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刚,吕博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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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融下的中国近代大学校园试读：
前言
本书主要探讨中国近代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近代大学时期是中国古典高等教育向现代高等教育转变的重要时期，其跨度虽不足百年，却是历史上校园建设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之一。很多这一时期创建的大学，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中坚力量。虽然经过了重组与扩建，大部分近代大学校园及其建筑，依然是现代大学校园中最迷人的部分。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大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多元文化价值观与教育理念的共存、冲突与融合。这一特征反映到校园空间形态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中西风格折衷并存与相互融合的特点。本书希望对这一阶段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将其系统化地展示出来。
本书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完成的。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及建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成果。本书希望通过横向的比较与一种散点式的分析，从特定的角度展示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设与发展的情况。在编写的过程中，吕博同志完成了大量的文献整理与实地调研工作，并制作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分析图表，对于本书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书过程中还得到很多热心友人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法正。
本书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51108308）资助。冯 刚 吕 博于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2015年10月
引语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又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尽屈辱与磨难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阵痛与挣扎，逐渐实现了蜕变，走向一个新的纪元。近代中国充满了分裂与战乱，屈辱与磨难。然而，新时代的种子总是在黑暗中孕育，挫折常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开拓未来，乱世中亦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近代大学则是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近代”与西方世界史中“近代”的指称有所差异。即使是对于中国近代时期的界定，学术界也有争议。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时期。这种定义的方法与大学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大学校园建设发展的历史大体一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惊醒了国人，自上而下开始进行教育改革，新式学校逐渐产生。帝国主义文化的侵入伴随着军事侵略也一同来到中国，教会大学开近代大学建立之先声。而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与重组，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近代大学也随着近代历史时期的终结成为历史。在中国数千年发展历史过程中。近代大学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它实现了教育理念与实践的伟大转折，奠定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代中国大学的基础，今天很多名校的校园就是以近代大学校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教兴国”自近代起就已经拉开了序幕。第1章中国近代大学校园的建立
中国古典大学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自19世纪末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变，试图以欧美大学为蓝本，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变化不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制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时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突变”。西方先进文化随殖民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以“人文”知识为价值取向的古典大学，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快速转变为以“科学”知识为价值取向的近代大学，进而向现代大学制度过渡。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与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文化教育领域表现为知识活动的取向与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种多元化直接反映到校园规划与校园建筑中，无论从选址、校园形态，还是建筑造型、色彩与材料来看，都不同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不同规划理念与建筑艺术风格在校园中并置、折衷，在对撞中彼此相互融合。
中国近代大学创立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清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洋务派”与“维新派”先后进行了通过教育振兴国家的努力。随着洋人枪炮重新进入中国的教会，在获得很多特权后不断兴办教育，希望将西方的宗教、科学与社会观念介绍到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同化中国下一代领导者的目的，将“庚子赔款”以退款办学的形式，投入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中。民国成立后，地方割据势力与各级政府以发展教育作为振兴国家与地区的重要手段，花大力气建设新的大学。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与海外华侨也是近代大学创办的重要力量，他们倾其所有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近代早期，中国传统书院建筑群随着古典高等教育的衰落而停止了发展，新式高等学校校园建设在当时的中国并无成例可循，本土建筑师也没有类似的规划设计经验，因此我国近代早期大学校园规划多由西方建筑师完成。其中以美国建筑师为主，如墨菲、赫士、凯尔斯等，他们不但将美国校园规划经验介绍到中国，而且在探索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复兴上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吕彦直等本土建筑师在向西方建筑师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杨廷宝、梁思成等年轻才俊学成归来，很多校园规划由中国本土的建筑师来完成。他们将西方校园规划思想与本土建筑文化结合起来，并将西方教育建筑设计方法介绍到中国。这些融合了中西建筑文化精华的校园建筑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大学校园中一道亮丽的景致。1.1洋务兴学
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系受到极大的挑战。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解体，以西方教育体制为蓝本逐渐建立起近代新式教育。晚清思想进步人士，认为封建教育空疏无用，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抵御外侮，富国强民，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提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成为近代教育改革思想上的先导。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选择教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在外来文化强势，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存在严重的矛盾心理。即不愿轻言放弃“正统”思想，又需要西方先进的文化来富国强兵，因此，必然提出一种两面兼顾的做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应运而生。“中学”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先师贤圣立教之旨，是“治身心”的“内学”;“西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教育、赋税等方面的有效经验，是“应世事”的“外学”。这种“中学”与“西学”的并存与竞争，对于大学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校园建设无不产生极大的影响。两种文化此消彼长的并存与融合反映到大学校园与建筑建设中，才出现了一些中西建筑并存、不同规划理念相互融合的校园规划。甚至曾出现了像山西大学堂校园中学专斋、西学专斋并存，“大成殿”与西式学堂建筑并存的有趣现象。
1861—1894年，清廷洋务派官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开展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和学习西方工业化。清政府及洋务派认为“外国之强盛，多赖其船坚炮利；中国之常蒙欺骗，多因不谙西语。”故为了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军事与技术人才，洋务运动共创办语言、军事、技术实业类洋务学堂30余所，从教学内容、方法、培养目标上看都明显有别于传统官学、书院、私塾等学校。1862年，洋务派创建了第一所外国语学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外国语人才和外交官。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改良维新思想高涨。有识之士认为“西学重于西语，人才重于一技一艺，”大力呼吁发展新式教育。天津海关道盛宣怀1895年奏请光绪皇帝，于天津创立“北洋西学学堂”，开封建官吏主持下，效法西方模式创办新式“大学”之先河。天津自金、元以来一直是“京畿门户”，近代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与北方的水陆交通枢纽。鸦片战争后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多国在此设有租界，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天津还是“北洋”的中央地带，也是洋务运动的中心，曾开办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正是由于这些优越的条件，北洋西学学堂创办于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天津西学学堂学制完善，经过预科与本科各四年完成培养。其教学内容与方法引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具有进步意义。北洋教学水平很高，头等学堂毕业生不经考试就可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因此北洋西学学堂被视为近代第一所官办新式大学。1896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命名为“大学堂”的高等学校。1901年，清政府谕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大学堂”，各地纷纷响应，两年间兴建多所大学堂。但至清末发展稳定的仅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少数几所，成为清末国立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
北洋西学学堂最初以原博文书院为校舍，后搬迁到天津西沽武库废墟一带。1903年，校园东端建成教学大楼一座，采用了钟塔、拱廊与柱式的手法，具有明显的西洋古典主义风格（见图1-1（a））。唯其主入口拱门上方装饰的双龙戏珠的图案明示了奉谕建校的背景，不妨也可视为一种中西合璧（见图1-1（b））。北洋大学堂是今天津大学前身。天津大学百年校庆所建的纪念建筑再现了这一特殊的装饰图案，以昭示校园百年历史的传承。经过多年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初，北洋工学院（1928年更名）已经建成分区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的校园（见图1-2）。校园发展过程中，保持并继续完善了建校之初存在的东西向轴线，1933年建成南楼（见图1-3（a））,1936年建成北楼（见图1-3（c）），中央围合绿化庭院，形成完整的绿化景观。南楼与北楼的建筑立面均采用红色清水砖墙，设计强化竖向线条在构图中的作用，南楼设计更富于细节，而北楼设计追求简洁明快。有趣的是，1930年左右建造的校门北侧的办公用房“团城”（见图1-3（b）），却采用了青瓦坡顶、灰色清水墙面的砖木结构平房，外墙上装饰有雉堞。中西不同风格的建筑戏剧性地并置在校园中心区。图1-1 北洋大学堂（a）教学大楼；（b）入口图1-2 北洋工学院1935年平面图图1-3 北洋工学院内的主要建筑（a）南楼；（b）团城；（c）北楼1.2维新兴学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对日割地赔款，又一次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只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试图效法明治维新，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以救亡图存。维新派认为维新办法，必须从废科举、兴学校做起。1896年，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明确地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康有为也向光绪帝指出“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了总理衙门上奏的《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并委派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筹备京师大学堂。中国第一所中央直接创办的大学堂正式成立。作为与旧时中央官学同等地位的最高学府，光绪帝在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时就要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戊戌政变”后，新政基本废止，唯大学堂因其为“培植人才之地”得以幸存，成为维新变法的唯一硕果。京师大学堂不但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是一所类似国子监的教育管理机构，可以管理各省学堂。正是这种领导地位，促使清政府花大力气建设校园，以在国内做出表率。虽然由清政府直接筹办，但京师大学堂自成立起，其教学的价值取向就与传统中央官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教学内容中西并重、观其会通，造就通才，发明新理。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分为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程科、商科等分科，形成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1912年，国民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
京师大学堂初建时校舍布置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硕和嘉公主旧邸（图1-4、图1-5）。1900年，校园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1902年，张百熙受命重建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学校扩大规模后，现有校舍规模不足以容纳未来学堂的发展。而且，作为朝廷直接开办的大学，如果没有很好的建设，对于国家的声誉影响很大，无法向世界展示变革与图强的雄心。很多地方学堂的规模都强于京师大学堂，现有校园建筑也无法为地方做出表率。京师大学堂进行了又一次扩建。图1-4 和硕和嘉公主府改为京师大学堂校舍后内景图1-5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原公主府梳妆楼）
京师大学堂的校园规划结构基本延续了公主府原有格局，并根据建筑不同功能进行了清晰的功能分区（图1-6）。校园西侧为学生宿舍，从布局的建筑设计都参照了书院建筑。东侧为学校操场，以解决原公主府地块没有体育教学设施的问题。中部区域为教学区，通过不同方向的轴线组织，将旧有建筑和新建建筑有机结合为一体。新的大学堂在充分利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布置出两条平行的南北向轴线。校园正门是原公主府大门，为五间三开大红门。校前区由倒“凹”字形平房围合，形成校园与城市的缓冲空间。北面正中穿堂间连接了一条将教学区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道路。入口轴线自此道路分为两个独立的分轴线，各自具有不同的规划结构与建筑风格。中央道路西侧是原公主府建筑的主轴线，是典型的纵深发展的院落式布局，南侧就是后来作为大讲堂的公主府银安殿，轴线的尽端则是由二层的公主梳妆楼改建而成的藏书楼，与中国传统书院讲堂——藏书楼的空间序列关系基本一致。道路东侧新建两栋建筑，南侧是后来的数学楼（南楼）。北侧为一栋平面接近“工”字形的建筑，作为生物馆（北楼），其主体采用了朴实无华西式风格，局部以柱式加以装饰强调。大礼堂前设计了一方形广场，与数学楼形成一东西向次轴线，将两条平行主轴线联结为一体。1923年，李四光先生担任二院庶务主任期间，亲自带领学生对大礼堂前主广场进行了环境设计，在纵横两条轴线的交点建造了荷花池及其上的日晷，点明了空间主题（见图1-7）。总体而言，京师大学堂对于新旧建筑共存的建筑群体规划处理的还是恰当的。考虑到校园新旧建筑结合的特殊情况，这种别出心裁的轴线空间组织很好地结合了基地条件。它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中西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现状，也是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办学理念的一种体现。图1-6 京师大学堂总平面图
现存京师大学堂“数学楼”是校园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见图1-8、图1-9）。大概是为了表现变革图强的决心，这座二层砖木结构的教学楼采用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被称为“大洋楼”。建筑总高11.45米，每面长27.05米，内部十字形走廊将平面划分为每层四间方形教室。建筑四周均以拱廊形成外廊，四面等高不等跨的共36个拱，形成了连续的韵律感，后退的内廊在立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光影效果。建筑采用灰色清水砖墙，使建筑融入北京城民居的主色调。拱与拱之间装饰有精美的以动、植物为主题的砖雕，二层排水孔设计成为铜钱样式，这些细部处理都给单调的建筑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见图1-10）。虽然建筑本身采用洋风，从材料到装饰，中国的元素依然有意识无意识地渗透其中。图1-7 大礼堂前广场望数学楼和生物楼图1-8 京师大学堂数学楼图1-9 京师大学堂数学楼立面图1-10 数学楼拱廊细部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上奏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关于高等教育的部分中，规定大学堂分为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三级。并规定分科大学共设七科三十五目，基本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学院和系。1903年6月，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学分科又增加经学科。1905年，“学务大臣奏请设分科大学折”中提到，“查奏，定大学堂章程分列八科，目前骤难全设，拟先设政法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以备大学预科及各省高等学堂学生毕业后考升入学。此外四科，依次建置”, “大学[1]堂规模宜求完备合法……自应照章兴筑，以免临时贻误”。为设置分科大学，奏折还建议在德胜门外原举行武举会试的演武场择地兴建新的校舍。
甲午战争后，经明治维新而国力日盛的日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维新派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师来改造中国，很多忧国忧民的青年希望赴日学习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强盛的方法。而且由于“文字较近，课程较速”, “传习易，经费省，回国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日本逐渐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自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学生赴日留学。1903年张之洞奉诏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进一步促进了留学的热潮。1905年废科举后，赴日留学达到了高峰，1906年达八千人之多。此时日本高等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力较美国更大，日本的大学也自然成为京师大学堂首选的建设范本。梁启超最初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曾“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总理衙门奕劻等奏办大学堂工程折》中也提到“臣等奉命承修大学堂工程，业经电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将日本大学堂规制广狭、学舍间数，详细绘图贴说，咨送臣衙门参酌办理”。
但由于种种原因，分科大学的建设迟至1908年才开工。此时，预科学生即将毕业，如不加紧建设，校园建筑将不能满足使用要求。1908年7月《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中，提出对德胜门外新校址“详细勘估，圈筑地基，绘具图示，分建各科大学”。并认为建校应积极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新思想，提出“分科大学现拟开办，兹当图始之时，举凡审定规制，建筑堂舍，厘定学科各事宜，极为繁重，亟应派员出洋考察，以资参政”，并建议派在学堂理事的官员“拟即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其一切建筑设备事宜，亦即详细调查”。最终选定的建筑师是日本近代建筑师真水英夫。且由此奏折可见，开始建筑设计应该是1908年7月后开始进行的。真水英夫189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6—1902年在文部省任职期间曾赴美考察，在华工作期间著有《天津志》。真水英夫任日本驻华使馆建筑师时，曾主持设计与建造北京日本公使馆新馆，采用了具有明显西洋特征的设计手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建设的年代，墨菲、凯尔斯等西方建筑师还没有开始在中国的设计实践中崭露头角，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建筑大家也还未成长起来。而此时正值赴日留学的高峰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庚款办学还未开始，日本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正值最高峰。选择熟悉中国的日本建筑师设计京师大学堂的建筑，应该也和墨菲设计清华学堂一样，是一种对当时最高设计水准的追求。
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将大学堂办学费用移作军费。由于新校舍未完工，学校并没有迁入，但完成的教学建筑的设计质量还是很高的。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建筑为两层，采用砖木结构与坡屋顶。建筑风格为混杂了多种西式建筑处理手法的折衷主义风格，立面构图别有新意，虽手法混杂，但比例处理较恰当。墙面采用灰色清水墙面，与京城建筑的主色调相协调，局部饰以红砖，以打破灰色调的沉闷。相比而言，中间的理科与经科楼，细节处理丰富，两侧的文科楼等建筑则相对简单。外墙材料以砖为主，即使是复杂的古典建筑构件也由砖砌筑后磨成，以砖材料来模仿石材建筑的局部处理，显得建筑细部非常丰富。
庚子国变后，满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庚子新政，其改革举措比1898年的戊戌变法更广更深。在文教领域，维新派关于教育制度改变的主张不同程度得以延续。1902年起，改文科，废武科，废八股文体。1905年，废除实行了两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代之以西方的学校制度，由此产生了出国留学的高潮。1902，清政府下令，全国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奏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是中国系统化的学堂制度的开端。它将学堂教育分为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三大级别，七个等级。改变了过去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书院，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教育体系。虽然1895年北洋大学堂已经建立，这一制度的颁布为近代官办大学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会同荣庆修订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进一步完善了新式学堂的教学体制与教育思想。虽然这一学制依然提出“无论何等学堂，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教育本质上仍为以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核心，但近代教育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近代大学在新式学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起来。例如，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三江师范学堂（后改称两江师范学堂，见图1-11）就是为学校培养师资而成立的。这些晚清时期，政府自上而下兴建的学堂或大学，从教学理念、内容与学制上，都与传统官学与书院有很大的差异，校园建筑也以新风格居多。除利用现有建筑外，洋务派与维新派建立的校园建筑无不选择以折衷主义居多的西洋风格，以求彰显破旧立新的决心。而反观西方教会建立的学堂与大学，则更为理性与冷静，多选择中国传统样式，以更加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图1-11 1909年落成的三江师范学堂“一字房”1.3庚款兴学
1900年（庚子年）因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胁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面对国家积弱、列强欺凌的现状，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积极推动中国青年一代出国学习新的思想与科学技术，以求强国安民。早在1872—1875年，清政府在洋务派主持下，就曾先后分四批派出120名12岁幼童赴美留学，其中就有后来积极促成“退款兴学”的驻美公使梁诚（原名梁丕旭）。进入20世纪后，在清末新政的鼓励下，出国求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选择留学英、美、法等国家，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拙，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改为留学日本。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很大程度上出于实现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与维护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扩大在中国青年一代中的影响力。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针对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现实情况，于1904年年底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减免部分拳乱赔款，资助清国留学美国》的建议书，并得到了美国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在美国政界高层的支持下，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向海约翰提出“赔款核减”。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提出：“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2]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中正式提出：“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2]遣学生来美留学。”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议案，授权总统退款。
美国从庚子赔款中共分得白银32939055两，于1909年起开始分期退还部分赔款，以在中国建立选派与培养学生赴美留学的教育系统。清政府外务部庆亲王照会美国驻华使馆公使柔克义：“（自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前四年每年遣送100人至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50人赴美留学，一直至该项退赔款用毕为止。”1909年9月，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第一批留美学生，共录取47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1908年10月28日，清政府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签署《派遣游美学生规程（草案）》，其中规定外务部负责创办一所“留美培训学校”，即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1924年年底，美国政府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对美赔款全数退还。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充作兴办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虽然出自不同的目的，从长远效果而言，庚子赔款的很大一部分对于我国近代大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成立于1911年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被普遍认为是清华大学的起点。1909年，清宣统皇帝批准外务部、学部提出的《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确定了“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3]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并且，同意将内务部所经管的荒废已有时日的清华园旧址约450亩，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这一时期的校园东、南以万泉河为界，西至古月堂，北至今明斋前道路一侧（见图1-12）。其后，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一是因为园内悬咸丰帝御笔“清华园”匾额，更名以示敬重；二是由于学校培养的学生仅一部分赴美留学，原名称有以偏概全之嫌。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1912年10月17日，更名为清华学校）。图1-12 清华大学1914年以前的校园平面
早期的清华规划与建筑设计作品中，美国大学校园规划与设计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趋势源自清华学堂诞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其从教育目标、内容与方式，无不借鉴美国的体制与经验，采用西洋风格的建筑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与当时效仿西方模式改造与治理中国的大的社会氛围相呼应。时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邀请来自纽约的，顺泰洋行的埃米尔·斐士（Emil Sigmund Fischer）来承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建筑。虽然已无法考证清华学学堂早期建筑是何人设计，是否是斐士本人的作品，但其设计大都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而以西方建筑为范本。例如采用二层砖木结构，立面为青砖、红瓦、法国“孟莎顶”的折衷风格的清华学堂设计与建筑质量非常高，一直是清华校园建筑的代表作品（见图1-13）。图1-13 清华学堂主入口
周怡春任校长后，向外交部呈文提议将清华学校办成完全大学。并力主建设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大学”，认为“在建筑设计上完全采用中国式的风格，将会带来大量的制约与局限”, “建造一个使用西方技术和西式风格的房屋，比建造一个现代版中式风格的房屋在经济[4]上合理得多”。1913年，清华学校购清华园西侧近春园与长春园东南隅，面积480亩。1914年，周怡春聘请同样具有耶鲁大学教育背景的墨菲（Henry K. Murphy）及其合伙人丹纳（Richard H. Dana）来主持新的校园规划，并设计新校园的主要建筑。虽然此时雅礼大学已经完成设计，但墨菲所倡导的“适应性建筑”并未在清华校园规划中体现。清华1914年校园规划与单体建筑设计，无不表现出了明显的美式校园的特征（见图1-14、图1-15）。这版规划将校园分为西侧的综合大学部分与东侧的留美预备学校部分。留美预备学校部分的规划是在原有清华学校校园基础上的完善。由于保留了工字厅建筑群的中式建筑，并由斐士建造了很多西洋风格的建筑，这一部分的规划结构并非十分清晰，建筑风格也难以统一。墨菲的设计希望采用一条新的校园景观轴线将校园不同部分从空间上统一起来，形成明确的校园中心。新的规划以新建大礼堂为轴线与空间景观的核心，两侧布置建筑，围合出中央广场空间。这一部分的规划明显地体现出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代表的“草陌式”校园规划结构的影响。由于原有建筑与空间的制约，两侧的建筑无法完全对称，但这种结果反而避免了完全对称常造成的过于严肃的效果。西侧在新并购地块上规划的综合大学，则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做起。校园由明确的轴线控制。以中央岛与湖区为中心，沿湖四周设置教学建筑。纵横向轴线相交于湖心岛中央的图书馆。这一规划采用了纵横几乎对等的轴线来控制校园空间结构，中央由集中式建筑来控制整个空间氛围，强调向心性与空间的围合，校园前部又采用两座对称的建筑来强化纵轴线的层次感。这一规划结构与单一线性的美式校园有所区别。由于各方面原因，西侧的校园基本没有建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近代清华校园就是以大礼堂来组织空间轴线的留美预备学校部分，一个典型的美式校园空间。
1914年的清华校园，不但在规划层面上，单体设计上也体现了典型的西方建筑特征。建筑由美国建筑师设计；聘请美国工程师雷恩与庚款留美的建筑师庄俊为驻校建筑师；建筑功能以美式校园为标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书院等教育建筑群；建筑造型设计借鉴了“文艺复兴”风格，并以美国大学校园建筑为范本；材料与设备很多直接进口；甚至根据欧美最新的防火规范来进行设计。这一时期建成的清华“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见图1-16）、图书馆和体育馆（见图1-17），与同为墨菲与丹纳主持设计的雅礼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校园建筑有很大的风格差异。选择西式建筑风格，自然有建筑学层面的原因。例如，建筑师认为西式建筑对于空间的利用更为充分，而且，新的规划轴线一侧已经有了斐士所建的西式建筑，更容易获得统一。学校方面也一厢情愿地认为，西式建筑经济性会更好些，虽然这些建筑的实际造价远超预期。或许，中国传统建筑平面的灵活性确实不足，但对于校园建筑而言，这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很多成功的大学校园建筑都采用了简单的矩形平面。大屋顶下的空间通过一定的设计，也可以加以合理的利用。建筑师墨菲与丹纳也并非对中式建筑不了解，同期建成的雅礼大学校园，就很好地运用了中式建筑的风格。清华1914年校园规划到建筑全面借鉴美式大学的做法，究其根本原因，应当是整个学校存在的历史特殊性所决定，它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所建的，采用美式教育体系，由经验丰富的美国建筑师设计，为适应美式大学校园生活做准备而建设的校园。图1-14 1923年清华学校测绘图墨菲规划初步实现后形成的中式园林建筑与美式“草陌式”校园的混搭图1-15 清华大学1914年墨菲规划图1-16 科学馆东立面图1-17 体育馆东立面复原图
四大建筑中，最能体现美式校园特征的建筑，应该就是1917—1921年建成的大礼堂了（见图1-18）。这座建筑，采用了典型的“rotunda”形制，标示了轴线的位置，并成为校园中的视觉景观中心。建筑基本没有掺杂任何中国元素，采用了原型可以追溯到罗马万神庙的立面构图方式，立面严格按照三段式构图，外形比例端庄，红砖墙面点缀白色石材制作的古典柱式与线脚，赋予建筑宏伟的整体感又不失细节。其余三座建筑基本保持了同样的设计风格，立面由集中式转为水平展开的构图，多采用四坡顶、清水砖墙与花岗岩勒脚的三段式构图。立面拱券的组合更为自由，细部处理一定程度上进行简化，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现代建筑的特点。在细部处理上，亦可以看出建筑师娴熟的西方古典建筑设计技巧。例如，出挑的檐部由于处于视线比较集中的位置而加以精心处理。大礼堂门廊采用爱奥尼克柱式，以体现其儒雅之美，而体育馆则采用多立克柱式来体现其阳刚之气。图1-18 清华大礼堂南立面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校长，隶属教育部，不再是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自此，留美求学的高潮逐渐回落，甚至暂停，庚款更多应用于学校的发展，校园建设也转由学成归国的中国建筑师来完成。天津基泰工程司的杨廷宝先生主持了1930年的清华校园规划（见图1-19），这是清华建校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校园建设。
新的规划在现有校园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并对原西区校园重新进行了设计。这一规划将校园新旧部分通过轴线与道路规划结合为一个整体。新区改变了原规划围合式布局，代之以由纵向轴线控制的半围合式布局，教育建筑围合的空间中央为博物馆。南北向轴线经博物馆、生物馆结束于化学馆。这一格局较原设计蕴含了更多沿纵向轴线不断展开空间序列的韵味，与中国传统教育建筑纵深递进组织空间的方法更加接近。而中央广场采用的几何道路与水系的设计，又可以看到西方园林设计方法的影响。气象台、图书馆扩建与生物馆是本次规划完成的主要建筑。杨先生对既有的校园空间文脉表现出谦恭与尊重，其图书馆扩建设计，以及1991年关肇邺先生设计的新馆，成为建筑群体持续发展的典范作品。生物馆的立面设计则表现出了明显的折衷主义特征（见图1-20、图1-21）。建筑整体采用了古典主义的构图与比例，纵横三段式的构图明确，建筑不再采用坡顶，而是强调竖线条的韵律感。入口处做精心装饰，既可看到简化了的装饰派艺术（Art Deco）风格的线条与装饰图案，又可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符号明显的影响。这与杨先生文化积淀与其设计思想的特点不无契合，也基本[5]符合校方“各种建筑之外表样式以简朴坚实庄严为原则”的要求。杨廷宝1930年规划，除生物馆外，原岛屿区的规划基本未能实现，这其中有种种非建筑层面的原因，也是很多校园规划的通病。正如杨廷宝先生所说的，“清华的规划常常是因主持人而异，不同时期，不[6]同主张，结果建乱了，那是很糟糕的”。图1-19 杨廷宝先生主持的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校园规划1—大礼堂；2—图书馆；3—体育馆；4—行政厅；5—科学馆；6—教室；7—工艺馆；8—工字厅；9—教职员俱乐部；10—校长住宅；11—博物院；12—生物馆；13—化学馆；14～19—特种学术建筑；20—医院；21—女生宿舍；22—男生宿舍；23—学生学术会所；24—聚餐厅；25—动力厂；26—警卫处；27—号房；28—气象台；29、30—教职员住宅；31—邮局；32～34—教职员住宅图1-20 生物馆入口局部
1931—1936年，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始参与清华校园的建设，开始了清华校园建设的新的高峰时期。沈理源先生设计的化学馆和杨廷宝先生设计的生物馆是1930年规划中西区拟建且建成了的两栋教学建筑。化学馆采用了和生物馆近似的立面构图方式，弱化了竖向的三段式构图，而强化了竖线条在立面构图中的作用，尤其是入口部分贯通立面的竖线条与檐部装饰花饰，都表现出很强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特征（见图1-22）。据称此建筑模仿康奈尔大学化学馆建造。沈理源先生留学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深受古典主义建筑艺术的浸染，尤其是他设计的很多银行建筑，都采用了古典主义的风格，这一建筑可以视为其建筑艺术由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从其设计的化学馆、（原）机械工程馆与（原）机电工程馆的比较中不难看出（见图1-23），沈先生在校园建筑立面处理上，在古典建筑艺术及其他多种艺术风格的选择与折衷做出了很多尝试，化学馆应为其中的成功典范。图1-21 基泰工程司绘制的生物馆渲染图图1-22 清华大学化学馆图1-23 清华大学各建筑入口立面风格比较（a）化学馆；（b）机械工程馆；（c）机电工程馆
经过这数次大的建设，确立了清华大学近代校园的基本面貌。总体而言，近代清华校园规划与建筑基本上采用了“拿来主义”态度，积极吸收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筑与规划的设计思想，并将传统建筑部分合理地组织在同一个校园空间体系内，这也是今天清华所具有的独特的校园风貌所存在的基础。
虽然美国以庚款兴办留美预备学校的影响非常大，但在华首创退款兴学的却是英国政府。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向西方各国政府提议指出：庚子事变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兴办教育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事件发生。1901年，英政府从庚款中拨出五十万两白银，拟在山西设立中西大学堂，以培养留学人才。后因山西巡抚岑春煊正在筹建山西大学堂，故将两校合并为一校，称山西大学堂，发展成为清末所创立的三所官办近代大学之一。拟建中的中西大学堂则作为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主持，原拟办的山西大学堂为中学专斋。因此，可以说英政府退款兴学对山西大学堂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1902年，山西大学堂于侯家巷购地二百余亩建设新校区，由西斋总教士敦崇礼负责动工兴建校舍，1904年落成。山西大学堂新建校舍规模宏大，布局整齐。设计礼堂的西斋教习新常富曾赞美其“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这张关于山西大学堂早期面貌的总平面（见图1-24），据考应绘于1931—1935年间，此时虽已更名山西大学，但本图应可以基本反映出建校时的校园格局。从空间构图而言，此校园略显平淡，建筑如行列式般排列，空间的开合与建筑之间的呼应似乎考虑得不多。“中西结合”可以说是此校园最大的特征。山西大学堂中西两专斋教学相对独立，规划上分区明确，西面为中学专斋，东面为西学专斋，中央为公用建筑。既有新建的当时全省唯一无大梁和支柱的新建筑“礼堂”，也有红墙黄瓦的“大成殿”（后拆除），殿前高台可以同时容纳五六百人举行跪拜孔子的仪式。中学与西学两区建筑依据不同的教学取向而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中学专斋部分多数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形式，青砖灰瓦，体现了很多书院建筑群的特点，甚至保留了木牌坊作为校门。西学专斋区与校园公共建筑设计则主要采用了当时带有明显西方建筑特征的新式风格。这一中西混搭的校园格局，无疑是办学之初，中西文化教育共存并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教学方式在校园空间上的反映。1917年山西大学校时期建造的工科教学大楼，是整个校园的标志性建筑（见图1-25）。建筑采用了横向五段式与纵向三段式的构图，具有明显的古典建筑特征，而其突出的尖塔又体现出学院哥特风格建筑设计手法。图1-24 山西大学平面图图1-25 1932年摄山西大学校门及主楼（工科教学大楼）1.4教会兴学
基督教会与大学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背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就是由索邦神学院发展而来。美国很多殖民地时期的大学都由教会创办。最著名的有1636年创办的哈佛学院，1701年成立的耶鲁学院和富兰克林学院。教会为达到宗教目的，要求修士及信教者一方面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因此除传教外，教会大力发展教育活动，对欧美的教育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Paul Monroe）曾指出16—18世纪“没有哪一个团体像耶稣会那样在教育[7]上发挥了如此重要之作用”。
耶稣会的教士自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陆续来中国开展教育活动，除宗教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鸦片战争后，封闭的国门打开，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开始在五个通商口岸开办教会学校。早期教会学校多依附于教堂，传教士即是老师，教授的内容，宗教内容占了很大成分，但同时外语与科学技术的知识也随之传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也向内地扩展。教会认为，谁掌握了高等教育，谁就可能输送更多的人才到社会的各关键部门，从而影响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基于这种认识，教会逐步将发展较好的教会中学升级为大学。如广州岭南大学由格致书院与培英书院合并而来，南京金陵大学堂由基督书院、益智书院与汇文书院合并而成。19世纪末以来，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大学有17所。基督教（新教）教会建立的大学主要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及湘雅医学院、武昌文华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天主教教会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津沽大学。而同时期，国人创立的大学仅有清政府官方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以及5所私人创立的大学。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由于科技、经济、军事上的全面落后，不断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强烈的危机感使整个社会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的知识、观念与技术来实现民族的振兴。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寄希望于学习西方以实现改变中国社会现有局面。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初衷并未得偿所愿，中国传统文化却随着国家的落后，全方位被西方文化所超越，表现出强烈的“入超”。作为文化与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的建筑，也被西式风格所占领，从最初的纯正西式风格的教堂到各种西式风格的民用建筑。由于自身的局限，也由于社会盲目、快速地引入西式风格，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事实上从此再没有真正重新主导中国的建筑舞台。虽然建筑对于大学的本质而言不是最重要的，然大学作为社会的文化中心，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因而其建筑风格往往受到很大的关注。近代由国人兴办的大学多全面采用西式风格，即使是部分借用原有古建筑，新建部分依然采用西式风格。教会创立的大学却很多采用传统民族形式，或中西风格的折衷。兴盛于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固有形式运动”兴起之前，大规模进行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术与功能相结合的尝试的，却是西方人主导建立的教会大学。
教会是随着侵略和不平等条约逐步实现合法化并大规模进入中国的，这必然会引起中国民众的抵触心理。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的种种特权及破坏中国主权与违反律令的行为极为不满。为维护民族尊严与现实权益，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反对教会在华活动而引起的“教案”不断发生，几乎遍及全国。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全国范围展开的反洋教斗争。中国民众的反对，使得教会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在华活动的方式。为了维护在华传教的利益，各国教会都尝试改变传教手法，或扩大教会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努力弥合教会与中国民众之间的裂痕，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在文化上，教会希望通过一种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达到一种更好的适应性。“五四运动”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19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同时期发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都对教会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生存，教会大学也必须更大地表明其“中国化”的基本态度。
建筑是文化主要的表达媒介之一，也是最容易影响普通民众的直观符号。中国自古就在其上附加了礼法、等级等政治文化层面的内容。教会大学也乐于借助这一符号来表达自身的立场。20世纪20年代，传教士在开始建造教堂和教会学校时，在风格上表现出对中国传统的尊重，即所谓的“本土化教堂运动”。“当时许多传教士建筑师都有意识地在各自的建筑设计中，尽力去或多或少地表现‘中国本土式’风格，而不是‘西方式’的风格。怀着教化中国人、使他们改变信仰[]的目的，他们试图在建筑上奏响一个文化和谐的和弦。”8这些建筑师希望将西方先进的材料、结构等技术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更加和谐的具有地域性与适应性的建筑形式。这种做法有意识无意识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复兴。
1888年创立的岭南大学，是在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主导下，于中国广州创立的一所不隶属于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最初的校园规划由美国斯道顿建筑师事务所（Stoughton & Stoughton Architects）规划完成（见图1-26、图1-27）。这一规划具有明显的草陌式校园风格，中央是宽敞的绿地，两侧建筑沿中央绿地排列。建筑山墙朝向绿地，主要考虑这种南北向布局与错落排列，有利于日照和通风。中央绿地向珠江开敞，游船可以通过连接水道直接进入校园码头。据称这一规划方案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校园规划方案的影响，这或许和建筑师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不无关系。图1-26 Stoughton & Stoughton Architects设计的岭南大学校园规划结构
詹姆斯·埃德蒙斯（Edmunds. JR. H. A.）1918年担任岭南大学助理建筑师后，对规划进行了修改（此时校园面积约为130英亩，约52.6公顷），增加了一条横向的轴线。整个校园结构可以视为由一条南北纵向轴线将数个草陌式校园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复合校园空间结构。从校园规划图来看，可以说整个校园的蓝图是所有教会大学中最宏伟的，如果可以按计划全部建成，将成为中国近代最宏伟的建筑群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过于宏大的校园规划，至1933年，仅交通系统基本成形，建筑大致形成了两条互相垂直的主轴线，多重交织的草陌式校园并未形成（见图1-28～图1-30）。而且由于岭南大学每栋建筑获得捐赠的时间很不一致，各栋建筑都是独自进行建造，建造年代各不相同，因此不同设计风格的建筑师均按照自己对于总体建筑风格的理解来设计建筑，略显凌乱，不像金陵女大和燕京大学具有统一的校园风貌。图1-27 岭南大学斯道顿规划图1-28 1920年完成建筑分布图图1-29 岭南大学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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