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ulwali Passarlar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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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更明亮的天空试读：
前言
命悬一线，我想象着被淹死的滋味。
看来就这样了：我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妈妈温暖的怀抱、爸爸有力的臂膀，还有家人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浊浪排空，也许下一秒，我幼小的身躯就将被整个吞下，消失在冰冷、黑暗的大海深处。“妈妈，妈妈！”我大叫着，祈求妈妈能突然降临，抓住她十二岁的儿子的手，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这段旅程本该是我崭新人生的起点，而非终点。
不知在哪里听说过，溺亡是一种非常平静的死法。不管这话出自谁人之口，他显然没有见识过一艘满载难民的破船在地中海猛烈的暴风雨中飘摇时，满船人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情景。
早在一天前，我们就已经吃光、喝净了船上本就少得可怜的食物和淡水。此时此刻，弥漫在人群中的只剩下恐惧的气息，以及呕吐物和粪便的熏天臭味儿。黑夜仿佛没有尽头，它葬送了希望，也夺走了我们的勇气。绝望装满我的口袋，像石头一样沉重。
当初从土耳其开船时，那个白头发的库尔德蛇头曾向我们保证说，不出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希腊。此人替一个势力很大的国家级代理人做事。而那样的大人物通常躲在幕后，掌握和操纵着所有需要经过他们国家的难民走私业务。钱在人与人之间流转，交易通过一系列地区代理和地方中间人达成。整个难民走私行业犹如一座金字塔，处在塔尖的国家代理人下面通常有数个地区代理和几百个蛇头、司机和向导等人。他们同时操控着几百甚至几千个难民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运活动。
然而今天，这个库尔德人食言了。起程已经两天了，我们仍在海上。
出发第二天早上，离岸足够远时，船长撤下了土耳其国旗，升起希腊国旗。这本该是个好兆头，但我却觉得不太对劲。如果我们已经进入希腊海域，为什么却迟迟没有靠岸呢？大家议论纷纷，都怀疑出了什么岔子。而被关在船舱底下的人们——他们占了总人数的一多半——则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是最先登船的人，为了能上船——尽管这只是一艘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观光船——他们还曾蛮横地推开那些身材瘦弱的同胞。上船之后，船长和他的年轻手下径直把他们塞到了甲板下面。他们谁都想不到自己会被锁在一扇铁门之后，如同置身一个浮动的棺材里。于是，他们整夜呼号，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感谢真主，我并不在他们的行列中。
我是最后登船的少数人之一。在码头时，我就一直忐忑不安，生怕没有登船的机会。最后上了船时，船舱里已经挤得连个孩子都塞不进去，所以我被安置在露天的甲板上，谢天谢地。作为船上唯一的小孩子，即便一切顺利，我幸存的概率也并不乐观。但在甲板上，我至少还有抗争的机会，不像底舱那些人只能听天由命。
船上没有厕所。有的人直接尿在裤子里，有的人则尿在空瓶子里，还有些人甚至把尿储存下来当水喝。脚下污秽遍地，那是混合了海水的屎和尿。即便在露天的甲板上，我们也能被臭气熏得睁不开眼睛。坐在甲板边缘的木长凳上，我的屁股被硌得快要开花了。而我们又彼此挤得你我难分，就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睡觉更不现实，因为睡着不超过两分钟便会被挤醒。
哈密德紧挨着我。他二十出头，是我六天前才认识的朋友。我们彼此枕着对方的肩膀休息。我还有一个朋友，名叫迈赫兰。不幸的是，他被困在甲板下面。夜里，我能听到他凄惨的呼叫：“安拉，救救我们吧！安拉！”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夜里：船长允许我和哈密德爬上驾驶舱的舱顶。我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优待，或许是船长可怜我，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孤身一人背井离乡。
大浪不停地摇晃着船身，我们在高处反倒觉得安全些。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伸展胳膊和双腿都令我们备感惬意。但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时刻保持紧张，因为稍不留神，我就可能被甩到海里。我不会游泳，掉进水里必死无疑，因为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跳下去救我。虽说我们身处同样的不幸，可逃难就是逃难，自身都难保，谁还有闲工夫关心别人的死活呢？
第三天破晓，船长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他不停地用土耳其语对着无线电大吼。我想他比谁都清楚，没有食物和淡水，我们撑不了多久。而他更担心碰上土耳其海警船，因为私载难民偷渡是要坐牢的。
我偶然听到两个人在密谋夺船。他们和我一样，都是阿富汗难民。“咱们先制伏船长，把他绑起来。”一个人说。
他的朋友摇摇头：“笨蛋。要是绑了船长，还有谁能把我们带到希腊去啊？”
第二个人说得没错。
不管乐不乐意，我们的命运就攥在船长手中。他，还有大海。
缺吃少喝令我昏昏沉沉，我一度出现幻觉。我的喉咙像着火一样干渴难耐，连张嘴呼吸都变得痛苦不堪。不过，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移恐惧的好办法。我幻想着抵达希腊之后一切将变得多么美好——起码有地方能洗去这一身的脏臭，仅此而已。听起来有些可笑，但我不停地想象着穿上新衣服，以及新衣服摩擦着干净皮肤的美妙感觉。
也许因为我满脑子都想着活命的事，所以没工夫思念远在故乡的家人。妈妈曾付钱给蛇头，让他们带我和哥哥哈扎特离开阿富汗，去任何可能安全的地方。然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被丢进了不同的地狱。
想到妈妈坚定的决心，想起她再三叮嘱我不要放弃的话，我身上仿佛又升起一股奇异的力量。“保护好自己，别再回来。”这是她对我和哥哥最后说的话。她送我们到异国他乡寻找庇护，无非是想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逃脱恶人的屠戮。
可是很多次，我倒希望她没有那么做。
第三天下午某时，引擎忽然像咳嗽一样“咔嚓咔嚓”呛了几声，随即彻底安静下来。船长起初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渐渐地，他也沉不住气了。船上古董一样的破柴油机死活发动不起来，他气得头上直冒烟，累得汗如雨下，嘴里更是骂个不停。最后，他再度抄起无线电，对着里面一通吼叫。但这一次，他用了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终于，一番激烈的对话之后，他让一个懂土耳其语的人为我们翻译。“他们正派一艘新的船来接你们。”翻译大声宣布，“别担心。”
船长冲我们微微一笑，露出两排黑乎乎的烂牙，但他的眼睛暴露了真相，那里面的神色令我恐惧不安。整船人，能活下来的有多少？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全部。只是谎言如此轻易地从他口中说出，让我不得不感到无比的愤慨。
当天气进一步恶化时，我的忧虑得到了印证。狂风卷起惊涛骇浪，像怪兽一样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怒号。“妈妈呀，妈妈，我要妈妈。”我又开始呼唤远在阿富汗的妈妈。我是一个迷途的小男孩，即将葬身在这异国寒冷的大海上。
在登上这艘难民船之前，我甚至连大海都没有见过。我对它的唯一认识来自学校课本上的插图。真实的大海，其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在我看来，那翻滚的波涛无疑便是地狱的入口。
但我总算离开了甲板，爬到更高的位置——驾驶舱顶上。这里空气更好，空间也更大，可如今每一个波浪都把我像布娃娃一样来回摇晃。我瘦弱的双手拼命地抓住栏杆，紧绷的指关节白森森的，看不到半点儿血色。
几个小时后，船开始进水，人们惊恐万状、大呼小叫。困在甲板下的人开始疯狂地踢打舱门。“我们快被淹死了！”他们喊道，“放我们出去！看在真主的分儿上，放我们出去！不然，我们会死在这儿的！”
船长挥舞着一把手枪，并对着天上连开数枪，但此刻已经没人理会他。似乎所有人都认定，翻船已经不可避免了。
然而奇怪的是，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我却格外平静，仿佛铁了心听天由命。“可怜的古尔瓦力，看来今天你死定了。”我想象着溺亡的过程，如同亲历一般清晰、真切。冰冷的海水没过头顶，世界顿时一片黑暗，我的人生开始在眼前一幕幕重现：爷爷、奶奶智慧而又干瘪的脸庞；四岁时的我在一道山涧旁放羊；我昂首阔步地随着爸爸穿过集市，他胳膊下面夹着他的医用显微镜；和兄弟们在葡萄藤下躲避毒辣的太阳；在我家的裁缝店里帮忙熨衣服时，满屋热腾腾的蒸汽的味道；还有妈妈打扫院子时低声的哼唱。
不。
我绝不能放弃！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逃亡了整整八个月。而就在这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彻底告别了天真的童年时代：我经历过无法形容的屈辱和危险；我曾亲眼看到同胞被人打得遍体鳞伤；我曾跳下高速行驶的火车，也曾在蒸笼一样的货车车厢里一连待上几天，直至差点儿被闷死；我曾艰苦跋涉，走过崎岖凶险的边境通道，并因此两度入狱，还数次遭到边境守军的枪击，他们的子弹“嗖嗖”地从我头顶飞过。几乎每一天，我都能目睹人对同类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既然那么多九死一生的艰难险阻我都挺了过来，眼前这一关又有什么理由挺不过去呢？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求生本能给了我动力。我不想死，不想死在这里，不想以这种方式——在冰冷的海水中窒息而死。如果死在这里，又有谁能发现我的尸体呢？
妈妈的脸庞再度浮现在眼前：“古尔瓦力，你留在这里会有危险的。我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如果看到我现在的境地，她会作何感想呢？她会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这个念头已经足够给我带来力量。我知道船长对大家撒了谎——不会有别的船来接我们了，而这一艘船用不了多久也将沉没。到了这个关头，我当然有理由对他要我们弯腰藏好的命令置若罔闻。
我在包里找了找，掏出一件红色的衬衫。那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买的，原打算庆祝抵达希腊时才穿。现在，我把它拿在手中，拼命地挥舞着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快来人啊！”
我没有注意到船长就站在我背后。当我转过身时，他一脚踹在我的脸上。结果，我连翻带滚地掉到了甲板上，还差一点儿从船舷处跌进大海。我眼冒金星，不顾一切地抓住栏杆。尽管船身剧烈摇晃着，但我仍然高举着一只手，继续挥舞衬衫。船长又朝我扑来，我猜他一定想把我丢到海里去。可这时，其他人在我的带动下也纷纷开始大声求救，并挥舞着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来吸引任何人或过往船只的注意。
我们的船好像突然打了一个重重的嗝儿，紧接着，船头深深地钻入水中。人们尖叫着，争先恐后地逃向船尾。因为船长那一脚，我此刻仍晕头转向，唯一能做的就是护住自己，免得被惊慌失措的人群踩死在甲板上。
显然，我们的船完了。随着一阵恐怖的喷气声，船尾也没入了水中。
船要沉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第一章
“你是从河的上游漂下来的。我发现你时，你就躺在一个小箱子里。”我将信将疑地望着奶奶。
她俏皮地冲我眨了眨暗褐色的眼睛。那是一张饱经风霜、“沟壑纵横”的脸。岁月的艰辛和阿富汗强烈的阳光在那上面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那时，我才四岁，正天真地问奶奶我是从哪儿来的。“你骗人，老妈妈。”
叫她“老妈妈”总能令她喜笑颜开。“老太婆怎么会骗人呢？我在河上发现的你，然后就抱回家了。”
说完，她抿着嘴直笑——因为她嘴里一颗牙都没啦，并用两只有力的胳膊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是爷爷、奶奶的第二个孙子，比我的哥哥哈扎特小一岁，但我觉得我才是爷爷、奶奶最疼的人，我在他们心里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 * * * * * * *
我们是普什图族人，这是一个以忠诚和骁勇著称的民族。我们的家位于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省。这是阿富汗人口最稠密、沙漠和山地分布面积最广的省份。同时，它也是阿富汗传统氛围相当浓郁的一个省份。即便今天，地方当局仍然在依靠封建部族那一套进行治理。
我生于1994年，一年后，塔利班政权基本控制了阿富汗。塔利班属于极端保守派，它的崛起，对许多阿富汗人，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件好事。人们将塔利班视为一支具有稳定性的力量，相信它能为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定。要知道，从苏联入侵到后来连续不断的内战，阿富汗人民在困苦与战火中已经煎熬超过了十五年。
我的爷爷和奶奶自从结婚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的难民营里。我的父母也是在难民营里认识并结婚的。我出生之时，阿富汗在塔利班的统治下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暂时远离了战火和硝烟。
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时跟着爷爷一起在山里放羊。爷爷在我的母语普什图语中叫作Zoor Aba，是“老爸爸”的意思。他是农民，也是个牧羊人。爷爷身材矮小，但因为常年裹着传统的灰色头巾，个头儿倒显得高了些。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虽然眼眸之中可见一些淡褐色的斑点——时常闪烁着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神采和光芒。
每年春天，他都会赶着成群的牛羊到最远的山区寻找最新鲜和肥沃的牧场。爷爷和奶奶的家，就是一顶用木桩和绣花布搭起来的旧式帐篷。因此，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家安到哪里。搬家时只需要两头毛驴就够了，把帐篷、油、大米以及奶奶烤馕饼用的面粉统统驮在驴背上。以前，我经常目不转睛地看奶奶在平坦的石头上揉面擀饼。随后，她在地上生一堆火，用树枝搭一个架子，再拿铁链绑住平底锅，并把锅吊在火上面，擀好的面饼就放在锅里烤。那时，我喜欢帮她去采野生荨麻，她能用它们做出味道鲜美的汤。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总之在我这样一个仿佛永远都吃不饱的小男孩眼中，她在那个平底锅里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吃起来都是天底下最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
每年秋色渐浓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会收拾家当开始下山。他们必须及时返回文明世界，免得被冬天的大雪困在山里。下山之后，他们便与其他家人会合——六个孩子和一帮孙子、孙女。我们整个家族住在一栋用石头垒起的毫不规则的房子里。它矗立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虽然简陋，但却温馨而舒适。
爷爷对家的爱如烈火般炽热。他和奶奶都是爱笑的人。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见他动过怒。有一次，我用弹弓差点儿崩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他流了满脸的血，我想那一定疼死了，但他却丝毫没有怪罪我。相反，他用他独特的幽默跟我开玩笑说：“打得真准，古尔瓦力。”
奶奶比爷爷还要强壮些。论体格，她绝对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当家人，但我看到的却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阿富汗流行包办婚姻。家族与家族之间根据社会地位或部落地位安排婚事，有时甚至为了促成一桩生意而让子女们结合。因此，你只需谨遵父母之命，并尽力维持你的婚姻——你别无选择，因为在阿富汗，女人是禁止离婚的。
爷爷曾经向我解释过一次，他说女人轻浮、糊涂，根本不懂得离婚的后果有多严重。再说了，离婚之后谁来照顾女人呢？男人有权休掉他们的妻子，而被休的女人难免会遭人白眼。我只认识一个被丈夫休掉的女人。她被自己的哥哥接回了家，但她的整个家族都为此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幸运的是她的哥哥接受了她，没有把她丢到大街上自生自灭。
我的爷爷、奶奶恐怕从来都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他们结婚时，爷爷十八岁，奶奶十五岁，婚礼当天两人才第一次见面（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很常见）。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经过多年的夫妻生活，他们两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难以割裂的特殊纽带。
我就像爷爷和奶奶的影子。三岁时，爸爸、妈妈就同意我随爷爷和奶奶进山了。而在随后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和爷爷、奶奶，以及他们最小的女儿——我的姑妈科萨拉（普什图语为“快乐”的意思）一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科萨拉姑妈比我大十二岁，感觉就像我的大姐姐。夜晚，天空中繁星密布，我们住在同一顶帐篷里，依偎在爷爷、奶奶中间安然入睡。
五岁时，我已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牧童，甚至可以独自担当起剪羊毛的重任。我能认出每一种动物，并教会它们准确识别我的口哨。这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我尤其喜欢看爷爷的两只牧羊犬工作。其中一只是个虎头虎脑的大家伙，名叫托蒂。另一只小巧可爱，我们叫它坦达尔。它们围着羊群跑前跑后，把每一只羊都管教得规规矩矩。有一个本地的兽医，为了给羊看病，每次都要翻山越岭。记得当时我对兽医这个职业崇拜极了，并幻想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兽医。他精湛的医术和他给羊看病时所用的各种工具，令我羡慕得如痴如醉。
总而言之，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简单、最田园的生活。
冬天，我会骄傲地跟着爷爷一同下山回到镇上。当然，我们总是满载而归：野果、蜂蜜等各种山货不一而足，还有一种黏稠的、未经过任何加工的奶油——早餐时，我们总喜欢在馕上抹上厚厚的一层。爷爷每次都带我去集市，用带回的山货换些生活必需品，比如大米或农具。集市上热闹非凡，什么都能买到。
回家意味着又能看到父母和兄弟。尽管平时与绵羊为伴也很舒服、惬意，但我还是会经常想念爸爸、妈妈。当然，他们也想我。所以，回家之后，我能过上一段少爷般的好日子。
族内通婚是我们部落的传统习惯。我的父母就是远亲：妈妈是我爷爷妹妹的女儿，也就是爷爷的外甥女。当年，爸爸、妈妈在难民营里成婚时，妈妈十五岁，爸爸二十岁。不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爷爷、奶奶带着家人逃离了那里。据估计，从苏军占领到后来的内战，前后十五年，阿富汗约有三百万人死亡。这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另有数百万人逃到国外，沦为难民。
然而，即便身处乱世，爷爷还是靠着勤俭节约，使我爸爸——他的大儿子——成为家族里第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爸爸后来成了一名医生，这份职业为我们家带来了无上荣耀。爸爸的成功离不开爷爷、奶奶的付出和牺牲，因此两位老人的高贵品格一直是整个家族尊重和学习的榜样。
爸爸的两个大弟弟——我的大叔和二叔也各有所成。他们都是出色的裁缝，在集市上合开了一间很大的铺子，生意一直很兴隆。我最小的叔叔名叫拉喇，他经常不在家，见一面很不容易。听说他在塔利班担任要职。以前回来看我们时，他身边总跟着塔利班士兵。我觉得他威风极了，一看就是大人物。我知道他的确是个大人物，但为什么是，以及他具体都干些什么事，我就全然不知了。
我的外公和外婆一直生活在巴基斯坦，所以那时与他们的交往并不多，自然感觉陌生些。妈妈有十一个姐妹。外公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毛拉。他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他的每一个女儿都在他的教导下学会了读书、写字，这在当时的普什图人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我们全家所有女人当中，只有妈妈能读书、认字。
我觉得爸爸和妈妈的结合是幸福的——他们也的确表现出了这一点。但阿富汗的小孩子都知道，这种事不必讨论，更不必去问，因为有些界限是不能逾越的。可尽管如此，有一次我还是忍不住问奶奶她喜不喜欢爷爷。她笑着回答说：“我觉得是他喜欢我。”这样的回答何其自然、单纯，但在那样保守的环境里却依然免不了给人留下话柄，就算我们心爱的奶奶也不例外。
那时，爸爸、妈妈已经有了三个儿子：我、哈扎特和努尔。努尔比我小一岁，他和哥哥哈扎特的关系非常好，两人经常合起伙来欺负我。看到他们那么亲密无间，我心里倒有些失落和嫉妒。我想我之所以不太合群，可能是因为我过惯了牧羊人那种孤独的生活，而这种孤独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六岁那年，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
* * * * * * * *
因为担心爷爷、奶奶上了年纪不再适合游牧生活，我的爸爸和三个叔叔一致要求他们留在家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照顾两位老人，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家族的名声。我爸爸是医生，这在我们极为保守的社会大环境里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爷爷倘若继续放羊，显然会令爸爸脸上无光。爸爸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比如我们弟兄三个，平时外人很少叫我们的名字，而更多地称呼我们为“医生的儿子”，就连爷爷也通常被人们称呼为“医生的爸爸”。
然而，爷爷、奶奶热爱他们的生活，因此对儿子们的决议百般抵触，但最终他们还是答应了。爷爷卖掉了他的整个羊群——两百多只羊，换来了一大笔钱和一台崭新的红色拖拉机。随后，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两个已经成家的叔叔，我的姑妈科萨拉，我和我的哥哥、弟弟）搬进了位于赫萨拉克的新房子里。那是一栋用泥土和茅草盖起来的单层建筑，房间很多，公共厨房设在正中央。每天晚饭时，我们就在房间中央铺一大张桌布，把吃的东西——通常有大米、肉、馕和菠菜——摆在上面，一家人其乐融融，围着桌布席地而坐，吃饭期间欢声笑语不断。那时，我仍然离不开爷爷、奶奶，坚持要睡在他们的房间。
妈妈作为家里的大儿媳，负责全家大小事务的管理，而我的两个婶婶，因为年龄小、地位低，则要承担起大部分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杂活。正如大多数阿富汗妇女一样，妈妈给人的感觉是性格刚强、不苟言笑。大多数阿富汗妇女每天从早忙到晚。除了洗衣、做饭，还要拾柴、打水。早上，在丈夫和孩子们起床之前，她们就要烤好面包、煮好热茶。在阿富汗，五分之二的孩子活不到五岁就夭折了，所以父母们已经习惯了不与孩子过分亲密，免得无法承受失去的痛苦。拿我家来说，努尔出生之后，妈妈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惜那两个弟弟没活几天就都死了。
可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是很难隐藏她的感情的，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在她看似冷漠的外表下，我时常看到她温柔的一面：磕着、碰着时，她会细心地为我处理伤口；我们生病时，她会担心得睡不着觉；向别人说起我们的成绩时，她满脸都是难以掩饰的骄傲。妈妈的声音有点儿粗，但个子高挑、优雅，长长的鼻梁，圆圆的棕色眼睛。人们常说我长得像妈妈。她很少笑，除非我做了什么调皮或有趣的事情，她的脸上才会勉强露出一丝笑容。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因为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坚强，但她身上有种很容易分辨的温暖，即便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家庭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
在阿富汗的文化中，女人是不能出去抛头露面的，因为倘若容貌被其他男人看见便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我的妈妈和婶婶们几乎从不出门。即使偶尔不得不外出，也会用波卡将浑身上下罩得严严实实——这也是塔利班执政时期的一条规定。在家时，她们通常用长长的围巾包裹住头发。如果女人不戴头巾被直系亲属之外的任何男人看到，哪怕是表亲兄弟，哪怕在自己家里，也会被视作有伤风化的行为。
我是个极为虔诚的孩子，这得感谢我的三个叔叔——拉喇、哈吉和西达克为我树立的榜样。他们比我的爸爸都要虔诚。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开始自觉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真主将愤怒你们。”我以前经常对婶婶们这样说。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丁达利”，意思是“叔叔的妻子”“盖住你的脑袋”。平时，如果不和哥哥、弟弟或堂兄弟们玩，我就坐在厨房里使唤她们，让她们给我端茶倒水，毫不体谅她们为了给我们准备饭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叔叔们不在家时，我一般不允许她们出去捡柴、走亲访友，或者出席别人家的婚礼。我认为这样做是在保护家族的名声。有时候，为了不让她们出门，我会固执地替她们拾柴。“你们何必出去呢？”我会说，“你们是家里的王后啊。”这话我是从叔叔们嘴里听来的，他们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正如一句普什图俗语所言：“Khor yor ghor.”意为“家或坟墓”，说的便是女人的两个归宿。有时候，我会在三更半夜叫醒婶婶们，让她们为不期而至的客人奉上夜宵。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因为爸爸的病人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来敲我们家的门。
我天性顽皮，又格外喜欢对婶婶们发号施令。我知道她们都特别疼爱我，也愿意迁就我，但有时候她们也会被我激怒。而每当她们在叔叔们面前告我的状时，叔叔们就会命令她们闭嘴，并要求她们服从于我。这般纵容并不利于小孩子的身心发展，但在我家就是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男性拥有绝对权威，即便是小孩子。
但是，因为对婶婶们的态度不好，我也曾经受到过一次（唯一的一次）非常严厉的责备，而且责备我的人是我的妈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婶婶没有生育能力，这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一块心病。“要是你再生不出孩子，我就给叔叔找个新老婆。”有一天，我粗鲁地对她说。那可怜的女人被吓哭了。妈妈大发雷霆，让我立即去向她道歉。婶婶抱着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说了极为刻薄的话，尽管当时我并不明白那对她造成了怎样严重的伤害。她一直过了九年才成功怀上孩子，此后一连生了六个女儿。
我还有一个姑妈名叫米娜，她嫁给了一个外地人。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在我们家族里还是第一次有人和部落之外的人结婚。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包括我的叔叔们。
随后，结婚的是科萨拉姑妈。因为一起在山里放羊的缘故，我们的感情特别深厚。我为她的婚姻感到难过，因为虽然姑妈不识字，但她天资聪明，而她嫁的那个男人，即她的表兄，却是个典型的粗人，不仅目不识丁，为人还野蛮无礼。可她有什么办法呢？那是一门娃娃亲。当初奶奶怀上科萨拉姑妈时，爷爷一位兄弟的老婆也刚好怀孕。孩子出生没几天，我的爷爷就和他的那位兄弟约定，让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就成亲。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事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亲事一旦约定，谁都不能反悔。
除了是农民的妻子，我的奶奶还是一位接生婆。普什图族的男人们大多不愿带妻子看医生，因为在他们眼中，妻子的身体被丈夫之外的人——尤其男人触碰，是绝对不可忍受的奇耻大辱。但塔利班禁止女性医生执业，结果因为奶奶有接生的经验，自从下山以来，登门求助的人便络绎不绝。如果换作有的男人，很可能会阻止她去接生，因为那意味着她随时都可能被人叫去帮忙，在家的时间自然会少很多。但爷爷是个开明大度之人，他不仅没有阻止奶奶，反倒为她感到骄傲，甚至还经常拿她接生的事开玩笑，说她那双手可是了不得的宝贝，因为它们曾把几百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经常跟奶奶一同去接生，但那样的经历并不愉快。奶奶每次都把我留在外面，让我帮助照看产妇家的其他孩子，或者和产妇的丈夫聊天。有时候，遇到特别穷的人家，只有一间房，我便坐在角落里，耳朵里全是产妇的惨叫，眼睛里全是血淋淋的场景。生孩子真是一件恐怖的事，分娩过程有时能持续几个小时。我静静地坐着，心里天真地祈祷产妇能赶紧把她肚子里的小东西生出来，那样我和奶奶就能回家去了。
奶奶明知道生孩子的情景会让我反胃，还总是故意逗我：“你看见血了吗，古尔瓦力？你有没有看啊，捣蛋鬼？”“没有，我没有看。”“啊，你撒谎。”她咧嘴笑着，伸手在我的头发里拨弄几下。“别碰我，你的手摸过那些女人。”
每到此时，她就更加乐不可支，一把搂住我，双手在我的脑袋上揉来揉去，而我则在她怀里惊恐得连连尖叫。
我们家在集市上有不同的生意，除了两个叔叔合开的裁缝店，还有我爸爸的外科诊所。我们的房前，与屋顶平台齐沿搭着高高的葡萄架，上面挂满成串的葡萄。成熟之后，我们就摘下来拿到集市上卖。城外我们还有不少土地，种着小麦和各种蔬菜。到了收获的季节，有时我们能雇上百人来帮忙。爷爷以前还种鸦片和大麻，这在阿富汗农民中是非常普遍的事。后来塔利班上台，这些作物都被禁止种植了。
夏天，城里热得像火炉一样。目力所及，到处都是黄褐色的沙。起风时，沙尘漫天，迷得人睁不开眼，连鼻孔都快要被堵上了。妈妈和婶婶们一天到晚都在和飞进屋里的尘土较劲。她们拿着大扫帚不停地扫啊扫，还抓起地毯使劲儿往墙上摔打。可惜，她们的努力多半徒劳无功。沙尘几乎无孔不入，墙角、门缝、椅子后面和窗台板下。与沙尘一同溜进屋里的还有各类虫子：可怕的蝎子，不起眼的黑蚂蚁。后者的不请自来我倒是毫不在意，因为我觉得它们是一群令人着迷的小东西。我特别喜欢看它们成群结队向厨房进军的场面。当然，我们挡不住它们进屋、挡不住它们进厨房，更挡不住它们进我们的米仓。每当听到妈妈在打开某个盛放谷物的陶罐之后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我就忍不住偷笑，因为我知道妈妈看到我们的粮食被蚂蚁侵犯之后脸上的表情是多么有趣。
爸爸不让爷爷、奶奶再去放羊之后，我被安排进了本地的一所学校，和我的哥哥、弟弟一起上学读书。第一天，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被叔叔活生生地拖去学校的。“我不要上学！”我一路大呼小叫，一直来到教室门口，“我不想上学！”是啊，我想回到山上去，和绵羊一起自由奔跑，而不是死气沉沉地坐在教室里。不过，我很快就融入了学校的生活，并成了一名勤奋、努力的好学生。
上学最快乐的时光在冬季，因为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修补屋顶。学校在苏联入侵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部分教室没有屋顶。夏天倒无所谓，但冬天却是个大问题。于是，各个班级的学生都被派出去砍树，并把砍下的木材拖回来搭起临时的房顶。我喜欢干这些活。
阿富汗人没有娇惯孩子的习惯，很多时候我们都和大人一起劳动。每天早上去清真寺之前，我们要先忙活一阵：下地给牛割草，为庄稼浇水，摘菜，拾柴，用简便油桶从附近的井里打水。这时，所有的孩子都要一起上阵，包括我最小的两个妹妹塔佳和拉齐亚。由于塔利班政府禁止女孩子接受教育，因此白天她们就在家帮助妈妈和婶婶们做饭并打扫卫生。在我们国家，女孩子从小就要学做这些事，以备将来结婚之后懂得如何操持家务。她们还要学习缝纫和刺绣，当然，还有《古兰经》。早上做完这些杂活，我们一起到清真寺祈祷，之后才准备上学。
我们一般不在街上玩耍，因为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只有坏孩子才那么做。我的爸爸、妈妈认为那是没教养和懒惰的表现。所以放学回家后，我和哥哥、弟弟通常就在葡萄藤下打发时间，顺便看着我们的葡萄，免得被无所事事的人摘了去。
但我更愿意到哈吉和西达克叔叔的裁缝铺里。我喜欢听缝纫机的声音，也喜欢看各种颜色的布料、毛料。我的两个叔叔就用它们做出阿富汗男人的传统服装——宽松的长衫裤。遇上庆典或节日，裁缝店里的订单应接不暇，叔叔们只好没日没夜地加班赶工。遇到这种时候，我就过去帮他们裁剪衣料，或者接待顾客。
两位叔叔对我自创的编号与检索办法赞赏有加。有了这个办法，客人来取衣服的时候，我总能在几百件成品中迅速为他们找到。我把衣服分门别类整理得井然有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小小世界，一个充满了秩序的世界。因此，在裁缝店里我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核对订单，并把第二天待取的衣服统统挂起来。那时，我就立志将来也要做一名裁缝。我确实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了，放学之后我甚至还在叔叔们的裁缝店外摆起小摊，卖针线、纽扣之类的东西。
我、哈扎特和努尔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爸爸的诊所门前经过，偶尔我们也会进去向他问声好。以前，我经常帮他扫地，或者到区长家附近的抽水机处给他接一壶水。他的诊所里时常挤满了病人。每当看到他忙得团团转的样子，我就特别心疼，所以我想让他随时都能喝到新鲜、干净的水。
有时候，爸爸一大早还要到本地的医院里坐诊。他最擅长治疗疟疾和其他一些靠蚊子传播的常见病。在医院坐诊结束后，他才回到自己的诊所继续营业。由于他医术高明，方圆几英里的人都来找他看病。
他的诊所里放满了奇形怪状的仪器设备。我记得他有个木箱子专门装他的牙科器具。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怀着惊恐与兴奋的心情看着他把病人的脑袋使劲儿往后拉，然后用老虎钳拔掉一颗龋齿的情景。无论是缝合伤口还是处理蛇蝎咬伤或骨折，爸爸总是神情专注，让人肃然起敬。
诊所里最让我眼红的是爸爸的拔牙工具，但他更为珍爱的却是他的显微镜。那种仪器在当时还非常少见。因为太过贵重，所以爸爸从来不会把它留在诊所过夜。每天晚上，他都会用一块黑布把它包好，夹在胳膊下带回家。
有时，诊所里难得清闲下来，爸爸就搬一张木制的绳椅坐到外面的太阳下面，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或者讨论政治。我最喜欢听他和他的朋友们针砭时弊。每到这种时刻，我总是安安静静地盘腿坐在地上，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他是个慷慨大方的好人，这在我们那一带有口皆碑。从集市上走过时，人们会争相与他握手，或送他水果、糖果之类的礼物。他的办公室里有两本账簿，上面记满了向他借钱的人的名字。平时遇到买不起药的病人，他也从来不会把人家拒之门外。从账簿的厚度来看，显然有很多很多人都欠着他钱。
我和爸爸最亲密的时光基本都在夜里。有时候，从偏远乡村赶来的病人会在半夜三更敲响我们家的门。可是，爸爸在家里无法给他们看病，因为常用的绷带和药品都放在诊所。而当时电力供应远远不足，发电机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每天只能用三到四个小时。于是，爸爸只好领着病人去诊所，我则提着灯笼为他们照路。走在漆黑的街上，我深感责任重大，总是特别留神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踩到水坑或者崴了脚。
我最珍贵的记忆是爷爷带着我离家出走。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爸爸对我大发雷霆——我想我一定是做了非常出格的事，因为他极少对我动怒。结果，爷爷就要带着我到山里去。“你不配做他的爸爸！”他冲我爸爸吼道，“我要把他带走！”
实际上，狡猾的爷爷只不过把我当成了一个方便离家的借口。他一直都想进山寻找青金石，这种蓝色的亚宝石是阿富汗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但他知道儿子们绝对不可能同意，所以他就拿我的事借题发挥，和我爸爸大吵一架，从而顺理成章地进了山。
因为进山寻找矿石，我缺了一个星期的课。但那一周，我和爷爷过得特别愉快。当我们下山回家时，我之前犯过的错早就被爸爸抛到了九霄云外，不过这时倒霉的人该轮到爷爷了。
在我的整个世界被彻底改变之前，那是我脑海中最后的快乐记忆。
第二章
在塔利班到来之前，我们家不管在宗教或文化上都属于保守派。我们信奉普什图瓦里，那是每个普什图人都要严格遵循的律法，也是指导我们的社交礼仪，比如招待客人的基本守则。在普什图人的行事准则中，勇气、忠诚、对家人和妻子的尊敬都占有很重的分量。这些准则并没有形成文字，因此也就没有现成的法典可供查阅。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处世方式，几百年都未曾改变。和所有的普什图人一样，我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准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来源。
塔利班政府借用了普什图瓦里中的某些原则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他们禁止妇女抛头露面，美其名曰是对她们的尊重与保护。在管理地方层面，塔利班倒也雷厉风行，颇有成效。他们将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为阿富汗人带来了宝贵的安全感，也因此得到了保守派广泛的拥护和支持。爸爸曾经对我说过，在塔利班掌权之前，内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强奸、抢劫、绑架勒索等案件时有发生。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满目疮痍，是塔利班让她恢复了秩序。他们的态度很简单：强力的社会控制和伊斯兰教法是通往和平与真主的真正途径。对我以及家里的其他男性成员来说，这样的政策绝对值得拍手称快，因为它和我们的普什图瓦里并没有多大不同。不过，没有人征询女人们的意见。在这一类政治问题上，她们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我们全家人是团结一致的，我们都明白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和位置。
但我仍然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与我们持相同的观点。我的一些同学说他们的父母很怕塔利班，他们说塔利班正把我们的国家带往错误的方向，那会阻碍国家的发展。他们还说塔利班虐待女性。
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时，我勃然大怒。我的叔叔拉喇就在塔利班内部担任要职。他们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不过，他们的纪律确实严苛——男人的胡子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长度，而且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穿传统的宽松衣服，而女人则必须穿波卡，避免让人看到她们的脸，还得穿软底鞋，免得走路发出声音。塔利班上台后，规定每人每天要在五个固定时间进行祈祷。每日五次祈祷本是伊斯兰教的教规，但很多人并不会刻意在祈祷的次数和地点上较真儿。塔利班当政时期，只要清真寺的扩音器向教徒们发出悠扬的呼唤，镇上所有人不管在干什么，都要停下手上的工作到清真寺去。倘若在法定的祈祷时间你被人发现仍然滞留在街上，或者还在忙着做其他的事，你就会被逮捕。塔利班有个特别的组织，名叫“陋习与美德委员会”，专门负责这类法规的贯彻执行。他们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开着四驱越野车在街上巡逻，看到所谓的“不法行为”便立即下车予以制止和惩罚。
有个星期一的下午，我和哈吉、西达克两位叔叔都在他们的裁缝店里。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骚乱的声音。一个人把脑袋探进店门，脸上闪着兴奋的光：“快去看啊，二十鞭。”
两位叔叔迅速锁上店铺，并催促着我随他们一同到集市上去。现场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只见两个缠黑头巾的人站在一个跪着的人面前，那人下身的衣服已经被扒光。“说！快点儿认罪！”其中一个黑头巾命令道。
跪着的人没有吭声。“快说！”黑头巾在那人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我——”“大点儿声！”
那人嘟哝了些什么，但在围观人群乱哄哄的议论声中根本听不清楚。
那个黑头巾扭头对众人一笑：“这个家伙星期五没有去祈祷，躲在自己家里不出门。”
众人一阵哄笑，仿佛那是淫秽的罪行。“你有什么可辩解的吗？”黑头巾问。
这次，那人抬起了头，大声说道：“我妻子病了，我不能丢下她不管。当时，我以为她快死了。”
两个黑头巾哈哈大笑，人群也随声附和。
这时，第二个黑头巾开口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判此人二十鞭刑，以示惩戒。”他的声音像洪钟一样响亮，“希望这个判决能警醒更多的人，任何胆敢违犯真主律法或反抗真主意志的人，都将得到这样的下场。”
随后，他举起一根细细的芦苇秆，说道：“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你犯的罪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
当芦苇秆“啾”的一声落在那人背上时，围观者疯狂地欢呼起来。
黑头巾一次一次地抽下去。
行刑结束时，受刑人已经缩成一团。他的后背皮开肉绽，鲜血淋淋。我不知道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有没有人扶他一把？或者，黑头巾是否把他抓进了监狱？这些都成了谜，因为我被两位叔叔带回了店里。
五分钟后，缝纫机又嗡嗡嗡地运转起来。我继续整理做好的衣服，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又见过很多人遭受鞭刑或殴打。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头儿被黑头巾拿钢丝绳抽打，原因竟是他的胡子不够长。黑头巾在街上巡查时很可能会突然走过来抓住你的胡子，用手掌量一量。倘若你的胡子本来就不算太长，却又恰好遇到一个手掌大的黑头巾，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有时候，他们只是稍加惩戒，比如把人的脸抹黑之后游街示众，并怂恿围观人群辱骂被罚者。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耸人听闻，但这的确是实情。拉喇叔叔曾经告诉我说，塔利班只惩罚那些违犯律法的人，因此在我这个小孩的认知当中，那些被惩罚的人都是罪有应得。
但有一件事却始终让我耿耿于怀。
有一次，我和爷爷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同到外地走亲戚。我们在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喝茶。坐在茶室外面时，我们看到几个人同时朝一个方向跑去。爷爷拦住一个问发生了什么事。“审判呢，朋友。审判。”
因为好奇，我们也跟过去一看究竟。来到村头，只见一大片空地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一些人高喊：“真主至大！赞美归于真主！”另一些人则不停地欢呼。
起初，我以为是在进行什么比赛，也许是斗狗，或者斗鸡。我伸长脖子向众人目光聚集的地方望去，可惜视线被人墙挡住。爷爷的朋友便把我举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穿着波卡，眼睛被一条黑布蒙着，双手被绳子紧紧地绑在背后。
她旁边站着一个人，我猜应该是塔利班司法部门的官员。此人举起一只手，人群随即安静下来。“这是个肮脏的女人。她与人通奸，是个淫妇、妓女。”
众人高声附和，用各种难听的话辱骂那个女人。“根据她所犯的罪，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决定判处她死刑。希望这个判决能让更多的女人引以为戒。现在，我们就将她处以石刑。立即执行。”
说完，他一只手几乎是温柔地放在女人的肩膀上，押着她走向一个挖好的土坑。他搀着女人的胳膊，把她扶进土坑，直到她的腰和地面齐平。女人并没有反抗的意思。
这时，我才注意到放在人群前面的一堆石块。
塔利班官员走到石堆前，捡起一个大块的石头，随后像拿着奖杯一样举过头顶挥了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你犯的罪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
他重新向那女人走去，直到离她几步远的地方才停下。
然后，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掷出石块，砸在了女人的头上。
人群立即疯狂起来，他们叫喊着，纷纷捡起石头砸那个女人。刚开始，她站在坑里一动不动，但后来有块石头砸中了她的后脑勺，她终于疼得承受不住，开始挣扎着向坑外爬。然而，更多的石头砸中她，她仰面倒了下去。后面的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记得石头像冰雹一样飞向坑里，耳边一直回响着人们疯狂的喊叫。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
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自己看到的景象：人群的喧闹，人们兴奋的表情，爷爷和他朋友的冷静与沉默。我不喜欢那样的场面，但我也没有哭。坐在爷爷朋友的肩头，我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一些大人的肩膀上也坐着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他们面无表情，但眼睛里却和我一样充满了困惑。
事后回过头看，那是极为残暴的行径，但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背景。我们的国家已然饱受摧残，政治混乱，兵连祸结。由于没有权威的国家政府，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数百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数不清的儿童被残忍杀害。人们早已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他们（塔利班）的口号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平或我们的统治，我们就强迫你接受。”
爷爷把塔利班统治下的日子称为“最好的时代”。鉴于他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战乱之中，他以及其他众多阿富汗人能有这样的感受，也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一如从前，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跳出地缘政治的怪圈。阿富汗即将坠入更加苦难的深渊。
第三章
转眼我到了七岁。
我记得自己在厨房与客厅间跑来跑去，一趟又一趟地把妈妈煮好的茶端给各位部落长老和塔利班战士们。他们突然齐聚到我家，似乎在商议什么大事。屋子里的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这事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说，“凭什么要我们向帝国主义屈服？”
一个叫本·拉登的沙特人——拉喇叔叔说他是个伟大的自由战士——袭击了美国。我们没有看到袭击的相关画面，因为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电视是被禁止的，但广播里一直在不间断地报道。袭击导致了数千人死亡。听说有的人为了逃生不惜从大楼上跳下去。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经常对我说，美国人都是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异教徒。但是听着新闻，我还是感到难过，不由得想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因为我们家有过住难民营的经历，所以我对在战争与冲突中遭受苦难的人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和同情，不管他们来自哪里。
事件刚刚发生后几天，美国政府就拿本·拉登的袭击指责阿富汗，因为塔利班拒绝屈从美国人的压力交出本·拉登。传闻说本·拉登就藏身于托拉博拉山中，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本·拉登是我们的客人，”一个人口气坚决地说，“普什图瓦里不可违背。”
他的朋友用力点着头说：“我们的国家绝不会向美国的压力低头。”
美国政府威胁说如果我们不交出本·拉登，他们就将对我们的国家展开军事行动。但塔利班拒不合作，因为根据普什图瓦里的精神，本·拉登是我们的客人，主人必须保护客人的安全。
屋里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激情。没有人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主要因为谁都知道塔利班和袭击事件毫无关系，所以大家都认为美国人最终会接受这个现实。
然而世事难料，短短几天后，美国在四十八个国家的支持下派军侵入了我国，并将塔利班打得节节败退。
* * * * * * * *
战争爆发之初，我们能看到美军战斗机从头顶轰鸣而过。第一天，它们只在空中盘旋，什么也不干。到处都是塔利班的部队，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武装起来与他们并肩作战。
爸爸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尽力搜集药品，并让妈妈收拾好行李和食物，带我们到附近的地堡中躲避。郊外有好几个水泥地堡，说起来多么悲哀，那还是内战留下的遗迹呢。
第二天，美军开始轰炸托拉博拉。我们离山区还有很远的距离，暂时并无危险。但没过几天，炸弹就开始像雨点一样从头顶倾泻而下了。我们和其他的家庭在地堡中挤成一团。
战争是恐怖的。大家都很害怕。
谁都不知道飞机会从哪里飞过来。它们靠近时，塔利班的防空飞弹便尖叫着冲上天空，继之而来的就是震耳欲聋、令人胆战心惊的爆炸声。轰炸时，整个大地都在跟着颤抖。每一轮轰炸结束，我们就从地堡中钻出来透透气，顺便抬头望一望B-52轰炸机在天空留下的尾迹。
可以说，除了核弹，美军把各种类型的炸弹都在我们的国土上用了一遍。即使到今天，我们那里仍有很多孩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疾病，甚至先天畸形，这都要拜当时美军所用的某些放射性炸弹所赐。不管什么时候想到这件事，我都会义愤填膺。
拉喇叔叔是塔利班的地区指挥官，负责领导抗击侵略者的斗争。爸爸每天都待在医院里治疗伤者。爷爷坚持留在家里，预防有人趁火打劫。他们每个人都令我骄傲，但我最担心的还是爸爸，我怕医院会遭到轰炸。
我渴望回到我的山间乐园，但如今山里不安全。战斗的声音在群山之间回响，仿佛整个阿富汗都在遭受攻击。连续数天，我们连眼睛都无法合上。我想地堡迟早会被炸毁。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所在的那片区域曾是我们的最后防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拉喇叔叔是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塔利班地区指挥官之一。后来我听说，正是叔叔的英勇无畏，才让众多塔利班战士有机会逃离喀布尔，逃往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因此，在我幼稚的眼中，他简直就是一个大英雄。那一仗打完没多久，拉喇也逃到了国外，从此杳无音信。我担心他已经被抓并被处死，但事实究竟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从那之后，阿富汗进入被占领状态。
仿佛一夜之间，遍地都是美军。他们开着装甲巡逻车在路上隆隆驶过。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西方的军队，他们的重型武器令我望而生畏。在我们眼中，他们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我和我的哥哥、弟弟有时候会远远地向他们投掷石块。
很快，我们就对他们的存在习以为常了。
* * * * * * * *
外国军队的压力和国内政治的混乱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爸爸决定全家搬到相邻的地区，那里是他的出生地，相对来说比我们这里稍微安全些。
美军开过来没多久，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便也抵达。很快，我们处处便能看到贴着蓝色UN（联合国）标志的白色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他们开始重建医院和学校。爸爸虽然认为这是好事，但在感情上他并不乐意看到外国人代替我们的政府建设公共设施。
女孩子在塔利班时期是被禁止接受教育的，但如今也开始慢慢地返回校园。看到她们穿着黑色的校服，戴着白色的小头巾走向学校，我感觉特别奇怪。因为有些男生喜欢辱骂她们，或者拿石子丢她们，女生们为了安全起见，总是一群一群结伴而行。我的两个妹妹也上了一阵子学，但后来因为爸爸觉得不安全，便作罢了。我很高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我不乐意让妹妹们接受教育，而是因为我实在不愿听到我的某个朋友对我说他在外面看到了我的妹妹。“圣训”中有劝阻流言蜚语的话。圣人认为流言蜚语如同诽谤，应该禁止，这种行为好比吃兄弟的肉一样罪恶。然而现实中，流言蜚语依旧盛行。在我们那里，流言通常都和女人有关，而很少有人在乎流言的真假。这种流言的危害性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假如有人说某个女孩行为不端，那么女孩的家人要么找到那个使他们家族蒙羞的人并处死他，要么举家迁往别处，个别极端的家庭甚至会杀掉女孩，而不管女孩是否无辜。无论采取怎样的举动，总之女孩的家人不能无动于衷，否则他们整个家族都将声名扫地。
我不希望妹妹们受到任何伤害，我真心认为让她们远离学校、远离各种风险是最好的选择。我还和过去一样虔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从外国人来了以后，我比从前更虔诚了。
新情况很多，局势仍不稳定。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各种势力之间的战斗时有发生。他们中有些支持原塔利班政权，而另一些则支持美军。
有一种非常可笑的观点认为，只要塔利班一倒台，我们的国家就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进步。而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比如我的爷爷——整个世界都仿佛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人们总说塔利班残暴，但实际上，以美军为首的北约部队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曾目睹过一件事，和石刑的场面一样，这件事至今还会让我做噩梦。
那次，我们开车去离我们最近的城市贾拉拉巴德。走着走着，我们发现前面的路被美军的装甲车给挡住了。看样子，他们在路上设置了检查站。突然，一辆满载平民（包括儿童）的小轿车从对面转了个弯，径直朝检查站开过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莽撞，也许车上有人生病了，或者有其他紧急的事，总之他们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
美国大兵们不由分说地便开了枪。密集的枪声响了好一阵才停下。
小轿车燃起熊熊大火，车里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我记得当时清楚地听到那辆车里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爸爸搂住我，并想方设法遮住我的眼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经常听说美军意外轰炸了婚礼现场，误杀了无辜农民。美国大兵肆意地枪杀他们怀疑是塔利班分子的人。有些人莫名其妙就被特种部队抓了去，一消失便是数年。女人们苦等着她们的丈夫，但丈夫却迟迟不归。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谁都不知道。
被占领下的日子充满了屈辱。公路上几乎没有一天不设路障。有个可怜的女人，因为美国兵拒绝她和她的丈夫通行，她无奈之下只能在路边生下了孩子。
我恨美国人，因为他们想征服我们。我觉得他们比当年的苏联人还要可恶。
后来，政治上渐趋稳定，拉喇叔叔终于有机会回来了。原来，他一直躲在巴基斯坦。现在，他效忠于民主的阿富汗新政府。新任省长认识拉喇叔叔，知道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监狱系统给他安排了一个很高的职务。但有些本地人惧怕他、不信任他，因为他曾是塔利班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还有些人妒忌我们家得势，便用中伤我叔叔的方式陷害我们。塔利班尽管已经转入了地下，但他们的力量依然强大。美国军方千方百计搜集情报，有人便趁机挟私报复，用莫须有的罪名构陷与他们有仇的人。因为我叔叔的履历，他在阿富汗已经很难再待下去了。几个月后，他不得已再次离开，重新逃到了巴基斯坦。
美军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基地。他们知道拉喇曾担任过塔利班东方情报部门的头头，因此认为拉喇定是逃到了山里的某个藏匿处，并重新加入了塔利班组织。于是，他们隔三岔五便到我家，向我的爸爸和叔叔们打听拉喇的下落。可我的爸爸确实不知道拉喇叔叔去了哪里，他自从走了之后便音信全无。
家里的男人，包括我和哥哥、弟弟，对这些不请自来的美国人都很反感。美国大兵们不了解我们的文化习俗，更不懂得非礼勿视。在我们家里看到女人时不仅不知道扭头回避，反倒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我的妹妹塔佳和拉齐亚被他们吓得大哭不止。“古尔瓦力，听话，回答他们。”爸爸坚持要我们合作，“最好别给家里惹麻烦。”
可在内心里，我恨得咬牙切齿。
* * * * * * * *“你又长大一岁啦，以后要像个大孩子一样懂事。”虽然一脸严肃，但妈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慈爱。说完，她竟破天荒地笑了笑。
那是我的十一岁生日——2005年10月。按照伊朗历则是1385年。伊朗历是从伊斯兰教在阿富汗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才确立下来的，因此伊朗历要比伊斯兰历晚大约五十年。
我们不庆祝生日。有人说那与伊斯兰的宗旨不符，但实际上更多只是民族习惯问题：在阿富汗，很多生自穷苦或者文盲家庭的孩子连自己是何时出生的都不知道。如果你的家庭中有人受过教育，他们就会把你的出生日期写下来。但妈妈说我的生日是个特别的时刻，于是到了这一天，我会像只骄傲的公鸡一样把胸脯鼓得高高的，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美军占领期间，我们的家庭仍在扩大。妈妈又给我们生了一个小弟弟，取名叫纳齐尔。爸爸、妈妈欢天喜地，弟弟的到来缓和了他们失去上一对双胞胎的痛苦。可是，弟弟身体虚弱，吃不下东西。我记得爸爸经常给他打针，帮助他增强食欲。
大概进入占领期的第三个年头，我妈妈的父母，以及我外公的第二个妻子，带着他们全部的十五个孩子从巴基斯坦回国，并在离我们大约六小时车程的一个地区定居下来。外公是个极为虔诚的人，他强烈反对任何性质的暴力行为。因此，妈妈认为让我们兄弟姐妹和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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