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景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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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奥拉西奥·基罗加试读：
前言
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奥拉西奥·基罗加写的故事。那是一本故事集，题为《大森林的故事》。书中讲述的各种动物的故事十分生动有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上了大学，所学专业恰巧是《大森林的故事》原著所用的语言——西班牙语。在校期间，我不仅读了这本故事集的原著，而且还幸运地认识了翻译这本书的孟复教授，并且在孟复教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读了一些西班牙文作品，对西班牙语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工作内容又恰恰是我的兴趣所在——研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自然离不开原著，所以不少文学名著须臾不离我的书桌，我更多地接触到了基罗加的作品，如《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等。此外，还翻译了他的一些名篇，比如《一只懒惰的小蜜蜂》、《一记耳光》、《鳄鱼的战争》和《爱情的季节》等。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愈来愈觉得奥拉西奥·基罗加是一位非凡的短篇小说家。他一生写了数百篇短篇小说，并且是按照他的《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写成的，都堪称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国内外的基罗加研究者称他是“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王”或“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这充分反映了基罗加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及其在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这样的评价，激发了我深入研究基罗加的热情和撰写一部基罗加评传的念头。
这个念头在我心中萦绕了许多年，但苦于资料欠缺而难以实现。所幸的是，一次出国的机会如雪中送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去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考察和研究，在图书馆、书店和书摊上寻找和搜集基罗加的作品及有关的研究资料，收获十分可观，为撰写基罗加评传打下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但是回国后，由于研究任务繁重，不得不把撰写基罗加评传的工作搁置起来，直到退休后才有暇顾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终于被提上了日程。于是我翻箱倒柜，把积压了多年的资料找出来。翻阅时，顿时觉得本来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千头万绪，难以理清，只好从头开始，边阅读边梳理，然后草拟提纲，确立章节，动笔撰写。无疑，这是一项辛苦而繁琐的工作。好在资料丰富，需要什么便可信手拈来。经过近两年的工作，终于写完了。
这部专著包括8章40节。总的内容是叙述作家基罗加的身世与生平、他作为职业作家的诞生和成熟、其作品的死亡主题、他在异国他乡的经历、他和其他作家的关系、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等。此外，还有《附录》——基罗加在中国纪事、基罗加的生平创作年表等。总之，这部专著以翔实的资料和客观的评述，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著名作家基罗加一生的经历、取得的文学成就，展现了这位小说家成长和成功的历程。
在我国，对这位名作家的介绍和研究一直处于零散状态，虽然出版了他的一些作品，如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基罗加作品选》和若干散载的短篇，但对他的研究十分不够，文章寥寥无几，专著更无一本。可以说，这部专著适时地填补了我国在基罗加研究方面的空白。
但愿这本评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它能对我国的专业工作者、教学人员和广大基罗加爱好者有所裨益，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这位作家的介绍和研究。第一章基罗加其人其事第一节家世、童年与少年时代
19世纪上半叶，基罗加的先辈在阿根廷北部定居，当时正值一个新国家诞生。在他的先辈中，有一个人在造就这个新国家的屠杀、破坏、伟业和野蛮行为中获得荣耀和名声，他就是阿根廷历史上的著名大军阀法昆多·基罗加。与此同时，新的枝杈也从基罗加家族的大树上脱颖而出，其中之一便是阿根廷军队的上校迪奥尼西奥·基罗加。此外，还有基罗加的父亲普鲁登西奥·基罗加，他曾担任阿根廷驻乌拉圭东部共和国的副领事。
在基罗加的家族中，涌现过“英雄”和外交官这类名声显赫的角色，但也不乏文人墨客这类文质彬彬的人物。奥拉西奥·基罗加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生活上却很不幸，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
1878年12月31日，基罗加生于乌拉圭萨尔托城，他的全名是奥拉西奥·西尔维斯特雷·基罗加，取此名是因为他出生在圣西尔维斯特雷节。他是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和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的第四个孩子。他父母于1868年4月25日结婚，这对夫妻的爱情结晶是：大女儿帕斯托拉、二女儿玛丽亚、三儿子普鲁登西奥和四儿子奥拉西奥。这对夫妻组成的家庭高贵、富有、生活美满、有文化修养。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是19世纪末乌拉圭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有一颗勇于闯荡的心灵，一开始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能手，在生意场上突飞猛进，控制了许多大企业。这些企业像赌博一样吸引着他，他像一个赌徒一样有输有赢，也像一位贵族一样冷漠无情。在他的眼中，金钱不算什么，可能在骨子里他就蔑视金钱。在花钱方面，他大手大脚，像个公子哥儿，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拥有豪华的车辆，他像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百万富翁们一样喜欢度假。此时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导致了一场悲剧：普鲁登西奥·基罗加的孩子们患了痉挛性的咳嗽，最小的孩子奥拉西奥·基罗加只有两个月大。当时一家人搬到了位于圣地亚哥·奇科的小庄园居住。那里的小动物非常多。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安排了一次郊游，像往常一样全家人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要出发了。但是奥拉西奥·基罗加旧病复发，母亲不能随父亲去远游，她留在码头上抱着小儿子等待他归来。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打猎归来，他坐的船在水中前行。他眯着双眼，似睡非睡，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脸上。船一会儿就要靠岸了。但在他上岸的那一刻，猎枪走火了，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基罗加说，那是一瞬间，只是神秘的一瞬间。在远方，在记忆的深处，死亡留在了那里，一条空荡荡的船留在了那里，那条大河永远不变，永远神秘莫测。
在一个幼儿的生命中，一天、一小时意味着什么？成年人的时间不能作为参考。成年人靠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职责生活，靠他们的生命生活的人很少。幼儿却相反，他们只生活在他们自我中，生活在他们的小“我”中，他们很快就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种味道，一个表情，一种声音，足以使他们生活下去。语言、思想只属于成年人，但是孩子不了解这些，只能感觉手臂的热量和嘴巴在衣服或肌肤上的触及。幼儿是纯洁的，自由的。基罗加是一个英俊的小男孩，母亲的女友们频频地抚摸他，吻他。他很早就表现出让人难以接近的性格，很晚才讲话。他的本能似乎就表现在这些最早的感受中。
这个孩子总愿意独自待在房间里，在镜子里看月亮，听树叶的沙沙声和把杯子放在桌上的声音……不用他做什么，事情就发生、存在或消失……成年人的东西，成年人的生活迅速地进入了孩子的生活，但也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种东西，一种混杂着恐怖的暗中的快乐，是成年人所没有的。奥拉西奥知道这一点，那便是“恐惧”，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感到心跳，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藏在一个角落里，听呼叫他的大人们的声音。奥拉西奥玩“感受恐惧”的游戏，游戏使他快乐也让他感到害怕。此外，大人们不理解恐惧，不知道恐惧。恐惧只属于他，是他的东西。
宗教游行在进行。骨瘦如柴的手举着圣母像。妇女们包着白色的三角头巾，低声地做着祷告。穿着黑衣的男人们响应着妇女们的祷告声。头戴法帽的神甫祝福着每一个人。妇女们跪在路边，让她们的孩子跪在她们身边。游行队伍经过科尔多瓦的街道，这个阿根廷城市嵌在群山间，像坐落在一口充满阳光的井中。基罗加家的人就在人群中（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照看着她的一个女儿），奥拉西奥也在那里，他沉默不语，神情阴郁。游行队伍在前进，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每个人都低着头，队伍肃穆而悲哀。奥拉西奥背对着人群画着十字。是驱邪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帕斯托拉·福尔特莎随意地教育她的孩子们。不教他们做神甫，也不教他们做耶稣教徒，孩子们有选择的自由。不过，这可能吗？孩子们不能选择，不会选择。奥拉西奥认为上帝的世界就是这些穿黑衣服的男人，就是这些低声祈祷的女人。有一次他走进教堂，看见一排排条凳，祭台上摆着花朵，光线从天窗上照射进来，几座雕像（涂着黄色、紫罗兰色和金色）的肋部总是流着血。他又一次感到了恐惧，就像在他的房间和半夜里感到的一样，这是孩子们见到魔鬼时感到的那种恐惧。
帕斯托拉·福尔特莎是那种应该在母权制时代生活的女人，她有原始时代女人的聪明本能。她能够解除一个扒手的武装并开枪把他赶出家门，她能够无泪地承受丈夫的死亡。她是大地，真理，是伟大的孕育者。在她身边谁会感到软弱呢？她身上没有女英雄的影子，她的势力范围只是她应该管理的那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儿子身边翻阅一本西班牙杂志，大孩子们去上学了，这个小儿子感到安全（就像原始时代的孩子在篝火边一样），感到在母亲身边既平静又快乐。世界在外面。但是在这里，在基罗加家的四壁中间只有母亲，没有别人。这便是一切。小儿子望着墙上的影子，听着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他不想听懂什么，而宁肯感觉迟钝，不声不响地待在那里，待在那种愉快、柔和的气氛中。
模糊不清的词句，难以解释的言语，孩子几乎让人不明白的眼泪或态度，使他感到惶惑和气愤。从他很小的时候起，陌生的东西的幻影就在这里，围绕着他的童年的生灵就在这里。孩子的好奇心停留在了他所演的戏剧的道具和形象上。他需要积极地参加。只有大人们才对环境让步。但是在孩子那里，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为他而发生。奥拉西奥·基罗加精辟地记述过这样的印象，他在《我们的第一支雪茄烟》中说：“但是现在，重大事件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当我把此事告诉站在街门口观望的第一个男孩时，我的眼睛里已经现出一个戴重孝的孩子第一次从他那些惊呆的、忌妒的小街坊们面前走过时的虚荣心。”对一个孩子（对基罗加笔下的多多少少带有自传色彩的人物）来说，葬礼、一位姑妈的死亡是一个稀罕的节日，在节日中他占据首屈一指的位置。“孩子们不幸的是，大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家里”，基罗加在文中写道。后来，他又在文章中详尽地讲述了一件可能具有自传性的事情：小男孩吸着第一支雪茄烟，躲起来假装出了什么事，结果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他的目的（有意或者无意地）达到了。“他”是作品中的人物，“我以一个孩子的全部力气和全部激情吸着烟，我相信，这是第四袋烟。我只记得，最后甘蔗田完全变成了蓝色，并且在我眼两指远的地方舞动起来。两三把槌子在头两侧打击着我，与此同时，升到嘴巴的胃口直接渴望着吸最后几口烟”。
……“当我被人抱到家里后，我醒过来。尽管我患了可怕的病，仍然觉得在继续睡觉，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
孩子吓唬大人，得到母亲抚爱的奖赏。他还能要求什么呢？此外，他也知道，这一切不是真实的，只是在玩游戏。孩子在世界上总是嘲弄大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是不可理解的。他的王国是寓言的。对孩子来说，钟表不是计时的器具，而是一种盒子里有音乐的玩具。一切就是这样。幻想是他唯一的、不可能的真理……
年幼的基罗加被送进学校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再也不是一个孤僻的、寡言少语的孩子。他的性格和肉体上，打着好斗的印记。在共济会的帮助下，他进了海拉姆学校，并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但是他并不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他太不听话，太有“个性”了。从童年时代起，基罗加就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同学们都怕他，躲着他。小小的基罗加总是用拳头解决他和同学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一上学就丢掉了许多他喜欢做的事情。“今天我不去上学了。”他对母亲说。
那一天他就没有去上学。他走遍了陶器作坊、刀剪作坊和木工作坊，他急切地学习手工行业。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对一切东西亲手加工。
后来，他从海拉姆学校进入多学科技术学院。他在学校重演着开始上学时的场景，只不过稍有不同罢了。基罗加不能忍受某一种方法、某一种课程的约束，他只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此外，他的看法不总是和老师的看法一致。所以他喜欢卡塔戈胜于罗马，喜欢埃斯塔帕胜于雅典。这是信念吗？不，这不过是反叛的兆头，不管所有的人怎么说。是的，在他的人格和性格中，已经冒出了与世界抗衡的萌芽。他的确是一个与环境、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将永远是这样的人，甚至在成功的时刻。当他离开多学科技术学院进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不是为了谋个什么职业。他学习历史、化学、哲学……当学生的基罗加的性格和他当作家、做垦荒者的性格一样：他始终是一个实验者，是一个扎不下根的旅行者，总是一个把信念或希望建立在旅行的变化上的人。“我要去当海员。”
当他母亲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时，他这样表示他的志愿。于是他办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学习的手续。但是这不过是做做样子。他照样去进行他那些不正规的学习，照样去闲逛，照样去手工艺人的作坊。他可以在一位名叫希奥尔达诺的手工艺人的机器修理作坊里待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去马西亚木工作坊，在那里和木匠师傅的儿子一起编写哲学对话。这是他第一次同有知识的人建立联系，也是他第一次练习写作。但是基罗加喜爱的事情不只这些，他还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的房间的四面墙上贴满了他崇拜的明星照片。他母亲已经丧失了对基罗加这个大学生的希望。他的爱好，他的倾向，表明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没有目标的年轻人。所以毫不奇怪，今天他拿着步枪参加派别斗争，明天又参加国民警备队，身着士兵服装出现。职业、级别，对青少年时代的基罗加来说，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非常喜欢摄影、化学。一天下午，突然响起一声爆炸声，这是基罗加的最后一次“实验”。但是实际上，最危险的实验不是他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个迷失方向的年轻人的那些变化、那些改变难道不是更危险吗？基罗加总是濒临错误的边缘，距离悬崖只有一步。他的才智被引向了最无希望的方面，他不能脚踏实地。对萨尔托的一个资产阶级青年、一个出身名门的孩子来说，还能够干什么呢？有大学，有生意……但是基罗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那么他能干什么呢？生活需要做出决定。他做不了决定，他缺乏必要的准备，必要的修养。一个人面前的道路既多又陌生，他选择哪条路呢？基罗加走入了迷宫，转来转去，迷失在了里头，“走投无路”。
1891年，帕斯托拉·福尔特莎和阿斯森西奥·巴尔科斯结婚。基罗加明智地接受了母亲的再婚，和继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一对再婚的夫妻的生活并不顺心，并不幸福，因为5年后，基罗加的继父不幸发生脑出血，致使他肢体瘫痪，并患失语症。已经年满18岁的基罗加十分懂事，很爱他的继父，对继父尽心尽力，关怀备至。然而有一天，尽管行动不便，巴尔科斯还是凭借一条腿有限的活动能力，努力爬到放猎枪的地方，把枪口抵着下巴，用脚扣动了扳机。基罗加第一个听到枪声，迅速赶到继父的房间，发现继父已经面目全非，躺在地上死了。基罗加顿时目瞪口呆，悲痛之极。
这个悲惨事件无疑对基罗加的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三年后基罗加写了一篇小说，题为《失眠之夜》。他在小说中描写了死亡的恐怖情景、人死后的惨状、流血让人心中产生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痛苦。基[1]罗加的研究者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在其著作《被流放的人：奥拉西奥·基罗加的生平与创作》中曾引用过基罗加年轻时写的创作笔记中的一页，那一页的题目是《阴影》，内容是：
悲观主义多么痛苦！当我听到我的朋友谈他的未来、谈论荣耀和年轻人的向往时，我就心情激动。我觉得自己不比他差，所以我想，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充满信心和快乐，特别是快乐！那有多么美好！……可是我不能够。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席卷着我，使我没办法离开它。我在自己的痛苦和悲伤中感觉到一种快乐，我渴望再忍受些痛苦，以便在我的怀疑主义深处找到一种强有力的、具有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永恒痛苦的色彩的现实。
他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毫无疑问是指他当时所读的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海涅、贝克尔、雨果、爱伦·坡、达里奥和波德莱尔等作家形成的倾向。尽管他有这种忧伤、痛苦和悲观主义情绪，一些朋友还是把他变成了一个相当乐于交际的人。那个时期，他学会了弹吉他，爱上了意大利歌剧，特别刻苦努力地练习剑术，并且无比喜爱自行车运动。第二节叛逆基罗加在加伊·萨维尔协会
1893年，15岁的基罗加本应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但是在一张旧照片上我们看到，他的身材是那么瘦小，手臂和双腿倒还结实。他一身自行车运动员的服装：下穿短裤，上着汗衫，汗衫上别着几块奖章。他双手握着自行车把，俨然一副自行车赛冠军的派头。他这个自行车运动员，脖颈细长，面色健康，头发垂在额头上。看他的样子，好像随时都会跳到自行车上去。是的，他已经把脚踏在脚蹬上，像职业自行车运动员那样倾斜着身躯，跨上车子，猛一用力，自行车顿时飞驰起来，吓得正在横穿马路的居民们又是躲又是跑。路旁的树木像走马灯似的迅速闪过。还有房屋、风车、马车等，都一一被他抛在后面。他汗流满面，咬紧牙关，拼命向前，直感到头晕目眩。到了城郊，到了山下，他减慢了车速，不一会儿便下了车，向一幢破房子走去。那是一幢能产生回声的房子。在傍晚谛听那房子发出的一声声重复的回声很有意思，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一层层涟漪，也像观看忽隐忽现的星光。那回声沿着一座座山向远方传去。
后来，那幢破房子变成了“三个火枪手”的藏身之处。奥拉西奥·基罗加、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和何塞·阿斯达组成名为“加伊·萨维尔协会”的文学团体，他们没有斗篷，也没有剑，但是跟三个火枪手一样打打闹闹，十分快活。他们经常去那幢破房，朗诵他们的诗歌习作。他们说：“回声长时间回荡，听来像真正奇特的音乐。”这几个诗人放开声音朗读他们的诗歌。我们不难想象这“三个火枪手”在破房子里高声朗诵他们的诗篇的样子。几年后，到了1900年，基罗加去巴黎期间，想不到那幢破房子出现在他的梦幻中。这两种形象——真实的房子和梦中的房子——在基罗加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像摄影师们说的，那是一种“叠印”。梦境出现在乌拉圭海岸边，在那幢破房子旁边。
在西面，在孔科尔迪亚山那么高的空中，有一道奇怪的光芒。我们都恐惧地望着那里，个个毛发直立，面色发黄，表情扭曲，焦急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地平线，那里的土地要下陷了。我们看到，在西面，在闪着紫色光芒的地方，大地还在下沉，还在慢慢地下沉，我们恐惧地观望着大地滑落，同时我们感到十分不安，感到我们的胃正伴随着波动的大海和大地静静地消失。那是一幅凶险的、世界末日般的画面，漆黑一团，我们站在岸上，只在远方有一道迷惑人的光芒，那里的大[2]地还在下沉……
然而，大地并没有下沉。那幢破房子依然站在那里。三个形影不离的火枪手坐在城市某个广场的长凳上，望着漂亮姑娘们走过。大地没有下沉。夜晚，明亮的大厅，一支玛祖卡舞曲，一支华尔兹舞曲，和女人跳舞或谈情说爱的小伙子们……1895、1896、1897……日历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少年诗人的细小的文字聚集在一起。必须教会人们梦想，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的生命在一起，和他们的死亡在一起，他们的岁月千篇一律，他们的日子一天接一天过去，他们的雄心壮志和失败，这一切令人难过。当你还年轻，还生活在一个资产者家庭里时，你可以为人们设想一种幸福，一种理想，哪怕它不能实现，是一个空想，或者你从诗歌里寻求一种巨大的补偿。现实是不能指望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障碍，是把梦想的人同空想隔开的高墙。年轻人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都是像不幸的人那样写作的快乐孩子，是读《世纪病》的年轻人，是幻想家、诗人和大学生。对长辈的反叛、不满和不敬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革命者（要想成为革命者，他们必须关注现实，关心周围的事情），他们的目标是模糊的，不可能实现的。对他们来说，诗歌不过是一种逃避，是逃避可恨的现实的一条道路。在法国，象征主义用它的形象在浪漫主义者的巴罗克废墟中留下一股凄凉的香气，一种柔和的、软弱无力的、难以平息雨果的响亮声调的声音。按章法写的诗让位于了短小的散文诗，让位于了波德莱尔的低沉、嘶哑的声音。在法国的一个角落，出现了一位大量使用象征的晦涩费解的诗人马拉美。在这里，在新世界诞生、在欧洲流传的诗歌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传统掌握在研究院和“官方文化”的手里。[3]年青的一代反对传统是理所当然的。本土主义是西班牙殖民文化的一种形式，它和西班牙主义一样危险。年青一代攻击它，或者不承认它，他们要寻求新的营养：爱伦·坡的诗、科学图书、俄国小说家的翻译作品和法国的杂志。入时的打扮就是表现这种叛逆的外部形式。这是一种夸张的装饰艺术，是它的漫画。它回过头来用那种优雅的、既有嘲弄又有指责的贵族态度反对资产阶级。它在诗人和被剥夺的资产阶级手里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奥拉西奥·基罗加就有点像这些青年。他的父母有钱有势。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基罗加不了解家中经济方面的困难，不了解那些常常留下难以消除的痕迹的悲惨事件。他自己的矛盾来自他过早地了解了死亡。但是他受到母亲的疼爱，精神上不孤单，他的智商比一般的孩子高，无论动手还是动脑，他都很灵活，可谓心灵手巧。他具有战胜生活的难题所必需的品质。但是随着广泛的阅读和知识的增长，他的不满情绪不断地加强。不难想象，一个孩子吃够了糖，他一定会拒绝再[4]吃。基罗加可能跟兰波一样，对那些甜蜜的东西已经感到厌倦了。但是在这个方面，基罗加和世纪末的那些青年、那些诗人和花花公子们不同。他的反叛立场不仅仅是一种反对可憎的现实的态度，而且是人和世界之间的一种艰苦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原则。他就这样以坚强的意志开始了对人生的求索和对自身命运的探寻。在这方面，他的朋友们不能帮助他，他母亲的疼爱也无济于事。他应该明白，这只能靠自己。
诗歌也许能帮助他。诗歌可以充分表现人的幻想和梦幻，它就像童年一年，是一个喜欢神秘事物的地方。那里有背离家庭传统的人，有不信教的教士，有不对上帝抱希望的预言家。基罗加接近那个地方，他相信科学奇迹，相信科学分析，相信科学实验。但是基罗加缺乏诗人需要的献身精神和完全的信念。对他来说，诗歌不可能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对他来说诗歌也许是一种经验，也许不是。因为经验是一种行为，一种现实（虽然是主观的）和一种许诺。在基罗加同诗歌的密切接触中，这种情形一无所见。他青年时代的那些尝试，那些诗歌习作，可能是他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和对一种正在形成的人格的赞扬。它们表现了他对另一些诗篇的感受，表现了一时使年轻的诗人为之感动的文学性的悲剧和痛苦。对他来说，诗歌是一个藏身之处，而不是居所，对庇护他的生命来说是一个相当脆弱的藏身之处。
也许还有爱情。不，这位年轻的叛逆者并不想享受什么。如果他有什么奇遇的话，它也只可能发生在讨女人喜欢的范围内，这不会改变他这个叛逆者的情感世界。任何女人，任何伟大的爱情，都不会破坏他那种执拗的性格，不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有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唱小夜曲，唱得很好，偶尔还用吉他伴奏。社会交际对他来说并非格格不入，他参加某些聚会不用费多大力气。有一次，有一位小姐用钢琴弹奏了肖邦的《即兴曲》，他听得津津有味。在这类活动中，有时还有诗人朗诵诗歌，或者远足、野游。在那些岁月，基罗加的生活需要安定，需要家庭和情感的稳定，需要朋友们的支持。在他的心中，爱情是次要的，强烈的激情必须抑制。
基罗加在1896年5月6日写的《阴影》一文这样写道：
我在读《世纪病》一书，它使我大受伤害。可怜的吉列尔莫！那种崇高的精神，由于他那种悲观情绪的重量而跌落下来。从而断送了本该在他的心中开花的希望和信仰。此外，在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卢卢！我记得，有一天我像艾因哈特那样思考，分析我所认识的一些女人。她们太轻浮了！也太庸俗了！为了她们那种发颤的声音和美丽的衣着，竟然在喝彩声中牺牲她们那朴实而美好的爱情！我深入了解过许多人的心，它们都让我失望。我的疑问跟吉列尔莫一样大一样重：“她们爱我充分对她表露的柔情，我的面貌，我个人的存在，或者所有的人，背叛我的一切人吗？”……
他的自述虽然言过其实，但是无可置疑。无论轻浮的女人们还是他对那些女人不喜欢他的存在的想法，都没有背叛他；背叛他的是群体，是“所有的人”……他那种浪漫的和个人主义的态度与叛逆的心理完全一致。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一种世纪末的悲观主义（这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通病），而且还看到一种几乎被他的那段文字抑制但是在他的最后那个问题中不容置疑的叛逆精神。那些年，基罗加用他的名字的字头署名发表文章，用吉列尔莫·艾因哈特为笔名发表诗作。在1894～1897年间，他在笔记本上写散文和诗歌，然后拿给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和胡利奥·J.哈乌雷切看。这是伟大的小说家基罗加最早的文学作品。和朋友们一起开始文学活动，一起分享文学的乐趣，这种现象很有意思。性格截然不同的一些人通过一种爱好、一种热情结合在一起。多次交谈，没完没了地聊天，仅仅围绕一个难以实现的希望——成为作家，占据了19世纪末期那些年轻作家的夜晚。他们怀着美丽的梦想。对他们的向往来说，他们觉得世界变小了。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和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他们主编萨尔托的杂志《希尔·布拉斯》）加入了他们那个具有叛逆精神、充满热情的团体。他们向何处去？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成为作家是一种刻不容缓的需要。实际上，基罗加在很年轻时就意识到了他的未来应该非同一般。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青年时代写的文章中看出来：
请问：悲观主义，那种可怕的心病，没有事先感受到觉醒、放纵和厌倦的后果便可以控制我们吗？看上去并不是这样。然而，确实是这样。我有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几乎是个孩子，是个孩子就成了悲观主义者。他忍受过许多痛苦吗？从受苦的广义上讲，我以为他没有受过什么苦。他谨小慎微，感情十分丰富，几乎没有受过一点苦。他从小就喜欢看书，还不到12岁他就伏在《悲惨世界》上，为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为瓦尔让的黄昏哭泣。我想，他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出生的，他的学校就是他母亲的哭声和给她的孩子的痛苦的吻。他是一个病人，精神紧张得致使神经衰弱。他不常笑。你们理解这个17岁的孩子吗？他比快乐更相信痛苦，他怀疑科学和爱情；他相信自己没有用，没有未来，被孤独地遗弃在他刚开始了解便使他感到可怕的世界上。你们也许认识他。你们也许会说：多么幸福的孩子啊！他什么也不缺乏！的确如此。人们常常看见他出入于社交场所，甚至有时看见他在愉快地散步，听到别人说一句什么傻话便微微一笑。他寻找[5]他缺少的东西：快乐。他很年轻，他想愉快地生活……
是的，尽管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他的描写还是准确的。我们理解，一个17岁的孩子可以怀疑科学和爱情，虽然什么也不缺，虽然看上去在社交聚会上很愉快，但仍然可能忍受着痛苦。基罗加在青年时代有一种对自尊的失望感，有一种资产阶级青年的忧伤情绪。他没有多少人生经验，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痛苦，不曾染指卑劣行径和淫荡行为。绝对没有。相反的，他有一个好家庭，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教育和正派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但是，还是这一点使他这个叛逆青年感到失望。也正是这种“秩序”和这个叛逆青年格格不入。一个他刚开始了解便使他感到恐惧的世界。[6][7]
18岁那年，基罗加开始崇拜贝克尔、古铁雷斯·纳赫拉、海[8][9][10][11]涅、魏尔兰、达里奥和卢贡内斯。若干年后，他丢开这一切，转而关注在米西翁内斯丛林的经历和同不关心文学的人的密切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他遇到一些充满热情和具有雄心大志的朋友。那是基罗加学艺的时代，培养最早的爱好的时期。事实上，他和当时的某些革新团体，和达里奥在智利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倡导的“形式革命”是息息相通的。在充满热情的年龄段，对立的东西在基罗加身上融合在了一起。不难想象，十八九岁的基罗加是多么喜欢爱伦·坡和左拉。
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两个城市——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文学上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在蒙得维的亚，埃雷拉·依·[12]雷伊西格把他的《全景塔》向初步掌握深奥的诗的人开放；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卢贡内斯写了他的《裸体颂》，此作对基罗加影响[13]巨大。在蒙得维的亚，何塞·恩里克·罗多创作着他的抒情哲学寓言[14]故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何塞·因赫涅罗斯发现了卡尔·马克思和[15]克鲁泡特金。在这两个城市里，产生了最早的现代主义诗人。鲁[16]文·达里奥受到拉普拉塔河流域两代作家的模仿。罗贝特·派罗专门[17]写关于阿根廷农村生活的报道，弗洛伦西奥·桑切斯把他的才气用[18]在了表现民众情感的戏剧的创作上。德尔米拉·阿古斯丁开始用爱[19]情和诗歌创作她的悲惨寓言故事。弗雷·莫乔描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俊的疯子”、委员会的帅哥和“士兵”。在蒙得维的亚，巴斯·[20]费雷伊拉开始进行美洲哲学的研究工作。
1900年，美国确立了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南美洲诸国以“文化专制主义”为代价忍受着寡头专制统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人们在读《法国水星》报。1900年代的作家把托尔斯泰、雷[21]南、尼采和叔本华视为自己的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却没有准备。阿根廷在做着庆祝独立百周年的准备工作。这时，1880年一代的作家的名字开始失去光彩。由德国和意大利的破旧印刷所印刷的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小册子出现了。在巴黎，作为世界博览会纪念物的埃菲尔铁塔建成了。1900年，世人普遍崇拜个人主义和表现灵魂的文学。当时的现实——美洲的悲惨现实——和1900年一代作家格格不入。其时，基罗加离米西翁内斯丛林还很远，对人和丛林之间的悲惨对话尚一无所知。那个时候，基罗加一个又一个夜晚泡在咖啡馆里，靠打台球消磨时光。他不惜一切结交朋友，沉溺于谈情说爱。1898年，他认识了玛丽亚·埃斯特尔。他们的恋爱以激动人心的交往开始，却以少女的突然消失告终。玛丽亚·埃斯特尔后来被作为主人公写进了他的小说《爱情的季节》。
1899年，基罗加创办了《萨尔托杂志》。这是他的事业的开端，是他的行动的第一步。《萨尔托杂志》从1899年9月11日出版到1900年2月4日停刊，共出版了20期，基罗加在这20期上发表了30多篇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散文、散文诗、短篇小说、戏剧批评、文学评论和涉及各种题材的随笔。《萨尔托杂志》是乌拉圭第一份现代主义杂志。和他一起办杂志的同仁有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和费德里科·费兰多。该杂志（跟所有的年轻杂志一样）以战斗的姿态开始，于1900年2月4日结束了它的生命。在最后一期上，刊登了基罗加写的一篇社论。他这样写道：“一个出版物，试图在广泛性和重要性方面做出最微不足道的努力，但是现在垮台了。对它，人们不争论，不赞扬，也不攻击：任凭它像一件不需要的东西一样消失，缓缓地窒息而死。”然而，在它存在的短暂的岁月里，《萨尔托杂志》却创造了一种争鸣的、桀骜不驯的氛围，向萨尔托可爱的资产阶级分子发起了挑战。由于它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基罗加的文学修养，所以它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本杂志上他发表了他的重要短篇小说《为了失眠之夜》。此作是在爱伦·坡的影响下创作的，文中还有波德莱尔的一篇碑文。在这篇尚不十分成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未来的短篇小说家正在崭露头角。如果说年轻的作家办的杂志是明天的文学的初稿，那么基罗加的初稿就是那几期《萨尔托杂志》。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费德里科·费兰多和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等作家都在《萨尔托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基罗加是这种文学活动的真正的中心。作为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论家的基罗加，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写作技巧的学习坚持不懈。他的求索没有止境，他的文学之路刚刚开始。更何况他是个叛逆者，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经常和朋友们交谈，切磋，不断汲取新的文学营养。那时，社会上的诱惑很多，有女人，有欢闹的夜晚，有比每天的工作计划还诱人的激情。但是这一切对基罗加这个叛逆青年来说毫不重要。什么逛大街，饮酒浇愁，世纪初城市里泛滥的悲观情绪，对他来说都不相干。在爱伦·坡的影响下，他早已习惯了地狱般的恶劣环境。有些时候，幻觉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让他停在一件不重要的东西或行为前。于是事物便呈现出另一副模样。描绘它……表现它……寻找确切的词语形容压迫着他的心灵的恐惧。有时，童年时代的形象突然出现。随后他又看见他的继父用脚趾扣动猎枪的扳机，见他满脸流血。又是一声枪响。形象再次出现，然后消失，像黄道图一样在那个夜晚旋转。他靠在床头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他可能想到了他真正失眠的夜晚。他迷迷糊糊地渴望离开，结束那一切，同时又渴望征服什么，占有什么。一个女人，一个世界。在他的周围，一个个影子在歇息。他母亲也是一个影子，她正在慢慢地离开孩子。他独自一人，嘟哝着他童年时的孤独境遇。他由此联想到，一个可爱的女人的手臂是那么无力。但是他的渴望不能实现，他只好又回到孤独中去，回到他那个失眠的夜晚。隔壁房间的灯亮了。他依然待在他的房间的四壁中间，依然是家庭和爱情的俘虏。动身……离去……只有一个念头在夜晚萦绕在他这个叛逆者的脑海里：忘记学会的一切，像蛇一样蜕皮，为了任何一种未来抛下这一切。这是他的决定吗？不是，他这样想，是出于冲动，是他的情绪左右的结果。他像一个夜游症患者一样走到窗前，把窗扇全打开。夜晚，一些灯光闪烁着，仿佛小小的萤火虫。……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满城的灯火和烟花，如梦如幻。动身、离去。几个女人的名字突然打断了基罗加的想象。玛丽亚·埃斯特尔……莎拉……但是灯火更密集了，像大火燃烧着夜晚。他想起一个孤单的小男孩，那个孩子走来走去寻找着他看见掉在地上的流星。他认出了那个孩子就是他自己。他忽然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动身离去而做的尝试。什么也不能阻拦他。母亲……继父……玛丽亚·埃斯特尔……莎拉……杂志……这一切都伴随着一阵敲门声消失了。他也像一个幻影一样消失了。只剩下了那扇敞开的窗子，它像一只空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夜晚。第三节巴黎之行
1900年3月21日，是奥拉西奥·基罗加起程前往巴黎的日子。天下着雨。蒙得维的亚码头上，聚集着为亲朋送行的人们。旅客们都已上了船，恋恋不舍地望着前来送别的亲人。汽笛声突然传来，乘客们挥着手或摇着手帕，有的人还流下难过的泪水。
基罗加站在蒙得维的亚号客轮的甲板上，通过灰蒙蒙的雾气望着蒙得维的亚。大海开始翻滚，波浪拍打着船舷。基罗加在码头上的人群中看见了母亲，她在静静地哭泣。他听见母亲对他说：“上帝保佑你，我的儿子！”这时，一阵凉风吹来，基罗加不由自主地竖起大衣的翻领。又一阵笛声响起，客轮开始移动了。码头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城市、房屋、码头……也变得越来越远，模糊不清，最后消失在他的视野中。这仿佛在梦里，梦中的景象交织在一起，远去了，消失了。
基罗加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在朋友们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恋恋不舍的目光。那目光从岸上投来，仿佛这是见我最后一面似的。”
客轮向远方驶去，开始了它的冒险航行。它颠簸着，奋力地前进。天上堆积着乌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基罗加走遍了全船。对他那双习惯长途跋涉的灵活的腿脚来说，它似乎太小了，太窄了。他走进了餐厅，那里有几张桌子，几条长凳。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架钢琴。他觉得那里的环境太寒酸了。他不由得点上一支烟，在他的旅行日记里信手写道：“我甚至相信，站满了码头的人那么全神贯注地望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命定升天的人。”在遥远的地方，在另一条道路[22]上，安德烈·纪德正构思送别和旅行的颂歌：“我希望在你心中唤醒起程的渴望，奔向何方并不重要；起程，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庭，你的卧室。”基罗加似乎听到了这些话，这些话燃烧着热情的年轻人的心。他离开了城市，把一个女人的照片丢在一个房间里，离开了他的家——那个发生过一个个悲剧的地方。他躲进了船舱，想到了巴黎。
船上的生活是单调的，令人厌倦的。他只能望着大海，听着螺旋桨拨动海水的哗啦声，或者哼唱那支忧伤的华尔兹乐曲，这使他回想起一个女人，她在她的房间里孤独而恐惧地为我们哭泣。一个夜晚，[23]他谈到了雷伊莱斯的《外来人》。他在他的旅行日记里写道：“总之，这是一个好作品，不多见。”在一个雾蒙蒙的日子，船上出现了骚动，因为船只发生了什么情况。船长对他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旅客们集合在甲板上。有那么一会儿，基罗加似乎享受到了遇见意外事件的快感。但是船只顺利穿过了海雾，又平稳地前进了，又恢复了那种始终如一的行驶节奏。但是，巴黎，他向往的巴黎，还在远方。在旅途上，基罗加遇到几个要好的伙伴：一个英国青年，一个说话带意大利口音的智利人，一个德国小伙子，还有一位画家。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是旅行的主要人物，他们都很持重、精力旺盛、自命不凡。”当然也有临时的女友，和他跳华尔兹、玛祖卡和波尔卡的姑娘。跳完舞后，基罗加走到船尾甲板上，观看波光闪闪的海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头脑中产生了对一个浪头、一个火红的浪头的幻觉。它变成了一团在水面上闪光的萤火虫，它们在螺旋桨的疯狂拨击下死去，落在了水面。”他望了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一次觉得一种异样的目光在注视他。他心里想，有人在注意他的活动。一个无形的旁观者在专注地望着这个命定升天的人……他要离去……成为强者……忘记一切……永远不回来……
在船尾甲板上，基罗加向着陌生的地方，把目光投向黑夜和大海。
和我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共10个人，看上去他们的境遇很不幸。他们全是或胖或瘦的热那亚人，个个食不果腹，一副卖油或卖菜人的模样。他们一定和这样的人相差不远。有一个女人长得很胖，身着黑衣，肤色偏黑，她斜眼望着别人正在吃的饭。当服务员给她送来饭菜的时候，她急着要吃，在开始吃之前先斜眼望了望周围。后来，有一位斜眼的、45岁金发大妈打赌说，她是卖菜的，她有一个16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非常纯真、胆怯，几乎时不时地受惊吓，完全缺乏教养。这两个妇人的音色因其低沉而尖细，特别引人注意，就像被包在棉花里的声音发出的振动声……
……昨天，我终于读完了《繁殖》。我认为这是左拉最完美的作品。他舍弃了许多没完没了的描写（并非都优美），并以语言表达取胜。多么美的表达方式啊！尽管他已习惯语言的推动作用，但是你总是对他那种能言善辩的本领感到惊讶。这一点在此作中比在其他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有力，千百倍的有力。作品中的形象和语句，是不可超越的。
九点半，我们到甲板上去跳舞。寒冷的夜晚硬是让我患了严重的哮喘。一共有九对舞伴。一位妇人跟我跳舞时对我说：抱紧我，跳快一点，这样我可以继续跳……
四月二十日。过去的这些天，我一直患哮喘，可恨的哮喘，残忍的哮喘！
基罗加在船舱里写他旅行的印象。他用的是一个小记事本，用他那小小的文字把它写满。在他描述朋友们的文字旁边（这些描述不乏幽默的笔调），他还写了在横渡大西洋时读的作品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热心、专注、不满足、能够进行尖锐批评或热情赞美的读者。在小记事本里，基罗加描写了两个很长的梦境。一个梦可以概括为当他看到地陷时的恐惧心情；另一个梦讲述了他对未婚妻的堕落行为的担心。这两个梦给旅行中的基罗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轮船驶过达喀尔、特纳利夫岛、圣维森特……向旧大陆、向以其远方的光芒吸引着新大陆的青年的大都市前进……驶过拉斯帕尔马斯……驶过在海边的斜坡上建造的一幢幢白房子。基罗加对伸展在城市和港口之间的沙地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用铅笔描绘了那幅景致的轮廓。他还在海面上看见一个人的形象。热带的夕阳坠向大海。在五颜六色的风景中，出现了一座约200米高的山峰。山上有一条路，基罗加把它比作一条没有血色的细蛇。在郁闷、思乡和哮喘严重的时候，[24][25]他阅读萨福和普雷沃斯特的作品。雪山、橄榄树、村镇……乘船旅行感到疲惫的基罗加，遥望着等待他到来的海岸。一种既害怕陌生的地方又渴望到达的复杂心情占据着这个站在甲板上的瘦弱的人的思想。意大利、热那亚到了。跳板铺好了。基罗加夹在旅客中间下船。他这个年轻人的妄自尊大，他那身摩登的公子哥儿的衣着，赋予他一定的信心，同时也赋予他一种自命不凡的男子汉的外表。人声嘈杂……办手续……过海关……然后……街道，城市，基罗加渴望征服的新世界。
热那亚。在这个城市，基罗加骑着自行车逛了逛，记下了他的印象。他喜欢这个建在海上的城市。他停在一幢房子前，房子周围有花园、热带花卉、被折断的洋常春藤、西洋丁香。“给人一种特别懒散和诗的感觉”，他自语道。他看到一些车辆和一些头上插着黑羽毛的马匹，他顶着有利于健康的烈日经过一条又一条大街……他感到很愉快，在巴尔比大街一家餐厅吃了饭。然后，他便动身去巴黎。到了边境上的一个现代化车站，他上了火车。二等车厢，十分拥挤，他感到沮丧、厌烦……阿尔卑斯山……一座座雪山……火车使他渐渐接近巴黎，火车把他带向爱情和诗歌之都，一个让他热切盼望到达的地方。巴黎。人们还在筹备世界博览会——那个世纪的伟大成就和艺术的展览会。
1900年。巴黎将一切文明国家的冒险家、诗人和间谍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策划着阴谋诡计、文学运动、殖民战争……他们崇拜着某些词语：进步、未来、能量、科学……
1900年……鲁文·达里奥像一个外来的黑发上帝一样，受到一群发现了现代主义的诗人的赞赏。巴黎竖起了又打倒了它的神灵。不久前，魏尔兰还是文学聚会上的核心人物，还有奥斯卡·王尔德，他用他那行贿者的传说和他那习惯撒谎的大嘴巴讲述故事和诗歌。巴黎，一个既美丽又残忍的城市，它是患病的魏尔兰的敌人，它是受监禁的王尔德的控告者……火车在前进……矩形的、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土地……一座座昏暗的城市、一块块农田、一幢幢房子……机车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啸：巴黎到了！
比利安宅第，恩特雷波特街13号。基罗加留下了他的名片。他要找的人不在家。他跑了几家客栈，在一家客栈要了一个房间。他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进入了巴黎的夜晚。他在一条条大街上行走，街上布满了灯光、奔跑的人、交谈的人、土耳其人、自行车，令人眼花缭乱。巴黎向他展示着它的欢乐、市民的混乱不堪和各种群魔乱舞般的活动。这就是世界会议的中心。他在世界博览会上徜徉，参观了瑞典馆、匈牙利馆、德国馆。他在埃菲尔铁塔下写作……巴黎和女人们……有一个女人管他叫“阿拉伯小帅哥儿”……巴黎和拉丁区的文学茶会……鲁文·达里奥（身体很胖，戴着草帽）问他是否认识罗多。在巴黎的夜晚，基罗加既高兴又厌倦。他厌恶巴黎的诗人、巴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巴黎的妓女。他梦中的天堂显露着它的裂痕和它的糜烂。但是并非一切都完蛋了，还可以参观卢浮宫或观看自行车赛……
奥德翁广场旅馆，基罗加的新寓所。基罗加考虑问题依然带着悲观情绪。晚上，他上街闲逛：蒙得马特雷街、意大利街、旱金莲街、玛德雷纳街，他都逛过。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参观了卢浮宫，观看画家们、复制大师们的作品，停在海景画展部分欣赏。他在巴黎街头漫步，游荡，观察行人。“戴礼帽的人多得数不胜数，从游手好闲的人到大人物。”他在旅馆里做笔记，三个留辫子、穿东方服装的中国人走进来。据基罗加说，那是一个晴天，美洲的一天……他等待着去王子公园的时刻，那里将举行一次大型自行车赛。几天前他去过布洛涅林园，那里飘荡着军乐队的奏乐声。基罗加穿着他那件萨尔托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汗衫观看了自行车赛……“此时此刻，有来自各阶层的[26]七八千人。我这件印着CCS的汗衫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这是在巴黎啊！”基罗加记录着自行车运动员们的时间，进行着对三轮摩托车的赞美和若干关于泰勒、博赫斯、鲍格和沃尔特斯的富有诗意的运动姿势的描写。另一天，他参观了圣母院。巴黎的纪念性建筑物以墙壁的又暗又脏的色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巴黎回国后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巴黎的房子都是黑色的。”在圣母院里，基罗加看到滴水嘴[27][28]兽、稀有动物颈状的水落管时，惊讶不已。他再次参观卢浮宫，再一次光顾王子公园，观看自行车赛。他在记事本里记下了自行车运动员们的时间。在笔记中间有一首诗——《米洛的维纳斯》。
在西拉诺咖啡馆里，一些作家在那里聚会。基罗加去了这家咖啡馆，但是他对那种像法国人的拉丁美洲人的聚会感到厌恶，漠然置之。他给亲朋好友写的信中说：“我觉得在所有那些人中，除了达里奥有影响和相当富有外，其他的人都太自命不凡了。”西拉诺是一家下等咖啡馆，位于克利奇大街蒙特玛特莱广场上。他与恩里克·戈麦斯·卡[29][30]里约、鲁文·达里奥、曼努埃尔·马查多和1900年他在巴黎时的诗人、纪实作家、翻译家和审美家们在那里相遇。基罗加对咖啡馆里的某些老主顾感到并表现得反感。这位蒙得维的亚的颓废诗人在巴黎觉得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流亡者和斗士。一天晚上，他问卡里约：“卡里约，请告诉我，你讲瓜拉尼语吗？”“什么？”“我问你，你是不是讲瓜拉尼语。”“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卡里约问他。“是美洲的瓜拉尼语呗！”
过了一会儿，基罗加问另一位客人：“蒙特阿莱格雷，那你讲瓜拉尼语吗？”“什么瓜拉尼语！”卡里约叫道。“这个人准是……”他指着自己的脑袋。“你讲英语吗？”他问基罗加。“不。”“德语呢？”“也不讲。”“那么你为什么要蒙特阿莱格雷讲瓜拉尼语呢？美洲人是相当荒唐的，他们老是记着那里的东西。”卡里约说。
基罗加气愤地回答他说：“我问蒙特阿莱格雷是否讲瓜拉尼语，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存在一种叫做瓜拉尼的美洲语言。”“我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卡里约回答。
西拉诺咖啡馆的那些夜晚，让我们看到一个言谈粗暴、不善交际、厌恶谎言和咖啡馆里的诗人的语言游戏的基罗加。他们像激怒一匹阿拉伯马一样激怒他。他不能忍受那些被巴黎弄得头晕目眩的拉丁美洲人的“闪耀着光彩的交谈”、卖弄学问和愚蠢言行。他的本能（几年后把他导向了米西翁地区的真正悲剧）使他拒绝了巴黎的那种荣耀、围绕文学进行的活动。巴黎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艺术上的麦加城，对年轻的艺术家们来说是一处圣地。对基罗加来说却不然。他的精神需要比“西拉诺”里的交谈提供更为强有力的营养。离开，变得坚强，动身……不过，该去何方？仅仅离开家庭、离开住所、丢开直到昨天还支撑着他的人生的原则是不够的。所有的青年都需要选择一条路，基罗加也不例外。他的选择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西拉诺”的文学茶会。巴黎是世界之都，是一切高贵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象征。音乐家、画家、文学家、金融家、企业家、赌徒和强盗在巴黎这座地狱和天堂里都有他们的位置。但是基罗加有吗？对他来说，巴黎没有他的位置。不过，他可以躲在植物园里写诗。当然，只有在饥饿不来敲一个不幸的青年的门的时候，他才能这么做。“我都快饿死了。”在巴黎逗留期间，基罗加常说这句话。这句话就像一个难以摆脱的念头，铭刻在他的心中，和他的唾沫与仇恨交织在一起。“我都快饿死了。”汇款没有到，电报没有打到，什么都让基罗加不顺心，都和他作对。巴黎让他过不下去了。他把自行车送进了当铺。如今他在街头看到了巴黎的真面目：工人、失业者、生意代理商、穷人、乞丐、流浪汉……饥饿让他觉得什么都变了样儿。当他感到肚子饿时，什么漂亮的词句都失去了意义。他想去加涅那里当校对。“我都快饿死了……我都快饿死了”，这是基罗加面临的唯一现实。他的几个朋友临时接济他一点食宿费，不过几个法郎。他花完了。然后他去“西拉诺”找他的朋友们，看看他们能否给他找一份工作。朋友们都不在那里。他的旅行记事本里记满了各种事情，比如他写道：“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回顾起来，这不是什么未来，而只是短短的一刻。为了能够保证三天有饭吃，竟把荣誉牺牲了！”到了星期天，他觉得钟声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像轮船的汽笛声一样让他回忆起过去。有一天他又写道：“我的心情平静，但是我没有东西吃，希望我下楼的时候有人能给我点吃的，今天下午我要去世界博览会。不仅是为了去看看，还为了打发这个饿死人的下午。”
巴黎，1900年。基罗加在这里干什么？这里没有他的位置。巴[31]黎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另一个乌拉圭的伊西多罗·杜卡斯几年前死在了基罗加走过的一条街上。也许罗特雷亚蒙伯爵兄弟般的影子正陪伴着年轻诗人基罗加走在这条带来新痛苦的街上。也许他的《马尔多洛之歌》中的怪物正在制造新的悲剧。但是要让基罗加接受或理解自己的命运，还不是时候。“我在艺术桥对面、法兰西学院旁边的马拉卡站台上避雨，雨刚开始下。我连一个法郎也没有，心里是什么滋味啊！……”“然后我要去——我想是去植物园。我要在那里消遣一会儿，尽管看到那些从来不缺食物的动物们的平静生活我会感到些许不快……”“难道这就是生活吗？我遭受过几次痛苦了，因为爱情，因为情绪悲观，甚至因为缺钱；但是，悲观心情无论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缺钱无论多么让人不能去消遣，失去的爱情无论多么不容易被人忘记，难道能够和这种既缺钱又没有爱情因而遭受着巨大痛苦的生活相比吗？这种生活，没有一分钟的微笑，羞于进饭店，羞于每天像个傻瓜似的必须按时站在一个地方（我知道总有一个好人从那里过）等待别人给我吃的东西。”
他在旅行记事本里继续记录着他的抱怨、债务、对汇款的盼望……在最后几页上他说他要买一个一角钱一本的笔记本，继续他的记事。这个笔记本一直下落不明。不过，有他记的这些篇章，是可以重现或想象他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日子了。基罗加没有夸大他遭受的痛苦。他受的打击是无情的，决定性的。打击准确地落在了他的肩上，打得他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受到打击的还有他那种自命不凡的傲气。所以，他觉得朋友们的帮助是施舍；所以，他回忆过去，向往有秩序的家庭生活，向往生活的美好和幸福。显然，他的巴黎之行是失败的。除了见识了那时巴黎的花花世界，见识了巴黎世博会的盛况，见识了巴黎的文化氛围，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苦倒是吃了不少。的确，他从没有过过那么清苦的日子，从没有经受过那种孑然一身的孤独的煎熬。到了这步境地，除了回国他没有别的出路。回国是不可避免的。
1900年7月12日，基罗加怀着厌倦巴黎、还是祖国好的心情回到蒙得维的亚。他是坐三等舱回来的。人们见他穿着一条破长裤、一件翻领高高竖起的外套，一副落魄的样子。但是他会潦倒下去吗？我们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不是呆子。吃一堑，长一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一个作为非凡的青年，一个成功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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