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厄普代克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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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百合试读：
献给玛莎
她爱她的祖先也爱她的后人大海彼岸基督诞生圣洁百合丛中，
以他荣耀胸怀净化你我心灵；
如他以死换得我等神圣，
当主继续前行，
我等亦应以死换取自由人生。——朱莉亚·瓦尔德·豪《共和国战歌》第一章克拉伦斯
一九一〇年春季的最后几天酷热无比，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郊贝尔维斯塔城堡的开阔高地上，人们正忙着拍电影。制片公司是拜奥格拉夫，导演是戴维·伍·格里菲斯，片名为《从军记》。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情节围绕一件丢失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展开。去哪里能找到比贝尔维斯塔更适合作为中世纪城堡背景的地方呢？众所周知，贝尔维斯塔的别名是“兰伯特城堡”，因其建造者为本地丝绸大王凯索莱纳·兰伯特而得名。高低起伏的草坪上生长着经过整修具有中世纪特征的橡树和山毛榉，从这里向东望去，越过蹲守在帕萨依克河河湾低洼处的帕特森市那拥挤不堪的一片屋顶，大约十五英里处便可见纽约市的轮廓。从这个高度可浏览到弗尔瀑布旁一溜砖结构的磨房以及由皮埃尔·朗方特设计的三架水车、教父威廉·迪恩·麦纳尔蒂的浸礼会圣约翰大教堂那威严雄伟的褐砂石尖塔、酷似大蛋糕的白色市政厅、装饰着花里胡哨的佛兰德前脸的邮局大楼、还有那座盖了不到十年的帕萨依克县法院。在它那有廊柱的穹顶上部，一座巨大的女雕像成年累月摆着保持平衡的姿势。远处纽约市耀眼的建筑物顶部轻飘飘地悬浮在夏日蒸腾的雾气之中，掩盖了人类诸多苦难，以它迷人的轮廓博取人们的信赖。这绝对是取景的最佳选择。然而那部摄影机已调整好镜头，剔除了一切标志现代文明的景致。摄影师在新泽西充满煤炭和汽油味的闷热阳光下不耐烦地等待着，担心会突然飘过来一团乱云破坏掉他刚调好的背景。链盒里不断溢出淡淡的油味。
下午两点钟，气温升到最高。尽管酷热难捱，男演员麦克·森尼特和德尔·亨德尔森都已佩戴上金属铠甲，电影主角小玛丽·毕克馥也大汗淋漓地穿好了紧身衣裤、天鹅绒斗篷和厚厚的锦缎古装外衣，俨然一副侍从打扮。她正准备骑上马带上当作重要信件的道具在城堡的绿色草坪上奔驰，地上坚挺的草叶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白光。几个穿工装的人帮助毕克馥小姐跨上马鞍，那匹高头大马也热得浑身湿漉漉的，散发出马鬃与汗水混合的臭味。晒得发烫的皮鞍子灼烤着小玛丽的臀部和大腿，胯下马身上乱糟糟的马鬃弄得她很不自在，她真想去树荫下躲一会儿。这位小明星刚刚十七岁。旅馆里拥挤不堪，帕特森市又喧闹得很，夜里她根本无法入睡，此刻她竟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拍摄特写镜头——格里菲斯非常想为这位新来的演艺界娃娃拍摄面部特写镜头——她才失去知觉。这已是第三次拍摄，这位侍从兴冲冲地来送信，信上的字迹清晰地在屏幕上的字框里用黑底白字显示出来：“阁下，国王命令部队攻打撒拉逊异教徒！”两位只穿衬衫的道具工作人员举着大金属板把光反射到她娇小的身上，她的面色因为用了化妆粉，显得更加苍白。气温不断升高，终于，她脑后一片昏黑，晕倒在地。又甜又湿的六月青草味混着嗅盐的氨气味钻进她的鼻孔。她醒过来之后，格里菲斯先生，这位刚才还很体面的肯塔基绅士，大动起肝火来，不光因为她白白浪费了白天宝贵的半个小时——这一天是星期一，按计划应当于星期五完成拍摄任务——还因为她身上昂贵的白锦缎古装外衣被草渍弄脏了。
就在玛丽·毕克馥昏过去的那一刻，在下边斯特雷特街与百老汇街交会处的第四长老会牧师寓所里，克拉伦斯·亚瑟·威尔莫特牧师感觉到他心中最后的一点信心正在消失。这种感觉不会有错——内心无法排遣的退却，犹如一股黑色泛着沫的气泡冲顶而出。他现年四十四岁，高个子窄胸，蓄着棕黄色的胡须，尽管隐约显出怠惰与不够健康的样子，却仍不失其成熟男子的英气。此时正是拍摄现场出了灾难性差错的一刻，他站在住宅的一楼，心中琢磨这么热的天他是不是该把黑哔叽外衣脱掉，因为按照时间安排，晚饭之前是不会有人来访的，教堂建筑需求委员会的委员们将在晚饭时候带着各种无法满足的要求来折磨他。想到这里，委员会主席的模样在克拉伦斯脑子里闪现出来——哈伦·迪尔霍尔特那神气十足的大宽脸及蛤蟆一样灵活地向下翻着的大嘴巴。他是生产丝带的小厂主，短而宽的鼻子上托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强烈的反光使他看起来像个盲人。克拉伦斯立刻想起那位秃顶好斗的英格索尔，他有一副和迪尔霍尔特一样咄咄逼人的神态。牧师正在研读英格索尔这位著名无神论者的《摩西的错误》，为的是驳斥教区内的一位扰乱人心的人的观点；就在他发觉了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时，他的思想闪电般地出现一个想法，英格索尔是对的：摩西五经里的上帝是个荒唐的恶棍，野蛮地叱咤于一个完全被曲解了的宇宙之中。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想法。没有这样的上帝，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上帝。
克拉伦斯的思想像一个软软的肉虫子，在一个光滑的瓷盆里一次次艰难地朝上爬呀爬；这时一盆盥洗水泼来，猝不及防地把它冲进下水道。没有上帝。他为新出现的想法所困扰。这一小片歇脚的空地很不规整，周围有他书房的门、通往饭厅的拱形门洞、还有内室的前门，门上毛玻璃的四周装饰着带铅边的挺脏的长方形玻璃，颜色应该是乳白色。再过去是通往二楼的深色核桃木楼梯的梯脚，楼梯的两个拐弯处各有一个棱角被刨平的方形端柱。穿堂风从那些前门之间的铺油毡的门厅吹进来，把尘土吹上二楼，威尔莫特太太常常为此抱怨。他那难以察觉的最后一点信心和几十年来不断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无神观念作斗争以维护上帝权威的使命感，也已化作尘烟顺着楼梯飘然而上。
可怕的时刻，静得像是跌进了无底深渊。住宅外的百老汇大街上一辆农家车正吃力地往山上行驶，它赶过主街贸易市场的早市以后正往回返，拐上斯特雷特街，过了桥又走上通往黑尔顿的大道，去往帕萨依克县北边乡村。马车走过埋在大卵石路面上的电车双轨时马蹄奏出的切分音有点乱；山核桃木车轴为抗衡因车子失去平衡产生的扭力而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赶车人只顾高兴地哼着歌；克拉伦斯开始还以为他在唱赞美诗呢，还是用德文唱的，后来才听出来一段调子，是那首新华尔兹曲：“让我叫你甜心，我深深地……爱……你。”赶车人的声音很年轻，也许车前部坐着两个人，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从那扇能来回开动的厨房门里传来威尔莫特太太和爱尔兰年轻女仆梅维斯的声音，她们正用那套带花纹的笨重炊具忙碌地准备这天的晚餐；教堂建筑需求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应邀来吃晚饭，包括主席和他高大的妻子，同来的有教区的几个孤苦无助的人——一位成了新寡的意大利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还有一个上年纪的粗绸织工，他因政治上的冒犯刚刚被工厂解雇。
生活之音听起来都是非同寻常地轻飘飘平淡淡，好像被抽走了共鸣基。它们告诉克拉伦斯·威尔莫特应该怎样理解他长期怀疑的事情：宇宙才不在乎他在想些什么呢，再者，它如同一把锈蚀的空水壶一样空无一物，并不存在什么上帝的旨意。除去残酷与死亡，所有抽象的事物都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了上帝这个前提，一切抽象事物都不再是抽象的了；一切都变得十分具体，而这一切又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忘却。忘却成了惟一能给予慰藉的东西。那么，预定论这一难解之谜——如果不触犯上帝的绝对自由的话，那么人类又怎么获得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如果世界万物均出自神的意志，那么上帝又怎么能谴责人类呢？——便烟消云散；想要证明自己想法的正确性的重压也顷刻消解；这位原先的信徒那习惯性地被扭曲了的心态亦得以彻底放松。但是由此而留下的空白却大得惊人。在横扫一切的无神论之风里，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特殊价值。那匹马的痛苦已变得麻木，跟那马车夫的没什么两样；绿油油充满生机的蕨类植物只需地球无尽的时间长河中的一瞬间，便被悄无声息地挤压成化石层变为煤炭，而用不了多久，克拉伦斯自己的生命同样也会在瞬间化为乌有。没有了上帝的祝福，物质世界则变得既恐怖又令人厌恶。一切肉体的行为都变得邪恶，不是个别行为而是所有的。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身体需要而屠杀羊、牛、鱼、禽，上演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喜剧——鲜血浸透的自私自利导致世间的故意伤害。
一想到吃，克拉伦斯就恶心起来；他觉得全身在肿胀，就像扭伤了的脚腕子；他甚至不敢迈步，惟恐因为突然变得高大而笨拙地跌倒。他的手心和胳肢窝开始出汗。为了不让地板和皮鞋发出声响，他摇摇晃晃地拖着双脚走，滑过饭厅来到厨房门口，他歪着瘦瘦的脑袋使劲地听，就像医生用听诊器听一位遭受精神创伤的病人的心脏一样。他灰黄的太阳穴处一根紧绷的蓝筋突突直跳。“我的天啊，梅维斯，”他听见说，“别舍不得用红糖——咱美国人喜欢把火腿做得甜一些。”斯特拉那既轻松自如又高高在上的声音用南方口音讲出来，听着的确甜甜的，虽然她已在新泽西州住了七年，在此之前还在寒冷的明尼苏达州的两个教区住过六年，可她的南方口音并没有改变，只是稍微弱了一点。他和她是在密苏里州一座毫无生气勉强维持的教堂里认识的，那是一个荒凉的村中小镇，教堂坐落在陡峭的河岸边。她负责弹奏那架代替风琴用的钢琴，还教主日学，班上有二十几个孩子。她长得有点胖，皮肤黝黑，相貌平平；女性的妩媚全表现在她那一双漂亮黑眼睛和一头秀发上了，水灵灵的眼睛，透着俏皮和诉求，亮闪闪的深栗色头发上别着龟壳发卡以控制它的鬈曲和零乱。他感谢她给教会带来了活力——他去到那边远地区不景气的长老会工作，那片河水浇灌的土地上有的是纵饮威士忌的酒徒和大喊大叫的浸礼会教友，她肯与他在那里做伴——在不知不觉之中，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结为伉俪。上帝赐予他们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后来，也就是七年前，又有了第二个男孩，他们经过小小的争议，最后同意以年轻体壮的总统的名字给他命名。
斯特拉用她发自胸腔的甜甜的声音说：“然后再加两平勺干芥末——好，小心，梅维，看我怎么用刀子把它刮平——再加一点儿，半茶勺吧，你可以这么认为，不过我从来没有量过，在烤肉上放一点碾碎的干面包屑，加上保湿剂，你什么都可以往上抹，除了口水，我姨妈多萝西娅常这么说，她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亲爱的老多德姨妈，她的腰弯得像虾米。你能用烤火腿滴下来的油汁，或者梅子汁，或者，在老家时我爹总喜欢加上一杯接骨木果酒”——她说成了唧唧唧偶——“威尔莫特先生的娇气肚子喜欢苹果醋，放上三茶勺：一勺、两勺、三勺，就是这样。”“这样”成了“贼呀”；他能想像出她朝下看她的得意之作时下巴变双的样子。“来，你拨拉一下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切的肥肉。我说，你是不是切得太深了，梅维。你只需要把表面一层切下来，留下一层胫骨肉，尽量把好的肥肉留着——在烤箱里还要再烤一个小时哩，咱不能把它烤干呀，对不，亲爱的？”
克拉伦斯听不清梅维斯嘟囔了些什么。梅维斯和她的老乡们住在科克郡。她住在纺织厂下方那些拥挤不堪、不刷油漆的木屋区，那里叫做都柏林，她来这里干些家务活可使她免受每日十小时看守织缎机的辛劳。她早上七点钟来，下午六点把威尔莫特家的晚饭准备好之后她便回家去，要是有客人来吃饭她便留下来招待用餐。没有衣物要洗的时候，便允许她早一点回家去帮她妈妈照顾弟弟妹妹们。爱尔兰家庭大多是这种情况：家中一大群孩子，而父亲则把收入花在酒馆里。一个在顽固地信守古老教义的同时，又挥霍无度的民族。梅维斯的一双小手纤细可爱，由于长期在肥皂水中浸泡，手指总是红红的，她干活时像孩子一样笨手笨脚的，总是绷着脸，嘴唇苍白，像她细嫩的皮肤颜色。每个星期四她可以有一个小时的空闲跟年轻人一起去加利特山，回来之后她脸上的红色雀斑便显露出来。每当这时斯特拉便告诫地开玩笑，说她“在外边玩疯了”。斯特拉自己的皮肤跟那些南方人一样，对光线很敏感，太阳一晒就变黑。“还有，切的时候——搅起来，亲爱的，不要怕被勺背搅烂了——我用大刀把肥肉切成细的斜条——看见了吗？——等我切好了你把丁香罐拿过来，肉做成钻石型，每一条的正中间放一颗丁香。噢，多么有意思呀！小特迪喜欢把它拔出来放在嘴里，像嘬小鸡骨头一样嘬着玩！”
正在门外偷听的牧师刚被突然想到的无神论困扰过。他几乎要推门进入这明快畅亮、溢满香味的屋子，让自己那无法言明的创口在这无可挑剔的家务中得以愈合，但是又没有信心，终于转身走开了。他站在餐厅里，思想极度混乱，环视四周，试图找出能显示他内心致命变化的外在迹象。没有上帝。在这一闪念出现的时刻，宇宙被绝望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然而，周围事物的颜色还和原来一样。桃花心木的餐桌和镶有不甚协调叶子的桌腿，打着厚厚一层蜡的桌面和不太合缝的活边；蒂法尼彩色玻璃吊灯，它的形状像个倒置的盛混合饮料的大玻璃碗，碗沿饰有扇贝壳和用玻璃与铅精巧制作的流苏；饰有薄板波纹樱桃木雕的瓜型餐具柜；棕色的壁纸，从一八八〇年此楼建好以来就没有更新过，上面印有一组组田园风光图案（热恋中的一男一女在野餐，一个男孩在追逐一个圆环）用涡形线条框起来，线条的银色已在这三十年的日照与尘封中失去光泽：这些缄默的家具没有一件显出上帝忽然从宇宙消失了的痕迹——他的天使团队，他牺牲了的儿子，他随时在你身边对你的护佑，你却知其在而不知其何在，他无限的仁慈，人们难以描绘却准确无误地心驰神往的永恒的天堂，以及那永恒的地狱，对于那里，甚至连平静温和通情达理的加尔文都猜不出它除了是上帝行使正义的一部分外还能是什么。上帝自由权的神秘感不复存在，一同消失的还有人们激烈争论的堕落前预定论和堕落后预定论，即上帝是何时开始拣选得救者的。静静的桃花心木桌面隐隐约约映出悬于顶部的大花碗，这个倒置的大碗无时无刻不在把这个世界倾倒出去。在这死火山口一样倒空了的花碗四周，家具仍保持原样，它们至少在目前还簇拥和保护着这位神职人员和他的家庭。
目前楼下这些虽旧却不失高雅的家具几乎没有一件属于他所有；这所牧师住宅刚落成就有了这些家具，一位牧师及家人用过之后传给下一位牧师及家人使用。楼上倒有几件。孩子的床，还有桌子，都是根据需要一件件添置的，一个塞满亚麻织物的笨重雪松柜子——斯特拉的嫁妆——从中西部地区的北方一路跟随他们辗转到此，一张在奥什考什的旧货店买的旧桃花心木四柱床，那是因为在教区提供的棕索床上睡得他们腰酸背痛才买的，镜框里的一幅海恩里奇·霍夫曼的油画印刷件，画得多少有些夸张，说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祈祷，请求上帝把那杯属于他的苦酒拿走，祈祷未果，祈祷时他的门徒们都在酣睡——这是离开格兰耐特福尔斯之前教区教友赠送的——几张有裂痕的家庭照片和几件高档银器及象牙制品，是从早年在曼哈顿做进口商和经销商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那时他家十分富有，南北战争开始以后企业家的日子便不好过了，衰败的威尔莫特一家便去新泽西州经营农场——楼上这几件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具可以随他们搬运到他应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没有了信心，他能把它们搬到哪里去呢？惟有他的信心才是它们的搬运费。
他还能恢复那只剩下一半的信心吗？即使能够，在他心灵承受着对上帝不忠与对现实不敢正视的巨大压力下，他又肯不肯恢复那可怜的信心呢？他现在就像被长期监禁后精力消耗殆尽，只剩下空壳，此时心中郁积的对监禁他的人的痛恨与不满正顺着血管怦怦地跳动。世俗的男男女女们对大自然心存胆怯，迫使他不光彩地扮演魔术师的角色。英格索尔在他的其他惊人之举中还允诺解放神职人员，使牧师们从陈腐的《圣经》和过时的教义中解脱出来。他必须查一查他的文章。他看了看手，知道自己在发抖。喉咙有点噎得痛，像是吞咽时把东西卡在了喉咙里。他担心把女人们的注意力从火腿上引到自己身上来，便像印第安人一样悄悄地离开那里，小心翼翼不让皮鞋发出声音来。他退回到黑暗的铺有木地板的空地，正是在这里，他那以神为中心的宇宙刚刚坍塌。带有图案雕饰的窄长楼梯和四周用半透明乳白色玻璃装饰的毛玻璃屋门和十分钟以前没有两样。最靠近他的那根核桃木楼梯端柱上部是一小段雕成麻花状图案的柱颈，颈上方是一个细长的四面体金字塔；他觉得这些雕饰带有东方文化的凝重，好像哥特风格与中国风格出自同一非基督徒工匠之手，他愚昧无知地认为，这种雕刻装饰可使人从令人窒息的严酷世界里解脱出来。如此坦荡，不加丝毫掩饰，甚至《圣经》也把它用不太难懂的文字表达了出来。一切都是虚空和精神的烦恼。聪明人是如何像愚人一样死去的？倘若基督没有升天，你的信心便落了空。倘若在我们的现世生活中只有我们对上帝抱有盼望，那我们便是所有人中最悲惨的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克拉伦斯用十分具有感召力但又很微弱的男高音宣讲过这些章节，并试图领悟其真谛，然而事实很清楚，他根本无法做到。他回到书房，这里沿墙放满了书，屋里充满混杂的气味，这气味来自他的身体、他吸的烟、一摞摞纸张、再也不会去读的尘封的书籍、变黄的杂志、各种宣传手册以及他的手稿。教会秘书布鲁贝克小姐把隔壁教堂内他的办公室布置得井井有条，他布道的讲稿和用那台新式打字机敲打出来并被复写纸弄脏了的信件，全部整齐地放在一个个绿色金属盒内，这些充满希望的精巧小盒子等待着有朝一日被重新打开而得以复苏；而家中书房却被无序的布置所占据，被死寂气氛所笼罩，这里的一切不光陈旧而且零乱。书房门是教堂常用的黄橡木，上端为弧形，每逢夏天空气潮湿的季节门很容易粘住打不开，除非握住把手用力向下按；年复一年，在他的手心以及他的各位前任的手心重压之下铜把手的上侧已被磨出亮亮的月牙状。他心中思考的问题让他的身体猛然一震，手也变得笨拙无力。门锁磕巴一声，他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走进屋顺手把返潮的门关上了。
尽管书中埋伏着危险，却是他的避风港。他想查一查英格索尔的那句话。铁红色封皮的《摩西的错误》和他经常参阅的基根·保罗的《布道坛》评论集放在一起，旁边是《传道人的圣经》；那段话很快就找到了，就在第一章里，牧师引导着一支队伍前进，一支由教师和政治家组成的队伍，英格索尔正是想把他们从《圣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引语是这样的：
妻子和孩子的手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们必须有面包吃，因此丈夫和父亲被迫去宣传他们所蔑视的教义。
哦，与其说是蔑视不如说是同情。对克拉伦斯来说，在过去这些年里，这教义就像一个体弱多病的幽灵，它隐蔽地显现在病榻里病人的脸上，教堂里硬长椅上祈祷者的脸上，以及围坐在铺油布的餐桌旁的穷人们的脸上，他们向他乞求希望与勇气，乞求得到加尔文以他高卢人的睿智称之为la grâce的东西。在克拉伦斯的信心还十分坚定的时候，他把天恩描绘成人与上帝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神迹——犹如一个玻璃球，只有那些经过修饰将毛面清除的点点片片之处才透明——和上帝对亚当遗留下来的原罪的谅解而产生的，于是这就留给人类“一种强烈的违背上帝旨意的倾向”，这句话一度使克拉伦斯感到很高兴。他宣讲的信心不是指那些痛苦的、受伤的和沮丧的人们的信心，也不是有房住、有工资、用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品为他们服务的克拉伦斯的信心，他宣讲的是他们和他都应有的信心，在无望中期待着每日奇迹的出现。这信心不像病人，倒像孩子，他必须对其进行精心培育与扶植，小心翼翼使其不受伤害。英格索尔继续以传道者的激情说道：
他们的部分任务是恶意诽谤与中伤伏尔泰们、休谟们、佩因们、冯洪堡们、廷得尔们、海克尔们、达尔文们、斯宾塞们和德莱柏们，毫无遮掩地向全世界的杀人犯们、通奸犯们、迫害狂们卑躬屈膝。他们大部分的任务是毒害年轻人的思想，使儿童对科学产生偏见，传授《圣经》里的天文学和地理知识，引诱所有人丢弃正常的思维准则。
克拉伦斯不读了。在他刚刚读到类似这句话的其他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挖苦和抨击的文字时，他就用自己特有而坚定的怀疑论——接受辨惑学教育时建立的稳固观点——置他们于不顾，然而，这句话肯定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段话一直在缓慢地像水滴冲刷山石一样，冲刷着他那份职业的山头，一个并不算太大的山头。他看见自己放在桌面绿色吸墨纸上的一双手毫无血色，笨拙无能，跟梅维的手一样，尽管他比她大二十岁，只是他这双手具有男人手的粗糙和岁月磨砺的斑痕，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血管在皮下跳动着。他抬起头扫视书桌对面满墙的书，一排排装订精致的墨绿色和褚石色布面书的书皮已十分陈旧，书名的烫金字也已经褪色，查尔斯·霍奇的《基督使徒教义史与文献》、《系统神学》和《什么是达尔文主义》，他的儿子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霍奇的《救赎》与《神学通俗解读》。克拉伦斯·威尔莫特于一八八八年进普林斯顿神学院之前，他们父子均是那里的教授。他听过本杰明·沃菲尔德的课——雪白的连鬓胡子，笔挺地站在讲台上，很像一位普鲁士将军——藏在这面书墙某个角落里的沃菲尔德的《新约圣经评论介绍》一定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加深了他对英格索尔的目空一切态度的反感。这本书跟威廉·亨利·格林的《对摩西五经的高等考证》及《希伯来语语法》一起，曾给亚历山大教学楼里那位纤弱年轻的神学学生带来过多少个令人头痛的不眠之夜啊。做学生的时候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天真地相信上帝随时在保护自己，因而毫不畏惧地扎进波罗的海地区对圣经的高等考证的冰冷海水之中——所有那些日耳曼人，塞姆勒和艾科恩、鲍尔和威尔豪森，他们竟敢对这部圣书品头论足，认为它是一部非超然的书，比大部分的书更离奇，更杂乱无章；他们不承认完成这部巨著的是这样一些人：身披肮脏羊皮的犹太人，牙齿蛀烂、眼望天空的沙漠部落人和像捕蝇纸捕捉苍蝇一样快地固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这些人生活在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和理念正在形成的时期。那些日耳曼人自称神学家，实际上他们亵渎了这本被路德从圣坛上解放出来并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圣书，他们从虔诚信徒手中接过慷慨奉献的面包，却背弃了神学家的身份，躲在阴暗的地下室研究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以破坏基督教古老的墙体与大梁。
作为神学学生，令他痛苦的是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居高临下看透了它的可信度和可疑性——《马可福音》，最老的福音书，在第十六章第八节中以一个不解之谜结束福音，墓穴空了，为尸体运香料来的女人们大吃一惊，全吓坏了——再从这令人眼花的书房追溯到那半田园的普林斯顿坚不可摧的校园去，那里他成就卓著的导师们处处表现出毫不动摇的虔诚，他的同学们虽然时常嬉笑地争论不休，但都对自己的职责表现出一致的坚定信心，热情地表示要医治人们的精神创伤。悦耳的钟声将敲六下，晚饭将准备好。他一生中有限的餐数中的一顿将准备好。这些书的书脊构成令人不快的一面墙，又像扑面而来的排山倒海的巨浪。施特劳斯的两卷《耶稣的一生》向外突出出来，像是一块黑乎乎发了霉的吸墨纸，把旁边薄得多的紫红封皮的勒南著的《耶稣的一生》吸干了。这些书后边的另一股大浪在疯狂的尼采、病弱的达尔文和遭疖疮困扰的马克思的推动下达到了高潮。尽管由男性掀起的这股狂潮负起了拯救异教徒、堕落的女人和走入歧途的城市贫民的责任，但是漫长的十九世纪仍是一个受腐蚀的时代。某一位牧师费尽心机收集到的上世纪的这些书籍——亨利·斯隆·科芬的讲道词、乔治·威廉·诺克斯的辨惑学、传教士罗伯特·斯皮尔的充满激情的报告、还有哈斯丁·塞尔比和兰伯特编纂的那部厚重的《圣经词典》——现在对克拉伦斯来说简直成了水上的漂浮物随波沉浮，犹如正在拼命挣扎的信心，可悲地力图证明自己尚未沉沦。《新约新解》、《按上帝的安排生活》、《从现实到信仰》、《我们的新亚当们》、《耶稣的原则对当今一些疑问的解答》、《加尔文、特威斯、爱德华谈共性的新生儿死亡的救赎问题》，克拉伦斯在书房的暮色里踱步于书桌周围，并不时停下来琢磨那些书的名字，试图在他沉沦的可怕时刻能抓住其中一本，从而避免从这令人窒息的午后的阴影里坠入无神论的无形无底的深渊。那些大部头的旧书——班扬的《天路历程》和《上帝对罪魁的恩典》，托马斯·阿·坎皮斯的《效法基督》，还有加尔文那部四十四卷的《评论集》，这些书的书脊如象牙般地光亮，犹如一排静止的琴键。在刚过去的世纪，他们幼稚地但无怨无悔地对如何应对上帝遇到的不可抗拒的衰退进行试探：丁尼生与朗费罗那诗句中流露出对圣歌的疑惑的华丽诗篇；气势汹汹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与《宾虚》；爱默生狡猾的虚伪证词，还有接过他衣钵的思想活跃的西奥多·罗斯福。斯特拉甚至坚持用罗斯福的名字为自己的老儿子起名，似乎要从上述这些人那里为自己的后代注入新的生命力。克拉伦斯毫无血色的手轻轻掠过那本《激奋的生活》，取出《物种起源》。由于他经常——虽然不能说从不间断地——翻阅，书皮已经脏污，书角也已卷翘了。他又一头扎进了由自然界以鹿角锹甲和海星为例的不可争辩的事实构成的平静的水流之中。似乎是受了上天的指引，书自然而然地在他经常阅读的那一页翻开了（其实是由于他总看那一段，装订线已经松了）。这一段话里虚伪的仁慈使他哑然失笑。达尔文这位牧师的儿子一再肯定地对坠入一头雾水的读者们说：
我丝毫看不出这本书里的观点为何会动摇人们的宗教情感。想一想，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也曾遭到莱布尼茨的攻击，声称这一定律“破坏了自然宗教，破坏了推理天启宗教”。令人高兴的是，这一影响非常短暂。一位知名作家兼神学家曾写信给我，说他渐渐地明白了，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些物种并使之能自我发展成其他的而且是所需要的物种这一概念，与相信上帝采取了新的造物行动以弥补当初造物时留下的空间这一概念，都是对上帝的高尚的信仰。
但是，达尔文肯定注意到了，他留给上帝去做的事少之又少。这位博物学家通过耐心的观察得出，“上帝”的法则竟是如此不可变更，如此没有人性，如此残酷，乃至于根本不需要什么执行者。莱布尼茨并没有错。牛顿引出了理神论，从而离狄德罗、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可怕的但却是真实可靠的萨德侯爵的哲学仅有一步之遥。是在这里呢，还是在《人的堕落》里，达尔文曾用传教士利文斯顿入狮子之口而无动于衷的举动作为对发生在世界上无休止的屠杀的一丝慰藉。克拉伦斯来回翻看，以期找到含有这个故事的篇章，但还是放弃了，便将书放回到书架上，然后作了一次深呼吸。生命的运动在被判刑的人身上亦仍然继续，连他步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也不会离他而去。没有上帝。
责任在他自己。既非达尔文或者尼采，亦非英格索尔或者由科学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无数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应对他灵魂受到虚空的侵扰承担责任：失败在于他自己，在迫切需要阳刚之气的时刻却产生了阴柔之气。信心是一个基督徒终生赖以抵抗试探的意志力量。每个时期都产生那个时期具有挑战性的哲学思想，如接近于无神论的斯多葛主义、享乐主义、秘特拉宗教、占星术以及仍在亚洲和非洲盛行的种种疯狂举措、令人生厌的祭礼与杀戮。人们从肉体承受痛苦中得到愉悦；若不是得到天启，我们怎么会知道得比这还多？第一批使徒被怀疑和奚落所包围并导致死亡与痛苦。当年保罗及其追随者们对基督升天的怀疑一点不比当今的怀疑论者们差。这些障碍从未彻底清除，对基督教的侮辱也从未减少。甚至到了八至十世纪，维京人仍在扫荡沿海的修道院，撒拉森人仍在屠杀十字军信徒，并称他们为异教徒。阿伯拉尔和邓斯·司各脱的论证充满了种种自我否定之处。路德的恐惧和恼怒导致了那场改革；加尔文无法解释预定的永久毁灭，无法解释被充满复仇心理的永不疲倦和从不自责的上帝所点燃的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清教徒如同悬丝上的蜘蛛，吊在炉火烈焰的上方；上帝的拣选如同高得不可名状的一刃铁壁将繁星点点的宇宙劈成两半，其残忍度决不亚于一艘下沉的铁甲战船，将那哭号悲鸣的人们死死困在其中。对上帝不容置疑的预定拣选的合理解释是，这位上帝多少有些不够完美，即有缺陷又很衰弱，他已将自己隔离在一隅角落里，这一观点由不止一位宣教人士费尽口舌地向人们展示过。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温文尔雅的教授们面带微笑所隐瞒的——沃费尔德与格林、那些正直的学究式的人们、乃至那些遮阳挡日的树木和哥特式建筑，无不在无声无息中戴上了面具——就是，一切可能都是虚空的，包括所有的经文、仪式、书卷、解经学与不同教义的各派系（仅苏格兰的长老会的派系就分卡梅伦派，自由派与反自由派，旧光明派与新光明派，赈济会与统一脱离会，统一自由会与自由会，以及从它里面进一步脱离出来的“小小自由会”），所有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团体可能都只是一棵早已根朽叶枯的大树上的枝条，它们所起的作用并不比玛雅人的、法老的和波利尼西亚的牧师们所坚守的教义的作用更客观，更有效，但长老会却退到了《圣经》的根上，跌入由自我升华自我保护的虚幻的梦想与故意制造的谎言构成的陷阱里。耶稣到底是上帝的儿子还是人类的儿子？这两者又是什么意思？教会的先人通过种种磨炼，使声望达到了史诗般的高度，但他们早已成为被耗子啃噬的白骨，成为墓穴里支离破碎的棕色碎渣残片，成为围绕着一颗并不存在的恒星旋转的尘土。桌子上有两本《长老会》，都翻到有书角折起的那一页，上面有“论文及书籍信息”字样。文中的每一句话均提到，在所有令人振奋的教会活动中，上帝并不出现。这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作者委婉地承认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成就中见不到基督”，A·H·德莱斯代尔写道。德莱斯代尔博士采用了复证累积法进行论证，最后一章写得最好，提出了不存在的（却又在人们心中存在的）上帝与我们精神生活之间的重要联系。
克拉伦斯把在《进化的下一步》一书中的另一个问题也标了出来，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他用的是尖细的蓝色墨水笔，好像是一个消失了的生物爬行的痕迹。这位信奉上帝的牧师，他试图将根本毫无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一段写道：
他的论点是，耶稣再来的承诺已经实现了，是通过对基督教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对他的生命与精神在全世界的反复宣扬实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耶稣正在到来，而且已经来了。尽管那些人不同意方克博士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却不得不敬佩他对神圣救世主的爱戴与颂扬。
在它的下边是《韦斯特法官的观点，一个邻人的报告》：
韦斯特法官对世界万物的看法是乐观向上的，他对上帝的仁慈和创造万物的伟大有着实实在在的信心。邻居们向他提出过种种难以解答的问题，如生命、死亡以及人类的经验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他乐观的回答中得到满足。这本表述法官观点的论集并非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但它却是一部令人欢欣鼓舞的书，能帮助提问者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尽管或许在他看来并不光明。
克拉伦斯想，可悲的文章啊。乐观向上，实实在在的信心，上帝的仁慈，创造万物的伟大。文字掩盖了用铁浇铸的自然真理。教会以其离奇的教义与荒谬的道理为生命服务——人类那易于被说服的可怜的生命。希望是我们的元气，是我们发热的血液。克拉伦斯已经失去了他的元气，不是突然失去的，而是从上神学院到现在的近二十年内渐渐失去的。上神学院时他和他的战友曾像战士受训一样学习直面基督徒必将受到的迫害和打击，他的心灵曾充满阳刚之气，充满信心带给他的快乐与战斗精神。他曾宣誓，由于受到上帝的召唤，他将永远保持信心，然而眼下他失败了。他感觉这一内心的失败犹如身体某部位极度的疼痛，使他在书桌前的活动变得僵硬与小心翼翼。
他用苍白但还算稳定的手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曾在这里做过礼拜的专门为教会供应商品的企业推销员，这位先生愿意以合理的价格提供一整套跪祷用的带卷边或者吊穗的棉垫子。这批垫子可用来替换长老会第四教堂现用的垫子，那些垫子已变得硬邦邦、破烂不堪，连颜色都褪掉了。另一封信是写给一位前教区居民的，他已经搬到了帕拉姆斯，但他仍希望牧师能为他在意大利的里窝过世的父亲主持追悼礼拜，虽然克拉伦斯从未见过这个人的父亲。在这两封信中，他都礼貌地对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表示了歉意。他为自己笔迹的流畅而惊叹，不仅字体工整，而且都够力度，信的格式也符合学者身份，这一切都和他的灵魂被倾倒一空之前没有两样。他舔了舔信封口，贴上一张带有长辫子华盛顿头像的邮票，然后便审阅当天晚上建筑需求委员会开会时要用的开支账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包括首要成员，对增设教会的社交活动场地以及扩大主日学校的规模抱有过分的狂热，他发现教会无论如何也拿不出钱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感到十分欣慰。把钱花在这方面无异于明珠暗投，花得不值。住在离教会几个街区处的爱尔兰和波兰移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屋子里，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增加这么多空空荡荡很少使用的附加建筑呢？
为了不让那两个女人看到自己虚弱无力和羞惭的样子，他偷偷地离开书房，走过双重门的门厅到外边闷热的空气中呆了一会儿。他要去取帕特森《晚间时报》，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有人把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扔上门廊。他拿起报纸又回到了书房，坐在沙发上头靠枕头读起报来。沙发少了几颗扣子，皮面到处油腻腻的，那个枕垫是把两个缝在一起的，已被他的头压得扁扁的，就像礼拜堂内的跪垫，经几代人的跪压已经薄得像张饼。通栏大标题是“教育委员会将可通过选举产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为教育委员会应由人民还是应由市长控制一事争论不休，这又将令市议员们头痛一阵子了。另一则本地消息是关于一些帕特森市市民的。他们都出身于本市所谓最受尊敬的家庭，他们在电车上的喧嚣打闹引起市民的关注。消息说：“事情发生在凌晨从帕利塞德公园开往帕特森的电车上，他们胡闹嬉戏，引起人们的警觉。”场面达到高潮时：
这些人高声叫嚷，唱下流歌曲，讲低级笑话，直到精疲力竭，于是改玩掷骰子，“啊，你这个小妞”、“把钱拿过来”等话语不绝于耳，压倒了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车上乘客对这些人的不轨行为感到惊愕，要求售票员出面干涉，但是他说：“如果我干涉，他们还不把我的鼻子揍扁啦。”在同一页上还有同样毫无教育意义的消息：“詹姆斯·门诺遭枪击伤势严重”、“在一黑人口袋里发现鸦片”。第二则消息涉及“方帆，华裔，住市场街326号”，他的两个顾客，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作为嫌疑犯”被警方拘留，因为在黑人上衣口袋里发现一瓶鸦片。其他几则消息是：塞缪尔·巴莫发生婚变；上周六龙卷风造成的损失概览；百老汇大街浴池翻新；“由于目前观众减少”，原定在利西姆上演的歌剧取消。天气预报栏肯定地说将出现“绝对高温”。在环球消息栏里，克拉伦斯浏览了发生在德国、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创纪录的致命洪水。墨西哥，迪亚兹总统颁布戒严令，并逮捕数以百计企图推翻他的人。纽约，小西奥多·罗斯福在第五大街长老会礼拜堂与埃莉诺·亚历山大小姐成婚。克拉伦斯看了看婚礼迎宾员名单，有弗兰西斯·罗奇，约翰·卡尔特，小汉密尔顿·菲什，摩根·吉尔伯特，富尔顿·卡廷，埃利奥特·卡特，格拉夫顿·查普曼，乔治·罗斯福，门罗·罗斯福，克米特·罗斯福。他想从中找出一个熟悉的名字，哪怕是在普林斯顿时一位熟人的儿子也行，但是一个也没有。这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使《晚间时报》找到登载另一则消息的好借口，即前总统成功地周游世界之后于两天前，星期六，六月十八日，返回美国：
当凯泽·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号到达港口时，他受到近乎皇家规格的欢迎。缉私巡逻艇曼哈顿号开到维多利亚号旁边将总统一家接上岸，总统在晚些时候访问了哈得逊河上游的安德鲁斯柯金。在逆流而上的途中，两岸群众欢呼雀跃。在巴特利，他受到市长威廉·杰伊·盖纳和前罗斯福义勇骑兵团代表的迎接。当他与护卫车队开到百老汇大街时，从这个金融区的摩天大楼上撒下的纸片漫天飞舞，人们群情激昂，热情高涨。当时的行政官员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以下事实：塔夫脱总统签署了铁路法案，但没有签署州际法案。报纸只用了四行字报道这一消息，并且提到塔夫脱一家去了纽黑文，参加年轻的罗伯特·A·塔夫脱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报纸还担心罗斯福上校归来可能加大共和党的裂隙。一个副标题说：前总统在国家事务中可能会表现得专横跋扈，但塔夫脱总统将不会顺从屈服。体育消息，纽约棒球队继续在棒球联合会中稳坐榜首。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屈居第二，莱西姆斯队击败托托沃斯队，比分3∶2。一位体育记者信心十足地吹牛说，在不多不少的两个星期之内，吉姆·杰弗里斯先生就会使白种人摆脱尴尬，并让杰克·约翰逊这个重量级黑人拳王蒙受耻辱，后者的情绪很不稳定，这可以从他近来酗酒、拒绝训练和辞退其经纪人乔治·利特尔等行径中看出来。根据种种不同消息来源，日本军队显然正在大规模集结准备入侵朝鲜，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世界不停地向前运转，换个说法就是，它正按照它一贯的混乱、虚妄和邪恶道路走下去，不管有没有上帝都一样。克拉伦斯感到自己不仅被遗弃，而且蒙受了侮辱，就像当年在普林斯顿时一样，当年有一位出身名门的女孩与他相爱，就在他决定向她求婚时她离弃了他。她名叫伊莱扎·卡特勒。这一羞辱使他刻骨铭心。意识到埋在心灵深处的创伤和失落感被重新提起，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以压下心中的不悦，但这不是准备下个礼拜日讲道时要用的书——一想到讲道他就恶心——而是一本适合上厕所时看的书，欧·亨利的《剪过灯芯的灯》。欧·亨利比克拉伦斯大不了几岁，他已于几周前去世了。该小说对《圣经》的影射使牧师十分气恼，决定读一下那个用作书名的短篇小说。故事讲的是城里两个女店员和被夹在她们中间的一个叫丹的男人之间的事，但是没等他读到故事的曲折情节和结尾的寓意便……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傍晚的微风缓解了白昼的酷热，窗帘轻轻蹭着窗棂。梦中，他好像在努力修理房门的锁，以防孩子们突然闯进来搅了他和斯特拉的私生活。然而门锁在他手里越变越大，越来越不好使，摸着就像一块弯弯的木头，一只用旧了的牛轭，上边的凿子印历历可鉴；又像一根车轴，为了给它上油和调整位置，他不得不钻到沉重的货车底下，耳边巨大的铁皮车转了起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一下子惊醒了。从饭厅传来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女人们开始摆桌子吃饭了。他口干舌燥，心想刚才是不是打呼噜了。心中那块刚刚结疤的失去信心的伤口还在，就像一件沾了泥巴的衬衫晾干了后抖了抖，污渍还在。没有上帝。克拉伦斯沙哑地大声喊道。这是过去三个钟头里他第一次开口。“饶了我吧，”他轻轻地说。他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听起来就像一条想进屋的狗用爪子抓纱门的声音，把他自己也逗乐了。“迪尔霍尔特先生，您带领我们做谢饭祷告好吗？”
卵形玻璃杯与包吃一切的宽宽的假牙一同闪烁着光芒。迪尔霍尔特有一副引以自豪的洪亮圆润的嗓音，在湿漉漉的口腔壁回荡，发出空洞的回声。他经常在说完话之后仍半张着口，似乎一高兴又想起点什么，它就能马上再次活动起来。他回答说：“威尔莫特牧师，我可从来不敢在牧师的饭桌上造次。”
敢：克拉伦斯曾想过那样做会有什么危险吗？迪尔霍尔特是一个拥有三十个雇员的小纺织厂老板，有十二台织布机，还雇有一个行家专门挑机器和工人的毛病。克拉伦斯请迪尔霍尔特做谢饭祷告的建议是有点不合常规，可他希望这一建议可以被看作习惯性的谦让和用心良苦的礼貌。他心中有一个秘密——上帝并不存在——需要严守。在荷叶边的蒂法尼玻璃枝形吊灯惨淡的黄光照射下，他低下头，围着长方形餐桌而坐的十二个人沉默不语。然后他抬头，用很不自然的声音朝天祈祷，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软弱无力，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茫然地开始了，从他反复使用过的颂词中搜索出下面的话语：“在这个多事之秋，您带领我们遵守人神契约并使我们受到您仁爱慈悲的护佑，我们才能在这里向您表示谢恩，感谢您赐给我们饮食和在座各位之间的友谊。我们大胆向您祈祷并非我们有这种权利，而是奉您的儿子、我们仁慈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迪尔霍尔特大声说，像是给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楔上了一颗钉子。
尽管祈祷做得别别扭扭、干干巴巴——干得像是塞了满嘴的粉笔末——但克拉伦斯发现自己的胃口还好。散发着提神的苹果醋香的甜火腿，斯特拉按照南方风味蒸的一碗碗汪着奶油和糖汁的蔬菜，三种做法的土豆——土豆泥、煮土豆、“炸薯条”——外加满桌锃亮的银餐具和闪光的玻璃杯，这一切似乎都在叮嘱他按照他的想法活下去。由苍白瘦小的梅维斯伺候吃饭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贾里德、埃丝特和西奥多，迪尔霍尔特夫妇，麦克德莫特夫妇，麦克德莫特先生也是教堂建筑需求委员会成员，卡拉威罗太太及她的两个十几岁黑眼睛深色皮肤的女儿玛利亚和索菲亚，还有克莱斯特先生，德国人，五十岁左右，瘦高个儿，暴脾气，他原是纺织工人，刚被解雇，他有满腹痛苦和医治痛苦的理论。
卡拉威罗太太的丈夫曾经是一个印染厂主的助手，因工作环境十分潮湿，有时寒冷，有时酷热，又总是接触有毒的化学物质，所以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那些化学物质一旦沾到皮肤上任何肥皂都洗不下来，能将人手上的皮肤活活剥掉。卡拉威罗像许许多多从意大利北部来的移民一样，坚决与牧师作对。这位腼腆的高胸脯遗孀在一个礼拜日出现在这个长老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她有负罪感，仿佛背叛了丈夫的阴魂，可又无法控制自己对上帝的群体的需要。她使克拉伦斯局促不安——她那结结巴巴的英语，那凝重诱人的相貌，飘散在前臂和脸颊上的轻柔的黑发——但是斯特拉早已急匆匆地拥抱和接纳了她，并使她成为教区里她所喜欢的人之一。她的两个女儿都正处在豆蔻年华，她们在几个月前做平日私人礼拜时在空空的教堂大理石圣盆边按照卡尔文教的规矩受了洗礼。这三个意大利人分开坐，谁也不吭声，但她们那橄榄色闪亮的皮肤、整齐地向后梳的中分头（像一个个油亮的圆面包）以及低垂的浓浓的睫毛，这一切使得在场的人心乱如麻，因为她们的形象映射出她们难以言表的追求性爱的生命力。
那些天生的清教徒围坐在她们左右，争着与她们接近。克拉伦斯在可能的时候也与她们交谈，并且显得很高兴听她们谈话，那些声音，包括他自己的，听起来是那么遥远，他的耳朵里如同灌了蜡一般。间或，他会什么也听不见，他的思想完全退到内心深处新出现的空白中去。这片空白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以及存在之真切让他震惊。没有上帝。“多事之秋，”迪尔霍尔特翘着下巴引用克拉伦斯刚说过的话对他说。“牧师，你怎么会这么说呢？我认为对美国来说这是格外的美事之秋，对帕特森市也一样。纺织业全面上升，火车工业走出低谷的事实也像我坐在这里一样地肯定——必须是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除了又便宜又快捷的铁路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把人和货物运到四面八方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完全正确。帕萨依克瀑布把这里变成了西方世界纺织品生产的最好场地；只用了一个世纪，理想就变成了现实。”这一席话肯定是他经常讲的，因为他说话时两眼微凸，炯炯有神，闪闪发亮的眼镜片在桌旁听他讲话的人们脸上愉快地扫来扫去。“瞧，”他接着说，“咱们这儿因为太有名气，连拍电影的人都到加利特山来了，凡碰见的人都说他们见了玛丽·毕克馥，她经常在巴克利街那家小旅店出出进进，旅店主人是比尔·拉芬和乔治·马里恩。演员们用那里作更衣室。”
克拉伦斯觉得有必要插进另一种声音。“我认为，哈伦，”他干咳几声清了清喉咙后说，“我认为对很多幸运儿来说任何时候都是美事之秋，可是就整个人类而言，如果把我刚才读的《晚间时报》真的放在心上的话，痛苦比快乐要多得多。多发的洪涝灾害、接连不断的革命，军队时时都想着侵略。电报把各种消息传递得越快，事情就显得越糟糕。光本地的枪杀事件、酒后撒疯、吸毒和民族冲突就时有发生。”“我的朋友，你好像挺灰心呀，”迪尔霍尔特兴致勃勃地回敬他说，“斗争与生存，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喜欢。这能试探一个基督信徒的勇气。”说完他扭了扭脖子，大张着的嘴巴像一座向外射光的灯塔。“那么，先生，”克莱斯特插了进来。他的条顿乡音听起来颇有挑战性，尽管他并没有这个意思，“我想问，斗争和生存跟当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必然联系？我知道的是，我们应该把另一边脸也伸过去，一切交由上帝安排。这就是我对那一段落传递的信息的理解。”“克莱斯特先生，要奋勇斗争。耶稣绝非软弱无能。他明白生活就是一场永不休止的战争——读一读关于种子的寓言吧。他明白无误地警告了我们，他是带着剑来的。”“没错，可他是不是打算让剑永远握在富人手里呢？”“假如你指的是我的话，我的好朋友，那我可远远算不上是富人，关于这一点我的太太可以当面作证。我们过的是量体裁衣的日子，吃的饭远比不上咱们的好牧师给咱准备的这么好。我是从学徒工干起的，等我干到纺织工的时候，一天要辛辛苦苦干十二小时，可工资只有现在的一半，现在的纺织工还抱怨呢。问问我雇的那些男男女女，是不是在他们上班以前我就到那儿了，是不是在他们平安到家之后或者在街角的沙龙里挥霍钱财的时候我还在算账。”“这么说来，迪尔霍尔特先生，我还真认识一些很幸运的人呢，如果是这个词的话。他们有幸被你雇用。他们对我说没有哪个人在工间休息时比你对他们的监视更严密，没有哪个人比你更热衷于加载。”
麦克德莫特先生在桌子那边声明说：“先生，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是不是都知道加载是什么意思。”他是帝国丝厂的织机检修工，个头很高，性情温和，态度认真。他热爱那些织布机，尽管机器的轰鸣声已经使他有些失聪。“那你可没法在帕特森市过下去了，”克拉伦斯的听觉也出毛病了，他听着自己的声音好像是从墙外传来似的，“如果连什么是加载都不知道的话。”
贾里德在桌子那头大笑起来，好像他父亲是在打哈哈，而不是当真说的。他是克拉伦斯的大儿子，已经过了十六岁生日，一双褐色大眼睛，聪慧机敏、争强好胜，像他爷爷贾里德。他坐在卡拉威罗家的长女身边，可能因此觉得有必要让人们注意自己。坐在母亲身边的小特迪眼睛像他母亲，是咖啡色，但缺乏他母亲眼中愉快的光泽，不够有神，可是挺警觉。他忧心忡忡地望着父亲，体验着成年人的苦恼与迷茫。今天晚上，就连特迪这可爱的样子在克拉伦斯看来也成了令他心烦的沉重负担。“加载，”麦克德莫特用他苏格兰式的炫耀语气说，他的解释多半是说给那位一无所知的意大利寡妇听的，“意味着提高操作人员与机器的比例，人们对机器进行了种种成功的改进，提高比例已经可以办到了。第一次改进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改变了手工操作，近来又发明了在经线或纬线断了的时候自动停机的方法。以前，你瞧，工人必须自己把机器停下来。现在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两台机器而不再是一台，所以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可远远达不到双倍的工资，”克莱斯特先生用咄咄逼人的德国腔说，“虽然他们干了双份的工作。”“没有，嘿——达不到双份，咱别夸大事实。生产力顶多提高了三分之二。”“先把数字放在一边，”迪尔霍尔特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问题是，那些蠢货们在进步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反对，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勒德派做的那样。人从来就不学乖。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考虑人人都会从中受益。你们在帕特森看到的这帮无政府主义者们宁愿让我们所有的人还跟在马屁股后边用木犁耕地。”
克莱斯特的脸本来就像傀儡戏中的潘趣，或者像喝了烈性私酿酒，现在由于极力克制自己的脾气同时整理自己愤慨的思想而变得僵硬了。“机器的所有者受益，这毫无疑问。可那些为了多挣钱而接受加载的工人没过多久便发现，他们的工资又回到原处，而操作的机器却多了一倍。”“竞争，克莱斯特先生，竞争，”迪尔霍尔特微笑着回应道。“帕特森所投入的成本必须跟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纺织厂是一样的，要不然谁都没有工作机会了。掌握成本的是机器的主人，他们要努力使帕特森的工业具有竞争力。将军管理士兵，事情就是这样，否则就要打败仗。”“来看看我工作过的多尔蒂厂吧，”克莱斯特接着说，“他们把机器又增加了四倍，现在一个工人看四台，前面两台，身后两台。我们想罢工，但多尔蒂把工会收买了，工会命令我们回去工作，说已经通过协商达成了增加工资的协议。工资按老板可接受的条件加了，但不久又降到了原来的数，可宽幅丝绸的产量却增加了一倍！”“嘿，那些机器可真叫棒，”麦克德莫特说，他前伸的脑袋长长的，声音柔和，凸出的眉毛已经花白，下巴正中有个像伤疤的窝。“它们自动工作，看机器的人简直可以站着睡觉。”
多么奇异的一张张脸庞啊，克拉伦斯想，假如把我们都颠倒过来，我们的下半身是否也有区分人的功能——可以表示我们的不同身份、不同灵魂呢？我们仍然要聚会，要与人交谈，只是那样子一想起来就恶心。
该换个人说话了，但没有人想到会是卡拉威罗太太接过话题。“我丈夫，”她叫道，“双脚整天都是湿的，整天！回到家累得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是工作杀死了他——跟用枪杀了他是一样的！”她说着还有趣地用肉乎乎的手做了一个粗俗的左轮手枪的姿势，伸出一个手指头代表手枪的枪筒。“妈——妈，”大女儿很不高兴，她红着脸轻轻地说：“Silenzio è sorte nostra。”
谁也吓不倒迪尔霍尔特。他微笑的嘴张得更大了，连后槽牙都看得见，那些槽牙跟门牙像陶瓷的一样整齐好看。“工作是这个国家的根本，我尊贵的女士。害怕工作的人最好呆在家里。在过去，竞争不这么公开，不这么坦诚，也不这么厉害，人人都能受到照顾，不管配不配，乡下的饭桶跟有创造力的人待遇一样。人人都衣帽整洁，但无所事事，这就是你看到的今天的欧洲。不喜欢这里这种生活的人们，欢迎你们回去。谁要是在我们的工厂里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我就叫他走，不论是犹太人还是意大利人，全都一样。饭是不能白吃的，呃……”——他把她的姓忘了——“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办法。我已经听到了关于工人拥有工厂的议论，我们已经做到了！我就是一个工人。一个学徒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凯索莱纳·兰伯特，戴克斯特厂的老板，在约克郡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贫苦工人。多尔蒂、班福德、约翰·赖尔都是在这里办起的丝绸业，过去他们都是英国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工人。”
坐在身边的麦克德莫特对这一事实作了补充证明：“凯索莱纳·兰伯特盖了那座城堡。城堡里的建筑和木工艺术真是了不起。”
迪尔霍尔特继续冲卡拉威罗太太而去，他用友好而凶狠的微笑对她说：“当初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才到这里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荒凉，他们还要和吃人的野人打仗！你们后来的人非常幸运——帕特森已经没有印第安人了，不是吗？我们为你们扫清了道路！你们的孩子和孙子们将会感谢我们，我亲爱的夫人，尽管眼下你心里并没打算这么做。我说的有些离题了吧，牧师？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目的是激励我所有的美国同胞。勇气和信仰，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信仰。”他晃了一下紧握的拳头，“信仰是取胜力量的源泉，在这块土地上，上帝赐予我们创造财富的机会。”
卡拉威罗误认为他的手势怀有敌意，便抗议说：“在这里有钱人只想着怎么更有钱，不像在意大利——pittura，歌剧。”
贾里德又开口了，他仍未脱掉少年的尖细嗓音，可能他发现人们都朝意大利女人发泄因而想帮她解围。“那天有人带杰米·克雷西去纽约市看歌剧，他说歌剧糟透了。台上的人都是大胖子，他们使劲尖叫，他连一个字都没听懂。”
也许是为了保护儿子，斯特拉特意用柔和的声音音乐般地说道：“啊，可是女高音和男高音的和声就跟天使唱的一样！还有你从中学到的一些历史知识！我想那总比坐在烟雾弥漫、黑咕隆咚的屋子里看电影更有益于健康。你们这些年轻人就会看电影！在市场街见到的年轻人全都苍白得像鬼一样。我认为这都怪电影——还有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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