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天流云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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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5：王安石变法卷试读：
第一章 宋朝病人
高尚的人是尘世间的一块绸缎，柔软光洁，把每个人的丑陋都包裹了起来，看上去很美。只是一但他走了，那些人就又原形毕露。
比如宋仁宗之死。
我们先从正史记录的流程去看，蛛丝马迹，才能窥探到当年的真相，和那些人的演艺人生。赵祯死在深夜里，凌晨时分死讯才传到外面。一整套的官面文章都可以忽略，看主角。
皇太子赵曙赶到时，就像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乱兵”闯进了卧室。百官以宰相韩琦打头，手捧黄袍，请他即皇帝位。他的反应也很标准，一连声地喊：“我不能为，我不能为！”这都正常，推辞是必要的，可是下一瞬间就太独特了。
这人转身就跑，要在现场消失。
韩琦等人立即扑了过去，大佬，流程错了，没法演了！当天由于赵曙逃跑的决心太大，力量太足，他被自己的臣子给强迫了。只见顶级大臣玩相扑，把皇帝按在当场，有的紧紧抱人，有的解头换发式，有的宽衣解带往上套黄袍。
全折腾完，一位新皇帝正式诞生。只是大家左看右看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直到扶他出去面见百官，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才发现了问题。
赵曙的眼睛呆滞，神情僵硬，一片茫然地看着眼前跪倒一地，痛哭流涕的臣子，别说带头举哀沉痛悼念，连额头上散落下来的头发都不知道打理。如果说他和僵尸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还有两行泪水。
臣子们交头接耳，非常感动。早就知道这是位沉默低调的人，无声的泪水才是真痛苦啊，真是孝子！哪怕不是先帝亲生的……这种孝顺，在七天之后，嘉祐八年四月八日，仁宗大殓的日子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新皇帝在先皇的灵柩前呼号狂走，来回乱蹿，把老爸的葬礼彻底搅场。这是在搞什么，就算杀父篡位的那几位大哥，如杨广、朱友珪，也没他这么彪悍吧。闹得实在没法看了，韩琦站了起来，拉帘子挡人，把赵曙拦腰抱住，叫几个太监直接扭送回后宫。
不敬死父，大逆不道！官方的解释是这娃实在太孝顺了，悲痛过度，导致失常……
回到后宫，悲伤在继续，孝顺在升级，赵曙变本加厉，开始对人动粗。先是打骂下人。要说这不算犯规，虽然仁宗一生对宫里的侍者都很友善，哪怕口渴都不忍心当场发作，怕他们失职有罪。但下人终究是下人，打打骂骂也是种变相的激励嘛。
可总有点理由吧。赵曙就不管这些，他说打就打，要骂就骂，实话说他就是手里没有斧子，不然侍者们个个都会缺少大门牙。
这种暴戾，居然也用在了他名义上的妈，曹太后身上。当时侍者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太后那儿去求情，您管管儿子成不，他刚进宫，有点认生！太后就去了，以曹太后前半生的修养和纪录来看，她不可能变成刘娥式的暴力妈妈。
温情的劝说，换来的是儿子的“不逊”。无书无真相，乱讲被雷劈，书上就是这么两个字。至于怎样不逊的，对话都被“隐”了，谁也不知道当天赵曙都说了些什么。结果是前半生从来没生过气的曹太后终于怒了，她转身出来，去找韩琦。
韩相公，你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竟敢对母后无礼！
韩琦很镇静，从这时开始，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韩琦登场了。或者可以说，以前一直隐藏得非常好的那个真实的韩琦露馅了。此人超强悍、恶毒并且不要脸。面对皇太后的指责，他选择的是反击。
竟然是反击！
他先给事情定性，皇帝是病了。一病遮百丑，怎样您都别在乎。接着来了这么一句：“臣等只在外面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截止到这里，都还是人话，紧接着的是，“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
这是什么话？自古以来就算皇帝死了，无论是病死，还是被杀，除非是宫廷政变，由太后密谋害死，否则关太后什么事？退一步讲，我们往最善良的方向去理解。韩琦说的是一但皇帝死了，太后的地位也会不稳，是出于对太后着想。那也不对，太后的名位是永远不变的，就算再有新皇帝产生，也只会水涨船高，更加尊崇。何况这个儿子还是养子，死了也就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综上考虑，韩琦这样讲，只能有一个解释——皇帝出事了，你也别想好，肯定是你害的！
所以曹太后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她沉下了脸。“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我当然是用心的！
韩琦不为所动，继续往下说。绝妙的是史书上讲，此人这时是“正色”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说完转身就走。
走到外殿，他身边别的大臣终于忍不住，说了句话。“刚才你是不是太过份了？”韩琦到这时才叹了口气，说出了真话。“不这样讲不行啊。”
至于为什么不行，谜底先缓点揭晓，事情和病情一样，都得看得周全些，才好下结论，才看得清准！接下来的主旋律就是病情了，韩琦把一切都推到了赵曙的病情上，自然有病就得治。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喝药。
中国的中药汤很难喝，大人物喝药时就加倍的难。大家还记得话剧《雷雨》里母亲喝药得怎么办吗？妈妈不喝，儿子就得跪下劝，这才孝顺。到了皇帝这级别，就得所有人一起孝。
打头的就是韩琦，他手捧药碗，送到了赵曙的嘴边。按说这是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皇位，怎么的赵曙也得给点面子。赵曙给了，稍微尝了一点，立即就扭头。韩琦执着地端着碗，跟皇帝的脑袋保持距离，下一瞬间很震撼。
赵曙挥手就把药碗推开，说推都是客气写法，其实就是打翻了，因为药汤洒了韩相公一身。
这下子连曹太后都看不过去了。宋朝开国四位君主，哪一位都对宰执礼敬有加，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她立即吩咐内侍给宰相取一件新袍来换上。韩琦连说不敢，曹太后貌似同情地说了一句，“相公殊不易。”
你太不容易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这句话能让韩琦百味俱全，咬紧牙关。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谁让他当初选了这么个宝贝当皇帝！
从此上了贼船。
第二章 病情加重
这时未来的神宗陛下，当时名叫赵铖的英宗长子出现，他跪下举起药碗请父亲喝，赵曙的派头更加隆重。理都不理，就当没看见。“病”是越来越重了，不管他是心病，还是身病，还是没病装病，多年压抑一朝痛快看似有病，这个样子是当不了皇帝了。根本没法子办公。
大臣们商量了一下，就算天下大事由他们拿主意，至少得有个签字生效的人吧。于是曹太后被推上了前台，她苦熬了半生，终于成为刘娥之后宋朝的第二位垂帘听政太后。这样在所有人的心底里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轻松。
新皇帝从最开始就极端不愿意即位，或许真是压力太大吧，才变成了目前三分之二型的白痴，现在由太后出面替他挡事，会不会好一点了呢？
答案是正相反，赵曙从行为失常发展到了彻底失常，这人说声好，能满面红光，健步如飞，做什么事都是个壮年男人的样。可是转眼之间就江河直下，一泄千里，说倒就倒下，卧床两三个月是常事。其突发性和持久性半点都不比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临死前半年差。
大家这个郁闷，难道是仁宗附体了？还真像，最灵异的是他也变得沉默不语，从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开始，到年底十一月份，只要他在正规场合露面，就始终端坐装神仙，巍然不动，一言不发。直到他真正变身成畜牲的那一天。
十一月是给大行皇帝仁宗陛下送葬的日子，中国哪怕是到了现代，儿子都得持丧成服，痛哭流渧，那是爸爸！可赵曙就能一动不动，躲在深宫里就是不出面！
这个畜牲，那天在琼林苑祭祀现场，只有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灵前，赵祯真的成了没有儿子的人了！
儿子呢？赵曙躲在宫里，就一句话。我病了，哪儿也去不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仅曹太后难过，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了。人伦之大，大于一切，连父亲都能漠视，你还能对谁好？这种愤怒不仅在赵氏宗族和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些朝臣中升腾，就连本是赵曙一派的人也站了出来。
比如现知谏院司马光。
司马光永远有办法把情绪转化成动力，让当事人没法发作，必须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针对这件事，他没直接说赵曙你是个装病不孝的败类。而是非常巧妙地找了个发力点。
把太医院的医生都抓起来！
查皇帝的医案记录，太医们近期的报告都是“六脉平和，体内无疾。”那很好，为什么皇帝病到了连给老爸送葬都不露面的地步？！敲山震虎，让赵曙明白点，这是个科技时代，装病是掩盖不了你是个畜牲的真实本相的。
赵曙很听话，他终于走到了前台。四天之后，他勉勉强强地站到了仁宗的灵前，那一天四周哀声震地，群臣痛不欲生，可偶然抬头，竟然发现身为儿子的赵曙一脸木然，半滴眼泪都没有！
这个畜牲，当时群臣再也控制不住，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可连一点点的教养都没有吗？你亲生父母是怎么教导你的？！这不光是感情深浅的问题，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说不过去！
但是世上的人，99%都是为权力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尤其是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死的皇帝去得罪新皇帝。赵曙的这种没人性的表现居然被合法化了。宋朝的礼部官员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卒哭”。
卒，结束的意思。这是针对之前中国丧礼的传统流程。在这之前，父母死了，从死至殡，哭声不绝。殡后孝子思念父母，不择时间地点，控制不住就流泪。称作“无时之哭”。到赵曙这儿就算结束了，大佬们只需要祭祀在场就成，哭不哭的您随意。
从此之后，这成为被历代王朝所喜欢的新政策，可见人世间赵曙之辈所在多有，从来没有绝迹过！
这样的劣迹在宋朝的官员层渐渐地淡化了，每个人都留恋着宋朝无与伦比的官派享受，为什么要为了别的悲哀毁了自己的幸福呢？！所以从仁宗出殡到銮驾回京，只有一个人的愤怒与时俱进，越来越重。
曹太后，仁宗的遗孀，她再也忍受不了了。这一年中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当年她曾亲手抚育，名义上不是养母，也是姨妈的孩子，是个怎样可耻凉薄无情无义的东西。在回京的路上，她下定了一个决心。
把这个混帐东西废掉！给大宋重新选一个至少是人的动物来当皇帝。
为此，她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作为废立的理由，交给了……没办法，只能是韩琦。他是当朝首相。
这些东西是赵曙在皇宫里写的一些“歌词”，还有他的过失总列表。在回京的路上，由一个太监交到了韩琦的手上。久经考验的韩相公不动声色地翻看，看完之后，举动可以说是个乱臣贼子。
他拿起火烛，当场就给烧了。
赵普当年在政事堂里烧地方官员的文件都是罪过，那么烧皇太后的懿旨算是什么呢？更何况这是正在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奇妙的是，他还边烧边说，命那个太监传话。
不是说皇上有病吗？病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是罪过……平淡雍容地打发走了内侍，韩琦立即精神抖擞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危机到了，这辈子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他紧急通知同伙向他靠拢，出大事了，都过来。
欧阳修最先赶到，这是他这辈子不知所谓的行为中最古怪的一次。回忆一下，当初立赵曙当太子时他只是随波逐流上了个奏折，基本没他什么事，这次的危机更是与韩琦性命攸关，跟他欧阳修不搭界，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呢？这要从他一生的行为中去找答案。
他的原则，当普通官员时抽台谏官的耳光，当台谏官时抽宰执集团的耳光，无论何时何地从不抽皇帝的耳光。
知道了吧，这是向现任皇帝靠近的最好时机。
宰执集团逐个到位，他们是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枢密使张异，副使胡宿、吴奎。稍等一下，是不是觉得少了个人？对，富弼，四真在朝里的第一位，真宰相富弼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去了。这真是韩琦之大幸，仁宗的悲哀，等他再次出山时，局面己经无法挽回。
这些人迅速达成了一致，要怎样去面对愤怒中的太后，接着第一时间向皇宫进发，绝不能有半点的耽搁。万一太后抓狂真的再写什么诏书的话，她的命令现在就是宋朝的最高指示，谁也没权违抗。
半点都没夸大，如果要废掉赵曙的话，现在是最好、也是唯一的机会。首先曹太后目前垂帘听政，就算达不到刘娥的程度，臣子们也不敢公然反抗；第二，赵曙在仁宗葬礼上犯了众怒，机不可失，正好趁热打铁搞掉他。
更重要的是，皇权至上在中国根深蒂固，赵曙的皇位一但坐得久了，臣民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那时什么都晚了。
韩琦深深地知道这些关键，在赶往皇宫的路上，几个人名在他心里起伏不定，那是他此时此刻命里的魔星。赵曙的父亲赵允让的胞兄赵允宁之子，沂州防御使、虢国公赵宗谔；宋太祖重孙、右卫大将军、蕲州防御使、安国公赵从古；赵曙的胞兄赵宗祐，这些人一年前还和赵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都是皇太子的竞争人选。
如果曹太后真的把集病、傻、不孝于一身的赵曙废掉，换上这些同一血脉的宗室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争议。宰相们想反对？几十年之后倒是真有位宰相反对太后选出来的皇帝，结果当场被否定，从此一败涂地潦倒终生，惨得一塌糊涂。
问那是谁？远比韩琦强硬恶毒上百倍的章惇章大宰相。
回到现在，如果皇帝换了人，从前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别说韩琦本人，就连他的子孙都别想翻过身来。想到这些，他不由自主地发抖，只不过进了皇宫面对太后的第一瞬间，韩琦突然轻松了。他万万没想到太后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曹太后泪流满面，呜咽着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
吁——这样啊……全体宰执集团都抹了把冷汗，看来还是仁宗的家教好，把老婆调教得柔顺温馨，对谁都狠不起来。韩琦变得漫不经心，就像跟他二姨说话一样。“这是病了的缘故，病好了，就不会这样了。况且说，儿子有病，妈妈就不能容忍点吗？”
估计就是二姨也会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吧，这个没大没小的破孩子！哪有半点面对长辈的尊敬。可是慈祥善良的太后陛下的反应是……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居然“愕然”，不知所措。
没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就是不知道怎样痛打无理手。面对韩琦的冒犯，其实是得到了出手的最佳时机，一声断喝“大胆！”就足以让韩琦低头服罪，不管他服不服，最起码在辩解前必须先施礼道歉。20余年后北宋史上最强硬的宰相王安石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皇帝面前被下层小官呼来喝去，不敢丝毫违抗，只是因为皇帝在前，臣子不许装大。
可这时时间一分一秒地遛走，每一瞬间之后，曹太后的威严都在急剧流失，直到韩琦的白脸效果彻底达到，唱红脸的人登场。
轮到欧阳修说话了，只见风流大才子一派温存态度，这样说。“太后服侍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天下皆知。妇人之性，鲜不妒忌，以当年温成皇后那样过分骄瓷，您也能处之裕如，始终包容，还有什么是您所不能容忍的呢？眼前母子至亲，又有什么是非得计较的呢。”
看着是赞美式的劝解，其实里边有多少骨头怎样硌牙，谁都听得出来。“妇人之性，鲜不妒忌。”居然当着女人骂阿婆。可要命的是，曹太后居然神色为之和缓，她的气开始消了。
她说，“你们能这样体谅，实为朝廷之幸。”
第三章 强烈回忆
欧阳修立即跟进，“这不仅是臣等明白，普天之下谁都知道，您的仁德广为流传。”紧接着再动之以情，他突然之间对己故的仁宗进行了超强烈的回忆。“仁宗陛下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所以一旦晏驾，天下禀承遗命，无一人敢不从。今太后深居内宫，臣等到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命，天下谁肯听从？”
听出是什么意思了吗？多么自谦，他和韩琦等人只不过就是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根本不值一提，对天下没半点的威慑力。之所以天下都听命，是因为仁宗陛下的选择。
所以您这位深宫妇人，也别想违抗丈夫的命令！这才是所有谈话的真谛，欧阳修的学问就是高，没半点韩琦式的粗野，就让曹太后没法、更不敢废掉赵曙。
曹太后沉默了。她清楚，赵曙违逆了她，可她要废掉赵曙就是违逆了她的丈夫。这个扣子在一时半刻之间根本解不开。
在她沉默的时候，两府大臣们己经逐一施礼向她道别。谁胜谁负，心知肚明，办得很成功，把天下第一号寡妇给欺负了，在仁宗刚刚入土尸骨未寒的时候！走出了太后在内东门后的垂帘小殿，这些人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泛上来无奈的苦笑。
事情到这步只是办成了一半，现任皇帝，那位说傻不傻说呆也呆的赵曙先生也得接受点再教育，皇帝不是这样当的！不把他搞明白，今后这样的事没完没了，总有一天出大事。
可是赵曙就没有曹太后那样好说话了，这时是皇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十一月，大半年以前他刚当上皇帝时出了件事，足以说明这人的心性和办事风格。当时仁宗暴亡，医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为首的先被贬到边远州县编管，其余的害怕之余跑去向新皇帝求情。
说仁宗起初时吃这两人的药还是很灵验的，后来这样，是天命己到，不是医官所能挽回。这话说得也没错，难道医术是万能的，世上有不死之人吗？
新皇帝的反应是板起了脸，问了一句话。“我听说你们都是两府推荐上来的，是吗？”“是。”“如此，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处吧！”
医官们一听，简直是魂飞魄散。让责任人（两府）去处理办砸了事的人（他们），那还有活路吗？这就是赵曙的作风，置身事外，不怕事大，两边往死里掐，根本不顾忌公平公正性。试问这样搞，得是什么样的宰相，才能先承认自己错误，再去处理最多只是技术原因上失职的医官呢？
以韩琦的公正性？
赵曙是冰冷的，在他这里没有原谅，没有理解，充满了对所有人的一种偏执性的挚拗。在不久之后，对另一位中枢大臣的处理上更能显示出这一特性。现在要强调的是，这种冰冷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自己永远没有错。哪怕是与名义上的母亲，至少是姨母的曹太后之争上。
他也没有错，面对来访的两府大臣，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太后待我无恩！”
这句话让韩琦等人明白了这人“病”到了什么程度，也知道了得用什么办法去治。联想起初进宫时，赵曙随身携带了那么多的书籍，真是让他们哭笑不得。
连最基本的孝、慈、礼、让都不懂，您都学过什么？
接下来的课程简直是学前班级别的，宋朝顶级官场的各位大佬轮番上阵，给皇帝恶补。先是韩琦，他举了前古圣君里以孝著称的“舜”。传说舜生母早死，父亲续弦，被继母、生父和异母弟残害，能让他上粮仓修顶，下面收梯子放火，能让他下井挖泥，往下扔大石头。种种危害都没死，舜对亲人仍旧友好。
这才是“孝”。
请问陛下，现在太后有舜父母的残暴吗？你的行为与舜差多少？“臣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孝者！”
平心而论，韩琦这番话说得很公正，在封建时代，讲究的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尽孝，这是正常的。如果父母不慈爱，儿子仍然尽孝，这才难得。不管现代人怎么看，当时这是正理。他正颜厉色的说了这番话后，赵曙的反应也是“有所悟”。
这人开始清醒了。历代史书说到这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很搞笑，请问30多岁号称爱书如命知识健全的赵曙居然要人来讲舜的典故、什么是孝，这是怎么回事？真是病了，神经错乱的话，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就是逻辑混乱，不会想事。
他居然一说就通，马上能改，这是怎么回事？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根本就没病！
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韩琦讲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人很多，挑三个主要的。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刘敞。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一个讲《论语》一个讲《史记》，属于借题发挥，强调孝道，内容和韩琦差不多。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而是直接说事。
司马光说，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必当回报。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第一，当年仁宗立你为皇太子，太后有居中之助；第二，仁宗驾崩之夜，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等你第二天早晨来即位；第三，太后垂帘听政，为你保证朝局稳定，等你病好上班。
这三项，有其中一个，就值得“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何况兼此三德。”你是仁宗之子，太后就是你的母亲，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
这种质问何其严厉，弦外之音，只要不是皇帝，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他的神智开始“好转”。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这涉及到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怎样才能让曹太后下班呢？
这在当时的宋朝100多年以来，都是没成功过的事。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至死都没有放权。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要想让曹太后放手，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人自杀。
为了达到目的，韩琦等人想了两个办法，先把外围工作做足。第一，春天将近，大臣们请皇帝出去祈雨，保佑这一年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理由很充分，也合乎以往的惯例，只是曹太后果然出面反对。新皇帝的病刚好一点，外出不大合适吧。
韩琦不阴不阳地回复，皇帝自己觉得可以。
曹太后习惯性地下滑，皇帝服孝中，外出的仪仗素服还没准备好呢。
韩琦突然亲切微笑，那一点都不难。
至此赵曙在公众面前露面，证明自己健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四月二十八日，宋英宗乘大辇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醴泉观祈雨。沿途百姓围观，人山人海，不时传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激情呼声。
效果非常的好，皇帝君临天下，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证明了健康还需要证明能力。祈雨归来，韩琦给赵曙准备了十多件紧急公文，要他在片刻之间就都做出批示。赵曙很争气，很快就都批完了。这些文件转到了太后的手里。
按程序，要太后审阅，才能决定是否下发。
这是历史给曹太后的最后一次反击机会。要知道政治问题，比如说黄河决堤，或者西夏和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才对，没有什么是具有唯一性的答案，更何况只是宋朝日常的一些工作。曹太后完全可以鸡蛋里边挑骨头，说这些文件的批示就是有错误的！
咬住了这一点，才能阻止赵曙复位。可惜，没有资料能证明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曹太后的反应是逐一观看，频频点头。好，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对……韩琦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
逼太后撤帘的条件成熟了。
第四章 太后撤帘
关于曹太后的撤帘，有正史和笔记共三种版本。先说笔记，最流行也最戏剧的一个说法出自《铁围山丛谈》，在里面韩琦成了两宋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强人，什么赵普、吕夷简、王安石、章惇、蔡京、秦桧、贾似道统统都是小蚂蚁，试问他们哪个敢假传圣旨，金殿逼宫，并且事先不跟任何大臣通气，敢说干就干？
韩琦敢。
某次朝会，宰执齐集曹太后垂帘外，韩琦突然到帘前说话：“皇太后圣德光大，许归政天子，今有诏书在此，请立即施行。”
帘内的曹太后大惊，没来得及回话，韩琦己经站了起来，命令左右内侍：“撤帘！”这两个字是决定性的，古时候女性必须遮掩，就算是太后，也得有一块帘幕挡着才能见男人。这时曹太后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跳了起来，往内宫躲。撤帘行动就此成功。
其实她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当她向后躲时，她的救星己经出面了。枢密使富弼。富弼母丧结束，己经回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官复原职，恢复首相。其中的理由，后面详细说。
当韩琦喝令撤帘时，富弼己经登上台阶，正要说话。可是帏帘突然间卷起，只有赵曙一个人坐在殿上。富弼的反应是当即转身下殿，面对皇帝都没有任何表示。
韩琦追了出来，陪笑解释：“事先未与富公通气，是怕意见不合，拖延了还政日期。”富弼根本不理他，怒气冲冲直接出殿离开。
这个版本到此结束。其中有真也有假，真的方面是富弼对韩琦的怒火，他们两人早在仁宗去世前就水火不容变成了一对冤家，所以韩琦事先对富弼保密也在情理之中。
假的一面嘛，就是太儿戏了。韩琦说的诏书是谁颁发的？只能是赵曙或者曹太后本人。如果是赵曙的，很抱歉，现在是垂帘期间，他的命令不生效。那么是曹太后的，也就是说自杀终于成功，彻底秀逗，那她还大惊个什么劲？
尤其是富弼对韩琦早就忍无可忍，无论是服丧期间，还是马上要进行的朝局争斗，两人都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怎么会连嘴边上的一句话都不说，怒气冲冲直接下殿呢？他只需要向韩琦伸手要诏书，拿来我看，到底是谁写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所以这个版本不可信。
再看笔记版的第二种，韩琦变成了一个小偷。这个版本比上一种要精明得多，它从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点——天子印玺。
垂帘听政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号令全国，是因为她们把御玺收为己有。在这个版本里韩琦左思右想，没法让太后主动交公。于是在祈雨的过程做了点手脚。他趁着太后和皇帝出宫之际，悄悄地把御玺搞到了手。至于怎么搞的，用词非常微妙，叫“留”。
不知怎么个“留”法。
御玺到手，韩琦胆子就大了，他在帘前对太后先是一顿赞美，话风一转，拿御史台和知谏院说事，说是台谏官们集体要求太后撤帘。曹太后勃然大怒（终于怒了），说：“教做也是相公，不教做也是相公，你们这样逼迫，是不是太过分了！”
韩琦没理会，命令仪鸾司撤帘。第二个版本就是这样，立意比较新，破绽更巨大。第一，祈雨时太后不在场，那是纯粹皇帝版出秀场，怎么能让敌对方去搅和？第二，天子御玺是很重要，曹太后更清楚。所以她一直留在身边，撤帘后都没交出去。
所以才有后边的另一些故事。
正史记载里的撤帘过程非常简单，充满了上流社会里的暗示和修养。首先韩琦选了个单独面对的机会，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
那是在某次例行工作汇报之后，其他大臣都走了，韩琦留了下来，向太后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一个州官。
曹太后一听就懂了，她说：“相公安可求退？退的该是我。老身合居深宫，每日在此，甚非得己，且容老身先退。”
韩琦非常感动，他历数前代垂帘听政太后们的过失，盛赞当今太后的仁德，称赞了一次没尽兴，跪倒舞拜一番后，站来继续夸。直到太后在帘内站了起来，像是不想听了，准备回宫。韩琦抓紧机会，马上命令仪鸾司卷帘。
动作很快，帏帘卷起，还能看到太后的衣影在屏风上一掠而过。
这个过程是比较可信的，急事缓办，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容易在轻松的氛围内达成。而曹太后的行为也比较适合她一贯的心性。她并不想揽权，垂帘是迫不得己，撤帘也不会大动干戈。唯一的举动是她留了个后手，把天子印玺留了下来。
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
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这一刻是他一直都在等待的。宋朝官方历史里都明文记载，他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英气。至于这种英气起了什么作用嘛，比较遗憾，这是此人称帝三年半之间仅有的办公岁月，成绩呢，只是和大臣们的几句对话。
他向富弼、吴奎、韩琦等人询问了些关于“国家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宽治如何？”“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之类老生常谈，毫无意义的话。除此之外，就是把唐介招回京城，让他做御史中丞，显示风气开明。
其它的就都没有了，此人的精力开始转移，去做他最想做、此前又不敢做的事。
赵曙命令仁宗的女儿们搬出宫去，把房子腾出来，给自己的女儿住。接着给自己的子女加官进爵，一次不够，连续叠加，直到闲散宗室的子女们变成了亲王和公主。至于曹太后，他就像没这个人一样，从来不去请安探望。
这真让人郁闷，世上有很多不公、不正、不孝的劣行，但很少有人做得这样狭隘又阴暗。身为皇帝，他完全能让不孝进行得不为人知，或者人人都知道却拿他没办法，那才是个人物的做法。可他龌龊低劣，让人腻腻歪歪的发烦。
试问天下名爵都出于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施舍出去一点给仁宗的遗孤们，那会有很大的损失吗？还有曹太后，就算有千般怨恨，看在御玺的份上，看在他自己名誉的份上，也应该做点面子工程吧。
他不，因为他太在乎了，一个人只有太在乎、太看重某些东西时，才能迫不及待，无所顾忌地去争抢。想想他当初进宫时百般的推让，逃跑式的拒绝，反差是多大呀。
赵曙的真面目渐渐露了出来，被大臣们看清楚，他们分流了。有的人选择了支持，像韩琦、欧阳修，无条件地为领袖服务；更多人的变得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渐行渐远，和他保持了距离，比如司马光。司马光深通历史，知道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相处，非孝子不忠臣，这一点对皇帝同样适用，非孝子不明君！
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必须离远点。
第五章 公子绝迹
更有人选择了对抗，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当了皇帝也别想一手遮天。这个人就是富弼。富弼一生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最初出使辽国，为宋朝保持尊严，到庆历新政，和范仲淹合作，再到重回东府成为帝国首相，他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意愿里。
这样的人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让他每个时期都得到了最头疼的敌人。比如说吕夷简、夏竦，还有这时的韩琦。现在要说一下他和韩琦的恩怨了，必须得说清楚，不然大家就会误会他下面做的事，到底是忠于仁宗，还是忠于道义，或者是单纯地反对韩琦。
在庆历新政中，富弼和韩琦是战友，到四真在朝时，韩琦先做枢密使，再升次相，一时人称“富、韩”，在印象里是好伙伴。其实这都是错的。
一个守原则的人，永远别想和一个跋扈的人和平相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想一切按章办事，保持公正，可总是会有些人跳出来拆台，妙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你的下级。韩琦就是这样，他在和富弼的争斗中不仅展示了办公室生存技巧里的高难动作——如何挤走领导，还完美地诠释了他在北宋官场里的唯一性。
在文臣中，他是最强的武将；在武将里，他是正牌的文臣；在文臣和武将的大团体里，他永远靠皇上最近。这三点让所有人都头疼，尤其是这三点都正好是软肋的富弼。
富弼是个好领导，好就好在文质彬彬，清廉守节，不欺负人。可他偏偏就遇上了韩琦。参照韩琦三大特点中的第一项，文臣中最强的武将，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具体表现就是他受不了一个兵痞式的同僚。
韩琦在西北打过仗，可能是受传染了，他回到朝廷之后总是一嘴的行伍话，连带着平时办公都很“豪爽”。某天在政事堂里，为了一件事和富弼争个没完没了，按理说富弼是首相，天字第一号大领导，你多嘴本身就是错的。他可不，几次交流不成功后，突然间率先不耐烦：“你又絮叨起来。”
富弼当场就变了脸色，絮叨是民间词，连当时的富商大贾们都不说，堂堂的大宋中心枢纽之地，居然变成了菜市场！他断喝一声，“絮是何言？”
韩琦不过是耸耸肩，没什么反应。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是平时的小意思，韩琦的这种特性还能让富弼走下坡路，从权力巅峰上跌下来。用什么办法呢？简单，我们大兵就是粗枝大叶，不那么“细心”的。
富弼的妈妈在仁宗嘉祐六年的三月份去世，按惯例富弼要辞官回乡守孝，可惯例中还有特例，宰执身份的官员可以遇丧起复，回去悲痛一阵子还回来上班，官职不变。仁宗当时先后五次派人带诏书，命令他回京重当首相，却不料富弼无论如何都不答应。
问得急了，富弼才说出实情。原来他在临走前和韩琦有过一次谈话，内容就是宰执大臣遇丧起复是不是合适。傻子都知道富弼在说什么，他妈妈刚死！韩琦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此非朝廷盛典。”
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富弼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是在说他是个留恋官位的贪婪人。一生清廉自守，没留下任何污点的富弼怎么受得了这个。尤其是想一想都刺心，如果这时他回来还当首相，就等于默认了韩琦当初是当面骂人。
天大地位，品德最大，富弼的首相位置就这样丢了。绝妙的是，占了大便宜的韩琦倒非常的生气，他公开埋怨：“我只是随便一说，他倒怪起我来！”真是活见鬼，就不说全宋朝都知道富弼刚死了妈妈，就拿他自己的身份来说，以次相地位，来说国家官员制度，尤其是谈话对象还是当朝首相，你怎么能随便一说？！
真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还能是卑鄙者的无罪证明。
抛开当时的恩怨，说赵曙即位之后两人的变化，富弼守满了三年孝，再回来时只能当枢密使，首相变成了韩琦。在他离开的这三年里，天翻地覆，韩琦有了拥立之功，加上文臣里最强武将的性格，他变得独断专行，为我独尊。
没人敢反对，可富弼不买他的帐，富弼同样以下级的身份（东西府平级，但威望职权稍逊）反抗韩琦，同样的拆上级台，拆得义正严辞，大快人心。
那是在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的第二个月，赵曙一边给亲生子女加官，一边给亲近大臣们升职。宰执大臣们人人有份，韩琦和富弼首当其冲。韩琦是首相迁右仆射，富弼是枢密使迁户部尚书。照例一番推辞之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皇帝的礼，唯独富弼一连七次上书，我不要。
他的推辞理由，就是赵曙的劣行陈列表，其揭发力度和20多年前鞭笞仁宗时如出一辙。
——“……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官谕，料陛下亦自知之。”
——“请皇太后权同听政，此非太后本意，盖不得己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者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
——“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虫鱼草木皆沾德泽，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今日不忍见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
——“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
奏章写到了这个力度，效果等于零，赵曙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性格中的挚拗外加牛皮糖精神显露了出来，无论谁说什么，他都当耳边风。
那好吧，这是他自找的，富弼这种良言相劝不管用，只好由司马光出场。再次强调一下，司马光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让对方不得不听他的。除了以后比他还犟的王安石之外，他所向无敌。
具体到这件事，司马光给皇帝搬来了一个台阶，赵曙不下也得下。
司马光以知谏院身份联合御史台，弹劾一个宫里的太监。此太监非同小可，除了没有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显赫军功之外，权力、资历半点不差。他就是从刘娥时期就隐在宫里的实权人物任守忠。
简短节说，司马光和御史吕诲列出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着实吓人，如果一项项都是真的，那他就是个从刘娥、仁宗时一直潜伏到现在的超级敌特，其实只看第八条就成了。“……规伺语言，撰造事迹，往来革面，进退异词，使两宫交斗，遂成深隙。”
赵曙和曹太后失和，完全是任守忠挑拨的。这个罪名有没有，实在不好说。任守忠到底有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法深究。要看的是弹劾背后的文章，司马光要求把任守忠斩首，说这样才能让两宫合好，那么作为赵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那就是说任守忠无罪，他和曹太后不和另有原因；答应了，就证明他的不孝是受人挑拨，是个不明真相的误会。
这个台阶好不好呢，只要赵曙还有一星半点的理智，就该借坡下驴，挽回自己的声誉了吧。事实上他也在犹豫中，这个人的阴暗心理还要再过些日子才能大爆发，让全天下人都鄙视。现在他的犹豫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觉得他另有隐情。
于是他的死党们就主动站出来帮他圆场，比如韩琦。首相大人说，“陛下登极之时，任守忠也有辅助之劳，可从轻发落。”这就有了个转折点。
却不料立即被富弼抓住了破绽，富弼抢上前去，高声对赵曙说，让全殿的臣子们都听得见——您的帝位是先帝仁宗亲自授予，由皇太后协助登基的，您只应该追念仁宗的顾复之恩，报答皇太后的拥佑之德，现在有人说某人有功，某人有劳，臣实在是想不通，难道是他们而不是先帝与太后让您即位的吗？
赵曙立即头晕，不管他心里是多烦多恨仁宗，他都不敢在这件事上含糊。如果把仁宗抛开，他的皇位就是个骗局，根本不合法。
没办法了，亲爱的韩琦，谁让你瞬间猪头三了呢？为了皇位，只好让你糗一次了。赵曙点了点头，韩琦当时正要上前辩解，看到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立即脸色大变，退了下去。
司马光成功了，任守忠被发配外地，赵曙到曹太后宫里承认错误，两宫风波至此告一段落。可韩琦却不想这么就结束，任守忠事件让他深深地警惕，危机终于出现了，富弼、司马光，也就是枢密院和知谏院，这两个部门非同小可，这两个人更加不容忽视。怎么办呢，只有立即出手，先发制人，打翻在地，这样才能把他唯我独尊的日子继续下去。
可惜他慢了一步，富弼己经开始行动了。
第六章 公开争斗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份，可以说是再本份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1100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少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作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156873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遂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80%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己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灵牙利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20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排名中一直浮动在第二三名之间，只有不久之后那位天地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伟人相公出场时，才能让他吃憋。韩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见他冷冷一笑，相公糊涂了吧，连起码的逻辑都搞得混乱。试问兵法为什么要用“先声”，那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20万，不过10天，西夏人就会知道真相，那时让他们怕什么？
真要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悻悻地说，现在告示己经贴出去了，以后再不让百姓们充军边防也就是了。
说到了这份上，基本上等于投降，这次为了俺首相的面子，也得做下去，保证以后不玩了总行吧。司马光的回答是不行。
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这话连我都不敢信。
韩琦一脸地正义，我在此，你尽管相信。
司马光直视着他，非但我不敢相信，恐怕相公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终于大怒，你何以这样藐视我？
司马光说，你长在此位，当然可以做到。可是你总有走的那天，别人作首相，看到了你的先例，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原样照搬吗？
至此韩琦终于理屈词穷，司马光句句都说在点子上，根本就不给他躲闪回避的机会。众目睽睽，韩琦还是有办法让司马光的努力变成零蛋。
他作愤怒状拂袖而去，尽管丢了面子，尽管没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听你的，你奈我何？陕西方面刺义勇的事还是照办不误。把大批的百姓扔上了边关，送到西夏人的刀枪之下冒险。
这种行为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送给韩琦四个字——政治流氓。
从仁宗去世，赵曙登基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富弼很悲哀发现，绝对的权力果然带来了绝对的腐化。赵曙和韩琦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赵曙多么克己守礼，淡泊名利。他在进宫之前曾有件事广为流传，给他竞选成功拉了很多的印象分。那是他父亲刚死的时候，一共28个儿子，分家产时他什么都不要，最后勉强留下了一条金腰带，价值50万贯。后来某件事急着用钱，托人去变卖，结果那人一时疏忽，居然给弄丢了。
那人吓坏了，跑来请罪，赵曙却一笑了之。丢了？那就算了……胸怀博大，潇洒磊落！当上皇帝怎么就这么多毛病了呢？
之前的韩琦更是没话说，战场官场哪一点都叫得响，人虽然强硬了些，但从没有小人过。做出了现在的事，一部分可以说是迫于无奈，选了赵曙就得挺到底，另一方面就只能从做人的底蕴说事。富弼当首相时人人心服，换到他整人的时候要拖累国家！
面对现状，富弼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心隐退。相信如果仁宗在朝，他不会对韩琦退让，相信他决心对抗，韩琦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再怎样，韩琦也比不上当年的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于富弼而言，有什么好怕的？可惜现在是赵曙的天下，他的对抗只会招来无休止的破坏，就像这次的刺勇事件，韩琦己经失去了理智。
关于富弼的这个决定，有些人不同意。认为对恶势力的退让，是对光明和公理的犯罪。但退让也是种勇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他看清了赵曙和韩琦的真面目，离开，是对他本人，也对当时的朝局最好的选择。
富弼先是用20余道奏章来辞官，再用八道奏章来拒绝退休之后的使相官衔，只以寻常职位离开了京城。在他临走前，留下了在英宗朝最后的一封谢表。
那是对赵曙和韩琦的不满以及警告。他明确地指出，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党争一样的官员倾轧，打击和报复己经没有限制，不仅是人身攻击，并且危害了国家局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在之前的北宋顶级官场一直都保持着平和、含蓄的工作气氛。这在一般的看客来感觉，是一潭死水。
没激情，没意思。
可往后对比，就会发现这种气氛的可贵。没有争吵，问题就很少会激化，而一但激化后，国家的主要精力就会用在内斗、争权、清洗、报复上。国家也就完了。
事实上，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
富弼离开后，赵曙变得随心所欲，纵观朝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在之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些非常绝妙的事。
当皇帝就是过瘾。
他就像玩一样，拿国家的顶级官衔当玩具。比如说富弼走之后的枢密院。有一个人叫王畴，本是翰林学士，官做到了这个位置，文采是不必说了，王畴难得的是口才也非常棒。某天晚上，他和赵曙偶然闲聊了起来，没想到互相非常投机。
赵曙很高兴，两天之后，突然任命他做枢密副使。一般来说，翰林学士是两制官，从两制进两府，很合乎逻辑，没问题。但具体到王畴的身上问题就很大。
宋朝有规矩，无论是谁，出任两府宰执，必须得有在外地做省长以上领导的经历。一来这会让宰执人选有独立处理事务的经验；二来是防止那些总赖在京城里享福，资格熬到了一定程度的官场老油条们混进最高权力机构。
这位王翰林就正是一根正宗地道的官场老油条，从登科之后一直35年没离开过开封，人间天堂里过日子，哪里知道为政的艰难，百姓的苦楚？
眼看着出错，好在当天值班写诏书的知制诰钱公辅是个明白人，他动用了两制官的权力——“封还词头”。词头，是未生效的皇帝任命，只有两制官动笔按词头写成正规诏书之后，任命才会生效。而两制官一但觉得这个任命不妥，他有权把词头封还，拒写诏书，终止任命程序。
这是宋朝政府的一个非常开明，也非常英明的政策。就像当年赵普让赵匡胤得到一个小竹笼都等上两个月一样，为的就是制约皇权，防止滥用。
具体地说，就是防止赵曙这样的二杆子行为。不过二杆子之所是二杆子，其原因就是有个少根弦的脑袋。赵曙居然抓狂了，他也不想想北宋100多年间被封还的词头不计其数，从根本上讲这是两制官在认真工作，对他这个皇帝负责。他认为的是，这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任命两府官员，就被驳回了，实在没面子！
他命令把钱公辅贬官，知制诰不要做了，到滁州去当团练副使。不料这个词头发下去，又被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给封还了。这个惩罚太重，根本不合规矩。
赵曙都快气疯了，他感觉严重地被大臣们鄙视了。为了挽回影响，为了增强威望，他决定把祖无择一块贬官，都滚得远远的！
很可惜，这个命令也没能实现，他亲爱的首相韩琦赶了过来，悄悄地告诉他这么搞简直就是不着调，皇帝不这样当的。
赵曙冷静了些，毕竟韩琦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但必须还得惩罚，钱公辅一定要贬到外地，祖无择嘛……知制诰继续当，罚铜30斤。这事儿告一段落，通过这件事，当时的大臣们心里稍微对赵曙摸到了点底。觉得他是个情绪大于理智的人。
那就好办了，只要过几天，缓一缓，气消了也就好办了。大家都在等，几天之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认为时机成熟了，那天他到便殿汇报审刑院工作，发现赵曙情绪非常好。于是他委婉地提出了大家对钱公辅被贬到外地的看法，真是有些太重了，您是不是重新考虑下？
赵曙当天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钱公辅仍然被贬，一年后，卢士宗被贬广德军。
这么点破事，过了一年居然还念念不忘，真让人很惊奇。但参照下一件事，就会发现卢士宗己经很幸运了，有个人基本上没犯什么事，而且相隔了一年多，还是被贬出京城，去当地方官。
大才子，庆历名臣蔡襄。
蔡襄是当时的三司使，他的作风很温和，除了早年的《四贤一不孝》诗之外，基本上不显山露水。是那种默默做事，本份做人的好同志。可不知为什么，赵曙从即位开始就极端地讨厌他，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一番，其没事找事的程度说来都让人发指。
某次蔡襄请了一天假，那是帝国排第三号的大臣，请天假有什么大不了的？赵曙火了，他当场发飚。说三司省掌管天下钱粮，事务繁多，蔡襄近十天以来请了四次假（哇，记得清），何不用别人？
请假的后果居然是丢官罢职……韩琦和欧阳修连忙走了过来，蔡襄是他们的老朋友，尤其是从来不像富弼、范仲淹那样不讲情面，说什么也得保一下。
韩琦说，三司省近年来办事没有失误，罢职无名。况且这时要找一个才识比蔡襄更好的，也没人选。
赵曙仍然绷紧了脸，连韩琦的面子都不给了。
欧阳修选择动之以情，说蔡襄请假是为了尽孝。他妈妈80多岁了，近来多病，他没法不照顾。况且蔡襄只请朝假，不误起居，公事更没耽误过，罢免实在不应该。
赵曙意犹未尽，勉强不再追究。但大臣们惊奇地发现，打击蔡襄成了赵曙的主要工作了，从那次起，时不时地皇上就会关注下三司省的工作，变着法地找茬，总之一定要把蔡襄赶下台。
情况严重了，几个庆历老伙伴私下聚在了一起，问蔡襄你到底干了什么，把皇上惹成这样。蔡襄努力地回忆，可就想不起来。我真的冤啊，没事惹皇上干什么？
最后决定，由韩琦出面，去探听一下原因。之后就见韩琦脸色相当难看地回来了，仔细辨认，那不是事情难办的烦恼，而是吓的。
原来那涉及到了赵曙还在当皇太子时的一件隐密事。据说选了赵曙之后，仁宗半夜独自流泪，他想起了自己三个早逝的儿子，人近黄昏，连亲生的儿子都没有，怎能不伤心。这时亲近的内侍们出现了，比如任守忠之流，他们埋怨仁宗立太子太仓促，可以从容再选嘛，这个不理想！
这其中，也有“一二知名”的近臣，这些人还写了一些奏章，都是关于另立太子的。幸运的是这些奏章一直都放在仁宗的卧床上，赵曙登基后不久就都烧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赵曙到底看见过没有，尤其不能确定的是，那“一二知名”近臣到底都是谁。
看韩琦的脸色，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说韩琦可能有心病，他当初就有过别的心思，写过那种奏章。而是说，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赵曙没亲眼见过，可是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是个要命的心病，怀疑上谁谁就会倒大霉，还没法解释！
可也不能听之任之，几位大佬想了又想，决定得跟皇上讲清楚，这不止是蔡襄一个人的事，不搞不好大家都麻烦。
第七章 惊天龌龊
某天他们集体进宫，由韩琦大着胆子问，皇帝知道有这么件事吗？这和蔡襄有关吗？
赵曙立即就精神了，说虽然没见过文字，但在庆宁宫，也就是他当皇太子时的寝宫时，就听说过了。是蔡襄写的。
韩琦长出一口气，没亲眼见过……是蔡襄。好，非常好。第一没实据，第二不是自己。他小心翼翼地劝说，说事出暧昧，到底怎样，得查清楚才能确定，总不能这样仅凭谣言就定案吧？那样以后随时都会有小人造谣生事，正经人没法活了。
这时候曾公亮加了一句，开封城是娱记最多的地方，狗仔队防不胜防，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市场，十有八九都不可信。
可惜赵曙的样子是摆明了不信他们。蔡襄就是犯人，就是当初要害他当不了皇太子，现在当不上皇上的那个死对头！
要说还是欧阳修最有学问，他换了个角度说事。他这样问，皇上您觉得这事到底有没有呢？
赵曙更绝，把角度再颠倒了一次才回答。这时大家要注意，他的独特思维出现了。“虽不见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
是没看见实物，但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吧。
与其说韩琦挤走富弼用的是流氓政治，赵曙这就是流氓逻辑。在证据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证明证据不是绝对不存在的！
欧阳修有点头晕，但古文运动的复兴者毕生的能耐就在以理著文，就是凡事先把道理想清楚了，才会动笔写字。这就要求他时刻处于辨析状态，任何疑难杂症在他这儿都有解。
他平静地劝说，皇上，无迹可寻的事不可信，其实就算有真凭实据的也作不了准。比如仁宗时期夏竦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信给富弼，诬陷两人密谋造反；前几年还有人伪造了我本人的奏章，建议减少宫里的内侍，结果弄得太监们见了我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人。这都是例子，所以别说没文字，就算有，也可能别有内情。皇上您还是算了吧。
这样的劝说入情于理，拿事实说话，可以说非常到位了吧。不，赵曙的潜能完全被激发，他的流氓逻辑上升到了一个空前无耻的地步。
——肯定是蔡襄，不然，“为何造谤者不及他人？”
按他这么说，世上所有受害受苦的人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出事儿呢？为什么，一定是你自己的原因！
别说是一个皇帝，就算一个泼妇说出了这种话，都应该享受耳光级的待遇。完全就是欠抽型的。谈话到此结束，就算语言大师到了欧阳修的地步也没话可讲了。大家摇头苦笑出门去，今天实在长见识，蔡襄，算你命苦，到外地上班去吧。
蔡襄走了，换上来的人是吕公弼。吕公弼是吕夷简的二儿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比如他在之前就当过河北转运使，开封府尹，尤其是在至和年间就当过三司使。可是与赵曙的第一次谈话，聊到为什么这次还选他时，差点没把他气死。
赵曙说，你还记得当年吗？我做王子时嫌马匹不好，派人到三司去换。你说身为宗室，应当避嫌，就是不答应。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你了。
嗯，就是说选顶级大臣只看中浮光掠影的一些小事，不去评估整个官场生涯的贡献了？吕公弼越想越郁闷，这到底是夸奖还是否定，传出去别人会认为他当上计相，完全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小机遇，是个投机取巧之徒！
其实他没必要这样难受，相比之下，他还算是说得过去的。赵曙接下来提拔的人才叫好玩。比如三司度支判官皮公弼，这位老兄又贪又奸，是全开封著名的大贪官；再比如集贤院直学士王广渊，这是全体士大夫公认的钻营求职，不顾廉耻的人中第一名。
至于为什么会提拔他，很简单，王广渊是赵曙没当皇太子时的幕僚。
综上所述，乱七八糟，但也很容易就能挑出其中的主线，赵曙完全是以个人的一己好恶为标准，选国家的栋梁大臣。这是所有时代里做领导的人最要不得的一个恶习。他自己是痛快了，可拿的是整个国家管理层的有效运行开玩笑！
打住，这很可恶，可从全面分析英宗朝事务的角度上看，还是片面的。因为这只是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事，还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层面而已，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都要从赵曙的特殊心理变化来解释。我们只有回到这一原始点，才能承前启后，把他即位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常事？
从他被选为皇太子时的玩命拒绝，到他即位当天的逃跑失神，再到仁宗葬礼上的不孝行为，直到现在大封亲信，还有即将到来的英宗朝第一大事。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原因，就是一切事务的原发点。它马上就要揭晓了，从赵曙的终极心愿开始。
大封亲信之后，赵曙想到了自己最亲最近的那个人——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现在他是皇帝了，天下万邦，名爵封号，都由他随心所欲。一个区区的王爵，濮安懿王，怎么能够表达他对生父的敬爱和留恋呢？
他下旨命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首先要肯定，这个命令本身是没错的，身份水涨船高，他成了皇帝，他的生父母们自然也都要有个说法。问题的矛盾点集中在到底要怎样拔高，拔高到什么地步。
简短节说，群臣们的讨论结果，第一次是为赵允让追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持这个观点的是翰林学士王珪。他被驳回了，宰相们挑出了毛病，官职只是官职，真正要议论的是赵允让与皇帝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直指要害，的确这才最关键。从血缘关系上说，赵曙是赵允让的儿子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在官方文件上承认了这一点，就会造成赵允让是赵曙的“皇考”，即现任皇帝己经死了的皇帝老爹。
赵允让和仁宗赵祯并列了，宋朝平空多出来了一个皇帝！
这事儿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没有什么能隐藏的机密和必要，可每一个人又都遮遮掩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口是心非。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有天大的后果。
王珪选择简单性接招，要名份，那么只给出名份。他根据血缘关系，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于赵曙而言，就叫他为“皇伯”。这样准确又贴切，咬定了两点，第一，赵曙是仁宗之子，赵允让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赵曙在内，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韩琦一见就怒了，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他指示欧阳修出面，把内定的最高指示露一点口风，好让下边做事的人有个方向。
欧阳修根据《礼记》说了一段话——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有过例子，比如汉宣帝刘病己。现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说根本毫无根据，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中书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实意图，这不许那不许，明摆着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激怒了当时绝大多数大臣的愤怒。因为仁宗尸骨未寒，刚刚入土，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君无父，乱臣贼子！
这时要说明一点，身为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我们对“名份”、“名节”这种词汇己经相当地不感冒了，只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实际问题才能让我们敏感。对此我们要辩证地来审视，因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宋朝的名节等事很幼稚，对100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也肯定不合时宜。
所以我们不能嘲笑宋朝人当时的激动，而应该承认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认知、坚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力图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质，是应该赞扬的。
更何况公道自在人心，赵曙、韩琦等一伙儿人做得实在过分。当时的台谏官们基本上还都是仁宗朝所遗留下来的，比如知谏院司马光，还有御史中丞贾黯。贾黯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在宋史中默默无闻，可他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在司马光之下。
他是一位状元。宋史里状元多如牛毛，贾黯有他特立独行的地方。
贾黯是司马光和范镇的结合体。司马光为了刺勇的事进中书省和韩琦当面辩论，贾黯为了更加敏感，谁都知道是事关现任皇帝的老爸的皇帝名位的事进中书省和全体宰执辩论。
和韩琦争吵，和欧阳修辩论，和曾公亮、赵概这样不作为玩沉默的大臣较劲。这样的事他三番五次不停地做，摆明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结果从长远里看，是给他自己挖坑，更给子孙后代招祸。从近处看，就是他把自己气病了。
那是真的、很大很重的病，远比范镇当年为了立太子的事百日愁白头严重。这时是五六月时，到了九月份，贾黯就病死了……回到当时，欧阳修的“皇考”暗示出炉之后，大臣们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大有争先恐后的架式。大事不妙，韩琦们想出现新的一招。
你们不是能吵吗，那就都别吵了。由赵曙下令，前一个指令作废，也就是要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的命令作废，命令由专门机构，负责朝廷礼仪的太常寺出面决定赵允让的名份。
这个命令实在是英明，当时反对派的大臣们都面露悲愤——真是太卑鄙了，一来太常寺只是个小部门，中书省的话不敢不听；二来看一看其部门领导，大家就会知道其中的玄妙。
是给赵曙争来太子位的范镇，铁打的保皇党！
不过事后证明，严重失望的恰恰是赵曙等人。范镇接到命令之后非常认真，他先是给出了答案，既尊仁宗为皇考，那么对濮王而言，不论是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等等所有的皇帝规格都是错的。而且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来反驳欧阳修的《礼记》，把“皇考”说彻底否决。
最要命的一点，是他还把事情爆光了。范镇根本没给韩琦等人任何斡旋的机会，把上面的结论直接写成公文，上报给赵曙。你要太常寺的讨论是吗？这个就是！
韩琦气得目瞪口呆，这群该死的书呆子……真是又臭又硬，不识抬举。他把范镇叫进中书省，满腔怒火化作大批口水，要喷得范镇满头满脸。不过真见了面，他张了几次嘴，只骂出了一句话：“范镇你搞什么，诏书是要你们资材料找根据，谁让你们这么快就递交公文的？”
天公地道，他只能挑出这个错。
范镇不阴不阳地回答，做臣子接到诏书，只能尽力去办。难道做得快了还是罪吗？
韩琦哑口无言。
韩琦没话说了，台谏官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御史台方面的吕诲站了出来，他指出现在的圣旨就跟做游戏一样，先让百官议论，没有结果就下放给部门定名，诏令反复，宋朝100多年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皇帝，你不觉得脸红吗？
司马光的资历比他强，说的话更尖锐，第一次把濮议事件上升到了两派对立的层面。他说经过集体讨论，除了宰执之外，全体一致通过“皇伯”说。现在举朝之臣，除了“挟奸佞之心”附会两府蛊惑陛下的人之外，都知道称濮王为“皇考”不妥，您应该很容易就分清谁忠谁奸。
到此为止，矛盾还没有真正升级，只是要分出来谁对谁错而已，真正让矛盾激化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无所不能的老天爷。
一个月之后，开封城大雨，雨大到了什么程度，以北宋为限，从所未见。先从民宅说起，只见大街就是黄河，小巷就是渭水，整个开封城就像个寨门清晰，规划合理的水军大营。街道上漂满了无边无际的家什杂物，牲畜尸体，而最多的就是人的尸体。
过百万的居民，能查出姓名的尸体就有1588具，没名没姓的可想而知。在这场劫难中，我们的赵曙先生仍然是最耀眼最闪亮的那颗明星，做得比每一个人都出色……不，是出格。
外面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他不说去找诺亚方舟，反而派人通知官员们照样上班。当天他坐在崇政殿里等着，快中午了，连宰相在内只到了十几位。他很不满意，正准备发脾气，有人来报告，皇宫也进水了，现在水位越来越高，您看怎么办？
简直是火上浇油，这种小事也来麻烦我？赵曙一怒之下说出了最常识的答案——开闸放水。把西华门打开，把水排出去。
这个命令真是太英明了，充分地显示出他是当时宋朝空前庞大的衙内集团中的精英分子的本色。他不想想，历朝历代所有的皇帝都会把自己的宫殿建在本地区最高最好的地段，哪有在坑里睡觉的大爷？这时皇宫进水了，皇宫外面的情况只有更恶劣，居然要打开城门往外“排”水？
西华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水巨浪排空，奔涌而进。我没有半点的夸张，看一下后果吧。大水直奔东殿，沿途把一长排的侍卫营房冲垮，连士卒带马匹淹死了一大批。这真是创了纪录了，赵曙以登基不过两年的时光就让北宋的皇宫内部一次性死了最多数量的人。
空前绝后，除了金兵灭宋那次。
这次灾难也有个好处，就是让赵曙害怕了，这位公子哥猛然反省，是不是上帝在跟他说话，用水灾来提醒他私心杂念不要太多，不孝忤逆也要有个限度？想到这个头皮发麻，他写了一份罪己诏，说下大雨都是我犯的错，各位员工，你们不要客气，把我错在哪儿都列出来吧。
司马光第一个响应，他列出了三点。一，听信馋言，对太后不恭；二，对两府弄权不查；三，不听台谏善言。
御史台方面由新任的监察御史吕大防出面，总结了八句话。由于内容基本雷同，为了节约篇幅就不赘述了。我们看的是结果。
结果是随着大雨的消退，赵曙他不怕了。罪己诏墨迹未干，他就使了些小手段，让对他说过话挑过错的人统统地消失不见。比如说前面提过的贾黯，这是自己病死的；他手下的御史台人员，派出三个出使辽国，远远地支开；知谏院这边是给司马光升官。
司马光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从今以后陪皇上谈天说地增进学识，至于烦人的公务嘛，那太俗了，以后你就不要再管了。对于这个安排，司马光接受了。前面说过，他为国家利益只尽80%左右的努力，这时己经到了他的极限。
这一系列动作做下来后，宋朝的台谏官基本上就没人了。回顾一下，在仁宗朝，御史台方面大概经常保持在二十人左右，后期时减员也能有十多人，现在御史中丞病死了，没有新任官，下面的御史只剩下了五人，除去出使辽国的三个，只存活下来两个。
知谏院方面更惨，司马光走了，新任官也是空缺，他手下原来只有……别害怕，到了英宗朝只有一个官员，现在还被派去了辽国也当了使者。堂堂的大宋知谏院名存实亡。
整个台谏部门，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叫吕诲、范纯仁、吕大防。
这三个人以后都是威名赫赫的大佬，不过这时还只是官场上小苍蝇，名义上是能弹劾宰相的言官，实际上没有资历说话都没分量。
分量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个过程与所面对的敌人有关。有什么样的敌人就有什么样的成就。比如韩琦，与韩琦为敌，注定了火花四射，你死我活。
三个言官以吕诲为首，他在年底时抓到了一个机会，冬至日大朝会，他当众要求再次召集两府、两制官合议濮王名分。这个要求又被忽略。减少言官数量为的就是削弱声音，小小的一个吕诲正是被忽略的最佳对象。只是没想到吕诲做出了司马光、贾黯都不敢做的事。
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韩琦，没有半点含糊，我说的就是你，当朝的首相。吕诲把韩琦上位以来的所作所为总结了一下，最后归纳成一个对比。“观韩琦之才，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而骄恣之色过之。”
上面列出的这四个人名，都是各个朝代里废过皇上，欺过太后，迫害同僚，人神共愤的角色。韩琦做出的贡献远远不如他们，讨厌的程度却大大超过。他建议罢免韩琦的首相职位，贬出京城到外地当官。
弹劾奏章交上去了，再次石沉大海。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来看，赵允让的皇考身份正在一天天地生成，各种消息像暗流一样四处浮动，声势一天天地变大。吕诲越来越不安，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继续斗下去，在其位谋其政，要对得起言官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完全可以放弃，此时大宋朝共有官员两万多人，他们这三个小言官宛如苍海一粟，要他们来对付整个两府宰执外加皇帝本人，就算放弃也没人笑话。
可是他选择了坚持。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间，他和范纯仁、吕大防联名弹劾全体宰执，把中书省里每一个大佬的错误都公开罗列出来。
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
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庇恶遂非，沮抑公议。”
至于曾公亮和赵概，他们俩的罪名是不作为。总而言之，这批宰执人员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应该全体罢免，像欧阳修这样的首恶更应该扔进大狱，严重处理。
面对这样的指责，谁也没法再沉默了。连当初吕夷简、甚至丁谓都没得到过“豺狼”的封号，韩琦和欧阳修哪受得了。宰执集团立即反击，和言官们掐成了一片。
宋朝的官场乱到了庆历新政时的规模。
现在我们要站得高一些，先抛开吵架的热闹，来分析另一件事。臣子们闹到了这种地步，除了三五个宰执之外，没有任何人赞同赵允让的“皇考”身份，为什么赵曙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呢？
为什么这么的固执？！
这不能用什么为生父争名分，进孝道有什么不对之类的废话来解释，根本没有半点的说服力。赵曙这样的固执是别有原因的，那是他们父子两代一直深埋在心底里，不敢对外人透一点口风，越埋越深，越深越痛的一段心事。
赵曙父子有个共同点，赵曙的人生经历我们都知道了。他因为仁宗无子，在幼年时曾经入宫，以皇子身份教养。这在他的心灵深处，正在成长阶段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曾经是皇位的继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以后这座花花世界锦绣的江山，就都是我的。
他等到了，果然没有意外，仁宗的三个亲生儿子都死了……他的父亲赵允让就没他这么幸运，赵允让其实是赵曙命运的翻版，两人在开始阶段如出一辙。
赵允让在仁宗出生前，也曾经以皇子的身份进入皇宫寄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刘娥居然用一个宫女给真宗赵恒生出了亲生儿子！
美梦落空，多大的打击。再到后来，这样的悲剧在赵曙的身上重演。当年的张贵妃一心给仁宗生出皇子，怎么会留着赵曙这个祸胎在身边，把他给赶出来了。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赵允让父子一直活在热切地期盼和巨大的失落中。
每一个皇子的诞生都是他们的灾难，每一个皇子的死去都成了他们的节日。历史没能记载下来他们的具体表现，可赵曙被正式选为皇子时的玩命拒绝，和在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的在意。
当初我们迷惑他为什么认为当皇子是种灾祸，请参照中国老百姓得不到好东西时的惯常表现——福大祸也大，财去人安乐。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消停过日子最好了。
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强烈的话画音表现赵曙的心情——天哪，这是真的吗？真的死了？！赵祯终于死了？父亲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就此流下了哈喇子。
再回想他在仁宗灵前狂呼疾走，来回乱蹿——你也有今天，赵祯有种你爬起来看看，我就在你面前，我是皇帝了耶~~~~~你能拿我怎么办？！爸爸你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他还是死了！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发病了精神失常，是他乐极了有点过于亢奋。类似于现在一个穷光蛋突然中了30个亿的超级彩票，天上掉下了纯金的林妹妹，换谁都得瞬间断电。
明白了这种心灵动态，才能理解为什么下面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皇家子弟，礼仪廉耻天天挂在嘴边的三十年如一日的忠厚诚实的好孩子，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
注意，在中书省和言官们吵成一片，眼看局面没法收拾时，突然间决定性的一击到来，把所有的争吵都一刀切了。
皇太后有旨——濮安懿王、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晴天霹雳，谁能想到不久之前还和赵曙闹到痛哭流渧的曹太后居然会下这种命令，由她把一个外人提升到和自己死去的丈夫同等的地位上？这太不正常了！
可无论怎样诧异，黄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赵允让不仅是“皇考”，是皇帝死去的父亲，更得到了明正言顺的皇帝称号，他和仁宗赵祯平起平坐了！
那一天开封城沸腾了，除了五六个人如赵曙、韩琦、欧阳修一党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骂街，沉稳些的想到了里边肯定另有猫腻，脾气燥点的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曹太后。这个死老娘们，仁宗有哪点对不起你，居然关键时刻卖夫求……不对，她到底求什么呢？搞不清楚，这女人肯定疯了。
同一天里，赵曙保持着空前的清醒，他一边借坡下驴“答应”了曹太后的命令，一方面非常谦恭地推让了些权益。他也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他没有接受赵允让称皇，三位夫人称后的指令，但保留了称亲。
看着很得体，另有小动作。他把赵允让的坟升格为陵园，再以园立庙，考虑到后面宋朝的皇帝们都是他的子孙，从此后四时祭祀不断，己经和皇帝的规格一模一样。
赵曙终于如愿以偿了，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没过两天，整个幕后经过就被吕诲查了出来，写成公文，大白天下。我们先不要管他用了什么手段，先看看是怎样的经过。
照例还是有正史版、真相版。先看官方的正史。
正史里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中书省官员们在垂拱殿向赵曙汇报工作，什么事不知道，规格很隆重。韩琦当时正在祭祠，特意把他叫了回来。这时全体宰执到场，由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另一份在中午时分，由一个太监送回了垂拱殿。
上面有曹太后的签押。
韩琦、欧阳修等人相视而笑，任命赵允让夫妇为皇为后的诏书就这样到手。正史部分就是这样，它把最重要的环节，即曹太后是怎样签字画押的都省力了，一个字都没提。
通过吕诲的公文，我们可以知道真相。
那是在事发的前一天，正月二十日，曹太后和赵曙在天章阁设宴款待群臣赏桃花。当时赵曙和宰执大臣们轮番进酒，大太监苏利涉、高居简推波助兴，曹太后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醉眼朦胧中，赵曙走到她的榻前，手持一份诏书，请她签押。她真的醉了，没看诏书上写的内容，就画了押。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她怎么会想到堂堂的皇帝、首相、宰执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蒙骗她一个寡妇人家！
这就是我一直在骂赵曙是个贱人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去杀，去偷，去抢，甚至去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如朱温，那些虽然可恨，但不让人鄙视。那是阳刚式的犯罪，我做了，怎么着！可赵曙这种人渣是躲在阴影里，想做又不敢，不做又难受，只好鬼鬼崇崇地下软刀子，最可恶的是做了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他后面的作为才更让人作呕。
面对吕诲把事情挑白，公之于众的做法，赵曙害怕了。他不是怕他老爸的皇考身份再起争议，毕竟他是皇帝，他在五天之后就宣布濮议到此结束，这件事定案了。他怕的是后世史书上他的名声，坏事做完了才想到毁尸灭迹。
他首先想到的是和稀泥，先去安抚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位言官。这三个人自从曹太后的旨意生效之后，立即就交还了御史的敕告，回家抗议了。赵曙急忙派人把敕告送还，要求他们回来上班。三人说回来可以，但邪议必须废除，欧阳修等人必须法力。“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这就麻烦了，摆明了是和宰执集团势不两立。赵曙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方面摆平，这时才真正显露了他的智慧。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居然还想着和解。
赵曙把韩琦、欧阳修叫来，三人秘密面谈，核心问题就一句话——爱卿们，言官宁死不低头，你们……怎么办？
韩琦的回答只有一句：“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
透过这一句，韩琦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干嘛，卸磨要杀驴吗？这时想要的都得到了，开始想着挽回影响，就要顺着言官来糟蹋我们？！门儿都没有。
欧阳修身为大才子，说话就有条理温和得多。他这样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那好办。如果臣等有罪，就留御史；若陛下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取圣旨做什么？开除御史啊！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份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己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但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份”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做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36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勾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之职。”
韩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了四个字。“非为此也。”然后赵顼立即就明白了。现在请问，赵顼明白了什么？浅一些的说法，这是提醒赵顼，他老爸随时会死，你要永远不离现场，提防两个弟弟，把该得的皇位牢牢握在手里。
可是请问，赵顼身为长子，两个弟弟和他是同母。既长且嫡，怎么会被两个弟弟夺走皇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韩琦所暗示的威胁在哪里？把思路拨回到矛盾的原发点就有答案。他们仍然在提防曹太后，宋朝的皇位兄终弟及早有前例，赵光义就这么干过。考虑到赵曙本身是过继之子，登基后又表现得一塌糊涂，曹太后借机再立一个年长的皇帝非常顺理成章。
如果真成了事实，赵顼自然当不了皇帝，韩琦这三年多以来的混帐行为也会被反攻倒算。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绝对含糊不得，所以才有下面韩琦不顾一切的表现。
十一月二十一日那天，赵曙的病情突然加重，宰执人等紧急赶到。韩琦上前提意，考虑到您的健康，请册立皇太子。赵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略微点了点头。韩琦立即命人把笔递到赵曙的手里，赵曙千辛万苦地写下了七个字。
——“立大王为皇太子。”
大王，就是他的长子，人人都知道是赵顼，可这不规范。韩琦再说，“这肯定是指颖王，请皇上写清楚。”
赵曙挣扎再写了三个字，“颖王顼。”千真万确，连封号再名字，再无疑意。这时全场的重心瞬间转移，紧急召见翰林学士，进宫草拟圣旨。
当天的翰林学士是张方平，等他进来时赵曙己经进一步衰弱，无论他怎样请旨，赵曙都说不清楚。史书记载他长叹了一声，用手指在床塌上写画，张方平才明白了要立太子。
事情重大，就算韩琦拿着赵曙刚刚写成的亲笔诏书，张方平也不理会，他一定要赵曙当面再写一次。万般无奈，赵曙只有咬牙完成。当他终于都做完后，在场的人看到，两行泪水在他的脸上缓缓滑落。
他为什么要哭呢？
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两位名臣的对答。走出寝宫后，文彦博对韩琦说，“相公看见吗？人生至此，虽父子至亲也不能无动于衷。”
韩琦冷冷地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根据这个分析，赵曙是留恋皇位，想到病体难支要传位给儿子，他特别地难过。这让人想起了当年赵光义立太子时的咆哮：“人心皆向太子，将置我于何地？”他真不愧是赵光义的嫡系子孙，超强的嫉妒心如出一辙。可是深想一层，设身处地，就能发现另有隐情。
赵曙是个贱人不假，可人之将死，其情也哀，站在他的角度上，才会理解到他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哀伤。他平静地生存了三十年，突然间登上了人间至高点，这是福，还是祸？抛开国家、道义等外事，于他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生，多像是场光怪陆离的梦啊！没想到这样快就醒，醒来后己将是百年身……史书只记载着冷冰冰的事迹，它没能记录下当天宰执们结伴离去后的福宁宫，那时空旷的大殿里，孤卧病塌的赵曙，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声，才是他真正想留给世人的东西。
是满足，还是后悔，都无法猜测。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他死得都太早了。这不是说让他继续颠而倒之的折腾宋朝很有必要，而是他没有给赵顼，未来的宋神宗足够的成长时间。赵顼只有20岁，是此前除了赵匡胤以外，宋朝唯此一例的非正统皇位继承人。
赵顼没在皇宫里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不懂、不清楚眼前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宋朝的寿命超过了100年，它己经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的生命体，你不了解它，就没法适合它，更没法驾驭它。
非常可惜，赵顼直到人生的后期才渐渐地懂得了这一点，可那时早己太晚了……他会遗憾，整个汉民族都会遗憾，为什么赵曙会死得那么早。他真的应该再多活几年！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赵曙死于福宁宫，终年三十六岁。
第八章 流云方寸间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一样。《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圣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元佑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己经上升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的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己经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来说个清楚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都告诉大家。
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客观地说，与前面的五位相比，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我是指他即位之前。在他前20年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一件拿得出手的显赫事件。除了他出生时的祥瑞。
比较恶搞，他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的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我无限的崇敬神宗他妈，未来神勇无敌的高太后，她当时没被呛死；更对宋朝的史官膜拜N次，谁都知道这是瞎话，他居然能想到用这个，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接下来的事就是说赵顼是个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这些要是宣传他是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某小学的尖子学生倒是蛮够。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些，才会挖掘出这人的很多的与众不同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20—21岁之间，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性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强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算，他天纵其材，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荡，家里他是老大，没说没管的养成了独立精神。
赵恒挺惨，强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个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28小时监视，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英宗陛下就不用说了，30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理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身外的事，包括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区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前因先说这些，看他当上皇帝后最先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怎样给他老爸送葬。不管赵曙同志这一生活得怎样，他至少是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总不能随便埋了了事吧？那样影响不好，您不孝顺的。对此神宗先把三司长官叫来。
来，查查帐，看看我们有多少钱。只见三司搬过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下面的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有！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138400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123043100两，己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术语叫“非常出”的115021200两，几乎是全年的国民收入总值！
这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青的神宗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搅尽脑汁想办法。
办法只能是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宋朝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闪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争论。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
在这时，没人知道他会是“宋神宗”。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说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就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提出了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
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只是接下来就熄火了。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归根结底，他是个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宏观设计能力。
吴奎，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后被罢免了副宰相职位，他升入东府接替了位置。勉强算他是实力派吧，可是从奏章来看，除了文笔差了点，就是欧阳修本人写的。
吴奎一味地强调君子小人，什么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维是根源派，他是神宗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记，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交谈，那才是决定性的。
接下来的是韩琦。首相大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今年整60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臣变白头。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没了下场。
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又剩下了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1，官人；2，信赏；3，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建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个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向导。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你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才说出了心里真正的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己经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时候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做什么呢，20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了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他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之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的了解。司马光是滑头也是智慧的，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惹火，为首的武帝的两位老师被残酷虐杀的往事。
宋朝虽然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他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询，可以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司马光走后，下一位是个不请自来的。己经64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了皇宫，他审请和皇帝面谈。老实讲，对赵曙父子来说，富弼是个搅牙的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来不是现任皇帝派。
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悄悄地说，神宗和赵曙完全不同，人间世就是这么的怪，“子不类父”竟然很常见。
汉武帝父子相异、李世民父子相异、赵光义父子相异，赵曙父子也相异。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止是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富弼。
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还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扶持。可他的精神信念却和从前一样，没有半点的改变。他凝视着年青的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
大家认为这番话怎样？要说明的是，它在宋史中没有多大的分量，它被忽视了。历史证明，宋朝就亡国于此。宋徵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这些零碎的“小东西”，就把中国的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等等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在公元1068年时，神宗领悟出了这番话的真实质量，他被眼前的这位庆历名臣所震撼，这不止是对方指出了皇帝心术的根本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富弼为什么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的这次求言是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作准备，富弼站在官场的边缘，冷眼旁观就洞查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为了这一点，他才问出了下面的一句话。
这句话里凝聚了有宋以来100余年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那就是军事。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的屈辱外战记录。
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公开承认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他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他要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个让汉人热血沸腾地追求了100余年，近来己经冷却了的一个伟大梦想……这时突然在一个20岁的青年人身上苏醒！
赵顼曾经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武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他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地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20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子愣住了，这……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然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一，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
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为国分忧？
二，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国的辽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地当老好人。
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人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布置，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20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有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第九章 法儒不同炉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进京机会，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馆阁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只要进京考试，就有可能成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废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还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180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过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非常礼貌。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侍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时间长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里扎了根。在这次求言过程中，神宗留了个后手，在帝国众多繁忙的，被仁宗晚期因病拖沓的，被赵曙濮议耽误的政事中，对江宁府下了一条指令。
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事了。话说以前那么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怎么会例外呢？可例外偏偏出现了，他接到指令没有半点的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也。
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王安石是奸诈的，他先是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的给年青的神宗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
对不起，这点证据还不够。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不是说只有邪恶的人才懂得兵书战策，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就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靡烂、亡国的。
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挚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但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己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这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
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拼五骊六的赋体，对仗公整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宫之前，有个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仍然无动于衷，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了。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你不要也得要。这时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20%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20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杨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
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唐太宗如何？”“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青的皇帝惊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第十章 指点江山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或者“发改委”。
这个部门平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他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材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己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对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符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尤其心性极其坚忍，平静到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让小苏的官场成就远远高于老苏、大苏。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1035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的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初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俊爽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踏虚临空，逍遥自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在石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何以见得？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真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怎么定性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啊，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第十一章 千年疑团说青苗
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
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18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脑子的构造是不是比较异常。
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重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
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天子门生一样，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
为什么？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羡慕的，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
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说法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
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
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
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
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
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40%的利息。
其它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摊派。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个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
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不相信吗？那么请参考现在，信不信就在我们的身边，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当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是最重要的，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
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的，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具体的人，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说的话站在了哪一边。
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开篇就错），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了钱谁都眼开，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牵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
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操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的国情，不知道变法的终极目的——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国家是无底洞吗？！
当务之急就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
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但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河北转运司有一个干部，具体职务是幹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
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己经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经走漏出去了。
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超级的无穷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
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的影响。比如说这时百年无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国时的后周。当年柴荣为了备战，一举裁撤消毁了多少佛寺，可见人家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比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承认宋史里对这件事评价。
第一，钱的来路不正。未来的圣人程颢说，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有持久性。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的王道有正也有“权”，权，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对此，很想对伟大的王相公说，您似乎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这个例子举得跟现实没关系，荒年时为了救人可以不顾一切，卖度僧牒真的没什么。
就算发兵到国外去打劫，也没人把你当暴君。只是请注意，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至于王道长什么样之类的争辩更是瞎扯淡，这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动物都一直在争议中。
第二，王广廉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并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斗争概念的人都会冒出来个问号——王广廉和王安石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说到这里，似乎我在说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对，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认，我没这么想。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个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所以采取一些所谓“不正”、“不清”之类的手段根本就无可厚非。
想反驳吗？那么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举了，我深深地信任当年教导我们的历史老师，他们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王广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
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只是在真正实施时，变法派犯了新法里一贯的、最严重的错误——言行不一致。说是只在陕西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以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本人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不差太多……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无信，何况要取信于天下的法令。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里，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本人的决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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