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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弗兰克·迈考特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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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匠试读：

献给迈考特家族的下一代：

西奥伯罕（马拉奇的女儿）和她的孩子菲奥娜和马克

巴厘的马拉奇（马拉奇的儿子）

尼娜（马拉奇的继女）

玛丽·伊丽莎白（迈克尔的女儿）和她的女儿索菲娅

安琪拉（迈克尔的女儿）

康纳尔（马拉奇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吉利恩

科马克（马拉奇的儿子）和他的女儿阿德里安娜

玛吉（弗兰克的女儿）和她的孩子恰拉、弗兰克和杰克

阿利森（阿非的女儿）

迈基（迈克尔的儿子）

凯蒂（迈克尔的女儿）

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讲自己的故事。序

如果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分析有所了解，我会将自己所有的苦恼追溯到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那段时光剥夺了我的自尊，使我时不时自哀自怜、感情麻木，变得任性、忌妒并蔑视权威；它还延缓了我的发育，使我在和异性交往时不知所措，无法在世间提升地位，成为一个几乎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我成为一名老师并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这真是个奇迹。能在纽约的课堂上教书这么多年，我真得给自己打满分。应该为从悲惨童年中幸存下来并成为老师的人设立勋章，而我理应成为第一个受勋者。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后，不管被授予多高的称号我都当之无愧。

我可以责怪他人。我那悲惨的童年并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别人——一些黑暗力量造成的。但即便我要责怪，也会本着宽恕的态度。因此，我宽恕下列人士：教皇庇护十二世、英国人尤其是英王乔治六世、麦克罗里红衣主教（他在我的孩童时期统治着爱尔兰）、利默里克主教（他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罪孽深重），以及爱尔兰前任总理和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德·瓦勒拉先生是半个西班牙人兼盖尔语的狂热支持者（恰如一道爱尔兰炖菜中的西班牙洋葱）。他下令爱尔兰的全体老师逼迫学生学习民族语言，却让我们丧失了好奇的天性；老师用木棒将幼小的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让我们遭受几个小时的痛苦，他却对此视而不见、态度冷漠。我还宽恕那位在我承认犯有手淫、从母亲的钱包里偷钱等罪行时，将我赶出忏悔室的神甫。他说我没有摆正忏悔的态度，尤其在肉体方面。尽管他击中了要害，但是，他拒绝赦免我的罪孽这一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如果我被教堂外的卡车撞扁，他得为我的死负责。我宽恕各种各样横行霸道的老师，宽恕他们抓着我的鬓角将我拖离座位，宽恕他们经常在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天主教《教理问答》，或者不能心算937除以739时，用木棒、皮带和藤条抽打我。我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告诉我：那都是为我好。我宽恕他们那弥天的伪善。我想知道此刻他们在哪里：天堂？地狱？还是炼狱（如果它依然存在）？

我甚至可以宽恕自己。尽管回顾人生的各个阶段时，我会抱怨：真是个笨蛋！那么胆小！那么愚蠢！那么优柔寡断！犯下那么多的错误！

但是，随后我会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我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扪心自问，发现自己处在无休止的罪孽中。那是磨炼，是洗脑，是身心的调整，使我不装模作样，尤其当身处犯有种种罪孽的阶层时。

现在，我认为到了赞扬自己的时候了。我至少还有一个优点：顽强。虽然它并不像大志、才干、智慧或魅力那么迷人，但正是它帮助我度过人生的日日夜夜。

F.S. 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他只是活得不够长久。像我这种情况，他说错了。

我在纽约的高中任教的三十年间，只被我的学生稍稍关注过。在学校以外的世界里，我是个隐身人，不为人知。后来，我写了本关于自己童年的书，成了当今重要的爱尔兰人。我原本希望那本书能向迈考特家的子孙讲述家族历史，兴许能卖个几百本，还能应邀和读书俱乐部讨论讨论。但没想到，那本书一跃登上了畅销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我被搞懵了。这本书是我人生的第二幕。

在图书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一个迟到者，一个新手。我的第一本书《安琪拉的灰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那年我六十六岁。第二本书《就是这儿》在一九九九年我六十九岁时问世。那把年纪时，我竟然还能提笔，真不可思议。我的新朋友们（因为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而结识）二十几岁就出书了。年轻人哪！

那么，是什么拖了你那么长时间？

我一直在教书，就是这个拖了我那么长时间。我不是在大学，而是先后在纽约四所公立高中任教。在大学任教，人们有充足的时间用于写作和其他娱乐消遣。（我读过描写大学教授生活的小说，文中的教授们似乎都忙于男女私情和学术暗斗，以至于你会纳闷他们哪有时间从事教学。）如果你每周工作五天、每天教五个高中班级，你就不会回家后仍能保持头脑清醒并创作不朽篇章了。一天上完五个班的课后，你满脑袋都是教室里的嘈杂声。

我从没指望《安琪拉的灰烬》能吸引任何注意力，但当它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后，我成了媒体的宠儿。我上百次地被人拍照，成为一个带有爱尔兰口音、上了年纪的新奇事物。我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和州长、市长、艺人见面。我见到了布什总统和他当德州州长的儿子，见到了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见到了格里高利·派克，见到了教皇并亲吻了他的戒指。约克公爵夫人萨拉采访过我。她说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我说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公爵夫人。她说：噢！还问摄像师：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被提名格莱美最佳朗读类奖，还差点见到艾尔顿·约翰。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看我。他们说：噢，你写了那本书，这边请，迈考特先生；或者你喜欢什么东西吗？不管是什么。咖啡店里，一个女人眯着眼睛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一定是个重要人物。你是谁？能给我签个名吗？人们听我的演讲，问我有关爱尔兰、结膜炎、饮酒、牙齿、教育、宗教、青春期焦虑症、威廉·巴特勒·叶芝、文学等方面的问题。这个夏天你在看什么书？今年你读过哪些书？话题还涉及天主教教义、写作和饥饿。我在牙医、律师、眼科医生当然还有老师的集会上演讲。我周游世界，以一个爱尔兰人、一个老师、一个各种苦难的权威、一个各地老年人（他们总想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的指路明灯的身份。

他们将《安琪拉的灰烬》拍成了电影。在美国，无论你写了什么，将书改编成电影总会成为人们的谈资。你编写了曼哈顿电话簿，他们都会说：那么，什么时候把它拍成电影？

如果没有写《安琪拉的灰烬》，我会在临死前祈求：再多给一年吧，上帝，一年就好了，因为写这本书是我余生中想做的事。我从没想到它会成为畅销书。我希望它能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我藏在一旁，看着美女们翻看它并偶尔掉泪。当然，她们会买这本书，把它带回家，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边抿药茶或雪利酒边阅读。她们会为所有的朋友订购这本书。

在《就是这儿》中，我描写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以及我如何成了一名老师。书出版后，我为自己草率地对待教学而深感不安。在美国，医生、律师、将军、演员、电视从业人员和政客都受到人们的崇拜和嘉奖，但老师不在此列。老师是所有职业中的楼下女佣，他们被告知使用下人进出的门或者绕行后门。人们会祝贺老师有那么多休假，用优越屈尊的口吻谈论老师，并逆着理理他们银白色的头发。哦，对了，我有一位英语老师，史密斯小姐，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爱的老史密斯小姐。她过去常说，如果她在四十年教学生涯中能影响一个孩子，那就不枉此生，她就能开心地离开人世。这位启发灵感的英语老师后来渐渐老去，变得满头银发，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活，梦想着那位她可能影响过的孩子。继续做梦吧，老师，你将不会受人歌颂。

你想象着你将走进教室，站一会儿，等着学生安静下来。在他们打开笔记本并啪啪敲钢笔时观察他们，告诉他们你的名字，把它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上课。

讲台上放着学校提供的英语课本。你将教拼写、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写作和文学。

你迫不及待地开始教文学，对诗歌、话剧、散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百七十个学生的手在空中挥舞，他们叫着：迈考特先生，我，我，我想说两句。

你希望他们说点什么。你不希望在你努力把课上生动的同时，他们却木木地呆坐。

你将尽情徜徉于英国和美国文学长廊，与卡莱尔、马修·阿诺德、爱默生和梭罗共度时光，那该有多快活啊！你迫不及待地开始讲雪莱、济慈和拜伦，还有又老又好的沃尔特·惠特曼。班上的学生将会爱上那种浪漫主义、叛逆精神和反抗行为。你自己也将沉醉在这类作品中，因为不论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在梦中，你都是个狂热的浪漫主义者。你在争议题材中找到自我。

经过楼道的校长和其他实权派将会听到，从你的教室里传出兴奋的叫喊声。透过门上的玻璃，他们将会惊讶地看到，所有人都高举着手，这些男孩和女孩，这些未来的水暖工、电工、美容师、木匠、技工、打字员和机械师的脸上都写满热切和兴奋。

你将获得各种奖项的提名：年度优秀教师奖、世纪优秀教师奖……你将被邀请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将和你握手。报纸将问你这个小小的老师对教育的看法。这将是个大新闻——一个老师被问及对教育的看法。天哪！你将上电视。

电视。

想象一下：一个上了电视的老师！

他们将让你飞到好莱坞，在那儿，你将主演有关自己人生的电影：卑微的出身，悲惨的童年，和教会的矛盾（你曾勇敢地挑战教会），孤独地待在角落里，就着烛光阅读乔叟、莎士比亚、奥斯丁、狄更斯的作品。角落里的你眨着可怜的病眼勇敢地啃书，直到母亲把蜡烛拿走，告诉你如果再不停下，你的两只眼睛就会从脑袋上掉下来。你恳求母亲把蜡烛还给你，《董贝父子》只剩一百页就看完了，但母亲说：不，我不想在带着你逛利默里克时，人们问起你怎么瞎了，而一年前你还和他们中最棒的几个一起踢球。

你对母亲说：好吧。因为你知道这么一首歌：

母爱是一种赐福，

无论你浪迹何方，

趁她健在好好珍惜，

不然将是思念的惆怅。

另外，你永远不会跟电影里的母亲顶嘴。这一角色由年长的爱尔兰女演员萨拉·奥尔古德或尤纳·奥康纳扮演，她们言语刻薄，满脸沧桑。你母亲也有很痛苦的眼神，但是你从未在黑白或彩色的大银幕上见过。

你父亲本可以由克拉克·盖博扮演，只是一来他可能学不会你父亲那北爱尔兰口音，二来这会是继《飘》之后的可怕退步。你记得《飘》曾在爱尔兰被禁，据说是因为白瑞德抱着妻子郝思嘉上楼并上了床，这让都柏林的电影审查官们心烦意乱，促使他们全面禁止这部电影上映。不，你需要其他人来扮演你父亲，因为爱尔兰的审查官们明察秋毫，而且如果在你的家乡利默里克和爱尔兰其他地方，人们看不到这部关于你的悲惨童年以及日后你作为老师和电影明星大放异彩的电影，你该多失望啊。

但那不会是故事的结尾。真正的故事是你如何最终抵制住好莱坞的诱惑，如何在多个夜晚被人宴请招待，如何在被地位稳固、野心勃勃的女明星诱上床后，却发现她们生活空虚。她们倚在各种绸缎枕头上向你袒露心扉，你带着阵阵负疚感倾听着。她们表达着对你的仰慕之情：你，凭着对学生的热爱，已经成为好莱坞的偶像。她们，这些地位稳固、野心勃勃、妩媚迷人的女明星，后悔自己走上邪路，欣然接受空虚的好莱坞生活。如果她们放弃这一切，她们也可以因为真诚地给美国未来的手艺人、生意人和职员兼打字员上课而天天高兴。她们会说：早上醒来，开心地从床上跳下，知道新的一天在你面前展开。在这一天里，你将和美国青年一起做上帝的工作；你对自己菲薄的工资感到心满意足；你真正的奖励是当学生手持从感激你、仰慕你的家长（你在纽约市斯塔滕岛区麦基职业技术高中那一百七十个学生的母亲和父亲）那里拿来的礼物（饼干、面包、自制的意大利面食，偶尔会有一瓶产自意大利家庭后院葡萄树的葡萄酒）时，他们热切的眼神里饱含的那股感激之情。那将是种怎样的感觉啊！ 第一篇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1

他们来了。

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个新老师，在工作中学习。

在我教学生涯的第一天，我因为吃了一名高中男孩的三明治而差点被开除；第二天，我因为提到和绵羊交朋友的可能性而差点被开除。除此之外，我在纽约市三十年的高中教学生涯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我常常拿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待在那儿。后来，我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九五八年三月里的一天，在纽约市斯塔滕岛区麦基职业技术高中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坐在讲台边，摆弄着这份新工作的办公用品：五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每班一个）、一团松脆的橡皮筋、一叠褐色的战时记录纸（上面沾着造纸时掉进去的任何东西）、一块破黑板擦和一摞白色卡片（我将把这些卡片一排排地插入这本破旧的红色德莱尼考勤记录本，以帮助我记住一百六十多个男孩、女孩的名字，他们将每天排排坐在五个不同的班级里）。在卡片上，我将记录男孩、女孩们出勤和迟到的情况；他们干坏事时，我也要在卡片上做些小记号。我被告知应该用红笔记录坏事，学校却没有提供红笔。现在，我要么填写表格申请一支，要么就到商店买一支，因为记录坏事的红笔是老师最有力的武器。我有许多东西要到商店购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美国社会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惠及学校，特别是需要教学用品的新老师。负责行政的校长助理给过一张纸条，提醒所有老师注意本市的财政困难，并请节约使用这些教学用品。今天上午，我得作些决定。一分钟后，铃声将会响起，他们将蜂拥而入。如果他们看见我坐在讲台边，他们会说什么呢？嘿，快看，他正在躲起来。他们是研究老师的高手。坐在讲台边意味着你害怕了或者你很懒，所以把讲台作为屏障。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讲台站着，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做个男子汉。第一天犯的错误需要几个月来弥补。

即将到来的孩子们上十一年级，十六岁。从幼儿园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学校待了十一年。所以，老师来，老师去，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老师：年长的、年轻的、粗暴的、和善的。孩子们观察、审视、判断。总的来说，他们知道老师的身体语言、语气语调和行为举止。他们似乎不是在洗手间或自助餐馆里无所事事时才讨论这些。十一年来，他们完全掌握了这一切，并传授给下一届的孩子。留心博伊德小姐，他们会说，作业，啊，作业。她改作业。改的。她没结婚，所以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尽量选已婚有孩子的老师，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看文章。如果博伊德小姐定期做爱，她就不会布置那么多作业。她和她的猫一起在家里听古典音乐，改我们的作业，给我们添麻烦。有些老师好对付。他们给你布置一堆作业，收上来打个钩，甚至看都没看。你可以抄一页《圣经》交上去，他们照样会在页首写上“很好”。博伊德小姐不这样。她会立马走到你身边：对不起，查理，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吗？而你不得不承认，不是，这不是你写的。这时，你就麻烦了，哥们儿。

提前到校是个错误，这给了人太多时间考虑将要面对的一切。我从哪儿来的这个勇气，认为自己能够应付美国青少年？无知。就是它给了我勇气。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时代，报纸上报道了美国青少年的巨大不幸。这些是“‘迷惘的一代’的迷惘孩子的迷惘孩子”。电影、音乐剧、书籍都在告诉我们他们的不幸：《无因的反叛》、《黑板丛林》、《西区故事》、《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发表绝望的演讲：生活没有意义，所有的大人都是骗子，活着有什么用？他们没有什么可盼望的，甚至没有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前往穷乡僻壤杀死土著人，戴着勋章，拄着拐杖，穿过抛撒彩纸的欢迎人群沿百老汇大街行进，接受姑娘们的赞美）。对刚刚打完仗的父亲们抱怨没有用，对父亲们打仗时在家等候的母亲们抱怨也没有用。父亲们会说：哦，闭嘴，别烦我。我屁股上还有块炸弹碎片。我没时间听你抱怨。你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好抱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像你那么大时，都已经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了，后来又到码头干活，这样我才能送你这个可怜的笨蛋去上学。去挤你那些该死的青春痘吧，让我看会儿报纸。

青少年有那么多不幸，以至于他们组成众多帮派，相互斗殴。这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有着凄美爱情故事和雄壮背景音乐的暴力美学，而是卑鄙的打斗。他们彼此谩骂诅咒。意大利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手持刀子、链条、棒球棒，在中央公园和希望公园彼此攻击，血溅草地，而不论是谁的血，都一样鲜红。如果有人丧命，就会招致公众的愤怒和指责：如果学校和老师履行职责，这些可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爱国者们声称：如果这些孩子有时间和精力打群架，我们何不把他们送到海外去打那些该死的共产分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个问题？

许多人认为，职业学校是为没能力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开办的垃圾倾倒场。这样说很势利。上千个年轻人想成为自动化机械师、美容师、机械师、电工、水暖工和木匠，对于公众来说，这无关紧要。这些年轻人不想被宗教改革、一八一二年战争、沃尔特·惠特曼、艺术欣赏和果蝇的性生活所困扰。

但是，哥们儿，如果不得不学这些，我们会学的。我们会坐在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课堂上。我们会在我们的商店工作，在那儿，我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我们会努力对老师好，并在四年后离开这里。唷！

他们来了。门砰的一声撞上黑板下方的架子，激起一阵粉笔灰。一大群人涌进教室。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走进教室，说声早上好，然后坐下呢？哦，不。他们得推着挤着。一个用装出来的威胁口气说：嗨。另一个回敬道：嗨。他们彼此侮辱，毫不理会最后一遍铃声，不慌不忙地坐下。那很酷，老兄。看，那有个新老师。新老师懂个屁。那又怎样？铃声？老师？新家伙。他是谁？管他呢。他们隔着整间教室和朋友交谈，懒洋洋地靠在对于他们来说过小的课桌上，伸出双腿。如果有人被绊倒，他们就哈哈大笑。他们朝窗外看，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看美国国旗或者看由马德小姐（现已退休）用胶布贴在墙上的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的图片。这是《生活》杂志的封面，那图片到处都是。在课桌上父兄多年前的凿痕旁，他们用铅笔刀刻上姓名的首字母，刻上心和箭头表示爱的宣言。有些旧课桌被凿得太深了，以至于你能透过曾经刻着心和箭头的窟窿看到自己的膝盖。情侣们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说着悄悄话，凝视着对方。靠着教室后面壁橱的三个男孩唱着男子和声重唱（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打着拍子，告诉全世界他们是恋爱中的青少年。

他们每天五次推挤着进入教室。五个班，每班三十到三十五个人。青少年？在爱尔兰，我们在美国电影里见过情绪乖戾不定、驾车四处兜风的他们，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乖戾不定。他们有吃、有穿、有钱，但对父母很无礼。爱尔兰没有青少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是个孩子。你上学直到年满十四岁。如果你对父母无礼，他们会劈脸给你一巴掌，把你打翻在地。你长大成人，干体力活，结婚，在星期五晚上喝杯啤酒，在同一天晚上跳到妻子身上，让她不停地怀孕。几年以后，你移民英格兰，在建筑工地干活，或者加入皇家部队，为大英帝国而战。

当一个叫皮特的男孩大喊“谁要大红肠三明治”时，三明治事件上演了。

你开玩笑吧？你妈妈一定不喜欢你，给你这样的三明治。

皮特把棕色的三明治纸袋扔向发表评论的安迪，全班欢呼起来。打，打，他们说，打，打。纸袋掉在黑板和安迪所在的第一排课桌之间的地上。

我从讲台后走出，发出了教学生涯的第一声：嗨。在纽约大学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我，此时能想到的只是“嗨”。

我又说了一遍：嗨。

没人理我。他们正忙于使这场既可以消磨时间又可以使我忘掉上课的战争升级。我走向皮特，发表了我的第一份老师声明：不要扔三明治。皮特和整个班级惊呆了。这个老师，新老师，就这样阻止了一场好戏。新老师应该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或者去找校长或主任——人人都知道他们要很久才会赶来。这意味着你可以边等边看好戏。另外，你打算拿一个在你已经扔了三明治后却叫你不要扔三明治的老师怎么办呢？

本尼从教室后面喊道：嗨，老师，他已经扔了三明治。现在叫他不要扔三明治没用。那边地上有个三明治。

全班大笑起来。世界上再没有比一个在你已经做了一件事后却叫你不要做这件事的老师更傻的了。一个男孩捂住嘴说：傻瓜。我知道他在说我。我真想一脚把他从座位上踢出去，但那将会终结我的教学生涯。另外，那只捂着嘴巴的手很大，而他的课桌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太小了。

有人说：哟，本尼，你律师呀，啊？全班又大笑起来。耶，耶，他们说着，并等着我的行动。这个新老师会怎么做呢？

纽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们从来没有教过如何应对飞舞的三明治之类的情形。他们谈论教育学理论和理念，道德和伦理责任，以及同完整孩子、格式塔、孩子感受到的需要（如果你不介意）打交道的必要性，但从来没有讲过如何应对教室里的关键时刻。

我是不是该说，嗨，皮特，站到这儿来，捡起那个三明治之类的话？我是不是该把三明治捡起来，扔进废纸篓，以示对那些扔三明治的人的蔑视？世界上还有上百万人在饿肚子呢！

他们得意识到我是老板，我很强硬，我不吃他们那一套。

包在蜡纸里的三明治已有一半露出纸袋，散发出来的味道告诉我，三明治里不仅只有大红肠。我把它捡起来，打开包装纸。这不是把肉夹在几片没味儿的美国白面包里做成的普通三明治。这个三明治的面包黑而厚，由布鲁克林区的一位意大利母亲烘烤，硬度足够承受几片香喷喷的大红肠，中间夹着西红柿片、洋葱片和辣椒片，还淋了橄榄油，散发着唇齿留香的美味。

我把三明治吃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课堂管理行为。我那张被三明治塞得满满的嘴吸引了全班的注意力。他们，三十四个平均年龄十六岁的男孩和女孩，惊讶地呆望着我。我可以看见他们眼里的钦佩。我成了他们生命中第一个从地上捡起三明治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吃掉的老师。三明治人。在我童年时期的爱尔兰，我们也钦佩过一个老师，他每天都吃一个苹果，并把削下来的长长的苹果皮奖给好学生。这些孩子看着油从我的下巴滴到我那从“广场上的克莱恩”连锁店花两美元买的领带上。

皮特说：哟，老师，你吃的是我的三明治。

全班同学都嘘他：闭嘴。没看见老师正在吃东西吗？

我舔了舔手指，说：好吃。然后把纸袋和蜡纸搓成团，用手指把它弹进废纸篓。全班欢呼起来。哇噻！他们说，唷，乖乖，真不得了！看哪，他吃了三明治。他命中废纸篓了。天哪！

难道这就是教学？是的，哇噻。我感觉像个冠军。我吃了三明治。我命中了废纸篓。我觉得我在这个班上无所不能，我已经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很好，只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是来教书的，但我不知道怎样从三明治转到拼写或语法或段落结构或其他与我应该讲的内容（英语）有关的题材。

学生们一直笑着，直到他们看见窗户上出现了校长的脸，黑色的浓眉在额头中间拧成一个问号。校长推开门，示意我出去。能和你说句话吗，迈考特先生？

皮特小声说：嗨，老师，别担心三明治。我不要了。

全班都在附和：是的，是的。他们说话的方式表明，如果我和校长之间有麻烦，他们会站在我这边。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师生间休戚与共的情感。在教室里，你的学生可能会支吾其词、抱怨连连，但当校长或其他外人出现时，他们马上就会和你形成一个牢固的统一阵线。

在楼道里，他说：我想你明白，迈考特先生，老师早上九点在教室里当着学生的面吃午饭可不合适。你第一天教课，你打算以吃三明治开始吗？那是正确的步骤吗，年轻人？这不是我们这儿的做法，这会给孩子们错误的观点。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嗯？如果老师停下手头的工作，在教室里吃午饭，尤其是在还是早饭时间的上午，你想想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在早间课上，偷吃东西、用蟑螂和各种啮齿类动物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孩子已经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麻烦了。教室里赶出过松鼠，至于老鼠，我简直不愿再提。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这些孩子和一些老师，你的同事，年轻人，将会把学校变成一个大自助餐厅。

我想告诉他三明治事件的真相，以及我如何很好地应对了这个局面。但是，如果我这么做，我的教学工作可能也就走到了尽头。我想说：先生，这不是我的午饭。这是一个男孩的三明治，他把它扔给另一个男孩。我捡了起来，因为我初来乍到，班里就发生了这种事，可大学课程里没有关于扔三明治和捡三明治的内容。我知道我吃了三明治，但我这么做是出于绝望，或者是对全班进行有关杜绝浪费的教育并让他们明白谁是班级的主宰，或者，上帝，我吃三明治是因为我饿了。为了不失去这份好工作，我保证我再也不这么做了，但你必须承认这个班没有闹，很安静。如果那是个吸引职业高中学生注意力的方法，你应该为我今天余下的四个班准备一堆大红肠三明治。

我什么也没说。

校长说他会帮我，因为，哈，哈，我看上去非常需要帮助。我承认，他说，你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那很好，但是看看你是否可以用不那么戏剧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试着教课。那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年轻人。教课。现在你要收复失地。就到这儿吧。老师和学生都不允许在教室里吃东西。

我说：是，先生。然后他挥挥手，让我回教室。

全班同学问：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不应该上午九点时在教室里吃午饭。

你没有吃午饭。

我知道，但他看见我在吃三明治。他告诉我不能再这么做了。

嘿，那不公平。

皮特说：我会对我妈说你喜欢她做的三明治。我会告诉她你因为她的三明治遇到不少麻烦。

好的，皮特，但不要告诉她你把三明治扔了。

不会，不会。不然她会杀了我。她从西西里来，西西里那儿的人很容易激动。

告诉她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三明治，皮特。

好的。

我有罪。

我讲故事，而不是讲课。

讲任何能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坐在座位上的事。

他们认为我在讲课。

我在学习。

你称自己为老师吗？

我不称自己为什么。我不仅仅是个老师，同时又称不上是个老师。在高中课堂上，你是军训教官、拉比、哭泣时可依靠的肩膀、维持纪律的人、歌手、低水平学者、店员、裁判、小丑、顾问、服装礼仪的实施者、乐队指挥、辩护者、哲学家、合作伙伴、踢踏舞者、政客、精神治疗师、傻瓜、交警、神甫、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叔叔——阿姨、记账人、评论家、心理学家和最后一根稻草。

在教员餐厅里，老教师们警告我：孩子，不要告诉他们有关自己的事儿。他们是孩子，该死。你是老师。你有隐私权。你知道这个游戏，是不是？这些小浑蛋无恶不作。他们不是，重复一遍，不是你的正常朋友。当你准备正经地上一堂关于语法什么的课程时，他们能闻出来。他们会转移你的注意力，孩子。小心提防他们。这些孩子在这儿已经好多年了，十一或十二年。他们对老师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你是否在考虑语法或拼写。他们会举起小手，脸上挂着那种很感兴趣的表情，问你小时候玩过什么游戏或者你喜欢该死的“世界系列”节目中的哪个人物。哦，他们会的，而你会信以为真。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你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而他们分不清句子成分就回家了。回家后，他们会把你的生活告诉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他们会应付了事，但那又会给你带来什么呢？你不可能要回留在他们小脑袋瓜里的那些有关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你的生活，老弟，那是你拥有的一切。不要告诉他们。

他们的忠告被糟蹋了。我通过反复试验才弄懂教书之道，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不得不寻找自己做人、做老师的方式。这是我三十年来在纽约市课堂内外一直努力想得到的。我的学生不知道，他们面前站着那么一个挣脱了爱尔兰历史和天主教教义的蚕茧，并将蚕茧碎片撒得遍地都是的人。

我的经历挽救了我的人生。在麦基职业技术高中任教的第二天，一个男孩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我带回到过去，影响了我日后三十年的教学方式。我被推到过去，推到我的人生素材之中。

乔伊·桑托斯叫道：哟，老师——

你不应该喊叫。你应该举手。

是的，是的，乔伊说，但是……

他们说是的是的，那种样子告诉你他们正勉强容忍你。我们正尽量耐心，嘿，给你个喘息的机会，因为你只是个新老师。

乔伊举起手：哟，教书匠——

叫我迈考特先生。

是的。好吧。那么，你，苏格兰人还是其他什么？

乔伊是班级代言人。每个班除了牢骚鬼、小丑、好好先生、第一美女、热心于任何活动的志愿者、运动员、知识分子、妈妈的乖儿子、神秘主义者、娘娘腔、情人、评论家、笨蛋、认为罪恶遍地的宗教狂、坐在教室后面盯着课桌的沉思者、乐天派和认为所有生物都有其优点的圣徒外，都有一个班级代言人。这个人的工作就是向老师提问，问任何能让老师不再讲烦人课程的问题。我也许是个新老师，但我识破了乔伊拖延课程的把戏。这个把戏很普遍，我在爱尔兰也玩过。我在利米国立学校就读时就是班上的代言人。老师一在黑板上出代数题或爱尔兰语的动词变化题，男孩们就会发出尖利的嘘声：问他问题，迈考特，别让他上这该死的课。问呀，快问。

我会说：老师，爱尔兰以前有代数吗？

奥哈洛伦先生喜欢我这个书写整洁、礼貌而听话的好孩子。他会放下粉笔。从他坐在讲台旁的姿势和开口说话之前不慌不忙的神态，你会发现，能够逃脱代数和爱尔兰语句法，他多么开心。他会说：孩子们，你们有权为你们的祖先而自豪。在希腊人，甚至在埃及人之前，在这个可爱的国度里，你们的先人就能在严冬收集太阳光，并用它们长时间照亮昏暗的内室。他们知道天体运行的方式，而这使得他们懂得比代数、微积分更多的知识。孩子们，哦，更多，多得多呢。

有时候，在温暖的春日，他会坐在椅子上打盹，而我们四十个孩子静静地坐着，等他醒来。即使他睡过了放学时间，我们也不敢离开教室。

不，我不是苏格兰人。我是爱尔兰人。

乔伊看上去很真诚：哦，是吗？什么是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就是任何来自爱尔兰的人。

就像圣帕特里克，对吗？

哦，不，不准确。这就要讲有关圣帕特里克的故事，这会让我们远离烦——人——的英语课，而这又会带来其他问题。

嘿，老师。在爱尔兰，人人都说英语吗？

你们玩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在爱尔兰都是凯尔特人吗？

别让他们左右课堂秩序。勇敢地面对他们，向他们表明谁是课堂的主宰。要么态度坚决，要么死路一条。别理会他们。告诉他们：打开笔记本，拼写单词的时间到了。

哎，老师，哎，上帝，哎，哥们儿。拼写，拼写。我们必须做吗？他们呻吟道：烦——人——的——单词拼写。他们假装用脑袋砰砰地撞桌子，把脸埋到胳膊里。他们乞求不要做单词拼写。不要，不要嘛。嗨，我们本认为你是个好人，年轻有为。为什么所有英语老师都要做同样老掉牙的事情呢？一样老掉牙的拼写课，一样老掉牙的词汇课，一样老掉牙的狗屎。抱歉，说脏话了。你能不能跟我们多讲些有关爱尔兰的事呢？

哟，教书匠——乔伊又开口了。救场的代言人。

乔伊，我对你说过，我的名字是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

好吧，好吧。那么，老师，你在爱尔兰和女孩子约会吗？

没有，该死的。绵羊。我们和绵羊约会。你们以为我们会和什么约会？

全班哄堂大笑。他们拍着胸脯大笑，用胳膊肘推来推去，假装从课桌上翻下去。这个老师，他疯了，哥们儿。讲笑话呢。和绵羊约会。锁好你的绵羊。

劳驾，请打开你们的笔记本。我们开始拼写单词了。

他们大笑不止。单词表里有绵羊这个词吗？哦，上帝。

那个自作聪明的回答是个错误。那会招来麻烦。好好先生、圣徒和评论家一定会打小报告：噢，妈妈，噢，爸爸，噢，校长先生，猜猜老师今天课上说了些什么。有关绵羊的坏事。

我对此措手不及。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也没有准备。这不是教学。这和英语文学、语法、写作无关。什么时候我能足够强大，能步入教室后立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开始上课呢？这所学校有一些在老师掌控之下安静好学的班级。在自助餐厅，老教师们告诉我：哦，那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第二天，校长派人找我。他坐在办公桌后，抽着烟接电话。他不停地说：对不起。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会和当事人谈。新老师，我猜。

他放下电话：绵羊。怎么扯上了绵羊？

绵羊？

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有人投诉你在课堂上说“该死的”。我知道你刚从一个农业国家来，不熟悉这儿的情况，但是你必须有些基本常识。

不，先生，不是刚到。我到这儿已经八年半了，包括两年兵役。这还不算我在布鲁克林区度过的几年婴儿期。

好了，看看，先是三明治，现在又是绵羊。该死的电话又响了。家长们都在抗议，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你到这儿才两天，两天都麻烦不断。你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能解释清楚，你就会振作一点。你到底为什么要对那些孩子讲起绵羊？

对不起。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我被惹火了。他们就是不让我讲单词拼写。

就这些？

那时我觉得绵羊事件是有点儿可笑。

哦，是的，的确是。你在那儿主张纵欲。十三位家长要求解雇你。斯塔滕岛区有许多有正义感的人。

我只是开玩笑。

不，年轻人，这儿不允许开玩笑。这是个时间和场合的问题。你在课堂上说的话他们都信以为真。你是老师。当你说你和绵羊约会时，他们会轻信你说的每一个词。他们不知道爱尔兰人的婚姻习惯。

对不起。

这次就算了。我会告诉家长，你是个刚下船的爱尔兰移民。

但是，我出生在这儿。

在我挽救你人生的时候，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听我讲，嗯？这次，我就不追究了。我不会在你的档案中记上一笔。你意识不到在档案中记一笔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如果你想在这个系统里获得提升，成为校长、校长助理、教导主任，档案中的那一笔会拖你的后腿。那是长期向下滑行的开始。

先生，我不想成为校长。我只想教课。

是的，是的。他们都这么说。你会忘了这些话。这些孩子会让你在三十岁之前就头发花白。

很显然，我还不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老师。他们不理会所有的问题、请求和抱怨，只是自顾自地讲授经过认真准备的课程。这使我想起利默里克那所学校。在那儿，功课最重要，而我们什么也不是。那时我就梦想有这么一所学校：在那儿，老师是向导，是顾问，而不是监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理念，只是讨厌那些逃离了教室却回过头来给教室的主人（老师和学生）带去麻烦的官僚主义者和上级长官。我从未想过要填写他们的表格，遵守他们的指导方针，负责他们的考试，忍受他们的窥探，或使自己适应他们的学习计划和课程。

如果校长说，这个班是你的，老师，做你想做的事，我会对我的学生说，把椅子推到一边，躺在地上，睡觉。

什么？

我说，睡觉。

为什么？

你躺在地上自己想去吧。

他们会躺在地上，有些人会迷迷糊糊地睡过去。男孩扭动身子靠近女孩时会咯咯地笑。睡着了的人会发出甜蜜的鼾声。我会和他们一起伸着四肢躺在地上，问谁会摇篮曲。我知道有个女孩会起个头，其他人会跟着唱。一个男孩可能会说：哎，如果校长进来该怎么办？不管他，继续唱摇篮曲。有人低声说。迈考特先生，我们什么时候起来？有人会告诉他：嘘，哥们儿。他就会不做声了。铃声响起，他们慢慢从地上起来，离开教室，浑身轻松但也很困惑。不要问我为什么上这么一堂课。一定是精神在起作用。2

如果你在早期麦基职高我的班上，你就会看到一个枯瘦如柴的年轻人。他快三十岁了，有一头难以梳理平整的黑发、一双因患慢性疾病而发红的眼睛、满嘴坏牙和一副羞愧的表情。你在埃利斯岛的移民照片或者被捕扒手的脸上也能见到这样的表情。

羞愧事出有因：

我出生在纽约，未满四岁时被带到爱尔兰。我有三个兄弟。我的父亲，一个酒鬼、一个疯狂的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随时准备为爱尔兰捐躯。他在我十岁快十一岁时抛弃了我们。一个妹妹死了，一对双胞胎弟弟死了，两个弟弟又出生了。我的母亲向人乞讨食物、衣服和用来烧水泡茶的煤。邻居们让她送我们——我和我的兄弟们——到孤儿院。不，不，绝不。那很丢人。她坚持不放弃，而我们渐渐长大。我和我的兄弟们十四岁离开学校，开始工作。我们向往美国，就一个接一个坐船离开了。母亲和她最小的孩子一起来到美国，希望从此能生活幸福。这是你在美国应该做的。但是，她从未享受过片刻幸福时光。

在纽约，我从事一些卑贱而辛苦的工作，直到应征加入美国陆军。在德国服役两年后，根据美国军人法案，我上了大学，成为一名老师。大学里有文学和写作课程，还有由不知道如何教学的教授们教的关于如何教学的课程。

那么，迈考特先生，你知道在爱尔兰长大是什么样的吗？

我，一个二十七岁的新老师，回忆我的过去以满足这些美国青少年的需求，从而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坐在座位上。我从没想过自己的过去会那么有用。为什么有人想知道我悲惨的人生呢？随后我意识到，父亲在炉火旁给我们讲故事时就是这么做的。他跟我们讲那些被称为土著口述历史学家的人的事。他们周游各地，给人们讲述上百个装在他们脑子里的故事。人们会让他们在炉火旁取暖，给他们点喝的。人们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一连几小时地听似乎无穷尽的故事和歌曲，给他们毯子或袋子盖着在角落里的草床上睡觉。如果土著口述历史学家需要爱情，可能会有一个老女人相陪。

我同自己争辩：

你在讲故事，你本应该讲课。

我是在讲课。讲故事就是讲课。

讲故事是浪费时间。

我没办法。我不擅长讲课。

你是个骗子。你在欺骗我们的孩子。

他们似乎不这么认为。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

我是个在美国学校讲述自己的爱尔兰学校生活的老师。这是个例行程序。在我想讲一些具体的课程内容时（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这个例行程序通常可以安抚他们。

一天，我的老师开玩笑，说我看上去像猫叼进来的东西。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笑了，露出难看的大黄牙，笑得咳了起来，痰在嗓子眼里呼噜呼噜地响。我的同学认为那是嘲笑。当他们和老师一起大笑时，我恨他们。我也恨老师，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全校的人都会把我看成猫叼进来的东西。如果老师和另外一个男孩开同样的玩笑，我也会笑，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胆小，害怕挨棒打。

班上有个男孩没和其他人一起笑。他叫比利·坎贝尔。当全班同学大笑时，比利会直直地盯着前方，而老师会盯着他，等着他像其他同学一样笑起来。我们等着老师把比利从座位上拽起来，但他从没这样做。我想，老师是因为比利的独立性而敬佩他。我也敬佩他，希望自己能有他那样的勇气，但它从来没有光顾我。

那所爱尔兰学校的男孩们嘲笑我从纽约带来的美国口音。你不可能离开一个地方，同时留下那里的口音。当他们嘲笑你的口音时，你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想什么或该感受什么，直到他们开始推搡你，而你明白他们是有意要惹你生气。你一个人对付四十个来自利默里克各条街巷的男孩，而你必须奋勇向前，如果你退缩，这辈子都会被看成是个胆小鬼或娘娘腔。他们叫你流氓或红番，而你会和他们打呀打，直到有人击中你的鼻子，鲜血喷得衬衫上哪哪儿都是。母亲会因此和你没完没了。她会从火炉旁的椅子上站起来，你的脑袋会因打架而好好地挨顿敲。试图对母亲解释你流血是为了保卫你的美国口音（你根本就是因为她才有的美国口音），将毫无作用。不，她会说。现在她得烧水洗你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衫，看看能不能在炉火旁烤干，这样你明天就可以穿着它上学。她没有提到给你带来麻烦的美国口音。但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几个月后，美国口音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感谢上帝，是除我父亲外任何人都为之骄傲的利默里克口音。

因为父亲，我的麻烦并没有完。你会认为四岁的我操着一口完美的利默里克口音，男孩子们就不再折磨我。但是，不。他们开始模仿我父亲的北爱尔兰口音，还说他属于新教徒的某个门派。现在，我得为父亲而战。又一次，我穿着染血的衬衫回家见母亲，而母亲叫喊道，如果她不得不再次洗这件衬衫，它一定会在她手中破掉。最糟糕的，是当她不能在早上把衬衫烘干时，我就得穿着湿衬衫上学。回到家，我就开始鼻塞，整个身子因为再次湿透而颤抖，不过这次是出汗所致。母亲心神烦乱，抱着我大哭，说对我太刻薄了，让我穿着因为老是打架而变得越来越红的湿衬衫上学。她把我抱上床，用旧大衣和她床上的毯子盖在我身上，直到我不再颤抖。我听到她在楼下对父亲说，他们离开布鲁克林、让孩子们在利默里克校园里受人折磨的那一天，是个不幸的日子。我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在床上躺了两天后，我回到学校，穿着那件现在已经变成浅粉色的衬衫。男孩子们说粉色是小女孩的颜色。而我是女孩吗？

比利·坎贝尔站起来，走到他们中最壮的一个跟前。放开这个美国佬，他说。

哦，那个大个子男孩说，谁在命令我？

是我，比利说。那个大块头就走到场地的另一边玩去了。比利理解我的难处，因为他父亲来自都柏林，男孩子们有时候甚至会因为那个而嘲笑他。

我讲比利的故事，因为他身上有我敬佩的那种勇气。这时，我在麦基职高的一个学生举手说，可以敬佩比利，但难道我就没有因为美国口音而挺身面对整个团伙吗？我就不应该敬佩自己吗？我说：不，我只是在那所爱尔兰学校里的每个孩子推我、侮辱我时，做了不得不做的事。但是这个十五岁的麦基职高男孩坚持说：你得表扬你自己，但不要太多，因为那样就成自吹自擂了。我说：好吧。除了不如比利那么勇敢外，我会因作出反击而表扬自己。比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而战。他对我不负有任何义务，但他仍然维护我。那是一种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的勇气。

学生们询问有关我的家人的事情，点点滴滴的往事零星地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意识到我正在发现自己。我用母亲同邻居聊天的方式讲这个故事：

我推着婴儿车，里面坐着马拉奇。他是个快两岁的小伙子。弗兰克走在我身边。在奥康纳街的托德商店外，一辆黑色的加长汽车在人行道旁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毛皮服装、戴着珠宝的富婆。哦，她不是朝婴儿车里看了看，当场提出要买马拉奇吗？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震惊。一个女人想买有着金黄色头发、粉红脸颊和珍珠般可爱小白牙的马拉奇。在婴儿车里，他是那么可爱。我知道离开他会让我心碎。另外，如果我回家告诉老公我把孩子卖了，他会怎么说？因此，我对那女人说，不。她看上去伤心极了，弄得我很同情她。

当我再大一点、第一百次听她讲那个故事时，我说她应该把马拉奇卖了，这样我们剩下的几个就有更多粮食吃了。她说：哦，我提出过要卖你，但那个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班上的女孩们说：哎呀，迈考特先生，你妈妈不应该这样对你。人不应该提出卖自己的孩子。你没那么丑。

班上的男孩们说：哎，他可不是克拉克·盖博。闹着玩的，迈考特先生。

我有罪。

我六岁时，爱尔兰的老师说我是个坏孩子。你是个很坏的孩子。他说班上所有的男孩都是很坏的孩子。他提醒我们他用的是“很”这个词，一个他只在这种特殊场合使用的词。如果我们在回答问题或写作文时用了这个词，他就会剥下我们的头皮。这个词只能用在这个场合，那就是我们有多坏。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坏孩子，弄不明白教这些顽童和怪物有什么用。我们满脑袋都是从利瑞克电影院里看来的美国垃圾。我们得低下这些脑袋，击打我们的胸膛，说：Mea culpa, mea culpa, mea maxima culpa。我原以为这个词表示“对不起”，直到他在黑板上写下“Mea culpa，我有罪”。他说我们生来就有原罪，原罪本可以通过洗礼而涤净。他说很显然，我们这些人浪费了洗礼用的河水。只要看一眼我们那急切的小眼睛，就能洞察我们的邪恶。

他为我们准备第一次忏悔和第一次圣餐，以拯救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灵魂。他教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得向内看，细察灵魂的景致。我们生来就有原罪，这讨厌的东西会渐渐侵害我们纯洁的灵魂。洗礼恢复了灵魂的纯洁与完美。但现在我们大了，犯有许多罪：伤心往事、创伤、溃疡。我们得把它们揪出来，让它们在上帝壮美的光芒下手足无措、局促不安直至腐烂坏死。扪心自问，孩子们，接下来是认罪。这是很有效的泻药，孩子们，比一剂盐更能将你们清洗干净。

我们每天都练习扪心自问，并向他和全班同学坦白自己的罪行。老师什么也不说，坐在讲台后，点点头，抚弄他那根用来让我们感受天恩眷顾的细棍子。我们承认犯了所有七大罪：骄傲、贪婪、淫邪、愤怒、贪食、忌妒、懒惰。他会用棍子指着说：马迪根，向我们坦白你如何犯了忌妒这个大罪。我们最愿意承认犯的大罪是贪食。他用棍子指着帕迪·克劳海西说：克劳海西，向我们坦白你如何犯了贪食这个大罪。然后，帕迪便描述了一顿你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大餐：同土豆、卷心菜和芥菜一起烹制的猪头，上面浇了无数柠檬汁，接下来是冰激凌和饼干，还有加了大量牛奶和糖的茶。如果你喜欢，可以歇会儿，照样再吃一遍，而你母亲一点儿都不会因为你的好胃口而不高兴，因为东西足够每个人吃，而且绰绰有余。

老师说：克劳海西，你是个上腭诗人。没人知道上腭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们三个人来到不远处的安德鲁·卡内基图书馆，询问管理员是否可以让我们看看她桌子旁边的那本大字典。她说：你们为什么想知道上腭？我们告诉她，帕迪·克劳海西是这方面的诗人，她查了查这个词，说我们的老师一定精神失常了。帕迪很倔犟。他问她上腭是什么。当她说那是味觉的中心部位时，他看上去很为自己高兴，还用舌头发出咯咯的声音。他甚至在过马路时还这么做，直到比利·坎贝尔叫他停下，因为这让比利感到饿了。

我们承认犯了十诫的每一条。如果你说你犯了通奸罪或者和邻居的老婆幽会，老师明白你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不要自视过高，孩子，下一个悔过者。

第一次圣餐后，我们为下一次圣礼——坚信礼而继续扪心自问。神甫说扪心自问和忏悔会拯救我们脱离地狱。他叫怀特。我们对他很感兴趣，因为有一个男孩说他根本就不想当神甫，他母亲逼着他当了神职人员。我们怀疑那个男孩说的话，但是他说他认识神甫家的一个女佣。那女佣说怀特神甫吃晚饭时喝醉了，对其他神甫说，自己唯一的梦想就是长大后驾驶利默里克开往戈尔韦的公交车，但是他母亲不许。被一个因为母亲的逼迫而成为神甫的人审查，是件很奇怪的事。我想知道，当他站在神坛上做弥撒时，脑子里是不是还装着那个公交车的梦想。神甫喝醉酒也是件很奇怪的事，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们不应该这么做。我常常看着从身旁经过的公交车，想象他就在上面，微笑着驶过，脖子上没有把他变得毫无生气的神职人员的领子。

你一旦形成扪心自问这个习惯，就很难再停下来，尤其当你是个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男孩时。如果你做了坏事，你会审视自己的灵魂，那儿有罪行在逐渐恶化。任何事非善即恶，这是你这一辈子都牢记的观点。然后，你长大并渐渐疏远教会。“我有罪”只是你过去的时光中一声微弱的耳语，它还在那儿，只是现在你已长大，不那么容易被吓着了。

如果你感到天恩眷顾，你的灵魂就是一片令人目眩的纯白，但是你的罪行就是那些流脓发臭的恶疽。你努力用“我有罪”这个唯一对你或上帝有着非凡意义的拉丁语词汇来拯救自己。

如果能回到二十七岁第一次教课那年，我就会外出，来上一块牛排、一个烤土豆和一品脱黑啤酒。我会好好地反省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孩子，站直喽。忘掉那些悲惨坎坷的过去，重拾信心。不要喃喃自语，要大胆说话，不要贬低自己。在学校的部门里，大家都乐于帮忙。你正在开始你的教学事业，而这并不轻松。我知道。我做到了。你最好辞职当个警察，那样至少你会有支枪或有根警棍保护自己。老师除了嘴巴外什么也没有。如果你不学着热爱它，你就将在地狱的一角坐立不安。

有人应该告诉我：嗨，迈克，你的人生，迈克，三十年的时光，迈克，都将是学校、学校、学校，孩子、孩子、孩子，作业、作业、作业。你阅读作业、批改作业，阅读作业、批改作业，阅读作业、批改作业，阅读并批改在学校、在家里堆积如山的作业。你日日夜夜阅读各种故事、诗歌、日记、自杀遗言、诽谤、借口、剧本、散文甚至小说，成千上万纽约青少年和几百个劳动者的作品。你没有时间阅读格兰厄姆·格林或达希尔·哈密特或F.S. 菲茨杰拉德或又老又好的P.G. 沃德豪斯或你最喜欢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先生的作品。阅读乔伊、桑德拉、托尼和米歇尔的作业以及那些小小的痛苦、激情和狂喜，会让你双目失明。孩子们的东西堆积如山，迈克。如果他们打开你的脑袋，他们会发现有一千个青少年在你脑子里攀爬。每年六月他们毕业，然后长大、工作，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会有孩子，迈克，他们的孩子有朝一日会来跟你学英语，而你会面临又一轮乔伊、桑德拉、托尼和米歇尔。你会想知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这就是你二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吗？记住，如果这是你的生活经历，你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你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你和他们在一起，从日出直到日落，但迈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对你的思想会有什么影响。你是个永远的少年。六月将会到来，那是“再见，老师，很高兴认识你，我妹妹九月份会在你班上”的时候。但是还有些别的东西，迈克。在任何一间教室，有些事总在发生。他们让你保持警觉。他们让你清醒。你永远都不会变老，而危险就是你可能会永远拥有青少年的思想。那真是个大问题，迈克。你习惯于站在孩子的角度和他们交谈，所以，当你到酒吧来杯啤酒时，你会忘了该怎样和朋友说话，而他们会看着你。他们看着你，好像你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是对的。日复一日地待在教室里意味着你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迈克。

那么，老师，你是如何来到美国的？

我告诉他们我十九岁那年来到美国，那时我自己，我的身上、脑子里或手提箱中没有一样东西能表明，几年后我会每天面对五个班的纽约少年。

老师？我可从来没想过我会那么有出息。

除了手提箱里的书，我在船上穿的、带的都是二手货。我脑海里的任何东西也都是二手货：天主教教义，爱尔兰辛酸的历史，神甫、老师和父母灌输给我的有关受苦和殉道的枯燥冗长的陈述（他们对此知道的并不比我多）。

我身上穿的褐色西服来自利默里克市帕奈尔街诺斯·派克当铺。我母亲低价买的。诺斯说那件西服值四英镑，而她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派克先生？

不，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他说，邓雷文伯爵的堂兄弟曾经穿过那件西服，任何贵族用过的东西价钱都会高一些。

我母亲说她不管这是不是伯爵本人穿过的东西。伯爵和他那帮人住在城堡里，有佣人伺候，他们为爱尔兰做过什么好事吗？他们从来不考虑人民的苦难。她只给三英镑，多一便士也不行。

诺斯打断我母亲的话：当铺不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场所。而她回击道，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摆在货架上的东西，那么他就是在把它擦亮并多收穷人的钱。他说：上帝！夫人，你以前可不这样。你这是怎么啦？

她这样是因为，就像库斯特最后的抵抗一样，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她的儿子，弗兰克，要到美国去。她不能就这样送他走，穿着别人剩下的不体面的衣服，这个人的衬衫，那个人的裤子。她展示了她是何等聪明。她的积蓄不多，但如果派克先生能再卖给她一双鞋、两件衬衫、两双袜子，还有那条印着金色竖琴、可爱的绿领带，她会永远记住他的好处。弗兰克很快就会从美国寄钱回家。当她需要买锅、盘和闹钟时，她会马上想到诺斯当铺。事实上，她已经在货架上见到了收到美元后要买的六件生活必需品。

诺斯可不是个傻瓜。站了这么多年柜台，他知道顾客的鬼把戏。他也知道我母亲很诚实，痛恨欠别人东西。他说他很看重我母亲日后的光顾，他本人也不愿意见到那家伙衣衫褴褛地登陆美国。美国佬会怎么说呢？那就再加一英镑，哦，再减去一先令，她就可以拥有那些额外的东西。

我母亲说他是个好人，他会上天堂，她会永远记得他。见到他们互相表达敬意真是很奇怪。住在利默里克小巷里的人对当铺老板没有用，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当铺老板又该上哪儿呢？

诺斯当铺没有手提箱。他的顾客并不因周游世界而出名。为此，他好好地嘲笑了母亲一番。他说：周游世界者，你好。母亲看着我，好像在说：好好看看这个诺斯，因为你将不会每天都能看见他笑了。

爱尔兰镇上的费瑟里·伯克有手提箱卖，他卖各种旧的、二手的、撑大了的、没用的或要当柴火用的手提箱。噢，是的，他那儿有适合这个要到美国去的年轻人的东西。上帝保佑他会寄钱回家给他可怜的老母亲。

我才不老呢，我母亲说，可那也与你无关。手提箱多少钱？

好了，夫人。我两英镑卖给你，因为我不想妨碍这个男孩到美国发财。

我母亲说在她掏两英镑买那个用唾液和祷告粘在一起的破旧纸板箱之前，她要用褐色的纸把我的东西包起来捆好，然后就那样送我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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