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平,赵汀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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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距离试读：
前言
尽管中国和欧洲在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但在差异背后不乏双方对人类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不论世界如何变化，中欧人民都坚持不懈地追求、尊重和坚守全人类共有的传统和基本普遍价值，如对生命的珍视，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爱，对和平、安宁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世界上不同文明诞生于各自独特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并造就了今天这个多元且多姿多彩的世界。中欧均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倡导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保护各民族文化个性和维护文化主权。随着中欧互动交流不断加深，彼此的文化日益融入对方的生活，这种平等尊重对方、渴望了解对方、尝试接受对方的心态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也是让世界多一份和谐与合作、少一点误解和冲突的基础。作为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中欧增进相互认知、理解和交融，将对世界的和平、和谐与进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各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他们为人类社会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些文明成果至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思想的演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古希腊以来，欧洲国家始终是人类思想领域杰出大师的诞生地，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霍布斯、洛克、卢梭、达尔文、牛顿、但丁、马基雅维利、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托克维尔、海德格尔、布罗代尔、哈贝马斯等大量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思想家。可以说，思想是欧洲国家引以为傲的领域，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有着堪比欧洲的光荣传统，出现过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朱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以及灿若群星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他们的思想对于东亚文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种不同文明的发展形成了东西两个特点分明但又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为中欧双方在人文领域开展深层次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作为具有国际感染力的理论和思想，话语权的核心是精神文化，独特性在于其思想性。话语权的取得不但依赖一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取决于精神感召力和认同感。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各国的交流中，话语权的争夺是国家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美国、欧洲等主要西方国家和集团总是竭尽全力控制国际话语权。在围绕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展开的中国和西方媒体的对决中，话语权的归属充分显示了其在国家竞争中的强大力量。中国目前的国际话语地位提升速度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事务的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的能力有限，还存在责多权少的现实差距。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同西方大国争夺话语权也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打破由西方炮制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
此外，从伏尔泰以降，欧洲思想界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掌握着极强的话语权，有时连各国政府、议会都须敬畏三分，思想界的动向更是西方媒体追逐、西方民意追捧的对象。因此，加强中欧在思想领域的交流对于在欧洲树立中国新形象、争取民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编者2013年5月28日
全球化：差距、熔炉还是新游戏？
翁贝托·艾柯如果您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全球化”，您将找到很多相关网页，并且每一个网页上会有很多相关网站。几乎所有网站或者网页的开篇都这样叙述：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基于全球性交流、运输和贸易网络实现融合的过程，以减少或消除国界壁垒，促进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力流通。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主要受经济、技术因素所推动，但同时全球化也是思想、语言或大众文化之间的跨国界传播。
关于全球化，有些网站介绍得更为细致：全球化开始于19世纪或者更早，因此它已不是一种新生现象。在此请允许我引用一篇并非来自互联网的文章：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2]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上述文字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评价。这段文字的作者表面看来应该是一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倡导者。但相反，我引用的这一段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所有有关“全球化”的内容，其中包括“交通的极其便利”，尽管文章的作者没有想到计算机和卫星，仅限于铁路、轮船和电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即在物质生产领域出现的事情同样也会出现在知识生产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3]文学。”
这是一种真正预言性的洞察力，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仅严格限于文学现象。如今，我们知道，恰恰相反，从文化人类主义的意义上看全球化包含一系列文化现象，其中包括特定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心态、行为、信仰、思想和艺术作品。事实上，在全球化文化方面，当今我们给出的定义包括全球文化同质化、偏远地区间信息流动的增加、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往的增长方式以及新意识和身份范畴的出现、新请求的产生、人们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接受新技术和实践以及参与“世界文化”或者接受一种新型单一文化的需要。在这种新的单一文化形式中，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音乐、服装以及其他至今仍保留单一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将不复存在，同时在各种交际语言的压力之下，当今仍保留的4000～5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将消失。
更不要说生态问题，不仅从政治和生物角度看非常重要，而且在文化方面也会产生一系列恐惧和希望，赋予我们审视未来世界的方法。
同样，在《共产党宣言》时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些极端现象，如壮观的移民大潮（到现在为止，移民在很多情况下代表了一种现实的人口迁徙案例），制造业和服务工作岗位从高成本地区流向最低工资和最低工人福利的地区（同时也导致高成本地区工作岗位流失），犯罪和毒品市场国际化，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跨国界加速蔓延，一国金融危机的反弹波及全世界股票交易，剥削外国贫困工人，等等。
上述是我介绍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的负面现象，同时我想提及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加速了一些专制政权的坍塌，并推动了自由、民主的发展，或者构建国际刑事法庭，也可以使一些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宗教组织突然间愿意彼此互依互存，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彼此接触创造机会。
当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所有这些都是深层次全球化的突出案例。然而，在文化层面上，我们看到过各种典型的表层文化全球化案例。在这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所谓的烹调“麦当劳化”、世界范围内的时尚和流行文化，例如神奇宝贝、数读、YouTube、脸谱网，除此之外还有“旋涡”或者无名地点（由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格命名），这是人类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商业经营场所、服务站、批发商店、设有购物中心的火车站和机场以及国际酒店和海滨度假区。这些绝对可以互相替代的场所在世界各地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些已经离开某个地方（例如布鲁塞尔）的人们，为了寻找一个遥远并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们最终还是会寻找与自己出发地同样的机场和宾馆，同时他们感觉非常惬意，因为在异国他乡没有遭受到文化冲击。
我为什么把这些虚假全球化的形式称为表面现象呢？因为这些现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包含了文化差异和融合更深层次的实例。
现在让我们来举几个烹饪方面的实例。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认为用肉丸制作的意大利面条是典型的意大利食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意大利根本没有人吃带肉丸的意大利面条。人们是在没有多少肉可吃的情况下才发明了意大利面条；如果有肉吃，他们就不再需要吃意大利面条。用肉丸制作的意大利面条是意大利裔美国移民的食物，这些人虽然后来改善了自己的经济条件，但依然对其原有烹调方式情有独钟。大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华人餐馆，但是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发现真正的中国烹饪远远要比那些西方华人餐馆的标准烹饪丰富得多，西方国家的华人餐馆大大减少了菜品种类，并且大多使用罐头食材。西方国家的华人餐馆是一种文化融合的范例。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经常（并且现在仍然）将一块面包薄片插入烤面包机，然后和着黄油、果酱加上煎炒鸡蛋一起吃。意大利人在战后发明了盒子面包，即将一片火腿和一点奶酪放入两片面包片中间，然后将这一组合放入一个烤面包机，同时还发明了他们认为应属于美国烤面包的食品。法国人不仅在两片面包之间并且在两片面包上面加入大量奶酪和火腿，然后继续烹制，从而发明了自己的主打作品——法国吐司。法国吐司是一种美国食品，还是一种传统的法国食品？这就是文化融合的实例。
意大利有一座城市名叫普拉托，由于当地很多华人移民在此生产小地毯而享有盛誉，普拉托因此成为一半意大利、一半华人的城市。尽管如此，华人没有因此而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也没有因此而成为华人，普拉托像纽约一样是一个“未融合之地”，只不过比例稍小，在这里的华人依然与华人生活在一起，波多黎各人依旧与波多黎各人生活在一起，正统犹太教徒依然与正统犹太教徒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在跨出自己本方的边界时都能说一些英语，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传统、食品和宗教。我曾经在纽约市中心的一则大型壁画广告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Zapados para damas sobre la medida”，大致意思为“专卖尺寸大于均码的女鞋”。因为这段文字是西班牙语，因此只能使身材肥胖、会讲西班牙语又看得懂英语的女士驻足，很明显，在这样一个地方，这已足以培育一个独特的市场。这就是所谓“未融合之地”范例。
在欧洲，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非洲移民大潮已经席卷了一些城市。这些移民没有皈依基督教，他们依然讲自己的当地语言，本民族语言至少在工作时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们还要求上穆斯林学校、修建新的清真寺。
这些移民乘坐飞机的时候，都可能在机场光顾同样的购物中心，在同样的超市里购物，简单地说，他们流连于同样的“无名地点”，但尽管如此，他们只是在表面层次上体验文化全球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的原始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遭到玷污。
这就是全球化产生的非全球性影响。
我之所以阐述上述种种现象是因为，我认为（并且我的很多跨文化方面的朋友也同样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相互理解不包括将习惯、信仰和思想统一化，而是对不同世界观进行比较。欧洲虽然在殖民化反文化运动中罪孽深重，但它也在尽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理解非欧洲文化。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向忽必烈讲述了关于欧洲文化（我们仅知道中国的生活习惯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情，但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商人不知道，他的叙述对忽必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我们肯定知道，几个世纪以后当利玛窦等第一批耶稣会传教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体验表层文化全球化，我们知道，想要了解东京仅住在新大谷酒店是不够的（如果一些反应不太机敏的观光游客在新加坡寻找假日旅店，这可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的基本目标（我是指那些想要真正建立跨文化关系的人）是为了在文化多样性中理解和尊重他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教育应建立在多样性互相碰撞的基础之上。
为本次会议准备的众多问题中，我们的朋友赵汀阳提出了三个问题：①我们应该如何互相理解？②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彼此？③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共处？这三个问题各有不同。列威-施特劳斯非常理解博劳罗土人的心态，但是在某一特定时间他放弃了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机会，并返回欧洲；然而，为了接受一种另类的世界观，我首先希望证实其合理性，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但是我们必须理解他，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尊重他。
我们必须做到这种理解，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是唯一的教育形式。
本次论坛的主题之一是“美”。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假设，在跨文化关系中对艺术和美的理解似乎是最容易实现的，但本次论坛的组织者为这一假设打上了一个问号。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通用的术语，在翻译成不同语言时可以传达相同的思想。需要谨慎的是，当一些译员将“art”翻译成某个特定汉语术语时，并不意味着其思想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注意，英语中的“art”（或者法语中的“art”，或者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中的“arte”）只是表面上翻译了拉丁语的“ars”。“arts”在罗马和中世纪文化中不仅仅是指画家或诗人的作品，同时还包括理发师或管道工的工作，因此艺术（art）和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我非常想知道在中国文化中，艺术和美的思想是否与我们的文化有共同之处，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是始终如一的。
在如此多的文化中，有可能完全理解各种文化的差异吗？这是全球化的世界未来需要承担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曾有一个关于18世纪知识分子的传说，如果说一位法国知识分子听说某时一位清朝官吏死于中国，很可能不为所动，中国实在是太远了。今天我们不可能再问丧钟为谁敲响，因为约翰·邓恩说，“丧钟为您敲响，因为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增加彼此了解的方式之一是遵循大众化的翻译准则。我在2009年访问汉语书店的时候，发现有大量西方哲学家、批评家和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汉语，这令我很震惊。我怀疑可能没有如此多的汉语图书翻译成欧洲语言。翻译不应该只由私营出版商发起（因为很显然这将会受限于经济标准），而且还应依赖非营利性公共机构。
翻译无疑是增进文化间了解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这是不够的，因为翻译永远只能通过我们自己心理过滤来展示异族心理。
语言学方面的相互理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布鲁塞尔尤其重要，因为来自27个国家、说23种语言的人在这里汇集。尽管当今世界，人们普遍使用英语作为沟通语言（虽然有8.45亿人说汉语，3.29亿人说西班牙语，但说英语的人数仅有3.28亿），很难在27个不同民族群体中强制推行一种单一语言，不但如此，能够使用英语的人们仅限于一些受过教育的有限群体。如果我们说这在欧洲内部构成了一个问题（在欧洲针对德语、西班牙语或者甚至俄语，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理解书名，但是对于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土耳其语则彼此完全无法理解），想想看，当面对法语、汉语、日语、印度语或者斯瓦希里语时，相互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巴别塔神话在欧洲文化中一直困扰着人们。据《圣经》记载，在大洪水之后，“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然而，人们确异想天开地幻想与上帝比高低，于是开始修建一座高塔，希望直抵天堂。为了惩罚人们的傲气并阻挠修建巴别塔，上帝让人们的语言发生混乱。您可以不相信这一圣经故事，但是您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世界上的语言实在是太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至少在欧洲，为了克服“语言紊乱”这样一种现象，学者、神秘主义者和诗人倾向于采取以下三种方式。（1）恢复原始希伯来语，即亚当使用的完美语言，或者有些人称之为“母语”，今天存在的所有语言都源于该“母语”；例如在1667年，莫克里斯·凡·赫尔门特出版了一本《常用希伯来语自然短称呼表》，在这本书中，作者说明了为什么希伯来语是唯一能够以自然方式学习的语言：希伯来语发音时，舌头、上额、小舌、声门的运动模仿了相应希伯来字母的形状。（2）发明一种新的语言，通过通用文字符号（例如模仿汉语的象形文字）表达人类的共同思想。（3）展示我们自己的自然语言是最好的。
虽然我没有采取上述各种尝试（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寻找”完美语言的书），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各种尝试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我想在这里仅介绍几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可以证明，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接受其他语言都是非常困难的。
公元7世纪，以色列语法学家在一本名为《诗人的箴言》的书中介绍，盖尔语是在各种“语言紊乱”之后，通过一种“复制和粘贴”所有其他分散语言的奇妙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因此盖尔语保留了每种语言的精华部分，保存了词和物之间的原始相似性。
詹·凡·格普在自己的作品《安特卫普语起源》（1965）中阐释了词源依据，作者认为原始的完美语言应该是荷兰语，尤其是安特卫普方言：安特卫普人的祖先是辛必里人，即雅弗子孙的后代，而雅弗的子孙没有参与巴别塔事件，因此得以逃过“语言紊乱”。
而瑞典语则是另外一个候选对象，1671年希恩·海尔姆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给予支持。1688年他的同胞安德列斯·凯姆皮在其作品《语言》中叙述了上帝与亚当之间的谈话，上帝使用瑞典语而亚当说的是丹麦语，该书讲述了说法语的蛇是如何诱惑夏娃的。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寓言，但是欧洛斯·路德贝克于1675年发表专著，认为瑞典是雅弗及其世系的祖地，哥特人的语言正是诞生于这一种族和语言血统中。欧洛斯·路德贝克将瑞典与神秘的、视为极乐仙境之地的亚特兰蒂斯等同起来，文明开始从这里扩展到全世界。
而欧洛斯·路德贝克则认为，与上帝紧密相关的语言是德语（顺便提一下，海德格尔也曾表示过，只有使用德语才有可能谈到哲学）。在巴洛克时代，乔治·菲利普·哈斯多夫声称德语“是以自然的语言在讲话，非常感性地表现出这种语言的各种声音。……它似惊雷与天堂共鸣，似闪电与流云闪耀、与冰雹向四方辐射、与大风窃窃低语、与海浪泛起浮沫、与坚锁吱咯作响、与空气四方回荡、与大炮齐声爆响；它像狮吼叫、像牛哞叫、像熊嚎叫、像鹿鸣叫、像绵羊咩咩、像猪哼哼、像狗汪汪、像马咴咴、像蛇咝咝、像猫喵喵，像鹅咕咕、像鸭呱呱，像大黄蜂嗡嗡、像母鸡咯咯，像鹳鸟啄啄、像青蛙呱呱、像燕子啾啾，像麻雀喳喳。……因此很多人想声明的是，是否亚当（第一个出现的人类）只有用我们的词语才能说出荒野中的鸟和任何其他的野兽。”
在英国历史上，罗兰·琼斯在其著作《戈默的圈子》（1771）中认为，哥特人的方言和知识来自特里斯梅季塔斯、赫耳墨斯、墨丘利或者戈默，（并且）英语是从最纯粹的语言根源衍生而来，而英语又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保留了其衍生方式。在同一个世纪，安东尼·德·雷瓦罗尔在其1784年的作品《论法语的普遍性》中提出，为什么一定要寻找一种普遍的语言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种完美的语言，这就是法语。与法语相比，德语的喉音太重，意大利语太软，西班牙语太啰唆，而英语太难懂。
然而，在第10世纪和第11世纪，阿拉伯作家伊布·哈基姆表示，在刚开始只存在一种上帝赐予的语言，这种语言后来包括所有其他语言。让我们接受这一来自远古时代的观点。这种令人向往的母语并非是一种单一语言，而是多种语言的组合。很多语言学家曾表示，每一种语言都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某种模式，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如果说我们用4000种不同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这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我们应该注重各种语言的保护，如同保护正在消失的动物和植物物种。
克劳迪·哈吉格在其著作中表示，“因为欧洲人也是这个多形态地球的公民，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聆听人类语言多语音的呼声。为了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首先需要关注那些讲自己语言的人们，这比很多语篇宣传更具体”。
因此，未来全球化的世界就是要鼓励人们说不同的语言。
我发现，我的普遍性多语言思想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幻想，我们永远不可能教会欧洲人说23种语言，并且更不可能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教会人们说4000或者5000种语言。但是，一种恰当的要求却是可能做到的。同时，能够流利地说某种语言和仅仅理解某种语言是有区别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或者学者围坐在桌子边，虽然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母语，但每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听懂其他人的表达。
现在，为了本次论坛接下来的讨论，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我们处于一个不均衡的世界中：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可以讲英语，但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却无法讲汉语。我们的世界暂时还是多语言共存，对于这种世界的未来您有哪些想法呢？
如果实现多语言制是切实实现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的第一步，同时由于教会人们所有现存语言是明显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未来有可能跨出本国边界并在他国生活的年轻人以及对于始终居住在本国范围之内的人们，您认为有多少种语言以及哪些语言在当今时代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对多元文化理解的教育在国家政治议事日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否有可能在各所学校开设多元文化比较课程？
各国政府是否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一未来必不可少的梦想？
在此除了提出一些问题之外，我没有任何答案。我希望论坛接下来的环节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注解：[1]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世界文学大师，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36页。[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页。
老子与尼采
裘锡圭老子和尼采的时代相距2400年左右。老子出生在东亚，尼采出生在西欧。老子提倡消极、退缩的人生态度，主张“无为”（没有作为），就是要人尽量顺应自然，不做与此不合的事情。尼采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主张个人要充分发挥创造力，不断把自己提升到新的高度。相对于老子的“无为”，也可以说尼采主张“有为”。在中国已经有不少研究者使用这种说法，还有人认为老子和尼采是“东西方两位分别走向不同极端的智者”。虽然这两位智者的差异如此巨大，他们的思想中还是有相当重要的共通之处的。只不过从这些共通之处引发出来的，通常仍然是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的思想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颇值得加以比较。
中国智识界对尼采思想向来是很注意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尼采的人明显增多，研究也渐趋深入，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将尼采的思想跟老子、庄子的思想进行比较的文章。现在，我就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从反传统和对宇宙运动的看法这两方面，简单谈谈老子和尼采的思想的异同。
先谈第一方面。
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西欧。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贵族内部的宗法关系（就是晚期的父系氏族制关系）和农民中间的农村公社关系正在趋于崩溃。这两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很不同，但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剧烈的变化、传统主流思想遭到强烈怀疑等方面，具有共同性。这样的时代召唤反传统思想的旗手，老子和尼采就应运而生了。
尼采彻底否定上帝和基督教神学，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只承认现实世界；他反对基督教道德，要求进行一切价值的重估；对当时社会上的虚无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其他弊病，也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再加论述。老子反对传统思想的态度，大家也相当熟悉。不过我还想略加说明。
在老子之前，中国主流社会认为上帝或作为人格神的天（这二者至晚在西周初已经合而为一），是生成并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的。老子提出了作为宇宙本根的“道”的概念。他认为道在上帝之先就已存在，天地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世界的存在和运动都依靠着道。道是无形而不可感知的，而且是“无为”的。“无为”对于人来说，是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对于道来说，“无为”就是“无目的”。道生成万物（广义的“万物”包括天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道并不以此居功，并不要求主宰万物。这就是“无为”。道也是超道德的。《老子》第5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就是：“天地是不仁慈的，听任万物自生自灭；圣人也是不仁慈的，听任百姓自生自灭。”天地为道所生，并且取法于道（见《老子》第25章）。“圣人”在《老子》书中指对道有透彻理解、行为与道相合的理想人物。所以“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就是“道不仁”的反映。
老子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而提出道的概念的，道的很多特征实际上就是大自然的特征。不过由于时代早，老子还没有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他所说的道仍然带有一些神秘性。而且道虽然不是人格神，也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毕竟仍有超越万物的独立存在，在尼采那里则没有这种超越者。尽管如此，老子提出了凌驾于上帝和天地之上的，非人格、无目的、超道德的“道”，作为决定世界的存在和运动的根本力量，这对传统主流思想和信仰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老子主张人应该尽量取法于道。道既然是无目的、超道德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合乎“道”的人类社会中，当然是没有存在余地的。所以老子认为世俗的美和丑、善和恶等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对仁、义、礼、智等，也都持批判或否定的态度。这些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不过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指出，老子对仁、义的批判态度，远没有战国后期极端反对儒家的那一派道家激烈。很多研究者举今本《老子》第19章的“绝仁弃义”，来说明老子对仁义的深恶痛绝。其实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墓中发现的《老子》竹简文本里，这四个字本作“绝为弃虑”，意思就是“摒弃作为和思虑”。这四个字应该是由上面所说的那派道家篡改为“绝仁弃义”的。那派道家反传统道德的态度，跟尼采更为接近。
老子和尼采都反传统。否定传统之后，要走向何方呢？两个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尼采要前进，要人们充分发挥创造力，使人类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老子却要后退。老子跟尼采一样，对他所处的社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是他认为社会的弊病，主要是由于文明的进步破坏了原始、自然的状况而造成的。所以他要求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已有的文明成果，回复到他认为合乎道的、他理想的原始状况中去。
老子和尼采都否定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念几乎完全相反。例如尼采肯定刚强、勇敢，谴责怯懦，以前者为善，后者为恶；老子则肯定柔弱、退缩，贬抑刚强、勇敢。
下面讲老子和尼采对宇宙运动的看法。
老子把道看作决定世界的存在和运动的根本力量，尼采则把所谓“权力意志”看作这样的力量。权力意志是要追求、积聚力量的意志，它不但是生命最内在的本质，也是一切事物最内在的本质。
道和权力意志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些研究“道”的人，认为道具有最原始的物质的性质，权力意志当然没有这种性质（尼采还明确反对物质原子论）。撇开这一点，二者的不同也是十分明显的。
道是无目的、无欲望的，权力意志是有目的、有欲望的。化生万物的道，本身是超越万物而存在的统一体。由道产生的万物注定都要毁灭（即终止作为物的存在）而回归于道，道则是永恒存在的。尼采则认为宇宙间并无一个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总体力量或第一动力，所以在他那里只有个别事物的权力意志，而没有超越一切事物的统一的权力意志。
尽管作为宇宙根本动力的道和权力意志的性质如此不同，老子和尼采给出的宇宙运动的图景，却仍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第一，世界上万物不断生成，不断毁灭。这是一般人都承认的，老子和尼采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前面说过，尼采以权力意志为所有事物最内在的本质，而并不认为有超越一切事物的统一的权力意志。所以他认为世界在整体上是无目的的。他对此有明确的说明。老子认为万物是有欲的，而道是无欲、无目的的，所以他理解的由道决定的世界，在整体上也应该是无目的的。这就是说，他们二位理解的宇宙运动，在总体上都是无目的的。
第三，已有一些将尼采与老子、庄子作比较的研究者指出，道的运动，或者说道所决定的宇宙运动，是循环不止的；尼采提出“永恒轮回”说，他的宇宙运动的模式也是循环不止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有两件事须加说明。
首先，今本《老子》第25章对道进行描述时，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话。这是说道的运动循环不止的最重要的根据。但是上引语句中“周行而不殆”这五个字，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和西汉早期的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里，却都是没有的，似应为后来所增入，有人甚至认为此语与老子原意不合。对这个问题须加解释。
郭店楚墓出土过一篇被整理者定名为《太一生水》的道家佚书，原来跟此墓所出的《老子》简编在一起。篇中讲“太一”（“道”的别名）的运行，有“周而或【始，以己为】万物母”之语。“或”字在古汉语中可以当“又”讲，“周而或始”就是“周而复始”的意思。“周行而不殆”的“殆”，似已有人读为当“终止”讲的“已”，大概是正确的（“殆”、“已”上古汉语读音极近）。这两句话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太一生水》的写作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可见虽然今本《老子》的“周行而不殆”很可能为后来所加，道的运行循环不止的思想则确实出现得相当早，老子应该已经有这种思想了。
其次，古人说道周行不止，其主要根据大概是万物出自道又复归于道的思想以及四季和日月星辰不断循环运行等现象。但是尼采的永恒轮回说的循环周期则极其漫长，长到实际上无法测量。老子和尼采所说的循环能相提并论吗？
我认为根据已知的老子思想，是可以推导出宇宙运动有周期极其漫长的大循环的思想的。老子认为道所产生的一切最终都要复归于道，也就是都要毁灭。天地为道所生，当然也要毁灭。而道的化生万物的功能是不会止息的，旧的天地毁灭后，又会产生新的天地。这样的循环周期不是极其漫长的吗？
已经有西方的研究者指出，与尼采同时代的恩格斯，也有跟尼采相似的宇宙永恒循环的思想，认为在无限时间内，宇宙是永远重复地连续更替的。研究者以“共同的自然科学史背景”来解释尼采和恩格斯思想的这种相似。其实只要否定了神创世界的迷信，这一类无限循环的思想就有可能产生。
还需要指出一点，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强调每次轮回中出现的事物，都是跟上一次完全相同的，甚至连细节也完全相同。这是尼采为了要肯定生命的永恒性而设定的。恩格斯并无这种思想，老子当然也不会有。
总之，如果不考虑道和权力意志的不同，老子和尼采所给出的宇宙运动图景显得颇为相似。但是他们对这样的图景的视角，却很不相同。由于作为根本动力的道和权力意志的性质不同，由于两位思想家的人生观不同，这是很自然的。
尼采的视角是面向“生”的。尼采充分肯定生命的价值，他说：“这就是生命吗？好吧，那就再来一次！”老子对宇宙运动的观察，侧重万物的回返于道。他说：“反（返）者，道之动”（《老子》第40章），强调不断回返是道的运动规律。尼采和老子都讲“复归”。尼采讲的是生命在永恒轮回中的无数次复归。老子讲的是万物各复其根，指万物毁灭而复归于道。可以说，老子的视角是面向死的。尼采面向“生”的视角与他积极的人生观相应，老子面向死的视角与他消极的人生观相应。
老子和尼采这两位分处东西方的、对后世都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都反对传统，他们给出的宇宙运动的图景也是相似的；然而由于时代、文化背景和个人性格的不同，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对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尼采不受传统束缚而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健将，如鲁迅、陈独秀、茅盾、郭沫若等人，都受过尼采的影响。
老子消极的人生观，在总体上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但是老子丰富的充满智慧的思想，有不少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这里举两个例子。《老子》书中时常讲对立面转化的道理，与此相联系还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过头，不然就会得到与愿望相反的后果。老子的这些思想，在后代凝结成为两句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成语：“物极必反（也作“返”）”、“适可而止”。《现代汉语词典》对前一句的解释是：“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对后一句的解释是：“到了适当的程度就停止（指做事不过分）。”人类所犯下的有些大错误，如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就是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思想而造成的。前面说那两句成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可惜大多数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照着去做。附带说一句，老子要人完全顺应自然，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已经由于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而遭到报应的现代人，不是很有必要从老子那里吸取一些尊重自然的精神吗？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世界上的麻烦事情，有很多也是由于有关的人，往往是对立的双方，大家都不肯“适可而止”而造成的。我们真应该好好读读《老子》。
再说一下老子对战争的看法。老子非常反对战争，把战争看成很可怕、很可恶的事情，读一下《老子》第30和31章，就可以明白。他说用“道”辅佐国君的人不用武力在“天下”逞强（第30章）。这也就是说，有道的国家不发动战争。他又说，武器是不吉祥的凶器，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东西（第31章）。所谓“不得已”，对国家来说，应该是指遭到别国侵略而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抵抗。发动战争或挑动战争，都是绝对应该受到谴责的。我想，如果大家都能真正听从这位2500年前的智者对战争的意见，我们的这个世界将会比现在好得多，美得多。注解：[1] 裘锡圭，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
埃沃·儒安让一 共同行动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一个基本事件是我们世界的有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所有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对于一个60年代的西方人来说，“黑洞”曾成为世界地图上一些靠特定政治经验生存的某些地区的特征，其大部分时间与西方有本质冲突，如今除少数情况外，已经消失。开放在与封闭的较量中占尽上风。一种相同的组织模式及生产模式似乎广泛地扩散到那些曾最激烈地反对这种模式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不仅在商业层面，也更广泛地在政治层面，也就是在理解日常生活管理问题的方式上，变得全球性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电信和运输工具的发展，我们对必须面对的全球挑战有着日益强烈的认识，使所有人必须面对共同行动的必要性。
今天，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刚刚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货币储备并在世界经济的融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简称G20）的重要成员，该峰会自从近来西方世界开始遭到经济危机的重创以来，已有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第三世界的所有市场，多年来建立了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的庞大的供应网络。仅欧洲就有超过22万中国留学生，而在中国学习的欧洲学生也达22000人。二 承担责任
这意味着，首先在经济进而在政治领域的改革进程开始后的30年以来，中国发展迅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均衡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规模至今不可估量。
不久前，在一次简单的午餐会上，G8领导人接待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认真地倾听了他们的想法，但未与他们就此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这不仅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应尽的责任，也是视国内发展高于一切的中国应尽的责任。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西方世界似乎比以前更重视从国际舞台上新合作伙伴的崛起中吸取经验，就像G20所处地位和正在进行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分配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对既得的、重要的席位的重新安排是困难和烦琐的，但这种重新安排可以被西方接受。以中国为代表的相关国家应该也接受这种他们衷心呼吁的新的平衡关系的重新建立，席位的安排必须与各国所担负的责任相匹配。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在另一些棘手问题上，对中国来说问题并没有简单化。在未来若干年内对中国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中国能否被发达国家视为敢于负责的对话者，同时将对其在发展中世界的领导地位提出质疑。三 何种现代性
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的（西方）模式使其在作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两种政治体系的交锋中胜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转而接纳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并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时将其作为游戏规则，在其采取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形式下，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选择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体系上的生产方式。为了摆脱孤立，为其发展融资，中国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一种进步。
然而，进一步分析，选择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各种体系的趋同。换言之，“西方”社会模式不一定是建立共同未来的唯一模式。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建立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我们也许已经达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过度发展的终极阶段。通过中国，我们目睹了一个有着庞大人口、文化根源非常牢固且深深植根于几经历史磨难的强大经济体的崛起。一些人就此称其为“文明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另一种解读来自工具和资本主义间的结合，这种结合可以使国家富足，使其保有完全特殊的文化身份。中国模式吸收了西方模式的一些因素为其所用，这些因素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必不可少的，而在其他方面则更加有选择性。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了解我们朝着有共同参照的唯一的模式发展，还是相反，我们无法向一个多元现代性的形式发展，这种形式在物质层面的表达即便不是相同也是类似的，但其就社会运行而言的本质可能因地域而大相径庭。这个问题比我们进入一个我们社会运行的很多方面必须重新创造的阶段更加重要。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问题的约束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这些挑战，在创造新的运行模式方面，我们都被重新置于同一起跑线上。国际社会各主要角色间的对话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再没有什么比相互竞争的现代性更糟糕的了。四 分享价值观
中国选择与欧洲结成战略联盟，这不是一个中立的选择：两种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两种充满痛苦片断的历史，两种兼顾过去影响的新近的重建意愿。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而欧洲则是一个在大陆上的国家联盟。欧洲发明了一种新的管理国家关系的方式。虽有起起落落，尽管仍有很多事要做，欧洲终于在其内部取得了成功。对外，欧洲作为“软实力”也因为其内部的成功而得到接纳并受到尊重。欧洲常常被视为一个国家间关系发展方式的典范，而且，无疑欧洲为这种地区一体化创举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这个典范可以引发那些想发展多边体系人们的思考。维系欧洲的纽带之一是坚持所有关于民主及法治国家原则的承诺。这些原则在欧洲文明中源远流长。最近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将基本权利宪章纳入了欧盟的法律范畴。为寻求一个新的世界观，就必须对价值观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注解：[1] 埃沃·儒安让（Hervé Jouanjean），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欧盟委员会预算总干事。
世界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周弘首先感谢为这次论坛作出了巨大努力的所有人士。刚才我们中方的裘教授讲了一些非常高深的哲理。我自己作为一个曾经中途改行的哲学学生想从世界观这个角度来谈谈当今世界的问题。当然不是想阐述什么系统的理论，而是提供一些只鳞片爪的经验。首先我想给自己提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是否存在，或者存在过某种共同的世界观。我们承认在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点，而且我们用不同的观念去看待世界。但是，我们能否在保留不同世界观的同时，去创造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不敢保证能够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
其次还要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来讨论世界观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西方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讨论国际问题的时候，要么就是忽略了世界观问题，要么就是顺便地提一下，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中心的议题来讨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间的交往与日俱增，来自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突然要在一起工作、生活、开会、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背后的那些决定我们人格和习俗的东西是不可避免地要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就有必要坐在一起，专门地讨论一下我们是否有共同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观这个问题。一 思维方式
在这里，我想首先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做一点观察。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既有类似之处，也有明显差异。例如中国和欧洲的思想家都曾经将世界划分为可知与不可知两部分，将认识区别为整体和局部。在欧洲，最典型的当然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精神”是先验的、抽象的、整体的、上层的，而各国人民只能通过各自的特性去体现这种绝对精神的某个局部。
刚才裘老师讲，中国人也有一种世界整体的观念。我也赞成这种看法。比如说，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庄子认为，道术是普遍的学问，只有天人、圣人、神人、至人才能掌握它。而我们通常讲的学术，则是具体的、各家各派的学问，是各执一偏的片面的学问。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感悟的是片面的东西，而不是整体的东西。中国的另外一位哲人老子干脆就认为，整体是不可知的：“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执者失之。”
所以，我的第一点观察就是：中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世界应该是有所区分的，世界万物有些是可知和可为的，有些则是不可知和不可为的。但是，中国思维方式与欧洲思维方式也有不相同之处。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中国人更加关注所谓的“此岸”和可知的世界，更加关注人的社会生活。比如孔子说过，不为“远人之道”。彼岸世界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也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孔子不愿意做抽象的思辨，而是穷毕生的精力探讨社会哲学，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讨论现实社会的礼法和规则，从事对人的教育。这是中国社会哲学的一种趋向。
欧洲人也讨论现世的问题，但他们更喜欢探究事物的原委。比如孟德斯鸠说，人的世界观产生于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受到各种各样自然因素，如气候、宗教、法律、政府准则、先例、道德和习俗的影响。所以，孔子讨论的是“人应当如何行事”，孟德斯鸠讨论的却是“人为何如此行事”。在欧洲人看来，经年累月的信息、观念和理解的交流，会使交流者群体，或是阶层、或是民族，形成“不假思索就能够作做出的判断”，就是所谓的“常识”，形成“民族精神”，因为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所以民族精神也是多元的。说到这里，还是不能忘记，就是中国人解释的这个现实就是现实存在的。而欧洲人的解释方法，从思维方式来讲，总是喜欢去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总之，中国人倾向于解释“现实”，而欧洲人则倾向于解释“原因”，人们从多元的感受和体验出发，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去观察外部世界，就得出了关于世界的不同看法。
我的另外一个观察是历史观的观察。在历史观方面，中国和欧洲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对欧洲人来说，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观是递进的。认识的主体和外界共同形成一种“状态”，随着两者各自的变化，时代精神，甚至时代规则也发生变化。马克思说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曾经适应历史的发展，但是又随着历史的继续发展而成为保守乃至反动的制度。
在中国，虽然韩非子也阐述过类似的历史发展观，认为“上古争道义，中古争智谋，当今争实力”，每个时代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以后，随着战国时期的竞争状态发生了变化，韩非子的实力竞争理论便无的放矢了，代之而起的是崇尚博大通达，提倡和谐妥帖而上达天意的社会观。这种观念强调的是平衡融通，而不是竞争变革。这种世界观方面的差别使得中国和欧洲有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直至欧洲人用坚船利炮把他们的世界观带到中国人面前。这就是我的第二点观察：思维方式和历史发展是相互影响的。二 用不同的思维方式看世界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我们周边的环境，会使我们产生一些怎样的社会理想？很显然，中国和欧洲的社会理想并不相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最集中地体现在《礼记·大同篇》里，叫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这样一些社会理想，使得盗贼不横行，外出不闭户，即所谓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大同的理想经历了几千年，到后来中国共和国的创始者孙中山先生，也特别推崇《礼记·大同篇》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毛泽东主席也曾经赞赏过这样一种治国的理念，认为如果实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理想，那就是我们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的理念源自对人性善的判断，这种判断影响了中国人对“天下”规则的判断。当然，当时的“天下”不是现在的“全球”或“世界”，而是中国人视野所能及的最大的世界。例如墨子曾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也就是说世界上出现了乱，主要是人不自爱，不相爱。他呼吁“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自身”，就是爱别人像要爱自己一样。老子在讨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使用的也是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大小国家皆应相敬如宾：“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也就是大国应该礼遇小国，这样就可以得到小国的尊敬。小国要尊敬大国，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大国的帮助。这是所谓国与国之间的规则。除了人相爱、国相敬以外，中国的社会理想中还包含了相爱和相敬的规则。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仁义，就是礼义，你就可以称王；如果你要是守信用，就可以称霸。但是如果你要玩弄权术的话就应该灭亡，这是荀子讲的。荀子的原话是，治理国家是“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中国历史上也有视仁义道德为过时观念的学说，例如韩非子认为，国家之间应当崇尚实力和竞争。但是刚才说道，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影响了这派学说的发展。在秦统一了中国之后，基本消除了在中国大地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因此，世界大同的理想就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那么欧洲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就我们的观察来看，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约前427年～前347年）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大体表达了一种超现实和现实之间的鲜明对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承认，理想国的原型来自天堂。现实是理想的局部，真实是局部的抽象，人们透过世界折射出来的光线认识真实的世界，所以，现实世界是不完满的、不真实的，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完满的。总之，这种世界观表达了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否定。柏拉图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时候，将人分成统治者、战士与工匠（如农夫），分别代表智慧、意志和欲望，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每个人都各守其位，每个人都去做自己分内的事而不打扰到别人，但每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哪怕是定了罪的犯人。但柏拉图同时又承认，这种理想并不现实，只有在天国里才可能找到。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1622）中叙述了很多人性恶带来的社会问题，因为他觉得，理想的社会只有在天国里才能找到，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上帝。他说：“……必须研究和了解上帝的创造，遵守上帝的声讯。”相反，中国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政论家顾炎武（1613～1682）讨论的却是现实的社会问题。顾炎武和康帕内拉生活在同一个太阳的照射下，却由于不同的思想传统和不同的社会现实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在顾炎武看来，虽然现实生活也不尽如人意，但是诸如土地兼并、赋税繁重、贫富不均这样一些社会积弊都是人类社会的问题，需要用“明道救世”、“利民富民”等民本理念，兴利除弊，加以改善，不需要上帝的援手。
还有一例：根据欧洲人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不是和平状态，而是战争状态，和平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建立。根据中国人的理念，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为中心，天不变、道亦不变。世界本来就应当是天下为公的，应当有公理，而不是用“丛林原则”来统治，对于西方入侵者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完全没有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
到了近现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受到外来武力和文化的冲击，才出现了竞争观念。所以，魏源修《海国图志》，使中国人看到的世界（天下）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看到，过去认为的“天下”并不是真正的天下，天下被大大地扩展了，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开始了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经过数千年发展的中国人世界观中崇尚仁义道德、博大通达、和谐妥帖的观念并没有被磨砺殆尽，在一个以和平为主题的时代，这些理念又有所复苏。三 总结和推理
讲了这么多古人，我们能够从中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或者推理呢？
首先，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法与欧洲人观察世界的方法自古就有相通之处。中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世界的奥秘尚未可知，或者未可全知。他们都认为，认识世界的能力有等级之分。这些是他们的共同点。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点，例如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引述中国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处不是中国典籍，而是《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和《路加福音》（第6章第31节）。一方面我们感叹，人类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感受能力何其相似？！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很多思想和认识其实是在我们之间相互流动和彼此产生影响的。
其次，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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