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郑喜奎,郑勃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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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试读：

一、歌声嘹亮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国家，被誉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地广人多，物产丰富，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著称于世。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曾经以领先的地位列居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在维护民族独立，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产生了很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在人类反侵略和革命史册上，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些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保卫中华民族和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这些斗争和革命都失败了。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都没有也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能救中国。

1917年，世界上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时，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新时代的主人。

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苏俄的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力领导工农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24年，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进行第一次合作，共同开展了北伐战争和大革命运动。但由于蒋、汪等国民党新右派的相继叛变和军事镇压，革命遭到挫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三大武装起义相继受挫，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们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准确判断，开始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

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非顺风顺水，一路坦途，而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损失严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的教条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折损过半，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将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重新推举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国革命转危为安。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开始真正走向成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词，这嘹亮的歌声传唱到祖国大江南北。然而，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年纪较小的人们，还不能体会到这其中的含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产生在抗日烽火正炽烈的1943年，由曹火星创作的一首歌曲，原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创作背景是这样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反“扫荡”，八路军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到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和动员。当年的曹火星虽然参加抗日战争时间不长，但抗日的峰火、战斗的硝烟，使他对祖国山河破碎的现状感触颇深，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充满愤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有着刻骨的仇恨。他目睹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四万万同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身而出，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挽救苦难的中国，于是，一个鲜明的主题在他的脑海中升腾。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国恨家仇，利用当地流行的一种叫“霸王鞭”的表演形式，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极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词语作为曲名，创作了激励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著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这首饱含人民群众抗战激情，真实反映时代心声的歌曲唱遍了平西根据地，也唱遍了整个神州大地。

到了1950年，毛泽东同志经过仔细斟酌，巧妙地在歌词中的“中国”前边加上了一个“新”字，这样就使歌词更加通顺合理，同时也更准确地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功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它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最深刻的真理。这一真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从生活的实践中感受到的，是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理论、实践铸就的。她在困难时能够凝聚人心，在奋斗中激励人们的斗志，在胜利时指引中国人民永远向前！是共产党找到了创建新中国的科学理论。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受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建设实践也充分证明：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好新中国。这是人民得出的结论，这是历史昭示的真理！

二、屈辱与抗争

历史进入了近代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真可谓是多灾多难。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那时，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因素，但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支配地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清朝的封建统治到了18世纪后期，己经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整个社会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政治黑暗，国防空虚，财政拮据，土地集中，剥削加重，这一切造成了农村凋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断，预示了封建末日的到来。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外国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华大地变得满目疮痍，血迹斑斑。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同外国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凌辱。

（一）鸦片战争

17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俄、日等取代了原来垄断海上霸权和世界市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首先是英国，它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取了海上霸权。接着，又相继征服了印度等国，形成了一个“殖民帝国”。18世纪的产业革命，使英国纺织工业进入了“独霸世界的时期”。因此，夺取殖民地，寻求商品和原料市场便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这样，古老的中国就成了英国侵略的对象。追随英国之后的法、美、俄、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觊觎中国之心并不亚于英国。总之，鸦片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上升时期，极力奉行扩张政策。“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这就是鸦片战争的国际条件。

自18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国家的对华贸易为英、美两国所垄断。但是，在正常的合法的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国的有利地位，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每年入超白银一百二十余万两。英美资产阶级为了改变这种贸易逆差，便向中国倾销鸦片。

鸦片贸易给英、美资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利润驱使英、美资产阶级大量向中国偷运鸦片。1800年偷运到中国的鸦片有4570箱，到了1838年就高达40200箱，不到40年的时间增加近9倍之多。这种鸦片贸易，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中外贸易关系，使中国由出超国变成了入超国，而且，“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鸦片贸易是一种罪恶的贸易。

19世纪30年代，鸦片烟毒在中国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鸦片烟如不立即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鸦片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关于禁烟问题，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历来是有争议的。1836年后，以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弛禁；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主张严禁。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并在他治下的两湖地区厉行禁烟，成绩颇著。1838年9月20日，林则徐曾上书提出：如果马马虎虎下去，只怕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无兵”可用，“无银”充饷，何以立国？道光帝感到形势严重，采纳了严禁派的主张，决定禁烟。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1839年8月，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的“不胜惊骇”。中国禁烟的胜利，是对英国资产阶级一次沉重的打击。于是，在英国立即掀起了一片侵华叫嚣。他们认为，中国禁烟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极好机会。于是在1840年6月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1842年8月，英军舰队驶抵南京下关江面，扬言架炮攻城。清政府屈辱求和，被迫与英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由双方商定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人所共知，这场战争对于英国是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而对于中国则是民族自卫的正义性的战争。但是，中国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清朝的政治腐败，奉行投降主义路线。

2．经济落后，军备废弛。

3．战争的指挥者清政府腐朽的官僚，与人民为敌，与敌人妥协，因而处于孤立的地位，致使战争遭到失败。

1841年5月21日，英军第二次进犯广州城，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各炮台的英国侵略军到三元里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三元里人民的极大愤怒。群众奋起抗击，痛歼敌军于牛栏冈。这一仗英军“14人被杀，120人受伤”。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斗争。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的反抗精神和极大的爱国热情。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其次，打出了“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百姓”的真理。最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官、民、夷三者的新关系，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统治者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从此，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外患接踵而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南京条约》签订以后，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从中国又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居留等特权。美、法两国也趁火打劫，于1844年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攫取了更多的侵略权益。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仍不满足既得利益。英国联络美法两国，向清政府提出修订条约、扩大侵略权益的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以后，他们就决定再次采取武力解决问题。

1856年，英军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随后，法国也加入侵华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继而北上进逼天津。1858年，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沿海沿江十处通商口岸；赔偿英法巨额白银；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外国军舰和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航等。

不久，英、法两国不满清政府指定的进京换约路线，再起冲突。英法联军接连攻陷天津和北京，洗劫并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

圆明园是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把祖国锦绣河山的众多景观和西洋建筑艺术集于一身，是园林建筑史上的伟大创举，在这次战争中遭受了英法联军的野蛮焚毁。如今遗留的残迹，仍默默控诉着侵略者的罪行。雨果先生后来提到这场战争时激愤地说过：“有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是英吉利、一个是法兰西。”

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对英、法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美、俄两国也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与它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俄国，乘机强占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又割去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主权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沉沦，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主要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1．香港被英国强占后，变成了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殖民地城市。

2．1843年至1844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相继开埠。英、美侵略者借所取得的“特权”，强行在五口划定“租界”。后来，又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取得了在“租界”内享有行政、司法、警察、税收、财政等特权。“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半殖民地城市。

3．鸦片战争后，不是禁止了鸦片，而是使鸦片贸易变相地合法化了。战后，鸦片流毒越发猛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劳动人民备受其害。

4．五口开放后，英、美资本家除走私鸦片外，还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外国的洋纱、洋布充斥于五口和东南沿海地区。这不仅侵吞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而且摧垮了中国的纺织手工业，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造成生产停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农村凋敝。

5．五口开放和关税自主权的丧失，极大地便利了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农副产品和原料的掠夺。中国的丝茶等土特产品成了英、美等国掠夺的对象，他们利用“协定关税”的特权，极力压低丝茶出口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

6．更有甚者，英、美侵略者还把中国当作开发美洲殖民地的“招募劳工的一个场所”。战后，英、美侵略者在五口猖狂地进行人口贩卖、掠夺华工的罪恶活动。被强行掠获的中国人被称为“猪仔”，然后装进密封的船舱运往海外，人们称这种船为“浮动地狱”，加上掠夺者的虐待、拷打和疾病，导致大量死亡。幸存者被运往美洲后，从事各种非人的劳动，劳累疾病而死，所剩者无几。

7．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出现了买办和买办阶级。“买办”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产物，在经济上他们是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的经纪人，在政治上他们是清朝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的媒介。19世纪60年代后逐渐发展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形成一个反动的阶级。

8．五口开埠后，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早期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外国资本家在五口地区开辟码头、船坞、航运和印刷等企业，出现了受雇于外国工厂的工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战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9．鸦片战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产生了关心时局、反对侵略，要求改革、反对守旧的思潮，主张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新变化。

10．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续不断。如反租地斗争，抗税斗争，反入城斗争等。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即不单纯是原来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又产生了中华民族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

这些变化表明，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二）甲午战争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经济文化交往从未间断。就文化方面说，日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受益者。但是，近代日本是一个黩武主义的国家，自丰臣秀吉——明治维新——东方会议，日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向外扩张的侵略计划，即“大陆政策”。“大陆政策”是日本一切国策的根源。所谓“大陆政策”的核心，就是征服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起点，20年后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则是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开始。从此，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日友好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

当时日本是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更富有侵略性。“明治维新”后，经过二十余年的扩军备战，到1893年，日本已经建成了一支拥有124000余人的常备军，战时可达23万人的陆军和一支拥有近6万吨排水量的新式海军。在思想上，大力用反动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国民和青少年，灌输“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同时，把朝鲜和中国的东北说成是日本的“生命线”，大造战争舆论。

1894年，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日本乘机派大军入侵朝鲜。

起义被平息后，日本拒绝清政府关于中日同时撤军的建议，反而继续增兵，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7月底，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运兵船，挑起战端。8月初，清政府迎战。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甲午中日战争。不久，清军在朝鲜平壤陆战失利，退回国内。随后，在黄海大战中，中方损失虽比日方略大，但主力尚存。李鸿章为保船避战，命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港，不许出海迎敌。日军乘机控制黄海制海权。

随后日军进攻中国辽东和山东半岛，占领大连、旅顺等地。1895年初，日军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中日战争以清军惨败告终。

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割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马关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受严重损失。巨额赔款，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新通商口岸的开辟，使列强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拓展了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马关条约》刺激下，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1896年春，谭嗣同在《有感》一诗中激愤地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日本侵华势力的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沙俄策划的三国“干涉还辽”就是突出的表现。沙俄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在中日战争期间，沙俄一面“同情”中国，一面又支持日本，大耍两面手法，乘机渔利。战争的结果令沙俄大失所望，日本不仅取得了对朝鲜的“保护权”，而且割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沙俄称霸远东，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被日本粉碎。为了夺得辽东半岛这块肥肉，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沙俄立即向德、法正式提出三国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德、法为了各自的卑鄙目的，与沙俄结成了同伙，三个强盗共同对付日本强盗。

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奉本国政府之命，正式向日本发出照会，“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同时，出动大批军舰开赴日本海面，俄军六万余人集中在海参崴，对日施压。被战争拖得内外交困的日本，向三国让步。5月1日，向三国提出备忘录，表示除包括旅顺在内的金州厅外，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权。这一方案遭到沙俄的坚决拒绝，因为在沙俄看来，辽东半岛的重要，主要是它拥有旅顺。日本在失去英、美的支持后，被迫接受三国“劝告”。同对，日本表示：“对三国全然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最后，日本与三国达成协议，日本向中国索取赔款三千万两，作为“赎金”，赎还辽东半岛。在这场争夺战中，被害的是中国，受惠的是沙俄。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沙俄以“租借”的方式霸占了辽东半岛。

三国“干涉还辽”这场丑剧，再一次暴露了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野心，也是19世纪末叶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日本被迫“还辽”，自然不会甘心失败，10年后，发动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正是这一矛盾的继续。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由民间组织义和团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1900年春夏间在京津地区形成高潮。1900年6月，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八国，借口镇压义和团，联合发动侵华战争。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顽强阻击，被迫退回天津。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也英勇打击侵略者。八国联军增派兵力，7月占领天津，随后再次向北京进犯。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司令部，就设在北京紫禁城内。慈禧太后当天清晨闻讯，携光绪帝仓皇出逃。途中，她命令清军严厉镇压义和团，并部署与侵略者“议和”。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列强除了穷凶极恶地对中国敲诈勒索外，还迫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清廷堕落为“洋人的朝廷”。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三）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洪秀全就是这个背景下的突出人物。他创立了拜上帝教，把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革命思想和信条，他用这些信条组织和发动了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军纪严明，战果辉煌，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白银外流加速，银价激涨；洋货大批涌入东南各省，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巨额战争赔款分摊到参战省份，各级官吏乘机搜刮百姓；再加上连年发生自然灾害，中国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暴动，此伏彼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月，洪秀全集合拜上帝教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不久，洪秀全称“天王”。他指挥太平军攻克永安，整顿建制，分封诸王，初步建立政权。

1852年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连战连捷。各地反清势力闻风响应，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与清廷对峙。接着，太平军北伐西征并举。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郊区，震动京师。然而，却没有从根本上去巩固政权。首先，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种平均主义可以满足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但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分配方法又超越了他们的觉悟，因而，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要想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理想社会只能是空想，更谈不上去满足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这个纲领把小农自然经济作为追求的理想目标，实际上没有超越封建主义的经济范畴，表现出革命纲领本身的落后性。其次，在实施此纲领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做保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领导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进取心逐渐衰退，腐朽思想日益滋长，领导集团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致发生内讧。1856年秋，韦昌辉杀掉杨秀清，继而韦昌辉又被处死。接着，石达开因受洪秀全猜忌，率领精兵负气出走。清军乘机反扑，再次围困天京。后来，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陷入清军重围，最后被清军杀害。

危困之际，洪秀全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让他们指挥军事；又让洪仁玕总理朝政，实行政治改革。1858年，陈玉成、李秀成合力打垮清军驻扎江北的大营，解除天京北面的威胁。随后，他们在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部队。太平天国局势暂时稳定。

1859年，太平天国颁布由洪仁玕提出的改革内政、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它的主要内容是：向西方学习，以法治国，官吏由公众选举；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发明；开设新式学堂等。《资政新篇》是先进的中国人首次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但迫于当时形势，未能实行。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英国宣布“中立”，实际上是采取观望态度。1853年，英使文翰到天京呈上照会，要求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被杨秀清拒绝。1861年，英国参赞巴夏礼到天京求见天王，表示英国愿意帮助太平军消灭清朝，条件是成功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断然拒绝。这与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太平天国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在成就面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封建思想越来越明显：

1．等级思想。“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与广大农民群众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是背道而驰的。

2．安乐思想。在天京，太平天国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天王不问朝政；东王外出仪仗千人；这种皇权思想严重脱离了群众，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3．宗派思想。在天京，各王通过家族、亲戚等关系，结成自己的小集团，相互猜疑，矛盾尖锐。导致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

4．战略上的失策。定都天京后没有及时北伐，给了清政府两个月的喘息时间。到北伐时，没有对自己的力量作充分的准备，轻视了敌人，清政府虽然腐败，军队无战斗力。但是，在京津地区，力量仍较强大。再加之有帝国主义在经济军事上的帮助，北伐军经过两年的努力奋战，仍不免悲壮地失败了。

5．太平天国运动，在用宗教信条理论作指导，小农经济作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最终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打击了封建主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打击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反抗精神和爱国热情；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农民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没有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没能保持革命内部的坚强团结；对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清，误认侵略者为“洋兄弟”；在政策与策略上犯了错误；后期在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

总之，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农民阶级，是与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联系的小生产者，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具有落后性、分散性、自私性等特点。他们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不出先进的革命纲领。因而，天京事变的悲剧，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尽管推翻清王朝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不能够居安思危，而是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这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提不出科学的理论，政治上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组织上无法克服宗派主义倾向和保持内部团结，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失败只能证明列宁“农民阶级无法通过自身来解放自己”观点的正确，也只能证明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四）“中体西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列强侵略不断加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也日益强劲。在这种形势下，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以探索“制夷”之策为宗旨，察觉到西方国家的“长技”，呼吁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时，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冯桂芬的心目中，“伦常名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不得改变；“诸国富强之术”主要是指引进先进的器物和技艺，有益于国家的发展。后来不少人阐述了类似主张。如早期维新派人物郑观应也说过：“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为了建立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千方百计在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军阀官僚中，收买扶植代理人，那些反动的军阀官僚也积极投靠外国侵略者，以便加强自己的实力，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就是典型代表人物。洋务派在对外战争中吃尽了外国“船坚炮利”的苦头，在镇压人民革命中又饱尝了外国洋枪洋炮的甜头。他们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兴建北洋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这就是被他们视为“救时第一要务”的洋务运动。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他们与同属封建统治集团的顽固派产生分歧，甚至进行过激烈争论。两派分歧和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长技”来“自强”。洋务派认为需要。顽固派坚持认为，学习西方这类东西是“用夷变夏”，违背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不过，在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和“纲常名教”这一根本问题上，两派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即使洋务派也并不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李鸿章就曾明确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洋务运动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活动。

创办军事工业，兴建新式海军，以加强清朝的武装力量。军事工业总共有二十余个，其中主要有：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马尾船政局；1891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主要生产枪炮。此外，其他各省也有仿效的，如兰州、广东、福建、吉林等省先后创办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军火工厂。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采取官办的形式。经费靠国库开支，产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不是普通商品。经营管理极端腐败，如同封建衙门。机器、原料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甚至经营管理权也被洋人所操纵。因此，官办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

1875年清政府着手筹建北洋海军，1885年10月，清政府正式设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实权操在李鸿章手里。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成，拥有铁甲舰两艘，其他船舰十余艘，共计22艘。19世纪80年代以后，李鸿章又在大沽海口建立船坞，随后，又建立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军港，海军提督是淮系将领丁汝昌。北洋海军是当时东方一支实力最强的舰队，是中国舰队中“最难对付的一个”。但是，在22艘船舰中有5艘购自德国，12艘购自英国。不仅船买自外国，海军的总教练也由英人和德人充任。北洋海军的大权完全操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手中，它不可能真正成为一支抵御外侮的海防力量。

2．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创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以改变清朝在经济方面的困境。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共有二十多个，其中主要有：187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最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增加到12艘，主要航行于沿海和长江各口岸，是中国第一个航运公司。1880年李鸿章创办天津电报总局，设分局七处，敷设了上海至南京，南京至汉口两条线路，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开始。188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局内设有轧花、纺纱、织布全套设备，该局到1892年，产量“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销路颇畅”。此外，还有开平矿务局、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这些民用企业一般为“官督商办”，有商股资本，产品用于交换，以获利为目的，并采取雇佣劳动，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经营管理腐败，贪污中饱，用人唯亲，种种弊端不胜枚举，封建性十分严重。

3．文化教育活动。

创办新式学堂，倡导学习外语，派遣留学生，以适应军事、外交和经济活动的需要。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后来，又增设了天文算学馆；1863年，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也是学习外语的专门学校；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专门翻译外国的自然科技书籍；1866年，福州船政局设立了船政学堂，学习英、法语言兼习造船、驾驶技术。1882年设立了天津水师学堂；1887年设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1871年向美国派遣了120名留美幼童。洋务派的文化教育活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培养了近代科技人才，为西学东渐开辟了道路。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间，严格说来，这时清朝政府说不上有什么主动的外交政策，它只能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愿，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轮番地填塞一个个饿狼的肚子。在这些饿狼相互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所谓“以夷制夷”好像是利用这种矛盾，但事实并不是清朝政府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而是它们不断地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牺牲品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

总之，洋务派不是什么进步势力，而是近代中国最反动势力的代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强，更没有使中国富，而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五）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传播，并且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开始深刻反省现实，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失误和弊端。他们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认为只有进行社会改革，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被瓜分危机。

早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他们强调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以解救民族危难，缓和社会矛盾。他们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变法理论，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成为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先声。他们的具体主张主要有：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学习西方先进制度，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这些观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他自幼接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青年时期，开始关心国家命运，留意西学，后来，萌发变法思想。他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他提出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和“太平世（大同）”三个发展阶段理论，积极宣传变法。他在学生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写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系统阐发了变法理论。“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向西方学习制度，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

1895年4月，日本强迫中国在日本马关与其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被称为维新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后来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8年4月，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变法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而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

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日、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政变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也为后来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欺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提倡兴办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总之，这场变法运动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当然，戊戌变法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1．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行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脱离人民群众有关。

2．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变法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力量对比的天平却又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3．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皇帝，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控制。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4．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立宪等主张。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

5．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予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

维新变法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六）辛亥革命

随着新式学堂的勃兴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进行大力宣传。

当时，上海和日本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有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等。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随后，民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在孙中山推动下，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骨干聚集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并决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全国革命进入高潮。与此同时，革命党人深入湖北新军，做宣传组织工作。参加革命团体的新军官兵达五六千人。武汉成为民主革命的摇篮。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其中民权主义最能体现他的民主思想。孙中山把民权主义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它的主旨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设想，在要建立的新政权之下，“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可见，他不但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且要防止帝制复辟。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对西方民主政治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借鉴。例如，孙中山设计出推翻清政府后中国要建立的新政治制度，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考试权”和“监察权”两项，形成“五权分立”的方案。

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民权主义是与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密切联系的。孙中山解释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他所说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分别对应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者紧密结合，不能截然割裂。在孙中山看来，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与颠覆君主政体的政治革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分作两次去做；而政治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也要“毕其功于一役”。这三种“革命”，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反对专制，为人民争取权利。

孙中山心中的民主理想，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为核心，大大超越了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人民能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有更多参政的可能。从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看，康有为、梁启超是保皇和改良，孙中山则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当然，孙中山当时所认识和要求的民主，仍带有较大局限性。

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他亲自率领勇士一百二十余人，攻入两广总督署，后又冲杀出来，在东辕门外与大股清军遭遇，双方激战一昼夜，最后只剩黄兴等少数人带伤逃走。后收殓尸体，得72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秉承列强旨意发布“铁路国有”法令，强行收回民间集资自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引起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四川同盟会会员组织保路同志军起义。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鉴于湖北防务空虚，湖北革命党人乘机策划起义，但消息泄露，湖广总督下令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异常严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率先起义，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新军炮兵、步兵闻风响应。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12日，占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推举旧军官黎元洪为都督，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国号为“中华民国”。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有十几个省区脱离清廷，宣布独立。但是，各省的立宪派和封建官僚投机革命，革命阵营内部潜伏着危机。

列强看到革命浪潮难以阻挡，就一面宣布严守中立，一面寻找新的代理人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它们看中了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各省代表聚会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以五色旗为国旗。

1912年春，孙中山代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国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约法特别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这部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任命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军政，企图挽救危局。袁世凯一面命令北洋军猛攻汉口、汉阳，一面向南京临时政府提出议和。列强以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为手段，向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并制造舆论，替袁世凯撑腰。革命营垒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攻击革命党人。孙中山被迫妥协，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就保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宣布退位诏书，清朝覆灭。次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接着，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手里。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洋人的朝廷”，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的失败，也有其深刻的原因：封建主义在军事实力、政治经验及社会基础等方面，都大大超过革命派，这是其失败的客观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则是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其具体表现是：

1．革命党人没有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同盟会反满、反君主政体，却放过了主要敌人，因此在清帝退位后，就失去前进的目标。他们不敢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正面斗争，而是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只关注建立“共和”政权，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结果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

2．革命派没有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同盟会，从成立时起，思想上就缺乏统一信仰，组织上也不够巩固。这样的政党，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3．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他们利用会党、新军，却不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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