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英达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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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在台湾试读：
垦丁的海（自序）
2011年，我19岁。走到人生的这个路口，抬起头环顾四周，突然感觉寂然了很多。当年的朋友们一一着手自己的计划，每个人都卷起行囊，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在茫茫栈道间匆匆行走。十九二十的年纪，终于淡漠了年少的鼓噪不安，沉淀出了些许成熟，当年青涩而激越的故事，满枝桠绿意盎然的年华，如今却凝成某块心结，黯在心里，寂静守护，不复滔滔不绝的言说。最后的青葱流年，窝进角落里的陈年老窖，隐隐暖着，而把剩下的时间全部交付于野心与激情，一刻不停歇追赶未来的脚步。想想，可能是我们自己变了，也许是我们聆听的、崇拜的那些人变了。某一刻，我发现大家都已经不会再回头，而是执着于脚下的路。有人神色匆忙，好像在追赶什么，仿佛一停下来，就再也追不上了。
这年秋，我来到了台湾。当我们最后挣扎着逃出最终的懵懂时，我像度了一个长长的、温暖的假期。漫长的亚热带纪年过去后，寒冷的春季来临时，我将站立在20岁的北纬线上，撒腿往前奔跑。
这一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喧嚣了台湾和大陆，所有的男生都开始怀念自己当年的梦中情人“沈佳宜”。这一年，突然间大陆的朋友们都向我问起《我可能不会爱上你》。在外旅行难以成眠的时候，我便打开电视，看他们也在学生年代的回忆中迈入30。这一年，在诚品书店闲逛的我，看到台湾的畅销书架上，也一径摆开了大陆的畅销书《倾世皇妃》。这年秋，我满怀着憧憬来到了台湾，作为一名学期交换生，我渴望汲取台湾全部的文化知识，了解台湾全部的风土人情。胃口不免有些大。可是看到校车上五六十个交换生的面孔，也都是那么雄心勃勃。
有雄心是件好事。如果让我在2011年春许一个最宏伟的愿望，我也不会想到半年后我会站在台湾的土地上，面朝台湾海峡，沉默微笑。
每个人对于台湾都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你问台湾当地人，来到台湾要去哪儿呀？你也会获得不一样的解答。有人会告诉你，来台湾就是来看看大陆未来二十年的状况的，观察机遇，寻求走向。也有另外的人会告诉你，来台湾，要去台湾南部看看，南部才是真正的台湾。
台湾北部，算是繁华的大型都市台北市的辐射地了，半个台湾岛都是台北的城郊，高楼雄踞。在101的顶端俯视芸芸众生，漫步西门町，在新光三越凝视美丽的奢侈品，去台北小巨蛋听各种演唱会，这自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台湾与大陆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是来到台湾，只是这一趟走过确实很不够的。
要我说，真的要去台湾南部走一走。台湾南部住着土著台湾人，他们没有被剧烈的城市化湮没，过着乡土生活，民俗民情都被淳朴地保留了下来。交通可能有些不便，可是却也没有过度开发，自然环境依旧优美完好。
事实上，我对台湾南部的第一个印象来自于大海。垦丁的大海。
台湾寄居在一个小岛上，与海有特殊的联结关系。我常年生活在北方城市，与海隔得远，更没有见过亚热带缤纷的海。这一次去垦丁，为了去看海，也果真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海。
台湾北部的海与南部的海也并不一样。北部的海平淡无味，南部的海多姿多情。北部的海不过是汹涌的灰蓝色，远处朦朦胧胧，像是在雾中一般不清晰。可是南部的海如南方的女子，眼波一转，便柔情万千，色彩重重叠叠，深邃妩媚，一颦一笑，又像是要满溢出来，一直溢到人心里去。
从猫鼻头望过去，台湾海峡碧蓝清澈，寂静无声。西部的海碧水盈盈，一望无际，海底五色的珊瑚礁将海水折出粼粼的亮丽色彩，浅处还可以看出细白柔软的海底沙滩。近海礁石非常多，船不便行，于是我们浮潜过去。一路浮潜，一路看着海底悠游的鱼儿，或者急速地从眼前掠过一群，或者在阳光直射的礁石上闪着亮丽的色彩，或者只是不紧不慢地从我们前方游过，无视我们的存在。水又清又蓝，在海上漂浮，看到渐渐升起的太阳，和蔚蓝蔚蓝的海水，雪白雪白的浪花，上下翻滚的海浪。那是另一个世界——海的世界。
在台湾最南端的海岸线上，站在栈道上，海边的世界一览无余，栈道下连绵的礁石，礁石上绿色的青苔，远处涨退的潮水。透底蓝的夏天，阳光刺眼地照射了下来，每一寸皮肤，每一寸土地，都婉转地生出了最美的色彩。
这是西部的海。
东部又真是另一番模样。垦丁细长，只是绕道另一边，还未看到太平洋，已觉察激烈的风，整个人的边边角角都被吹了起来。靠近了观看，才看到汹涌的太平洋。在这里，人显得太脆弱。太平洋一刻不停息，海面上永远没有风平浪静的一刻，却如同鱼鳞般处处刮出风波，海浪不停翻腾，远远望去，海面上处处是白色的浪花。没有沙的地方还好些，龙盘公园风大草荒，粗硬低伏着，高高的崩崖地形屹立出格外一种气势，在高处俯视，太平洋恒久深远，像是没有日月星转。有沙的地方，像是风吹沙，风刮着沙子往人身上打，像在枪林弹雨中淋了一场沙，浑身疼痛不已。风急速旋转，云急速翻腾。
就是这样的坚强有力，飓风般的摧毁力。人若有这样的坚强意志，那就不怕什么了。
我们来到垦丁，是先从高雄坐的接驳车。台湾南部公共交通不便，多依赖私家交通和接驳车。我们同行共九人，在日落后到齐，便坐上接驳车前往垦丁。从高雄往垦丁要近三个小时了，在路上，大家都十分疲惫，一上车都倒了过去。
刚睡过去不久，就被热心的司机叔叔叫醒。他笑着对我们说：“我们下车去看台湾海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夜幕中的海，而且终生难忘。
夜之大海，青墨无鸟。我看到通体的黑，直到看到远处一闪一闪的信号灯，海天得以痛苦地分别。满心的激动，冲着大海声嘶力竭地呼喊，而后坚决沉默。我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在一个平静的夜晚，无边无际的星空，无边无际的海水，没有人来救你。看上去，这里如陆地一般平坦一般蔚蓝，没人想着你的坠落，只有想你会航行，向着星星航行，向着夜晚航行，向着无边无垠航行。落蓬的黑暗，在前方隐逝。
这也是我想做的。
我们都是这样的船，意气风发地起航，在杳无边际的大洋上，一只只孤傲的船斩风破浪高速前进。
若此时天边一轮满月，我就可以望清楚这黑暗中的海上，到底是波涛暗涌，还是依旧平静。可是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只有航行。在黑暗中我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和一望无际的夜色，黑暗掩藏住了那份躁动不安、波涛汹涌，和暗礁低沉的窃喜。我唯一可以听到的，是高速前进的引擎的声音。
我可以想象，天色转黑之时，青色的天空就要沉在这样的黑暗中，处处是海，隐没的海，再高的楼也抵不住这样的寂寞。人不在这里，没有几处灯光，没有什么人为你照亮，你是世间踽踽独行之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若你要奔向自己的向往之地，那首先要穿过荒漠的大海，无人注视，无人驻足，你蹲下坐下躺下，云彩越走越急。
每个人都热爱谈论梦想，人这一辈子总是要追求什么。台湾著名导演魏德圣说过：“人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可以拿来说嘴的事。”我们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坚持交付梦想，坚持行进。在某一刻，我们需要的就只是坚持，不顾在这样的海上，是有多么寂寞。
2008年，在台湾有一部电影，叫做《海角七号》，就是在垦丁的恒春镇拍摄的。至今，在垦丁仍保留着当年的拍摄场地，阿嘉之家。人们来到垦丁，也会到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来。这部电影，就出自魏德圣之手。
魏德圣尤其热爱不同文化在台湾历史上的碰撞，他总是带着敏锐的眼光观察台湾的历史与现在。2011年，他又拍摄了一部史诗性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讲述了一次血祭祖灵的屠杀，史称“雾社事件”。台湾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割给日本，日本人进驻台湾，在台湾进行资源掠夺与现代文明的建设，台湾原住民的人生从此改变。这一部电影分为上下两集，又一次轰动了台湾的影坛。
魏德圣的电影，都直击台湾人的内心。2008年，台湾掀起了《海角七号》热，这是一部反映台湾当地面貌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台北追逐梦想受挫，回到家乡成为一名邮差，与年轻的日本女孩相爱，并重新组建了一个乐队的故事。他阴差阳错地收到了几十年前寄给日本女孩的邮件，引发了一个追寻的故事。大陆人对《海角七号》反应冷淡，不是因为拍得不好，是因为我们不能懂那个年代那些故事。而我刚到台湾，参加社团时，便听社团同学对我讲述《海角七号》对于台湾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个年代，年轻人心怀梦想到大城市闯荡不成，沮丧地回到家乡，这好像也是一个时代特征。可是他在家乡又办起了乐队，他还是没有放弃。
这是一个梦想与爱的故事。大家说。
垦丁的海，就容易让人这样想起梦想与爱的故事。
某一天突然爱上了苏打绿乐团的歌。反复听，才听出他的用心。尊严，多么的迂回人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多么的纯粹让我明知危险就往那里追
我们热爱诉说梦想，我们坚持用心，明知危险却偏偏就往那里追。不怕坠落，不怕暗礁。
我想我不会忘记垦丁的海，正如我不会忘记我的梦想。
因为它一直在那里航行，并将一直航行。
第一篇 学业
在你没有常识之前，不需要提问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名句出自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在民国那个历史激荡的时刻，风雨飘摇，争扰纷纷，可是唯独学术如此活跃，至今我们所感叹敬仰的大师们，许多都来自于那个年代。梅贻琦爱才，不输于曹操，他千方百计招揽贤才，如培养华罗庚，保持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的友谊，在西南联大期间为学校请来了不少国内外知名人士访问、演讲等，成功保持了学校里自由独立的风气。有他一件轶事：在他做校长之前，“清华”学生运动高涨，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清华原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始建于1911年。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赔偿给西方国家大量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得到的部分，在时人的鼓励下，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其余的部分，于1924年由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在中国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其中相当部分以奖学金形式提供给清华大学。梅贻琦到任10年，在他和众多师生的努力下，清华大学一举跻身于名牌大学之列。梅贻琦在1955年来到台湾，利用上述“清华基金”的款项，筹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来演变成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字月涵，清华人至今仍感激梅贻琦为清华做出的卓越贡献，台湾“清华大学”一直遵循着梅贻琦治学的风气，并以他之字命名，举办一年一届的“月涵文学奖”，梅贻琦纪念奖章也是至今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梅贻琦所奠定的大师基础，一直被历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所传承。现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也常常请来各路名人，既有讲座，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自然，学校里的老师也是一流的老师，他们所具有的教授风范，果真非同一般。各有风格，上课特色各不相同。
我今天想说的这位老师，我认为也算是大师一名了。我知道我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仅是专业基础知识，也是治学态度和风格，更重要的是，在茫茫心闲的时刻，突然有一个警钟提醒你，什么是重要的。在你没有常识之前，不需要发表自己的观点。
很多人来到台湾交换，都能刷个分回去。并不一定特意为了刷个分回去，只是看见他们的样子，好像觉得在台湾提高绩点容易些。是因为学校对交换生要求低吗？还是因为台湾学校太多，层次不一？不管是什么原因，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可是一个学期过去，我却觉得，台湾老师要求并不低，尤其是今天要说的这位老师。
周四下午有一门《文心雕龙》，我跟另一名大陆同学一起修的。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这次两个人相依为命了。这门授课老师姓朱，名晓海，是专门研究南朝文化的教授。他已经六十出头，头格外大，神采奕奕，活力四射，他常常面带微笑，就是骂人也是嘴角上扬的。他算是我见过的，十分有性格的一名教授了。
朱老师上课十分有热情，他坐在讲台前授课，不需要休息，可以从头到尾一直讲下去，从来不间断。他的课是下午三点二十开始，理论上是六点半结束。在他第一节上课的时候，他便说：“我上课有个习惯，我不会下课，很可能会拖堂。你要是有事，自己提前走就行了，要方便自己出去。”
不下课？
嗯。这确实是件奇事了。
虽然以前也有老师两节连堂，或者三节连堂只休息一次。但是谁都知道这样下来很累，而学生也一般很难接受，下面即使没有睡倒一片，也会心不在焉，神游远方了。可是这个老师居然全然不在意！
接着他对我们声明：“上我的课，你可以吃东西，可以睡觉，可以不听课做你自己的事情，也可以不来，只要来考试就行。我不会计算你的出勤率，学期成绩期中期末考试各占百分之五十。不过我敢保证，你不来听课就答不出考卷来；当然你只要是天才，不用上课也会回答的话，你完全可以不来。只是我就一个要求：不能交头接耳。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听清楚，就直接问我。”
我没有搞错吗？这个老师对于同学们的反应可以不在乎？他不在乎你早到晚到或者不到，他不在乎你上课吃东西喝水看小说睡觉？
下面没有一个嘘声。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听他讲话。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厉，考试题目也难，选择他课的学生也都是像他这样认真严谨的学生。有一名同学甚至在考卷发下来后对着题目和答案，跟助教讨论了四十分钟。我心里嘀咕着，这人也太钻牛角尖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课了。
他果然全心全意扑到讲课当中，而且果真拖堂，拖到一个小时之后也是有的。他上课总是二百分钟、二百一十分钟、二百二十分钟的下来，中途甚至很少离开自己的讲台。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东西，常常一直讲到五点半之后就饿了，拿出自己备好的小零食吃了起来，边吃也不耽误讲课。他上课吃东西，我不但没有觉得很反感，反而又多了分亲切。我一开始还留意过他吃的都是什么，也无非是些旺旺雪饼、粟米酥（或者黑米棒，具体什么忘了）、巧克力、小饼干之类的。上他的课分外累，每一天下课都饿得如狼似虎，见到吃的就扑过去。
朱老师上课不是讲课，而是骂课。以他的理念，你只需要听我讲，我讲的都是专业知识。他认为所有的学问都来自于日常生活，而且表现在最开始、最细致的地方，包括每一个字的来源，每一个典故的渊源。他常常想起来就气得跳起来大骂，骂现在人不会做学问，啰啰嗦嗦一大篇说不到重点上，还动不动就搞“苟异”，基础知识都不牢固，还想着推陈出新，要死。他看到我们忙着低头记笔记也骂，双眼一瞪，眉角飞扬，大喝一声：“你别光记下来，你应该记到脑子里！”或者神情激愤，遇到一个文字，马上跳起来，拿起粉笔就往黑板上板书，完了给我们讲这个字的来源，然后高声说：“记记记，你们该记的是这个！追根溯源，这个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仅骂现代人，老师和学生等等，还骂他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从上第一节课开始，就表现出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他从来不过分吹捧自己的研究对象。应该说，他从第一节课开始，就在不停地骂《文心雕龙》和刘勰。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文心雕龙》。
南朝有个刘勰，是世家高族的末枝了，家门苦贫，一直没娶亲，跟着和尚抄了十几年的经书。后来朝廷把他召去做官，他人很聪明，会钻营，不是个清心之人，吃了这么久斋饭，可还是驱除不了世俗之心，也想攀个高枝，得到权贵认可。于是就给当时的皇帝上书，建议皇帝把所有的祭祀都改为瓜果蔬菜。皇帝有两种祭祀，给祖宗祭祀和给天地祭拜，这皇帝崇佛，之前只把祖宗祭祀改成了瓜果蔬菜上供，早就想把天地这一块也改了，可是碍着皇帝的身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次看见有人附和，非常高兴，就给他升了个中央的官。但他又是个文学青年，有自己的主意，自己写了本文学理论，评价时人著作，也有点愤世嫉俗。昭明太子也喜欢他，倒不是因为这文学理论，他俩在文学上主意不大一个样。皇帝也没重视他的理论，只是碍他经书读得多，又写一手好字，再加上博通佛经，马屁拍得到家，于是命他到寺院里抄写经书。他一方面说自己上承皇恩，一面又暗地里牢骚没人重视自己的文艺范儿，最后心灰意冷，果然又出家为僧，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雕龙是古代一个人的字。刘勰自己看不上那个人来，非要说，我的题目可不是取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不行。我是说啊，用文之心的精巧，可以雕出龙来，有这等神功了。
现代人很喜欢刘勰，觉得他是我们老祖宗的荣耀，一千多年前就有文学理论了，不输给外人。西方人的学问传到东方来之后备受吹捧，中国一群人看不顺眼，非觉得自己老祖宗什么都好，气呼呼地一头扎到古书堆里左右摸索，满脸蛛丝灰迹，急得满头大汗，最后还终于叫人家找到了。看到这一本《文心雕龙》后，顿时两眼放光，捧在手心里当成了红宝书，得意洋洋地到处拿出去跟人家炫耀：看，我们老祖宗的书！跟你们那也差不多，不过比你们早一千多年呢！《文心雕龙》就这么火了起来。
朱老师非常讨厌现代人吹捧刘勰的样子，他自己对刘勰有一堆意见，对南朝文学的特点也不甚赞同。第一节课开始讲课，就花了好长时间来骂刘勰。他说刘勰的文字不是南朝的好文字，刘勰写东西必定要咬文嚼字讲求对仗效果，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骂训诂学是胡扯，等等。他对于《文心雕龙》的价值，一者赞其写作特点简洁有力，二者是取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当然，他有的是要骂的。他会骂现代身边不合理的地方，骂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骂是他的语言，是他人生和做学问的激情。他不会选择站在哪一边，该骂什么他就骂什么。他毫不隐晦自己的生活，他养过猫，爱看言情小说、网络小说，看得甚多，连大陆90年代“盲流”这样的专业名词都知道。他还骂台湾作家不够敬业，写了一本书就想吃一生的版税，敬业精神比起大陆作家差远了。我听了，跟同学偷偷一笑。大陆作家当然很辛苦啦，江山代有才人出，压力甚大，盗版业又甚为严重，只有自己的才华可靠。我还想成为一名作家呢！
听他的课，很辛苦，但是一入情境，听下去却十分有趣有益。他的课讲起来深入浅出，常常有故事在里面，并不容易遗忘。比如有一“酱瓿之议”，出自《汉书·扬雄传》，是刘歆讽刺扬雄的一句话。
扬雄是古代很有名的一个宅男，汉朝把他也作为圣人之一。他非常聪明，是他最早提出关注各地方言。他自己是宫门口的一个保安，全国各地都要到中央觐见，他心里就想，这不就是收集各地方言的绝佳机会吗？于是他利用职位之便，有人要进宫，他就拦住人家，问人家：“你打哪来的？”对方一听，就被吓住了，唯唯诺诺地说：“我是河南来的。”他就说：“那你们那这个字怎么发音？”对方就老老实实地用方言念了出来。他听了十分满意，一扬手就说：“去吧。”就这样，他就写出了一本《古文苑》。
扬雄仿照《易》，写了一本《太玄》，十分深奥难懂。刘歆见此就讽刺说：“你好好地白白折磨自己做什么！《周易》在汉朝被国家鼓励，学者们研究它，国家就发工资，都这种待遇了大家还看不懂，你这本书又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又深奥难懂，大家怎么会看呢？恐怕后人就拿这本书来覆酱瓿了。”
刘歆是个文人，好歹说话文绉绉的，也不至于太过分。其实，说覆酱瓿，已经是跟当草纸一个意思了，都是不用，闲置在一边，没什么价值。缻是古代一种小型的装酱料的容器，跟碗差不多，口粗底细，里面装着肉酱。这肉酱做起来比较麻烦，得洗干净，放麯风干，加盐加酒，闷好发酵，做成酱料，常常是鱼肉酱。吃饭的时候，就把瓿放在桌子上调味，食物蘸酱，才能吃下去。孔子吃饭就爱吃肉酱。后来子路参加政变，就被剁成了肉酱，孔子听说之后，再也不吃肉酱了。肉酱很香，常常有虫子也被味道吸引，或者有小虫子在旁边飞啊飞，闻到香味就晕了，掉了进去。为了防止肉酱被各种不明来物污染，人们就拿一个东西盖在上面，这就是覆酱瓿，通俗说，就是盖肉坛子。一个绝佳的好作品，却只能沦落到盖坛子，这是多么憋屈的一件事。刘歆这么小气，既不看好这本书，也不愿说好话，可是扬雄对此并不在意。
这个故事很长，可是这样讲出来，却十分难忘。后来考试果然考到了“酱瓿之议”。
他的考试，也狠狠地敲打了我一下。
期中考试前，为了好好表现一番，我特意学了很久的正体字，想着往试卷上写正体字（也就是繁体字，香港叫繁体字，台湾叫正体字，两者又有差别），还到网上查了很多翻译和文论。网上还真没对《文心雕龙》有十分细致的研究，最多不过是阐述刘勰的文学理论，那些比起朱老师的授课内容来说，都显得十分粗糙了。我仔细地把他上课的笔记看过一遍，到了期中考那天，面带微笑走进考场。
助教人很好，他每节课都坐在最靠近老师的座位，考试之前还拷给过我上课的录音档。考试由他来监考，他发下一册答题纸来，然后是一张试卷。
我看到试卷的那一刻，两眼就虚了。
助教站在讲台上，微笑地看着我们，说：“老师说了，大陆的同学可以用简体字回答。”
我虚弱地冲那个助教微微一笑，表示我知道了。
事实上，看见试卷那一刻我就蔫了，这题目，确实未曾见过。这种出题方式也是第一次见。老师虽然上课讲文章字词句，把最基础的部分都细致地讲了，可是考试却又不拘泥于此。文章最重要的还是文本，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题目答案很死，就是文中原句。我十分悲剧了。
下课问起台湾本地同学，这才恍悟，原来有考古题！而我们都傻傻不知道。
期中考试后，天渐渐凉了。朱老师每次来上课，都在肩膀上披着一件深绿色毛衣，里面是一件白衬衫。他上课依旧认真仔细，我们听得也格外认真仔细了。等到期末考试，再也不敢犯同样的错误，把每一篇每一句都认真翻过，以防万一，又找本地同学要了几份考古题，每一个题仔细做过来。同学看到我来要题目，十分慷慨，顺手就翻出来一份拿给我，大方地说：“你拿着吧，我还有一份。”我感动得差点要痛哭流涕了。
果然又是难了一倍，题目依旧是死题，不需要自己发挥，课本上都有。
考试那天，背了一上午的默写，中午匆匆忙忙又看了一遍考古题，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教室里已经坐着好多学生了，看见他们，我哑然失笑，原来大家都拿着一份考古题在背，也有人一边对着书一遍遍地看。没有人说话，整个教室学习气氛非常浓厚。
同学走进来，我们相视一笑，给彼此放松情绪。
考卷发下来，迅速一览，心里有了点安慰，果然百分之七八十是考古题。慢慢地我放松了许多，看到“酱瓿之议”，尤为开心了一下。
每一个大师都会留给后人一些警示。
我想我以后将很难忘记这样一个大师级别的老师，是他严谨的态度和激情的授课提醒我，什么是重要的，应该怎样坚持去做一件事。基础很重要，文本本身很重要，知识都是建立在基础之上的。在你没有常识之前，不需要互动，不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台湾听讲座
在台湾“清大”选课之时，发现晚上是不排课的，想必供学生自由活动，登时大喜。晚上就放松地空了出来，以备参与各种活动所用。其中最首要的期望就是可以去听很多讲座。
以前在自己的学校里，晚上不仅有课，动不动院里面就突然召开大会，缺席是要扣分的。什么缺席都要扣分，年级大会、运动会、年级讲座等等，综合测评本来就加不了几个分，瞬时一扣，就什么都没了。这招挺厉害，除非实在不在乎了，不然总是会露个脸，但是对院里这种威胁恨得咬牙切齿。
有时候想听个什么讲座，一看到上课老师阴沉的脸色，或者院里大会通知，就愁苦地放弃了。
这下可好，晚上既然没课，就是自由选择了。我激情满满地给自己规划了从周一到周五的活动，每次在路上走路发现墙壁上贴着什么海报，马上拿笔记下来，或者有相机就照下来。斟酌损益，哪一天去听哪一场讲座，还挺丰盛。
其中这学期的讲座，数推广教育组办得最好了。他们办了一个系列的，请了各方面文化名人，进行不同主题的讲座。第一场是关于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讲人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姓黄，周三晚上七点开始。
那晚因为要提前参加英语单词小组学习，学完了，居然已经八点多。赶忙从人社院下山，匆匆忙忙跑过去，讲座已经开始了大半，马上进入提问环节了。
我偏对提问环节有一堆感想。大陆生喜欢这种场合，非常容易被人记住，更因为能见识到非常多的名人，与名人沟通思想非常愉快。有一次跟好朋友东方去听讲座，开始提问不久，果然又是一个大陆生发言了。那个同学首先感谢了一下来到台湾这个机会，然后提出问题。
东方有些不理解。她凑过来问我：“我发现你们跟我们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你们大陆生是不是喜欢先绕个圈子？”
我想了想，说：“你说的是礼节吧。我们习惯先表达自己的谢意，然后再提问题。”
这倒是真的。我们不习惯直截了当提出自己的疑惑，总是要先委婉地客气一下，将对方捧上天了，自己谦虚一番，给对方一点甜头吃，然后再一本正经地提出自己的问题来，以此显得深思熟虑。
相较之下，台湾同学跟我们比就不一样了。他们有时候也会客套，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直接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于当场问题思路还没有理清楚，但是这个疑惑从产生到发问，时间非常短暂，常属于即兴发挥。
发现这个规律之后，我才总结发现，每一场讲座，必定都有大陆生发言，而且几乎都逃脱不了这样的怪圈。
第一场讲座的时候，大陆生中是一个女孩子发言。她先自报门户，然后只是根据主持人最后的补充发表疑问。
她说：“黄所长，您刚才说需要有激情来阅读。我们也知道现在因为功课很忙，很难能有那么大的激情阅读。那么这样的激情是来自于阅读这项行为呢？还是读的书本身呢？”
我鼻孔哼哼了一声。听见自己发出了声，又径自脸红了。主持人在下面回答问题，我也没听清是怎么说的。很简短，便结束了。
你自己都不愿起来发句言，瞎哼哼什么。这叫不平，这叫愤懑，这叫嫉妒！
想到这里，我自己又慌慌忙忙举起了手。
然后光荣地作为最后一名发言同学被叫了起来。
虽然本来就自信满满认为老师一定会看见我高高抬起的手，可是被叫起来的时候还是慌了一下。一共两个小时的讲座，最后半个小时我才到，你说我能有什么问题。于是我急中生智，迅速自我介绍了一番，定睛看了一眼讲座题目，默念了一遍，忙问：“那老师，您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是怎么定义的呢？我记得我大二那年有一个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讲过，现如今很多人都只是识字分子，他们都不具备社会道德心……”一面说，一面冒汗，一边想着幸亏当年马基课认真听过课。
台上那个老师听上去还挺有兴致，下面校长、推广教育组组长几个人听到我报自己学校的时候也充满兴趣地回过头看我，等我问完问题了，台上的人倒有一点严肃了。
他说：“确实，你说的那个识字分子也确实有。但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专业知识的，而且，最重要是使他们必须具备自我反省能力。20世纪知识分子的失败就在于他们虚幻的乌托邦思想！”
下面哗哗一阵鼓掌。
我的问题解答完了。这个讲座也散场了。
我扬起鼻子，大声一哼，仰头阔步走出去了，脚下跟踩了红云似的健步如飞。
你能提问，我也可以！
等遇到下一场讲座，发现换了另一个女生提问。这次不提问了，改感谢了。她前些日子刚刚参加了台北艺术大学校方组织的参观，于是这次来感谢了，感谢各方面领导，感谢有这次机会参观美丽的台北艺术大学。台上的艺大校长听了这番致辞，有些摸不着头脑，便回答说：“我们欢迎每一个同学来参观我们学校。”他估计没搞懂这同学在说什么，也是，台湾人嘛，人家不那么客套。我哭笑不得，遇到这场面，既没什么好感谢的，也没什么好提问的，又蔫了。
在台湾一个学期，也听了不少讲座，也确实启发心智。
大陆有一位纪实文学作家，叫岳南，山东诸城老乡，这一学期正在台湾“清大”当驻校作家。他出了一套《南渡北归》，包括《南渡》、《北归》、《伤别离》，讲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台湾人对于知识分子的主题十分重视，当然多半也出于一种骄傲的情怀，毕竟都有清华人的历史渊源。台湾“清华”对于岳南的重视，恐怕也多出于此，他的书中叙述了很多当年与“清华”有关的大师。我记得，第一场黄所长的讲座，有台湾的一名助教起来提问说，她现在在读博，同时作为大一中文系的助教，经常听到学生发牢骚说时间紧张没时间读书。她举例说，现在大一新生有一本必读数目《南渡北归》，一套下来要一百多万字，学生们要学这么多功课，还要写读书笔记，确实有些困难。
她说完，下面的校长就不悦了。校长站起来不紧不慢地回答：“学生忙，忙得过我吗？我都看完了，你们还有理由不看完吗？”
下面一片鼓掌。
这倒是真的，我也很喜欢这位校长。现任校长陈力俊一直在为台湾“清大”招揽各方名人贤才，这一学期，他请来了郑愁予当客座教授，下一学期，他又请来了金庸先生客座。在各种活动、各种讲座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常常会在讲座开始前为大家简单演讲两句。甚至在举办校园演唱会的时候，面对“清大”自己出来的新生代明星，他都非常和蔼可亲、满面笑容地向大家介绍。他着一身“清大”纪念版运动衣出现在舞台上，跟大家寒暄问好，同时又非常幽默知趣地说：“我知道大家都在等下面出场的乐团，等得很着急，下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苏打绿！”
在大家一片激昂的欢呼声中，他缓缓走下台。
很多学校校长，常常四年了都见不着几面，或许见到了，也是高高坐在台子上，与民疏远。可是这里却有一位校长，他在名人讲座的时候每每到场，而且可能只坐在你前面一排，散场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笑容满面地与其他师友聊天。其实也不奇怪，马英九都跑到街道上来与大家一一击掌了，校长又怎么能在高台上坐得住呢？
等到了期末，12月，校长正忙写新一年计划时，遇到讲座他也照常出场，并笑眯眯地向大家解释：“其实呢，我现在很忙，老师们也都知道，这个时候是补年终总结的时候……”大家一听到“补年终总结”的时候，就笑了。他顿了一下，继续笑着说：“我本来应该在写计划，没有时间，可是郑愁予先生是我们著名的诗人，他一般都在美国，这次能请到他……”
等到一周以后，在林文月的讲座上，他也笑眯眯地解释：“其实呢，我现在很忙，我应该在写新年计划，可是我们林文月教授这次特意从美国回来，我们能请到她……”
可能是因为场地问题，从视觉效果上看，林文月的讲座是最鼎盛的一次，场地空前满座，不仅满座，在后排空地也站满了学生，走廊上也坐满了。她讲座的题目是《一个中文系人的回首》，在座很多都是中文系学生，还有很多高中生，连数学作业都带过来了，开场之前一语不发地做作业。
林文月这个名字，大陆人相对陌生，但她确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写作《读中文系的人》、《饮膳札记》，翻译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一批日本著名文学读本。1933年出生在上海日本租界，精通日语，14岁赴台，考进台湾大学中文系，师从当时台大中文系非常著名的一批大师，包括台静农先生在内，并留校做了一名中文系教师。她自己说，当年在女中上学时，班里的女同学都想考外文系，她本来也喜欢台大的外文系。她当时是班长，把大家志愿表都收起来后，发现其他人也报了台大的外文系，想了想，就改了志愿。改什么呢？或者台大的中文系，或者台北艺术大学的艺术系。后来，她还是填了中文系，就这样进了台湾大学，成了台静农先生的弟子。
那个年代外文系非常火热，就跟现在的经济系差不多，大家挤破了头都想进，待遇好，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事实证明，外文系也确实不乏人才，白先勇等一批作家就是外文系出身。
林文月是台湾大学有名的美女，有的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去听讲座，就眉飞色舞地描述了一番林文月的美貌。原来林文月也有跟伊曼努尔·康德一样的习惯，下午三点半准时出现在一条小径上，大家常常提前等在这条路上，只为一睹她的风华。她的宿舍也因此得名望月楼，望月者如众。她擅厨艺，曾写过《饮膳札记》，客厅里常聚满了慕名而来的客人，据传台静农、林海音、三毛都曾是其座上客，颇有林徽因的气质。
现场一睹，果然所言不虚。七十多岁的老人，眼睛依旧炯炯有神，说话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温和贤淑，谈吐优雅。她讲了很多自己学生时代的故事，下面一阵阵笑。
她成为一名散文家的机缘很巧合。她说自己原本是台大的学者，39岁那年遇到一个机会，学校里要公派去日本做访问学者，要求副教授以上级别，精通日语，40岁以下，而当时的中文系只有她合格。系主任跟她说后，她原本很犹豫，那个时期，局势仍是十分紧张，她虽然去了日本，家里的丈夫、孩子就成了人质。可是自己的丈夫很支持她，她便去了。
每周七天都窝在研究室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她有一次跑去另一个学者的研究室，对方提醒她可以一周花一点时间出去转转。她觉得很好，便一周五天在研究室里，周末转遍日本的大街小巷，一开始只是在研究里遇到相关的知识，便用注脚填进去，后来回来之后就把这些行程记录下来，写成散文，寄回台湾，发表在报纸上。发现大家很喜欢，她于是慢慢地开始多写，一开始还带有学术的风格，会给散文加一些注脚。她开玩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是看我的散文呢，还是看我的注脚呢？”
成为翻译家，就更巧了。那时她在日本研究唐朝文学，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受唐朝文学影响很深，她便着手写了一篇论文。将这篇论文发回台湾投稿的时候，她为了方便起见，就把原文与这一块有关的也翻译过来了，一并发表在刊物上。可是不想，大家看都不看她的论文，却对她的翻译充满了兴趣。杂志社向她约稿，让她把整本书翻译过来，她听到消息后觉得很不可思议，大家看到的这一篇只不过是《源氏物语》的一点零头。于是达成一致，每一个月交一篇，这样五年才翻译完。
她的讲座很快就结束了，有人问她，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她说，作家与中文系出身没关系。你不写就会难过，就会变成作家。
旁边有一位曾经的台大校长在旁边搭腔。他说，为什么要担心出路呢？就像刚才林文月老师讲的，在学校里做学生，做老师，就要放开手，放开心。
我觉得这句话真好。
名人演讲也算是清大的传统了。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为躲避战乱，行进到云南，形成了新的西南联大。在这样艰难的时期，不少国内外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还来西南联大参观访问，原本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作为常委之一，为学生主持了很多讲座。外交家顾维钧、国防科技部钱乙藜、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都曾经为学生讲演，事关时事。
重视讲座，体现了大学对学问的关注，面向世界的胸怀，及其影响力。而对于学生呢，名人讲座，就是对心灵的一次充电。
我们的写作课
中国人悟的文化，可谓博大精深。看如今宫斗剧，人与人之间从不说个通透，你来我往都是打哑谜。说起来，这也未必是虚构，有些事、有些话，便是要从眉间颜色揣度出来的，也不得知。上司一句：“你看着办吧。”那你如何办，还能不晓得？聪明人说话办事最懂会意。佛家公案亦有顿悟之人，一棒下去就了悟个中禅机。
写文章亦是如此。明朝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有言：“作文要得解悟。时文不再学，只在悟。”不知是不是此人贻害了中国往后的文章，理应不至于此，那就是常理了。而后来的人，写文章就当真如同钻研八股，思之思之，思之不已。思而不得，辗转反侧。一代一代苦悟了的人便自授经验，文章不是教出来的，多看便是了。
此话不能说不真，但文章是不是可以教的，此事有待讨论。固然文章写法多样，一人一个想法，需要各自仔细钻研，可是闷葫芦苦思却未必是好。难得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到高三的写作课，到了大学，就突然消失了。难道是已经不需要了作文了吗？怕又该说是要悟了。
说别的也就罢了，再说中文系，习了四年的文，读了四年的书，文章写来都是如何呢？谁知道呢？因为这是个人爱好，课上不论的。是谁说中文系必要成为文豪？这是个人造化。瞧！又没了责任。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个人有个人天分，直到去外面溜了一圈，才发觉，不过是大家都不承担责任罢了。
这要说起另一件事来。我从桃园机场回来时，坐的是山航的直机，一月中旬在台旅游、求学的人们都要返程了。我挑了靠窗的位子，一排三人，靠近走廊的是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眉目清秀，长发飘飘。中间的人迟迟不来，直到起飞，便确定是空座了。无意中便与女孩子闲聊起来。
她也是此番去台交换的一名学生，如今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每个学校都争着在大陆要交换生，也算增收。她读商科，在台北，感慨学校里热闹的学生文化娱乐活动，也赞赏有些思想开放的老师。我问她回来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她沉默了一下，告诉我，正是因为这次出去交换，让她认识了很多好老师，她希望以后能继续进修。她说她决心毕业后先工作几年，然后一定要去美国读MBA。她甚至都做好了以后专业的打算，并且打听好了学校。
我在心里暗暗地偷笑。我与她亦是一样。如果不是此番出行，我也怕不知道以后该走哪一步，要怎么走。我们总是被未来绑架，这个年龄，偏偏缩窃着不敢承认自己年轻火热明亮的梦想，偏要媚俗，大家被一个不明的“现实”恐吓了，源源不断的内幕传说让我们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们的目的变成：过得更好。
她是否会按照这样的目标继续学习、工作，我不得而知，也许半个月以后她就转变了心意。可是我希望她走下去，一路走好。
这责任承担不起吗？还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承担了太多负荷，而它们似乎又真的存在，顾好自己罢了。谁都看不见眼前的路，因为谁都摸不清楚前方的道路，这些故事与未来仿佛真的离我们好远。未来是渺茫的，能抓住的只有妥协。我们被一个未知给操控了，线的那端因为看不见却听闻异声而更觉害怕。
我们的文学老师说，中国的文学界有个圈子，旁人很难进去。我之前是这样想的，现在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改变了，比如，你非要闯进去看看，才知道进不进得去。
这虽非老师所教，可是这样的信心，我终于有了。一定要试一试。
1月份的某个下午，我跟老师约在校园里的胖达（panda）咖啡店，我向她如此陈言。写文章是很苦的，所以才要一直学，一直写。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师当年便是写文章出身，获过几次奖，后来转行去做了文学研究。
又是一段时间不与老师联系了。想起来颇为惭愧。这门课，我执意要修，是在颠三倒四的台湾生活里所不变的东西。
我素爱笔下工夫，在选课表里见到这门课时，名为“高级阅读与进阶写作”，本还不以为意，自以为写作此事复杂，怎么能教，还能作为一门课呢？直到点开课程大纲，上面赫然写着“小说写作”，我才一惊，忙点选了下来。
第一节我去时，有些惶恐不安。写作中心开的课是小班教学，数来数去不过十来人。等上了课，我十分低调地坐在后排，发现他们上起课来欢声笑语，老师也都叫得出名字，想来是都认识了。仔细一问才知道，他们都上过这个老师的课，已经是快要毕业了，有的是大三，有的大四，也有物理院等理科院的。大家都在周三上午九点聚在这里，学习如何写小说。老师发下了写作讲义与范例，又让大家推荐了一些书目写书评，给大家布置了一些习作作业。
书评？听来是不是很简单？你会写吗？我不会。
不仅如此，此番一行，方知自己连学院报告都不会写，还论文呢。大学两年的作业都不知是怎么写的。
我下了课，便去找老师加签。开课老师姓杨，她听说我在兰州大学上学，又千里迢迢过来，很是惊讶，又一直鼓励着我。她是个三十左右的年轻女子，满脸笑意，提醒我注意选课。我说我喜欢上海的灵性，她说她也很喜欢上海，也常去。
第二节一上课，她便讲起我们的作业来。一共有三个片段，一个人物描写，一个场景描写，还有一个时间空间转换训练。每个人都带了十几份过来，给班里每一个同学。然后一一让同学读着，为大家讲解一下自己的写作思路，挨着过来。虽然都没有讲完，可是却仔细地看到了每一个同学的文采。
这是这节课的第一件事，放开思路。却知，练笔很重要。训练与不训练是有区别的，系统不系统也是有区别的。
第三节课开始，老师便领了一些厚厚的讲义，都是小说，国内国外，岛内大陆，都是有的。这些文章不比穿越小说、言情小说，读起来有些是没什么趣味的，发给每个人，给大家布置任务，每个人看几篇，谁讲哪一篇。中有莫言的《屠户的女儿》、王安忆的《天仙配》和一些国外的小小说。我选到了《天仙配》，跟几名同学课下讨论了一次，然后回去准备着上课讲了。
待上课讲的时候，我语速极快地讲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大致是从三条线出发，中间也没有停顿。其间一直很紧张地看着老师，而她一会微笑，一会又蹙了眉，我便更紧张了。说完了，一片静默。老师接着说了：“你们听懂了吗？英达说的，其实是一篇论文了。”
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笑着问我愿不愿意把刚才说的写成一篇论文。如果我不会，她有一本书可以教我。毕竟这门课是从大一开始开的，而他们都已经学过学院报告的写作方法了。
原来如此！他们已经上写作课三年了！
下一节课，老师便给我带来了一本厚厚的大书，是学校里自己出的，名为《大学中文教程》。我欣喜地翻开，扉页上写着“英达存念”四个大字。
课继续上着，读的小说种类越来越多，讲义越来越厚。这才见识了台湾人读书之含量。每周有每周的安排，都可以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意见。在讨论课上，大家是无拘束的，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一开始还不习惯，有些噤口不言。可是看到老师也在跟大家开心地说笑，才逐渐放得开。可是毕竟没有系统地阅读、写作，比起他们，总感到自己思路不正统，也不够清晰。
半个学期下来，慢慢累了。
这门课最后，便是交出一篇小说、一篇书评作业来。小说是大家在课上都已经互相探讨、建议过了，选择你最想讲的一篇来讲讲看。我很高兴终于得到了一展宏图之机。等看完他们的文章后，不觉反思良多。
因为生活场域的不同，我们的文章差别很大。虽说他们大多数都出过国，可是因为生活习惯，笔下多停留在台北、星巴克等地方，街口巷角是我不了解的世界。老师对我笔下的厦门等地方也是很好奇。她后来笑着告诉我，台湾的学生写东西很好，可是很飘。我愣愣地听着。我们都没有生活在土地上，这是我们的悲哀。可是台湾的孩子比我们有更少的乡土情感，这是一种失落，只愿我们不会如此。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想要传达的角度，文笔不同、故事不同、构思不同，可是至少大家认真地热爱着这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常写，所以写出的东西多半是有瑕疵的，可是看他们如此高兴。我没有看到他们脸上露出任何这对未来无用的言语表情，他们身上似乎都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大四了，他们都很开心地每日大笑，每日上课。
老师看到这些文章，很是欣慰，她建议大家改好了投一下。年初学校里有月涵文学奖，以校长梅贻琦命名，她建议同学可以试一试。我在时，有台北文学奖，我走后，学校里亦有月涵文学奖。
我很快就离开了，论文的事情一直拖着，她便说邮件联系。后来在家里果然收到了杨老师的邮件，虽远在千里之外，她还对我悉心指导。只因后来一直在写此游记，也不曾顾念其他，因而心中有愧。可是总是要做的，有些事情，一定要写完，写下去。
临走前几天，我约了老师在胖达咖啡店聊天，本来是想请她修改自己的学院报告的，却不想成了茶话会。她年末也很忙，可是总是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常带笑意。我们聊了一个下午，从生活聊到学业，从大陆聊到台湾。多半是我在说，老师认真地看着我，听我说自己感受如何，大陆的学生如何，而人生似乎都陷入了一个回圈，总是从新鲜到厌烦，无论在哪里旅行，走入如何的场景。老师说，是的，我们也是这样。
而大学生活呢，我说，我们的生活好像不痛不痒的，既不悲伤，也不高兴。
她说，那你就写下来啊。
我说，嗯，我也打算写。我就想继续写下去，一直写下去。
她说，写作是很辛苦的，你这学期学下来，也应该有感觉。我以前也写过，得了几次奖，就再也不写了，头痛得很，后来不搞了，去做研究了。
我说，我要试一试。
她欣慰地笑了。
不知哭与笑，但知此事终需坚持。我们需要有越出常规的勇气。
你懂的。
台湾学校里为什么没人背书
刚进学校时，我选了一门《语言学概论》，是外语系开的。第一节课时，有研究生来招人参与项目，我就报了名。后来因为大陆生的身份，还专门与研究生交流，一个学期做了三四次Interview。
最后一次Interview是1月份了，那时已经开始了期末，天天在忙着复习，离考试不过几天，我们已经快走了。跟研究生学长交流期末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问他：“学校里为什么没人背书呢？”
他有些莫名其妙。
是啊，台湾学校里为什么没人背书呢？
台湾“清大”校园广阔而幽深，我刚进学校时就爱四处乱转，看到处处都如此幽静，顿时乐开了花。这么好的地方，到处都适合背书。入口有大草坪，上面不见有“禁止踩踏草坪”等字样，想必重要场合可以进入，学校演唱会便选在此举办。进去不远便有成功湖，以郑成功命名，湖面幽静高深，湖畔长椅，湖中小岛凉亭，纪念先人。就是山上，也有相思湖，且不说校园里那十个亭子了。这简直是背书的天堂！我怀着兴奋的劲，跟同学说，以后我们出来背书吧。
同学听了就笑，说，人家会笑话你的。
我初时不以为意，久了才留意，确实不见背书的人。无论成功湖畔、相思湖畔，还是山脚下、树林里，都没有背书的声音。
可能是还不到考试吧。我安慰自己。
期中考过去了，期末考过去了，还是不见背书的人。可能时间错开了，他们已经考过了。我又安慰自己。
周二晚上我熬了一个通宵，早上的课已经结课了，于是我约了九点半跟学长interview。整个冬季都在下雨，可那一天突然天晴了。我一路走去办公室，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处处很安静，我迷迷糊糊就上了山，走进人社院。研究生的办公室背靠后山，后面是个树林，又有花丛，在碧蓝的天空下显得分外妖娆。我看见飞快移去的云，兴致一高，便开始东聊西扯起来。说到期末复习，我说我的课业还好，只是因为毕竟是交换生，不太了解这边情况，跟之前相比，氛围少了一些。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动，也不困了。
来的路上没有人背书，人社院也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拿着书默念的人，自然图书馆理应是不会出声的，那这些人到底在哪里复习呢？
别说他们没有背的东西。中文系便要背一堆东西，期末也是会考默写的。就算说中文系可以默读，那外语系也是可以默读的吗？不发声不练习，口语怎么会好呢？但是以台湾“清大”的水平，连中文系英语都是要过A等级的，其他人外语又会差到哪里去？
我周五上午是一门《人文经典阅读》的课，那个老师曾经发下一页纸，上面是几个经典篇目的经典段落。那一次我出演小组的《麦克白》短剧，也应该是第一次被老师认识。正式上课之后，毫无征兆的，老师便让我起来读这一段《麦克白》的英文。他没有问我，你的英语好不好？或者，你愿不愿意起来读这段英文？而是直接便让我起来读了。我内心深罕，这个学校的同学英语有这样厉害？甚至连问都不用问，便清楚这些句子，是一个非外语系的人可以读懂的？
看来是了。
那么，马路上没有背书的人，湖边没有人背书，树下没有，山下没有，人社院楼下的小花园里没有，图书馆外面没有，教室外的走廊里没有，大家到底是在哪里背书呢？
我的想象力已经穷尽了。
以我之前的经验，就算是平素，学校里也有练习口语的人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扰民（有时候是真的不忍卒听，不过他们常常有很大进步，久了也能听下去了）。各个英语社团都会组织晨读英语，或者各年级学生自发地背诵，以应对四六级。而期末考试时，背书的情况就发展到了顶峰。
此时，学生会从学校的四面八方各个犄角旮旯里涌现，占据每一个稍微隐蔽一点的、幽静的角落，诵读跟专业课相关的知识，并把这作为一种专心的记忆方式。这些人有人细声细语，有人粗犷豪放，种种风格种种风情。有背外语的，日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各种都是对听觉的冲击；有背生物的，脑神经、内脏部位，都曾经猛然让我听到；还有中文的拼音，想来就是汉语言文学那些同学的音韵学语言学之类了。
但是，最不可少，每年都会惹得整个年级痛苦呻吟的，还是政治公共课。这就是思想政治修养、马克思主义原理、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概论四门学科。你可以有几门偷懒，但是一门都不背的人，基本上别想过了。
我们学校教学楼有ABC三区，三区连接处是大厅，每到期末，各个楼层的大厅里全都聚满了人。你背你的，我背我的，可能我们本来就隔不到一米远，可是专心致志，各不相扰。尤其是在政治公共课考前，几乎是所有人都倾巢而出，在每一个据点高度集中精神发狂发痴、如痴如狂地背诵，最低的也以混个脸熟为目的。这真是难得一奇景。
也是从小的习惯。小学、中学、高中，哪一个不是要背的？每天早上有晨读，甚至可能有两次晨读：饭前叫早读，饭后叫晨读。有些年代还有晚读，上课还要检查背诵，哪一门课不是这样熬过来的？初中时，上课背初中历史，下课还要到生物老师办公室背生物课本。为了考学，高三又是最变本加厉的一年。且不说文综这几门必然要背的，从语文字词、古典诗词，到最后的作文素材、作文模板，哪一个不是背的？
我们怨声载道，古人也不比我们幸福。鲁迅不是还描述过他悲惨的童年，私塾老师检查背诵，检查不过打手掌心。
背诵是一种文化。有人说，背书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糟粕。我却深不以为然。背书是一种习惯，与声音大小无关。
我慷慨激昂地向学长研究生解释了我们背书的历史渊源，描述了这一段激情澎湃的背书现状，添油加醋地表现了我们大陆大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尤其突出了我们各种英语社团的光辉事迹。
他听了一愣一愣的，我这才得意地重新问他：“那台湾同学在哪里背书呢？”
我想我本来期待一个答案：台湾人就是不背书。这样我就能有一种优越，并在台胞面前表达自己的惋惜，以显示我们天朝神威。
然而我最终被研究生的答案惊得哑口无言。
他说：“哦，我们确实不会那样。他们可能都在寝室里背吧。比如我就是。”
在寝室里背书？这只是你的个人现象呢？还是大家都这样呢？我本来还不服气，还想继续问。可是我还是止住了。他也许确实不知道大家情况，如果我不指出这样的两种差别，他甚至不会注意到，“背书”居然也能成为一种问题。
想来也是，台湾学生丝毫不比我们轻松。他们有自己的“补习班文化”，大陆这些年虽然也在兴起，也是比起他们这些年发展，相差还是很远。中学时，每天下课回家，还要收拾去补习班，回来时，也已经凌晨了。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也不能说是占尽先机挑战未来。面对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接受最好的机会，并尽可能地去努力。
或者，这只是两种思维方式罢了。他们不在我们所看到的地方背书，不代表他们不努力，只能说明他们本身自认为高明、先进的记忆方式和训练方式，或者说明他们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进行私人活动。公共区域是开放给公众的，而背书却是私人行为，会影响大家，不如就在最隐秘的地方进行，在自己的寝室里，方便、轻松，天经地义。这个问题也无需再问了。
想到这里，我也没有去查证。离最后考完试，不过还有三天，大家也走得差不多了。
最后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是周四中午考前我在图书馆外面的过道里背书。周四下午我要考《文心雕龙》了。这个老师公开自己考试会考背诵，并给大家划下了期末会考到的四段重点段落。用老师的话来说，《文心雕龙》并不是南朝的好文字。作者刘勰追随潮流，有些文字刻意追求对仗工整而晦涩拗口，如果不要我读出来，有些话我都顺不下来，知道是哪个字容易，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字。
我从十一点，一直背到十二点半，往来行人寥寥又匆匆，他们会听到我的低语，抬头向我瞥一眼，露出惊异的神色，而后又匆匆离开了。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在附近留恋、背书。周五就是最后的一天了，大家该考完的都已经考完，该离开的已经离开，唯有我还在徜徉、端详。
我一个人，看着默然的众人，默然的图书馆，默然的学校，慢慢地也默念了起来。
作业！作业！
有一段时间，曾经以为整个世界就中国内地的学生最辛苦，从小就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学校不仅考学生，还为难家长，从家长的腰包，到家长的时间、底细摸得一清二楚，简直是一副要账人的嘴脸。
到了台湾，才发现台湾的学生也一点不轻松。学生们下午早早下了课，还要奔赴补习班去上课，直到凌晨才能回家休息。都是一个民族，谁又比谁差了。在压力上比，也只能比个不分上下。
那天看到台湾香林国小四年级甲班学生的课表，吃了一惊。早上从七点半到七点五十，是统一的“读报时间”。读报启发心智，这也罢了。回头仔细看这张课程表，又发现了很多令人惊叹的事情。
不仅是学习上的压力，体育课压力也很重。这张课表文字横排的从左往右读，竖排的从上往下，可是排列却由右向左排，这是文化差异，不是重点。重点是，整张表的第一行不是上课时间，而是“穿着服装”，一周有两天要穿体育服，两天便服，一天制服，也就是升旗典礼这一天是制服。穿体育服的时候，自然是有体育课，课间操练也是正常，可是周五的操练，却赫然写着“森林健走”四个大字。
他们对于身体的重视，是要在入学前对每个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的。之后你会收到你的体检表，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条条框框的检查项目和结果，上面连你有几颗龋齿都会仔细写上，还有一份参考表，详细地说明检查项目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本来到台湾去，都抱着游遍台湾、吃遍台湾的“宏伟”理想，哪知去了才发现，人的力量太渺小，而课业的力量又太过于强大。如果你稍有疏忽，你会被当掉的，或者说，被二一掉了，意即你这门课没有及格，被挂掉了。宿舍区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上去要经过一条坡，这条坡就俗称二一坡。曾经有政治系同学长时间参加校外活动，回来之后就被传退学了。众人大惊，问道，难道因为他们参与了什么激进活动？答曰，非也，被二一掉了。
交换生们常因为出行而被迫压缩自己的课业。就我所知，理科生压力相对更大，很多人常因此就放弃自己的计划，每日只闷头在寝室宅着，或者在图书馆里宅着。大多数出行的人回来都会晒黑一圈，这些人则一眼看上去就因常受冷气而格外苍白憔悴。
我周四有一门《演说与简报》，名字这么吓唬人，其实看英文就懂了。Public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就是演讲与展示，讲授公共演讲以及用视觉辅助（visual aids）的技巧。这门课貌似是研究生的课，除了我和另外一个是本科生外，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是硕士、博士生。我们小组有一个化工硕士，他是为数不多对陆生感兴趣的台湾学生之一，我们关系不错，他还老想着给我介绍男朋友。有一天他突然问我：“那个谁谁，你认识吗？”
我一听到，就想起我们一起去过荣民之家，之前也在人人网上看过他的日志，没错，他是我们一起来的交换生。于是我点点头，好奇地问他是怎么认识的。
他笑着说：“他修了一门课，我是他们的助教。”然后他顿了一顿，跟我开玩笑说：“谁谁是个好孩子，别人都抄作业，就他不抄，就他没做。”
他还常常夸我们大陆生学习好，说完了，还不忘在后头加一句：“可是我们的学生更好。”
这门课，几乎每节课都要做演讲，之前就要交演讲稿，PPT打印稿，演讲完毕之后还要交反馈稿。你做了演讲，下面每一个人都给你打一个分，老师每次把演讲录下来，自己拿回去看，下一次再交上一份自我评价来。我看到同学给自己的打分和建议，很是感动，他们都看得很认真，给我提了很多中肯建议。有的人写道，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听到很多大陆来的消息。
关于反馈，这是我感触很深的一点。周二下午我修了一门通识课，这门课平常作业并不多，只是每一节课后都要登录网上的数位学习系统，写下这周上课心得，从第一周，到最后一门课。老师自己说，你们写反馈是对我上课的一种提示，我就知道自己上课有什么问题。可是事实上，大家都趁写反馈的时候拍拍老师马屁，炫耀一下自己优美的文笔，赞扬一下老师的人格魅力之类的。
其实，反馈也是一种作业了。
不仅是反馈，还有各式各样的作业。比如周一，是一门外语系的语言学概论，她第一节下课的时候布置大家做一份特别的名片，以此来提问。之后每次下课老师就会把课后练习布置下去，还有各种讲义，下一周把纸质版的交上来。等到上了课，助教已经把题目抄了上去，又把大家叫到讲台上，挨个答案都写下来。
这分明是高中教学方式嘛！我很诧异。可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
老师的PPT上有各种总结，也会花一段时间放视频给我们看，可是上课的内容，其实一般都是知识性的。她结束一单元，就开始小考，也完全是高中的模式。其实考题并不难，只要会做课后练习，考题就很容易。可是我之前并不知道外语系是这个样子的考试，于是就把这一单元的知识性内容全部重复了几遍。那一次周末我刚出去玩，回来已经晚上了，收拾了一下，做作业、复习，睡觉的时候已经凌晨四点半。早上九点要上课，我囫囵了一觉，就赶紧爬起来了。
周三是一个阅读、写作讨论课，开学时布置了写作任务，练笔一练就是几千字，每次上课前都要读几篇文本，等上课时着重讨论。周五也是一门讨论课，上课之前会发下厚厚的一本文本，每隔两三周左右就交一份报告，包含摘选文本的摘要和心得。而且要读的是经典，就更痛苦了。我们一个小组女生居多，一次读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读得异常头疼，讨论的时候大家显然都痛苦万分，闷头一言不发，也不知道提个什么问题，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抛出一个问题来，大家哗哗一片翻书，又沉默了下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过讲别的文本时，比如《变形记》，大家看着一个个神话故事，兴致又很高涨了。
每一节上课容量都是很大的，而且老师不会放任你，不会说你读也行不读也行，我发给你的资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他们很认真地关注你对于自己的任务的完成程度。我发给你的文章，你要读，还要好好读，读完了，我们上课就开始讨论。我很重视你的意见，所以请你也重视你自己的意见。如果我交给你写什么作业，我收上来会一一看过，打过分，给你提出意见，你自己回去参考修改。
毫无疑问，大家都把阅读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作业看待。读，然后写，这是学习的预备。
我记得曾经的台大教授林文月说起她们当年有趣的作业。她还在中文系读书时，一次老师布置下来期末作业，要求从屈原的《楚辞》中摘出一篇来，翻译成英文。这要求他们必须首先细致地弄清楚文章含义，然后熟练地转换思维方式和语言。
她自己对这种作业很欣赏，于是等她做了教授，她给自己的学生们布置的考试，也是十分自主独立的。她让同学们自己总结一学期的学习内容，从中提出两个问题，择一，让同学们现场写出大纲，到讲台前去讲演。每个人关注的话题都是不一样的，都能从别人那里收获很多。大家十分喜欢这样的方式，有一次一群人谈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不相上下，已经放学很久了，气氛还很热烈，没得出结论。同学们看她心里着急，便对她说：“老师您先走吧。我们继续讨论。”
于是她真的走了。等她走在傍晚的校园里，学校里洒下一片金黄的阳光，她还在想她的这群努力的学生，心里深感欣慰，大家已经找到了学习的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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