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国之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纪鹏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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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强国之路试读：

今天讨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宏观调控问题，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第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一、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

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给世界一个鲜明的印象，是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7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速达到了9.6%。战后增速最快的、时间最长的曾经是日本，保持了20年，所以叫神武景气。第二个创造这个纪录的是台湾地区，保持了26年的高速增长，实现了台湾地区的现代化。再打破这个纪录的是韩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了30年的高度增长，人们称为汉江奇迹，实现了韩国经济的起飞。第四，就是中国大陆，37年经济增长平均增速9.6%。中国经济达到了新阶段，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7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11万亿，占世界的14%，排到了世界第二位。从2010年开始，中国按汇率折算的GDP总量第一次超过了日本，之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第一是美国，美国去年GDP总量不到18万亿美元，大概17.6万亿，占世界23%，中国相当于美国的60%，排在世界第二位。

从人均GDP来看，37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9万多人民币，近5万块，比改革开放初期大概提高了20倍，折合成美元是7600多美元，世界排名80位左右，属于一个当代标准的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如果达到12476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现在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达到人均GDP3.3万多美元。如果在12476美元以下，4056美元以上，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是54个国家。4056美元以下，到1026美元以上，是下中等国家，只解决了温饱问题，到去年年底也是54个。1026美元以下是当代低收入穷国，去年年底是36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是200美元左右，是一个温饱没有解决的贫困国家，按官方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两三亿人是吃不饱饭的。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99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按当时的汇率换算成美元第一次达到了世界的温饱线，进入了世界下中等收入的起点。2010年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第一次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也就是跨越了温饱，进入了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的阶段。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达到的一个新起点，从贫困到了上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起点上我们有了新的机会，简单概括就是习总书记讲的，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文明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近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得见的有两大机遇、一大挑战摆在前面：

第一个机遇，现在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这70个国家实现穿越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其中的20个人口大国，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大国的速度在这个阶段平均比小国要快一点。中国是2010年达到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给中国10年多点的时间，也就是2020年前后中国能不能实现向高收入的飞跃？2020年有一个百年目标，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前后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其中GDP水平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GDP总量为40多万亿人民币，翻一番90多万亿，折合成美元正好17.6万亿。美国2015年的GDP水平为17.6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有可能赶上美国现在的规模。我们还提了一个翻一番，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居民收入是一个分配的概念，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要翻一番，前提是生产产出要翻一番，人均GDP要翻一番。2010年人均GDP为3.4万多元人民币，翻一番6.8万元，刚好1.26万多美元，按照现在的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达到1.2476万美元以上就进入了高收入门槛。如果中国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其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比2010年总量和人均各翻一番的话，拿到国际世界去比，相当于我们走过了国际社会的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历史穿越，现在算下来不到5年，这是一个机遇。

第二个机遇，按照现在国际国内的态势走，2030年前后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意义或许不是特别大，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很值得珍惜。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是世界老大，1820年以前中国GDP占全球32%以上。美国在当代经济总量占比最高的年份是2001年，那一年美国的GDP占全球32%。但是1840年作为标志，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老文明被彻底打败，进入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屈辱时期。英国人替代了我们当时的地位，成为世界老大；19世纪末，德国人有一个短暂的超出；20世纪初，美国人超越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今美国在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一个世纪之久。尽管总量老大老二对我们意义不是很大，但对我们自己来说，2030年超越美国在我们的发展史上差不多经历了200年，从曾经的第一沦落下来，再次回到第一，对我们的历史来说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很丰富，就讲一个指标，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979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等多次讲，中国经济三步走：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中国人温饱问题的实际解决以取消布票、粮票为标志，1992年中国800多个县级城市宣布取消粮票，说明中国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第二步，到20世纪90年代，实现小康，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更精确地说是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人均GDP。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讲，习总书记说中国人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从先贤开始实业救国、军事救国，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毛泽东、邓小平，经过了多少代人，终于将我们的古老文明带到了这样一个门槛，中国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不再需要几代人，甚至不需要两代人，一代之遥。习总书记讲，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离现代化目标从来没有这么近，这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机遇。我们到了新的阶段上，新的起点一定有新的机会。再给中国四五年怎么样？我们可能实现到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十五六年怎么样？我们可能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再给中国三十几年的时间怎么样？我们赶上西方列强。

挑战就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约束经济发展的很多因素都发生了变化，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需求侧。供给侧的变化是，国民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上升，原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了，成本包括四大方面：1.劳动力成本。人口增速、劳动力增速明显放慢，甚至负增长，人口红利配置窗口开始关闭。老龄化趋势，尤其中国未富先老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现在养老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交给家庭的，社会对现代化的准备很不充分，一系列问题最后反映在生产中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2.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成本上升，上游产品的成本推动下游产品的成本上升。3.环境和资源生态成本大幅度上升。4.技术进步的代价提高，过去技术进步主要是模仿，现在靠模仿不行了，且模仿的空间小了。现在到了核心技术阶段，需要投入期长、风险大、成本高的自主研发。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在劳动力成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成本、环境生态的成本、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本等四个方面都大幅度提升。这要求这个国家的增长方式改变，如果不改变，效率不提高，就形成成本推动的高通胀。高通胀一方面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没有竞争力，经济就会难以持续，这是一大问题。

另外一大问题在需求侧，需求侧可能出现的变化是，从前一个阶段的需求旺盛转化为需求疲软，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如果一个国家的自主研发上不去，银行拿着大把存款但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不变、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资规模只是低水平的重复，结果就是经济泡沫，承受不住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打击。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呢？不是居民收入没有增长，而是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消费水平下降。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消费受生理限制，越有钱的人消费占的比例越低，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越不敢花钱。收入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并存，消费疲软产能过剩，导致需求不足、市场萧条。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问题，企业欠银行的钱还不上依法就要进入破产程序，进入停产破产程序的企业一旦增加，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高失业。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失业人群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由于他们的就业态度问题、知识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脱节问题等等，可能导致失业，如果这些人成为失业中的主体那就麻烦了。作为社会精英，有政治诉求。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高失业，社会到了这个阶段，两端的经济条件都发生了变化，需求侧、供给侧都发生了变化，供给侧变化导致高通胀，需求侧的变化导致高失业，这个社会高通胀伴随高失业。

出现问题最典型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有十几个国家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不适应新阶段的变化，到现在也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被称作拉美旋涡。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在日本、韩国经济起飞之后跟在后面快速成长，到20世纪80年代也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样转变不过来、不适应，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靠着跟在后边捡人家淘汰的产业，而低效率低竞争力的产业规模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承受不住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成为低效率的过剩产能，作为经济泡沫被淘汰掉，被称为东亚泡沫。西亚、北非、突尼斯、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和地区，与中东地区和周边国家比，当时政治是稳定的，经济是富裕的，矿山、油田、气田资源是充裕的，国际资本对它是信任的，大量的外资投进去，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世界中等经济发展水平，但同样不适应新的变化转换不过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单一产业结构，低竞争力的这种生产状态、生产方式经受不住金融危机的冲击，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困难，在经济困难的基础上，原来就存在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甚至军事冲突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面，所以现在算下来也有20多年了。它不仅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它的危机什么时间结束，目前还看不到时间表，所以人们叫西亚北非危机。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的时间各不相同，情况也很复杂，但是经济发展上的共同点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中国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一方面有一个历史性机会，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过去没有出现的新现象，从2010年到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概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是双重风险并存的，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这就使得宏观经济的调控从需求侧管理面临很大的局限，从需求侧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你扩张全面刺激经济、扩大需求，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其他条件不变的话会加剧通胀的压力；如果全面紧缩收紧银根收紧财政的话，紧缩需求可能有利遏制潜在通胀压力的爆发，但是会加剧经济下行，本来市场就萧条，再紧缩需求，市场将进一步萧条。

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两个阶段问题也很突出，但是方向是清楚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膨胀，主要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那紧缩好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需求疲软，内需不足，就扩张好了。现在这个阶段是前两个阶段发生的问题同时发生，而这两个问题需要政策从需求侧入手的话是相反的，互为成本的，紧缩需求有利于遏制通胀、加剧下行，扩张需求有利于遏制下行、加剧通胀，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从供给方面入手来考虑恢复均衡，保持经济持续均衡的增长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增长9%，2009年经济增长下来了，因为受危机的影响；第二年开始刺激，2010年经济增长达到10%以上；结果一推，2011年9.3%，2012年7.7%，2014年7.4%，2015年6.9%。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级转换叫作增长速度的换挡期，那么换挡期应该让大家停一停，很快就会过去的，但是却迟迟换不过去，就发现不对，不是一个换挡期的问题，而是很多矛盾纠缠在一起。什么矛盾呢？第一是增速的换挡；第二是反危机的消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很多低效率的项目刺激起来了，要清理和消化危机；还有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矛盾，存量问题是长期积累的，处理起来矛盾大，触动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所以矛盾比较深。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反危机之后的消化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期叠加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换挡期，可能是更长时期，问题更复杂，就概括出一个新词语，叫新常态。特别从宏观经济角度怎么破解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作为一个历史性经济命题提出来了，这就是我给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体系

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侧角度来看，要么就是紧缩需求，要么就是扩张需求，使得供求之间大体达到一个平衡。现在双重风险并存，那么从需求侧角度来说，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或者是紧缩或者是扩张的话，总是相互矛盾的，我们采取一种什么办法呢？既不敢全面扩张，就是财政和货币同时放松，这样不利于遏制通胀；也不敢收紧，这样不利于遏制下行。我们采取了一个松紧搭配的格局，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向是积极的，总体扩张的目标是稳增长、保就业；货币政策是稳健的，稳健的总体来看是从紧的，首要目标是稳定货币、稳定物价，防止潜在的通胀压力。松紧搭配的问题就是政策的有效性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甚至抵消。我们不能把它统一到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因为事物的特点是双重风险并存，不是一个单一风险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格局下，我们能做的从需求侧叫松紧适度。

核心就是要确定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来确定宏观松紧政策的力度。经济增长速度得确定一个下线、一个上线，下线最起码要保多少增长，影响因素很多，经济学讨论最多的是要考虑就业目标。经济学有个概念叫作奥肯定律，即经济速度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带来多少就业岗位的损失，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验数据是不一样的，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不同，但是它反映一个规律，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有内在联系。中国政策目标定的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下，现在是4.1%。制定的政策目标4.5%并不低，尽管美国失业率红灯线是6%，欧盟的红灯线是7%。因为这个失业率叫非农产业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含农民，可是中国有30%的劳动力是在农村，就是农业就业比重占30%，美国是2%，欧盟是5%，所以人家非农产业失业率基本涵盖了整个社会95%—98%的劳动力，我们只涵盖了70%。从1997年开始，搞了一个失业率社会调查，来做一个经验的修正，修正的经验结果大概差两个百分点，如果登记失业率4.5%，实际失业率6.5%。从经验来看，中国GDP要增长6.5%，大概提供2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1100万个左右可以用于新增劳动力。还有不到1000万个，是给原有劳动力加薪，让工资水平能顶住通货膨胀水平，这样使得真实失业率不上升，所以6.5%是一个下限。

然后考虑到经济增长上限，一般是考虑控制通货膨胀的要求，其他条件不变，通货膨胀率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经济越火爆，各方面的需求增长就越快，同时就拉动了物价上升，就是经济学上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状况。按照中国现在的要求，通货膨胀的目标政策是控制在3%左右，那么按照这些年的经验，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超过7%，通货膨胀率超不过3%左右，左右取值0.5，超不过3.5%是正常的。通货膨胀最高的一年就是2011年，达到了5.4%，当时我们提的目标是控制在4%，但是没有控制住；同时，我们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结果冲到了9.3%。这就完全符合经济的逻辑，速度比预定的快了1.3%，通货膨胀比目标高了一个百分点多，这是正常的经济逻辑，所以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这几年我们都是在3%上下，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想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的话，目前经验看，经济增长率应该不超过7%，这个目标我们有把握控制，这样我们就给出了一个上限。

所以我们政府工作报告讲，中国经济增长控制在6.5%—7%，是一个波动的区间，那么光考虑年度目标不行，经济短期增长还要和长期衔接，考虑中长期目标增长的要求。到2020年，中国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第一个百年目标，这个增长速度10年每年的平均增速要达到7.16%。我们说大数，7.2%，一个数连着十次方，7.2%滚下去，滚到第10个年头，比基数那个年头的数扩大一倍，那么7.2可以实现翻一番，已经过去5年了，“十二五计划”已经走完，“十二五”这5年平均增长是7.9%以上，7.2%就翻一番，前5年达到了7.9%，那就意味着后5年不需要达到7.2%了。如果时间表不提前，第一个10年翻番提前了，我们预定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结果2007年，提前3年翻了一番。所以我们再提出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前5年是7.9%，比要求翻番的平均速度高了，平均速度7.2%，后5年只要不低于6.5%，就能翻一番。

所以考虑这三个因素，控制通胀的政策目标要求，控制失业率的政策目标要求，以及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长控制在6.5%—7%之间，不仅是今年年度的增长率控制范围，同时也是“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幅度。松紧搭配的政策是围绕经济增长率的：如果经济增长率跌破6.5%以下，失业率的政策目标受到威胁，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格局可能会朝着更松的方向倾斜；如果说经济增长超过7%甚至更高，通货膨胀率3%左右的目标很难维持，松紧搭配的政策目标朝着紧的方向倾斜。

问题在于这种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缓解问题。两个事都有，松紧搭配，哪个事问题突出就摁一下，摁的同时实际就加剧了另一个。没有触及矛盾的根源，没有触及矛盾形成的动因，最多只能为解决矛盾赢得时间，那么就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源于企业的生产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下、效率低下的微观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结构性矛盾，反映成宏观经济的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害是针对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而现在双重风险并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总量问题，是结构性问题。

经济下行看起来是总量需求疲软，尤其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投资需求为什么疲软？关键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够强，大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是通畅的，投资需求疲软、创新力不够、没有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如果硬投就是低水平的重复，现在产能的压力就非常大，再大规模地去刺激低效率的产能，加速这种重复的投资，那么带来的矛盾就更大。在现实经济中，特别实体经济，缺乏好的有效的投资机会，投不出去是产业结构的问题。投资需求疲软是产业结构升不上去，核心是创新驱动力不够。

消费需求疲软不是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关键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实际上国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还是蛮快的。特别“十二五”以来，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居民收入的增速要和GDP保持同步。中国国民收入在分配结构上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扭曲：1.宏观上，产品初次生产出来以后，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手里切这块蛋糕，政府是税收，三十几年中国平均税收增长18.8%，增速最慢的就是工资，长期工资增速慢于资本盈余，慢于税收的增速，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开始下降。为什么中国经济长期主要靠投资拉动，源头是分钱的时候，大块给了企业和政府，公共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这就表现出投资和消费结构是有问题的。2.中观上，如果全国都能达到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这样的消费水平，中国的经济会增长几倍。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城市化率的差别。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总体水平就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太大，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比，人均差了3.3倍。城乡差距导致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差距。农业在GDP中占比为9%，就业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占30%，那就是30%的劳动力生产了9%的GDP，按要素贡献分配，就是30%的劳动力分享9%的国内生产总值。剩下的非农产业70%的人在分享90%的GDP，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原因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改变这种局面不是短期的。3.微观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内部微观差距是比较大的。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从2002年以来的十几年，中国的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都是在0.4以上，就是20%最富的人群分享了40%以上的国民收入，接近所谓的警戒水平，很多年是在45%以上，高的年份甚至达到过49%以上，2007年是49.1%。收入差距一旦拉大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使消费需求疲软，收入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公平，甚至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动力。中国经济下行，无论是投资需求疲软，还是消费需求疲软，是产业机构升级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问题。

再来看另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通货膨胀已经连续50多个月是负的，进入了通缩。CPI这几年长期是在3%上下，很多时候是在2%，甚至是在2%以下，去年全年1.4%，考虑到统计误差，CPI在2%以下就要考虑防通缩了，而不是防通胀。现在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对治理通缩不敢下决心，问题就是潜在的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它来自于需求方和成本方，需求拉上，成本推动。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流通中票子多的原因排在第一的要素是外汇占款。中国外汇储备很多，高的时候接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企业挣的钱、居民挣的钱拿回来了，拿回来存在了商业银行，要用的时候换成人民币从银行提出来，商业银行要拿人民币买进来。外汇成为商业银行的财产，外币不能流通，跟中央银行之间形成了所谓的定期结汇，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钱是中央银行拿印钞机结。中央银行通过结汇把基础货币印出去。所以我们流通中的票子比较多，有些人还算了一些数，现在大概140多万亿MR，就是存款，和GDP的66.7万亿很不成比例。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国际收支结构长期收大于支。需求拉上的潜在通胀压力，说到底是结构问题，是国际收支结构长期失衡，是逼出来的。

再看成本推进压力。进入新常态，整个的要素结构改变，要求产出结构的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不适应成本要素结构的变化，消耗不掉，就只有进入成本价格，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那么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是要靠效率变化，改进技术和创新，把整个投入产出结构升级，来应对成本结构的变化。而现在升级相对来说迟缓，这就形成了成本推动的膨胀压力。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潜在压力时期。中国膨胀的压力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侧，深层次的原因都是结构问题。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出现了新特点，双重风险并存，无论是经济下行，还是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实际上都是来自于结构的问题。而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靠需求侧的方式解决不了，真正解决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这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直接调整。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来的深层次原因。三、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关键是体制和机制的保障。首先，出台供给侧改革政策影响的对象是生产者和劳动者，目的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强企业的管理、提高企业的效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用财政政策，可能运用财政政策会更多地考虑减税，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需求侧说，首先考虑的是增大财务支出。而运用货币政策的时候，从需求侧可能考虑增大货币投放；可是运用供给侧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利息调整。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着眼点不同，作用对象不同，政策手段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除了一般的财政政策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结构性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科技战略政策、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就是所谓的进入退出的壁垒问题。这些恰恰是需求侧管理不需要，也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从供给侧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

供给侧结构管理一旦提出来，实际上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其中之一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和手段就不要需求管理了吗？任何宏观调控一定是两端同时的，问题是不能盲目地刺激需求，不能刺激出一些低质量的需求，那是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是淘汰劣质产能，结果把需求给刺激起来，大家都在抢购，破铜烂铁都可以卖掉。过度的刺激需求，尤其是刺激低质需求，剧烈的刺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根本的阻碍。但是完全没有需求的刺激就意味着经济一路下行，失业率很高，社会动荡不安，社会连稳定都保不住，还搞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需求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一定要协调好，既不能盲目地去刺激需求、阻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能不顾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开了必要的需求扩张环境，离开了必要的经济增长前提，是很难推进的。

另外，要考虑政策上的短期和长期的兼顾。短期目标是需求侧的管理，见效很快，这是为什么一个短视的政府选择需求入手。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是效率的函数，效率提升是创新的函数，这些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一个短期目标的政府不会做这种长期的事。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曾经提出过供给侧改革，它叫供给管理、供给学派、供给革命。后来为什么停止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所谓的民主政体，民主选举的政府任期是四年，不会考虑四年之后的事，供给侧管理往往四年做不到，所以等于本级政府前任栽树，后人乘凉。

1929—1933年大危机，罗斯福政府采用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刺激经济，从凯恩斯开始出现了所谓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同时期的还有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叫费希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人类经济走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第二阶段是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第三阶段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为什么有经济危机呢？人类发展到第三阶段，对工农业物质产品的需求已经饱和，除了物质产品之外需要服务，而产业结构还没有调整，还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当中，就出现了生产过剩，所以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到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特点是生产和消费的时间、空间是同一过程，费希尔《安全与进步的冲突》最大的思想发明是提出思想产业。但是当时这本书没被重视，他想从供给侧入手，供给侧改变产业结构太慢，所以凯恩斯从需求侧改革砸钱，速度快。

短期目标的实现、短期政府政策选择往往更偏好需求，它对供给没有这个耐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为人民负责的，要对人民有足够的耐心，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们来说，提了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提出来，实际上，是要求各个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一定要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相统一，一定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

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实际上，提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市场不深入，市场主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能在制度上导致政府对企业行为的过多直接干预，闹不好是否定市场经济。所以，里根当时为什么退回来了，是怕这个东西如果搞深了，搞不好是对市场的否定。但是，不引入供给侧结构管理，需求管理深层次的一系列结构矛盾解决不了，政府的有效作用发挥不出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更好地把生产的社会性和市场的自发性有效地统一起来，在这种制度基础上，才能真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有效地发挥政府在需求和供给两侧都能够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提出了要求。一方面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必须要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观领域、在社会市场领域、在社会长期发展的领域起主导作用。既然政府从供给侧更多的是结构性干预，那么要求从体制上对政府权力的运用要规范。在政治体制上要推进法制建设，而政法大学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法治说到底是运用法律治理社会，是全国上下、全社会对法的尊重的自觉。亚里士多德讲过，法治第一要有良法，第二得有权威。法治是良法加权威，法治在市场经济下，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私权要保护；法治要对公权特别是政府手中的公权力进行规范。

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很重要的是，没有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没有效率就没有竞争力，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和谐。为什么没有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制度创新落后，一个经济制度市场化不够，一个政治制度民主法制化落后。市场不起决定作用，越是稀缺的资源，越集中在政府官员手里，企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取得。经济制度缺陷和法治制度建设的不足就导致这个问题，总体上资源配置不遵循效率原则，遵循腐败指数。既无公平也无效率，没有竞争力当然就穿越不过去。陷入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的国家，其腐败情况在世界上都非常突出。二战后穿越过去的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尽管也有腐败，但制度上反腐败的力度特别大。包括两个制度：经济制度即市场化程度问题；政治制度即法制化制度问题。

怎么保证公平和效率呢？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说到底是在中国现阶段为了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树立新的发展指导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同时在经济体制上要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使政府在宏观和长远发展领域里起主导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20年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基本建立法治政府。一个是民主的阳光，一个是法治的笼子。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目标要逐步实现。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个全面实际上从很大程度上是保证第一个全面，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贯彻新的发展理念、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推进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最有能力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讲全面推进从严治党，通过四个全面来体现五大新的发展理念。这样的历史性命题就使得中国现在能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朝着现代化的目标结结实实地一步步往前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逻辑上是很完整的，由此就提出来一系列理论的、政策的、制度的考虑，需要新的政治智慧。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讲，要从自己做的事情出发，从我们的实践出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贡献中国的新境界、新经验、新智慧。形成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体系的新的当代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的改革至少三十几年，重拾我们的自信，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确实是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西方人老质疑这个民族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什么。有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自信，才有文化上的自信，有文化上的自信，才有理论上的自觉。所以，我们是哲学的繁荣也好，是文化自信的重拾也好，说到底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看得见，前提是你得干，你得真正参与。点　评

贾康：我谈两点看法：第一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刘伟教授一开始讲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就抓住这样一个议题，后面洋洋洒洒地分析论述以后，在结束之前再回到这个议题上。我接触到的各个方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概率，充满了激烈的争议。阿玛蒂亚·森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说我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在说什么。国内有影响力的学者华生教授说中等收入陷阱没法估摸，太模糊，否定这个看法；国开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先生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不成立。我认为中国一定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今天听了刘伟教授的讲座，感觉我碰到了知音。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严谨性、量化，确实很难把握，是一个动态比较，是一百多个到达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再往后发展趋势的统计现象。统计说明90%过不去，警示中国到了矛盾凸显的阶段，如何能够走那10%国家的穿越轨迹。我由衷地认可刘伟校长作为学者，在纵观中国大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抓住这个概念。

第二点，我想简单点评一下刘伟校长从三个问题里面都紧紧结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说学术讨论，确实有对立面，很有影响的林毅夫教授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现在经济下行碰到的问题，是周期性问题，不是结构性问题。我个人认为从学理的角度说，应该强调最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必然要在经济学上实现一定的突破，要正视过去比较成熟的需求侧管理套路的局限性。同意刘教授今天的观点，要处理的是结构问题，一系列的演变是慢变量，要有历史的定力和耐心，解决效率和创新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必须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对于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的支撑，经济学者要对经济学进行革命。几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但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寻求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法制化、民主化，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不是简单地在两边摇摆，而是要找到一个更有效的理性主义管理，加入一个结合的、现实的、理论实践打通的中国作为。我们希望在理论探索、发展过程中，能够对于实践有更好的引领，并对实践和理论结合产生积极的贡献作用。

刘纪鹏：这两天媒体的评论说，只要咱们管理者当局不犯低级错误，咱们一定能够抓住机遇，甚至到年底、明年年初就能够经济触底反弹，这个基本上是真的吧？

贾康：基本上是，我希望这个报道能把前边、后边放得全一点。我基本的逻辑是说，中国现在虽然有不确定性，经济下行还不能说走到“常”的状态上，但是有希望，各种各样的苗头综合在一起，如果处理得好，管理部门如果不犯低级错误，我觉得是有希望在2016年年底或2017年年初经济运行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探底。探底是摇摇晃晃，不带明显继续往下走的势头，但它是不是能稳下来，我们还是要接着企稳，争取摇晃程度减少，企稳的稳在一个升级版的最大提升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慢慢提升一段，由新到常。

刘纪鹏：两位的基本观点，也代表了下一步国家发展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很多主流观点。

时建中：刘伟教授在一开始讲到宏观经济失衡的时候，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去看的，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价，有一个重要的观测点是微观经济运行情况。因此，在讨论供给侧改革的时候，供给侧改革到底效果怎么样，不是看总量，看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不是平衡的，而是一定要看具体微观企业的发展运行状况。无论财政政策、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尽管货币政策它是考虑货币供应的一个问题，一旦落到具体的企业，就是说落到厂商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是歧视。如果我们选择按照身份来实施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国企特别受益的话，毫无疑问这种政策是歧视性的政策，而歧视性政策一定会背离结构性改革的初衷。

实际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法学最大的任务是尽量避免产生非常糟糕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在政府上，政府又是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推手，所以关键在于政府不要因误判而导致更为严重错误的政策。所以，结构性改革的悖论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政府去犯错误呢？刘伟校长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回到了对法治的呼吁。我觉得可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实现宏观调控政策的法规化，我个人认为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能够损害自由的公平竞争秩序。只要是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受到损害，那么接下来的政策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第二，实现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化。我觉得通过构建程序来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大的偏差，可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权限是什么样的，主要的措施有哪些，实施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黄剑辉：2012年，我们成立了中国新供给学研究小组，2013年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了华夏新供给学研究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改革的平台。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由之路；对全世界来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走出2008年这场危机的必由之路。比如滴滴打车就是引入了新的供给主体，彻底破解了一个出租车领域的难题。中国教育、医疗等其他方面难题的破解都是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度的改变，给出了不同的结构，引入新的供给主体，破解需求不足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课题，就是中国2049战略，结论是说从量化分析角度，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7.6%，如果“十三五”能够保持6.5%以上的增长，到2025年，中国的GDP总量有望超过美国，达到全球的21%左右。按“十四五”“十五五”5.5%的经济增长速度，2031年到2049年保持3.5%的经济增长，到2049年能够达到美国GDP的一半，即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相当于现在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的平均GDP水平。到2030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不是2020年，用一句话说，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印度人说21世纪是他们的世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从来没拿过世界冠军。现在正在打欧洲杯，欧洲杯也好、世界杯也好，从来没拿过冠军的人，想要拿冠军，可能性永远没有，我们国家五千多年来多数的年份都是世界冠军，所以再次重返世界之巅是必然的一个趋势。也是我们国家作为文明国家的光明与梦想再现。互动提问

提问：市场经济的战略性发展问题，如果把它交给市场经济，国家怎么处理这种关系？

刘伟：这个核心问题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是竞争性的，但真要到战略性的一些问题，恐怕必须有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的长期规划。现在讲美国是最强的国家，市场化竞争最充分，但是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发展战略特别是科技战略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上，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宏观的，实际上很多是结构性的和微观的，非常深入的。美国不一定是最成功的，但我只是说美国的科技现在最领先，我们借鉴它在政府该发力的地方做得非常仔细。

讲一个小故事：北京郊区有一个小男孩，整天在家里玩电脑，上学也不做作业，都是妈妈帮他做，到了小学四年级，他妈妈实在做不动了。后来美国移民局联系要把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为什么？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但这个小孩很有才华，他可以当黑客攻击美国政府，攻击美国很要害的部门，上了美国的黑名单，要把他全家移民到美国。我们派了几个高级的网络工程师去测试这个小孩，发现他能力非常强，外语是在网络上学的，学得蛮不错，后来政府就把这个小孩养起来了。我讲这个故事是说美国政府的猎头，对科技、人才的重视是不遗余力的。真的到了国家的战略能力、科技发展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市场决定性的力量，科技进步最核心的动力是企业，其他的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都是服务于企业。通过企业真正地再把技术推动起来。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包括西方政府，在这方面非常重视。美国人从来没有忽视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中国更有条件把政府和市场的调节结合好，把市场竞争和非市场的方面统一好。

提问：我们政府抓供给侧改革、制止经济下滑有什么手段没有？

刘伟：我们是采取了很多手段遏制经济下滑，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方面担心是不是过度刺激需求，会不会刺激一些劣质的供给，以及它对供给侧所谓的去短板、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等，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要有度。最近出台的财政赤字，今年做到了3%，比去年增加了5600多亿；然后我们的货币发行，一个是M2的增速要达到13%，一个是社会融资规模的余额增长13%。这些说到底都还是需求方面的，那么真正从供给方面推动税制改革，争论也很大，营改增到底是不是从整体上给企业降低了成本，各行各业也都不同，有结构差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典型的供给侧的一个主张。22号文件背景下的国资改革新趋势提　要时间：2015年11月23日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科研楼二层学术报告厅主持：刘纪鹏主讲：周渝波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点评：赵旭东、李曙光、费安玲、王敬波、黄进互动提问

22号文件是很多部门、单位一起制定的，是许多政策制定者智慧的结晶，我们也在学习掌握其精神实质，在目标、方向、基本原则的理解上，在主要任务落实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理解，所以要我对改革趋势进行分析，我感觉自身知识水平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首先要把关于国企的定位、使命、特殊作用等的个人理解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

与国企相关的两大话题，一是供给侧改革，从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转变，从低端无效供给向高端有效供给转变，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优化供给需要企业的深度参与，为此包括国企在内的各类企业应加快改革步伐。怎么改？总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供给侧相关要素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益。企业发展应从单纯依靠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的提升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近一年多以来，工业、企业整体赢利水平持续下降，在这一宏观形势下国资委下属央企的经营状况也面临严峻挑战。这是目前谈企业涉及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国企也同样存在这两大问题。

我国的国企与西方国家的国企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的国企旨在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进入私人资本不愿涉足的领域。而我国的国企分布领域较广，是作为市场微观主体打造的，国企与其他各种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甚至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这与西方国企有本质区别。历经三十多年的国企改革，目前，我国国企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个坚定不移的要求，改革成效显著。总的来说，国企在国内是“三分天下其为主”，在国际上是“三国演义勇争先”。

第一句话，“三分天下其为主”，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可以用数据来印证：

其一，2013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118万亿、净资产39.4万亿、所有者权益31.8万亿。2013年全国国企上缴税金3.8万亿，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9.5%。

其二，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控股企业共258户，占58.6%，年营业收入占78.3%、纳税额占88.7%。

因此，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但“其”为主，即公有制为主体。

第二句话，从国际上看“三国演义勇争先”。从所处的经济链条而言，世界上的国家可分成三类：资源型、生产型、消费型。资源型国家主要依靠资源优势在国际上竞争，如中东国家、俄罗斯等；生产型典型的是中国、东南亚国家等；消费类就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在整个经济链条中，消费类国家占据了上端。生产型国家付出了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但其分配链条中含金量较低。

因此，如何改变我国在国际经济链条中所处的地位和格局，一大批国内企业都在为此而努力，其中国有企业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2015年，中国大陆94家企业入选世界500强，其中84家是国企，国资委下属央企47家。另外，近年来很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也是央企发明创造的，每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相当一部分颁发给了中央企业。2015年9月发射的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创下亚洲纪录；前不久的C919大型客机组装下线；“华龙一号”标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已经进入工程示范的全面建设阶段；我国的高铁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这些技术的创造、集成基本是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完成的。

换个角度来讲，我之前在国资委担任政策法规局局长，这些年明显感觉到在对外谈判中，西方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更加关注和重视，这也证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实力是非常强的。2012年开展中美经济对话时，美方首先就指责中国的国企治理结构不透明，美国企业和中国国企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开展与中方国有企业的对话。TPP甚至专章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规定，此类国际条约的变化与国内法律、法规变化的不同在于，国内的法律、法规是以所有制不同作为立法的基点，进行渐进式修改。从国有资产立法的演进可以管窥一二，最早是全民所有制厂长条例，其后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按照所有制的不同，专门给全民所有制企业单独立法。随着改革的深入，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专门立法的情形越来越少，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公平立法、去身份化成为大势所趋。但在国际上，去身份化、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定不同的法律规则成为趋势。

在TPP出台之前，国资委的相关统计表明，2012年共三个投资协定，2013年共五个投资协定，对国有企业规定有专门的内容、专门的条文，而此前并没有类似的做法。趋势变化的背后包含一个原则，即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性原则。实际上，竞争中立性是西方国家用于约束中国国有企业的提法，我们是不太承认的，我们提出要按照所有制的中立性来制定相关规则。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应公平对待、保持中立。国企竞争中立性指的是国有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政府作为出资人应保持中立，而不应给予补贴或优惠，预设的前提是我国给了国有企业各种各样的优惠。对此我们是不承认的，国企改革的着力点是要把其打造成合格的市场主体。这使得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越来越引起西方的关注，因此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协议来限制我国的国企，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我国国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因此，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来看，我国的国企在经济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国民经济中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国有企业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做强、做大，而不能往西方国家国企的方向改，将国企改造成类似公法人的特殊组织，更不能搞私有化。这是国企改革的大背景及我个人对国企改革的一些理解，主要探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逻辑，二是改革的任务。

之所以要探讨改革的历史逻辑，主要是因为在讨论当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时，首先应具备历史的眼光，了解国有企业三十多年改革的历程，包括计划经济年代的三十多年国有企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昭示未来，才清楚国企改革的方向，而把握改革的趋势和方向是国企改革的基础性问题。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来看，三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一是不断地把国有企业往市场化方向改，把国企推向市场；二是不断地探索调整、规范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这是三十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主线。按照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不同，国企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是附属关系，国资国企的监督关系是物权关系，国企是政府的附属物，产供销、人财物都由政府安排，国企只负责生产、质量、数量，完成生产任务，其他的事企业不用管。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1993年，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转为委托关系，国资、国企监管方式有比较强烈的债权色彩，改革的主要措施是由政府向企业分权。这一阶段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包括后来搞承包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也出台了第一批有关企业改革的法律。这一阶段的改革从法律上讲，就把此前的物权模式改成债权模式，物权模式就是企业虽然在经营，在使用这一批设备和厂房，但这些设备、厂房都不是企业的，扩建、拆除设备、厂房都要到相关的政府行业部门去请示。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就把这种方式改变了，这批财产还是国家的，但明确是委托给国企经营。国企的法律权利也进一步明确了，包括占有、使用及部分的收益权，但没有处置权。最典型的就是搞承包制，承包委托人是相关的政府部门，承包人是作为被委托人的企业。这一系列探索，逐步地把之前的附属关系通过承包制调整成委托关系。这一阶段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企业对自己的资产到底有没有财产权？搞承包制之后发现，包盈不包亏，承包人胆子比较大、定的标准也比较高等问题广泛存在。相关政府部门把企业承包出去了，结果企业把目标定得很高，实际上实现不了，企业还是亏损，谁来负担这个亏损？承包人也没有资产去解决，还是把这个包袱交给政府。所以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是要去解决企业的归属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又在探索怎么进一步理顺政府和企业关系。

第三阶段，从1992年、1993年开始到2003年，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由委托关系转为出资关系，监管方式也转为股权方式，与此同时，政府管理企业的职能开始逐步整合。1988年国家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就开始逐步整合政府管理企业的职能，当时整合的是国有企业的基础管理职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管理企业职能的整合在加速。一个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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