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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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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军神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爱国名将

“违令”抗日的一代名将蔡廷锴与第19路军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履行军职助蒋扭转败势

1930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5月间，桂系与张发奎部由广西出湖南，企图进攻武汉，与阎、冯互相呼应，袭击蒋介石。时任第六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和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奉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桂军、张军北上之师。蔡、蒋两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在衡阳七圹一带与桂、张联军决战，恶战两昼夜，将敌军击败。这时，蒋介石在陇海线、津浦线和平汉线均失利。蒋急调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光鼐的第六十一师北上增援。

7月22日，蔡师和蒋师抵浦口乘车，通过徐州北上，至邹县集中。蒋介石为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锡山部，即令这两个师经泗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敌军之左后方。蔡师日行八九十里，至第四天，官兵所背带的米粮已将食完，大有在陈之叹，蒋师又没有跟上来。第六十师进抵泰安东南约五十里时，蔡廷锴获悉阎部约一个旅在右翼据寨固守，即决定破釜沉舟，以最快速度攻占泰安城。蔡令区寿年旅先扑攻右翼敌旅。区旅只经过六个小时战斗，就将敌攻破，旋改为预备队。紧接着，蔡令沈光汉旅继续向泰安城郊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沈旅激战一昼夜，尚未得手，蔡派一个团增援，泰安车站、九里山等险要地带，均被占领。阎军一个旅退入城内死守，另有小部分兵力仍据泰山。蔡又令预备队区寿年旅将泰山敌军收拾，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翁中之鳖。

此时，蒋介石全线已成败势，便又电令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进攻阎锡山重兵固守的济南，并下了血本颁发赏令，谓“若能在十天之内占领济南，则犒赏该军一百万元”。蔡把泰安防务交给友军后，于8月10日首先将泰山背长城岭之阎军击溃。敌残部向铁路方向溃退，蔡师蹑尾追击。在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蔡师与阎军增援部队近万人交锋，搏斗一天，阎军即全线崩溃。接着，蔡廷锴率沈光汉旅向仲弓镇迅速推进，增援蒋光鼐第六十一师，反击阎军的进攻。8月14日，蔡廷锴和蒋光鼐在仲弓镇天主教堂再次研究进攻济南的军事计划，决定以第六十一师先行，第六十师为总预备队跟进。8月15日下午3时，蔡、蒋两师攻克济南，从而挽救了蒋介石全线动摇的军事颓势，打下了席卷阎、冯陇海全线的基础。8月17日，蒋介石任命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委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并赏款100万元。蒋介石还特奖蔡廷锴数万元。

这年秋，蒋介石又调第十九路军到平汉铁路与冯玉祥军作战。在河南省新郑附近，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迫使冯玉祥军三万多人投诚。“违令”抗日被誉“民族英雄”“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负警卫。该军总指挥部驻南京两广会馆。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蔡打算于1932年2月1日率部乘津浦车北上。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不断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蔡不得不在淞沪严加戒备，做好备战工作，以便应付事变。

1月22日报载，日本驻沪领事村井又蛮横提出，要第十九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次日，十九路军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沪部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筹备在内）。根据会议决定，下午19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等密令。

1月24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约蔡廷锴面谈。何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从新布防。此是中央意旨，想兄也必同意。”蔡则对何说：“本军自到沪驻防以来，军纪尚佳，对于国际租界人士，均守文明，在沪中外人士尚无不满的表示，且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倘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之要求。最好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接着，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在杜宅面谈，蔡到杜家时，张正在等候。午餐后，张静江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心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该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

当天，蔡廷锴坐车到苏州，召集驻军旅长以上干部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在会上再次表明抗战的决心，并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

1月26日，日方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日本领事村井的关于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当晚，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

1月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寇分兵五路在闸北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袭击。蔡廷锴下令守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于是，守军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由于守军的顽强抗击，日军各路进攻均被挫退。中午，蔡亲临闸北等处视察，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为国立功。这天，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

1月31日晚23时，日军再度向第十九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又被守军奋勇击退。战至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从闸北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的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进攻青云路守军的日寇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进攻江湾的敌军一联队（即一团）被包围歼灭。蔡即与蒋密商，乘胜反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而被免职，调回日本。

2月6日，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十九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说：“谁叫你打仗？”然而，蔡没有理睬何的这个命令。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海陆空军已增加到一万多人，蔡廷锴估计不久必有剧战，于10日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鼓舞士气。蔡特赠两打白兰地酒给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吹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浜。蔡廷锴急令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向大场推进增援张炎旅。蔡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亲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

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扬言要迫使第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最后通牒，提出六项条件，扬言中国军队如不在2月20日午后7时以前撤退，马上采取自由的军事行动。蔡将这份荒谬绝伦的最后通牒给蒋光鼐看，决定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这时，有一位外国记者对蔡廷锴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日军，好比以卵击石，并劝蔡及时撤兵。蔡却坚定地回答：“坚守国土乃军人之职责，即使日寇增至十万人，也要誓死抵抗。”他反问这位外国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以对。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镇市村庄，第十九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六十、六十一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势凶猛。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俟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

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都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挫败。

植田的军事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后，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

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均遭守军顽强阻击，其联队长（相当团长）林崛大佐也被击毙。

3月1日，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楼方向扑攻；敌分两路进攻庙行方面，伤亡很大。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往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日军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蔡廷锴等人曾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时，南京军政当局来电令淞沪守军于3月1日晚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誓不两立。”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据统计，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了三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待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却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驻留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相反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十九路军经过33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第十九路军被迫调驻福建。

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国民政府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并猛攻华北长城各口。蔡廷锴深感第十九路军乃抗日的队伍，自应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在漳州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决定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

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不料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他和蒋光鼐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内容，反对出卖华北主权，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

是年4、5月间，蒋介石再三来电令蔡廷锴派六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一线，“追剿”红军，并派督战官蔡启驻在第十九路军总部监视。蔡即命令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将长汀的马鸿兴保安团拨归区指挥。他还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第七十八师抵连城不久，遭到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的严厉打击，被歼灭了两个团，区寿年弃城逃往永安。这一仗和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蔡廷锴曾率部参与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围剿”，致使十九路军损失惨重的事实，让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明确到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十九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十九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多次与蒋光鼐密商，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

就在此时，陈铭枢由欧洲经香港回到福建，进行联共反蒋抗日的活动。蔡廷锴开始不同意组织政府公开反蒋，主张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后经蒋光鼐再三劝告，蔡也不坚持反对的意见。这年8月，陈铭枢在闽取得初步公开讨蒋一致意见后，即匆匆回香港策划有关事宜，随又派陈公培来福州研究与红军如何联系的问题。蔡知道陈公培在北伐时期和共产党有过来往，于是派陈为代表，直接和红军联络。蒋光鼐用绸子写了一封信给红军，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军事行动。蔡则亲自带陈公培到达水口镇，写了一张旅行条，令补充师第一旅旅长司徒非派人护送陈。9月中旬，陈公培果然和红军联络上，带回彭德怀的回信。蔡接到这封信后，心里很高兴。从此闽北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不久，陈铭枢第二次来闽，要蔡廷锴继续派人到瑞金与中共取得联系。于是蔡又派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陈公培去瑞金。徐名鸿等人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于10月26日与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共11条，其中第五条是：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的准备。

11月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蔡廷锴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等五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秘书长徐名鸿等来福州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蔡首先指出：十九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不反蒋抗日，十九路军就会被南京政府消灭；并宣布十九路军扩军计划，将该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在庐山获悉陈铭枢回国的消息，即电蔡廷锴，一再查询陈的具体活动，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能前往。几天后，蒋又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晤谈。蔡乃电令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见黄后，拿出50万元给黄转交蔡，说：“这是小数目，等贤初来庐山再多给。”11月中旬，蒋介石和蔡廷锴几次通长途电话之后，并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机来福州接蔡前往南昌。此函极力挑拨蔡与陈铭枢的关系，企图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蔡乃将飞机扣留。

11月18日，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修正政纲政策问题，以及废弃国民党旗和军事、财政等问题。

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在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蔡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下设五个军十个师。“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调派15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分兵三路，合围福建。当时，蔡廷锴认为应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歼灭刘和鼎的杂牌部队，继续迎击南下，与东进部队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决战，将蒋介石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蒋光鼐则力主将行军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抵抗，不然即将主力使用在闽东方面，乘对方之虚进入浙东，打乱蒋介石的进攻计划。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却认为福州是人民政府的首都，应集中主力守福州，只要福州能确保，政治影响就会逐渐扩大。军委会和参谋团对以上三个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并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案。

根据军委会的决定，蔡廷锴于12月20日前后变更军事部署，随即乘飞机至漳州、泉州、龙岩等地区传达作战计划。12月下旬，除张炎第四军外，其他各军先后到达福州附近结集。

1934年1月初，在刘和鼎部的引导下，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司徒非战斗仅一天，借口九峰山屏障失去，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认为孤城难守，也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击破，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

这时，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接洽，为该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济棠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蔡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以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1月8、9两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于是，蔡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蔡建议火速向闽南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遮断，全军陷入重围。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先后离开福州。这样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蒋鼎文部入城。

次日，蔡抵莆田，得悉卫立煌的先头部队已在仙游以南和第三军张君蒿师激战半日，打算集中兵力先将卫立煌主力击败后再南下，但遭到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的反对，未能实行。于是乃令第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互相掩护西侧继续南进；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点，掩护该军主力昼夜兼程到泉州布防。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十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脱险，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蔡到目的地，即令毛维寿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面十里）布防，但是毛的态度十分暧昧。为了保存力量，蔡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徐图再举。蔡深知毛已有异志，于当天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次日凌晨，蔡率第四军周士第团、十九路军总部直辖两个炮兵营及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员生前往龙岩，以待沈光汉第一军和区寿年第三军到来。不料第一、三两军抵达泉州后，被毛维寿用“要在泉州与蒋军决战”的谎言拖住，沈、区不敢突围，结果这两个军都被改编。毛叛变投敌，蒋介石委其为第七路军总指挥。

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后，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顿，决心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抗日。这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几经考虑，为了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带回广东去，便和陈派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见面，旋将从漳州带来的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周力行、谢鼎新为团长。该旅由大池、小池移驻永定时，被陈济棠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蔡廷锴于2月中旬取道汕头去香港。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将黄和春旅缴械，借以对第十九路军斩草除根。

蔡廷锴：一位纯粹的爱国者

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为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

1930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5月间，桂系与张发奎部由广西出湖南，企图进攻武汉，与阎、冯互相呼应，袭击蒋介石。时任第六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和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奉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桂军、张军北上之师。蔡、蒋两师由桂回粤转湘尾追在衡阳七圹一带与桂、张联军决战，恶战两昼夜，将敌军击败。这时，蒋介石在陇海线、津浦线和平汉线均失利。蒋急调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光鼐的第六十一师北上增援。

7月22日，蔡师和蒋师抵浦口乘车，通过徐州北上，至邹县集中。蒋介石为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锡山部，即令这两个师经泗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敌军之左后方。蔡师日行八九十里，至第四天，官兵所背带的米粮已将食完，大有在陈之叹，蒋师又没有跟上来。第六十师进抵泰安东南约五十里时，蔡廷锴获悉阎部约一个旅在右翼据寨固守，即决定破釜沉舟，以最快速度攻占泰安城。蔡令区寿年旅先扑攻右翼敌旅。区旅只经过六个小时战斗，就将敌攻破，旋改为预备队。紧接着，蔡令沈光汉旅继续向泰安城郊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沈旅激战一昼夜，尚未得手，蔡派一个团增援，泰安车站、九里山等险要地带，均被占领。阎军一个旅退入城内死守，另有小部分兵力仍据泰山。蔡又令预备队区寿年旅将泰山敌军收拾，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翁中之鳖。

此时，蒋介石全线已成败势，便又电令蔡廷锴第六十师、蒋光鼐第六十一师进攻阎锡山重兵固守的济南，并下了血本颁发赏令，谓“若能在十天之内占领济南，则犒赏该军一百万元”。蔡把泰安防务交给友军后，于8月10日首先将泰山背长城岭之阎军击溃。敌残部向铁路方向溃退，蔡师蹑尾追击。在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蔡师与阎军增援部队近万人交锋，搏斗一天，阎军即全线崩溃。接着，蔡廷锴率沈光汉旅向仲弓镇迅速推进，增援蒋光鼐第六十一师，反击阎军的进攻。8月14日，蔡廷锴和蒋光鼐在仲弓镇天主教堂再次研究进攻济南的军事计划，决定以第六十一师先行，第六十师为总预备队跟进。8月15日下午3时，蔡、蒋两师攻克济南，从而挽救了蒋介石全线动摇的军事颓势，打下了席卷阎、冯陇海全线的基础。8月17日，蒋介石任命蒋光鼐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委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并赏款100万元。蒋介石还特奖蔡廷锴数万元。

这年秋，蒋介石又调第十九路军到平汉铁路与冯玉祥军作战。在河南省新郑附近，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迫使冯玉祥军三万多人投诚。“违令”抗日被誉“民族英雄”“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负警卫。该军总指挥部驻南京两广会馆。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蔡打算于1932年2月1日率部乘津浦车北上。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不断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蔡不得不在淞沪严加戒备，做好备战工作，以便应付事变。

1月22日报载，日本驻沪领事村井又蛮横提出，要第十九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次日，十九路军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沪部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筹备在内）。根据会议决定，下午19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等密令。

1月24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约蔡廷锴面谈。何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从新布防。此是中央意旨，想兄也必同意。”蔡则对何说：“本军自到沪驻防以来，军纪尚佳，对于国际租界人士，均守文明，在沪中外人士尚无不满的表示，且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倘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之要求。最好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接着，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在杜宅面谈，蔡到杜家时，张正在等候。午餐后，张静江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心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该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

当天，蔡廷锴坐车到苏州，召集驻军旅长以上干部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在会上再次表明抗战的决心，并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

1月26日，日方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日本领事村井的关于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当晚，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

1月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寇分兵五路在闸北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袭击。蔡廷锴下令守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于是，守军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由于守军的顽强抗击，日军各路进攻均被挫退。中午，蔡亲临闸北等处视察，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为国立功。这天，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

1月31日晚23时，日军再度向第十九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又被守军奋勇击退。战至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从闸北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的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进攻青云路守军的日寇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进攻江湾的敌军一联队（即一团）被包围歼灭。蔡即与蒋密商，乘胜反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而被免职，调回日本。

2月6日，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十九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说：“谁叫你打仗？”然而，蔡没有理睬何的这个命令。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海陆空军已增加到一万多人，蔡廷锴估计不久必有剧战，于10日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鼓舞士气。蔡特赠两打白兰地酒给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吹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浜。蔡廷锴急令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向大场推进增援张炎旅。蔡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亲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

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扬言要迫使第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最后通牒，提出六项条件，扬言中国军队如不在2月20日午后7时以前撤退，马上采取自由的军事行动。蔡将这份荒谬绝伦的最后通牒给蒋光鼐看，决定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这时，有一位外国记者对蔡廷锴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日军，好比以卵击石，并劝蔡及时撤兵。蔡却坚定地回答：“坚守国土乃军人之职责，即使日寇增至十万人，也要誓死抵抗。”他反问这位外国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以对。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镇市村庄，第十九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六十、六十一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月20日凌晨，日寇又发动一次总攻。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发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俟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

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都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挫败。

植田的军事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后，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

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均遭守军顽强阻击，其联队长（相当团长）林崛大佐也被击毙。

3月1日，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楼方向扑攻；敌分两路进攻庙行方面，伤亡很大。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往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日军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蔡廷锴等人曾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时，南京军政当局来电令淞沪守军于3月1日晚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誓不两立。”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据统计，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了三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待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却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驻留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相反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十九路军经过33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第十九路军被迫调驻福建。

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国民政府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附：在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五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英雄们用鲜血捍卫了中国军人的尊严，挽回了已经丧失殆尽的中国军人的荣誉，保卫了祖国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十九路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来自南国广东，军长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六十师的师长沈光汉、六十一师的副师长谭启秀、七十八师的师长区寿年，以及大批旅、团、营、连长都是罗定人。他们保卫上海而战死他乡。）“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并猛攻华北长城各口。蔡廷锴深感第十九路军乃抗日的队伍，自应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在漳州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决定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

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不料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他和蒋光鼐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内容，反对出卖华北主权，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

是年4、5月间，蒋介石再三来电令蔡廷锴派六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一线，“追剿”红军，并派督战官蔡启驻在第十九路军总部监视。蔡即命令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将长汀的马鸿兴保安团拨归区指挥。他还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第七十八师抵连城不久，遭到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的严厉打击，被歼灭了两个团，区寿年弃城逃往永安。这一仗和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蔡廷锴曾率部参与对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围剿”，致使十九路军损失惨重的事实，让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明确到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十九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十九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多次与蒋光鼐密商，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

1934年1月初，在刘和鼎部的引导下，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三十六师等部队进逼延平。驻守延平的师长司徒非战斗仅一天，借口九峰山屏障失去，延平难以固守，竟于翌日派人接洽投诚。与此同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认为孤城难守，也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击破，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

这时，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接洽，为该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济棠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蔡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以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1月8、9两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于是，蔡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蔡建议火速向闽南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遮断，全军陷入重围。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先后离开福州。这样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蒋鼎文部入城。

次日，蔡抵莆田，得悉卫立煌的先头部队已在仙游以南和第三军张君蒿师激战半日，打算集中兵力先将卫立煌主力击败后再南下，但遭到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的反对，未能实行。于是乃令第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互相掩护西侧继续南进；令第二军到达惠安后，以一部占领涂岭要点，掩护该军主力昼夜兼程到泉州布防。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十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脱险，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蔡到目的地，即令毛维寿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面十里）布防，但是毛的态度十分暧昧。为了保存力量，蔡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徐图再举。蔡深知毛已有异志，于当天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次日凌晨，蔡率第四军周士第团、十九路军总部直辖两个炮兵营及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员生前往龙岩，以待沈光汉第一军和区寿年第三军到来。不料第一、三两军抵达泉州后，被毛维寿用“要在泉州与蒋军决战”的谎言拖住，沈、区不敢突围，结果这两个军都被改编。毛叛变投敌，蒋介石委其为第七路军总指挥。

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后，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顿，决心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抗日。这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几经考虑，为了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带回广东去，便和陈派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见面，旋将从漳州带来的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周力行、谢鼎新为团长。该旅由大池、小池移驻永定时，被陈济棠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蔡廷锴于2月中旬取道汕头去香港。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将黄和春旅缴械，借以对第十九路军斩草除根。

在位于上海社科院大楼10层的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里，在密密匝匝寂然无声的排排书架后面，记者抽出被微尘覆盖的《蔡廷锴回忆录》。当“九一八”战火爆发时，蔡廷锴正在菲律宾的旅游城市碧瑶。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硝烟弥漫的中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蔡廷锴的举动正是历代中国爱国军人对国家危难的第一反应。“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他没有读过黄埔，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曾经是蔡廷锴部下的前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说，“但他却不像旧时代的军人那样以军权自重，而是非常忠于提携他的陈铭枢。”与蔡廷锴齐名的蒋光鼐则与他截然不同，“蒋光鼐毕业于著名的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骑兵科）”。

蔡廷锴的女儿蔡绍芝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谈到蔡蒋两家的关系，“他（蒋光鼐）个子瘦瘦小小，我父亲个子很高。他们两人一起合作了很多年，至今我们两家一直都有来往”。虽然十九路军总指挥和军长，家庭出身和性格都截然不同，但朱伯康说，“他们合作非常好，两人好像正是一种互补。蒋光鼐很有学识，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

农民出身的蔡廷锴本是因为对清朝的腐败不满，试图通过当兵寻找出路。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与许多在内战中追求权力与地盘的旧军人不同的是，蔡廷锴一生并不陷于权力和党派之争。他先后参与北伐，参加中原大战，与当年兄弟部队厮杀，又参与围剿红军，但在“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终于在江西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当时陈铭枢被蒋介石邀请前往南京，并允许带部队在京沪一线驻防保护。”朱伯康说，在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廷锴决定“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1931年底，蔡廷锴曾经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已经打算于1932年2月率部乘津浦车北上。这时日本在上海增兵和制造事端，迫使他不得不在淞沪加紧备战。“蔡廷锴这个人血性很强。虽然蒋介石要求他不要与日军作战，但他抗日心切，连命都不要了，根本不听。我记得当时蔡廷锴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福建事变”后蔡廷锴再次出国，回国后居住在老家罗定，依旧同情共产党。蔡绍芝谈到离职后的父亲依旧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我的叔叔是老家罗定的一个开明地主，曾经收了很多日本人留下的枪支和手榴弹。父亲专门告诉叔叔，让他把这些武器交给共产党游击队。”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后，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了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我父亲当时和几个民主人士第一批出发，偷偷乘坐苏联轮船前往北平”。

长期的军旅生活，蔡廷锴一直与子女分离。“我们家里一共6个兄妹。大哥在香港，我们5个在广州。广州解放时，父亲已经前往北平。当时我家里人大多在香港，只有我在广州，大部分房子都空着。解放军入城后住进我们家里，要给我房钱。”现年73岁的蔡绍芝当年正在广州读高中，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蔡廷锴，结果却是“父亲知道后骂了我一顿，要我把钱退还给解放军”。

解放后的蔡廷锴家依旧未能在一起，“我们6个孩子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后来在外奔波是和母亲罗西欧在一起。除了大哥早年定居香港，解放后一个妹妹在南京，一个妹妹在加拿大，只有姐姐陪父母在北京。每年暑假父亲定期去北戴河疗养，那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见面。”虽然解放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但蔡绍芝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父亲的特殊关照。“我当时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后来参加土改。但是我还是渴望读书，于是自己考到湖北大学学习财会，从此一直留在武汉。我记得1957年时父亲经常和我通信，他对我说，‘你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从来没有依靠他，工作努力，一切全凭自己，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晚年患白内障，临终前我们前往北京看望他时，他已经看不见我们。父亲一生都没有怎么和我们多谈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但是在临终昏迷时候，却问起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的问题。”

蔡廷锴长孙激情讲述祖父当年抗日情怀（羊城晚报）

呵！十九路军抗战老照片纪念册，抱出整整两大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长孙蔡醒民，昨天“指点”老照片，激情飞扬地向记者讲述祖父当年的抗日情怀、老照片的“不凡”来历。他还遗憾地说，十九路军将士陵园现在用地不完整，希望给阵亡将士一个更完美的安息之处。

在日军营房附近演习

十九路军源起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创建的粤军第一师，1930年8月成立，蔡廷锴任军长。1932年，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剿共”，然而十九路军将士深明大义，公开“联共、抗日、反蒋”。

追忆祖父当年作出的选择，蔡先生激动地说：“当时我祖父还故意组织官兵在日军营房附近举行野外演习，就是要让日军知道，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时半，日军用铁甲车20余辆为前导，兵分五路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向十九路军袭击。蔡廷锴当即下令“全力扑灭之”。蔡醒民先生说：“29日凌晨，我祖父和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三人一同向全国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国族垂亡！我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十九路军抗日热潮不断高涨，蒋介石却采取妥协政策，拒绝向十九路军发放武器弹药、医疗器材和军饷，连海内外同胞捐的款项，也被强令归公上缴。蔡先生说：“十九路军装备简陋，能抵抗武器精良的日军侵略者，离不开全国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的支持。”

珍贵老照片得来不易

翻开十九路军抗日老照片，蔡先生说照片来得很不容易，都是他和十九路军抗日将属联谊会以及陵园管理处从全国各地收集回来的，有的翻印，有的高价购买，还有的是亲友从国外提供的。“记者采访蔡廷锴”的照片是他从北京军事博物馆收集的，蔡先生说，1991年老家罗定县博物馆需要十九路军抗战资料，正巧作家贺朗要写我祖父传记，我就帮着收集照片和文字材料。从那时开始，我常跑北京，通过新华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各种渠道收集。

蔡先生指着“蔡廷锴率十九路军部署于1947年1月28日在陵园祭扫先烈”这张照片，高兴地说：“这张照片是个意外收获。2003年左右，联谊会准备出版《十九路军纪念文集》，已基本定稿。两个会员跑到广东历史博物馆去最后核实资料，偶然发现这几张照片，当时就打电话告诉我，我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老照片太珍贵了。”

抗战以来第二枚：“青天白日勋章”授勋

此时傅先生以得知，当时军统负责军风纪督察、军事情报工作的军统人员有些类似监军性质的军统人员，但是后来还是被按排在傅系的军统负责军风纪督察、军事情报工作的军统人员。

如实将凝结着李铭鼎将军毕生军事智慧精力才华筹谋的各次军事作战计划书，全部呈送给蒋先生。

况且：一次最高军事会议……

以委座，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将军，主张授勋章给战役核心运筹者李铭鼎将军……理由是，青天白日勋章颁授给捍御外侮、保卫国家、战功卓著的军人，没有明确给最高指挥官……

国防部，陈诚，第十四集团军的卫立煌，力主张授勋章给地区最高指挥官宜生将军……

校长不悦，温怒曰：我是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国防部的勋章都颁发给蒋氏……怎样激励前方将士们的荣誉感……

故此当宜生将军得此实情，遂于5月23日呈谢文，说：“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婉言谢绝……“喋血”“绥西五原城”！

抗战记事

1940年3月23日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头条报导：

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

面对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

三进三出五原保卫战之前的战役既有《平津作战（1937年7月），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南口战役（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

忻口战役（1937年10月），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淞沪会战（1937年8月-1937年11月）。

南京战役（1937年12月），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1938年4月），武汉会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

广州战役（1938年10月），南昌会战（1939年3月-1939年4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39年10月）。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1940年1月）

共计17次大型战役，》

日寇入侵民族危难时期国家历史良心回忆

佩剑将领国军中将李铭鼎{着九}将军

在民族危难抗日寇入侵战争时期职业军人的历程

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将军挺身而出尽军人之天职于战场

抵御：

国力武器装备悬殊，侵略者数年蓄意精心准备的野蛮侵犯！

将军数次忘却自身安危投入腥风血雨艰苦卓绝的战斗……

盟军史迪威将军说：中国军人忘我的英勇令人敬佩……

如果有精良的装备是无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远东中国战区第十二战区新编第三十二师中将师长

抗日佩剑将领李铭鼎{着九}将军抗日战争春秋史略

李铭鼎{着九}将军

依据：

将军阵亡留下有数个弹孔痕迹军事皮囊战役经历笔记凝结着将军毕生精力智慧军事才华筹谋的作战计划整理而得……

将军刚正不阿！具有真正军人的质量，犹如华盛顿！蒙哥马力元帅！

把民族的利益置身自身的安危之上，只有那种经过战争洗礼的，承受过腥风血雨考验的职业军人才能做到！

因为将军坚定信仰：军队是自由与正义，法律与秩序，以及和平与幸福的坚定的捍卫者！不为权贵屈服！

将军原籍山西省垣曲县人，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投身军伍，历任排，连，营长。李铭鼎{着九}（山西垣曲人）（民国21年（1932）至24年（1935），同鲁英麟、楚溪春等高级将领，在南京陆军大学进修。

1926年考入北平陆军大学毕业于第九期。

七七抗战爆发后为阻击日寇，将军以军人的天职投身抗战军役，历任七十二师上校参谋处长，以第72师参谋处长身份担任对日作战负责情报，后勤等，指挥72师五个团奋战于“南口战役”并取得胜利。

一年的战绩突显正规军事院校培育出将军的战术指导谋略.1937年参加平型关战役时，出任61军少将参谋长，带领208旅及72师新编第一旅的官兵，浴血沙场奋战九天后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役后出任中央地区总指挥部；郝梦林军长阵亡后陈长捷代郝职务，将军升任中央地区剿日寇总指挥参谋长指挥了“忻口战役”鏖战32天最后取得“忻口战役”的胜利。

此役后将军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的总参谋长，又历经数次战役。

出任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为抗击日寇驻军{遂远省在抵御逶寇的抗日战争中，将军奋战于战区的“平型关战役”南口战役，绥西集宁战役，临河战役，百灵庙等保卫战，三进三出激烈的五原保卫战。“喋血”“绥西五原城”！

血性男儿肉搏拼刺刀！

可歌可泣！民族英豪！

侵华日酋水川夷夫中将阵亡

深喉记述真相：

傅作义系统国军将士，原来在阎锡山狭制下，因为不是阎锡山嫡系第三十五军辖制为旅制建制，即傅作义忻口战役时第三十五军，孙兰峰第二一一旅、董其武第二一八旅和马延守独立第七旅，共计九个团，和两个绥远骑兵旅（石玉山等伪军反正的四个骑团），又一个山炮团，一个野炮营，为北兵团。

蒋先生为狭制阎锡山，突然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后后来改为12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并将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扩编，建制改为师制建制下设三个师。董其武统领一零一师，副师长为杨维垣，孙兰峰统领新三十一师，副师长是王雷震，袁庆荣任新三十二师师长，副师长是李作栋。安春山出任九十三团团长……

第三十五军实力一下子大大加强。傅作义得此任命后迅速率三十五军前往绥远五原县驻防，从此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

此三个师长都是傅先生一手提拔起来的，既为傅先生嫡系，其中孙兰峰和袁庆荣都是在傅部从连、排长做起，孙兰峰最后做到傅部兵团司令和张垣绥靖公署参谋长。董其武虽然不是傅作义的起家老将，1929年投奔傅作义后，成为傅的部将。追随傅作义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当时傅作义主政绥远省任职省主席，嫡系的三十五军扩编万余人马，意欲扩军，深知随自己诼州守城，奉军使之一战成名的将士们，忠勇可信赖，骁勇有余，但军事谋略欠缺，成抗日大业尚须有正规军事之人才。于是随授意其英文机要秘书王筠佐少将商请在忻口战役有战绩的第六十一军少将参谋李铭鼎将军囊助。

委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部高级军事参谋，此后各级对日决战军事战略均要一份李铭鼎将军凝定的战术军事指导谋略书。

由原来在阎锡山式制下的受压制的旅制建制，即傅作义忻口战役时第三十五军孙兰峰第二一一旅、董其武第二一八旅和马延守独立第七旅，共计九个团，和两个绥远骑兵旅（石玉山等伪军反正的四个骑团），又一个山炮团，一个野炮营，为北兵团。制改为师制建制下设三个师。董其武一零一师，副师长为杨维垣，孙兰峰的新三十一师，副师长是王雷震，袁庆荣任新三十二师师长，副师长是李作栋。安春山出任九十三团团长……

李铭鼎将军不愿为长官司令部的文职参谋长。数次请缨上抗敌一线，傅先生数次挽留将军意决谓大敌当前……

傅先生欠缺懂得：《……将才驭之以术，贤德者遇之以礼，》用人之道。

谓尚无适当职位缺位可补……一直委婉推延……将军意决谓尚无可留去意决仍旧回第六十一军……傅先生恼怒施羞辱策略，安排六十一军少将军参谋长李铭鼎将军出任为第三十二师少将参谋长。当时国军建制为：师长领少将衔，副师长领准将衔，师参谋长为领上校衔。此时职位的屈居将军不为所动，把民族的利益置身自身的安危之上，只有那种经过战争洗礼的，承受过腥风血雨考验的职业军人才能做到！

因为因为将军坚定信仰：军队是自由与正义，法律与秩序，以及和平与幸福的坚定的捍卫者！不为权贵屈服！将军刚正不阿！具有真正军人的质量，犹如：华盛顿！蒙哥马力元帅！

在傅先生诸位行伍出身的将军中，李铭鼎将军为北平陆军大学第九期毕业，当时傅先生以没有适当空缺，李铭鼎将军一直处于司令部高级参谋虚位，将军请樱以不记职位屈任三十二师少将参谋长。

忠心辅佐傅先生抗日卫国大业，当时国军建制为：师长领少将衔，副师长领准将衔，师参谋长领上校衔。《曾经的南口战役……以第三十五军董其武、孙兰峰两旅用于团城口方面，从涧头向团城口出击，归少将参谋长李铭鼎将军第六十一军统一指挥，于夺回1635.9高地后，进出于六郎城、鹞子涧在线，同时使东、西泡池的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夺取1386.6高地，然后以第三十五军和第六十一军全力协同冲出团城口外，向蔡家峪、东河南旋回席卷，再配合友军的伏击，以围歼敌人于灵邱以西地区》

凝结着将军毕生精力智慧军事才华筹谋的军事作战计划，是五原的光复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区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核心灵魂运筹帷幄。

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午夜开始傅先生按照李铭鼎将军的军事筹谋掀起五原攻坚战尤其激烈，布置董其武打援，孙兰峰攻旧城，袁庆荣攻新城，各自都打得极为艰苦。

一九四零年春的包头、绥西、五原，三战三捷。果然各次战役各种军事谋略耀然纸上，绥西三战三捷五原保卫战，因为将军制订详细的战略运筹交于傅先生，可以说李铭鼎将军的谋略是的战役一直掌握在我军手中的关键。

董其武的三位团长都负了伤，三零三团团长宋海潮身中三弹，内脏都流出来了，坚持不下火线。孙兰峰部与鬼子白刃格斗的惨烈场面场面随处可见。在李铭鼎将军的军事思维战术指导傅先生亲临战事恶战数日……大桥大佐，桑原中佐以下日军1100余人，毙伤伪蒙军3000余人，生俘日军指挥官观行宽夫，警务指挥官潜沼庆太郎，西天信一50余人，以及伪军1800余人。水川是日军被勾销的第2个中将。

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此役后论功行赏：新编三十二师师袁庆荣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孙兰峰、董其武分别提升为中将各自统领暂三军、暂四军军长，安春山、郭景云同时提为少将师长，击毙水川中将的连长张汉三直接提为团长。

为战役呕心沥血运筹全般作战计划的，从六十一军调过来的军参谋长少将李铭鼎将军，却未有迁升，只是越过副师长李作栋。补缺三十二师师长职位，这也看出国军统帅们的普遍性任人唯亲信的弊端，首先提携自己的亲信，以巩固自己的位置……“军功盖主”……历史提供过悲剧……

但是后来还是被按排在傅系的军统负责军风纪督察、军事情报工作军统人员如实将凝结着李铭鼎将军毕生军事智慧精力才华筹谋的各次军事作战计划书，上报给蒋先生，李铭鼎将军则忠心辅佐……将军自长城抗战以来，满怀爱国热情，戎马倥偬，率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成为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

蒋先生亲自点名李铭鼎将军赴重庆授予国军系统佩剑将军称号，欲培植为蒋校长嫡系十三太保之外的将才留在重庆以军事特训班的名义……并授勋国军系统少有的佩剑将军称号。

佩剑剑柄镶嵌有：着九兄惠存，下款：蒋中正赠。

李铭鼎将军越过副师长统领三十二师奠定了新编第三十二师在国军中“虎头师”的誉称。

日本报纸当时面对傅军之英勇善战，亦表示了惊讶与感叹。1933年5月24日大阪《朝日新闻》报导：“人所共知的傅先生系统将士……藐视日本军之威力，自到怀柔后，对我西义一部，即采取抵抗行为。我军对此执拗冥顽之中国军，实不得不予以严重之打击……是役我军因受地雷之损失甚大，故士兵不敢走不长草及无道路之地……敌在高地筑有中国式的坚固阵地，该阵地两旁突出，一对（着）由密云前来之我军，一对（着）由蓟县前来之我军；侧背之早川联队，突受敌千余人之进攻，结果伤亡约300余人……”在同一报纸上还有关于我军工事与青年战士的报导：“参观中国式的阵地，实有相当之价值，且于坚硬之岩石中，凿成良好之战壕，殊令人惊叹”；“观其在作战中掩埋之遗尸，其中尚有十六七岁者，且有类似学生者，青年人之热狂可见一斑矣”。在日本《朝日新闻》上还登载过这样一段话：“战地离北平只有60余里，如不是傅先生系统将士精锐部队的阻击，我军早已进入北平了。”

五原大捷，绥战掀起爱国潮

傅先生系统将士五原争夺战威震华夏。开创了抗战反攻胜利之先河，牵制住了日军主力南下，有力配合了全国各抗日战区的其他战役，史称“五原大捷”。

第二章　回忆录

缅怀抗日名将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位驰名中外抗日的名将。陈明仁将军英勇善战，无论是北伐东征、抗击日寇、解放战争中，皆为国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戎马生涯五十载，在国共两党军队中都分别奋战了二十五年。在国民党军队中，他官至中将兵团司令，曾获蒋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在共产党军队里，他官至上将兵团司令员，毛泽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这位蜚声全国的名将，就是1949年8月4日和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一起领衔通电起义，率领数万国民党官兵和平投共的陈明仁将军。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古今中外的真理！

提起陈明仁将军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其起始时间应该是1925年，这年秋天，陈明仁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军讨伐陈炯明之战，第二次东征时又参加了攻打惠州战役。他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是中尉排长，由于惠州守敌顽强，炮火猛烈，许多强攻登城的黄埔学生一个个都中弹倒地，在这次战役中特别是陈明仁最敬爱的刘尧辰团长也中弹身亡。他极为愤慨，决心以死报国，为刘团长复仇，不攻破惠州城决不生还。陈明仁言毕，补充若干手榴弹于腰间，将青天白日旗插于背上，一手拿枪，直冲云梯，奋勇登上惠州城楼，以手榴弹压倒城上守敌。敌人见他来势凶猛，大惊失色，纷纷逃窜。陈明仁在炮火的掩护下，将旗帜插于惠州城楼，紧接着东征军其他官兵也登上惠州城，全歼负隅顽抗的敌人，一举攻克惠州城。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政委周恩来等都在阵地上观战，蒋介石校长从望远镜中见此情景，问拿着旗登城的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陈明仁。

战斗结束后，蒋介石召集部队官兵讲话时，特请陈明仁出列，蒋介石亲自呼口号举枪：“向陈明仁致敬！”陈明仁因此得到加官进爵等殊荣。自此他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此后青云直上，由中尉排长到中校营长，后来又升任黄埔军校上校大队长、上校团长，至1933年升任二十八旅旅长，到1933年，他已是八十师中将师长了，时年三十岁。

白崇禧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

民国26年8月4日（即1937年8月4日），我奉委员长电召飞抵南京，委我任副参谋总长职。当时情形日日紧急，日本在河北、绥远、平津一带挑衅不已。

我最高当局知日为贯彻其大陆政策，必不会停止侵华之行动，乃于南京召集全国将领开会，表示决心抗战。各将领归去后，秣马厉兵，动员调遣，待命抗敌。八月九日，敌武装官兵侵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滋生事端，与我方保安队发生冲突，借此集中多数兵舰，并以陆战队登陆，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敌遂集中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战事即告发生。我为应付事变，令张治中部三个师向上海增援，初期我以优越之兵力一度进展至汇山码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及第八师团之第四旅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于川沙、狮子林、宝山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南犯，我方续以陈城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开始反攻。上海地狭而近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我军反攻因未能奏效。

后以敌人之增援部队陆续增加，以主力进攻罗店。十九日（应为二十九日）罗店陷，我军退守闸北、江湾、庙行、双草墩一线。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司令长官原为冯玉祥，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委员长兼任）指挥张发奎、朱绍良、薛岳、罗卓英、刘湘（本人未至前线）、廖磊（淞沪战事发生后月余始到达上海）等之集团军，与敌对峙于北站、刘行、浏河之线。当时我军力若每一集团军以三军计算，共十八个军，若每军以三师计，共五十四个师。敌人之兵力至九月底共聚集二十万人，并与强大之海空军力量配合，故以优越之势，突破我庙行、江湾之防线，我军乃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郑洞国

郑洞国（1903——1990），湖南石门人。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五四”运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郑洞国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与日军浴血奋战，给日军以重创。“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95军军长，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8年底，郑洞国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第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次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同日军血战20余日，迭克要点，两度攻入昆仑关。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升任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被派往印度担任新1军军长。5月中旬，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的战斗打响。密支那是日军缅北作战的大本营，城里城外、地面地下均修筑了永久性坚固的防御工事。日军借此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7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作战。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7月7日，中国军队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8月3日，中国军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残余日军全部被歼灭。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

1945年回国后，郑洞国被派往东北担任军职。1948年，在辽沈决战的重要时刻，郑洞国脱离国民党阵营。建国后，郑洞国历任水利部参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第三章　抗日誓言

抗日名将关麟徵：我的一生就是打鬼子

关麟徵将军，字雨东，陕西户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其后数十年，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对日作战，百战功高，历任师长、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陆军总司令。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中国的巴顿将军”。今年适逢雨东将军逝世25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将军光明磊落之一生。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924年，关麟徵中学未毕业即蒙陕西草圣于右任先生引荐，携带父亲卖老所得25元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军事。在校期间，关麟徵刻苦学习，科成绩极为优异，颇得师长同窗好评，认为其后必有大用焉。关麟徵素有秦陇侠士的粗犷豪迈之风，对同学热情爽朗，对师长则忠恪恭谨，与徐向前、陈赓、宋希濂、李默庵、黄杰、张耀明诸同学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交称莫逆之交。

1925年，黄埔学生军东征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关麟徵英勇作战负了重伤，膝盖严重受损，由于医疗条件差，医生要给他截肢。正值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来院视察，一下子就看到了早就相识的关麟徵，谈到伤情，关麟徵急得哭了，他对廖先生说：“我还要革命，一个军人没了腿，如何还能上战场？”廖先生慈父般地安慰他，说一定要设法保住他的腿。后来，关麟徵被送到香港一家医院精心诊治，才得以恢复。后来，关麟徵提起这件难忘的往事，仍十分感激地说：“廖先生是我的再生父母，没有廖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九·一八”事变后，已升任陆军第四师独立旅旅长的关麟徵将军深感激愤，他常教导属下官兵：“勿忘国耻，收复失地是当今中国军人最大的任务。”1932年底，独立旅扩编为第二十五师，在徐州宣誓就职时，关麟徵师长以抗日救国为主旨发表感人至深的讲话，使全体官兵甚为感奋。

长城抗战喋血古北口1932年3月，日寇由热河进犯长城各口，第二十五师奉命抵达通州待命。

部队刚到通州，即接到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将军紧急通知，称古北口方面战况激烈，要求第二十五师全师前往增援。关麟徵当即率全师官兵星夜驰援，并发电向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行军途中，他没有理会何应钦停止前进的命令，继续向古北口快速推进。

当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所部赶到古北口时，东北军张廷枢师已因官兵伤亡过重而难以支持，形势十分危殆。关麟徵即以二十五师主力接替古北口一线防务，在南天门两侧构筑预备阵地，连夜加强工事。翌日上午，日军精锐之第八师团向古北口阵地发动猛攻，山炮、野炮密集轰击，在飞机轰炸掩护下，步兵蜂涌而至。当时，二十五师虽然只有机枪、步枪、迫击炮、手榴弹等简陋装备，但官兵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不断给骄横的日军以迎头痛击，多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第二天、第三天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双方死伤惨重，敌军遗尸累累，而二十五师官兵伤亡也已逾千人，关师长亲临前线指挥被敌人手榴弹炸伤五处。连续激战三昼夜后，第二师黄杰部赶赴南天门接替一线阵地，第二十五师开往后方休整。

古北口一役对长城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对日军气焰颇有震慑，时北平民众街谈巷议，有口皆碑。《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特撰写《爱国男儿，血洒疆场》社论，大力表彰，欧美舆论亦盛赞不绝，美国米高梅影业公司摄制《中国七勇士》故事片，极力推崇二十五师将士抗敌御侮的英雄气概。当关麟徵将军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疗伤时，北平各界人士持鲜花、花篮前往慰问者踵接于途，以致协和医院在一楼特辟一室予以接待。《北平晚报》记述关将军动手术时，麻药已施，尚呼“杀、杀、杀”……蒋介石知悉，深为动容，发电致慰，云：“勇将受伤，闻之不觉泣下……”国民政府林森主席亦明令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以资奖励夜袭邯郸机场与漳河反击战。

七·七事变后，已升任第五十二军军长的关麟徵率部在河北满城与敌优势兵力激战两昼夜，又在漕河一线与敌苦战三日，敌我双方损失巨大。继而，五十二军转进涉县，出入彭城、武安，向邯郸、磁县之敌，昼夜袭击，使敌困守孤城，不敢贸然出战。接着，关麟徵派遣梁智伟营长率一营官兵，在民众配合下，夜袭日军邯郸机场，焚烧、炸毁敌机十余架及汽油库一座。梁智伟营安然撤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立即传令嘉奖，提升梁智伟为团长，并向全营官兵颁发奖金。

八路军总部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日军守备邯郸部队迭遭重创，土肥原师团主力开至邯郸、磁县一带增援，伺机反扑。是年10月底，土肥原师团一部强渡漳河，关麟徵即指挥所部一个旅连夜包围该敌，并指挥所部一个团在漳河北岸侧击敌炮兵阵地及后续部队。日军在我前后夹击中，死伤枕藉，狼狈逃窜，我军校级军官亦伤亡14人，各级官兵伤亡近千人。在部队其后的整训中，关麟徵总结了古北口抗战以来的实战经验、教训，加强了部队的战斗训练和爱国教育，有效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政治素质。

淞沪抗战总指挥

蒋光鼐（1887——1967），又名憬然，广东东莞人。191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北伐和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

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应战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入夜，日军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冲锋陷阵，奋战月余。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仅闸北一役，便使日军开战一周，未取得丝毫进展，损失逾千。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抵达上海增援助战。全国同胞感奋觉醒，上海各界、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展开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给予十九路军大力支援。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淞沪抗战后，蒋光鼐调福建任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反蒋政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抗日英雄谱：指挥忻口战役的抗日将领

卫立煌（1896—1960），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期曾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第十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八军军长等职。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华中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1937年9月，沿平绥铁路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后，又沿长城向西，以图会攻山西，占领太原。为挽救山西危局，保卫太原，中国军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忻口战役总指挥由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10月1日，日军与防守崞县的中国守军遭遇，发生战斗，忻口会战揭开序幕。10月5日，日军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崞县、原平先后失守。接着，日军又出动30架飞机轰炸中国军队的中央地区，并以战车、火炮掩护步兵5000余人向南怀化阵地进攻。我阵地工事被毁，部队伤亡惨重。中国守军浴血奋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为争夺204高地，组织多次冲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在24小时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军7得6失。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各师积极配合，接受卫立煌统一部署，并向日军两翼及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有力地配合了忻口中国守军的作战。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卫立煌

1941年，卫立煌曾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

1943年奉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率部打败盘踞于滇西和中缅边界的日军，与中国驻印军一起，打通了滇缅公路。解放战争后期，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

后拒绝去台湾，于1955年回到北京。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

第三章　抗日猛将

鬼子眼中的猛虎：消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薛岳（1896-1998年），外号“老虎仔”，字伯陵，广东乐昌人，原名薛仰岳，后因崇敬岳飞改名薛岳。抗战期间，身为贵州省主席的薛岳主动请缨，率兵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更以三次指挥长沙会战饮誉中外。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将，仅他指挥的三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10余万人。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薛岳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张治中将军称其为“百战名将”。2005年8月6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抗日英雄谱》栏目介绍了薛岳的抗日事迹。

1

陈炯明叛乱，薛岳和叶挺一起掩护宋庆龄逃离观音山的总统府

薛岳与广州有解不开的渊源。他11岁就从家乡广东乐昌来到广州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14岁便在广州加入同盟会。

1920年，24岁的薛岳被粤军第一师参谋长邓铿任命为该师机枪营营长。当时，“花机关机”（即冲锋枪），轻、重式机关枪还是稀罕之物，可见邓铿对他的重视。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东较场举行北伐誓师，孙中山的警卫团也随之成立。陈可钰任团长，下设三营，以机枪营为第一营，营长薛岳；以工兵营为第二营，叶挺为营长；以警卫游击二十七营编为第三营，张发奎任营长。

1922年，陈炯明叛乱，进攻观音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在众人警卫下撤到停在珠江上的楚豫舰上。叶挺率第二营固守总统府前院，薛岳率第一营固守总统府后院，卫士队负责守卫孙夫人居住的粤秀楼。

警卫部队经过一日一夜的抵抗，叛军终于冲开总统府前面的两层铁门，一轰而进。

在一片混乱中，几名卫士护卫着宋庆龄冲出大门，薛岳急中生智，为吸引叛兵，连忙把手中包裹里的东西撒在地上，并趁叛军们抢夺钱物之机，掩护着宋庆龄逃离虎口。

有关薛岳等人在突围中的表现，一直未有记录。2005年，叶挺之子在中央档案馆意外发现叶挺当年在狱中所写的一篇《囚语》，其中正好有较详细的记述：“民十一年与薛伯陵（薛岳）、张向华（张发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

薛岳安全脱险后，化装来到珠江边，登上楚豫舰，见到了中山先生，向他报告了警卫团被打散的经过。中山先生嘉勉了薛岳的忠勇，把他留在身边继续担任卫士。

1927年，薛岳因反对蒋介石的“4·12”反革命事变，辞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回到羊城，重新加入粤军。

1948年，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到了台湾。

晚年的薛岳，与儿孙说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打日本仔”的故事，一是家乡乐昌的风土人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薛岳的寓所来了一群当年日本兵的后裔，他们说长沙会战时，薛将军对战死的日本兵给予“人道”安葬，要求见薛将军一面表示谢意，但薛岳听到“日本兵”就来气，恨恨地说：“不见，不见，来自日本的，统统不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薛岳在大陆渐渐被人遗忘。改革开放后，薛岳作为抗日名将又被人提起。乐昌人民政府对薛岳九峰的故居拨款进行修葺，其祖祠文物以及他当年所建的“伯陵堂”等建筑物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1992年，乐昌县邀请薛岳回乡探亲，但最终未能成行。他对此事念念不忘，是年冬，他托人从台湾带来一块铜镜送给乐昌县政府，上书“桑梓情深”。落款为“乐昌县乡亲惠存薛岳敬赠”。1998年5月3日，薛岳去逝，享年102岁。

薛岳一生戎马，最辉煌和最值得铭记的，当属他指挥的三次长沙会战。

2

薛岳要求在长沙开打，蒋介石一直劝他“稍安勿躁”，薛岳只得打电话去找宋美龄

1938年10月上旬，在武汉战场，薛岳指挥12个师，全歼了日军106师团1万余人（另一说3000余人），取得了万家岭大捷。时任新四军军长叶挺曾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新华日报》也发表了《论南当路的胜利》的社论。

为报万家岭一箭之仇，日军不顾大雨滂沱，又是飞机炸、炮艇轰，还违反国际法施放毒气，来势凶猛，在5天内就突破中国守军正面阵地，沿公路大道疾驰南下。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岳阳，兵逼长沙。10月12日夜间，长沙守城官兵在慌乱中点燃大火，历史名城长沙基本被焚毁，人员和财产损失严重。薛岳临危受命，担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肩负起保卫长沙的重任。

1939年9月14日，日军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精锐部队18多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直取长沙。大敌当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会从战略考虑决定弃守长沙。薛岳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毅然抗命，电呈军委会，表示誓“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

为了争取蒋介石的军令，薛岳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直接与蒋通话，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蒋介石开始还耐心地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后来看到说服不了薛岳，就干脆不接他的电话了。

没办法，薛岳只好直接打电话去找宋美龄了。他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此话经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后，蒋又急得连续向薛岳打电话，但薛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接电话了，只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

陈诚和白崇禧也坐飞机从重庆到长沙来做他的工作，但薛岳拒绝接受调停。

陈诚和白崇禧回到重庆后，薛岳把电话打到了重庆，找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已经睡觉，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跟宋美龄说：“让我守半个月就撤离长沙，我不准备这样做，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说：“薛伯陵，不要这样讲。我跟你向委员长转达。”

第二天宋美龄就给薛岳打电话：“伯陵兄啊，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会重新再下个命令，配合你。”当天，蒋介石果真下了个命令给薛岳：“在长沙打！”

应该说，蒋委员长对薛岳还是大方的，在第九战区部署了包括第一、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等5个集团军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共52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游击部队，全归薛岳统一指挥。其兵力之多，居当时各战区之首。一切部署就绪后，薛岳就等着和冈村宁次进行铁与铁的较量。

3

一战长沙，歼灭日军3万余人，连日本军部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攻势少见其匹

日军从赣西、鄂南和湘北三面发动进攻，打得最激烈的是湘北战场。9月18日早晨，日军第六师团及奈良支队集中炮火，向新墙河北岸的守军前线警戒阵地进行猛烈炮击。胡春华营与史思华营拼死抵抗，一场激战由此展开。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日军不断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守军阵地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战至21日下午，胡春华营几百个活生生的小伙子，只剩下不到50人了。黄昏时分，日军终于攻占了胡春华营与史思华营所在的警戒阵地，两营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到了9月24日，日军在飞机和强大炮火掩护下，突破了新墙河正面主阵地。薛岳当机立断，命主力即刻向汨罗江以南转移，占领第二线阵地。

中国守军有计划地顺利撤退，激怒了冈村宁次。围歼第九战区主力于新墙河畔的预定计划已经落空，冈村宁次只有急令紧追不舍，死死咬住后撤中的中国军队，以求决战。然而渡过新墙河后，被中国军队和民众破坏了的交通道路，使他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中国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9月28日，赣北、鄂南的部队成功地阻挡了日军助攻长沙的部队，湘北部队也逐步到达指定地区，薛岳觉得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的时机已经来临，便通晓各部：“候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冈村宁次特地乘飞机观察战场。他从空中俯瞰，长沙城就在眼前，但他的目光停留在幕阜山、九岭山的崇山峻岭时，他隐约感受到其中隐藏着的中国军队随时都要跳出来“捶他”，使他生出莫名的心惊。他顿然醒悟，他的对手薛岳将军并非抵挡不住，其手里还有众多有生力量，足以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网以待！而他的各路部队被中国部队冲得七零八落，再这样打下去，部队将被一个个切割、包围、吞没……他竭力克制着怅然若失的情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

薛岳得知日军撤退，马上下达全线追击令。由是全线杀声四起，中国军队猛追猛打，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第一次长沙会战打退了日军轻狂进攻，共歼敌3万余人，成为日军侵华以来遭受最大损失的战役，对日军士气打击严重。日本军部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

第一次长沙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对于抗日胜利的信心，各地民众奔走相告。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泰晤士报、塔斯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组织联合战地记者团，赴湘北考察证明此次大捷确有其事，纷纷向世界报道。

4

二战长沙因电令泄露，薛岳要守住长沙的愿望被打破了，然而，打到最后日军却全线撤离

1941年，阿南惟畿接任日军十一军司令官后，制定出一个“加号计划”，决定集中12万精锐兵力，力争歼灭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主力。这一年的9月18日，是“9·18”事变十周年纪念日。阿南惟畿便决定这一天为正式进攻日。

对于日军再次要来攻打长沙，薛岳自然心里有数，但他在判断日军兵力部署及进攻方向上，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认为日军还是按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老套子，从赣北、湘北、鄂南三路进攻，于是“照本宣科”，在军力安排方面，基本上把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敌进攻路线作为己方重点防御方向。由于分散用兵，这仗还没打，薛岳就先输了一筹。

18日晨，日军如期发动全面攻势，当天便突破新墙河防线，如入无人之境，三路队伍齐头并进，直指汨罗江。薛岳思虑再三，一边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增派3～4个军增援；一边急电湘北各部队迅速行动，计划在汨罗江一线与日军一决雌雄。孰知，薛岳下达的作战命令在电波传送中被日军截获，并被破译。

阿南得到这难得的情报，兴奋异常，立即变更原定在湘江两岸消灭中国军队的计划，改在捞刀河以北捕捉我军主力，然后直取长沙。而第九战区的各部队却浑然不知电令已泄露。在接到命令后，马上向各自的指定方向开进，一个个落入了日军早已设好的陷阱。

在第九战区的部队中，有两支王牌部队。这就是素有“泰山军”之称的第十军和以“抗日铁军”闻名的第七十四军。

第十军接到增援命令后，经过三天日夜行军，赶到金井地区，恰好落入了阿南的包围圈。第十军预备第十师、第一九〇师先后遭到日军的突然打击后，官兵们奋起反击，但伤亡巨大，其中一九〇师师长朱岳重伤，副师长赖侍湘牺牲。与此同时，第十军军部也遭到一股精锐日军的包围。军长李玉堂亲率特务营，舍命向西北突围，一直跑到青山铺才脱离了战场。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没有一个整师被击溃的记录，而现在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第九战区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第十军三个主力军便先后被日军击溃，薛岳不得不命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撤往湘潭。

此刻，薛岳手里还有一张王牌，这就是第七十四军。9月25日，薛岳电令第七十四军以先头部队两个师急速挺进黄花市，保卫长沙城。然而，这电令再次被日军破译。阿南明白了薛岳的意图后，立即改变部署，打算先吃掉中国最精锐的第七十四军再进攻长沙。

见日军已抢占了制高点，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命令第五十七师不惜代价拿下春华山，另令第五十八师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先扫清春华山附近各日军据点。经过三天的苦战，第七十四军终于突出敌围，免于全军覆灭。

29日，日军第四师团开进长沙。薛岳要守住长沙的愿望被打破。

正当阿南的大军向长沙长驱直入时，其后方却屡遭紧随而来的中国军队的四面打击，后勤补给线几乎全部被切断。虽然眼看胜利到手，但阿南由于兵力不足，重复了他的前任冈村宁次曾下达过的命令：“全线撤退。”

薛岳见状，迅速指挥中国军队各部对撤退中的日军进行包围。日军完全是在苦战之中艰难北撤的，伤亡极为惨重。

因此，中国军队最后可谓反败为胜，但薛岳并没有盲目乐观，而是痛定思痛，在总结第一、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敌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让日军闻之丧胆。

5

三战长沙，薛岳给第十军下了道死命令：“擅自后退者杀无赦，重伤兵亦不得后撤。”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美、英两国对日宣战。为了配合盟军作战，蒋介石命令薛岳，从第九战区抽调第四、第七十四军南下，拟配合第四、第七战区进攻广州，以消解日军攻取香港的打算。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听说薛岳的两支精锐部队南下，决定再攻长沙。薛岳早已把他的“天炉战法”打造成熟，并迅速把南下的第四军、第七十四军和驻常德的第七十三军调回参加会战。

12月23日晨，日军正式发动大规模进攻。薛岳指挥我军按照计划逐次抵抗，给日军极大消耗，为决战赢得了时间。

本来按原计划，日军主力打到汨罗江南岸、击溃中国军队后就应结束战斗，退回原地。但阿南认为中国军队退却、正是乘势攻占长沙的良好战机，便独断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日军各部得令后，陆续渡过捞刀河，拟从东、南、北三面包围长沙。

日军进攻长沙，这是薛岳所希望的，在他的“天炉战法”中，长沙正是炉膛的正中。

日军接近长沙时，薛岳将长官部指挥所搬上岳麓山，就近指挥和督促各部作战。

为鼓舞士气，坚定歼敌决心，薛岳训令各部：“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此电后来成为一份有名的抗日电文。它充分显示薛岳誓死保卫长沙的决心和信念。

1942年1月1日，薛岳下达了总攻命令，并给守长沙的李玉堂第十军下了道死命令：“命令你军固守长沙，务求成功，严令部队作战，不得退缩，擅自后退者杀无赦，重伤兵亦不得后撤。”

第十军全体官兵果然是好样的。日军凭借飞机和强大炮火掩护的绝对优势，冒死进攻，突进长沙市区。第十军的将士们誓死战斗，对于每一个地堡、每一个建筑物，都不轻易放弃；在重要地区，如八角亭至天心阁附近，他们与日军发生了逐街逐堡逐屋的争夺战。从1日夜至2日凌晨，双方在长沙东门、南门外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战，反复肉搏，阵地多次失而复得，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团团长陈新善、团副曾友文等阵亡，但终于守住了阵地，击退了疯狂进攻的日军。

1月3日，长沙城的守卫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军两个师团集中步兵强攻，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冲锋。中国军队第一九〇师师长朱岳、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和预备第十师师长方先觉等亲往一线督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6

薛岳把身边的兵力全部调往前线，一股日军特种部队突然摸到了他的指挥部

就在战斗进行到最为激烈的时候，薛岳站在一间四面都挂满了军事地图的作战室内，不断地下达着新的作战命令。他已连续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两眼红肿如铜铃。薛岳见有的高级参谋人员实在熬不住了，就让他们轮流休息，自己却仍然精力旺盛地指挥战斗。战斗拼到最后一刻时，薛岳不顾自己的安危，把身边的兵力全部调到了前线。

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股日军特种部队，摸到了薛岳在爱晚亭边的指挥部。仅剩的一个警卫营拼死抵抗，打退了这股偷袭的日军，这才保住了最高指挥官薛岳的生命安全。

1月3日，正当第十军死守长沙时，第九战区的大军正迅速向长沙外围合拢，以9个军的优势形成了一个从东南、东北、西面及北面对日军的包围圈。为防止日军逃跑，薛岳当机立断，通令各部，限于1月4日晚全部进入第二次攻击到达线。

日军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已感到死神的威胁。他率众参谋齐集阿南卧室，恳请阿南下令撤退。阿南开始还有些犹豫，毕竟长沙城就差一步之遥。但在众参谋一再苦求下，他知道攻下长沙已不可能，再不走就有全军覆灭之危。他咬着牙，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

至1月5日7时左右，围城的日军已全部撤走。长沙城四郊，战声尽息，一片寂寥。

薛岳得知日军开始撤退，立即命令以罗卓英为追击总司令，率领第二十六军、第四军、第七十三军分头追击，力争把日军全歼于捞刀河以北、汨罗江以南地域。中国军队各部依令迅速行动，痛打落水狗。

1月15日，日军各部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逃回新墙河北岸，摆脱了中国军队的追击。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击毙击伤日军56944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

中国军队长沙会战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长沙保卫战与目前军事任务》，盛赞“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赏。”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被日军称之为“长沙之虎”。

抗战十大黄埔骁将

一、关麟征

关麟征（1905——1980）陕西户县人，黄埔一期

抗日名言：晚年将军自我总结：我的一生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

精锐阵容：52军

经典战例：长城抗战一战成名，后屡挫强敌，时人称为“关拳头”，堪称黄埔抗日第一名将，抗战胜利后激流勇退。经典战例主要有：长城抗战、冀中抗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3年2月底，关率25师开赴长城古北口抗日。3月9日，当部队到达密云以北石匣镇时，接到何应钦“停止前进，就地待命”的命令。关他审时度势，毅然“抗命”，将部队开到古北口前线接防，命令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指挥古北口南城正面的战斗，自己亲率特务连赴右翼前线，指挥七十五旅主力。出古北口东关不远，即与敌人的战斗前哨发生遭遇。为了夺取潮河支流对岸高地有利地形，他亲率一四九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枪榴弹炸伤五处，成为血人，身旁官兵十余人全部战死，他仍毫不动摇，从容指挥部队英勇杀敌，终于击退了敌人占领了高地，强占潮河支流北岸（干沟）高地。穿着草鞋的官兵，在腊月的冰天雪地中与日军的飞机大炮对垒。仅前三天，就歼灭敌军二千余人。其间，25师还以大刀队夜袭日军，数十日军成为刀下之鬼，日军闻之为之胆寒。关因作战有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亲自撰写社论“爱国男儿，血洒疆场”，以贺其功。

1937年10月，关率五十二军在漳河南岸，与日军十四师团进行一场拉锯式的攻防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日军向漳河北岸败退。这时，关麟征从侦察兵报告中得知日军在邯郸城外建有飞机场和汽油库，立即命令智勇双全的营长梁伟智率领一营，夜袭机场，烧毁日军飞机十余架，炸毁了汽油库，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嘉奖。1938年春关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3月24日，关指挥部队向盘踞在津浦铁路台枣支线的日军第10师团濑谷旅团发起进攻。关发现日军白天战斗活跃，晚上龟缩不动，就采用夜战火攻战术，命令部队昼伏夜出，消灭敌人。3月31下午，由临沂南下的日军坂垣师团沂州支队四千人，突然袭击五十二军指挥部。当时，关麟征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约三百人。关沉着冷静，命令警卫连在离指挥部千米以外的地方展开佯攻，以迷惑敌人。及至黄昏，援军赶到，他立即指挥部队对日军突然实行反包围。敌军仓卒应战，伤亡众多，其骑兵部队全部被歼。4月初，关部加速对台儿庄日军的攻击，白天或枪炮轰击，或白刃肉搏，晚上攀屋放火，乘乱追杀，使敌人日夜不宁，从台儿庄北面完成对日军的包围。4月下旬，关部奉令开至峄县以东、邳县以北防守，将日军国崎支队包围在码头镇西的北涝沟，给敌以重创，仅日军四一、四二联队伤亡就达一千四百多人。台儿庄大捷后，关麟征升任第32军团长。手下败将坂垣征四郎称：“关麟征一个军应视普通支那十个军”。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如都象五十二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时人则称台儿庄战役中负责防守的孙连仲和负责攻击的关麟征为“孙钢头”和“关铁拳”。

1938年夏秋之交，32军团参加武汉保卫战。当时，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所属第九师团进攻赣北和鄂东南地区。8月，关麟征率部在瑞昌、阳新一带阻击日军。他命令部队依山地形势，在每个山头修筑工事，把几个山头组成一个棋盘阵地，一个山头受敌攻击，其他山头可以立即配合出击，歼灭敌人。因而日军进攻十几天，寸土未得，遗尸累累，士气低落。日军广播说：“我皇军在瑞昌跗近，遭遇最强劲之敌”。

1939年秋，关麟征升任15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坐镇湘北，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迎击进犯湘北的日军。他制定了在湘北每道河两岸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然后转入山林湖沼地区或乘敌人疲惫、困乏时，转退为进，转守为攻，与敌决战，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9月14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从岳阳沿粤汉铁路南犯。关指挥国军凭借工事及河流，湖泊等自然屏障，进行坚决抵抗。此役敌我伤亡惨重，关部仅连排军官就牺牲六百余人。在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后，关将部队主动后撤，退而不乱，二十万大军，军纪严明，井然有序。随军记者对关麟征组织领导军队的才能深为敬佩。10月2日，国军退至长沙外围，日军陷入湘北湖沼，已呈疲惫之势。关麟征抓住战机，果断地组织指挥部队实施反攻。日军豕奔狼突，全线溃退，失地全部收复。是役结束，关麟征升任15集团军总司令，记功一等。关是黄埔将领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他年方三十四岁。

评价：作战能攻善守，无论从大兵团会战的战略决策乃至一个战斗小组的短兵相接，都能看到他智慧和勇气的影子，并为抗战留下累累战伤，所遗憾者抗战后期长期守备桂滇，有点类似三国时的勇将马超。早在十年内战期间，关多次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徐海东对垒，胜多败少，对共军杀伤力实为强悍。其抗战与陈明仁相比，在战略战术上更胜一筹；与王耀武相比，关更擅长以少胜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让关坐镇东北，遭陈诚反对，关顺势激流勇退，远离内战的是是非非，保持晚节，修成正果，实为大智。

1980年将军在香港病逝后，大陆亦官方与民间也表达了深切哀悼之意。倘若其坐镇东北成行，恐怕国共双方在东北又要多遗下许多白骨。关为人正直，虽得蒋介石信任，却长期与陈诚交恶，1945年初出任第一方面军副司令，也可能与陈诚有关。关善治军，其52军号称国军第六大主力，战力实远居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上，其25师擅长奔袭，被称之为“千里驹”师，195师被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为东北战场上的“救火队”。后195师另起炉灶，成立新5军，亦为国军精锐。关喜用老乡，手下将领多为秦将，风格也多和关相似，作战凶悍却不事张扬。国军五大主力尽没于内战，唯独52军在风雨飘摇、兵败如山倒之即，狠狠咬了四野、三野都各一口后，仍能独善其身，撤至台湾。辽沈战役之营口之战，东北9纵二十五师师部竟被准备撤退的五十二军二十五师攻破，被俘一千七百人，还被缴获不少机密文件；上海战役，坚守月浦一带的第五十二军以十几个连顶住了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二十八、二十九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掩护了国军在上海的撤退，解放军二五九团团长胡文杰、二五三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约两千名指战员牺牲。52军之强悍可见一斑。国军最终败退台湾时只有5个建制比较完整的军，52军就是其中之一。

二、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

抗日名言：回龙山战役前，将军对中美将领立军令状：“三天内不拿下回龙山，誓不为人”。抗战中这么NB的将领恐怕只有陈一人。

精锐阵容：71军

经典战例：十年内战期间虽然剿共有功，却屡次犯上被蒋打入冷宫，直到1938年5月，日军进攻九江，蒋介石调兵遣将却捉襟见肘，不得不临时起用陈明仁。从此陈明仁在抗日战场上大放光彩。经典战例主要有庐山抗战、桂南会战、滇西反攻。

1938年5月，陈明仁率领由贵州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预二师加入庐山战场。蒋介石让他先带部队休整，陈却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不打退日本兵，决不离开九江！”7月23日，日军以陆海空军猛烈攻击鄱阳湖周围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军队一线阵地纷纷陷落。总指挥张发奎指挥无方，8个装备良好的正规师溃不成军，唯独预二师6千官兵以“誓与庐山共存亡”的决心坚守庐山不撤，顽强抗击日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终于完成作战任务，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庐山战役结束后，预二师被陈诚吃掉，幸亏军政部长何应钦同情陈明仁，又从川军中抽调三个团成立新的预二师交给陈明仁。1940年春，陈明仁部入桂参加桂南会战。总指挥徐庭瑶指挥不力，全战场14个师一触即溃，唯独陈明仁以一师之众与日军奋战一个星期之久，部队伤亡七千余人，直到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才撤出战场。不久，蒋介石在柳州召开检讨会议，参战各将领都受到处分，只有陈明仁受到嘉奖。

1944年5月，71军受命参加滇西反攻，主攻龙陵。副军长陈明仁率大军绕过松山，出敌不意，一举攻占龙陵和松山间的联络点——镇安街，切断缅滇公路，进围松山。中国军队从6月4日开始进攻，至9月7日克复，血战3个月零3天，其间大规模战斗十次，故名“十战松山”。这是一场毅力的较量。其间，因松山久攻不克，蒋介石大为震怒，要求必须于9月18日国耻日前拿下松山，否则军、师长都要以“贻误戎机”领罪。日军从腾冲方向调来援兵，71军之87师作战不力，师长张少勋丧失信心，打电话给集团军司令宋希濂请求后退。陈明仁知道后警告双方：“71军归我指挥，师长不能直接报告总司令，总司令也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张少勋精神崩溃，只得提枪自杀。张少勋自杀未死，陈明仁知道后又杀气腾腾地对宋希濂说：“自杀而不死，是为了逃避责任，我一定要枪毙他。”宋希濂也为之胆寒。此后，陈明仁另选师长，重新调整部署，和友军一道继续猛攻松山，最终全歼松山守敌和龙陵外围之敌，号称“战争之花”的日军指挥官松井旅团长只得剖腹自杀。松山既下，龙陵已成孤城，陈明仁又挑选精兵组成敢死队突入城内，经过七天七夜巷战，守敌2000余人大部被歼灭，小股逃入原始森林后，亦被陈派兵追歼。随军观战的美国联络组组长称：“中国军队吃苦耐劳精神和作战勇敢，都是世界少有的。”

松山收复后，碌碌无为的军长钟斌卷起铺盖儿走路，陈明仁接任军长。1945年1月，中国军队重兵围攻中缅边境重镇畹町制高点——回龙山，邱清泉的200师及其他部队轮番攻击，纷纷败下阵来。久攻不克，盟军扬言要放弃对国军的空军支援，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请陈明仁挂帅。陈明仁向卫立煌和盟军将领立下军令状：“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三天攻下。”三天后，在国内外大批观战将领的众目睽睽之下，陈明仁统一指挥盟上回龙山主峰。回龙山之役是远征军滇西反攻以来最畅快淋漓的一次攻坚战，美国人称之为“一部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陈明仁也被美军誉为“杰出的中国名将。”评价及结局：陈军事生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先入广州陆军讲武堂、后入黄埔一期第6队，被称为“插班生”。东征之役，以“惠州第一勇士”勇冠三军，一度被视为黄埔的骄傲。陈桀骜不驯、霸气十足。他的这些性格在与敌军对阵时，无疑如猛虎下山、蛟龙归海，势不可挡。陈明仁能攻善守，被视为“能战名将”、“黄埔楷模”。但是在政治关系复杂的中国，这种性格又最招人忌讳，无论是同学、同僚，还是上司，甚至校长蒋介石对其印象极差。陈明仁一生三次前面打胜仗，后面受处分，并非偶然。

之所以将其列在王耀武之前，因为陈明仁善于以劣抗优，绝处逢生，攻坚能力极强，永不言败。陈善带兵，无论什么样的部队到他手上都能当王牌军用。昆仑关大捷，其他参战部队皆为中央军，唯独其预二师是地方部队，照样出彩。71军并未能入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列，却在他的带领下在四平两次击败中共名将林彪，是没有王牌称号的王牌军。陈抗战前是中将，抗战后仍然是中将，长沙起义参加解放军，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出于毛泽东对其强大杀伤力的赏识，毛公开声称：林彪打仗不如陈明仁，陈逝世后，毛泽东又带病参加陈的追悼会。倘若陈早年从共，恐怕位居元帅也有可能。

三、王耀武（1904——1968），山东泰安人，黄埔三期

精锐阵容：74军（号称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前身）经典战例：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时任营长的王耀武屡次请求死守济南，反击日寇，遭到上司严厉斥责。抗战爆发后，王率领51师参加淞沪抗战，此后几乎无役不从，所遗憾者未能参加远征军，扬威异域。经典战例主要有淞沪抗战、上高会战、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淞沪抗战中，51师受命防守吴淞口至罗店的中心阵地，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任务最为艰苦。白天，日军以海陆空军立体作战猛攻51师，均被击退。夜晚，王耀武派出小分队夜袭日军，连毙两名日军联队长，王耀武和51师一时成为媒体宣传的抗战英雄。

1941年春，王耀武率74军参加江西上高会战，负责在上高地区正面抗击日军的任务。从3月15日开始，日军猛攻，国军寸土必争，战况惨烈，许多连队全部殉国。3月24日，敌师团长亲自督战，在百余架飞机掩护下进攻74军白茅山主阵地。74军阵地大部被摧毁，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发起7次反冲锋，与日军肉搏。次日，74军转入反攻，不顾日军毒气弹，追亡逐北，最后将歼敌包围在官桥镇予以歼灭，阵斩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少将。上高会战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74军被授予飞虎旗一面，国人称之为“抗日铁军”。1943年11月，10万日军进攻常德，王亲率主力在常德东北与敌激战。日军以陆空火力猛攻常德长达16日之久，将常德城炸成废墟，驻守城内的57师在弹尽粮绝、兵员损失四分之一的情况下一度撤退出城，王耀武又亲率51师发起反击，血战6日，收复常德。

战后，王升为24集团军司令。1945年5月，10万日军沿湘黔公路进犯中国最大的空军基地芷江机场，王耀武统率30万大军迎战，并在雪峰山东南麓为日军掘下坟墓。日军以联队为单位轮番攻击，王耀武以逸待劳，阵斩日军5000余人。日军左冲右突，一筹莫展。两个月后，王耀武命令部队转守为攻，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雪峰山一战，国军消灭日军2万8千余人，若非何应钦放了日军一条生路，这个战果肯定要扩大数倍。不久，日本宣布投降，王奉命在长沙衡阳地区受降。日军第20军指挥官坂田一良中将高举战刀，毕恭毕敬地呈献给令他心服口服的王耀武。总评及结局：王耀武骁勇善战，无论十年内战还是八年抗战，都让对手敬畏；加上王以长袖善舞著称，深得蒋介石赏识；因此黄埔中流传“三李（黄埔一期山东籍的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不如一王”的说法。老蒋用人，非常重视资历，而王得以于1945年1月在黄埔诸将中第一个升任方面军司令与国军元老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不仅与其战功有关，更与其为人有关。就抗战功绩和指挥水平来说，我认为略逊于关麟征、陈明仁，经典战例也多为防守型，但由于王地位一直较高，从师长干到方面军司令，因此对战局的正面影响相对较大。抗战胜利后，王耀武一度称病住院，企图保持晚节，仍然被校长强行拉上内战战车，坐镇山东，结果屡屡败于中共名将粟裕之手，最后被生擒。王善治军，74军被日军称为“虎部队”，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当有情报得知74军从江西出动时，阿南惟几的军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后来74军和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共军消灭，消息传来，王耀武泣不成声。

四、廖耀湘（1906——1968），湖南邵阳人，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第6期

骑兵科，后考入法国陆军大学攻读机械化骑兵专业。（也有人将北伐前毕业的黄埔前四期学员作为根红苗正的黄埔）

精锐阵容：新6军

抗日名言：抗战爆发后，将军致信其父：男身受国恩，成仁赴义，此份内事也！

经典战例：廖留法之际正是中华大好河山日益破碎之际，因此异乡求学特别勤勉，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学成归国。廖是黄埔后起之秀，从连长一直打到军长，从上海打到印度，典型的时势造英雄。经典战例主要有昆仑关战役、第一次远征缅甸之战、缅北反攻。1939年12月，杜聿明第五军进攻昆仑关，新22师副师长廖耀湘辅佐师长邱清泉大败日军台湾守备旅，取得初期胜利。不久，师长邱清泉在部队换防中不幸翻车负伤，昆仑关主阵地仍在号称日本钢军的第5师团手中，第五军之荣誉一师、200师连日攻坚，已呈疲惫之势，杜聿明乃让廖代理师长，指挥新22师主攻昆仑关。31日晨，廖冒险到前沿侦察敌情，遭日机轰炸，警卫连长当场身亡，廖也半截身子入土，仍岿然不动，以两团人马左右包抄敌阵地，并亲自带领一团人马直扑日军中央阵地，最终于1940年上元之夜歼灭日军主力，大破昆仑关。此举与北宋名将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之经典战役在时间、地点和战术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一时传为美谈。战后，廖正式出任新22师师长。

1941年底，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缅甸，新22师于次年3月入缅，恰逢远征军先锋200师被优势日军包围于同古，震惊中外的同古保卫战打响。日军56师团和新22师同时向同古方向增援。狭路相逢勇者胜，新22师攻势凌厉，一举摧毁56师团炮兵阵地，成功接应200师突围。接着廖转攻为守，沿途节节抵抗，为掩护主力北撤达12日之久，大败日军55师团。新22师和200师被盟军称为“世界上最精锐之部队。”1943年底，在印度整军备战的新22师纳入中国远征军X部队新一军战斗序列。1944年初，新22师踏上反攻缅北的复仇之路，所向披靡，特别是孟拱之战，廖率部冒雨在热带丛林中迂回日军，仅以四团兵力，击败号称“常胜军”和“森林战之王”的日军精锐18师团，阵斩日军5000余人，堪称抗战期间国军森林战的典范。

后国军以新22师为主力，成立新六军，廖升任军长，获青天白日勋章。总评：廖和邱清泉同为国军中不可多得的高学历复合型人才，中国军队机械化建设与作战的奠基人，能攻善守，虽有杀戮日军俘虏之好，恐怕与其亲眼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有关。就战功和国际影响而言，廖明显优于师兄。雪峰山会战，日军企图进攻芷江战略机场，新六军紧急空运回国，驻防芷江，有力威慑了日军。就个性而言，邱粗鲁，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廖粗中有细，极善人际关系。缅北反攻时，和美国领导史迪威和师兄郑洞国关系游刃有余，一打胜仗，就拉着师兄在战场上合影留念，对校长也极尽讨好之能事。后来在东北战场，廖屡屡失利，最终兵败被擒，和他一味迎合蒋介石的越级指挥有着密切联系。可惜的是其新22师，曾在孟拱之战后及其65团各获虎旗一面，是现代中国丛林作战第一师，倘若把朝鲜战场上的180师换成新22师，恐怕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果将改写。廖被俘后，被中共成功改造，曾到刘伯承手下当教员。1980年5月，中共将其骨灰移往北京八宝山，也算是对其抗战之功的肯定。

五、戴安澜（1904——1942），又名衍功，安徽无为人，黄埔第3期步科

抗日名言：将军远征缅甸初期利用后，诗兴大发：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精锐阵容：200师

经典战例：早在1933年3月就随关麟征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七七事变爆发后，先后参加了华北一系列战役，1942年远征缅甸出师未捷身先死。经典战例主要有昆仑关大捷、远征缅甸之役，但昆仑关将星灿烂，战例多有重复，所以这里就忽略了。1942年，为掩护英军撤退，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先锋部队冒险孤军深入占领冬瓜（亦称同古）。

3月19日，日军55师团在轻取仰光后派500先锋向北搜索，在尤皮河遭200师伏击，损失300余人。3月20日，55师团主力赶到，迅速攻占外围机场，进围冬瓜。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当晚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作决死动员：“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并宣布了如下命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日军进攻三天，毫无进展，只好又投入56师团。200师又主动收缩阵地，利用缅甸坚实的柚木构筑地下工事，致使日本飞机和重炮无法发挥威力。日军逼近城郊丛林，国军则以燃烧弹火烧连营，日军被烧死甚众。56师团派精锐搜索连队乘夜偷袭200师指挥部，亦被国军击退。无耻日军竟然使用毒气弹，才勉强打开缺口。3月30日，因杜聿明及蒋介石均不愿200师玉碎？激烈的东瓜保卫战中，戴率部奋战，以不足1万兵力顽强抗击55师团、56师团5万之众。国军损失不到千人，日军被击毙多达4千余人。

蒋介石称：“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美国政府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英国称“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日寇也不得不承认，冬瓜之战是缅战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评价：抗战中最会演讲煽情的黄埔将领，国军远征缅甸，常有冲天豪言，令压抑已久的国人热血沸腾。后战局急转直下，200师奉命北撤，5月中旬，在穿过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戴在组织部队反击时不幸连中两枪，于5月26日即将踏上国门之时殉国，年仅37岁。将军既是唐明以来中华扬威异域第一人，亦是抗战期间黄埔高级将领以身殉国第一人，国共两党领袖均给予高度赞扬。美国于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称其为“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12月，国民政府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南京忠烈祠。

1956年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遗属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200师为国军第一机械化师，具有强悍杀伤力，冬瓜战役敌我伤亡比达5：1，这在抗战期间极为罕见。倘若200师在突围初期坚决反击日军，即使全师覆没，可能整个远征军的突围不会那么悲壮。戴曾在大军败退之际率200师奉命攻占棠吉，说明反攻仍大有作为。可惜戴在整个远征缅甸战役中唯杜聿明之令是从，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自毁重装备，盲目撤军；戴作战多为胜败萦心，冬瓜之战本来打的很好，他却因没有守住冬瓜向蒋介石请罪：“败军之将，按律当斩，我死而无怨。”北撤途中历经千辛万险，士气低靡，作为师长少有激励之辞，却有“生死由死，宝贵在天”悲观之语，与其出国之初的豪言壮语形成强烈反差，韧性不及廖耀湘。但其归国最后一战，仍能振臂高呼，组织部队反击伏击日军，仍不失黄埔骁将本色，可惜因此重伤而殉国。200师出国人数原为9000，冬瓜等战役牺牲1千8百，回国仅剩4000人。后邱清泉重建五军，以200师为主力。滇西反攻中，200师在新任师长高吉人的带领下屡建功勋。

六、郑洞国（1903——1990）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

抗日名言：将军到印度统军时在授旗仪式上如是说：人在旗在，军旗指到哪里，就与日寇血战到哪里！

精锐阵容：荣誉一师、第八军、新一军

经典战例：从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足迹踏遍华北、华南乃至反攻印度、缅甸，堪称抗战跑得最远的抗战将领。经典战役有保定战役、徐州会战、密支那之战。1937年9月下旬，日军三个精锐师团进犯保定，郑洞国率第二师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友军撤退，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最后因孤掌难鸣不得已突围而去。即使如此，郑不断派出敢死队乔装日军，袭击日军，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1938年3月中旬，郑率二师奉命参加徐州会战，准备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阻击日军。由于战局变化，日军已经逼迫运河，郑遂果断在运河以南展开部队，并集中火力隔河射击日军，予敌以重创。日军屡次强渡运河，均被二师击退。日军被迫转兵台儿庄，二师也随之及时调整部署，于4月初在台儿庄外围先击溃日军精锐第5师团坂本支队，又击溃精锐10师团濑谷支队。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日军退守峄县，郑又派精兵夜袭，一度攻占峄县外制高点九山。由于日军大批援军赶到，二师转入防御，在邳县以北燕子河至大刘庄一线与日军鏖战二十余日，阵地从未丢失。

后来战局急转直下，运河以东10余个师国军向西突围，而郑洞国早已命令工兵在运河上架起浮桥，足见其深谋远虑。1944年5月，史迪威出动“抢劫犯”突击队，袭占密支那机场，但在进攻密支那市区时屡屡受挫。史迪威连续更换4名美国将军都无济于事。7月初，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在消灭孟拱日军后，来到密支那城下，受命统一指挥中美地空力量攻占密支那。由于盟军中，中国军队占绝对多数，郑洞国于是把总攻时间定在7月7日。7月7日，一个让每个中国士兵都热血沸腾的日子，国军三个步兵师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一举肃清城外日军阵地，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日军开展地道战，国军则用挖老鼠办法逐条坑道歼灭日军，并最终于8月2日全歼守敌一个旅团，日酋水上源藏少将兵败自杀。评价及结局：与许多黄埔骁将相比，郑性格过于温和，擅长交际。正是如此，他得以在中美双方各高级将领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得到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共同信任。但是郑绵里藏针，早在1927年3月，英国军舰制造南京惨案时，驻守栖霞山的郑洞国也针锋相对地命令部队炮击英军舰；郑作战细腻而不失大胆，擅长夜袭，杀回马枪。在黄埔一期将领中，郑以善于带兵闻名，他所带过的部队皆成抗日劲旅；长期与关麟征协同作战，战果却与关有明显差别；缅北反攻，手下两位大将廖耀湘和孙立人又分了不少彩头。和关麟征、陈明仁不同，郑在十年内战期间剿共虽然出力不多，但在抗战胜利后在东北战场为蒋介石火中取栗，结果兵困长春，势穷投诚。

七、邱清泉（1902——1949）浙江永嘉人，黄埔二期工兵科毕业，1934年以黄埔第一留学德国，并在柏林陆军大学深造。

抗日名言：将军在昆仑关大捷后诗兴大发：但凭铁和血，胡虏安足论

精锐阵容：第五军（国民党军队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经典战例：邱清泉抗日处女战为南京保卫战，一起坚持到南京城陷，后参加兰封战役，先胜后败，但毕竟在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留下了用机械化部队保家卫国的痕迹，滇西反攻中也有上乘表现。经典战例主要有昆仑关战役、滇西反攻之龙陵之战。1939年12月，日军陷南宁，进犯昆仑关，新22师奉命南下增援。16日，邱率部抢先于敌到达昆仑关以南的五塘，奇袭日军，日军退路被截断，为中国军队取得昆仑关大捷打下了伏笔。日军被迫从台湾抽调守备旅向五塘增援，邱清泉诱敌深入，工兵设地雷阵阻于前，又炸桥断其后，步炮在两侧高地如泰山压卵，中间还有铁血装甲砍瓜切菜。在友军配合下，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以下数千人走上不归路。这次战役成为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少数几次漂亮的歼灭战之一。战后，国民政府授予邱清泉四等宝鼎勋章。

1944年，中国远征军X部队从印度反攻缅北，滇西Y部队之宋希濂第11集团军也反攻滇西龙陵以配合，连遭失利。邱率200师增援龙陵城，负责切断龙陵、芒市两地日军之间的联系。邱亲自飞临前线视察，提出“火烧背阴山，水淹龙陵城”的策略。消息传出，龙陵城日军未战先乱。10月19日，国军乘机发动第三次反攻，邱清泉亲自督战，以奇兵断绝日军退路。11月3日，中国军队完全占领龙陵。评价及结局：性格特立独行，暴躁狂妄，打起仗来不要命，人称“邱疯子”，蒋介石曾经拟派邱统率驻印远征军X部队，终因邱的性格不好作罢。邱精通机械化部队建设与作战，曾经带出一系列精锐部队，国军第一个机化师200师以及新22师均由他一手调教；五军远征缅甸大败而还之后，邱出任军长，很快使五军重新焕发出活力，堪称黄埔将领中带兵第一高手。他的排名之所以能排到这个位置，一半因为其带兵有方。

邱拥有黄埔和柏林陆军大学两张金牌文凭，理论与实践同时见长，写理论文章从不要他人代笔，如果不死，到后来刘伯承的南京军事学院和廖耀湘一样当个教员，绝对没问题。可惜的是，邱对蒋向来愚忠，又爱慕功名，解放战争前期进攻解放区极为活跃，后来碰到“中共第一悍将”刘伯承和军事奇才粟裕，结果在淮海战役中连同以第5军为基础扩编的第2兵团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八、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乡县人，黄埔一期，1927年冬曾被蒋介石送往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深造。

抗日名言：将军在一二八事件爆发后的公开通电：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精锐阵容：71军

经典战例：宋素有抗日志愿，留学日本时，曾经组织过1千多中国留学生召开抗日大会，被推为大会主席，遭到日本警察逮捕。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宋希濂曾鼓动所旅营以上干部夜闯军政部长何应钦住宅，请缨抗日，并于1932年2月如愿以偿率部开往上海前线，堪称抗日最早的黄埔将领，经典战例主要有一二八上海抗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日军集中兵力准备突破中国军队庙行镇中间阵地，总指挥张治中将军要求87师（前身为警卫军第一师，后纳入71军建制）261旅旅长宋派一团增援，宋却集中全旅渡过蕴藻浜，侧击日军背后，一举打乱日军进攻计划。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当晚，宋率36师火速加入会战，在江湾天宝路及大场一线，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36师本由警卫军抽调的补充团组成，竟能与日军对阵达2月之久，先后四次补充兵员，官兵伤亡1万2千之多。36师后来纳入71军建制，成为一支抗日劲旅。8月20日，宋亲率一团兵力反击日军，连下数街，直逼日军盘踞的汇山码头，日军为之胆寒，窜入租界向英军投降。1938年9月，宋率71军四个师参加武汉会战，从9月2日开始，宋部在武汉东北的富金山一线与日军12师团激战10天，12师团伤亡过半，五次补充兵员，仍未能攻占富金山主阵地。日军哀叹：“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从9月11日开始，宋部又转移到沙窝一带抗击日军长达一月之久。宋因此荣获华胄荣誉奖章。

武汉会战后期，71军曾被迂回的日军包围，宋从容不迫，竟从日军眼皮底下突围而出。总评：外人称其为鹰犬将军，宋希濂也将大的自述》。十年内战中围剿红军，杀害过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镇压过抗日名将蔡廷楷、蒋光鼐将军的福建人民政府；1948年，本来坐镇西北的宋希濂回南京开会，又被蒋介石拉上内战战车，为蒋介石经营大西南，直到被刘邓大军俘虏。宋作战善守不善攻。滇西反攻中，率领左集团攻击龙陵、松山，旷日持久，部队伤亡为日军数倍；在战斗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又缺乏毅力与韧劲，更缺乏压倒敌人的一股霸气。松山收复后，宋希濂马上卷起铺盖走人，亦是情理之中。抗战胜利后，获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棕叶自由勋章，算是对宋的国内和国际贡献的总结。

抗战后一度坐镇西北，并于1947年6月击退蒙古军队对新疆塔山的侵犯，大大威慑了对新疆图谋不轨的苏联及其卵翼下的民族分裂势力，为维护新疆安全和领土的完整贡献巨大。后来，宋希濂被中共成功改造，晚年虽定居美国，心在大陆。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称宋是民族的“鹰犬将军”。

九、胡琏（1907——1977），陕西华县人，黄埔四期步兵科

抗日名言：1945年，胡琏奉命增援雪峰山战场，老同学要为胡设宴洗尘。胡琏则表示：“军务在身，兵贵神速，救兵如救火，等打败日本鬼子后，长沙再见，共叙友情。”一时传为佳话。精锐部队：18军（号称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整编11师前身）经典战例：胡琏抗战始于淞沪、止于雪峰山，从团长一直打到军长，其中比较经典主要为长江沿线游击战，当阳之战，湘西会战。1938年以后，胡琏率部挺进皖南、苏南，效仿新四军开展游击战，多次重创日寇，堪称黄埔将领中游击战第一高手。

6月，日寇攻陷安庆，利用长江水道运粮运兵，谋攻武汉。胡奉命掩护海军特种兵沿江布雷，阻敌西进。胡琏亲自到沿江侦察日军工事，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战术，四处袭击日军据点、碉堡，掩护布雷部队在长江布下大量水雷，炸沉日军舰船六十余艘，对迟滞日军对武汉的进攻起到不小的作用。1940年5月下旬，日军攻陷襄樊后，兵锋直指宜昌。11师副师长胡琏奉命率部从长沙增援当阳守军。当时汉江北岸大多为日军占领，当阳已成孤岛，许多将领主张放弃当阳。胡琏力排众议，要求效仿张飞当年大闹长坂坡，坚守当阳，为掩护兄弟部队向宜昌增援争取时间。6月9日，惨烈的当阳争夺战打响。11师和日军在当阳和日寇激战一周，双方都伤亡惨重。在战斗关键时刻，胡琏亲率一团兵力迂回日军，日军被迫撤退，日军南下西进的美梦被粉碎。1945年5月初，日军重兵进攻湘西雪峰山，妄图摧毁芷江空军基地。中国军队紧急调兵遣将。胡琏第18军受命从溆浦插入敌后，截断湘黔公路，包围歼灭敌军。

6月13日，胡部前锋部队抵达指定战斗位置溆浦，归第四方面军指挥。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原是黄埔四期同学，要为胡设宴洗尘。胡琏则表示：“等打败日本鬼子后，长沙再见，共叙友情。”接着，胡琏率军在崎岖的湘西山路上昼伏夜出，提前到达指定目的的。17日，18军顺利截断湘黔公路，直捣雪峰山，大部分日军成为瓮中之鳖。评价：就总体而言，黄埔四期学员素质明显优于前三期，四期中又以胡琏最有代表性。胡琏性格最为复杂，擅长投机，早年曾投靠师兄关麟征，后见关麟征与陈诚不和，又投靠陈诚，从此青云直上。1941年宜昌会战中，胡琏11师防守石牌核心阵地，一面写好遗书；一面以“十一师为辞公（陈诚）根基，这样牺牲了可惜”为由，希望由其他部队代守石牌核心阵地。孰料，日军此时也是强弩之末，没等中国军队退，自己先撤了。战况上报后，重庆隆重庆祝“鄂西大捷”，授予胡琏等青天白日勋章。几个月后，胡琏升任18军军长，时年37岁。解放战争期间，胡琏率整编11师疯狂进攻解放区，战斗力极为强悍。刘伯承曾为其总结五大作战特点，要求手下将领注意。中共诸将均以俘获胡琏为最大殊荣，多次重兵围歼，均未成功。

1948年底，以整编11师为基础扩编的黄维12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围，兵团副司令胡琏在兵团被围之际空降以鼓舞士气，又在覆灭之际开着坦克逃离战场。杨勇将军遗憾地表示，宁愿放跑五个黄维，也不放过一个胡琏。1949年10月，金门战役打响，解放军因准备不充分，被胡琏乘机捡了个便宜，消灭登岛的第一梯队，被如同惊弓之鸟的蒋氏父子倚之为“柱石”，在他晚年的著述中，津津乐道的当然也是这次战役了。

十、张灵甫：（1903——1947）原名钟灵，字灵甫，因杀妻入狱，出狱后干脆以字代名，重新做人。陕西长安人，黄埔四期步科

抗日名言：常德会战前，将军如此激励士兵：我们应该以自己的优势对付日本鬼子的弱点！经典战例：抗战爆发后，张重返军队，戴罪立功，追随老上司王耀武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战例也多与王耀武重叠，主要有德安大捷、常德会战。

1938年秋，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反攻德安张古山之敌。参战诸团长认为张古山地形险要，易守难关，有畏难情绪，唯独张灵甫力排众议，建议学习《三国演义》中邓艾偷渡阴平占领蜀国的方法，挑选死士劲卒，从背后偷袭张古山。事后，张灵甫亲率敢死队攀滕附葛，成功飞渡张古山峡谷峭壁，一举攻占张古山。日军恼怒万分，以飞机、重炮反扑，张灵甫腿部负伤，仍指挥所团顽强坚守，与日军血战五昼夜，牵制大量日军。接着，国军转入反攻，收复九江以南全部失地，时称“德安大捷”。著名作家田汉将德安大捷编成剧本在湖南巡回演出，把张灵甫也写进剧中，张灵甫因此名声大噪。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张灵甫受命指挥74军58师在常德以北抗击日军两个联队的猛烈攻击，官兵有畏敌情绪，张灵甫便学习共军搞起了阵前动员，战斗打响后身先士卒，激战一昼夜，日军寸步难行。日军强攻不成，改为暗取，将一个联队化妆成平民，乘夜袭营。

当时，58师主力轮番撤下阵地休息，张灵甫却带领一个营的预备队埋伏起来，刚好遇到前来袭营的日军，一举歼灭其大半。战后，张灵甫获四等云麾勋章。评价及结局：张灵甫长期为杀妻罪名所累，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最终赢得国人的尊重。张作战勇字当头，特别有韧性，明显优于邱清泉。衡阳会战，守军投降，他仍指挥58师推进到衡阳市郊。共军对74军也确实存在一定畏战情绪，名将王必成、皮定均等都屡屡败在张灵甫手下。大战孟良崮之前，华东主将陈毅并无信心，猛将许世友以牺牲两个纵队相激，陈始下作战决心。击毙张灵甫后，皮定均花高价为张买了口上好棺材，以表达对对手的敬意。张学习极差，黄埔毕业后一度被分配到预备部队，算黄埔名将中的一个异类；张悟性极好，善于在战争中学习；同邱清泉一样，擅长带兵，严于治军，长沙大火，所部帮助当地民众重建家园、秋毫无犯。可惜这样的精兵良将皆没于内战，如果开上日本本土，至少他的骨灰能象廖耀湘一样进八宝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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