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喜根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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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老行当试读：
为后人留下记忆中的财富
我国的老行当一直以选材独特、构思奇妙、工艺精湛而为世界称道。老行当曾经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一门技艺成就了一个行当，无论是生活需要，还是情结使然，多姿多彩的日子让老行当散发着久远的魅力，它见证了历史的昨天。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老行当逐渐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老行当的消亡，对从业者来说，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改变而已，作为行业来说很正常。抱残守缺没有意义，如今老行当从物质层面上已逐渐不需要了，但在精神层面上却很需要，我们不能忽略情感上的维系，作为情感上的东西，时不时地怀念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老行当在特定时期出现，有其历史土壤，随着时代发展，它逐渐出现了与外部环境不适应的地方，但它属于历史记忆遗存，承载了难以忘却的纪念。在工艺上，它凝聚着人类智慧，有机器代替不了的智慧和心血，是人类精神的重要遗存。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来看，在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下，民族文化更应该保护。即使从实用角度看，也还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在局部地区仍然是一种补充，虽然主体上辉煌不再，但还会给社会带来方便。对于故去的岁月，老行当不仅是对历史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们已成为一个个文化符号，由这些文化符号，我们可以联想到那个时代丰富的社会内涵，具有博物馆的馆藏价值。
这些年我寻访了不少古镇古村落，云南丽江、成都锦里、浙江乌镇、常熟沙家浜等地老行当保护和开发模式令人叹服。在一些古镇老街上，旅游部门专门辟出铺面，引进传统的前店后坊式的商铺经营模式，让老艺人在这里充分展现技艺，不仅增加了旅游项目的趣味性，而且抢救了行将消亡的民间传统工艺，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显然，一些老行当的社会需求已经消失，但是这些行当有保存人类记忆的作用。比如补锅、锔碗，这个行当现在已经没有需求，但是补锅、锔碗的工具，还有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图片、文字记录下来，这样可以告诉后人历史上有过这个东西。应当承认，有些老行当的传承价值已经不大，但是它对人类历史的记录作用却仍然存在。
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曾经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当务之急就是“抢救”！作为一名记者、一位作家，我对乡土文化有着深切的情怀，长期以来为老行当保护和抢救的现状而焦虑，对于生命、历史，我虽不能延续它，但我有阅历、有笔力、有为社会担当的勇气，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它，向社会展示老行当的知识和魅力，为后人留下记忆中的财富。
百业寻踪
铜匠
江南人家都喜欢铜器，那时候，一般家庭所使用的器皿都离不开铜器，婚嫁时必备两个铜盆，子孙满月又要送个铜盆、一双铜筷子，父母过六十大寿，子女照例会送上一个铜盆，寓意父母金盆洗手可以享清福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江南古镇到底有多少“打铜巷”，实在数不清。当时江南人家以拥有铜器为荣，使用铜器多的便是大户人家。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人们纷纷把铜器捐了出来，铜器从此在江南人日常生活中“淡出”，铜器铺相继关门歇业，可铜匠担仍然活跃在街头巷尾。
铜匠担两头都是木柜，一头木柜抽屉里放着铆钉、铜钉、铜皮等修补原料，另一头的木柜就是个工作台，台面上是一把固定的木柄长锉，架子上挂着铁钻和一些铜挂件，抽屉里有钳子、榔头等工具。有道是“卖什么吆喝什么”，可铜匠从不吆喝，只管埋头走路，左手持一件串了七八块长方形铁片的铁串，行走时铁片往上抛来回撞击，“呱哒、呱哒”的金属声顺着门缝往人家屋里钻，人们听见这熟悉的声音便知道铜匠来了。
铜匠修铜器不生火，故称冷作。承接最多的生意是修锁配钥匙，铜匠有一串万能钥匙，不管是老式铜锁还是新式弹子锁都打得开。老式衣柜的铜铰链断了、皮箱的铜包角坏了、铜脚炉拎襻脱落，铜匠妙手回春，立马整旧如新。有人家搪瓷盆瓷跌掉了，担心日后生锈穿孔，也拿过来请铜匠修。铜匠随身带有烙铁和焊锡，将烙铁放在人家炭炉里烧红，将瓷盆破损处用砂纸打光，用木棒在小瓶子里蘸点硝镪水涂在上面，烙铁粘上锡，“滋啦”一声，瓷盆就焊好了。这修修补补的活计，也花不了几个钱，挺受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欢迎。
还有一种卖铜勺、铲子的，似乎也应归在铜匠行当之列。他们大多数是兴化一带人，居无定所，常年生活在船上。靠岸后，找一块空地支起炉子、拉着大风箱炼铜。铜大部分是换来的什铜，什铜不够添些铜锭。铜水出炉后用长勺倒进一个个泥模，冷却后拆开模具，里面就是一组铜勺或铜铲，拿出来用锉刀锉锉，就成了铮亮的黄铜器皿。偶尔，他们也加工一些铜烫壶、铜脚炉，这种东西工艺比较复杂，买一个能用很长时间，销路不畅，没有预约不做。
上街卖铜勺、铲子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一根竹竿上面绑两根横条，横条上拴了大大小小的铜勺、铲子，边走边摇，铜器经撞击发出“叮铃咣啷”的响声，轻重缓急像演奏打击乐一样，吸引了众多行人的目光。同时，她们身上背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备货和秤。这类铜匠主要干的是以旧换新的营生，经营模式与银匠店大同小异，旧铜勺、铲子、脚炉拿来称分量、折旧，算出实际重量，超过部分按什铜收购，不足部分贴钱，加工费另收，虽没有几个钱，但这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到冬季，她们会随手拎个烫壶、脚炉，有铜拿铜来换，没有铜也可以拿钱买，那年头铜属统购统销物资，议价铜不是没有，只不过价格高一些罢了。
铁匠
早年读过臧克家先生三十年代初写的一首短诗《当炉女》，上下两阕十二行仅一百多个字，却活脱脱地展现了铁匠铺悲欢离合两个刻骨铭心的场面：
去年，什么都是他一手担当，
喉咙里，痰呼呼地响，
应和着手里的风箱，
她坐在门槛上守着安详，
小儿在怀里，大儿在腿上，
她眼睛里笑出了感谢的灵光。
今年，她亲手拉着风箱，
白绒绳拖在散乱的头发上，
大儿捧着水瓢蹀躞着分忙，
小儿在地上打转，哭得发了狂，
她眼睛盯住他，手却不停放，
果敢地咬住牙根∶“什么都由我承当！”
撑船、打铁，世上最苦的行当。一位失去丈夫的妇人，拖着两个孩子独自撑着个铁匠铺，真可谓苦上加苦。
铁匠手艺大都是家传，据说祖师爷是太上老君，因为他有炼丹炉，任何金属扔到炉内都可熔化，农历二月十五为祖师爷生日，铁匠铺众师徒是一定要拜祭的，图的是炉红火旺，生意兴隆。铁匠分店铺、流动摊两种，店铺通常设在城乡结合部，前店后坊，专卖铁制日用品和农具，现场锻打应用器具。流动摊一般为二三匠人结伴，肩挑工具箱、小铁墩、火炉、风箱，走乡串户，专为农民锻打和修理铁犁、铁耙、镰刀等农具，倒也颇受欢迎。
从小我结识了一位铁匠朋友，叫三龙，比我大五六岁，人长得虽单薄，但胳膊上还有点肌肉，玩石担子、石锁是一把好手，由于家里弟兄姊妹多，十五岁拜在一位姓周的铁匠师傅手下当学徒。铁匠铺临街，早晨卸门板、生炉子、拉风箱自然是徒弟的事。大火炉在屋子右侧，铁匠墩就支在屋子中间，风箱一拉，炉膛内火苗往外直窜，铁料在炉中烧红刚拿出来，铁锤打在上面，通红的铁屑四下飞溅，如果溅在化纤织物上肯定留下一个洞，好在那年头市面上还没有流行化纤布，大家都穿纯棉织品，不怕烫。但铁屑近距离溅在身上还是挺烫的，所以铁匠都系着厚厚的围裙，鞋面上盖着破布纳成的护罩。仅半年工夫，十八磅大铁锤在三龙手里已经抡得得心应手了。师傅掌主锤，三龙抡大锤，师傅左手握铁钳，右手握小锤，在三龙锻打过程中不断翻动铁料，使之能将方铁打成圆铁，粗铁棍打成细铁条。民间有句老话：长木匠，短铁匠。说的是木匠下料总留有充分的余地，长了可以锯，短了没法接；铁匠有大火炉，铁料可以接，要长则长，要短即短，要方则方，要圆即圆。
我的故乡邵伯过去是水码头，曾是辉煌一时的南北物资集散地，镇上工业起源于以船民为服务对象的钉铁业，鼎盛时期，铁匠铺近百家，所产锚链名闻遐迩。这里生产的铁锚曲度相称、淬火适中，形状像猫的利爪，落地四平八稳；所产链，粗细均匀，连接处不留痕迹，即使遇上大风浪也不易断裂，故而享誉大江南北。
锡匠
我小的时候，感觉天气要比现在冷得多，人们晚上睡觉都习惯在被窝里放个烫壶。烫壶多种多样，铜的、锡的、瓷的……最不济的弄个盐水瓶也能凑合。黄灿灿的扁圆铜烫壶，样子好看散热也快，为了防止烫伤小孩，外面得裹个布袋。锡烫壶其貌不扬，散热相对慢一些，不用裹布袋，热乎乎的能持续到天亮。
在江南一带走动的锡匠多为兴化人，他们一家人都住在船上，船一靠岸，徒弟便手持两件工具，“叮儿当、叮儿当”地走街串巷揽生意。等生意揽多了，他们便将沉甸甸的锡匠担子挑上岸。通常，人家请锡匠打锡器，都是自己备料，主家把残破锡器送来，锡匠一一过秤，详细记下重量，根据来人要求打造的物品换算一下重量，做到双方心中有数。然后，找一处宽敞、平坦的地面做作场，生意就算开张了。
小炉灶支起来，风箱一拉，火苗直窜，那小小的坩埚散发着温暖的橘红色光晕，锡的熔点很低，不大一会，破旧的锡壶、蜡烛台便慢慢熔化成水银般的液体，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绵软的金属味道。此刻，锡匠便会把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着表芯纸的方砖打开，在表芯纸上放上一条湿润的细软棉线。棉线圈起的轮廓，根据打造器具的大小和样式而定。如果是做锡吊子，那线绳会圈成一个扇型的面，线头露在石板外面，却不交叉，两个线头间留有一定的空隙。然后再合上两块方砖，锡水化到一定程度，锡匠就把坩埚端起来，吹掉锡水上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对准线头间的空隙，小心翼翼地倾倒进去，方砖缝隙间冒出淡淡的青烟。约摸五分钟，打开方砖，沿着线圈的轨迹，就是一块锃亮的扇型锡板。接下来，锡匠稍作裁剪，然后在砧板上锤打，直到打出锡吊子形状。拼接上壶底、壶嘴、壶把，再用边角料做一个壶盖，最后在壶身上用木槌轻轻搥打出均匀的亮点，一个锡吊子便问世了。粗使的锡器，这样就能交活。若是细巧的锡器，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下，用竹节草擦一擦，擦得银光锃亮。
刚做出来的锡器的确很亮，可是时间不长便氧化变成灰黑色。但在那个科技相对落后的年代，用锡器贮存茶叶、温酒是再适宜不过的了。因为它可塑性好、密闭性和导热性强，锡器便长久地成了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伴侣。
记得我姨父冬天就喜欢用锡壶烫酒喝，把酒倒进锡壶，注满开水，那酒不一会就热了，然后用小酒杯啜着喝。他眯着眼喝得有滋有味，喝到兴头上时，会情不自禁地给我和表哥嘴里塞上几片喷香的牛肉。
如今在我们生活里已找不到真正的锡匠，寻常人家也很难觅到锡做的器皿。回首往事，一切都是那么仓促，仓促得就像刚出世的锡具，银亮的色彩转瞬即逝。
银匠
我从小就羡慕人家“惯宝宝”，手上有手镯，脚上有脚镯，镯上有一串银灿灿的铃铛，手舞足蹈之际发出叮叮当当的银铃声，动听极了。而农村里、渔船上的小男孩则喜欢戴银项圈，每个直径约二十公分，明晃晃地套在脖子上，与脑后的“小尾巴”相得益彰。按说我是家里“老巴子”也算“惯宝宝”，儿时却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当我儿子呱呱一落地，她便送来了银灿灿的手镯、脚镯，算是弥补了我儿时的遗憾。
据历史记载，中国发现和使用白银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早期银器初见于战国，于汉唐时期更进入鼎盛时期，人们把保佑平安、兴旺发达、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等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各种金银器上，形成了深厚的民间首饰文化。
记得古镇上曾拥有三四家银匠店，加工的金银首饰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童饰，另一类为女饰。童饰有手镯、脚镯、锁片、项圈、帽坠、麒麟送子牌、和合二仙牌以及挑式、钟式、筐式等各种各样的铃铛。女饰有插在发髻上的簪子、金钗，戴在手上的戒指、手镯、手链，挂在耳朵上的耳环、耳坠和套在脖子上的项圈、项链。
离我家最近的是一家王记银匠店，鼻梁上架一付老花镜的老银匠成年累月地敲打着，他那工作台上，酒精灯、银匠砧子、锤子、锉子、钳子、试金石、模子，一应俱全。此外，还有一把白铜、象牙做的戥子和一瓶给首饰上光的白矾水。看他打制金银器，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点上酒精灯，老银匠气定神闲地将带弯头的吹管含在嘴里，深深吸上一口气，火焰顿时被吹成了一道细线，金块在蓝色的细火中渐渐变软，随后放进铜模子叮叮当当敲打一气，美轮美奂的花型脱颖而出，紧接着拿到小铁砧上轻轻锤一锤、锉一锉，去除毛边毛刺，再放进白矾水瓶，只听得“哧啦”一声，一件锃光闪亮的首饰便展现在客户面前。
记得和我母亲共事的张先生过去就是位银匠，“文革”破四旧，金银首饰首当其冲，他转行当了会计。改革开放初期，县里创办金属工艺厂，人们想到了散落在民间的一帮老银匠，张先生风风光光地被请去当艺术顾问，参与设计制造了一批“国宝”级金属工艺品。“九龙杯”，相传是清康熙年间邻国进贡的一件稀世珍宝，它的奇特功能在于斟酒后杯中能显现一条龙，因而备受康熙喜爱。此后，则演绎出《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民间传说。至于这九龙杯到底何等模样？如今流落何方？始终是个谜。而这帮不甘寂寞的老银匠，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居然将这具有珍贵考古价值的九龙杯制成了。那年，我到该厂采访有幸一睹芳容：一只金银镶嵌的酒杯，四周环绕着八条形态逼真、玲珑剔透的金龙，斟上白酒，杯底则显露出一条活灵活现的小青龙。为了给国家换取外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该厂推出了“九龙酒具”，首次拿到国际市场展销，马上引起轰动，尽管售价高达人民币8600元，仍供不应求。
老银匠闻此一个个大喜过望：一喜为国争了光，二喜民间的传统工艺绽放出了绚丽夺目的异彩！
车匠
古镇不大，倒有两家车匠铺，北边一家只有一间门面一台车床，南边一家拥有两间门面两台车床，两家相距二三百米，各自靠手艺吃饭，生意还算红火。车匠主要车一些家具、农具中需要旋圆的木料，比如红木大床架子、檀木八仙桌腿、水车辘轳、量米升子、烧饼槌子什么的，更多的是加工大木船上用的滑轮。
古镇居运河要冲，扼江淮咽喉，素为苏北客货运输集散重镇，明清时期，即为运河线上漕运枢纽，水运事业相当发达。水上人家讲话多有禁忌，盛饭不说盛，称装饭，“盛”音同“沉”，常挂在嘴上不吉利；帆船称之为篷子船，扬帆唤作扯篷，“帆”音同“翻”，万万提不得。扯篷、落篷都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滑轮，加工大滑轮组是南边车匠铺老爷子的拿手绝活。老爷子年纪已六十开外，一个儿子，一大帮孙儿孙女，前面为作坊，后面是住家。由于活计多，常年雇一个伙计帮忙，因此，两台车床通常由儿子和伙计使。大概是职业病的缘故，老爷子平时右手有些抖，可是碰到高难度的大活计，老爷子往往亲自操刀，只要人一上车床，他便全神贯注，手一点也不抖。
木车床与现代车床有许多不同之处，木车床当中有个车轴，轴下有皮条，皮条连着大木轮，双脚一上一下用力踩踏板带动木轮，产生动力牵动车轴，木料便飞也似的转动起来。车匠坐在大凳上，两手紧握旋刀，执刀造料。先是用大平口刀铲去木料表皮，同时将木料定型，然后月牙刀、斜刀、旋刀轮番上阵，刀轻轻一点，木花便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木花如弹簧、如番瓜瓤、如小瓦片，有白的、黄的、淡紫的、粉红的，十分好看。街上的孩子无论上学还是放学，路过车匠铺总要看半天。家乡有句俗语：“油儿（聪明人）看一眼，呆子望到晚。”如此说来，儿时的我当属呆子一类。
小孩与车匠铺有缘，还有另一层原因是这里可以加工陀螺。我们那里称陀螺为“老牛”，玩时用厚布条或粗棉线绳缠绕，用力抽绳，使其直立旋转，然后一鞭一鞭地抽，因此谓之“抽老牛”。聪明的小孩能自制“老牛”，找一根圆木棍，用刀斧将其砍尖，下面钉根铁钉在石头上磨光，上面用锯子一锯就成了。有道是“砍的没有旋的圆”，稍有一点“经济实力”的小孩，还是喜欢到车匠铺现场定做。小的三分钱，大的五分，木料可以是枣木、梨木，也可以选黄杨，形状可以是海螺形，也可以加工成葫芦状，下面不钉铁钉，装的是轴承上的滚珠，抓在手里既细腻又玲珑。有的小孩还不满足，回去特意在上面按几颗图钉，用蜡笔画几条杠，旋转起来不仅闪闪发光，而且会荡起一道道彩虹，感觉大不一样。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老车匠早已驾鹤西去，木车床的脚踏功能亦被电机所代替，除了一些农村集镇，城市里车匠铺日渐稀少且后继乏人，而人们日常生活少不了它，看来这个行当还有必要像历史遗存一样继续保留下去。
篾匠
篾匠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过去老百姓日常用具多为用竹子加工而成，大到房屋、床铺、躺椅、桌子、凉席，小及竹篮、淘箩、蒸笼、箩筐、筛子，甚至连热水瓶壳也是竹编的。竹制品以其美观大方、经久耐用，备受家庭主妇欢迎，所以，每年赶庙会篾匠总能赚个盆盈钵满。“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过去，江南一带农村学篾匠手艺的人很多。
黄篾匠少时跟师傅走街串巷“吃百家饭”，自己挑个篾匠担在前头走，师傅跟在身后不紧不慢地吆喝：“竹篮、淘箩子修——”篾匠担也是典型的“八根系”，一头是工具箱，一头是材料架。工具箱，木质结构，椭圆形状，尺把高，箱盖打开以后形成一个半圆形敞口，里面装有篾刀、小锯、小凿、小钻之类必备的工具。有一件特殊工具是篾匠独有的：度篾齿。这玩意不大，作用却有些特别，它像一把铁打的小刀，一面有一道特制的小槽，它插在任何地方，柔软的竹篾都能从小槽中穿过去。度篾齿分大中小号，工具箱里不备上十把八把是开不了张的。担子另一头俨然是个大竹筐，不过，其他竹筐是用绳系的，这里用的是竹片，两根宽竹片中间用火熏弯，十字交叉与竹筐连体形成一个竹架。竹筐里放着长长短短的竹片，竹架上挂着锯子、圈成圆圈的竹篾，下面挂一些竹篮、淘箩之类的半成品，可以说既是材料架又是展销台。
黄篾匠挑了三年篾匠担，跟师傅学得一手好技艺，砍、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基本功样样扎实，件件通晓。他剖的篾片，粗细均匀，青白分明；编的篮子，精巧漂亮，周正方圆。黄篾匠有他做人的信条：篾匠手艺是细致活，做得好不需要吆喝，东家还没有做完，西家就来请了，风风光光上门，踏踏实实做事，体体面面拿钱。
篾匠活计很讲究取材，春竹不如冬竹，冬竹还要选小年的竹，有韧劲，但不管春竹冬竹都必须新鲜，鲜竹砍下来最多不能放过十天，否则剖不出篾来。破竹，是篾匠的绝技，毛竹一头斜支在屋角，一头搁在黄篾匠肩上，锋利的篾刀轻轻一勾，碗口粗的毛竹便拉开了一个口子，再用力一拉，只听得“啪”一声脆响，便裂开了好几节。然后，篾刀顺势往下推，随着“噼噼啪啪”的声响，竹子节节裂开，“势如破竹”在这里得到了最准确的诠释。但很快篾刀被竹子夹住动弹不得，此刻只见黄篾匠放下篾刀，一双铁钳般的大手抓住两片大毛竹，用力一抖一掰，“啪啪啪”一串悦耳的爆响，毛竹訇然中裂，那姿势犹如武术表演一般优美。
篾匠活的精细全在手上，篾匠掏出不同的刀能劈出不同的篾条，最外面一层带竹子表皮的叫篾青，不带表皮的叫篾黄。篾黄远不如篾青结实，尤其经常下水的用具，如篮子、淘箩、筛子通常都用篾青。成年累月编织的确苦了黄篾匠这双手，伸出来，十根指头像树根一样粗糙，到了冬天到处“沟壑纵横”，手裂到哪橡皮膏药贴到哪，一下水便钻心地痛。有道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遗憾的是，黄篾匠吃了一辈子苦，却家徒四壁，老一辈薪火相传的篾匠手艺被他继承下来，但离人上人却越来越远了。
皮匠
江南风俗，每逢闰月年，出嫁的姑娘要给母亲做“闰月鞋”。孝顺的女儿还讲究当天绣花、当天绱好、当天送过去，配上新袜子亲手给老人穿上，一方面尽孝道，一方面祈求老人健康长寿。因此，逢到闰月年皮匠店生意便格外红火，一年到头绱鞋、楦鞋，忙得不亦乐乎。
皮匠也分两种，一种是行脚，一种做店面。行脚挑一副皮匠担子整天东游西荡，街头、巷口、夏日的树阴下、冬天向阳的山墙头是他们摊位的常设点。担子一头是竹筐，里面放着大大小小的鞋楦、钉鞋掌的铁砧以及自己坐的马扎，上面挂着许多形状不一的皮子，黄的、黑的，被风吹得直打转；另一头是圆底方盖和工具箱，圆底由三层竹片加工而成，乍一看像笼屉，里面放着榔头、切刀和头一天晚上给人家绱好的新鞋，上面方盖子其实是个扁木柜，有两个抽屉，一个抽屉放锥子、钳子、蜡线，还有一块被蜡线不知划过多少次的石蜡，另一个抽屉有两三格，分别放着各种铁掌、鞋钉，鞋钉团成一个球，中间有块吸铁石。做店面的皮匠不少人腿脚多少有点残疾，从早到晚，年复一年，系条脏兮兮的围裙，弓背低头默默地为顾客绱鞋、修鞋，他身后的墙面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鞋，那是他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我们街坊有位姓孙的皮匠，人称“孙皮匠”，手艺好，干活很利落，就是腿脚不灵便，娶了个老婆，一连生了四个丫头，坚持再生个儿，最后还真让他遂了愿，整天乐呵呵的。你瞧他绱鞋，鞋底、鞋帮往大腿间一夹，锥子在头上“咣”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底、鞋帮，轻轻拔出，两根缝被针引着蜡线对穿过去，蜡线绕在锥柄上用力一收紧，动作流利合拍，节奏均匀紧凑，针脚疏密得当，不消半个钟头就能绱好一双鞋。紧接着上楦，将木楦塞进鞋内，叮叮咚咚敲紧，用毛刷蘸点水刷去鞋面上的毛屑，然后在鞋后跟各钉一根鞋钉，用鞋底线一拴，往身后的墙壁上一挂，楦一天一夜便可穿了。孙皮匠的楦子是定做的，不光样子好，而且穿了不容易走样。因此，有的人即使在家里做好了鞋，也要拿到孙皮匠那里楦一下，图的就是那个式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穿布鞋的人越来越少，穿皮鞋、塑料凉鞋的人越来越多。孙皮匠除了绱鞋也学会了修皮鞋、修凉鞋。皮鞋鞋底磨薄，经他打掌后可以再穿很长一段时间。小青年喜欢显摆，即使是新皮鞋也要到孙皮匠那里前后钉上铁掌，走在石板路上呱哒呱哒直响，简直是“土地庙没顶——神气通天”。由于家庭负担重，孙皮匠修塑料凉鞋买不起电烙铁，他就请铁匠师傅打了几打土烙铁，焊头也用紫铜的，放在煤炭炉上烧红，拿出来在除铁锈的铁丝刷上“咣”两下，赶紧按塑料凉鞋断裂处，两三分钟后，塑料鞋居然焊得天衣无缝。
有道是“适者生存”，孙皮匠认这个命，也认这个理。
画匠
小镇上没有丹青高手，只有几个画匠。中街上的那位姓洪，与修钟表、裁玻璃的合租一间门面，门口挂一个大镜框，里面是齐白石老人神采奕奕的头像，旁边吊着一块木牌，上书两个大字：画像。白底黑字，十分醒目。洪先生除了画遗像还做玻璃画，那是在玻璃反面用油漆画“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福禄寿星”等油画，虽然对着样稿照葫芦画瓢，但要有点工笔画的底子，况且这种画是反过来画的，作画的程序与正面画完全不同，比如画龙，先用金漆勾出龙的轮廓，然后再画鳞片、点睛、涂底色，这种画是专门送人的，用于结婚、过寿、商家开业，花钱不多，很有喜庆吉祥的气氛。
北街上的画匠姓华，在外地读过书、当过兵，戴副近视眼镜，倒有几分儒雅风度。他门口镜框里画的是毛主席像，“文革”前毛主席肖像都是新华书店卖的，一般人不敢画，画走了样是要遭非议的，但华先生敢画，而且画得非常逼真，看得出来是科班出身。
其实，给人画遗像也没有多少高深造诣，只要有西画的底子，把照片摆在放大镜底下，照片上压一块九宫格玻璃，取一铅画纸，按比例放大九宫格，接下来用炭精棒慢慢临摹，赚的是功夫钱，要的是快。因为人死了要布置灵堂，光写个亡人牌没有遗像不行，所以遗像要当天送去连夜画好。有的老人一辈子没有照过像，只好请画匠在死人断气后，在床前直接勾描，要将死人画得和活人一样传神，画匠是要费心劳神的，这种活计自然要多加几个钱。
镇上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画匠——我家邻居浦老先生，他专门画“家神菩萨”。“家神菩萨”可以说是一个本来互不相干的家族的混合集体。人物分四层：最上层是南海观音一大家族，有龙女、善财童子、托塔李天王、三只眼二郎神，还有神气活现的哮天犬；第二层是玉皇大帝和他的朝臣；笫三层是关帝老爷和周仓、关平等；最下一层是财神爷爷、财神奶奶。一幅“家神菩萨”有七八十个人物，个个庄严肃穆、栩栩如生。浦老先生不像画店那样开门设摊，他专门等人上门“请画”。“请画”的多半是当地渔民，别看一个个衣衫褴褛，为了祈求平安，他们请“家神菩萨”是不惜代价的，说多少就给多少，从不讨价还价。浦老先生年近七旬，耳不聋眼不花，大儿子在街上开个纸扎店，身体不太好，老先生常过去帮帮忙，画个纸人、纸马是小菜一碟，花圈上大大的“奠”字是他的手笔。老先生还有一手绝技，给小孩“画”痄腮。不管你腮帮子肿多高，他用加冰片的陈墨在上面画一个圆巴巴，两三天就好了。尽管儿孙满堂，他不想把手艺再传下去，他知道他们没有那份灵气，没有那份虔诚。再说，新社会信这个的人越来越少，干这个营生今后没多大出息。所以，他不收徒弟也不用助手，打画稿、画衣纹、开脸、勾金虽然是流水作业，都是他亲历亲为。要问他一辈子到底画过多少幅“家神菩萨”，可以说没人知道，因为画这种画是不落款的，他做了一辈子“无名英雄”。
白铁匠
铁皮有黑、白之分，过去通称“洋铁皮”，这显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专利，最先走进中国人生活的是：装“洋油”的洋铁桶、装“洋胰子”（肥皂）的铁皮箱、装饼干的饼干筒、盛罐头的罐头盒。小时候看打仗的电影，尤其佩服八路军、游击队打鬼子时的机智神勇：把鞭炮点着往洋铁桶里一扔，那动静，跟机关枪没什么两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白铁匠生意正处于兴旺期，那时江南一带不少城镇居民吃水、用水依靠水井，所以许多人家都备有吊桶，吊桶大多数是白铁皮做的，用量可观。一到冬天，单位和居民家中都用煤炉取暖，煤炉的排烟管是白铁皮制成，一根根白铁管接起来，看似简单，其实要求很高，要做到不漏气、不滴水。这种排烟管不贵，但经过煤气腐蚀很容易损坏，一两年就得换一次，因此生意很红火。
我同学的爸爸是白铁匠，每次走过他家店铺，都能见到他父亲的作品：畚箕、漏斗、喷壶、马灯、钱箱、铁皮盆、烟囱、铅桶、吊桶、酒端子，还有杂货店、粮油店里用的油抽子。然而，留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竟是很不起眼的小油灯灯头。这种灯头通常用铅丝穿成一串挂在一边，每个仅二分钱，那是农村孩子的最爱。那年头，农村没有电灯，晚上点煤油灯，煤油也要计划，每户每月一斤，虽然每斤仅五毛钱，但不少人家买不起，只好用柴油。柴油点灯烟大，玻璃灯罩没法用，许多农村孩子干脆找个空墨水瓶，花二分钱买个小灯头，棉线搓搓装个灯芯，晚上点起来看书做作业就亮堂多了。因为有这个市场需求，白铁店也收购空墨水瓶，一分钱一个，加工成小油灯五分钱一盏卖出去，销路还不错。
做油灯灯头那是学徒工的活计，虽然工艺简单，但诀窍不少：剪裁是重点，一剪刀下去要准确无误，裁多了浪费，剪少了咬不上口。剪裁后全靠手工折边咬合或锤打铆合，这锤打铆合重要的在于掌握好火候，敲过了既伤铁皮又不经用，还容易生锈；敲得不够不仅不牢固而且不断漏。灯头成型后，中间连接部位还得用锡焊，焊前先要擦干净，用硝镪水（硫酸）清洗，将烙铁放在炉子上烧红，蘸点松香和焊锡，只听“吱”的一声，一阵白烟过后缝就接好了。
同学偶尔也带我到白铁店里去玩，走进店铺，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不绝于耳，耳膜都震得疼。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一些废旧油漆桶、薄铁板和半成品，杂乱无章，简直连脚都插不下去，同学示意我什么也别动，他爸爸心里有数，图的就是取用方便。再仔细打量那些工具，其实也很简单，铁尺、剪刀、圆规、木槌、冲、钳子、铁砧。同学他爸爸没有文化，全靠祖辈传艺，勤学苦练造就了他娴熟的技艺。他和这些铁皮打了一辈子交道，技术很好，口碑也不错，家门口邻居烫壶漏了、脸盆坏了，都喜欢找他帮忙，老人来者不拒，通常不收分文。如今，随着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塑料、玻璃、陶瓷与不锈钢制品迅速占领家庭日常用品空间，同学他爸早已作古，白铁匠后继乏人，白铁铺只好关门歇业。
补锅
当钢精锅还很稀罕的时候，一般人家至少有两三口铁锅。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苏联锅”，那是像钢盔一样的铁锅，口不大但深，煮饭熬粥挺合适。但炒菜还是用敞口锅好，铲子划拉得开。大概是质量问题，那年头锅特别容易漏，尤其上年头的旧锅，在炉灶上炒着炒着锅底下铲出个洞，汤汁直往炉膛里灌，弄得满屋三间都是煤气味。有人家有多余的锅换，有人家没锅换，没锅换的人家只好将就一下，把锅歪过来把菜炒熟，或找点面粉和成面团在锅外帮一下，凑合着用。
往往就在这时巷内传出了补锅匠的吆喝声：“补锅儿——”那“补锅”两个字叫得轻，“儿”字声音拖得特别长，且清脆悠扬，能从巷头传到巷尾。“补锅的，来噢！”说不准此刻会有三五户人家同时招呼补锅匠。
经常在我们那一带转的补锅匠姓曹，五十多岁，家住南乡，两个儿子都在乡下务农，大儿子已成家并给他生了个孙子。由于隔代亲的缘故，他对孙子疼爱尤加，哪怕自己吃粗茶淡饭，每天回家总忘不了给孙子带块烧饼，带几粒糖果。老曹为人忠厚、不奸不滑，巷子里的人总喜欢和他开玩笑，他不急不恼，嘴里胡乱应付着，手上却忙个不停。一副补锅担挑在肩上少说也有五六十斤，一头是八个角都包了铜皮的枣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抽屉，里面放着金刚钻、坩埚、锔、疤子以及各种工具，下面装着一个风箱；另一头是木制的提篮，里面盛着微型炼铁炉、焦炭、小凳和一些破锅。
有道是“补锅没法，石灰一塌”，那是指“旱补”。通常补锅匠拿到锅总要举过头顶迎着光看一下，查找漏洞在哪里，然后拿起尖嘴小铁锤对着铁锅剥蚀的地方凿一条细缝，有时一二寸，有时三四寸。“旱补”铁疤子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样子和图钉差不多，但比图钉大，由内向外疤，一溜边排过去排满为止，最后用石灰泥一糊便可交差，数疤子算钱，一个疤二分钱，童叟无欺。“旱补”来得快，但不光滑，有时炒菜不小心，铲子与疤子“撞个满怀”，说不定把铁锅铲个洞，因此人们还是喜欢“火补”。“火补”是要有“规模”的，没有十几口锅，开炉不划算。每次开炉前，补锅匠都要从巷头到巷尾挨家挨户吆喝一遍，尽可能多找点锅源。其实那年头一口锅也就四五毛钱，补一次锅少则四五分，多则一二毛，补几次的钱倒可以买口新锅了，但人们节俭惯了，不到一定时候旧锅是断断舍不得扔的。他们还有一套“理论”：新锅没有旧锅光，扔了旧锅菜不香！
小孩总喜欢赶热闹，“火补”现场总少不了我。补锅匠忙着点火装坩埚，我蹲在旁边帮助拉风箱，一拉一推火苗直蹿煞是令人兴奋，其他小孩看不服，也过来抢着拉，常常闹得很不愉快，补锅匠干脆把我们全部拉开，一个人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和妇女们拉家常。不消一刻钟，坩埚里的生铁就化开了。此刻，补锅匠从柜子抽屉里找出一个用粘土烧制而成的泥勺，用铁钳夹着拂去铁水上面的杂质，小心翼翼地兜一小勺铁水，左手托一块厚布，上面垫着草木灰，放在铁锅要补的部位，将黄豆大小的铁水倒下去，赶紧用一根棉布卷轻轻一按，一个疤就上去了，接着次第排开，“天衣无缝”。“火补”比“旱补”贵一分钱，但人们并不在乎，他们认为这一分钱值！
裁缝
都说扬州“三把刀”——厨刀、剃头刀、修脚刀独树一帜，享誉海内外，其实扬州裁缝手艺也堪称一绝，远近闻名。上海滩早期流行的本帮裁缝，绝大多数都是扬州人。他（她）们手艺精湛，不仅衣服做工讲究、有模有样，而且价格公道、精打细算，一块裤料精心套裁常常能多出一双鞋面布。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扬州对老行当重新排名，裁缝师傅的剪刀功不可没，应名列第四。
旧时，江南一带裁缝分两种，一为店铺裁缝，一为上门裁缝。普通老百姓请裁缝上门家中肯定有大事，或婚丧嫁娶、或新儿降生。姑娘出嫁，全身上下、单夹皮棉、一年四季的衣服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均由女方赶制，其数量丰厚不丰厚、质地考究不考究，往往影响姑娘将来在婆家的地位。老人到了五六十岁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选个吉日为自己打一口寿材、做一套寿衣，这也是一种风俗，早早地把寿材、寿衣准备好，为的是讨个吉利：添福添寿。做寿衣必请裁缝上门，寿衣做成，不光付工钱而且给喜钱，这叫后事当着喜事办。王少堂先生在扬州评话《武松》中，说到王婆与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即用做寿衣作话题，请来针线好裁剪又好的潘金莲上门为王婆做寿衣，让一对狗男女勾搭成奸，留下千古骂名。出门的女儿生养之前，娘家照例是要送催生礼的，婴儿春夏秋冬的衣服均请裁缝上门精工细作。其中做内衣“毛衫子”特别有讲究：圆圆的和尚领，领后镶有三个装饰性的“狗牙边”，衣襟开在内侧不用纽扣，用红布条扎系，里外都不缝衣边，因为都是毛边，故称“毛衫子”。不钉纽扣是为了穿脱方便，毛边即“无边”，祈祝小儿无拘无束，长得更快；和尚领和大襟如同僧人衲衣，象征婴儿得到神佛保佑；“狗牙边”则寓意“卑微易长”，期盼小孩像小狗一样欢蹦乱跳健康成长。
记得二姐出嫁前家中请过一次裁缝，那是本街一位中年妇女，丈夫姓周当过教书先生，人们故称她为周师娘。周师娘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保养得挺好，说话和和气气、慢声细语，看得出来很有教养。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她挽着个小黄布包袱，客客气气地与众人打着招呼踏进家门。家里没有裁缝铺里那种像样的案板，便将长凳两张一组架起来，上面铺上门板或床板，摊上草席、床单也能将就。打开黄布包袱，里面有剪刀、木尺、皮尺、针盒、线板、眼镜、烧木炭的熨斗、带鸭嘴的喷水壶、粉板、粉袋以及顶针之类的什物。做嫁衣一般要二十天到一个月，中午裁缝随家里人一道吃，随茶便饭，不过饭菜比平常要精细些，略多一点荤腥。“进门便是客，为客三升米”，这是家乡人的待客之道。每天下午三点钟，母亲都会上街去买几块酥烧饼或蛋糕之类的点心，倒上一杯清茶，给裁缝师傅当“晚茶”。天一擦黑，家里人便将热腾腾的蛋炒饭端上了桌，招呼裁缝赶紧吃了早点收工，毕竟人家有儿有女，也许家里人正等着她回去做晚饭，也许吃过晚饭还要在家赶活计呢！
秤行
秤，作为商业器具，它代表准确、诚信，代表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作为文化，秤又代表公开、公平、公正，代表世道良心，代表民意民情。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被人们广为传唱，原因就在于此。
对秤的意识来源于小学上语文课，老师讲李白童年逃学的故事，为了形象表达铁杵磨成针的过程，老师拿秤行作比方：你们见过秤行师傅磨秤杆吗？铁杵和小秤杆差不多，要将它磨成绣花针没有恒心和毅力怎么行！从此，我对秤行师傅刮目相看。
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有两家秤行，每次经过那里都有人蹲在那里磨秤，加工秤杆的木料绝对是正宗红木，放在水里浮不起来。这两家秤行都是三代传承的杆秤世家，一家姓章一家姓蔡，章家以加工大秤见长，门口摆了不少大秤杆、大秤砣；大杆秤称三五百斤不在话下，米店、柴草行老板都到他家订秤，蔡家秤行柜台上方挂着一二十把小杆秤、戥盘，街头小贩、杂货店老板和普通市民是他家的主顾。两家秤行通往后屋的门头上都有一个神龛，里面供奉的是秤行的祖师爷洪钧老祖。应该说，杆秤是我国最早的衡器，是民族文明史的一部分，是先祖们勤劳、智慧的结晶。十六两秤即洪钧老祖发明，他取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外加福禄寿三星，合十六星，秤杆上十六颗星花为一斤。十六两制袭沿后世数千年，凡制秤者无不熟知这一典故。
蔡家秤行自从老爷子过世后即由大儿子打理，蔡老大年过四十也没成亲，平时戴一副老花眼镜坐在柜台后面，双手麻利地用刨、锉、钻等工具在秤杆上做“文章”，全神贯注的劲儿令行人都为之注目。加工一杆秤，从选料到做秤杆、打刀口、包铁皮、铸秤盘、定秤砣、打铜丝、码星线、配吊钩，前后有几十道工序，蔡老大自幼随父亲学艺，技术可谓炉火纯青，他加工的杆秤精度高、外观好，四乡八镇的人都慕名来此买秤。有的人粗心，不小心丢了秤砣、折了秤杆，都乐于到蔡老大这里补买、修理。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蔡老大乐善好施，钱能不收就不收，即使收也只收个成本费。
自古以来，做“鬼秤”的办法很多，在秤杆内装水银、戥盘上加坠铁，从而达到以少变多、欺行乱市的目的。个别昧良心的商贩见蔡老大“好说话”，暗地里许以好处请他制作“鬼秤”。碰到这档事，蔡老大不光嗤之以鼻而且翻脸不认人。有一次，我亲耳听到他将一位卖鱼的商贩骂得狗血喷头，对方羞愧难当落荒而逃。后来听说，过年有人给蔡家秤行送了两副对联：“制衡偶奇求公平，斤两重轻照眼明”“理贵持平不卑不亢，心能守正无党无偏”。应该说，这是对蔡老大为人最好的认同和褒奖。
箍桶
木匠，在人们过去日常生活中是个不可或缺的行当。木匠有大小粗细之分，砌房造屋为大木作，打造家具为小木作，专制神龛、箱笼称细木作，箍桶叫圆木作。在国人尚不知塑料为何物的年代，箍桶匠是很吃香的。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中使用的水桶、米桶、澡盆、洗衣盆、洗脚盆、马桶等，都是箍桶匠用木片箍成的。
箍桶匠有固定的作坊，不过在江南一带还是挑担的比较多，典型的“八根系”一族。“八根系”是江南土话，说得比较文雅，其实就是专指在大街小巷挑担上门服务的手艺人，诸如箍桶匠、补锅匠、锡匠、铜匠、皮匠。为何叫“八根系”？因为他们挑的担子两端各有四根绳系，一边两根，分别从两侧系住工具箱和竹筐，虽行当不同工具箱形状各异，但一根扁担、八根绳系大致相同（也有六根、两根的）。箍桶匠的工具箱扁扁的呈椭圆形，另一头竹筐里放着竹篾、竹片、铁箍、铜箍和一些马桶、脚盆半成品。“箍桶儿——”那吆喝声真像桶一样粗犷，能传到很远的地方。箍桶匠手艺很巧，他们箍桶总是先把桶底做好，然后将几块略带扇面形、三至五寸宽的木料梳（锯）成长短一律、厚薄一样的木片，精心刨过以后，一块块围着桶底放好。上箍是有技巧的，窍门在于桶底小、桶口大，竹篾编成的桶箍从桶底套进去，再将竹箍慢慢向桶口方向敲，这样上下两道箍越敲越紧，敲到适当部位再换铁箍或铜箍，然后翻过来锯齐桶底、做好桶边，上上下下用小刨子光一下，桶底和桶帮结合部塞上麻丝、油灰，木桶就做成了。盆桶做成后一般不用，将它在烈日下晒几天，上几遍桐油。使用前，用清水浸泡，让木板自然膨胀，铁箍越箍越紧便万无一失了。
箍桶中最难的是箍马桶，马桶两头小中间大，而且马盖要严丝合缝，是个细致活。过去，江南人家女儿出嫁，陪嫁的嫁妆中少不了一组成套的马桶，谓之“子孙桶”。每只马桶外形都很漂亮，上等的是一种有三道紫铜箍的红漆马桶，这组马桶有两套，一套是大小马桶各一，是日常起居用的。另一套是小马桶放在大马桶内，上面有大盖，大盖上有小盖，那是女儿将来生产时用的。小马桶内放有枣子、桂圆、花生、芝麻，各有象征意义：枣子是“早生贵子”；桂圆是“贵子中状元”；花生是“花着生”有男有女；芝麻寓意“多子多福”。实际上，这组“子孙桶”将江南人对生殖的崇拜和对人生的追求都囊括其中，理念的分量远远超过了物质的分量。
如今，现代生活节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习俗，“子孙桶”进了民俗博物馆，洗衣盆、脚盆、米桶也都成了塑料制品、搪瓷制品、不锈钢制品，开一套模具，电钮一按一个，一天成千上万。时代在进步，箍桶业不消亡那才叫怪！
厨子
扬州厨子历来享有盛名，其中最有名声的又数扬州盐商的家厨。“家厨”清代称为“家庖”，《扬州画舫录》称：“烹饪之技，家庖最胜。”其中有吴一山的“炒豆腐”、田雁门的“走炸鸡”、江郑堂的“十样猪头”、施胖子的“梨丝炒肉”、张四回子的“全羊”、汪银山的“没骨羊”等等。因为每个厨子都有一样绝活，所以每家盐商都有一种名食。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记录的扬州名菜，往往冠以主人的名字，如“程立万豆腐”“洪府粽子”等，即是此理。曹聚仁先生在《食在扬州》中对盐商家厨推崇备至：“昔日扬州，生活豪华，扬州的吃，就是给盐商培养起来的。扬州盐商几乎每一家都有头等好厨子，都有一样著名的拿手好菜或点心。盐商请客，到各家借厨子，每一厨子，做一个菜，凑成一整桌。”他吃过扬州厨子做的炒茄子、狮子头后，觉得这是一生吃过的最入味的东西。
我从小难得上一次饭店，总觉得饭店里的饭菜最香、最可口。好在我家邻居韩大哥就是饭店里的厨子，家里偶尔来人，母亲都要上饭店炒两个菜，韩大哥自然格外地关顾，菜配得足，油放得多，让人闻闻都要流口水。
逢年过节，韩大哥也帮人家办酒席，那年头家里办酒席比较简单，除了凉菜，凑足“五碗八碟”也就说得过去了。韩大哥总是提前几天同人家把菜谱定下来，让主人按菜谱备菜。到了正日，他像个独行侠，围裙一系，操起锋利的快刀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我非常佩服他的刀功，当然那砧板也得心应手，上好的白果树段，直径约七八十公分，稳稳摆放在一个大木架上，高度正好抵到腰，切丝、切片、切丁挥洒自如。尤其是切丝，他眼睛几乎不用看，一边跟别人说话，一边操刀，切出来的茭白丝跟火柴梗一般细。看他掌勺，那一招一式仿佛是在进行武术表演，只不过左手多了一口锅，右手握了一把勺。单说那炒猪肝，浆过的猪肝在油锅内滑至八成熟捞出，随后将配菜下锅爆炒，紧接着放入猪肝，右手小勺使出白练横空的招式，瞬间调好盐、糖、酱油、醋，勾上薄芡，左手大勺颠上几颠，五颜六色的菜蔬顿时在空中翻飞，将厨子精湛的烹调技法和娴熟的灶上功夫表现得淋漓尽致。待装盘后淋上明油，再观其菜，辣椒、青葱、白菜梗，红、绿、白点缀在油亮的猪肝之中，色香味俱全，怎能不勾起食客的食欲！
其实我堂哥也是厨子，每逢我家办大事，堂哥最卖力。记得母亲过六十大寿，堂哥将饭店里的大砧板、炉子、大锅、蒸笼全都搬来了。做“梳子肉”是他的拿手活：将带皮的五花肉放入汤锅，煮到五成熟捞起来，擦干皮上的油，趁热抹上甜面酱，把肉皮朝下放入油锅，炸到肉皮起泡时捞出，然后切成约七厘米长、一厘米厚的梳子片，肉皮朝下码在碗中，加料酒、酱油、冰糖、葱、姜，上笼蒸得透烂，取出后翻扣在有菠菜或茼蒿作衬底的大碗内，端上桌每人一块，吃到最后连汤都别想剩一口。
剃头
小时候在上海最怕剃头，电轧刨一响，就像直升飞机螺旋桨在头上轰鸣，让人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况且电轧刨那么快，风驰电掣，我真担心耳朵被它刨掉，因此一坐到椅子上脑袋就左躲右闪，剃头师傅没法，只好一边哄我一边用手按着我的头，看准机会就推几下，常常累得满头是汗。
其时，扬州一带仍然流行手推，轧刨由剃头师傅平端着，一天推到晚，胳膊不抖不颤、节奏纹丝不乱，那才叫功夫。所以，剃头师傅就敢在店铺门口的对联上吹那个牛：“虽毫末技艺，乃顶上功夫”“去垢涤污新面目，整容洁发识英雄”“进店来乌头宰相，出门去白面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理发店夏天都用上电扇了，而扬州一些剃头店还保留着老古董“土风扇”：顶棚上一溜边安装四至六个用马粪纸或白布制成的大扇面，每个约二尺宽三尺长，横排在剃头椅上方，用滑轮牵引，由一个小徒弟坐在门口一下一下拉绳子，清风徐来，让人倍觉凉爽。当上海流行吹风、烫发的时候，小地方的剃头师傅也不甘落后。电吹风不值几个钱，买得起，烫发机价格昂贵，就不敢问津了。好在家乡的剃头师傅聪明，请铁匠按特殊要求打几把火钳，剃头店里有现成的开水炉，烫发前将客人头发清洗一遍，略涂些凡士林、梳头油，待火钳在炉内烧热，剃头师傅拿过火钳小试一下温度，随着一阵阵白烟腾起，女宾秀发上便涌起了一层层“波浪”。
被人请上门去为胎儿剃胎毛是剃头师傅的荣幸。旧时剃胎毛仪式十分隆重，家中要点红烛、摆供品。剃头师傅以白酒代水为小儿润发，然后再剃。有的人家为小儿剃光头，认为胎毛剃光后，后来的头发长得更密更黑。而有的人家则把后脑勺或头顶心的一撮胎毛留下，剃成“桃形”，叫做“百岁毛”。剃头后小儿通常戴一顶红布做成的“和尚帽”，以期神佛护佑。至于剃头师傅的犒赏，不仅工钱加倍，而且家中供奉的果品也由剃头师傅带走。胎毛剃好后，母亲抱着小儿外出走一圈，名曰“出窝”，又叫“见世面”。
剃头师傅另外还有一手绝活：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虽然如今大家都知道，掏耳朵、剪鼻毛不科学、不卫生，是不良习惯，但耳朵痒起来也十分难受，只有掏几下才舒服。据说自明清以来，掏耳朵就是剃头师傅在剃头中的一个专项服务。通常剃好头、修好面，就是掏耳朵。剃头师傅工具很全，除了耳扒还有竹镊、小刮刀、鸭绒球等。有的客人耳屎粘在耳底，这不能轻易掏，万一伤了耳膜将害人家一辈子。此刻，剃头师傅会用长长的刮刀在耳底沿边刮一圈，轻轻地用竹镊子将大块耳屎夹出来。然后，用鸭绒球进去清扫一遍，那绒毛柔柔的、软软的，在耳洞内来回滚动，真是舒服极了。
接着便是捶背拿筋，随着各种节奏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剃头师傅两只拳头在客人肩背上哔哔剥剥地捶，随后找准肩胛上的两根“懒筋”一阵拿捏。有的客人不适应，往往被整得呲牙咧嘴，但挨“整”以后，只觉得格外轻松。此外，剃头师傅还有个本事——治落枕。不管谁睡觉落了枕，歪着脖子进去，剃头师傅把你脑袋搁在他躬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腭，轻轻两下，“咔叭”就扳正了。要不是这么神，剃头师傅哪敢斗胆宣称自己是半个跌打医生！
中药房
早年，在江南一带开中药房的多为安徽人，姨父祖籍绩溪，大概也是随着这股大潮东进，弟兄二人结伴在古镇上创办了汪金芝堂药房。
小时候，我和表哥经常在药房里玩耍。药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幽雅清静、古朴端庄，店堂门口有精工制作的墨漆金字招牌和招揽顾客的膏药幌子。为了显示浓郁的文化氛围，这里的店联独具匠心：“熟地迎白头益母红娘一见喜，淮山送牵牛国老使君千年健”，将十六味中药巧妙联缀，妙趣横生。“丁香莫与玉金见，牙皂难合金三棱；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又忌五灵芝”。懂得中医药常识的人，一看便知是医药警句，既告诫店员在配药、煎熬中谨慎操作，又忠告病家购药、服药应遵医嘱。店堂上空悬挂着几块病家赠送的金字匾额，“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这些成语，我最初就是从这里学到的。山架上摆满了青花古瓷药罐，下面则是七八排半尺见方长长的药材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剪成葫芦状的药名标签。迎街玻璃柜台里陈列着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以显示药店资金雄厚、国药齐全。店堂里还放了一张坐堂中医的诊脉案，有老郎中在那里坐堂应诊。店员一袭蓝布大褂，绛红色的柜台一尘不染，柜台上那锃光闪亮的铜捣筒和象牙杆的银戥子对我极富吸引力。铜捣筒捣药，虽然捣不了几下，但那节奏却很有韵味。银戥子，杆由象牙加工而成，比小手指还细，星花是黑的，一眼看去黑白分明。戥盘和秤砣用的均是白铜，店员取药时，拉开抽屉，戥盘伸进去灵巧地一挑，中药就如数进了戥盘，几乎不用看秤，一拎一倒，匀散成几份，单独角包，最后合在一起扣上药盂，用花线包扎成方斗形，动作娴熟，姿态曼妙，让人倍感温暖。
汪金芝堂前后三进，中进是作坊，在这里看药工碾丸药、搓丸药、摊膏药，那可极具观赏性。我小时候调皮，整天手停脚不住，母亲声称，等我长大以后送到药房碾丸药去。碾丸药用的铸铁药槽中间凹两头翘像个元宝，与之配套的碾子也是用生铁铸成的，样子像陀螺，双脚踏在上面来回滚动，双手不时地往里面填料，确实手停脚不住。搓丸药，则是将蜜制的草药用手搓成小丸，生手每次只能搓一个，熟手可以一手搓两三个，人称“流星赶月”。摊膏药，置一口大铜锅，将药油融化，用竹制的刮子将膏药摊在油皮纸或狗皮上，刮子灵巧地一旋，形成一个标准的圆形。每当这时，几乎半条街都可以闻到药房里的草药香味。
不过，我觉得最见功力的还得数加工饮片的切工。据说，过去各大药房都不惜重金聘请名刀，以确保饮片质量。药材购回后，要经过拣、洗、切，采用泡、炒、煅、煨、炙、蒸、煮加工后，方能制作饮片。刀切是常用的加工方法，但没有娴熟的刀功是不能胜任的，它要求切得均匀，大小一致，片形统一，不能有厚有薄。有人将它编成顺口溜：“附子飞上天，白芍不见边，茯苓卷成鹅管形，郁金、玄胡照见脸。”显然，有了这一标准，江南一带哪家药房都不敢造次。姨父一生恪守“诚心自有天知”的信条，由此看来，汪金芝堂切工的技艺绝对没话说。
毛笔店
小学三年级，学校里开大字课，我们开始与笔墨纸砚交上朋友。老街上有家毛笔店，店坊合一，兼营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羊毫大楷五分、狼毫小楷七分、石头砚台一毛、金不换黑墨一毛，花上几毛钱，“文房四宝”基本上就备齐了。每次上大字课，我们正儿八经的字写不了几个，却常常搞得手上、脸上到处是墨汁。
因为经常照顾毛笔店生意，我与老板、笔工混了个脸熟，上学从毛笔店门口经过，总喜欢趴在柜台边呆看一阵。店里仅有一位老笔工，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整天坐在长条案旁的木凳上，左手捏一小撮羊毛，右手持尺余长象牙色的骨梳，条案上大大小小有十几把牛骨梳、护笔刀，他双手浸在一只盛水的瓷盆里，麻利地反复梳理。老人平时只顾埋头干活，沉默寡言，惟有老板不在店堂时，他才会对熟人打开话匣子。
据老人介绍，我们现在所用的毛笔系战国时期秦国大将蒙恬发明，东汉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制笔的记述《笔赋》，提出选用冬天的狡兔毛，以文竹为管，这样让毛笔上刚下柔。晋代制笔业发展，王羲之已用鼠须笔书写《兰亭序》；唐代时安徽宣城成为全国制笔中心，所产宣笔成为唐代的贡品，宣笔一直长盛至宋代，宋代制笔已丰富多样，有鸡毛、小儿胎毛、猩猩毛、狼毫等，嘉州（乐山）宋笔也因苏东坡等名人称许而闻名；到元代，浙江湖州吴兴县善琏镇的笔工采用山羊毛或以之与兔、鸡、狼毛等混合作兼毫；明代后，浙江湖州的湖笔名声大起，湖州成为全国制笔中心。
老人称他祖籍在湖州，这是个历代名师辈出的地方，制笔技术世代相传，他以自己是湖州人为自豪。说起湖笔，老人兴致盎然，湖笔选料讲究，工艺精细，品种繁多，粗的有碗口大，细的如绣花针。湖笔有“四德”：笔锋尖锐、修剪整齐、丰硕圆润、挺健有力。这种笔书写时不散毫，提笔时自然收拢成锋，不生秃变。如今世面上的毛笔不下二百种，不外乎羊毫、狼毫、紫毫、兼毫四类。按大小规格，又可分为大楷、寸楷、中楷、小楷四种。湖笔，又称“湖颖”。颖是指笔锋尖端一段整齐透亮的部分，人称“黑子”，这是湖笔最大的特点。这种笔蘸黑后，笔锋仍是尖形，把它铺开，内外之毛整齐而无短长。湖州一带的山羊，每只平均只出三两笔料毛，有锋颖的也只有六钱。一支湖笔，笔头上的每一根具有锋颖的毛都是在无数粗细、长短、软硬、曲直、圆扁的羊毛中挑选出来，具有尖圆齐健、毫细出锋、毛纯耐用的优点，所以有“毛颖之技甲天下”之说。别看这毛笔虽小，制作一支笔要经过七十多道工序。比如我手头上这活计，就有水盆、干活之分。水盆分“尖”（将毛和匀净）、“梳”（把毛梳整齐）、“轧”（按毛笔大小尺寸截毛）、“圆”（装饰）等工序；干活分“清”（清理笔头毛）、“胶”（将毛粘成笔头）、“装”（将笔杆挖空笔头装进）、“焊”（用松香将笔头粘紧）、“刻”（在笔杆上刻出品名字号）等。毛笔有许多别名，毛颖、毛锥子、管城子、中书君都是它们的雅号。
文革期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毛笔店生意着实火了一把，不过毛笔纯属手工制作，产量有限，老板因此很惋惜，没发到“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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