茨看作一个热情的、没有成见的同代人的典型。
诚然，梅特涅对后来的历史编纂学者的评价过高了。道理很简单，他们对梅特涅的争论和评价，只有那个时代对拿破仑的研讨才能与之相提并论。1836～2015年，总共出版了约30部记述梅特涅的传记，每一部都试图全面地而不是仅就某一生平阶段来评价他的一生。这些传记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不断变换视角的四代人。
第一代是那些同时代之人，在梅特涅的眼里，他们并不具备进行历史叙事的资格。梅特涅的同代人当时已经出版了第一批关于他的回忆录、文集和文件，对这些出版物，国务首相早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他手拿红铅笔，仔细伏案阅读着、标记着，然后用羽毛笔摘录下他认为重要的段落。比如他研读了来自圣赫勒拿岛（St.Helena）的关于拿破仑的回忆录，以及弗里德里
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文集或者施泰因男爵（Freiherr [18]von Stein）的传记等，当然也有阿道夫·蒂尔斯（Adolphe Thiers）的革命时代的历史巨著，梅特涅作为历史见证人曾接受过他的采访。称上述这些传记作者偏袒和抱有成见并不冤枉他们，两位曾经是梅特涅圈子里的同代人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特点。1836年瑞士比尔高中的哲学和历史教授威廉·宾德（Wilhelm Binder），首先斗胆撰写了《梅特涅传》，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也只能放入图书馆的专题部类“敬奉杰出人物”的书架上。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部作品，则是由前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馆长，宫廷史官约瑟夫·冯·霍尔迈耶（Josef von Hormayr）所著。梅特涅曾下令将其作为1813年“阿尔卑斯革命”的首领予以逮捕——这段故事后文还将详加描述——因此也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敌人。霍尔迈耶逃离了维也纳，最终转而为巴伐利亚王国效力。复仇的欲望激励他于1848年出版了一本诽谤性的小册子，名为《弗朗茨皇帝与梅特涅》（Kaiser Franz und Metternich）。他在小册子中把梅特涅描绘成一个冷血的阴谋家、专制主义者及思想解放的镇压者，草率、浅薄、轻浮且意志薄弱。他制造了一个典型的遭痛恨的形象，此后，这一形象就一直突出地充斥在“小德意志历史”的历史叙事中。
基于此，第二代的轮廓已然被勾勒出来。梅特涅死后没几年，从1866年开始，这一代的历史编纂学（即历史叙事）随即出现了分裂，将其点燃的火源是：要么鼓吹帝国与“小德意志（Kleindeutsch）”，要么主张哈布斯堡及“大德意志[19]（großdeatsch）”。这场事关重大的原则性争论，使梅特涅的重要性被无情地、完全地屈从于民族的“德意志问题”视角。霍尔迈耶掀起的论调，被后来归属到普鲁士的萨克森人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蛊惑性地变成了一场风暴。他所著的《19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Jahrhundert）虽然不是狭义上的传记，但对梅特涅形象的影响却是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原因是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家家都有一册《19世纪德国史》。按照梅特涅的想法，这位历史教授本应该心情平和且毫无先入为主地去著述，然而他却将国务首相其人看作德意志民族的叛徒、一个外交上的阴谋家、一个彻头彻尾的交际名流、一个“毫无思想”之徒、工于“狡诈”、“冷酷无耻”、贪赃受贿、谎话连篇，总之，“不是个德意志[20]人，而是个奥地利人”。这部充满激越情绪之作的第一卷于1879年在柏林出版。仅仅一年后，国务首相的儿子理查德·冯·梅特涅（Richard von Metternich）在维也纳即出版了《遗存的文件》（Nachgelassenen Papiere）一书的首卷，其中包括来自家族档案和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他想以此来阻止日益增长的对梅特涅的批评和贬损浪潮。
在各大学的历史学家中，原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后来完全屈从于纳粹的维克多·彼波尔（Viktor Bibl），将特赖奇克所宣传的梅特涅形象带入了1918年后的战间期，特别是带入了将梅特涅当作一个“奥地利恶魔（Dämon Osterreichs）”进行的清算之中，他著述的副标题就沿用了这个说法。他将哈布斯堡皇朝的败落，主要归咎于身为阴谋家与骗子的梅特涅侯爵。他说，对梅特涅来讲，如果看到我和海因里希·特赖奇克坐在被告席上，将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和荣耀”。[2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第三代采用的视角源自他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内心矛盾的西尔比克属于这一代，对西尔比克要特别加以关注，但首先要关注的是如今已被遗忘的、倍受西尔比克推崇的康斯坦丁·德·葛伦瓦尔德（Constantin de Grunwald），他在1938年出版的《梅特涅传》中率先维护梅特涅，反驳人们对他的诽谤。他用新的资料证明，梅特涅作为一名伟大的外交家，很早就看出欧洲文明受到了[22]威胁。取得同样效果的还有英国人阿尔杰农·塞西尔（Algernon Cecil），他在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详尽的英文版梅特涅传记，颂扬梅氏是一位拯救欧洲、使之免于专制和革命暴力的伟大的欧洲人，并强[23]烈对比地影射了那时的希特勒。
第四代传记作者则完全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又一次文明断裂的惊恐中。这也使得这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生的历史学家，更加突出强调梅特涅 欧洲人、国际均势政策大师与争端调解人的形象。这些历史学家从他们前辈那里汲取了某些世界大战的经历，又加上了个[24]人关于二战的某些经验：比如英国人艾伦·沃里克·帕尔默（Alan Warwick Palmer，生于1926年），对他来说，梅特涅是位“欧洲议员（Councillor of Europe）”；同样也是英国人的戴斯蒙德·西沃德（Desmond Seward，生于1935年）则用“第一位欧洲人（The First European）”作为自己著作的副标题；还有法国人查理·佐克比伯（Charles Zorgbibe，生于1935年），他将梅特涅描述成“外交场上的引诱者（le séducteur diplomate）”；此外，还有美国人保罗·W.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生于1927年），他开创性地对重新评价梅特[25]涅的外交艺术作出了贡献；当然，最重要的当属出生在德国福尔特的美国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生于1923年），他那杰出的博士学位论文将两次大战的经验，以及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点得透彻、说得明白，并通过文章实用主义的副标题赋予了“复辟”这个概念全新的意义：《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26][27]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虽然在上述列举的历史学家中，除帕尔默和佐克比伯以外，都不算是原初意义上的传记作者，但是，他们均像奥地利人赫尔穆特·隆普勒（Helmut Rumpler，生于1935年）一样，成为在国际上重新认识梅特涅形象的范例，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此前还从未有人像隆普勒那样，对国务首相梅特涅的民族政策以及将梅特涅作为哈布斯堡皇朝的政治家，作过超然于大[28]小德意志问题之外而置于相互关联的欧洲范畴内的认真研究。
除了那些专业历史学者的著作之外，就像彗星的尾巴横扫夜空一样，从一开始就有由外交官、军人、记者等可统称为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人们，分别被梅特涅的某个方面所吸引，出版了可谓汗牛充栋的有关梅特涅生平事迹的作品，并或多或少受到欢迎。正是由于他们作品数量的庞大，因而极大地传播并巩固了梅特涅的固有形象。从国务首相去世的那年算起，隶属这一行列的有：一位普鲁士参议院议员兼[29][30]自由派记者，一位奥地利的高中教师兼教育政治家，一位英国[31][32]上校，一位对文化史感兴趣的奥地利少校，一位桑德曼公司[33]（Firma Sandeman）的烈酒商兼英国陆军上尉，一位奥地利的专[34][35]栏作家兼笔会会长，一位法国驻卢森堡大使，一位瑞士外交官[36][37][38]，一位法国将军兼驻奥地利专员，一位编剧、作家兼演员，[39]一位《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总编辑，一位喜欢搬弄是[40][41]非的英国女记者兼畅销书作家，一位“四七社”成员兼作家，[42]以及一位后来改行做了历史学者并且是“天主事工会（Opus [43][44]Dei）”创始成员的医生。从一定程度上讲，梅特涅一直特别适合于被作家们拿来作为进入出版市场，并同时在国民教育方面进行自我价值认定的一个媒介。勃兰登堡的教师兼自由作家伯恩特·施莱默（Bernd Schremmer）即是一例。在他的著作《绅士与首相》（Kavalier und Kanzler）一书中，他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陈词滥调来形容梅氏：梅特涅是一个自欺欺人、拒绝改革的专制主义者，一个镇压者，一个反民主派；他留下的功绩，可以说只是通过发起抵制民[45]主反而不情愿地促进了民主。
上述几乎所有的传记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总是依据同样的史料，特别是引用并非总是可靠的《遗存的文件》的版本，以及其他作者，首屈一指的是引用西尔比克的著作作为原本的、无争议的资料来源和正宗的权威，并由此构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梅特涅形象，而从来不使用具有高可信度的、存放在档案馆的史料以对他们的结论和评价进行检验。因此，必须要说的是，自从西尔比克的原始资料研究出版以来，就基本上再没有出版过类似的、独立的梅特涅传记。3 海因里希·冯·西尔比克所著梅特涅传记的风险和局限
综上所述，这位维也纳历史学家1925年出版的著作，从到那时为止所有的传记中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追根溯源、旁征博引，的确可被称为他毕生的伟大成就。西尔比克的名字不仅出现在专业领域，而且在知识界简直与梅特涅的名字紧紧绑在了一起，以至于从他那里获取的信息被认为是绝对不会有错，即便新的研究已经无疑驳斥了那些信息的正确性。
我只想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举一反三。为纪念维也纳会议200周[46]年，不久前出版了一套豪华版纪念册，其中包括一篇梅特涅的简介，这篇文章有着一个恰如其分的标题《一个率直人物的一生》（Das Leben eines Geradlinigen）。作者重点讲述了梅特涅任驻巴黎大使时的故事，并断言，梅特涅研判1809年的政治时局时，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误判，而且“主要是”根据他发自巴黎的报告以及他赞成进行一场人民战争，才导致奥地利作出了参战的决定。1968年以来，经过对维也纳和布拉格档案极其缜密的研究，这一论断早已被明[47]确地驳倒了。这位作者早已过时的判断出自西尔比克的解读，而西尔比克并没有去查阅相关的史料来源，也即信口雌黄，因为这些原始史料“简直太过庞杂”。西尔比克将梅特涅看作1809年那场“辉煌[48]的、不幸的战争的始作俑者”。而那位年轻的作者则不知道这一论断已被修正，反而简单地采用了西尔比克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西氏的[49]传记“像以往一样……不可超越”。
但这并非唯一需要更正的细节。按照我们现已知道的各种情况和认知水平，西尔比克著作的整体写法，以及构成他那部著作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都存有很大的问题，而这些又直接对书中主要人物的重要意义产生了负面影响。
每一位专注于梅特涅生平和政治的人，都要面对这部分为两卷、共计1431页的大部头著作，而其实几乎没有人真的把每一行字都认真阅读过。正因为我所著的这本传记要通过西尔比克曾有意识绕过的，或者说封锁他前行的途径去探寻原始资料的来源，所以，在此非常有必要对评价1925年出版的这部著作可能会面临与暗藏的风险作下解释。为排除所有可能的怀疑起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1925年至今已经过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本人也实在）没有兴致再去“热衷于谋杀祖父”的勾当。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当年主张“历史叙事应当去民族化”时，使用过上一句中的引语，而如今，这[50]一号召一如既往地有着现实意义。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
鉴于西尔比克所享有的声望，强调其著作的基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可能令人震惊。然而可惜不容隐瞒的是，种族主义的确在实质性地、全过程地指导着西尔比克对梅特涅的基本评价。对这个论点以及下述的所有论点，我都将破例让西尔比克用自己的说法和措辞来回应，因为要确保这些现实证伪的文献资料不被指责成是要把一些原本错误的东西，不恰当地甚至恶意地强加在西尔比克身上。
在探寻梅特涅“体制的思想内容”时，西尔比克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对梅特涅来说，高于一切的理念是种族理念。”（第一卷，第[51]389页）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寻找一下对梅特涅来讲关键性的重要理念，那么这些理念应当是梅特涅所理解的“法理”和“民族”，并且首先应是“社会”，而他恰恰完全是在现代意义上将“社会”这一概念理解为“集体单数（Kollektivsingular）”（莱因哈德·科[52]塞勒克语）。仅凭这一点，就使梅特涅处于一个不像西尔比克强加给他的，而是完全不同的坐标系中。我引用的这个论点绝非一个个别的意外错误。西尔比克进一步评价梅特涅说：“他认为，德意志的部族、国家以及地域的自我优化分类的动力，已经作为不可改变的种族特质，深深地扎根于德意志的天性和历史中。”（第一卷，第406页）西尔比克将从梅特涅身上认识到的“精神特质”与“伟大部族的性格”，在“种族（Rasse）”这个总括的概念下融合在一起，而19世纪的欧洲也的确是经历了种族分化。（第一卷，第355页）这些专有名词的汇编是成体系的，就像西尔比克对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Vertrag von Tilsit）所作的评判一样：“罗马语民族与斯拉夫语民族在占有和瓜分土地，以及在欺压德意志和英格兰的问题上，是合为一体的。”（第一卷，第115页）
在国家概念上，遵循种族的（völkisch，纳粹用语）文明批判的西尔比克，将旧国家看作正常工作的机器，以及可以被合理理解的、为达到共同目的的协作组织，并将它与新国家对立起来，而新国家对他来讲不过是个“充满血腥的自然体”（第一卷，第374页）。这样一来，他就与纳粹的民族学挂上了钩，把确保“德意志政治体的领导地位”（第二卷，第391页）定义为根本的政治任务，所以在他看来，梅特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与此相反，西尔比克认识到“奥地利的欧洲国家身份”（第一卷，第198页），且他完全接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将民族和文化看作“赋有个人色[53]彩的组织”。
西尔比克非常关注“种族（Rasse）、人民（Volk）和民族（Nation）的分别”（第一卷，第406页）。在他看来，“德意志人民”是由生活在一个“血缘共同体”中的“各日耳曼族部族组成的架构”（第二卷，第391页）。这让人有时感觉西尔比克好像是在引用历史课文，但实际上那是他原本的真实信念。1951年他曾再一次明确强调[54]过这种坚信，他“尽可能不带偏见地评价种族意识形态”，并说出[55]这个字眼，而且还主张要正确地理解“德意志的种族学说”。作为武器的民族主义
给梅特涅塑造这种形象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贯穿于整个贬低性评价的链条中，但这位历史学家原本则期待着通过对历史的编排整理来作出阐明。他对梅特涅这样评论道：“对待唤醒人民中间蕴藏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能够真正成为救命药这一点，梅特涅的内心其实既陌生又抵触。”（第一卷，第124页）西尔比克虚构并演绎推理式地解释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历史概念：“人民”；而对这个意思，梅特涅则用了不同理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民族”。遵循这一标准，西尔比克推断出，梅特涅的本性中缺少“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英雄主义天赋”，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民族的文化财富和自治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也不明白君主的军队可以转变为人民的军队”；西尔比克认定梅特涅没有认识到“国家与人民以及国家与文化的统一”（第一卷，第127页）。
梅特涅在“他对民族和国家陌生的思维方式中，与生俱来地对德意志人民的国家或文化共同体，缺乏或者只存有模糊的想象力”（第一卷，第85页）。1813～1815年，“德意志民族国家意识的标准”（第一卷，第180页）对梅特涅来讲是陌生的，并且“他对民族意愿非常的冷漠”（第一卷，第197页）。西尔比克否认梅特涅拥有“祖国情感”（第一卷，第125页），而且，即使梅特涅在拿破仑面前表示将自己看作一个德国人，西尔比克也大唱反调：梅特涅的“德意志民族特性完全属于那种正在消亡的19世纪的、非现实的、无所不包的德意志民族特性”（第一卷，第407页）；他想以此最终证明梅特涅是“非德意志的”：他这样断定梅特涅的欧洲的，即按照如今的看法已是非民族的信念，“将梅氏从内心上与奥地利的非民族的国家身份连在了一起”（第一卷，第193页）。他接着写道：“在梅特涅的精神和心灵深处，没有一块是属于德意志民族帝国或德意志民族国家邦联崇高价值的地方。”（第二卷，第378页）虽然梅特涅在谈到德意志邦联时就是在表达“德意志”和“祖国”，可西尔比克仍旧如此断言。这样就从根本上批判了梅特涅所希望的联邦制，因为国务首相“是一位奥地利实际上需要的那种联邦制所设想的代表。他不想将这种联邦制建立在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各（小）邦国历史形成的国家法统政体的基础上，并且不允许超出所谓的法定管辖范围”（第二卷，第189页）。失缺的德意志文化帝国主义意愿
梅特涅曾多次明确表示，应与奥皇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日耳曼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设想保持距离，并主张奥地利全帝国范围内的所有民族一律平等。这一主张也受到西尔比克的指责，因为他认为梅氏从内心深处就失缺德意志人的文化帝国主义理念，对西尔比克来讲，这一理念是非常需要的。“在充斥于这个国家空间里的众多民族中，应当给予德意志民族以首要地位，因为追根溯源，皇室本就属于德意志民族，而且因为在这个多民族的无比巨大的联合体中，德意志民族才是真正的文明因素。凭借其文化的优越性，只有德意志民族才在这个国家中负有实施统治的使命。”（第一卷，第431页）
西尔比克对梅特涅的基本理解，导致他从一开始就将梅氏基本的、防御性的对外政策，亦即着眼于维护和平的对外政策判定为错误。因此，当“德意志的灵魂”于1848～1849年革命期间，在东欧和南欧“被深深重创”之时，国务首相未能完成他所谓的使命。（第二卷，第372页）西尔比克描绘的革命时期的危险在于，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的领导地位会在这个多语言国家中作为少数被外来民族排挤、制服，从而没有能力完成用德意志文化去占领其所处的自然空间的任务”；他看到了“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特性面临着被斯拉夫化的危险”，并主张在欧洲的远东地区“扩大德意志物质的、精神的以及强权政治的影响”（第二卷，第373页）。西尔比克坚信，“泛斯拉夫主张从一开始就针对着德意志先进文化，是那个民族本能的、彻头彻尾的忘恩负义”（第二卷，第188页）。一切都很清楚：西尔比克给梅特涅有关国家、法理、联邦制以及民族性的设想套上了一个阐释模式，导致的结果不是对这些设想进行历史的解释，而是予以批判。在西尔比克看来，梅特涅的错误在于，他不想为了德意志人去征服欧洲东部。嗜权成性与政治领袖神话
对于一个传记作者来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出自己人物形象的某种标准，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本着科学精神工作的历史学家，恰恰在这方面必须小心谨慎且有着自我反思的意识。与此相反，西尔比克的读者们将面对另外一些不容争辩的理想形象，在这些形象面前，就连梅特涅也要脱帽躬身致敬。对西尔比克来说，下述人物才具有榜样性：马扎林（Mazarin）、黎塞留（Richelieu）、施泰因（Stein）、拿破仑（Napoleon）以及最为重要的施瓦岑贝格的费里克斯侯爵（Felix Fürst zu Schwarzenberg）——从1848年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奥地利总理。西尔比克的价值标准包含以下一些判断：梅特涅“始终缺乏伟人气概：诸如政治激情、铁一般的能量以及创新能力”（第一卷，第316页）；他“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不是黎塞留，也不是马扎林”（第一卷，第319页）；相反，拿破仑才具有“一个征服世界的人物所要具备的威力”和“巨大的追求统治的欲望”（第一卷，第347页）。对1848年的事件，西尔比克认为，那个时代“缺少创造新的世界秩序的伟大人物”；梅特涅在他的“普罗米修斯之火政策中并不具有真正的创造力”。（第一卷，第229页）“他从来就没成为一个进行伟大的、决定性的和创造性行动的人。”（第一卷，第113页）
西尔比克认为施瓦岑贝格代表了与之相应的正面形象：一个“行动迅速果敢的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一个天性使然的威权主义者，却具备为了实现其伟大的国家理想可以与宪法、资产阶级以及老百姓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能力；一个精于权力关系、能当机立断、有胆量却又冷血的算术家，可以不顾合法性和历史传统与其他国家娴熟博弈的人……一个天生的政治统治者、一位斗士”。（第二卷，第391页）西尔比克把施瓦岑贝格赞美成一个“具有政治领袖天赋”的“令人敬仰的、意志坚强的人”。（第二卷，第450页）在这位传记作者看来，梅特涅最没有能力做到的是：“施瓦岑贝格将德意志问题推向了解决的方向。”（第二卷，第392页）
将西尔比克的唯强权是举的意识形态凸显出来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理念深植于一个坐标系中，这个坐标系把强调国际法和立宪主义的西欧法制思维宣布为过时之物。西尔比克所著传记的结论是：它让梅特涅以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国务活动家形象出现，即虽然想把奥地利引向更强大的统一，却在按照国际法和德意志邦联认可的标准去实现。（第二卷，第391页）非理性的行为被置于理性的政治行动之上。“一个领袖式的国务活动家的特质从不应该仅仅因局限于其政治理论而被消耗掉。……他所有的行动都应心无旁骛，以便紧紧围绕那自私的一刻、围绕权力的欲望以及事业的虚荣心来展开。”（第一卷，第414～415页）梅特涅的胸中缺少“热血沸腾的生活动力”，能使他像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即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56]王）那样“英雄般勇敢地去行动，不择手段地推行既定政策”，而并非去运用“无足轻重的、小家子气般的国家管理技巧”。（第一卷，第415页）
按照西尔比克的标准，他对梅特涅1813年年中推行的、对世界大战是否开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斡旋政策的批评还算温和：“这一政策[57]毫无英雄光彩，而是冷酷无情的，比哈登贝格（Hardenberg）的阴谋更诡计多端；不辨仇恨与崇高的思想。”（第一卷，第149页）当西尔比克在作了除他那些没有商量余地的谴责，以及完全自相矛盾的评价之后，又偏偏把梅特涅的斡旋政策宣布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之时，他下面的这个温和评价能起到什么样的帮助作用呢？“这一政策虽然考虑出色，但充其量也仅是能将奥地利这艘破船重新开动起来，为狭隘的国家利益，亦即为旧国家共同体服务，却无法将一切都押在这张牌上。”因而过去的判断并没有变化：“他的政策还是干巴巴的清醒却平淡无奇，缺乏激情的想象力。”（第一卷，第164页）梅特涅[58]虽然保留了布吕歇尔（Blücher）那专横武断且充满风险的作风——这种作风曾导致一些战役的失败——但“从伦理道德上讲，对梅特涅所持的保留态度不能评价过高”（第一卷，第167页）。
为了能准确定位，在此有必要对西尔比克描画的梅特涅性格形象作连贯的完整引用。他总结道：“梅特涅不属于最伟大的人物行列，这些伟大人物由于他们的个人特质，由于他们个人富有特色的人生，而重新塑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并给那些时代深深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梅氏也不是一个深刻的、充满活力的思想家，他缺少铁一般无情地、可集中能量采取行动的天赋。梅特涅在本能上没有强烈的权力欲，就其总的天性来说，他不是一个行动迅速果敢之人，他害怕断然的、明显的对立，也害怕大规模的争斗……他那文雅、心慈手软、逆来顺受的天性就男人的冒险精神而言，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第一卷，第257页）不言而喻，西尔比克所作的这幅性格描画，恰好要归因于痛恨梅特涅的霍尔迈耶。
如若将西尔比克所有有关梅特涅性格描述的做法进行整理，则会看出，这里嗜权成性的意识形态与领袖神话的意味已越来越浓，一如他在精神史上主要是在尼采那里所发现的那样。关于这一类人，西氏[59]介绍起来从不保持任何的距离感：“以强人或新超人这些完全醉心于现时尘世、按照其个人规律、英雄般地单独生活着的统治者的道德，而全然不理会通常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这位新超人（neue Übermenchen）是从贵族中挑选出来的领袖，奴仆们必须顺从他，追求权力的欲望始终置于其价值观排行的最顶端，他超然于法理之上，[60]他是还在实行丛林法则的人类之中的勇士、斗士和胜利者。”西尔比克这段激情洋溢的文字，同样是受尼釆的学生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启发，而在这样慷慨激昂的描述面前，梅特涅这样的理性政治家毫[61]无胜算。在这里，标准战胜了历史现实，因为它忽视了梅特涅所能具有的政治运作的回旋余地。而且西尔比克还隐去了奥地利皇帝以及皇室其他部门，特别是宫廷财务署（Hofkammer）对“做事之人”作为的强烈限制。个人回忆的误导
实际上，损毁西尔比克所塑造的梅特涅形象的不仅仅缘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过量的原始回忆资料来源可能也对他客观地看待问题造成了危害。因为西尔比克在导言中曾承认，“要让一个人对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浩如烟海的馆藏，以及位于普拉斯（Plaß）的梅特涅侯爵家族档案的不计其数的文件、书信进行系统仔细的研究……简直是不可思议”（第一卷，第12章）。他只是抽阅了部分文献，因而使梅特涅所表达的希望正好落空，即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不依靠其同代人的个人意见、谣传与情绪，而根据国家档案所保存的事实和事件的整个过程来进行研究。举例来说，如果能系统地仔细查看1809～1848年间维也纳馆藏档案中梅特涅向奥皇呈送的所有“报告”，具体来说比如截止到1835年弗朗茨一世皇帝（Kaiser Franz I）[62]去世时的报告，而不仅仅是抽阅其中三年的，那将会得到什么样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抛开同代人那些一时的主观印象，而设身处地地作出想象：坐在首相府梅特涅的办公桌前，然后计算一下，在他任期内有多少以及什么样的问题和任务，曾在这张桌面上被一一处理过。
西尔比克喜欢优先引用私人资料，当然这些来源也颇具价值，但这样做也非常冒险，因为它们没有向你透露除去主观印象以外，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少是可信并算数的东西。如果去参照愤世嫉俗的霍尔迈耶的看法，一个关于梅特涅性格和品格的判断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西尔比克常常屈从于权威人士的判断，或者更糟糕的是——去迎合他自己的那种分类标准。如果弗里德里希·根茨某天灵机一动，发现梅特涅有某些“懒散的倾向”，那么，能因为他有时“要满足个人嗜好”，就以此说明他忘记义务、不专心致志、不会合理分配时间吗？（第一卷，第255页）如此一来，西尔比克又一次操弄起关于一个耽于享乐的廷臣的那些坏毛病的陈词滥调：肤浅、虚荣、轻浮（第一卷，第143页），以及滑稽可笑的自负（第一卷，第270页）。这样的人怎么会留下如此多的文献，以至于西尔比克本人在维也纳和普拉斯的“简直不计其数的馆藏档案”面前也宣布投降了呢？梅特涅的矛盾形象
即使不考虑上述的所有指责，想正确评价西尔比克的成就，对广大读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他的所谓公理之下，他所做的太多有针对性的性格刻画，也与他意识形态层面的上层建筑针锋相对。按他的说法，梅特涅一方面把“19世纪寻求民族和自由的趋势，绝对地仅仅看作破坏性的力量”（第二卷，第312页）；另一方面，他又促使“国家通过宽容的政策，使民族的多样性得到稳固”；因为他要求“促进各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发展”（第二卷，第184页）。
在贬低梅特涅精神气质的问题上，西尔比克通篇都不惜笔墨：“他从未认识到，在他那遵守原则的说教中充满着多少空想。”（第一卷，第322页）与此完全相反的是，西尔比克认为：“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但是，在纯粹经验主义之上，是对真实发生之事进行建设性总结的理论。”（第一卷，第306页）“从梅特涅出生的那个时代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位‘哲学家’；信仰一神论，崇尚理性，这种理性可以使人在一个非常远的边际内认识到永恒的真理。”（第一卷，第307页）
一方面，梅特涅以一个反动派和“维护宗法等级制专制主义”稳定的政治家（第二卷，第446页），以及一个纯粹的君主制封臣的面貌出现（第二卷，第303页）；另一方面，西尔比克又在其他地方证明，在1842～1844年间，梅特涅想改组整个国家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整顿方案（第二卷，第198页），而且在应对匈牙利事件时，“为取得积极的成功，显出了果敢的意志”（第二卷，第200页）。
这位传记作者的种种说法统统无法自圆其说、自行解释。它表明，书稿中不同阶段的著述方式已然互相嵌入，或者说，作者为形势所限，而被其面前由各种资料来源造成的、占压倒性优势的印象所蒙骗。至少他还没有将其海量的观察所得与大量信息，完全屈从于由自己所制定的标准——人们可以说，谢天谢地，因为如此一来，他的那些不容置喙的判断有时候也被相对地弱化了。在此，为了能确定他的哪些判断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读者们也必须用应有的怀疑态度来武装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早已被列入经典名录的传记，由于其自相矛盾的评价和取材，的的确确达到了与圣经相似的维度：人们可以从中读出一个“好的”梅特涅，也可以读出一个“坏的”梅特涅。
总而言之，这一要点已经到来，即现代的传记作者要完全符合新的同代精神，这是哪一个作者都无法绕过的。这样一种同代精神也为历史人物的生平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这种同代精神早已不是世界大战时的，而是1945年之后第四代作者的精神：是1989～1990年世界政治剧变的精神。这样一种同代精神可能同样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经验，而且直到今天，它的确就像对“德意志问题”那样，对欧洲产生着最大的结果。1945年以后出生的几代传记作者所关注的主题，已经不仅仅是《梅特涅与奥地利——一个评价》（Metternich [63]and Austria. An Evaluation），而且从广义上讲还应该是——用我的说法——《梅特涅与欧洲：修订本》（Metternich and Europe：revisited）。一个大有希望的信号是，不久前意大利人路伊吉·马斯切里·米格里奥里尼（Luigi Mascilli Migliorini，生于1952年）出版了意大利第一部关于梅特涅的传记，书中国务首相梅特涅是以“欧洲的建筑[64]师”，而非以意大利之敌的形象出现。[1] 指1789年之前法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不再说明。）[2] Vgl.Externbrink，«Generation Metternich»，69-77；Savoy，Napoleon und Europa，155.[3] 指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前莱茵河、马斯河、埃斯考河下游一带的低地国家，约为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东北部。[4] 反法同盟和法国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第一和第二次反法同盟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即所谓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后五次反法同盟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战争即拿破仑战争。[5] 原书中涉及梅特涅职务的称呼，一直沿用的是“Staatskanzler”，译成中文应该是“国务首相”，是弗朗茨皇帝于1821年5月25日在写给梅特涅的亲笔信中任命的，正式职务的全称是“Haus-，Hof- und Staatskanzler”，直译成中文即“皇室、宫廷和国务首相”，以示对他在维也纳会议前后，为奥地利国际地位的重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予以表彰。然而，“国务首相”的名称虽然与他之前的职务有所不同，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多少，他负责的只是外交事务和部分对外安全事务，并不负责内政与财政事务等，所以，他尚非真正意义上的总理，只不过由于当时奥地利面临的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割地赔款、国体变更（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地利帝国）以及国际地位的重建，从而因外交优先，使主管对外交往的梅特涅在与皇帝的关系上，虽不能说是冠绝百僚，但深得皇帝信任，为其股肱之臣，拥有比较优越的地位。此外，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地利皇朝，始终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内阁，梅特涅领导的国务府（Staatskanzlei）并非内阁，因而也难以算作中央政府，其职能类似于中国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者美国的国务院，而身为“Staatskanzler”的梅特涅，则相当于美国国务卿的地位。再加上奥地利皇朝的各主管大臣均直接向皇帝负责，诸事不经过“Staatskanzler”，而各位皇帝，特别是弗朗茨皇帝又反对设立内阁，将大权独揽，尤其擅长利用矛盾辖制群臣、防其做大，对梅特涅（建立和扩大内阁）的机构改革建议，则束之高阁，十几年不闻不问。即使后来在斐迪南皇帝治下，成立了帝国国务会议，并一度由梅特涅担任主席主持会议，但为时短暂，且由于斐迪南是位智障皇帝，因此，帝国国务会议具有摄政性质，其中各大公爵和其他大臣的发言权远大于梅特涅，而且他们还联合起来针对梅氏，不久，梅特涅会议主席之职即被取代。综上所述，“Staatskanzler”实质上是美国国务卿权限意义上的“国务首相”，或者如我在翻译时曾欲直接译成的“国务卿”，以示此“国务首相”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总理”。这样就可解释读者难以理解的问题，即为何梅特涅被称为“首相”，却鲜见他全面主理内政、经济、财政、教育、军事等事。涉及梅特涅的有关文献，绝大多数也是围绕“梅特涅的外交实践”在做文章，仅在涉及国家的安全稳定时，才提到他于内政上的保守主义。由此可知，“首相”其实并非确切的翻译。然而，在百多年来的中文文献中，梅特涅一直被称作“首相”，已然约定俗成，故而在本书中，凡遇到“Staatskanzler”一词，亦约定俗成地一律译作“国务首相”，特此说明。[6]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也体现在“德意志（Deutsh）”一词的含义与来历中。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前，只存在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其中包括奥地利、普鲁士等，又由于这种国土与国家的不相一致，此一时期的“德意志兰（Deutshland）”更多是一种历史、地理和文化层面的概念，而并不指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因此尚不具备民族国家所谓的国家政治范畴内的意涵。正如席勒所言：“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从何处结束。”[7] 科塞勒克的“鞍形期”指欧洲从近代早期走向19世纪和20世纪、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8] 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等。[9] 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希腊断代史专家。[10] Droysen，Historik，8.[11] Evans，Nipperdeys Neunzehntes Jahrhundert，137.[12] Vgl.NP 1，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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